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紅軍北上至天全河畔，擊潰守敵楊森部6個旅。6月7日，佔領天全，8日佔領蘆山。繼續前進，爬越終年積雪、沒有人煙、沒有道路的夾金山。

與此同時，中央為了團結張國燾，對他在「組織問題」上提的要求，還是委曲求全，盡量考慮。張聞天同毛澤東就中央的人事安排問題反覆商量。張聞天從團結北上的全局出發，主動表示自願讓出自己擔任的黨中央總書記的職位。毛澤東不同意。經商量，周恩來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了他。當時擔任中央隊秘書長的劉英回憶、敘述了毛洛商談的情形：

俄界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當時因為時間緊迫，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決定。到達哈達鋪以後，在9月20日舉行的常委會上，決定：「關於國燾問題的決議的起草，由洛甫負責。」這個決定由張聞天寫成通過以後，沒有立即發布。到1935年12月間才在黨中央委員範圍內公布，在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口頭傳達。

在張國燾策動下，7月8日當天，中共川陝省委致電中共中央，說張國燾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政府」「在理論上、在組織上都是正確的」，《前進報》上的文章對聯邦政府的批評是不正確的。7月9日，中共川陝省委又出面向中央建議，要加強總司令部，由陳昌浩出任總政委等職；軍委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並催促中共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7月10日，張國燾急不可耐，又向中共中央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說穿了，就是要給他最高權力，給他的部屬高級職位，由他掌握紅軍的指揮權。對於《松潘戰役計劃》，則極力延宕，不予執行。

針對張國燾這一破壞北進戰略部署的錯誤主張，中共中央於8月15日致電張國燾，指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時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目前洮、夏敵備尚薄，遲則堡壘線成，攻取困難。氣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決被服。」「班佑以北，糧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支隊，掩護後方前進，五軍、三十二軍即速開毛［兒蓋］。」「目前應專力北上，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引自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頁。張國燾對中央的耐心說服教育和明確指示置之不理。

7月1日，張國燾又借口為了將主力迅速開到毛兒蓋東北地帶，消滅胡宗南部，提出「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故意拖延四方面軍主力北上的行動。接著，張國燾向李富春表示非常關心「統一組織問題」，提出「充實總司令部」等要求。

當天會後，中央軍委縱隊進駐禮州。張聞天在禮州天主教堂向紅九軍團幹部作報告。據《林偉日記》，《「戰略騎兵」的足跡》，戰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頁；《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表彰紅九軍團勝利完成了軍委交給的「別動支隊」的任務，在紅軍的歷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他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還傳達了剛剛開過的中央會議關於行動方針的新決定，號召全軍去實現。

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位置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是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43期連載。

張聞天還指出：「因為一、四方面軍分開，我們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們的戰略方針不能不有變更。」他同意彭德懷的提議，「目前隊伍的編製要縮小」，指出：「要注意幹部的保存。現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負責改編隊伍，到麻牙即行改編。」

更為嚴重的是，張國燾於9月9日發密電給陳昌浩，背著中央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密電內容據1937年3月中共中央會議記錄中毛澤東的發言，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頁。

徐、陳要張國燾「即明電中央局商議，我們決執行。」

《決議》指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佔領華北，造成『華北國』的實際行動」，卻未能再前進一步，指出由此帶來的國際國內形勢和階級關係的巨大變動。《決議》維護了《遵義會議決議》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卻仍然沒有認識到四中全會以來政治路線的錯誤，還要求學習五中全會的決議。所以，從總體上它還未能及時地開始從土地革命與蘇維埃運動到民族革命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這一重大轉變，還有待于由於日本侵略的加劇而引起的民族危機的更加深重，有待于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的推動。就在《沙窩會議決議》形成前不久，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寫出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公開發表的時間是1935年10月。其原因，據王明在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說：「當《八一宣言》決定時，首先便是劉佐夫起來反對……經過兩個月的討論，經過國際書記處看過才發表。」。歷史造成的這種認識落後于形勢的局限當然是不應該苛求的。聚集在沙窩的毛、洛、周、博等黨中央領導人正傾注全部精力解決最迫切的關係到紅軍的生存和發展的戰略方向問題，正在為團結張國燾、率領紅軍衝破重圍、北上創立川陝甘根據地而努力，長征的環境也使他們無法了解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沙窩會議決議》存在的不足與局限，絲毫不影響其積極意義和歷史地位。

張聞天《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這篇文章為兩河口會議決定北上的戰略方針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在紅軍長征的歷史上，這是最早的一篇系統闡述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明確批評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文獻。

根據俄界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於9月14日再次致電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嚴正指出張國燾的錯誤和責任：「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於總政委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總政委對於自己行動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電文還指出：中央「再一次的要求張總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之北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頁。

