在這股汽車浪潮中，率先而出的是機關團體的自備車。既然公共汽車失去了信譽，為了保證單位的工作，就名正言順地紛紛購置大轎車、麵包車；而為領導同志購置的豪華卧車，則更顯示汽車一族的耀眼。這些車從各個角落蜂擁而出，一齊駛向本來就小家子氣的舊日道路，京城頓時就沸沸揚揚了。京城各界大腕如雲。影視明星、歌壇明星、體育明星、政界名流，還有商業英雄、個體款爺，腰包一鼓，便紛紛開來藍鳥、皇冠，更有寶馬、賓士，頂尖的主兒還能弄輛凱迪拉克玩玩。那加長的如半條艦船的車身遠遠開過來，更是汽車族的佼佼者。京城歷來是各界明星鬥富的舞台，五六十年代比手錶，70年代比自行車，80年代之後就是比汽車。除了那些名牌車如流水的形式外，弄得不濟的如夏力、拉達一類雜牌車的車主，白天不敢往朋友堆里混，只好在夜裡到二環三環以外的線上開車兜風。

看著夷為平地的飯店，G老闆一下子癱坐在地上，哭了起來。鄭州的白吃一條街就這樣消失了……

從1958年起我就是青年突擊隊隊長，和、張百發那時常見面。那時他們修人民大會堂，我們修東長安街。1959年在人民大會堂開群英會時，我們都是代表，所在單位都是先進集體。我們白天開會，晚上住西苑。那時、彭真、萬里都接見了我。當時是木工，張百發是鋼筋工，我是馬路工。說實在的，我們心裏邊確實都有一種自豪感，那時也沒人喊咱是臭市政的。當工人，就是國家的主人嘛！

13米高的鋼筋模板，內徑只有1米，裏面還安著鋼筋和混凝土導管，人在裏面活動的空間僅僅30厘米。賈福順腰系安全帶，手拿振搗棒，登著鋼筋籠，一步步下到鋼模筒里，雙腳斜插|進鋼筋縫裡，在鋼筋籠和導管的窄縫間，半彎著腰開始振搗。這橋柱里要灌築混凝土，要澆築得勻實充分，必須用振搗棒振搗。正是冬天，又值河底風口，刺骨的寒風吹透了鋼板和鋼筋，鋼模筒里，更是周天寒徹，冷得人打戰。因為空間有限，他只能穿單衣才能操作。這樣的條件，不一會兒就凍透了他的五臟六腑。手握振搗棒，像握住了一根冰柱，凍得十指發疼。振搗開始了。鋼模筒里黑咕隆咚，氣溫迅速上升，混凝土外摻劑的混合氣味嗆得他喘不上氣，模筒里開始缺氧，他喉嚨里像塞了一把鹽，虛汗一下子冒出來，兩腿開始站立不住，抖動。振搗機也在抖動，並且發出尖厲刺耳的嘯叫，這是振搗棒碰到了鋼模板，嘯叫聲像水浸泡著他。他的頭頂上滿是混凝土塊，那是導管上部漏下的東西。他心裏有什麼東西翻滾起來，想吐，他想爬到外面休息一小會兒。但他不能，按操作規程，混凝土每30厘米需要振搗一次。這就是他的腳步，他的行程是在13米以內。還有長長的12個13米，這就是他的全部路程。走這段路程，如進煉獄。

中國是人日大國，而北京作為人口大國的首都，市區人口密集居全世界之首。與解放初期比，40年後的今天，北京又膨脹出幾個北京之外，市區人口密度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又增加20%。城區人日密度集中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實際上這兩者是不可比的，就像水果和糧食不可比一樣。這是兩個時代。這種不可比實際上自清末就開始了。清代的交通和歷代王朝相比是最完善的，已經達到封建社會交通體系的盡善盡美的頂峰。但儘管如此，它和同時代的西方相比，立時就相形見絀。試想，一方的道路是為走馬車預備的，路上的內容不過是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而另一方則有了最早的汽車，有了鐵路、郵路、海運等交通體系。到了近代，這兩者似乎就更不可比。當我們的文人墨客騎著毛驢背著一彎風月咀嚼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時候，人家已乘著有軌電車或公共汽車去當上班族了。到了20世紀60年代，西方的汽車工業已經如13中天，私人汽車已經普及，在汽車浪潮滾滾衝擊下，舊有的城市道路難以容納千車競行的局面，於是就出現了上述困境，但這決不是汽車不如步行快。時代如飛車般前行，毫無滯緩的可能。於是，在共和國已進人80年代的時候，當初我們嘲諷別人的風涼話，卻變成了我們眼前的錚錚事實。

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大年初一，大北窯高架橋工程工地上，葛四清青年突擊隊要在通惠橋下圍河造堰，準備打樁。葛四清二話不說，率先扛起200多斤重的草袋跳進冰冷的河裡，其他隊員魚貫而上。從初一到十五，他們共裝運3000多袋土，下河圍堰1000多立方米。緊接著他們又承擔了澆築20座承台的任務。這座承台位於河中心，用草袋壘起的圍堰就是他們的工作面。周圍是水，頭頂是低矮的舊橋，機械用不上，只能靠工人們一鍬一鍬地挖泥。河水不斷滲過來，作業面又成一片泥淖。這裡是人工造成的爛泥淖，來回穿梭的人流把臭泥、爛草、雜物很均勻地攪在一起，河底的氣味十分嗆人。葛四清他們一身泥巴，臉上、手上、身上似乎都被污泥糊了一遍。他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奮戰了40多天，吊出18塊重約兩噸的石塊，拔出大小木樁240多根，如期完成了任務。人們都稱這支青年突擊隊是葛四清泥戰隊。

