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於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了行動的主動權。紅軍過江后直逼會理城下。會理縣城有川軍劉文輝部的一個師死守，又有西昌等地敵人增援，紅軍乃放棄強攻，只加監視。利用追敵近期無法過江的空當，部隊在會理地區休整。5月12日，野戰軍司令部發布命令：「決在會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號止），爭取在長期行軍后的必要休息和補充」。轉引自力平等著：《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頁。

關於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最終按毛澤東的意見作出不打的正確結論，避免了軍事上可能造成的損失。事後，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很贊成毛澤東的這個提議。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關於打鼓新場戰鬥的爭論，說明還是毛澤東高明。從這件事，張聞天也認識到軍事指揮必須臨機決斷，經常開中央會議來決定，對軍事指揮不利。自己對打仗又是外行，成立新的「三人團」，毛王之間的矛盾可以由他們自己解決，也省去召集會議的麻煩。

第一，通過會理會議，在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戰的實踐證明了的毛澤東在運動戰中擺脫敵人重兵包圍的方針得到了確認。懷疑或反對機動作戰方針的錯誤認識和動搖情緒受到了批評。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向共產國際報告紅軍長征的情況時，講到會理會議的意義時說：「這次會議總結並肯定了紅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會議指出，新的領導班子指揮有方。」《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並作報告。報告大綱，張聞天在會前同毛澤東、王稼祥商量過。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張聞天嚴厲地批評林彪等人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懷疑、動搖是右傾。

參加會理會議的有：三人軍事小組周、毛、王，朱總司令，政治局常委陳雲，一、三軍團司令員和政委林、聶、彭、楊。為防敵人飛機轟炸掃射，臨時搭了一個草棚子做會場。軍團負責人的地鋪就打在這個草棚子里。喝水，吃飯，由中央隊秘書長劉英帶警衛員送去。據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會理會議是長征途中的一次重要會議，其主要結果是積極的。

張聞天在《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評價道：「會理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同當時幹部中一些離心傾向及一些動搖情緒做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我以為鬥爭方式還是過火的。因為這些同志的錯誤，實質上不過是個別的錯誤，只要加以適當的批評與解釋，錯誤就會改正的，不必用機會主義的帽子去壓他們。」

毛澤東在會上駁斥了林彪所謂「走了弓背」的謬論，指出：「現在為了擺脫追敵不肯多吃一點苦，將來會吃更大的苦。」陳雲：《我對林彪的揭發》，手稿，1971年10月8日。轉引自《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頁。毛澤東還指責彭德懷，認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並說林的信，劉、楊的電報，都是右傾情緒的反映。據《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頁。ｒｅad•9９ｃｓｗ.ｃｏm

中央紅軍上上下下歡欣鼓舞，充滿勝利的喜悅。軍委縱隊於3月初再次進入遵義城。

毛澤東發言中雖然沒有挑明批評張聞天參与其事，但從話音中聽得出來，毛澤東懷疑張聞天是同彭德懷結合在一起的。張、彭雖然內心覺得委屈，但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在會上、會下都沒有爭辯。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頁。彭德懷「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彭德懷在會上「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引自《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頁。

這件事無論對於確立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還是對於紅軍保持有生力量、保證作戰勝利，意義都十分重大。在毛澤東的記憶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在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講「工作方法」的第一條「多謀善斷」時，還拿這件往事來做例子。他說：「比如苟壩會議，我先還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個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就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40頁。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常委。這時政治局常委共五人：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在遵義會議前和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王稼祥等提議恢復毛澤東的軍事領導權，但還沒有正式決定他參加軍事領導。遵義會議開完后的第二天，1月18日，又接著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常委進行分工，決定：「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雲：《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頁。從此毛澤東又重新回到軍隊領導崗位，直接參与對中央紅軍的軍事指揮。

3月4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簽發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前敵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引自《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載《遵義會議前後的四十一份軍事電報》。按紅軍中慣例，政治委員是黨在軍隊中的最高領導人，所以前敵政治委員習慣上稱為前敵總指揮。當年，前敵政治委員，實際上就是前敵總指揮。這一新的建置與任命，顯然是把前方機動靈活地指揮戰役的權力交給了毛澤東。不過，紅軍的整個軍事領導的體制並未改變，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長征是一次史無前例的、特別艱難的軍事行動。軍事領導與指揮者處於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遵義會議關九*九*藏*書於變換領導人的決定除了總書記以洛代博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軍事領導人的變換。張聞天擁護毛澤東擔任軍事指揮，從黃平橘林談話開始，為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雖然其間不無即有不無小的曲折，但總的說來，張聞天與毛澤東在這一重大關鍵問題上是配合合作得很好的。

