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無限制地資源掠奪不僅影響到後代的發展，也開始危機我們當代人的生存。

少生3億人，使我國民眾健康水準不斷提高，中國人活得更好更長了，平均期望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69.05歲，成為世界上平均壽命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龐大的人口數量和較少的人均資源佔有量，決定了中國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更加緊迫與更加必要。

正如200多年前著名哲學家盧梭所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受約束。」

現在，中國的人口增長率雖然還高於西歐國家，如英國的3‰，法國的4‰，但已與美國(11‰)和加拿大(12‰)的水平相近。

因此，中國在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上，態度是積極的，行動也是迅速的。除了中國採取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迅速下降外，中國還是一系列國際環境保護公約的發起國和簽字國。中國不但簽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通過的《21世紀議程》和《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而且忠實履行會議承諾，率先推出《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此外，還是《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簽約國。

五是實施計劃生育的獎勵和限制政策。要鼓勵晚婚、晚育、少生、優生，通過採取各種措施增強政策的吸引力和約束力。通過獎勵措施向婚育齡者提供一種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對早婚早育和多生的替代；通過制裁措施向不實行計劃生育者索取相當數量的、他們應向社會支付的補償。採取獎勵和限制措施為婚育齡者提供不同的機會選擇，從而誘導他們作出有利於縮小家庭規模、控制人口增長的決策。

1994年頒布的《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了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包括環境污染得到控制，重點城市環境質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態惡化的趨勢有所減慢。具體指標，如2000年工業廢水處理率要達到84%，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達到20%，工業廢氣處理率達到90%；全國森林覆蓋率達到15～16%，預防和控制沙漠化擴散，每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積達2～4萬平方公里；保護耕地資源，1991～2000年新增耕地330萬公頃；全國各類保護區面積達到1億公頃，保護所有自然生態系統等。

美國學者保羅·哈里森在他所著的《人類的數量和人類的需求》一書中描述道：由於人口增長的壓力，淡水、能源和礦產資源的消耗明顯加快。淡水是有限的資源，預計到2000年，南亞、中美洲部分地區，特別是北非、東非和西非將出現淡水短缺，某些地區可能出現絕對缺水和乾旱狀態。石油資源如按1982年的開採速度開採下去，到2016年將全部開採完畢。雖然石油儲量還會隨著人們的勘探而增加，但勘探速度比不上開採速度，所以，石油的開採壽命在縮短。各種礦物質資源將日漸稀缺，按目前消耗速度，有12種礦物質資源將在50年內耗盡。

從資源總量一看，中國自然資源無疑是豐富的，堪稱資源大國。如國土面積僅次於前蘇聯和加拿大，位居第3位；耕地面積僅次於前蘇聯和美國、印度，位居第4位；永久性草地，僅次於澳大利亞和前蘇聯，位居第3位；森林和林地次於前蘇聯和巴西、加拿大、美國，位居第5位；河川涇流量，位居第6位；礦產資源中，鎢、銻、鋅、鈦、釩、稀土、重晶石等已探明的儲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如以佔世界總量的比例來衡量主要自然資源的總體豐富程度，那麼，中國僅次於前蘇聯和美國，位居第3位。

經過痛切的反省，中國終於走上了計劃生育之路。

專家們指出，現代工業社會，為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每年要從地球的土壤岩石圈中挖出25噸各種物質，人口越多，資源耗盡越快。而現在的人們，已經清楚地知道人類只有九九藏書一個地球，地球上的資源也是有限的，現在我們多用一份，我們的後代就可能少一份。因此，我們不能不考慮在自己發展時給後代留下生存必需的不可再生的資源。

六是加強計劃生育宣傳教育的針對性、知識性和服務性。把宣傳教育與避孕節育更有效地結合起來。要根據不同人群的需要，針對性地宣傳有關知識，把觀念上的宣傳教育與實際上的提供服務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宣傳教育，引導觀念更新和意識轉變。首先是從人口的國內意識轉向全球意識；其次是從經濟總量意識轉向經濟人均意識；第三是從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轉向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的婚姻觀念；第四是從「人多力量大」轉向優化人口的意識。

