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關於「取消（最高）三人團」的這一項決定，不僅撤銷了博古對軍事的指揮，而且正式撤銷了李德的指揮權。這在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張聞天作「反報告」時，手裡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著「提綱」講的。這個「提綱」實際上是「中央隊三人團」的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由張聞天執筆寫成的。據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此刻由張聞天在會上講出來，分量很重。因為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當時，中央書記處（同時稱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在遵義會議的參加者中，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博古而與周恩來相當。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先站出來，旗幟鮮明而又有系統地批評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途中的錯誤的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誌。

遵義會議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決定與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當時敵人企圖把紅軍壓迫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烏江以北和以西地區，然後緊縮包圍圈，「聚而殲之」。擺在紅軍面前的緊迫任務是跳出敵人設下的包圍圈。所以，遵義會議開始后首先討論行動方向問題。會議同意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的建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頁。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說，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由於到目前為止，遵義會議記錄沒有找到。張聞天的提綱和依照提綱所作的「反報告」以及張聞天作「反報告」后的會議情況，毛澤東、王稼祥等的發言，雖然其基本內容都包含在《遵義會議決議》之中，但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慶幸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央黨史徵集、研究部門在中央檔案館收藏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一件珍貴的文獻——陳雲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以下簡稱《傳達提綱》）。這份寫成於1935年二三月間從威信到鴨溪行軍途中的重要文件，為弄清遵義會議的真實情https://read.99csw.com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對遵義會議討論的概況，《傳達提綱》作了如下簡要的述評：

李德完全處在被批判的地位。別人都圍坐在長桌子四周，獨有他坐在房門口。他一個勁地抽煙。他聽著伍修權翻譯與會者的發言，神情十分沮喪。他表示「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他的批評」。會議過程中，他還發言為錯誤軍事路線辯護，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李德這種惡劣態度並沒有阻擋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對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大人物」的錯誤進行正確的批評和果斷地作出結論。當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也並沒有因為李德的嚴重錯誤與惡劣態度而影響他在紅軍隊伍中發揮他能夠發揮的作用。李德在陝北也曾檢討過自己的錯誤，並提出「請國際討論我的錯誤，並做出必要結論」。李德1937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檢討。據會議記錄。但他離開中國以後，終其一生都頑固地堅持自己的錯誤。晚年還寫書為自己辯解，編造事實，把遵義會議歪曲為派別鬥爭，發泄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的不滿。

遵義會議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進行總結，展開討論。會議得出的結論是：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會議認為：「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即我們在軍事領導上犯了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違反了中國國內戰爭中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中央書記處致二、六軍團、四方面軍、中央軍區電（1935年2月28日）。會議指出：「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頁。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圍剿」與長征第一階段中紅軍戰略戰術的是非問題，指明了軍事指揮上路線的錯誤。同時，遵義會議對軍事領導上的嚴重錯誤又明確了責任：「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同上書，第41頁。「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同志在這方面應負主要的責任。」《遵義會議決議》。××，指博古。華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確了責任，那麼就勢必要轉變路線，變換領導。因此，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遵義會議決議》。為此，遵義會議在1月17日結束時read.99csw.com作了下列決定：

周恩來是軍委負責人，他在副報告中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同時批評李德、博古的錯誤。對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王的發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還全力推舉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周恩來態度的轉變也不是偶然的。周恩來曾經分析過自己在遵義會議上與博古的態度不同的原因，他說：「……在黎平爭論尤其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後我與李德的關係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頁。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1935年1月7日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后，軍委縱隊隨即於1月9日入城。中央領導成員立即忙著為這次會議做準備。當時，「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今幸福巷）黔軍旅長易懷芝的官邸。這是一幢建築精緻的二層樓房。張聞天住樓下西廂房。他的樓上是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對面，樓上右前室住的是王稼祥。他們三人住下以後，圍繞即將召開的會議主題進行了商議。張聞天根據商議的意見寫成一個比較詳細的提綱。

這樣的歷史評價是客觀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

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同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博古在解釋為什麼不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勝利地保衛蘇區時，雖然也說到了一些主觀上的指揮上的錯誤，也不曾明顯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實際上他過分強調了客觀的困難。博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反動力量過於強大，敵人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50萬，還有帝國主義的經濟援助和軍事顧問幫助；蘇區物質條件不好；白區廣大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與日常鬥爭的領導沒有顯著進步；游擊戰爭的發展與瓦解白軍工作依然薄弱，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開展不夠；各蘇區紅軍呼應配合不夠緊密。博古的分析，實際是用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造成的惡果。軍委副主席、總政委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關於軍事方面，他沒有把失敗的原因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進行回顧、總結。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常委，從此毛澤東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