會理會議在紅軍長征勝利以至中國革命勝利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從會理會議的進程可見，「毛洛合作」對這次會議的成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重大的爭論圍繞著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場打鼓新場，今貴州省金沙縣縣治，簡稱新場。的問題爆發了。

四渡赤水之戰1935年1月29日，紅軍由赤水縣的猿猴場（今元厚鎮）、土城西渡赤水河。這是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灘東渡赤水河。這是二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這是三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再次東渡赤水河。這是四渡赤水。充分體現了毛澤東運動戰戰略思想的巨大威力，也顯示了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毛澤東自己也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

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立以後，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在毛澤東指揮下，採取聲東擊西的戰略，大踏步進退，在雲貴川兜大圈子。3月16日至17日，紅軍在酒鄉茅台三渡赤水，再次入川，引得敵軍紛紛向川西調動。這時，紅軍又出敵不意地於3月21日至22日在太平渡、二郎灘四渡赤水。緊接著，紅軍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正當雲南敵軍增援貴陽之際，紅軍卻已越過湘黔公路南下，然後向西疾進，直插雲南，形成威逼昆明之勢。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對昆明虛晃一槍，即向西北方向急進，直達金沙江南岸。於5月初在祿勸縣皎平渡搶渡金沙江。敵人得知紅軍的行動后，花了11天才追到江邊。紅軍只用了9天，就全部渡江完畢。

紅軍取得搶渡金沙江的勝利，跳出了包圍圈，把圍追堵截的敵軍遠遠甩掉，實現了遵義會議確定的渡江北上的戰略目標。這是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3月12日，在苟壩附近，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將成立新「三人團」的提議提交會議討論。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時間、地點，據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所作考證的結論：「三人軍事小組是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的。」毛澤東在三十多年後談及此事時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毛澤東1967年的一次談話。

會理會議還討論了渡過金沙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紅軍繼續北進，渡過大渡河，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會議還任命劉伯承為先遣隊司令員。

張聞天是會理會議的主持人。他在會上代表中央批評下面，自己並沒有受到直接的、明顯的批評。不過，毛澤東聽了個別同志的猜測和判斷，卻一直認為是張聞天到三軍團去與彭勾結反他。這種誤解一直埋在毛澤東的心裏，直到延安整風時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間的一次小型談話會上，毛澤東批評張聞天的缺點，特別提到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說張「當時挑撥軍隊領導同志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要林、彭來代替『三人團』指揮等等」。對此，張聞天當場表示「保留」。「當晚回家后，關於這件事曾寫了一封申明信給毛，但後來沒有發出。想事情沒有旁證，說也無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及此事」。張聞天這回才認真對待。他「利用許多同志在延安的機會，做了一點調查工作」，在隨後寫的「整風筆記」中作了澄清：「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王稼祥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於此事有正式聲明）」以上均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ｒead•99cｓw•coｍ

不過，在當時，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認識還不統一。實行毛澤東的靈活機動的戰法，經常的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對這種戰法，很多人不適應，也沒有完全領會。執行這種機動作戰的方針，固然打了不少勝仗，但不可能每仗必勝；迂迴穿插，走了許多路，有時是為了甩掉敵人，迷惑敵人，一時看不出它的必要性；有時為了隨敵情的變化而變化，看起來走了不少冤枉路，但不可避免，非走不可；當然，在這種大規模的運動戰中，白走一點路也難免。在連續大踏步的進退中，部隊很疲勞，減員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雖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但不同意見也有，怨言也不少。分歧主要圍繞著走路還是打仗展開，有人埋怨部隊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

還應該看到，會理會議在毛洛關係、毛彭關係上的消極影響是深遠的。

大約在4月中旬，劉少奇到三軍團擔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將了解到的部隊情緒，結合聽到的意見和自己的意見，給中央軍委寫了一個電報，三軍團政委楊尚昆也簽了名，用劉、楊的名義發出。據《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頁。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一直埋怨紅軍走的儘是「弓背路」，主張走弓弦，走捷徑。說什麼「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據《聶榮臻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第5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頁。林彪還給周、毛、王「三人軍事小組」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任前敵指揮，迅速北進與四方面軍會合。據《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頁。「三人軍事小組」中，王稼祥對毛澤東的戰法也不理解，他向張聞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王稼祥要求開會解決這個問題。據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毛澤東指責林彪的信是彭德懷「鼓動」起來的，是「右傾」。對此，彭德懷沒有申辯，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重提此事，林彪當場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懷同志無關」，「寫信彭不知道」。直到這時，彭德懷才出來說明原委。關於劉、楊的電報，彭說，劉少奇寫好以後，「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至於林彪的信，彭德懷說：在會理會議時才看到，事先「沒有同林彪談過話」，此信「與我無關」；在會上，「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對毛的指責，彭說：「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大敵當前，追敵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我採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此事又成一大罪狀，他才感到這種坦蕩之風效果不好。彭德懷後來說：「在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講過四次，我沒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沒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談過此事。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以避免挑撥者利用。」本段引文均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200頁。read.99csw.com

