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張聞天感到，項英這兩天接連來電，不能不復；此時再不變換領導，要誤大事。現在是到了執行遵義會議決定的「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時候了。於是就提出「要變換領導」。本來，在遵義會議上政治局許多同志都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當總書記，這一天晚間常委開會討論分工，作出決定，以洛代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為此，黨中央還發表了一個撤銷博古總書記職務的聲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

這時黨中央總書記還沒有變換。遵義會議以後，事實上博古已經無法領導中央工作。他接到項英來電后，沒有召集會議討論，也無從確定行動方針以答覆項英。

會議同時又討論了紅軍部隊「縮編」的問題。為適應當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決定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實地縮編。

1935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湘鄂川黔省委及紅二、六軍團負責同志，提出：「總的方針是決戰防禦而不是單純防禦，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指示他們「應利用湘、鄂敵人指揮上的不統一與何鍵部隊的疲敝，于敵人離開堡壘前進時，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之」，「對敵人需採取疲敝、迷惑、引誘、欺騙等方法，造成有利於作戰的條件」。關於紅二、六軍團的軍事領導問題，電文指示「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分會，以賀、任、關、肖、王為委員，賀為主席，討論戰略戰術的原則問題及紅軍行動的方針」。二、六軍團軍分會委員名單中之賀為賀龍，任為任弼時，關為關嚮應，夏為夏曦，肖為肖克，王為王震。

經討論作出決定后，張聞天立即於2月5日當夜以中央名義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對他們2月4日、5日來電明確答覆。關於戰略方針，複電指示：「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對這一基本原則不許可任何動搖」；並指出：「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式，使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而目前許多龐大的後方機關部隊組織及許多老的鬥爭方式是不適合的」。關於組織領導，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區分會，「以項英、陳毅、賀昌及其他二人組織之，項為主席。」這就改變了長征出發以來中央沒有指示的狀況，及時地傳達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任命了領導幹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與中央蘇區的組織聯繫和領導關係。恢復受排擠的陳毅的軍事領導職務，體現了遵義會議的精神。

張聞天從2月5日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短短四五天時間，從水田寨西的高坎，到石坎子，到大河灘，到莊子上，最後到扎西鎮，一路行軍，一路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作出了「回兵」和「縮編」的決策，決定了中央蘇區和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領導，及時同紅四方面軍建立了聯繫，很快就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戰略轉變的歷史使命及時、有效地擔當了起來。在最急迫的任務完成之後，張聞天又把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向中央紅軍傳達貫徹遵義會議精神，及時地提上了日程。

④對福建十九路軍事變，在軍事上應該採取「直接配合」的方針而不是相反。

②粉碎堡壘主義的方法，是「運動戰」而不是「陣地戰」。

此後，張聞天為遵義會議精神的傳達、貫徹繼續做了許多工作。他曾專門向做地方工作的幹部傳達遵義會議的精神，指出：現在我們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變。打土豪時，不要掃地出門，只沒收部隊需要的東西，如糧食、錢財等，部隊不需要的東西一律不動，也不要破壞，再不要打爛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李堅貞：《我的回憶》，《中共黨史資料》第31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頁。

《決議》還對實行戰略轉移與突圍西征的過程作了系統的總結，對其間博古、李德等的原則錯誤作了深刻的批評。首先，在實行戰略退卻的問題上既延誤了時機，又「完全忽視」「有生力量的保持問題」。採取「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捍衛中區』的矛盾態度」，給紅軍造成很大損失。接著，也是更為嚴重的，是將突圍的行動基本上看做不是堅決的和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從瑞金出發到黎平，指導突圍西征的基本的戰略方針是「避戰主義」。結果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紅軍差不多經常被動挨打，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使得以紅軍戰略轉變迫使敵人轉變其中央蘇區的整個計劃，以粉碎五次「圍剿」，乃至高度保持紅軍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務，都不能完成。最後，到了湘黔邊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經變化了的情況來改變自己的行動與方針。《決議》將突圍行動同反第五次「圍剿」戰爭聯繫起來考察，指出「單純防禦路線發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顧一切的拚命主義，或者是逃跑主義」。