凌晨3時，正是城市熟睡的時候，天邊已經傳來雞叫的聲音。公司各部門的同志，不管是領導還是技術幹部、辦事員，都像虔誠的教徒去禮拜或是拜謁聖潔的神壇那樣走向工地。大家都戴著紅色的頭盔有人說它是工程的支點，工人們只要見到這紅色，心裏就無端暖熱起來，心裏就有了底數。經理、副經理們自然是排在前頭的，他們在這個時候往往和現場指揮的同志在一起，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工地上燈火通明。城市卻正如暗黑的背景。這時，一輛輛沉重的罐車隆隆地開過來，那上邊裝滿了攪拌好的混凝土，各就各位，一切準備完畢，現場指揮短促的哨聲就洪亮地響了。城市在黑夜中一動不動地注視著這狹長的聖壇，觀看這迄今為止要比所有最時髦的重金屬樂隊還要有分量的演出，是怎樣叩打人們心扉的。隨著號令，罐車的引擎發動起來，機器開始轟鳴，就像教堂里的管風琴厚重的聲浪在湍急地流動。這樂聲是對在場的人們最深情的祝福，是最溫馨的撫慰。澆築開始了，載重混凝土的泵車高揚起鋼鐵的手臂，按照施工員的指令，伸進模板里開始澆築。此時，人指揮著高大的泵車和沉重的混凝土，澆築的場面，增添了人的威風。

從省政府到市政府，若通過信件郵寄，雖說同在一個市，快者當天可到達，慢者兩天才能到達。

這13根橋柱能否在河道通水之前完成，將關係到整個天寧寺立交橋的工期，時間一天也拖不得。在這關鍵時刻，賈福順挺著胸膛沖了上去。

這就是城市建設者的故事。無心者聽來，似也平淡無奇。但只要你有一顆真實不虛的心，你不追逐那些自私的時尚，你就會在腳手架上、鋼筋堆里、水泥板下，在灰里泥里汗里，甚至在血里火里，發現他們的犧牲，發現在都市彩虹的背面，竟生活著這樣一支以吃苦為榮的部落。你就會由衷地尊敬他們，感激他們！

望著站在路旁接受我採訪的魯宗祥，我想：這人究竟能耐住多大量的勞累？

由於北京經濟的騰飛，還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更由於經濟體制的改變，北京過早地迎來了滾滾而來的汽車浪潮。說它過早是因為它使人始料不及，還因為它的迅猛之勢，使城市來不及給它以必要的道路準備、靜態交通（停車場？準備。

從古到今，像魯宗祥這樣的勞動者，這樣以自己低微的身份九*九*藏*書而終其一生、向認定的目標一步步走去的人，在他的生命里蘊藏著最充分的英雄素質，這就是我們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最大秘密！

隨著市區交通量的不斷增長，各交通路口擁擠堵塞現象越來越嚴重。根據1986年9月9日有關單位的調查，在178個路口中，有41處路口嚴重阻塞，其中城區佔23處（56%？。五年之後的1991年，城區嚴重阻塞的路口非但沒有減少，反而翻番增長了。市區內50%以上的路口嚴重阻塞，行車速度已經下降至10公里4，時以下。北京像一個已經重病纏身的病人，它的血脈之道梗塞了。擁有730萬輛自行車的北京，擁有上百萬輛汽車的北京，再加上如此稠密的空間，還有一箇舊的難以打破的框架和腸梗阻般的交通現狀，它將怎樣的步履艱難啊！

咱覺得黨和政府看得起咱，就舍不下這份工作。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三級工不如一溜蔥，原來和我一塊出來當工人的，全跑回家種地去了。當時的農村雖然也很困難，但田邊地頭種點菜，窩窩頭加紅薯塊，總比干挨在城市受苦強。那時我生活特別困難，全家四口人，就我一人上班，愛人長期沒有工作，就靠我一個月50元的工資。全家一天生活費合一塊多錢，咋活？那我頂過去了。我想城市得有修馬路的吧，尤其是咱北京，是首都，沒人修馬路咋行！當時，我想，要說困難都困難，咋沒聽說人家、張百發走呢？他們也是農村人，他們老家也不比俺老家強，既然人家不走，咱就堅持下來給北京修馬路……咱留下來了，我覺得留對了。

隊員們爭著想把他換下來。他卻擺擺手說：這麼大的罪，我一個人受就行了，大夥就別輪流受罪了。

不久前，筆者來到正在建設中的四環路工地，一個建設者這樣對筆者說：工程中，最讓人激動的是混凝土澆築的時候，對我們城市建設者來說，這是一個莊嚴的儀式，我們在這個儀式里，不僅看到物我們為之流血流汗的工程，我們更看到了我們自己，感受到我們的力量和價值。

到了工地，人口處有人攔住，說行人不許通行。我這才想起了李德生給我的路條，拿給那位守門人。守門人說，你要採訪魯宗祥？他剛才還在大橋那轉悠。說著手遮額頭向遠處張望。那不，就在你剛才路過的橋頭，頭戴白帽子的就是。聽守門人說完，我急忙騎車回頭，到了橋之左，果見一頭戴白涼帽的人，以手叉腰，正對橋下的人大聲說著什麼。我忙過去，又掏出路條，說，魯師傅，您好。魯宗祥回過頭，愣愣地看我，你怎麼認識我？我才放下心來，說，誰不認識您，全北京的人都認識您，經常上電視上新聞的。他笑了，邊看路條邊說：一個修馬路的，賣苦力的，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他把路條還給我，又俯身對下面橋底的人吼道：我給你說，那樣不中，你必須把橋底下的東西給我清掉，要不你就別干！聽明白了沒有？橋底一個班長模樣的人忙說，好好，你放心！魯宗祥回過頭來說：咋談？我說，別回工棚去了，就在路邊談吧！他說：那也好，走吧，在那邊323公共汽車站旁邊吧。就這樣，就著工地飛揚的塵土，頂著灼人的陽光，魯宗祥向我講開了：

咱這人沒別的，主要是愛幹活，閑不住，就像農民一樣。農民不種地幹什麼？咱是干這行的，不幹咋辦？要說辛苦，誰不辛苦？農民不辛苦？有的農民一年到頭，種了莊稼收了糧，反而賠錢，難道不苦？咱們總好一點，知足常樂嘛！