在長征路上，大敵當前。會理會議的過火鬥爭，懷疑、誤解，都沒有影響中央領導同志和紅軍高級將領團結對敵。在延安整風期間，對於全黨來說，這也並非大事，說過以後也就算了，並沒有特別去做結論。不過，會理會議在毛洛關係、毛彭關係上卻有相當深遠的影響。誤解延續到延安整風，確鑿的事實也未能真正驅散這團疑雲，而1959年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張聞天的錯誤打擊，不能不說也蒙有會理會議的陰影。

為了統一思想，肯定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張聞天同毛澤東商議后，於5月12日下午，在會理城外的鐵場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理會議。

至此，遵義會議變換領導的重要決策最終完成。毛澤東進入了當時最重要的軍事領導機構。這表明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進一步為全黨全軍所接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確立。

毛澤東就任前敵總指揮后，即隨前敵司令部離開遵義到達鴨溪、苟壩一帶。此後，王稼祥發些議論，經常要求中央開會討論軍事行動。張聞天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缺乏民主，採納了王稼祥的意見，召集過幾次這樣的會議。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毛澤東1943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講話中也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八人的中央會議。」轉引自《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張聞天那時不了解，日常的軍事指揮需要完全的集權。召開這種會議，對前方指揮者按軍情變化作出必要的專斷處置是會有妨礙的；而會上的爭論，更會擾亂前方指揮者的部署。

2月25日，中央紅軍攻克桐梓。途中經半天激戰，搶佔婁山關，於28日再取遵義城。這一仗，擊潰王家烈8個團，消滅吳奇偉2個師，繳獲槍支2000多，俘虜約3000人，是長征以來打的第一個大勝仗。毛澤東運動戰的戰法得勝，非常高興，在馬背上吟成一首詞：《憶秦娥·婁山關》，歌詠婁山關戰鬥的勝利，抒發由沉鬱轉為開朗的心情。詞雲：

毛澤東參与紅軍的軍事指揮以後，中央紅軍根據敵情變化，採取了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方針。部隊在扎西縮編以後，即執行「回兵黔北」的決策，揮師東進，在太平渡、二九-九-藏-書郎灘第二次渡過赤水河，向遵義進發。出敵不意，殺了一個回馬槍。

1935年3月10日1時，一軍團林彪、聶榮臻致電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3月10日白天，張聞天即在鴨溪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要不要發動「打鼓新場戰鬥」問題。以下敘述這次會議的情況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在黨中央召集的一次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轉引自《遵義會議文獻》，第69頁）。到會的大多數同志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堅持主張不打。毛澤東認為，紅軍12日才能趕到新場，那時滇軍也趕到那裡同黔軍會合，同時川軍可側擊紅軍，所以反對打。毛澤東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部隊不值得，還是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嘛。但他未能說服眾人，大家還是要打。會上爭持不下。毛澤東急了，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有人發言說：「少數服從多數，不幹就不幹。」張聞天主持會議，以一般地執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制原則，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剛剛擔任前敵總指揮沒有幾天職務便被撤銷，前敵總指揮由彭德懷暫代。彭暫代毛一節，據張聞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我的思想檢討》（1969年6月28日）、《關於反革命分子林彪的一點材料》（1972年3月28日）。

既然紅軍高層領導在戰略戰術問題上存在分歧，召開會議討論解決是必要的。

但同時應該看到，會理會議也有著明顯的不足，其鬥爭方式是不盡恰當的。

從作出「回兵黔北」的戰略決策，到二渡赤水取得婁山關大捷，中央紅軍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使張聞天更加相信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是正確的，更加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更加確信，毛澤東在前方指揮戰鬥更有勝利把握。在二占遵義以後，張聞天提議成立一個前敵司令部，請毛澤東到前方擔任前敵總指揮。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毛澤東1943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講話中也說「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轉引自《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

會理會議開了兩三天，最後由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作結論。據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他肯定從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林彪反對機動作戰、在部隊中叫苦、甚至企圖改變軍事領導的錯誤。

第二，通過會理會議，遵義會議后確立的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是同毛澤東軍事思想為實踐證明正確並通過爭論得到確認分不開的。

散會以後，毛澤東實在放心不下，深感攻打打鼓新場會給紅軍帶來極大損失。於是，連夜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談，要他晚一點發攻擊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當晚21時以軍委名義發出電令，部隊在平家寨、楓香壩、花苗田地域集中，以便尋求新的機動。第二天一早，張聞天再次主持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毛、周把大家說服了。軍委即給一、三、五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新場的指令》。此事經過據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