《遵義會議決議》明確指出：博古同志關於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他的報告中過分估計了客觀的困難」，「這必然會得出客觀上五次『圍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機會主義的結論」。《決議》針鋒相對地提出，「不能在軍事領導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對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正是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主要原因。

張聞天指出，決戰防禦的戰略當然首先要尋找有利時機，與敵人決戰，以轉入反攻和進攻。但是在不利的條件下則要退卻，避免戰鬥，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為了ｈtｔpｓ://rｅａｄ•9９ｃｓｗ.ｃｏm尋找有利時機，就是放棄一部分或大部分蘇區的土地也是應該的。由此他講到，這次退出蘇區過遲了。七八九三個月，我們消耗了不少力量。其實，在廣昌戰役后，就應該退出中央蘇區，保存有生力量。而10月開始西征的時候，我們思想上又沒有明確轉移是為了打仗，不是避難搬家。結果來了個大搬家，罈罈罐罐全帶上，後方機關龐大，戰鬥部隊只能變成掩護隊。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行「博洛交接」后，張聞天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當時必須立即作出回答的最為緊迫的問題：中央蘇區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

張聞天做報告時，會場氣氛很活躍，不時引起議論。報告之後是自由發言，誰要講就上台去講。

2月7日大河灘會議已經作出改變戰略方針、「回兵黔北」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決策。9日召開的江西會館會議為貫徹這個戰略方針毅然決定「縮編」中央紅軍各軍團的戰鬥單位。第二天，2月10日，軍委頒發《關於各軍團縮編的命令》，指明這次縮編的指導思想是：「為適應目前戰鬥的需要，並充實各連隊的戰鬥力，以便有力地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便於連續作戰」。陳雲組織領導了這次縮編。全軍除幹部團外，共編為16個團。還抽調部分幹部率幾百人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隊」，在川滇黔邊境地區堅持鬥爭。

會場臨時用木板搭了個檯子，連標語之類的布置都沒有。參加會議的幹部隨便坐在長凳子上，聚精會神地聽新任總書記作報告。

《決議》指出，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絕然否認過去運動戰的經驗，絕然否認誘敵進來給以消滅的戰法」。他們製造了一種「勝利只能起始於戰術的理論」，以為只有分兵抵禦與短促突擊才能對付堡壘主義。他們拋棄了紅軍的特長運動戰，而採用了對敵人有利而對紅軍極端不利的陣地戰，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決議》論述了用運動戰粉碎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原則：「在堡壘線內即是待敵人前進時大量消滅敵人的部隊；在堡壘線外，即是在紅軍轉到廣大無堡壘地帶活動時，迫使敵人不得不離開堡壘來和我們做運動戰。」

①在運用兵力上，應「集中優勢兵力」而不是「分散兵力」。

《決議》也是張聞天徹底擺脫「左」傾教條主義，轉變到正確路線上來的一個標誌，是他生平、事業的一個高峰，思想飛躍的一個界碑。張聞天能夠從「左」傾集團中分化出來，能夠起草並主持通過《決議》，完全是出於自主、自覺。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決議》採用了張聞天自福建事變到長征前夕發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確思想、觀點，以至使用了表述這些思想觀點的語言。張聞天自福建事變到長征前夕發表的不少文章中至少有以下諸篇其內容同《遵義會議決議》有著某種直接的聯繫：《關於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1933年11月21日）、《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1934年4月27日）、《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1934年6月24日）、《閩贛黨目前的中心任務》（1934年7月26日）、《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9月26日）。聯繫張聞天的革命經歷與思想發展，完全可以看到，張聞天遵義會議的「轉變」的必然性。這是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在中央領導崗位上接觸了中國革命實際，從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中逐步認識「左」傾錯誤、逐步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規律的結果；是他在黨內矛盾和黨內鬥爭中，從思想、理論到路線、方針、政策，通過事實的教育，反覆地對比，分清了是非，徹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肯定並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思想和軍事戰略戰術的結果。這也說明，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推選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歷史的選擇。