這是十分樂觀的估計，而只要我們的人口控制稍微放鬆，人口增長便會出現反彈，進入零增長的時間便將向後推遲，達到零增長時的人口峰值則會大大突破我們劃定的16億生命線。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中國的人口一旦突破16億，中華民族的生存便將受到威脅，最突出的問題便是糧食不足，屆時的中國人又有可能重新體會我們的先輩們那餓肚子的感覺。

我們要發展，我們的後代也要發展！

現代的人們，已經從擁擠的街道與日益縮小的村莊，感受到了人口的壓力。在世界各國科學家在研究地球能承載多少人口的時候，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不能不考慮我們腳下的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到底能養活多少中國人。

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嚴格控制人口的增長，並逐步使計劃生育成為人們自覺自愿的行為，轉變生育觀念，降低生育率。與此同時，將計劃生育工作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同幫助群眾致富奔小康結合起來，同建設文明幸福的家庭結合起來，將人口控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統一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口控制持久、有效地開展下去。

為維持一個人的生活，不但每年從地球的土壤岩石中挖出25噸各種物質，在加工過程中還會產生出大量廢渣、廢水和廢氣，製成品在製成后又留下大量廢棄物。

我們不能再犯下過去同樣的錯誤。

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必須繼續貫徹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大力推行「一胎化」。我國目前實行的「提倡生一胎，控制生二胎，杜絕生三胎」政策，是基於我國人口總數已經過於龐大、未來人口增長速度有過快趨勢的現實情況提出來的，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而且要把重點放在農村，努力建立適合中國情況的人口控制新體制。專家和學者們提出，下一階段中國人口控制宜採取以下的具體措施：一是改變家庭的生育需求。要從調節家庭生育需求入手，間接引導家庭生育行為，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約束的新機制。要想改變家庭的生育需求，就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施加實質性影響：第一，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會經濟價值。國家通過運用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多種手段，使具有不同質量的勞動力在就業選擇和經濟收入上拉開差距，以致使現在生育數量較多而將來素質較差的孩子在實際中降低或失去其社會經濟價值，從而誘導實現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約束的新機制；第二，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國家今後應通過運用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多種手段，使家庭多育孩子在生育、養育特別是教育上付出的成本要比少育孩子多到足以與那些孩子以後可能帶來的收入相比變得得不償失，從而誘導實現其人口增殖自我約束的新機制。

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在80年代初曾對發展中國家土地資源的潛在人口承載力進行綜合的測算，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參照這一方法，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自然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曾於80年代末對中國土地資源的生產能力及其人口承載量作過大型的研究，得出了迄今為止最具綜合性的中國環境人口容量的評價。其結果是，中國土地資源的最大生產能力為8.3億噸，以人均糧食標準為500公斤計算，最大人口承載量為16.6億人；以人均https://read.99csw.com糧食標準550公斤計算，最大人口承載量為15.1億人。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環境的最大人口容量為15～16億人。

那麼，我們能不能把人口控制在這一極限容量之內呢？答案是肯定的。科學家推算表明，只要我們將人口出生率控制和穩定在目前的水平上，隨著年齡結構的繼續增長和穩定化，中國人口可望在一定時期後進入零增長狀態。按照比較樂觀的估計，中國人口進入零增長狀態的時間，大約在2030～2050年間，是時，中國人口的總數剛好達到15～16億人，亦即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增加近4億人。從此後，中國的人口便逐漸下降，大約21世紀的末期，中國的人口數量將穩定在6～8億的理想狀態。

1997年9月12日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會議上，江澤民總書記明確指出：「我國是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資源開發和節約並舉，把節約放在首位，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統籌規劃國土資源開發和整治，嚴格執行土地、水、森林、礦產、海洋等資源管理和保護的法律。實施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植樹種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態環境。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重視人口老齡化問題。」

除此之外，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便是抓緊計劃生育法規建設，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計劃生育管理，儘快制定並頒布實施節制生育法，用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來控制人口的增長。把人口從根本上控制住，不僅強化行政措施和經濟措施，而且要採取和實施法律手段，真正做到使節制生育、人口計劃和控制政策及措施制度化、法律化、規範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把中國的人口控制下來，才能真正保證中國的人口不會出現超過極限的難堪局面。給我們的後代留下生存的空間我們不僅要考慮自己的發展，而且要考慮後代的生存。這是人類不同於其他低級動物的地方。