這次接受八一湖施工任務后，魯宗祥又一次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他一連幾天吃住在工地，連續作戰使他非常疲勞。工人們給我講了個故事：有一天，職工之家的理髮師傅上工地為我們理髮，理著理著，他竟然睡著了，理髮師傅推都推不醒。怎麼把他叫醒呢？有人說，這好辦。說完，喊了一嗓子：打灰去了（即：澆築水泥）！他立時就醒了。

人口的急劇增加是造成城市交通擁擠的直接因素。從1800年至1950年的150年間，地球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半，而5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增加約24倍。尤其是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長速度尤其迅猛。從古羅馬衰落時期至19世紀初，歐洲還沒有一個百萬人日的城市；但到了1970年，超過100萬人口的城市在歐洲已有30個，全世界有130多個。進入20世紀80年代，全世界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一躍達到270個。預計到2000年，將增加到400個。屆時世界人口的35%，約22億人，將生活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據有關報道，1980年世界上人口在500萬以上的城市為29個，北京在這些大城市中排名第七。排名第一的是紐約，第二是東京，墨西哥城排名第三。但北京的人口密度卻已達到世界之最。

他飄回去了，可是卻找不著自己的家了。

在諸多影響交通的因素中，還有被人忽略的因素，就是無效交通問題。據統計，市區道路被小攤小販或臨時攤棚佔用的現象達6%；人為的交通卡口（瓶頸？佔70%；在有紅綠燈的交叉路口，和國外相比，我們的通行能力要低21%。

每輛罐車大約能裝混凝土五六立方米，但每次澆築一打就是一兩千立方米。這種大規模的施工作業只有現代化工業社會才會有，那場面雄渾無比。全公司有好幾處混凝土攪拌站，它們出售商品混凝土，它們的存在，既能應付大的合同作戰，又可兼顧小的作業。這就是說既能氣吞萬里如虎，又可春風化雨點滴人微。攪拌站的成立，完全是市政公司機構改革的嘗試，是大工業意識的產物。每次現澆，幾乎各攪拌機、站統一行動，紛紛支援前線，於是一輛輛罐車便長龍般魚貫而來。罐車在途中可以邊行進邊攪拌，若路途遙遠，還要使用緩凝劑等。這一切，絕對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可以和任何發達國家相比。

他最後是熱，熱得大汗淋漓，熱得想哭。他不敢停下來，停下來整個工程會因為他而延誤。

元月的一天，薊門橋工地第一項目部經理吳寶成，正在忙碌時，突然接到家裡電話，說父親病情加重，讓他趕快回去。

這就是五六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大城市曾經得過的城市病。

我們或許從如下的典型身上能感覺到北京的崛起不僅僅是物質力量的引發，還有精神力量的催生。

關於馬路，有許多趣聞。鮮為人知的是秦始皇曾經修建過一條世界上最早、最寬、當時也是最長的超級馬路秦直道。秦直道是秦始皇為快速集結調動軍隊和運輸糧餉而修建的。它全長900公里，北起內蒙古包頭市，南至陝西淳化，橫穿陝甘兩省14個縣。該馬路最寬處竟達164米，可供40部大車和100架馬車並排而行。像這等寬的馬路，直到今天，仍可以說是世界之最。這條超級馬路是秦始皇三十五年令大將蒙恬主持修建的，花費了四年的時間，動用了20萬民工。

白吃一條街的店老闆個個都身手不凡，經過這些年的經營，誰沒幾個靠山？可這一次事情卻有些不妙，省里市裡領導統一口徑，誰也不許走後門開條子，否則以違犯黨紀論處。此令一出，竟堵了這些老闆們的口。大概考慮到氣數已盡，老闆們想到了歸路，紛紛思謀撤兵，往別的地方另謀發展。但白吃一條街上確有不甘心如此收場之人物，G飯店老闆就是其中一個。眼見限期拆除的日期已近，G老闆情急之中突然想起了打隔山炮的主意。所謂隔山炮是一句土話，意思是山這邊射擊，炮彈要翻山越嶺，打到山的背面去命中目標。意思是既然省市領導做的決定，你再去碰硬，十有九九藏書八九會碰釘子，但可以隔過他們，去找上邊能轄制他們的人。這個人或是中央領導，或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或是全國著名專家、學者，總之，必定是個有分量的人，他的話雖不是一言九鼎，也能落地砸出個坑來。G老闆急忙率部趕到北京，使出渾身解數，打通關節，疏通關係，把隨身帶的銀子大把大把往外掏，終於找到了一個替他們說話的人。

可是剛放下電話，工地上卻出現了問題，需要馬上召開碰頭會，研究解決的辦法。不能讓全工地停工停料，等著把家裡的事處理好，再回頭管國家的事。自古忠孝難兩全，還是繼續開會吧。他是在心裏流著淚開碰頭會的。

一問鄰居，鄰居說，早搬走了，一星期前就搬走了！問搬哪了？鄰居笑了：咱倆誰是掌柜的？你都不知道，我哪能曉得？

丈夫在工地上太勞累了，已經幾天幾夜沒有合眼了。這一天丈夫回家了，吃著飯就睡著了。妻子趕快把丈夫扶到床上，把門鎖好，就到工地來了。她對工地領導說，丈夫病了，今天來不了啦。誰知丈夫醒來發現被妻子鎖在房裡，就從窗戶跳出來到了工地。丈夫的突然出現，使妻子很尷尬很惱火，但更心疼。她大哭道：你還要命不要命？你這不是自殺嗎？這是發生在工地上的真實故事。

他是隊上的合同工，是農民，是北京市政工程局招來的。局裡從河北冀縣、定州，山東費縣、淶水、泰安，廣安，浙江平陽等地招來一批工人，他們將要為北京市建設增添光彩。正是麥收的時候工地上的活兒也到了嗓子眼，都卡到了一塊兒。他無法回家收麥，就是隊里讓回，他也不好意思回。他會修理技術，這是他在部隊當兵時學的。翻斗車壞了，壞的不是一台，而是好幾台，就像病人等待救治，他不能丟下不管。