毛、洛、周等當然不同意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和行動，但是他們還是期望能夠爭取張國燾北上。毛、洛、周就怎樣答覆張國燾要求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紅軍下一步究竟應該怎樣行動這些問題，同徐向前、陳昌浩等多次討論。毛、洛、周仍然力圖通過和緩的商討勸說張國燾放棄南下主張而取北上方針，他們的表態既不失原則而又留有餘地，甚至表示南下如果真有利的話不是不可以交換意見。同時，讓徐向前、陳昌浩向張國燾把問題講透，便於張國燾轉圜。

會議開始即由張聞天就第一項議程作報告。他根據起草好的文件《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經過兩天討論，第三天會議開始時，由張聞天作結論。

會議決定加強對宣傳工作的領導，《幹部必讀》和《鬥爭》分別成立編委會九九藏書。《幹部必讀》由張聞天兼主編，編委成員羅邁、陳昌浩；《鬥爭》由博古主編，張聞天、王稼祥為編委。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從全局和全黨全軍的團結出發，為求得共同北上，促進張國燾轉變與爭取四方面軍，採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耐的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8月上旬，張聞天在松潘縣毛兒蓋南面約20里的小村莊沙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

8月6日的會議主要在這個問題上爭來爭去。毛、洛等看透張國燾的用心，是企圖形成多數來控制黨中央（這當然只是張國燾的一廂情願。事實上沙窩會議吸收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同志大多數是黨的好乾部而不是張國燾的人），所以在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上毛、洛口徑統一，維持原議。但為了從大局出發，盡一切可能同張國燾搞好團結，在組織問題上還是作了一些讓步：最後決定進政治局的兩位同志都是正式委員。據1935年8月6日的沙窩會議記錄。在組織問題上，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兼政委；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由陳昌浩任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引自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頁。

這時，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都在懋功。他們在6月17日凌晨由新寨子出發，翻越了夾金山，下午至達維宿營。18日凌晨又從達維出發，午後抵達懋功。紅四方面軍總部設在理番縣的雜谷腦鎮（今理縣縣城）。張國燾在茂縣。為了解決意見分歧，統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兩河口開會，商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

9月10日當天，張聞天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到達阿西，立即以中央政治局名義致電陳昌浩等下達指令，指出：張國燾電令你們南下，顯系違背中央累次之決定及電文。中央為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的戰略決定，已令一方面軍主力向羅達、拉界前進。四軍、三十軍歸你們指揮，應于日內尾一、三軍后前進。並鄭重聲明：「本指令因張總政治委員不能實行政治委員之責任，違背中央戰略方針，中央為貫徹自己之決定，特直接指令前敵指揮員（黨員）及其政委並責成實現之。」並通知他們，「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同時，張聞天等以中央名義致電張國燾，申明：「閱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才是出路」，「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右路軍應立即北上。」

一、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勝利會師之後，戰略方針問題又尖銳地提了出來。

會議認為：應該加強常委會的工作，發揮常委會的作用。決定：「常委會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會議經過充分討論，確定中央分工如下：張聞天負總責之外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這一決定，將領導權集中統一于常委會和黨中央總書記手裡，軍事領導權則掌握在毛澤東手裡，這在當時張國燾擁兵自重、向黨爭權，黨內矛盾趨於尖銳的形勢下，是十分必要的。對日後戰勝張國燾的個人野心和分裂活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毛兒蓋召開，集中討論紅軍行動方針。會議內容據會議記錄。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關於夏洮戰役後行動問題的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以便取得甘、陝廣大地區的行動計劃，並指出，目前左路軍應迅速向右路軍靠攏。毛澤東作結論，他說，我們應該堅決向東打，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展，不應因為有一些困難而轉移向西。最後，張聞天說：「由澤東同志起草一決議，補充上次政治局決議。」會後，發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對1935年6月28日兩河口會議《目前戰略方針的決定》作了補充。

《沙窩會議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從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必要條件立論，正面回答了兩個方面軍會合以來出現的主要問題，不指名地批評與抵制了張國燾的種種錯誤。《決議》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指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工農紅軍」，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軍事領導「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決議》對兩個方面軍分別作出了全面的估價，而且相當嚴格地批評了一方面軍的弱點並提出「必須立刻整頓部隊」的任務，強調「一、四方面軍的兄弟的團結」，這就有力地抵制了張國燾破壞團結的言行。《決議》還從兩個方面軍會合的地域正在少數民族區及今後在西北地區活動的實際出發，指明「爭取少數民族」「對於中國革命勝利前途有決定的意義」；指出在少數民族地區「一般的組織工農民主專政蘇維埃是不適當的」；對「西北聯邦」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也作出了「目前建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是過早的」結論。

9月8日上午，徐、陳聯名給張國燾發了一份電報，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洛、周爭取張國燾改弦易轍的良苦用心。徐、陳的電報說：