紅軍中央縱隊2月5日從石廂子開拔，向扎西（雲南省威信縣縣治）進發，行進在叫做「雞鳴三省」的地域。在雲南、貴州、四川三省交界、赤水河和渭河交匯處有個渡口，當地稱「岔河」，舊地圖上標地名為「雞鳴三省」。意思是這裏地處三省交界，雄雞打鳴，三省都能聽到。當地習慣，「雞鳴三省」不單指渡口，也泛稱渡口附近三省的鄉鎮。2月5日，中央縱隊擬在「雞鳴三省」地域屬於威信縣的一個小鎮水田寨宿營。不想，團匪據守兩座炮樓阻撓，紅軍不能立即攻克。時已將近黃昏，軍委縱隊只好繞過水田寨，在小鎮西邊二三里路的樓上、花房子、高坎、芭蕉灣等幾個小村寨住下。總部的通訊部門住花房子，中央負責同志住高坎。

後來，張聞天在禮州向九軍團幹部作報告時，也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5月19日張聞天在禮州天主教堂內作報告。見林偉：《「戰略騎兵」的足跡》，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

《決議》批評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為了抵禦各方面敵人的前進，差不多經常分散（主要是一、三軍團的分散）兵力」。「這種分兵主義的結果，就使我們經常處於被動地位，就使我們的兵力處處薄弱，而便利於敵人對我們各個擊破」。《決議》論述了正確的原則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指出只有這樣才能使紅軍經常掌握住主動權。

在充分肯定《決議》偉大意義的同時，當然不應該迴避《決議》存在著「轉變」時期或尚未完全覺察、或難免需要暫時保存的舊的痕迹。毋須諱言，這同時也反映出《決議》起草人張聞九-九-藏-書天的「轉變」還有不夠徹底的地方。如：《決議》在批判軍事上單純防禦路線錯誤的同時，依然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決議》對於博古、李德等錯誤的主要傾向分辨不清，認為其性質是「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決議》批評並排斥了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路線、方針、戰略戰術問題，然而在行文中還是不時引用國際指示作為批判的武器；《決議》對於福建事變中的十九路軍，也還囿於下層統一戰線的傳統觀念而籠統地認為它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

《遵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用大量篇幅，通過反「圍剿」戰爭中正確的與錯誤的兩種戰略戰術的對比，極有說服力地論證了上述結論，系統地批判了博古、李德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的錯誤，系統地論述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軍集體創造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戰略戰術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2月3日，中央縱隊抵達敘永縣的石廂子宿營。2月4日，在這裏收到留守中央蘇區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項英發給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電報。項英批評中央和軍委「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電，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提出「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究竟採取什麼方針「應早定」。

《遵義會議決議》經2月8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後，立即刻印「發到支部中去討論」。在印發決議全文之前，為了儘快向各級幹部傳達會議精神，張聞天寫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下簡稱《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在《遵義會議決議》通過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這個文件以兩千多字的篇幅簡明扼要地敘述了《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沒過多少天，其全文用電報發給了紅二、六軍團，紅四方面軍和中央軍區。此件發電時間，中央檔案館所存油印本為1935年2月28日。已收入《遵義會議文獻》。這樣，《遵義會議決議》的大意和要點，在2月即傳達到了全軍。