中國全面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是70年代。不過，早在建國初期，我國就有過實行計劃生育的想法。50年代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便召開過人口問題座談會，批轉有關報告，倡導節制生育；1960年4月10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中的第29條明文規定：「要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又正式發出指示：為了控制人口發展，「使生育從無計劃走向有計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既定政策」。但是，就在這年，全國大張旗鼓地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使計劃生育的提議很快被壓制了下去。

我們這一代，正好是與這一理想狀態擦肩而過的一代。錯過了太陽，不能再錯過月亮！我們現在更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把中國的人口控制在中國的土地能承載的極限狀態之內。如果說人口的理想狀態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發展，那麼極限狀態則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存。

以後，隨著人口增長的壓力，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曾不止一次地呼籲人口生產要有計劃地進行，主張將人口生產納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1962年，周恩來總理內疚地承認「宣傳節育抓遲了，要公開宣傳節育」；1964年，國務院正式成立計劃生育委員會機構，同年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人口大普查；1965年，周恩來總理8次講計劃生育問題，毛主席也出面講了5次。但是，一方面是節制生育的認識不清，當時的節制和控制人口，主要出於有利於婦女和兒童身心健康與發展考慮，迴避了人口數量過多問題，甚至提出不是由於「人口多」而提倡計劃生育，恐陷於馬爾薩斯人口論之嫌；另一方面是節制生育的實施力度有限，尤其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對以馬寅初「reａd.９9ｃｓｗ•coｍ新人口論」為代表的理論上的批判，使人口越多越好論佔據支配地位，人口節制主義理論成為無人問津的「禁區」。當時的政策還誤以為人越多越好，說「中國人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並採取多子女補助費鼓勵生育。一直到70年代末還有些理論家鼓吹「手口論」——不要只看到人多口多消費多，還應該看到人不僅有口還有手，手可以勞動生產更多的消費品。這實際上是早被馬克思批判的拉薩爾觀點：「勞動是財富的惟一源泉」，但在當時卻被奉為經典，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全國處於一片無秩序、無法律、無規則的狀態，計劃生育被束之高閣，人口生育處於聽之任之、隨意發展的狀況。

佔用後代的資源來求得自己的生存，是愚昧的。

早在1956年，中國學者孫本文就曾從耕地狀況出發，提出中國人口容量為8億的觀點。70年代末以來，更多的學者從食物供應、淡水資源、經濟發展等角度，計算中國環境的人口容量問題，並分別提出中國的適度人口為7～7.5億、6.3～6.53億、6.5～7億、9.5億等。如田雪原、陳玉光等從就業的角度提出中國100年後的經濟適度人口為6.5～7.0億之間；宋健等從食物供應和水資源供應的角度提出了在百年時間里飲食水平要達到美國和法國目前的水平，理想人口應在7億以下，按照發達國家的平均用水標準衡量，則應在6.3～6.5億之間；胡保生等對20多個社會、經濟、資源因素進行可能性和滿意性分析，提出中國100年後人口應保持在7～10億之間，這些研究均是以80年代初的現狀為基礎進行外推或預測的。從現實的情況看，中國的人口早已超過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並還在繼續攀升。

控制人口增長，保護環境，節約資源，這就是我們對後代的鄭重承諾！

我們不能以此不負責任的做法落下後世的唾罵。因此，從70年代開始，世界各國都在謀求一種既能保證自己發展又不過於損害後代利益的發展道路，「可持續發展」戰略因此而進入人們的視野。

由於計劃生育國策的成功推進，我國12億人口的到來，被推遲了整整9年。據統計，實行計劃生育20年來，全國累計少生了3億人。人口增長率，從70年代初開始受到遏制，由70年代初的30‰下降到了現在的10‰左右。