會議全體通過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戰略方針，委託張聞天寫一個決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發出了張聞天寫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並明確指出：「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在討論中，張國燾強調要提拔新幹部，提出要向中央委員會增補成員。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張國燾只得暫時作罷。

中政局正考慮是否南進，毛、張皆言，只有南進便有利可以交換意見；周意北進便有出路；我們意以不分散主力為原則，左路速來北進為上策，右路南去南進為下策，萬一左路若無法北進，只有實行下策。

張聞天的文章還論述了在創立川陝甘根據地的過程中爭取「決戰勝利」的戰略意義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他寫道：「我們現在還處在從無後方的游擊戰，轉變到有後方的運動戰的時期。轉變的決定關鍵，完全依靠于決戰的勝利。只有決戰的勝利，我們才能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川陝甘三省是一塊很廣大的地區。在取得松潘之後，我們或將首先取得甘肅東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區。到底在川陝甘哪一地區開始創立根據地，就決定於當時的敵情，與我們同敵人作戰的勝利與勝利的大小。為了尋求運動戰消滅敵人，紅軍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經開始赤化的地區內，而需要轉移地區。但這種轉移的目的是為了尋求作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而轉移的範圍，也就在川陝甘範圍內。」張聞天還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不點名地批評了「避免戰爭」的「逃跑主義傾向」。他說：「如果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仍舊以到達某一地區為我們行動的中心，實際上就是要避免戰爭，放棄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任務，而變為無止境的逃跑。」他提出：「必須同這種逃跑主義的傾向做堅決的鬥爭。」

會前，就這兩項議程進行了比較充分的醞釀。張聞天經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商討，就形勢與任務問題草擬了決議草案。草案擬就后，又同四方面軍的陳昌浩、傅鍾等商量，得到他們的贊同。關於組織問題，張國燾先著人帶給中央一個增補四方面軍同志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張聞天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又同陳昌浩、傅鍾來回商量，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做了這些準ｒｅａｄ.９９ｃsw•cｏm備工作之後，8月3日21時，張聞天發電通知張國燾：「請准于明日十時到達沙窩開政治局會議，並請通知傅鍾、博古、鄧發、凱豐、富春趕來到會。」

6月12日中午，紅一方面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在夾金山、達維之間與紅四方面軍先遣團第九軍二十五師七十四團勝利會師。第二天，野戰軍總司令部發出捷報：我四方面軍「8號占懋功，昨12日南進到夾金山北，已與我野戰軍先遣兵團會合」。兩個方面軍的會合，標志著遵義會議決定的中央紅軍北上「渡過長江直接與紅四方面軍配合作戰」中共中央1935年2月16日致紅四方面軍電。的方針終於實現。6月15日，《紅星》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會合》。16日，朱、毛、周、洛複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慶賀兩大主力的會合。電報署名順序按原件。本書以下引用電報均此。按中國傳統習慣，二人或數人聯署的函電，擬稿人一般署名在後。18日，洛、毛、周、朱等會見李先念。李時任紅三十軍政委，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攻佔了懋功。

沙窩會議以後，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中共中央決定，會合后的兩個方面軍組成左、右兩路軍繼續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組成，由朱德、張國燾帶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到達后即東進，到班佑同右路軍靠攏，然後齊頭並進，向甘南進軍。

就在這一天，按會理會議作出的決定，中央紅軍先遣隊成立，為全軍北上開路。

7月18日當天，軍委即將上述決定通知各軍團首長。

中央對張國燾延遲北上貽誤戰機的錯誤提出批評，敦促他對所率各部「真能速調，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要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一起速來蘆花集中指揮。

不管張國燾及一時追隨張國燾的同志怎樣反對北上方針，毛澤東、張聞天等還是寬容忍讓，耐心等待。到達班佑、巴西地區以後，右路軍部隊就停止前進，進行休整、整頓，等候左路軍到來。9月2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整頓紅一方面軍的工作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張聞天發言要求政治局的同志需要親自深入連隊。會後，張聞天起草了關於紅一方面軍整理訓練工作的中央指示信。

毛澤東回應他說：四方面軍中有很多好的幹部，現在我們提出這六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幹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5月25日，先遣隊紅一團挑選17名勇士組成奮勇隊強渡大渡河成功，紅一團陸續渡河。但船少渡得很慢。毛澤東到渡口見此情景，當即開小會決定迅速奪取瀘定橋。5月26日，紅軍循大渡河東西兩岸向上游急進。沿西岸北進的先頭部隊紅四團28日一天疾走240里，於29日晨6時到達瀘定橋，迅速佔領西橋頭。組織22人的突擊隊，于下午4時發起衝鋒，冒著敵人密集的火力，攀踏懸空的鐵索，一面在鐵索上鋪木板，一面匍匐射擊前進，衝到了對岸。這樣紅軍從安順場和瀘定橋兩個渡河點過河，30日就全部到了對岸。