《決議》從總結中國革命戰爭規律的高度指出：「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的戰爭。」因此，紅軍在有利條件下應該從防禦轉入反攻，消滅敵人；在不利條件下則可以暫時退卻以保持紅軍的有生力量，等待與爭取新的反攻與進攻的有利時機。「這是第一個基本原則。」《決議》又指出另一個基本原則，「即為了進行長期的持久戰，對於每一次『圍剿』與每一個戰役，必須極力爭取戰局的速決」。單純防禦路線的領導者不了解「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這一中國革命戰爭的辯證法，在反第五次「圍剿」中同敵人「拼消耗」，「把保持有生力量與保衛蘇區對立起來」，「這是把戰爭當兒戲」，是「罪惡」。《決議》申述，為了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時機，「即使放棄一部分蘇區的土地，甚至主力暫離開蘇區根據地，都是在所不辭的」。因為有了堅強的紅軍，即使蘇區受到損失也終究能夠恢復，而且也只有依靠紅軍，才能創造新的蘇區。《決議》還從反傾向鬥爭高度指出，「在戰爭持久戰的原則之下」，要反對保守主義和冒險主義兩種錯誤傾向。

2月1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與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傳達剛剛開過的扎西會議的戰略決策，進行廣泛的動員。《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指出：「過去黨中央與中革軍委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軍取得更密切的聯繫與配合，曾經決定中央紅軍渡過長江向川北發展，所以當時決計放棄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向長江邊繼續前進。然而這一決定由於川滇軍閥集中全力利用長江天險在長江布防阻攔我們，更由於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不願因為地區問題犧牲我們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決計停止向北發展，而最後決定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提出：「打大勝仗消滅敵人」是「我們目前最中心的任務」；為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充實連隊與加強連隊的戰鬥力，是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務」；而「縮編」，「正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還正面闡述了關於「經常轉移作戰地區」、「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的運動戰的作戰原則。所有這一切的貫徹實施，為紅軍二渡赤水，重占遵義，取得長征以來第一次大勝利，奠定了精神與物質基礎。

項英不見回答，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義致電中央，提出關於中央蘇區「行動方針」的「兩個意見」和「對各蘇區的領導」問題，「請立復」。項英要中央趕快作出決策，進行領導。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

下面，我們基本上按照扎西會議的順序，敘述毛洛合作的黨中央在這裏繼續和最後完成遵義會議的任務、指揮全黨全軍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過程。

加強對白區工作的領導，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也是貫徹、落實遵義會議精神的重要方面。《遵義會議決議》指出：「白區黨的工作，必須建立與加強。對白區群眾鬥爭的領導方式，必須有徹底的轉變。」張聞天和毛澤東一起，為此作出了安排。

會議最後通過了《決議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決議。」《軍委縱隊黨的幹部會議決議案》，載1935年2月19日印發的《紅星報》第10期。

會議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敵人已經加強了長江沿岸防禦，並以rｅad•99csw.ｃｏm優勢兵力向中央紅軍圍追堵截，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按遵義會議原定的渡江北上「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如不改變計劃，紅軍勢必在長江邊上腹背受敵，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果斷地決定改變戰略方向，放棄在瀘州、宜賓之間渡江入川的計劃，利用敵人主力集中在川南一線，黔北比較空虛的時機，「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

2月8日，中央縱隊繼續在崇山峻岭中向扎西方向前進，當天到達莊子上。在這裏，張聞天繼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決議的全稱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張聞天在扎西傳達《遵義會議決議》精神以後，毛澤東、陳雲也到各軍團幹部會上去傳達《遵義會議決議》。參加遵義會議和扎西會議的各軍團負責同志也用電報或個別告訴等形式向團以上幹部通報。在扎西參加報告會的軍委縱隊幹部，回到自己所在單位，即利用行軍休息的機會向下傳達，組織討論。這在當時負責無線電通訊工作的伍雲甫的日記中有記載：「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隊駐地開機、報員會議，傳達洛甫的報告及徵求報務人員的意見。」中國革命博物館編：《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頁。