上面已經說到，在遵義地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黎平會議就已作出的決定。因為軍情緊迫，黎平會議只在1934年12月18reaｄ.９９ｃｓｗ•ｃom日開了一天，解決了當時最緊迫的戰略方向問題。對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亦即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以來軍事路線上的是非問題，當時來不及討論。因此，黎平會議決定渡過烏江到達遵義地區后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1月7日凌晨，紅軍先頭部隊「襲占遵義」。一下子把十幾萬「追剿」敵軍甩在了烏江以東和以南。「追剿」軍司令何鍵此時率20個團在湖南常德地區與紅二、六軍團作戰。四川軍閥劉湘的部隊擺在長江南岸一線，搞不清虛實，不敢輕進。蔣介石命令粵、桂軍隊趕快北上遵義，但貴州並非他們的地盤，行動遲緩，仍滯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軍諢名「雙槍軍」（黔軍多吸鴉片，士兵有兩支槍：一支步槍，一支煙槍）。不經打，一觸即潰。這時，敵軍中只有蔣介石的嫡系薛岳縱隊和周渾元縱隊比較積極，但被烏江阻隔，難以很快採取行動。這就為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供了寶貴的時機。

會議決定「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這意味著將解除博古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而由洛甫接替。據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時任三軍團政委的楊尚昆回憶：「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據《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載《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參見楊尚昆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寫的《序》，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緊接著發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幟鮮明地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公開反對「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的只有凱豐。他對會議表示了保留意見。

博古是會上被批評的主要對象之一，態度還是比較端正的。他主持會議，卻沒有利用職權壓制不同意見，表現了民主作風和光明磊落的態度。他也並非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但受認識的局限，他在報告和發言中，「只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揮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秦邦憲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45年5月3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頁。陳雲的《傳達提綱》中說他「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恰如其分的。

陳雲當年所作的這段權威性的述評，十分清楚地告訴人們，張聞天的「反報告」是他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后擬定的，他作「反報告」時手裡拿的那個批評錯誤軍事路線的「提綱」，以及毛澤東、王稼祥在會上發表的「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得到了周恩來和除博古、凱豐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ｈttpｓ://ｒｅaｄ•9９cｓｗ.com同意」。也就是說，「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代表了黨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和各軍團首長的共同意見。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A，指李德。

遵義會議的勝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軍團領導同志一起團結鬥爭的結果。在這中間，「毛洛合作」起到了關鍵作用。對此，毛澤東多次給以肯定。毛澤東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會上曾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毛澤東：《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見《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寫的《反省筆記》中，對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毛澤東的功績和自己的貢獻，也曾作過評價。只是對自己貢獻的評價太過謙虛了些。他說：

根據現有史料，在張聞天作「反報告」后，會議繼續進行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以下會議進行情況主要依據下述材料：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回憶遵義會議的前前後後》（1982年）；聶榮臻：《打開遵義，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1983年）；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1985年）。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和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張聞天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現通稱《延安整風筆記》。《遵義會議文獻》編者胡喬木節錄《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收入該書。引文見《遵義會議文獻》，第79—80頁。

在聽了博古的報告和周恩來的副報告以後，張聞天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的報告。這個報告，通稱為「反報告」。張聞天列舉事實說明反五次「圍剿」的失敗和退出蘇區西征途中遭到嚴重損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違反了過去紅軍在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原則。

首先，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講了大約一個多小時。他發言的主要內容是說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問題。他read.99csw.com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指出「左」傾冒險主義的「消極防禦」方針的主要表現是：防禦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尖銳地批評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說他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圖上一畫，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他指出，正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才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了紅軍在長征中的重大損失。

在前線擔任指揮的各軍團領導同志，都以親身經歷批評「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贊同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只有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左」傾錯誤中是一員幹將，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擊」等，是林彪鼓吹過的。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分工。

1935年元旦，紅軍強渡烏江取得勝利。

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始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毛澤東、朱德、陳雲、洛甫、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委蔡樹藩因部隊在東北湄潭、興隆一帶擔任警戒，故未出席會議。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亦未出席會議。五軍團政委李卓然因故遲到。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會議中途因有戰鬥任務提前離開。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參加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和伍修權。鄧小平當時是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伍修權是李德的翻譯。會場設在軍委縱隊司令部的駐地遵義老城枇杷橋國民黨第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公館。這是一座相當寬敞的兩層樓。會議就在公館樓上東廂房舉行。房間不大，居中放一張栗色的柏香木長條桌，四周圍著一些木椅、藤椅和長凳。博古坐在長條桌中間的位置，主持會議。其他人隨便坐。聶榮臻腳傷還沒有好，每天坐擔架赴會。王稼祥腹部傷口未愈，不能久坐，躺在藤榻上參加會議。據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聶榮臻回憶錄》和遵義會議紀念館關於會議情況的調查。現在會址陳列擺放的18張木邊藤心靠背椅，並非當時原貌。正是隆冬季節，開會至深夜，屋裡生了木炭火盆取暖。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朱德素來謙虛穩重，這次會上也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領導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依靠外國人李德，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