《決議》提出12項「目前的中心工作」，包括了軍隊建設、少數民族工作、白區工作、地方工作、保衛工作、組織工作、蘇區工作等各個方面，是執行上述戰略方針和原則的具體任務和措施，也是對以往鬥爭經驗的概括。

會理會議以後，中央紅軍執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創建根據地的計劃，沿著通往西昌的大道繼續北進。5月19日，中央軍委縱隊到了西昌城北數十里的禮州附近一個叫鐵坑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行軍路線。鑒於西昌有敵軍固守，會議決定放棄原定圍攻西昌的計劃，改為取道冕寧，過彝族區域，到安順場渡大渡河，進入川西北，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9月10日凌晨兩三點鐘，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起率領三軍團、紅軍大學離開危險地區。軍委縱隊各單位也以「上山打糧」為名，隨黨中央一道北上。

1935年6月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率領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離開兩河口。此後，即連續翻越夢筆山等大雪山，於7月10日到達黑水縣的上蘆花。在這裏一面耐心等待張國燾執行兩河口會議決議，發動攻打松潘戰役，一面籌集糧食，準備北上打大勝仗。上自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齊心協力，大家動手。總書記張聞天和年已五六十歲的徐特立、林伯渠也都參加收割、打場、炒麥子等勞動。歇晌的時候，張聞天還同幹部、戰士聊天。紅一方面軍都是江西、福建一帶人，不習慣吃麵食，也不會做。他就結合自己親身經歷，有意講世界各國吃東西的習慣，蘇聯人怎麼樣，美國人怎麼樣，日本人怎麼樣，說：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吃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吃大米，我們「北上」，就到了吃麵食的地方了，可要少數服從多數啊。說得大家笑起來。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蘆花（今四川省黑水縣）召開，討論「組織問題」。此次會議出席人員，記錄中「到會」項下僅記「朱、毛、周、洛、王、博」，記錄中發言的人還有：張國燾、鄧發、徐向前、凱豐。陳昌浩是否參加，無法確定。以下敘述會議情況、張聞天講話內容，均據會議記錄。

毛澤東作報告以後，彭德懷作了改變軍隊編製等問題的報告。

8月9日，中央印發了沙窩會議通過的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以下簡稱《沙窩會議決議》）。

對於8日徐、陳傳遞毛、張、周、博、王意見電報和七人聯名電報的透徹分析，熱忱期待，張國燾全然不顧，一概不聽。9月9日，張國燾複電徐、陳並轉周、張、博、毛、王，依然以種種困難為借口，反對北進，鼓吹其「乘勢南下」的主張。

這時，中央機關到達包座西北的潘州城。張聞天在這裏寫了一篇論北上、南下的文章，準備在《幹部必讀》上發表。寫罷，他照例拿到編委會上討論。參加討論的有陳昌浩、凱豐、楊尚昆。文章詞句並不尖銳，但觀點很鮮明：北上是正確路線，南下是退卻逃跑。文章還沒有念完，陳昌浩就火冒三丈，強烈反對。張聞天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從團結出發，還是對陳昌浩讓步，這篇文章沒有發表。據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

先遣隊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后，劉伯承司令員與沽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在彝族同胞幫助下，紅軍部隊安全通過了彝族區，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渡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兩河口一座喇嘛廟裡召開，集中討論目前戰略方針。這次會議的出席者，會議記錄所列為（括弧內名字為本書引者所加）：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王（稼祥）、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少奇、凱豐、鄧（發）、林（彪）、彭（德懷）、聶（榮臻）、國燾、伯渠、富春。會議由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主持。周恩來在會上作了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闡述必須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理由，提出為了迅速打擊松潘的胡宗南部，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與會者都贊成北上方針，張國燾發言也表示同意。

張聞天首先肯定四方面軍「一般領導是正確的」，部隊「很有戰鬥能力」，同時又指出其缺點和錯誤：在第四次反「圍剿」開始時領導對形勢估計上有「左」的傾向，后當敵人分兵合擊時，未能抓住敵人弱點，集中打他一路；通南巴指四川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一帶，紅四方面軍在這裏建立了川陝根據地。打reaｄ.99csｗ.cｏｍ了勝仗還是放棄了，反映對根據地的重要性了解不夠；退出通南巴時把所有幹部、游擊隊通通帶走也是不好的；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確的戰略方針，沒有一定的發展方向，造成了現在的一些困難。張聞天還指出，四方面軍對待少數民族也有些問題，如在兩河口把藏民的土地拿來分，引起群眾反對；關於西北聯邦問題，實際也未弄清楚怎樣才算「聯邦」，少數民族還沒有發動就首先成立「聯邦」，結果必將是徒然的。張聞天強調，在新的環境下創造新蘇區是當前的中心任務，揭示過去工作的弱點是為了總結經驗。