從2月5日晚上到2月9日這四五天里，中央紅軍在威信境內，從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再到大河灘的莊子上、直到扎西鎮的行軍途中，張聞天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扎西會議），通過了《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並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2月5日張聞天就任總書記以後主持召開的「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最後完成。從此，開始了「毛洛合作」（即黨中央總書記洛甫和紅軍實際上的最高統帥毛澤東配合合作）領導全黨全軍進行長征的歷史新篇章。而1935年2月的扎西，是領導全黨全軍完成偉大歷史轉折的總指揮部所在地。

8月間，陳雲同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繫，並同先期到達上海的潘漢年接上頭。上海地下黨在1935年2月和7月連遭大破壞，白色恐怖嚴重，經與共產國際聯繫並經組織決定，潘漢年與陳雲先後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漢年參加了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陳雲於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號共產國際總部的會議室里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作了《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這個報告的俄文記錄稿標題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報告》。史平是陳雲的化名。中文版發表于《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題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收入《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1935年2月9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行到達扎西鎮。該鎮地處扎嶺之西，清代命名為「扎西」，同時兼取當地少數民族彝族的語音，意思是水多的地方。這個鎮不小，是威信縣政府所在地。張聞天立即在鎮上的江西會館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紅軍的「縮編」問題和紅二、六軍團戰略方針與組織問題。

對紅二、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和組織問題，政治局會議也作出了決定。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達到成熟。《遵義會議決議》闡述了遵義會議的內容和成果，概括了遵義會議的精神，是集中體現這一偉大轉折的歷史文獻。它是反「圍剿」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是黨和軍隊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以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為主導、又是對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第一次系統論述。作為遵義會議上「發言提綱」的執筆者、「反報告」的發言人、《決議》的起草人，張聞天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當然，張聞天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歷史賦予的使命，同得益於毛澤東的教育、幫助是分不開的。他說過：「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益處。」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應該說，《遵義會議決議》也是「毛洛合作」的傑作。

張聞天告訴大家，上月攻克遵義以後，在那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反對敵人五次「圍剿」和西征作了總結。他說，我們不能粉碎「圍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觀的而是主觀的。我們在軍事領導、作戰指揮方面犯了錯誤，敵人採用的是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戰略戰術，我們應該用決戰防禦，即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打敵人的弱處，在運動戰中吃掉他一路或一部分，各個擊破敵人，這樣來粉碎「圍剿」。而華夫（即李德）用「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作戰，使我們不能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在蘇區邊界上到處造堡壘，以堡壘對堡壘，跟敵人拼消耗、拼子彈、拼人力，結果使中央蘇區不能粉碎「圍剿」。

1935年3月5日，張聞天等接到紅二、六軍團任弼時來電，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來聯繫，說：上海中央局、共青團、工會和特科組織「均受極大破壞，幹部犧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與之聯繫。任弼時給中央的電報（1935年3月5日），轉引自《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按：1935年2月19日夜，國民黨根據擔任過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叛徒李竹聲、盛忠亮（即盛岳）的告密，勾結工部局，進行全市性的大逮捕，上海中央局和文委等領導同志三十多人被捕。張聞天隨即代表黨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漢年（時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前往上海，一方面設法恢復上海黨組織和工作，一方面設法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潘漢年改名楊濤，化裝成不法商販，編入一幫被紅軍拘捕的販賣「雲土」（雲南出的鴉片）的商販隊伍中間。潘同這幫人很快混熟，策劃他們一起脫逃，紅軍並不追趕。他們對這位「楊濤大哥」感佩異常，一路護送，所經關卡，通行無阻，直到貴陽。在那裡，潘漢年通過黨的關係，轉途柳州、梧州，經香港到達上海。潘漢年派出的時間和契機，據黃啟鈞：《關於一九三五年陳雲、潘漢年前往共產國際的經過情況》，《黨的文獻》1990年第2期。九九藏書