他抱著村頭的大槐樹結結實實地哭了一場，又趕回了北京，趕回了工地……

解放初，共和國從國民黨政府手中接管的北京可謂滿目瘡痍。109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區範圍內沒有一條貫通全城的東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交通幹道。全城只有鋪裝道路215公里，而無鋪裝狹小衚衕卻多達3000多條，總長約70公里。在最初的日子里，新政權和剛接到手的舊北京相安無事。這是一段溫馨而平和的日子，剛剛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北京人，仍然是和著往日生活的悠然節拍。若出外做事，或者步行，或者三輪車，或者有軌電車，或者公共汽車。那時的北京市80%的城市戶口集中在舊城區，人口密度達2.3萬人平方公里。應該說，人還不算太多，共和國婦女的生育高峰期還沒有到來，街上還行走牛馬、大車、三輪車、少量的私人小卧車和公交車，而道路並不顯得擁擠，清清爽爽的。尤其是西直門到海淀的那條馬路，雖然是黃土沙石，雖然是彎曲有致，但單看夾路那高達數丈的垂柳，一棵挨著一棵，每當夏濃或者秋深，滿目柳絲飄拂，滿耳蟬鳴蟲唱。真是文人騷客刻意追尋的意境全鋪在這條沙石土路上了。京城內還有一條美麗可人的路，那就是經北海穿過皇城的路。過去皇城未拆，從東向西繞過後城。自打通后，便可向晚踏夢，或雇一人力車，或踏一單車（那時自行車可是奢侈品？，就著將了未了的霞色，掠過皇城那些金鰲玉棟，閃過那些玉欄瓊閣，抬頭望空，就真見一輪圓月冰清玉潔水淋淋地掛在城郭之上了。再低頭看那橋下的汩汩逝水，便生出了讓人心疼的美感。關於路的美學，關於一條路會生出這麼多美麗的感受，大概也只有中國的馬路才獨有吧！

母親已經精神失常了。母親已經認不出他了，母親已經不會哭了。

據說他從13米高的橋柱上下來的時候，是被人攙扶著下來的……

馬路的稱謂始於清代。清人將皇家官路稱之為官大馬路。百姓無忌，乾脆將官字去掉，便稱之為馬路。各省內部州縣之間的通道稱為大路。大路朝天，各走半邊的說法大約正是從清代流傳開來的。清代官馬大路，即國家級官路，以北京為中心，在京城東華門外設皇華驛，作為全國交通的總樞紐向全國各省輻射。

時鐘指向零點的時候，大鍾寺的鐘聲悠然飄來。這是向建設者祝福的聲音，是特意獻給過年不回家的人們的一份厚禮。突擊隊員們情不自禁地放下手裡的活兒，一齊和著鐘聲喊著。隨著鐘聲的結束，小夥子們一起歡呼起來。他們興奮地打著焊槍他們以焊花做禮花，迎接新的一年的到來。

13根13米高的灰白色圓柱，像巨人的手臂支撐著天寧寺立交橋。為了這13根橋柱，232青年突擊隊隊長賈福順像是經歷了一次煉獄之行。

因為工地上的人們什麼也不缺，就是缺覺。尤其是幹部。給他們兩個小時睡覺是最大的獎賞。

你問我干這行多少年？從1953年到現在，快一輩子啦。我是河北獻縣人，自打幹馬路工之後，就沒挪過窩。剛乾這行時，哪有什麼機械化，都是人力，洋鎬洋鍬的，還是農民乾的活。那時路上還是人工拉車，就是那種洋包車，從八王墳往三間房那一路都是。剛開始干馬路工，活兒苦呀，說馬路工天生就是受苦的，一點不假。我那時才16歲，但幹活沖。我們挖土方，從八毛到一塊地分六個等級，我第一個月就挖了17立方，掙到一塊二，以後我掙最高等級了。那時修馬路還是用來打夯，或是用石磙碾。那時一天下來，腿上不去炕。要這麼比，現在比過去可好多了。

人出行便要使用道路面積。不管是步行，還是騎自行車、乘車，都要使用道路面積。出行的次數越多，佔用道路面積越大；道路的空間就越小。從交通理論上講，非社會化的交通因素越多，就越會引起交通混亂。但是，我們偏偏是非社會化交通形式佔據著主要地位。使北京市民深感頭疼的是乘車難問題。由於人多，便出現了道上車擠車，車上人擠人的局面，許多擠車故事和擠車文化應運而生。譬如有人形容車內擁擠時說：這是城市的垃圾車、是沙丁魚罐頭、把人擠成相片啦等等。而把人擠死的踩死的、車門夾人跌倒摔死者時有發生。人們視公共汽車如畏途，上一次車如闖一次關。力市裡流動人日有200萬之多，這些外來人大都乘公共汽車出行，因此，相當一部分市民便只好選擇自行車的出行方式。

今天，當時代的嬗變飛躍過了許多過去的觀念時，工地上可曾還有青年突擊隊的旗幟嘩啦啦地飄著。

接著就是那段長180米污水管的勾管縫任務。這條污水管的直徑是0.7米，每根管子長2米，全段掐頭去尾共有89個管縫。這活兒又苦又累，即使只在管道里爬行，也會大汗淋漓，何況還要施工。人們都面有難色。王俊軍又主動請戰，承擔了這項任務。

他想起了可憐的兒子，兒子太小，太小，才11歲，就下田收麥了。

鄭州市的拆城之風是從龍年之春開始的。因為市委市府這次的決心大，所謂的一二三等地段的違章建築者無法抵抗，紛紛棄甲丟盔逃之。只是白吃一條街根深葉茂，一時很難撼動，於是就徐緩圖之，放在其後階段拆遷。但圍而不打，卻給白吃一條街的店老闆們贏得了走後門的時間。

建國之初，完全體現共和國風格的十大建築在北京開始興建。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從那時起，人們的精神生活里就有了對城市、尤其是對人民城市這種嶄新稱謂的傾情關注。