為了促進兩個方面軍的團結，統一認識，分清一些大的是非問題，從7月21日至22日在蘆花，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四方面軍的工作。會上，張國燾作關於紅四方面軍工作情況的彙報。討論后，張聞天作總結性發言。

對於張國燾錯誤發展的前途，張聞天同意毛澤東所作的「反對中央，叛變革命」的估計，並且具體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後來張國燾果然另立中央，最終叛變而去。張聞天簡要回顧了爭取張國燾的過程：「過去中央站在布爾什維克的路線上，如同一方面軍一樣看待他，後來知道他的錯誤，才用許多辦法來爭取他。用了許多方式，派代表，談判，讓步等，但終於分裂了。中央爭取他的這些步驟是失敗了」。說明「中央是採取了許多正確的辦法的」，並指出「就是現在，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

張國燾對中央的勸告、命令一概置若罔聞。9月2日，他複電中央，借口左路軍自阿壩出發在行軍途中遇「噶曲河水漲，上下三十里均無徒涉點」為由，停止向右路軍靠攏。9月3日，張國燾更變本加厲，不僅決定左路軍退回阿壩，而且不顧朱德反對，竟以紅軍總司令部的名義，發電要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9月5日，張國燾以朱（德）、張（國燾）的名義正式發出退兵命令：「左路軍先頭兵團決定轉移阿壩補糧改道滅敵」。

蔣介石得知紅軍到了大渡河畔，立即命令國民黨軍隊在大渡河以北地區加緊布防，致電各路將令：「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晏道剛：《蔣介石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見《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貴州社會科學叢書1983年版，第346頁。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頁。蔣介石妄想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英勇的紅軍沒有重蹈覆轍。

出發時，毛澤東率部在前，彭德懷率部在後掩護。張聞天也策馬前後照應，親自向幹部講明當時危險處境，還與彭德懷一起布置三軍團部隊在山上警戒。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45期連載。

6月18日晚21時，洛、周、朱、毛聯名急電張國燾等，答覆17日張國燾的回電。針對他的錯誤主張，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攻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的樞紐。」電報向張國燾說明，「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時主要一著」，要他即下決心北上。6月20日凌晨4時，洛、朱、毛、周再次聯名致電張國燾，分析北進、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種方針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針，力主北進，並邀約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9月8日晚22時，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徐向前、陳昌浩、毛澤東、王稼祥七人聯名的電報發出，力促張國燾北進。電報文辭十分懇切，開頭說：「目前紅軍行動是處在最嚴重關頭，需要我們慎重而又迅速的考慮與決定這個問題。」電報將「弟等仔細考慮結果」一一條列陳述，指出「右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將極端不利」，因而，「務望兄等深思熟慮，立下決心」，「改道北進」。並告以行動計劃：「擬於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二十五、六軍配合行動，吸引敵人追隨他們，以利我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電報最後說：「以上所陳，純從大局前途及利害關係上著想，萬望兄等當機立斷，則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誠，溢於言表。

張聞天總結兩天的討論說：「對決議案大家意見無大分歧，同志們也都是一致的。這是一、四方面軍勝利和前進的保障。」張聞天有針對性地著重肯定遵義會議的正確，強調遵義會議肯定的軍事路線，要求四方面軍中黨的支部應該討論《遵義會議決議》。關於西北聯邦問題，張聞天再一次指出，「是過早的，這在決議中應指出」。對於四方面軍同志對一方面軍的批評，張聞天首先肯定「是好的，是幫一方面軍來糾正缺點的」，同時又指出，「但須注意可能發生的不好影響——過分的批評會妨礙團結的」。他認為，切實緊要的是「現在就是要實際去作」，即通過整頓部隊來糾正缺點。張聞天最後說：基本上通過決議案，由常委作些修改後印發。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回顧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同張國燾就戰略方針進行爭論的過程。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背靠一個可靠的地區是對的，但不應靠前面沒有出路、後面沒有戰略退路、沒有糧食、沒有群眾的地方。「所以，我們應到甘肅才對，張國燾抵抗中央決議是不對的。」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頁。他明確指出：現在我們不應依靠共同北上，而應該單獨北上。

這時，蔣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後面追趕紅軍，已佔領夾金山以南地區。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敵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敵人在東邊已集結130個團，向東過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為少數民族區域，條件更加惡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陝甘，那裡人口稠密，經濟較好，便於紅軍擴大、發展。因此，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是北進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進而佔領川陝甘。張國燾提出：西進西康、青海、新疆，到「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區域發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長江，打到武漢去」。張國燾：《新的勝利和新的形勢》（1935年6月13日），載《幹部必讀》第127期（1935年6月14日）。兩種方針存在著嚴重的分歧。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一起，通過電報往來，同張國燾磋商，耐心地交換意見，希望他改變主意。