張聞天向大家宣布了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團」等中央組織變動的情況。

3月初，二占遵義以後，中央軍委在天主教堂內召集團以上幹部開會，由張聞天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會議。傳達后也進行自由發言，有的同志高興得流淚。宋任窮：《憶紅色軍中的長征幹部團》，見《中共黨史資料》第20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頁。

《決議》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光輝文獻。它是在全黨內開展與深入進行「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的鬥爭」，「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並改善軍委領導方式」，實現「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的綱領性文獻，為中央紅軍和全國各地紅軍突圍轉移，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勝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決議》又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統概括。它所扼要地論述的符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軍事路線與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不僅在長征中被運用並得到豐富和發展，而且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更為廣泛地被運用並得到豐富和發展。毫無疑問，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人民戰爭的產物，是毛澤東、朱德和人民軍隊將帥們智慧的結晶。張聞天則以他起草的《決議》，在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遵義會議開完以後兩天，1934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就由遵義地區北上，向土城方向開進，擬在瀘州上游一線北渡長江，同紅四方面軍一起實行總的反攻，爭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軍的頑強抵抗而失利，乃果斷決定撤出戰鬥。1月29日拂曉前，中央紅軍主力分三路從猿猴場（今元厚場）、土城西北地區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北部邊沿的古藺、敘永地區前進。

當時，政治局成員都贊成這個決定。只有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在背後叫博古不要交權。博古沒有聽。他服從政治局多數同志作出的決定，把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幾副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羅邁（李維漢）首先發言，表示擁護遵義會議各項決定和《遵義會議決議》，還點名批評了凱豐的錯誤態度。據李維漢（羅邁）：《回憶與研究》（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頁。大多數發言的同志就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批判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指名道姓，不僅指責博古、李德，還涉及凱豐、羅邁。據劉英：《在歷史的激流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頁。凱豐在會上對自己的錯誤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評。據《凱豐自傳》。從第五次反「圍剿」到西征，大家深受「左」傾軍事路線之苦，本來就有許多不滿和牢騷，現在張聞天代表新的中央領導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幹部們心裏豁亮了，情緒高昂起來，把鬱積在心裏的意見都倒出來。報告會成了對「左」傾錯誤領導的批判會。

紅二、六軍團收到中央2月11日電報以後，意識到這次中央的提法「和過去的提法大不一樣」，「於是電問中央」。肖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載《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立即將《遵義會議決議大綱》全文用電報發給紅二、六軍團，同時也發給了中央軍區和紅四方面軍。

《決議》指出，利用敵人內部的衝突，「是我們粉碎敵人『圍剿』的重要戰略之一」。福建十九路軍事變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重要關鍵」，應要軍事上採取「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的方針」。然而當時博古等卻在戰略上採取了相反的方針，從而「失去了這一寶貴機會」。

③對付敵人持久戰的方法，是整個戰爭的持久戰與戰役的速決戰而不是相反，應「保持有生力量」、「等待有利時機」而不能採取「拚命主義」。

說來真巧，那時剛過春節，連日陰雨，下得人心煩。2月10日張聞天作了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報告以後，當天夜裡竟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早晨，軍委縱隊離開扎西鎮時，遍地皆白，https://read.99csw.com彷彿是天公有意給紅軍另造了一個世界。不久放晴，紅艷艷的太陽懸在空中。極目遠眺，真是紅妝素裹，分外妖嬈。聽過傳達的幹部們心頭樂融融的，感到格外溫暖。

2月13日，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分局發去長電，詳告2月5日「決議詳情」。在得到19日、21日項英報告具體貫徹情況的複電以後，23日，中央書記處複電項英轉中央分局，詳告執行中央指示中應注意的具體問題。由此，中央蘇區開始實行戰略轉變，明確了堅持贛南遊擊戰爭的方向。

1935年2月10日上午9時，軍委縱隊在扎西鎮召開營、科長以上幹部會議，張聞天作《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和目前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報告的時間、地點、會議名稱、報告題目均據伍雲甫日記所記1935年2月10日「洛甫報告」的記錄。該日記收入《紅軍長征日記》一書，檔案出版社1986年出版。見該書第177頁。伍雲甫時任中央軍委三局副局長、政委，領導無線電通訊工作。