市場經濟催生出簇簇朵朵無邊無際的公司，每個公司以經濟效益為第一目的，於是就有了許多拉貨的車輛出生。貨車出行的麻煩更大，一是它使用的道路面積大，二是總在上班的高峰時問出行，ｒｅaｄ•9９ｃsw•ｃoｍ使本來就忙亂的城市交通，更是雪上加霜。

按照施工員的指令，每輛罐車都要在規定區域推心置腹地傾訴一番，最後卸掉一身重負，輕裝轉向另一戰場。如此一個澆築的過程，機聲隆隆，人卻靜默如鐵。

魯宗祥是久經沙場的市政老將。1989年，他的小隊曾在釣魚台國賓館施工，白天常有外事活動，不能施工，他就利用晚上干。國賓館里若堆料積沙會有礙觀瞻，他就做到活兒完料凈。只見新路長，不見修路人。他們的文明施工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稱讚。首都機場候機樓擴建工程修建棧橋之前，給張百發打電話：請給我派一支最過硬的隊伍來，把王牌軍給我派到機場。張百發說，好吧，派魯宗祥去。魯宗祥果然不負眾望，五個月就乾淨利落完成了任務。

北京迅速膨脹起來。1949年，北京市區擁有各類建築僅2050萬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積為1350萬平方米。如今，市區用地範圍已由1949年的109平方公里擴大到390平方公里，市區擁有的各類建築面積達1.7萬平方米，為解放前的11倍。1979年之前，北京旅遊定點飯店僅13個，客房4450間；到1987年底，旅遊定點飯店已增加到97個，擁有客房24296間，比1979年分別增加了7.5倍和5.5倍。1987年之後，北京旅遊定點飯店已接近150餘家，接待旅遊人數（外國及港澳台旅客？達200萬人之多。

而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交通建設投資與城市基建總投資額的比例均在10%15%左右。

他接到家裡的電報，就是這一紙電報把他從工地上催了回來。正是收麥季節。金黃的色調把人的眼睛晃得發酸。他的淚掉下來了。

說什麼呢？先給你介紹一下八一湖工程吧！它的難點是：這裏不能斷水！東部的工業用水和農業用水都要從這裏過，不能中斷。我這一段要做三個橋：玉淵橋、玉南橋、八一湖橋。這三個橋先拆后建。不要說建，就是拆，難度也挺大。橋下貼著中央電視台的光纜線，中央電視台每天都工作，碰不得，摔不得。過去拆舊橋，用炸藥一爆就得，這次可不行，得先把光纜很小心地從橋下拆下來，再用木板護住它，挪在一邊，很小心地看護著。除了這光纜，別的管線也很多，都要小心護理。三個橋的面積9900平方米，八一湖橋最大，6300平方米，混凝土現澆面積4516平方米……

有了圖紙，僅僅是開端，放大樣才是他們真正的工作。放大樣只能在戶外進行，蹲在毛鋼上畫出20多米長的一片梁的樣子。時值隆冬，為保證丈量精確，操作時不能戴手套，手指接觸冰冷的鋼板，西北風刀樣地吹來，刺骨鑽心，手上裂著血口子，但沒人退縮。他們先用經緯儀畫出基準線，然後一米一個點用三角板標出該點拱度。為保證鋼樑上標出的曲拱各點與基準垂直，他們必須在基準線上選出一個點，利用勾股定理，驗證該線是否與基準線成直角。放一片鋼樑大樣，一蹲就是半小時，人都凍僵了。但他們不能停歇，又繼續放大下去。就這樣，他們共標出5000多個點，畫了92片鋼板，連成了這條76米長的鋼鐵脊樑。

城市道路的擁擠，阻梗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北京人的心上。80年代的北京，真正舉步維艱了。

可是，母親卻笑起來，問：你是誰？

這種比例的直接後果就是城市交通的自行車化。據1988年統計，北京有自行車730萬輛（登記牌照車？。這730萬輛自行車若一齊出動，以兩米的間隔計算，就是1.46萬公里，可以從北京排到莫斯科還有餘。這種非社會化的交通形式發展的結果，將會使北京車滿為患。即使馬路修得再多，也很難使擁有730萬輛自行車的北京市民們滿意。

新春到了，薊門橋工地的頂管坑也挖出來了。但由於是在路邊，過往車輛多，容易坍塌。為保證施工順利進行，雖是午夜，劉振民青年突擊隊卻留了下來。

父親病重住院是在前幾天，那時醫院要求病人家屬陪床。他很想在父親床前盡孝，陪他哪怕一天兩天，也算對得起父親的養育之恩。但是，不要說是一天，就是一個小時也抽不出來。工地上跟打仗一個樣，一個小時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情，百年工程，不可有半點懈怠。於是他就讓母親在父親身邊陪護，自己仍堅守在工地。他白天在工地忙乎，晚上抽空再去醫院看父親。

13個13米像煉獄一樣的行程，賈福順走下來了。他一個人完成了13根橋柱的任務。

就在這天夜裡，父親去世了。

一會兒，經理走過來，對大家說，奉局長之命，每人一個床位，從現在開始睡覺。任何人不許外出，不許串門，不許走動。兩個小時后我和副經理叫醒大家。

魯宗祥是全國勞動模範，他們施工隊是市政工程局的王牌軍，張連生局長的特種部隊、白虎團，幾乎所有硬邦邦的名號他全占上了。事先，很多人告誡我：你要採訪他，得提前預約，要不很難找到他。對採訪他這樣的忙人，我十分有經驗，預約是萬萬不能的。工地上的事多著呢，一會兒一變，怎能約准？最可靠的是不打招呼直接去工地。施工如打仗，工地如戰場，而作為一公司六分公司的指揮員，他魯宗祥不在工地，還會在別處？