在召開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前一天，8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情況與內容均據會議記錄。到會者為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來因病缺席。會議討論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方針問題，常委分工問題，宣傳工作問題。

張聞天首先總括大家的意見，著重指出：「北上的戰略方針大家意見一致，應一致來實現。這戰略方針是前進的，唯一正確的。」同時又毫不含糊地否定「西進」方針：「可以發生另外一個方針，準備過草原，把口子守了，這是退守的，不適用的。」接著，他就當前戰役部署問題指出：「要實現這一戰略方針，首先要進攻或控制松潘。」張聞天強調「創造川陝甘蘇區只有依靠決戰勝利」，「現我應用儘力量克服困難」。他又一次批評退卻逃跑傾向，斷然指出「放棄這（北上）方針是錯誤的」。張聞天還特彆強調兩個方面軍在組織上「應統一」。同時說明人員的調劑可以具體商量。

在與會者充分開展討論后張聞天作總結性發言，對毛澤東的報告作了補充和發揮。張聞天在俄界會議的發言，以《關於張國燾的錯誤》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引文見該書，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頁。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戰役部署。要不是張國燾的拖延、避戰和反對中央的右傾分裂活動，兩河口會議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蘆花會議決定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以後，他才勉強執行軍委為補救延誤戰機而發布的松潘戰役第二步計劃，率領九九藏書四方面軍北上向毛兒蓋地區集中。可是，到了毛兒蓋以後，張國燾又進行了一系列反對中央、破壞團結的活動。他在四方面軍召開了一個緊急幹部會議，在會上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路線，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和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即不進兵。還在中央駐地附近，搞了一個嚴重的軍事示威。同時，他在整個四方面軍中封鎖中央的聲音，做了一個反對中央、反對一方面軍的動員，造成了四方面軍對一方面軍的異常惡劣的關係，全然不顧中央號召的兩軍團結北上的政治任務。據1936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的電報。而這時敵方胡宗南部卻已經利用張國燾延宕不進之機，集結了胡部主力，在松潘附近地區構築了堡壘線，紅軍攻打松潘的有利時機已經喪失。不僅如此，各路敵軍經過調集、布防，形成了圍困與消滅紅軍于岷山以西、懋功以北雪山草地之中的態勢。紅軍處境異常困難。如不抵制張國燾的錯誤方針，制止他破壞團結、反對中央的行為，紅軍處境將更為兇險。

沙窩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組織問題——「吸收四方面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張聞天代表政治局提出預先經過磋商的名單，提升三個正式中央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三個候補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兩位同志進政治局：陳昌浩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周純全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會議議程和張聞天提出的名單均據1935年8月6日沙窩會議記錄。

7月8日，張國燾在雜谷腦召開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會議，抓住《前進報》發表凱豐寫的《列寧論聯邦》批評張國燾在5月底宣布成立「西北蘇維埃聯邦政府」一事，大肆攻擊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關係，進行反對黨中央、破壞紅軍團結的派別活動。

9月12日，張聞天在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高吉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分裂錯誤和紅軍今後的行動方針。

那麼，怎樣才能使兩大主力會合后造成的在川陝甘建立蘇區根據地的「這一可能變成實際」呢？張聞天認為，戰略方向上應該是「北進」，而關鍵的戰役任務是「奪取松潘」。他指出：「我們現在必須集中我們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敵人北面的防線，將紅軍主力轉入川陝甘的廣大地區內尋求在運動戰中大量地消滅敵人。因此奪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區，消滅胡宗南的部隊，目前成為整個野戰軍與四方面軍創立川陝甘新蘇區的最重要的關鍵，也是目前我們紅軍的緊急任務。」

6月2日，中央縱隊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駐紮。當天下午，召開中央縱隊班長以上幹部會，張聞天作報告，講渡過大渡河的勝利與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當天在那裡過夜，下了一場大雪。據伍雲甫日記，《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5頁；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轉引自陳宇編著：《誰最早口述長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頁。

沙窩會議從8月4日開始至8月6日結束，共開了三天。

張聞天主持會議，他首先提出關於人事安排的意見：「軍委設總司令，國燾同志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在增為五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還是國燾同志。恩來同志調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國燾同志尚未熟習前，恩來暫幫助之。這是軍委的分工。關於總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實際是博古，現決定博古為主任。」

但是，張國燾一意孤行，竟致電前敵總指揮部，要求「一、三軍暫停向羅達前進，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陳昌浩、徐向前商議后，即向中央報告。張聞天即於9月8日晚召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來的住處開了一個非正式的會議，據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記錄中毛澤東的報告。細緻冷靜地分析南下、北上的利弊。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由七人聯名致電勸告張國燾執行北上方針。