在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決定：「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在遵義會議后二十多天的征戰途中，張聞天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以他在遵義會議上所作的「反報告」為基礎，吸收會上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志的發言，並結合會後形勢發展變化和新的決策，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

對於紅四方面軍，張聞天接任總書記以後也十分關注。除上面所說的及時電告《遵義會議決議大綱》之外，於2月16日即電告紅四方面軍中央紅軍戰略方針的改變。電文說：「（中央紅軍）於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附近與川敵郭、潘兩旅作戰未得手，滇敵集中主力亦在川滇邊境防堵，使我野戰軍渡江計劃不能實現。因此軍委決定我野戰軍改在川滇黔邊區廣大地區活動，爭取在這一廣大地區創造新的蘇區根據地。」轉引自力平等著：《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頁。遵義會議后，中央政治局和軍委曾於1月22日電告紅四方面軍，中央紅軍決定「轉入川西」，「約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指示四方面軍給以配合，「集中紅軍全力」，「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盤江之前，張聞天主持中央會議，討論要派一位負責同志出去做白區工作。張聞天提議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贊成。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在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直逼昆明之際，中央曾決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組織部部長陳雲回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想從昆明走，不果而折回。陳雲在《我的自傳》（1940年7月10日）中說：「到昆明時，中央決定派我去滬」，「想從昆明走，不果，折回紅軍中」。轉引自《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過瀘定橋以後，5月31日，張聞天主持中央常委會又議此事，決定派陳雲、羅邁（即李維漢）到白區工作。6月初，張聞天同他們二位談話，說明白區工作很重要，中央擬派他們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據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359頁；陳雲：《關於瀘定橋會議》（1985年2月），見《黨的文獻》1993年第2期。后羅邁因中央另有安排沒有去，陳雲則在6月七八日紅軍攻佔天全、蘆山後，隨軍到達天全縣北面雪山腳下的靈關殿，隻身悄悄離開。陳雲由地下黨員、靈關小學教員席懋昭護送，並故意讓一個被紅軍扣留的國民黨天全縣教育局長溜掉，讓他與假裝躲避紅軍外逃的陳雲、席懋昭相遇后結伴同行。這樣一路順利通過檢查，經天全到了那個教育局長的滎陽縣城的家裡，后經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陳雲帶著劉伯承的信，找到劉伯承在成都美豐銀行任職的朋友。陳雲托他給上海章乃器（時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匯去請章轉交上海地下黨的活動經費，並託人在成都《新新新聞》報上化名刊登一則「遺失私章」的《廖家駿啟事》，向中央發出平安到達成都的信號。陳雲離開成都后經內江直奔重慶，又持劉伯承親筆信找到劉在重慶開中藥鋪的弟弟劉叔禹。在劉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輪船直航上海。據《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頁。《陳雲傳》的作者所據材料為：陳雲：《我的自傳》手稿，寫於1940年7月10日；陳雲的一次談話記錄，1940年7月22日。

2月6日，軍委縱隊從高坎進至石坎子，7日到達大河灘。張聞天連續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土城戰役失利的教訓，討論當前最為緊要的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

張聞天受命于危難之際，他立即傾注全部精力和才智，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同毛澤東配合合作，團結政治局和軍委的負責同志，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把領導全黨、全軍實現戰略轉變，粉碎敵人圍追堵截的歷史重任承擔起來。

2月7日19時，中革軍委在大河灘向各軍團首長發出《關於我軍向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通報了「黨中央和軍委決定」：改取「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以戰鬥的勝利來開展局面」的方針。並命令各軍團迅速擺脫四川追敵，改向川滇邊的扎西地區集中。這一戰略方向的改變，為使紅軍脫離當時的艱險處境爭得了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