近一二十年來，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生產力高度發達，再加上人口數量迅速增長，人類向自然界索取的物質和能量越來越多，速度也越來越快，這就大大加速了資源和能源的消耗，造成了資源和能源的短缺和日趨枯竭。同時，人類向自然界排放的物質和能量也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快，其結果又形成了對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系統的破壞。當這種傷害了的環境再作用於人類時，不僅嚴重影響了人類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對人類自身的生存也造成了直接威脅，例如，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積減少、溫室效應、臭氧層的破壞等，都是人類社會系統和地理系統之間關係惡化緊張的表現，其根源皆來自於人類自身的活動。如果說過去由於無知，人類對自然界經歷了被動的「服從」到盲目的「征服」，那麼，在科學技術已有了巨大發展的今天，人類必須調整它對自然的關係。

1972年，國際環境大會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提出了「生態發展」、「合乎環境要求的發展」、「無破壞發展」、「連續的和可持續的發展」等概念，「可持續發展」第一次提到人們面前。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發展不應該破壞環境，要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尋求某種和諧關係。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是農業人口佔大多數的國家，土地退化是個嚴重的問題。由於人口過度的增長，對土地使用過度，造成土地沙化和退化。每年全世界大約有600萬公頃土地遭到不可逆轉的沙化，2000萬公頃的土地肥力被耗盡而不能再耕種和放牧。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人口越多，土地使用越過度，土地退化越嚴重，使可耕地越少，從而又ｈttps://rｅaｄ.９9csw•ｃｏｍ促使土地使用又越過度，退化又越嚴重。

由於無知和自負，我們白白喪失了一個保持理想人口的機會。而現在，則絕不能因為我們的輕率與放縱，不負責任地把中華民族推向危險的深淵。為了我們自己的生存，也為了我們後代有一個理想的發展環境，我們必須死死守住這條「生命線」，堅決把人口控制在16億之下。

中國計劃生育的偉大氣魄和驕人成就舉世矚目，國際著名人口專家米勒先生認為，中國是惟一有膽量面對嚴重人口問題的國家。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人口學家也一致評價：中國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國家。中國對人口的有效控制，不僅使中國高速增長的人口列車緊急剎車，而且對於穩定亞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長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少生3億人，意味著中國原本高速狂奔、難以遏制的人口快車速度明顯減緩，按國際通行標準，中國已躋身低出生率國家之列。我國的城市已達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形態。

犧牲後代的利益來求得自己的發展，是自私的。

我們要生存，我們的後代也要生存！

三是建立和健全各級計劃生育機構。要加強由專職和兼職人員共同組成的計劃生育工作隊伍，重視對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培訓，提高其素質，併為之提供必要的資金保證。

二是建立多種形式的計劃生育承包責任制。要改變過去單純依靠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長的舊體制，找到一種適應現階段實行計劃生育的新方式。通過在計劃生育上的責權利的有機結合，引進競爭機制，實施獎優罰劣，理順與計劃生育有關各方及人員之間的關係，增強各級領導機構領導幹部的壓力感，計劃生育主管部門和工作人員的責任感以及廣大婚育人員的法制感，把計劃生育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使控制人口增長的任務得到切實保證。

然而，由於中國同時又是第一人口大國，而且與其他國家的差距甚大，如與資源兩大國前蘇聯與美國比較，中國人口是前蘇聯的4倍，是美國的近5倍，因而，從人均水平的相對量上看，中國資源不僅算不上豐富，甚或可說是短缺的，除礦產資源總值外，其餘各項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絕大多數甚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夫人主持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採用「可持續發展」提法，並作為一個概念作出解釋：可持續發展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一提法，逐漸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同，一致認為，21世紀世界的共同發展戰略是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明確其定義為：「在不危及後代人需要的前提下，尋求滿足我們當代人需要的發展途徑。」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用大量的事實和數據說明了計劃生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同年，中央還發出一號文件，開始倡導「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這項政策在廣大城市及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農村地區實施開來。在此前的口號是「一對夫妻生兩個好」。