紅軍部隊在向雅安前進途中，得知漢源有川軍扼守高地，居高臨下以待紅軍。於是決定改變方向，折向東北前往天全河邊。這一改變，紅軍的行軍路線就由大道轉入山間小路，並第一次翻越四季積雪的高山。

張聞天最後作結論說，大家意見一致，很好。現在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打好這次戰役。並宣布決定：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和政委，博古為總政治部主任。

張聞天於6月23日到達兩河口，住在當地的一座關帝廟裡。為了統一認識，把這次會開好，他於6月24日在這裏寫了《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一文，立即在當天出版的《前進報》（油印）第一期上發表。該文收入《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軍團政治部在25日又翻印發給幹部學習。

6月29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強調攻打松潘的困難，並要一軍團去阿壩，四方面軍主力往西、往南。

與此同時，9月10日在阿西，發布了毛澤東寫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自從我們翻過了雪山，通過了草地之後，我們一到包座，即打勝了仗，消滅了白匪軍49D49D，即在包座被紅軍殲滅的胡宗南的第49師。D，英文Division的縮寫。目前的形勢是完全有利於我們，我們應該根據黨中央正確的戰略方針，繼續北進，大量消滅蔣介石、胡宗南的部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告同志書》指明了南下方針的危害，對其斷然予以否定：「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凍挨餓，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告同志書》號召：「應該堅決擁護中央的戰略方針，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

張聞天分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這一偉大勝利的意義：「使過去在兩個戰線上分開行動的兩大主力現在完全放到黨中央與軍委的統一指揮下」，「造成了實現我們在川陝甘建立新的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的可能。」同時指出，現在兩個方面軍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縣地形上不利於作戰，物質給養非常困難，而敵人正使用全力把我們「封鎖」在這一地區，進而逐漸壓迫到西康與青海草原地區，所以在這裏「長久的停留」或「西進」青、康，正符合蔣介石的封鎖政策，「對於紅軍極不利」，從而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

8月29日至31日，右路軍在徐向前指揮下，以紅三十軍為主，在包座地區殲滅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大門。從這裏到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的路程。如果左路軍能迅速向東靠攏，紅軍集中向東北開進，將能迅速打開新的局面。但張國燾卻仍然遲延不前。

張國燾從茂縣經汶川、理番到達兩河口，已經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幾十人走出住地遠迎，並開了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大會。毛澤東致歡迎詞，張國燾致答詞，氣氛熱烈、歡欣。

譯電員送交這封密電的時候，恰好陳昌浩在會上作報告，講得興高采烈。他沒想到這是張國燾給他的一封密電，示意坐在旁邊的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先閱。葉劍英一看電文，立即敏銳地洞察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和危害中央的陰謀，遂機警地離開會場，趕到巴西黨中央駐地報告。對葉劍英這一功績，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給葉劍英的致敬信寫道：「長征途中，您同張國燾企圖危害中央和中央紅軍的陰謀進行了英勇機智的鬥爭，為黨立了大功。」他第一個遇到了毛澤東。毛隨即用鉛筆將密電抄錄在香煙殼紙上。葉帶著密電仍舊返回會場。

在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雖然表面上贊成北上方針，同意打松潘，但實際上他還是懼怕敵人九*九*藏*書，想避敵主力，西移川康邊。兩河口會議以後，毛洛商量、經常委會決定，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但張國燾的權欲並沒有滿足。沒過幾天，他就違背兩河口會議決定，製造事端，乃至要挾中央了。

毛澤東感到情況緊急，立刻找張聞天和博古商量對策。他們三人一致認為事態十分嚴重，等待張國燾率部北上已經絕無可能，繼續滯留下去將會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張聞天和毛澤東、博古三人很快趕到三軍團駐地阿西，與在那裡治療的周恩來、王稼祥舉行中央常委緊急會議，果斷地決定黨中央同四方面軍暫時分離，即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速出甘南，並通知已經率紅一軍團北上進至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化，要他們在原地待命。

沙窩會議的議程為兩項：（一）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二）組織問題。

作為黨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危急關頭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葉劍英、楊尚昆等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同志團結一致，密切配合，使黨和紅軍又一次脫離了生死攸關的險境。

毛澤東既肯定「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又一點不鬆口，說四方面軍的好乾部「將來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以上討論組織問題時毛澤東、張國燾發言情況據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並查核了中央檔案館收藏的1935年8月6日沙窩會議記錄。劉英時任中央隊秘書長，擔任會議記錄。

張聞天在周恩來作結論之前發言。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總結髮言已收入《張聞天文集》（一），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張聞天作風民主，他主持黨中央工作以後，改變了過去總書記個人專斷的作風。政治局會議就某一議程討論時，通常由分管這項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員作「報告」和最後的「結論」，主持會議的總書記張聞天常常在聽了報告和討論之後、作結論之前發言，這種發言自然帶有總結的性質。他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就是這樣。