金水大道又寬敞起來……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三個直轄市市民出行選擇自行車與公交車的比例是：天津8：2（騎自行車者佔8成）；上海：6：4（坐公交車者佔6成）；北京5：5（各佔一半）。由於我們發展公交政策存在缺陷，近年來，公共汽車行業出現嚴重萎縮，市民出行選擇公交車的在急劇下降。天津已由8：2變為9.3：0.7（乘公交車者連1成也不到了）；上海由6：4倒為4：6；北京是6.3：3.7（乘公交車的已減少到3.7）。

我們這一段比別的工區動作要晚，別的工區是去年12月份領任務，我們是今年1月份才開始施工。我們要趕在汛期之前竣工，計劃的日期是6月15日。這樣滿打滿算連拆帶修才五個半月的施工時間，確實夠緊張的。現在經過多天苦戰，八一湖橋的全部砼（即：混凝土？現澆任務已經完成，排架已經拆卸，模板也已拆除，離6月15日通車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魯宗祥是英雄。

G老闆就這樣很順利地拿到了力保飯店不拆的尚方寶劍。據說這是用若干重金攻下來的寶劍。

北京首先領略到了這片旖旎春光。它如魚得水。1988年，北京市的工業總產值已達571億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已達到一個新的水平234億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已達938億元。北京在經濟建設的熱潮中獨領風騷，走在了許多城市的前頭。

伴隨澆築的振搗是一個長長的工程。需要用心一點一點觸摸，精細而又耐心。振搗常常是連續作戰，有時是連續72小時，有時是連續100小時，人是可以換的，但機器不能停。這綿長時問的勞動，消耗著無數工人的體力和耐力，但他們堅持不懈，因為他們都不願意出現開天窗，不願在工程中出現一點遺憾那遺憾會永遠留在他們心上。

薛玉柱腳步沉重地走在故鄉的小路上。

替G老闆說話的人是個德高望重的人，也是個極其認真的人，為什麼要扮演這樣替人說情的角色，這其間的曲曲彎彎他是不明就裡的。問題出在他身邊工作人員、秘書等人的身上。他們形成了一個信息管道，這個管道的終端是領導人，只是進入這管道的信息是要經過處理的，譬如G老闆求情的事情真相是斷然不能給領導講的，他只能提供其中片面九_九_藏_書的理由，諸如該店是飲食行業的一面紅旗，是多年的先進單位，是碩果僅存的某菜系創立者的傳人，是該市飲食文化的傑出代表，它怎樣怎樣有影響，曾在這裏接待外賓或黨政要人，如何深受廣大市民歡迎等等。這些信息傳到領導耳朵里必須讓他感覺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大問題，是關係重大而不是雞毛蒜皮。這些非常了解領導心理的下屬知道該說什麼樣的話，於是就總能使領導要人們提起筆來，並且能順著他們的思路往下走。

3天下來了，張鳳書感覺自己像紙一樣飄起來。他想，得趕快飄回去，落在自己家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覺！

太累了1900多平方米的排架任務讓他們3天完成，人員只有20名。張鳳書把人分成兩班，12小時輪班干。他是隊長，只有全天候運行，24小時全班堅守。

薛玉柱苦在心裏呀，他這樣拼死拼活地干是為什麼？為兒子？可是兒子已經沒了，為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監督執行。經理又說。

筆者曾兩次採訪過全國勞動模範魯宗祥，第一次是修三環路，第二次是修京通路。第一次採訪魯宗祥時，就在工地上。

一天，某公司召集隊長一級幹部會。開會地點不是在工地，不是在辦公室，不是在會議室，而是在賓館。

當時我去市政工程局新聞中心了解情況，臨走時，熱情的新聞中心主任李德生為我寫了一張路條，並寫了六大公司主管宣傳的負責人的名單，也就是接頭的人。中午1時，頂著烈日，我來到了工地，先到公主墳市政二公司的工地，和焦玉鳳副部長見了面，約定好下次採訪的時間后，我便急急騎車向北，來到八一湖工地找魯宗祥。

北京市市政公司青年突擊隊從第一代就傳下了吃苦受累的規矩，因此，吃苦受累就成了他們當突擊隊員的首選條件。活兒越大越好，人越累越干。迎風怒吼，逆風千里是他們內在的精神圖騰，這就是從老一代傳下來的兩不怕精神和英雄主義精神，人們稱之為原始精神。

北京，尤其是在老城區生活的人們，就像一群缺水缺氧的魚。在這樣高密度的空間里生存讓人自小受到秩序的訓練。但是北京的工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人們的生活起居不僅受自然的支配，還要受工業鏈條的支配。人們不可能靜止不動，他需要上班，需要謀事，於是就得出行。隨著首都經濟的繁榮，人們的人均出行量也相應增加。據1983年在市區兩個街道辦事處管轄範圍進行的試點調查，平均每人每日出行數為2.22次，其中步行率佔29.85%，乘車率（包括自行車、摩托車？佔70.15%，平均每日乘車出行次數為1.5次。

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年，修建道路橋樑的投資極少，偌大的北京市才動用了2萬元。十年之後，也就是1959年，為了和十大建築匹配，才修建了東西長安街。現在的北京市政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楊琪那時才23歲，他親自參加了設計長安街的光榮任務。記得當年他參加了北京市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周總理把他們都請到了人民大會堂，為參加十大建築的勞動者們敬酒，那時、張百發都在場。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道路橋樑的投資總額為7809萬元，占基本建設總投資的1.38%。以後各個時期的投資比例，除恢復時期及六五時期外，都在2%以下，平均值為1.4%左右。

五六十年代，就在我們擁有清清爽爽的大街，並且有了長安街這樣寬廣的明星馬路的時候，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卻擁擠不堪，尤其是舊市區內可謂摩肩接踵，步履艱難。當時，我們並未明了這種現象的成因，便急急地以新興國家特有的盛氣嘲諷它們，說它們已病人膏肓、步履蹣跚；說它們交通擁擠、汽車沒有步行快。這就給我們當時進行的超英趕美注入了活力和生機，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著實興奮了許多時日。