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生殖的民族，在中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無不以人多勢眾為榮。孔子就有「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的訓誡，墨子則除了主張人口多多益善，還極力提倡早婚早育：男子20歲娶妻，女子15歲嫁夫。因此，長期以來，中國歷代政府奉行的都是鼓勵生育的政策。即使人口增長到形成一定壓力時，歷代朝廷政府也不是通過控制人口的方式來緩解矛盾，而是採取開墾荒地等措施，增加播種面積以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因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統治時期，基本上沒有控制人口的概念，在我國浩如煙海的醫術典籍中，也只談如何有子，卻從不言及避孕與墮胎。古人甚至把避孕與墮胎視為罪惡之舉，是變相殺人。《闖微草堂筆記》卷九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有一女子高價向某醫生求購墮胎藥，醫生堅決拒絕，結九*九*藏*書果女子因私生子降生而敗露，幼嬰被殺，那女子也自縊身亡了。死後，女子到閻王殿去告那醫生，醫生卻理直氣壯地答日：「葯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奸敗，與我何尤？」

但是，我們要給後代留下什麼呢？是金錢？是房產？還是其他物質？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給我們的後代留下一個適宜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四是建立和實施既能保證控制人口增長，又能提供群眾自願選擇的避孕節育的技術政策和技術措施。

有人描述，如果我們繼續如此大規模地掠奪資源，破壞環境，幾十年或幾百年後，留給我們後代的地球，則成了一個滿目瘡痍的垃圾場，森林沒有了，牧場沒有了，耕地沒有了，連鳥兒也很少看見了，至於老虎、黑熊等動物，動物園裡也沒有了，只有從我們現在留給他們的電影電視里略知一二。沒有石油做能源了，沒有煤炭取暖了，沒有金銀銅鐵錫等礦物質製造機器了，連他們每天要喝的水，也只能等天上下雨時去接……這不是聳人聽聞，目前世界人口的過速增長，對生態和環境造成的破壞已超過了地球可以忍受的極限。

有鑒於此，我們把16億划作中國人口的「生命線」。如果超過這一限度，我們就有生存的危機。

那麼，中國的土地承載極限到底是多大呢？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土地最多能養活多少人呢？當然，任何預測都不可能是完全準確的，因為社會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進步都是難以預料的，但這並不排斥基本的估計。

然而，人口增長就像奔跑著的列車，其巨大的慣性難以令其嘎然而止。今天，中國的人口形勢依然不容樂觀，人口的憂患仍像陰霾一樣籠罩在中華民族心頭。12億多的人口基數，將使每年凈增人口超過1200萬，等於要多養活相當於智利全國的人口數。每年新增加人口，將消耗掉新增國民收入的1/4，極大延緩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開羅會議通過的《行動綱領》呼籲發達國家帶頭實現可持續的消費方式和有效的管理廢物，這次會議對「可持續發展」作了更加詳細的解釋：「有關所有經濟活動的生產和消費能長期持續下去，包括工業、能源、農業、林業、漁業、運輸、旅遊和基礎設施，以便無害生態地最佳利用資源和最少產生廢物。」《行動綱領》重申，發展權利是一項普遍的、不可分割的權利，也是基本人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人是發展的中心主體。這就是說，控制人口增長，有助於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只有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口問題。

1994年在開羅召開的「聯合國人口與發展國際會議」上，科學家在聯合聲明中，向各國首腦呼籲道：「我們敦促你們現在就採取切中時弊的行動，採取一種全球範圍的統一的人口和持續發展的政策。再延誤一年，問題就會尖銳一分。讓1994年成為全世界人民決定為子孫後代的利益共同行動的一年而永遠被人銘記在心。」

少生3億人，意味著老百姓和國家得了實惠。僅按每人從0歲到16歲撫育費一項，可節省開支4萬億元。4萬億元相當於「六五」、「七五」10年間國家用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假設這4萬億元都用來搞建設，可以蓋135座寶山鋼鐵廠，可以修1800條沈大高速公路，可以建1900個亞運村。

其結果，人口「雪球」越滾越大，人口年平均增加數量由50年代初期的1000多萬，增加到70年代初期的2000多萬，人口出生率高峰時達到43.6‰。人口增長到了不控制不行的地步了。1973年，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立，提出「晚、稀、少」生育口號，從此開始了加強人口控制的宣傳和領導。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中第53條規定「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正式將「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我們已經眺望到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良性循環、協調發展的希冀和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