關於同張國燾鬥爭的性質，張聞天明確指出：「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張國燾主義。」張聞天分析了張國燾的軍閥主義路線形成的過程，並著重指出其性質：「從退出通南巴起，已經形成了反對中央的路線。對敵人是懼怕的。在紅軍建設上，不要黨的領導。紅軍變成個人統治的軍隊。對幹部的培養，是要擁護他個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現了軍閥主義傾向，這是很明顯的。」

6月16日凌晨2時，朱、毛、周、洛聯名致電張、徐、陳，對張國燾6月2日、6月12日兩次電請中央「飛示以後行動總方針」，即告「今後兩軍行動大計」，作出答覆，提出：「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陝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電文並提出，目前堅決打破敵人新的大舉進攻，「向著岷、嘉兩江之間發展」，「堅決的鞏固茂縣、北川、威州在我手中，並擊破胡宗南之南進是這一計劃的樞紐」。毛澤東、張聞天等不同意張國燾的西進方針，明確指出：「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余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張國燾完全不考慮中央意見，堅持他的西進或者南下的方針。

《沙窩會議決議》肯定6月28日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向北進攻」的戰略方針「無疑是正確的」，「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還進而提到了在川陝甘及廣大西北地區「創造出西北蘇區根據地」的設想。這實際上是對一、四方面軍會合以來戰略方針問題的爭論作了結論，肯定並堅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針，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南下」方針。

這時，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已經相距不遠了。6月11日，《紅星》報第20期發表《同四方面軍會合去》的文章，說「我們在最短期間內便能與紅四方面軍握手見面了，兩大方面軍的會合，將使我們的戰鬥力量更加增強」，「我們無論如何要爭取這一偉大任務的迅速實現」。轉引自力平等：《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頁。

張國燾又一次玩弄兩面派伎倆。他在會上贊成《沙窩會議決議》，會後繼續同中央的北上計劃對抗。他回到毛兒蓋后即召開四方面軍軍以上幹部會議，再次提出，西出阿壩，佔領青海、甘肅邊遠地區的方針，而不執行中央經阿壩北進東出的計劃。

張國燾沒有出席毛兒蓋會議。張聞天等通過各種方式將會議決定電告張國燾，明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出墨窪、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後並肩東進」。但張國燾仍然按兵不動，不執行從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到毛兒蓋會議再三商討確定的北上東出方針。這樣一直拖延到8月30日，張國燾才命令左路軍集結後向班佑前進。但是才走一天，8月31日，張國燾又猶豫動搖，卻步不前。

會後，立即分頭秘密布置脫離險區的行動。張聞天親自向李維漢布置了任務，叫他負責把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政治部等單位在次日凌晨帶到巴西，會同黨中央一道北上。張聞天叮囑他，上述決定要絕對保密。李維漢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別通知了凱豐、林伯渠、楊尚昆，叫他們明天凌晨就走。對下只說到黑水打糧，叫各單位負責人準備好。據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頁。

《沙窩會議決議》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文件。它針對兩個方面軍會合后一個多月來出現的主要問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總結歷史經驗，分析當前現實情況，作出了深刻而又具體的回答，有力地然而又是很有策略地抵制和批評了張國燾「西進」、「南下」的錯誤戰略方針，抵制了他槍指揮黨的軍閥主義傾向，破壞兩個方面軍團結的行為，和避戰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創造了在特殊情況下正確處理黨內矛盾的一個範例。

張國燾為何這樣明目張胆、野心膨脹呢？重要原因是他自恃兵力強、資格老。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一大選舉成立的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局三個成員之一。這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兵強馬壯，紅一方面軍只1萬多人，且系經過遠征的疲憊之師。張國燾完全以軍閥主義看待革命軍隊，他要用槍指揮黨。

5月31日，張聞天隨中央軍委縱隊走鐵索橋過河到達瀘定縣城。在這裏，他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紅軍渡過大渡河后的形勢與任務。會議決定紅軍向北走雪山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據《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頁。這次會議還決定派陳雲前往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

俄界會議還決定，將北上紅軍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由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組成「五人團」指揮軍事。

對這個名單，張國燾不滿意，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上還可以多提幾個人嘛！

張國燾又迂迴曲折地從另一方面提出要求：本來我們的意見，要提這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的，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幹部，他們有實際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

毛兒蓋會議后，張聞天帶領中央機關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率領的右路軍行動。8月下旬，從毛兒蓋出發，進入縱橫幾百里，渺無人煙、氣候變幻莫測的茫茫草地。走了五天，終於在月底通過草地，到達四川、甘肅交界之班佑、巴西地區。

為了克服張國燾的新的阻撓，中央決定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

但是，張國燾繼續頑固堅持其錯誤主張，率領左路軍和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南下，在反黨分裂主義的道路上愈走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