北京的超常膨脹，幾乎在一夜之間出現。這變化有人說得益於亞太地區溫暖宜人的經濟環境。但中國人都清楚，這一切取決於一個哲人冷靜的分析：中國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在說這番話的同時，已經以其國際政治家的眼光和謀略，將中國這個龐大的艦隊駛入了一個最適合它停靠養息的港灣。多災多難、窮困潦倒而又百感交集的中國，終於有了新的轉機。

在澆築的同時，就要振搗。工人們手拿振搗棒，意氣風發地去完成最後的儀式。這是工程中的關鍵時刻，而且是惟一用半自動機械人工振搗。要使澆築的混凝土橋體沒有蜂窩麻面，要充分振搗，不許疏漏，要振搗到出水分，即出現水泥漿狀才行。因為裡邊往往還有波紋管，它是白洋鐵皮做的，是用來穿鋼絞線的。到模板拿掉，混凝土凝固之後，再進行拉張，預應力構件是現代橋樑道路工程的一個突破。經過拉張后的構件就可以大大提高負荷力。倘若振搗太烈，就會把波紋管擠扁或變形，這樣鋼絞線便穿不進去，就不能拉張。若出現這樣的情況，就還要把澆築好的水泥構件開天窗，把變形的波紋管修好。開天窗后的構件色澤不一致，和整體難以協調，這就不是上好的工程。因此這龐大壯觀的工程，到這一步，卻無論如何是精雕細琢了。要格外小心，格外認真。

西北三環工程的鋼樑製作在機械公司的廠區進行。三義廟立交橋6米連接鋼樑的任務下達給崔少光青年突擊隊。但是，設計部門還沒有拿出設計圖紙。怎麼辦？青年突擊隊已不是過去以大老粗為主的隊伍了，現在他們有大學生、有實踐經驗很豐富的工人，為爭取時間，他們決定自己動手設計。

於是，他就沒有回家。

聽著這個全國聞名的人物的談話，望著飛揚在周圍的塵土，我不禁敬意油生。

他不回家，家裡人就只能緊急動員起來，連自己11歲的兒子也下了地，幫助奶奶收麥。誰知，拖拉機拉麥子的時候，兒子從車上摔了下來……

我們一直堅持把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設施放在城市建設的首位。20年來，全市用於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額超過1000億元，相繼建成一大批水、電、氣、熱、路、通信等重點骨幹工程項目。二環和三環兩條市區快速環路先後擴建貫通；京石、京通、京昌、首都機場等高速公路和廣外、崇文、阜外、朝內、白頤、北苑等城郊道路先後建成，百余座立交橋屹然矗立，北京西站建成通車，道路交通設施有了明顯增加和提高。

工地緊傍著著名的大鍾寺，而惟有大鍾寺的新年鐘聲最動人。能親自聆聽這祝福國泰民安的鐘聲，是很吉祥的事情。

但緊接著它就得病了。這就是城市病。

在充分理性思維的剖析下，北京被一些專家放在了手術台上。這期間，經過了多少實踐和摸索，專家們不舍晝夜，像觀察潮漲潮落那樣查看道路阻塞情況。過河問漁夫，砍柴問樵童，多少個霜天酷暑，他們訪問群眾，詢問馬路工人，以解城市交通的燃眉之急。經過相當紮實的實踐和摸索，北京市城市交通綜合體系規劃研究這個軟科學研究課題，交給了本市26個單位的專家學者們，鄭重地請求他們用現代化眼光科學地剖析北京交通的癥結，並且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開出一劑療治北京交通的良藥。

這是嘔心瀝血的祭禮，長長的如涅檠般的再生。不管是誰，不管是經理還是普通幹部，面對這樣的場景，無不肅然而立，立正姿勢，行注目禮。他們面對的彷彿是自己心靈的祭壇，是自己生命的升華。那點點澆築進去的，不是別的，而是他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大鍾寺橋，長180米，直徑700毫米的污水管線開槽，向下ｒeａｄ•９9ｃsｗ.ｃoｍ挖一米就見水，又遇到流沙層，5天換了兩支包工隊，因為止不住流沙，遲遲見不到槽底。312隊青年突擊隊隊長王俊軍主動請戰，帶著突擊隊下槽清理。他先皺著眉頭看了看現場，心裏就盤算出該怎麼幹才不至於失敗的計劃。他改變先前兩個包工隊的施工方法，加快出鍬頻率。開出槽后，立即用草袋子、木樁撐住流沙，挖出排水溝，將水導人積水坑再把水抽到溝槽外邊。只用一天就圓滿完成了任務。

當時，北京修建惟一的橫貫東西的長安大街的重要目的不是為發展經濟，而是為禮儀、為政治，當時流行的說法是：這是項光榮的政治任務。

筆者曾經採訪過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建設委員會、北京市市政總公司等單位和一些當年的建設者和今天的建設者們。從他們各自的經歷中就可以窺見北京城發展的歷史：

這裏邊就有了時間差。信兩天後才到。

胳膊肘磨破了又愈合，愈合了又磨破；雙膝磨爛了又長好，長好了又磨爛。就這樣，他們咬牙奮戰了13天，爬行了13天，終於將180米管道的89個管縫勾好，不透一絲光亮才鳴金收兵。

省里很快就接到了說情者的信。

王俊軍和工友們穿上膠片衩子，用塑料布裹著胳膊肘，腰裡繫上繩子，抄起弧形抹子和小水泥桶鑽進管子里。他們用胳膊肘和膝蓋爬行在管道里，就像戰士在火力封鎖下匍匐前進。雖說才180米，但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征途。等爬到施工地方，僅勾兩道縫，桶里的水泥便用完了。晃動一下繩子，讓同伴再把自己拽出來，裝滿水泥再提著小桶爬進去。就這樣，不要說多長時間，只是幾個來回，王俊軍他們兩肘和雙膝全磨出了血。長長的180米管道里，點點滴滴，斑斑駁駁，灑滿了青年突擊隊員的鮮血！

越來越多春節不回家的市政人，出現在西北三環工地上。

我們當稱他為馬路英雄。這是一個輝煌而響亮的稱號。

兒子的身影在他眼前晃動起來。

經過閉水試驗，一次合格通過。

他們向市政設計院要來鋼樑起拱曲線的曲率半徑和起拱方程，一米一個點，根據方程進行演算。4個晝夜，他們計算、核對了萬餘數據，演算紙摞起來有一尺多厚。依照各點的數據，他們按1：100的比例畫到圖紙上，最後經市政設計院的負責同志審核。他們拿慣了振搗器的手，如今要拿三角尺和圖板，勞動形式的轉換，是用付出的巨大代價完成的。

他想著哭著回到了家。他跪倒在80多歲的老母親面前，哭著讓老母親原諒他。他說他要是回來就不會有這樣的事，她的小孫子就不會走……

採訪魯宗祥后不久，果然聽到了他們如期實現八一湖大橋汛前通車的消息……

從1984年修三元橋以來，眼看著馬路工程越弄越大，變化可以說地覆天翻。這些年，我們隊轉戰南北，東廂西廂的，全參加了。修四元橋時，那難可作大了，但再難的工程也都拿下來了。世上只有享不完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你們當記者當作家的，幫我們回頭數數那些路，那些橋，哪個不是吃苦吃出來的？連生局長說：苦越大，越有樂子。吃過大苦的人，再品別的東西都覺得甜，你說是不是這個理兒？

這時張鳳書突然想起，支排架的前幾天，愛人讓他回家收拾東西，說是單位要給她調房子。他在電話里說，我哪有時間呀？愛人說，沒有半天，兩小時行不行？他說不行。愛人又說，半個小時行不？他還說不行。愛人再堅持說，那你就回來看一眼，就看一眼行不？他說實在連瞧一眼的工夫都騰不出來。愛人在電話里火了：你死吧！說完把電話一摔，再也不理他了。

每次他從模筒里出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爬到13米高的腳手架上躺著。他的身體像被弄零散了，一塊一塊地讓朔風吹吹，把它們再凍到一塊。

對著茫茫黑夜，心像一葉飄羽的張鳳書卻找不到了歸宿。他衝著黑夜罵著想著：家搬哪去了呢？

我記得1955年我們修的天壇。天壇的圍牆、天壇的東門，全是我們修的。當時是用城牆的磚。把城牆的磚拆下來，再壘到天壇的牆上。土木建築這點事，干時間長了，就全會了，也就是現在說的全活兒。

省里及時把這一情況通報給了市裡。然後很規範地將此信轉給市裡。

可是，他再也沒有兒子了。

截止到2001年5月，北京市在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路橋交通設施上創造了驕人的戰績，成為全國諸多城市中最奪目的亮點。1999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在總結北京20年巨大成就時特別提到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驕人業績。他說：

213青年突擊隊隊長張鳳書夜裡幹完活兒回家。輕車熟路，閉上眼睛就能回去。他真想就這樣閉著眼睡著覺走路。不是說紅軍長征一天到晚急行軍，累得戰士們走路睡覺嗎？他原來不可想象怎麼能走路睡覺，現在他明白了。他現在還會騎自行車睡覺呢！

截止到198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由解放初的203萬增加到1001萬。到2000年，北京將發展到1105萬人，流動人將增至200多萬人，全市實際負擔總人口將達到1400萬人左右。

北京面臨走向現代化的嚴峻挑戰。北京拍案而起。

魯宗祥所施工的八一湖是個很幽靜美麗的地方。前些年，傳說那湖裡有一種怪獸出現，有人說它像豚，有人說它像魚。於是走近八一湖總有一種把湖水車干一見究竟的奇想。而古人確實創造過這樣的一則神話：那時洪水滔天，有個叫鯀的，挺身治水。這個鯀，就是一條大魚，很像現代傳說八一湖中像豚又像魚的東西。他在整治洪水的時候，不惜冒著違反天條、不惜冒著被天帝殺罰的危險，偷竊了天帝的息壤用來堵水。鯀被天帝殺死後，三年屍體不腐，從他肚子里又生出禹，就是著名的大禹，他又繼續完成父親的未競事業。人類最早創造的神話，不管是西方或是東方，不管是希臘還是印度，都有一個像鯀這樣無私奉獻的神，一個為民眾而甘願犧牲的神。這是人類共有的理想化身，是受到人類世世代代讚美尊崇歌頌的神。

魯宗祥修橋時，就必須把橋下的水車干。他要做的，正如神話中鯀和禹所做的。這種治水、修橋的千年之計，都是大業。一個從事大業的人，必須是一種精神的化身。所不同的是，魯宗祥有他身處的時代為他提供的智慧和設備。他採取的是三座橋互相交替斷水的方法。

時間過了30年。直到今天，當我們也得了這種病之後，我們方知這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這標誌城市長大了，它走過了一個城市的初級階段，邁向成熟。因而，一切成熟而來的問題，都隨它的長大，紛至沓來。這令人焦急，卻不足為怪。

從此，北京市開始向城市現代化目標挺進。儘管困難多多，道路曲折，但十多年來，建設者們一天也沒有停下過奮力前行的腳步。

大年初一，在鞭炮聲中，郭振庫青年突擊隊卻在八一湖冰冷的河床上，加班做上水管道的防腐層。在呼呼的過河風中，他們點火開工他們在大鍋里熬瀝青，將瀝青熔化后，一層層塗在水管表層。他們似乎比平常更認真，一層一層，把那些水管塗上很厚很厚的瀝青。晚飯時，他們果然沒有吃上餃子這一點，他們事先預料到了。他們就著雪花，吃了方便麵，覺得很好吃他們太冷了，也太餓了。

魯宗祥接著說：

就在接信后的前幾個小時，G飯店消失了。據說這是一次完美的定向爆破。

在北京再次大放異彩的時候，人們不應該忘記那些普通的建設者。眼下，干工程不投資金錢不行，但作為個人，干大活沒有精神文明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