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適應與國民黨各派部隊統一戰線日益發展的形勢，1936年7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贊成張聞天的提議，成立了「白軍工作部」，由周恩來負責領導。據1936年7月27日政治局會議記錄。這一機構的建立，進一步推動了共產黨對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

為了推動白區工作的轉變，1936年秋在保安辦了一個白區工作訓練班，專門培訓幹部。張聞天親自為學員講授《關於白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講稿還印成小冊子廣為發行。此件收入《六大以來》（下），其中第一、二部分收入《張聞天選集》。

關於行動方向，毛澤東作了分析，他說，在山西立足，從目前我們的力量來看，還有困難，或是不可能的。「東邊的路，是將來必走的，是長時期內戰略進攻的方向。」下一步的行動，是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中擇一」。他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了比較：陝北，沒有飯吃，地域狹小，不能去；寧夏，黃河南岸不大，雖有金馬池，但從政治、經濟觀點著眼不應去，因為馬鴻逵可能爭取或守中立，軍事上此地不能守，綏遠亦然；陝南是重要的戰略區域，又有紅軍，但須注意，或者去時易回時難，或者國民黨軍隊在西安、襄陽間築堡壘，不能出東方；「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及甘北弄它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後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他說：「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則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乘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以上毛澤東報告內容主要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頁。

3月16日，洛、毛、周、彭等在山西石樓前線聽取了李克農洛川會談詳細經過的彙報，認真研究了張學良的意見和要求，即決定派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到膚施同張學良談判。據1936年3月16日彭德懷、毛澤東致王以哲電。因張學良生病，談判推遲進行。

劉少奇（化名胡服）於1936年春到天津就任中央代表（後為北方局書記）。他貫徹張聞天提出、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北方局工作方針，很實際地去了解環境，了解情況，很實際地去布置、計劃與指導工作。他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肅清空談的領導作風》等文章，闡述了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結合黨內教育和實際工作，切實糾正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不過三四個月，北方工作就「有了基本的轉變」。在黨的組織建設方面，不僅加強了北平、天津市委的工作，「幫助環繞河北各省建立黨的組織，而且能夠顧及到上海、西南、武漢等地黨的建立等等」。引文見《中央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頁。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中央發表了「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的三個文件：《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同時，張聞天即電示劉少奇：「魯迅的死對於中國民族是巨大的損失，必須立即進行公開追悼魯迅的動員。」電報詳告黨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等八點要求以及整個根據地舉行追悼大會等六項紀念活動，並告訴劉中央悼念魯迅的三個文件自10月28日起由C32全文廣播（文字）的時間，「請接收」。據1936年10月22日和23日洛甫致胡服電。C32，紅色中華新聞社即紅中社的英文縮略語。在國民黨統治區，悼念魯迅的活動同發揚民族精神、進行抗日救亡直接聯繫起來，成為「一二·九」運動以後又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直接組織這次活動的，在平津是劉少奇，在上海是潘漢年、馮雪峰和救國會領袖胡愈之，而代表中共中央進行具體指導的，是在保安的張聞天。

李克農返回瓦窯堡彙報后，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商量，決定立即採取主動行動，推進同東北軍的聯合和促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建立。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該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提出，在「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口號下，紅軍願意首先同東北軍聯合起來，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來共同實現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去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

1936年7月6日，張聞天和周恩來在安塞聯名複信給馮雪峰，指示他進一步發展上層統一戰線和群眾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克服關門主義，推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信中還表示了對魯迅和茅盾深切的思念之情，對他們「為抗日救國的努力」很欽佩，要馮雪峰向他們「轉致我們的敬意」。該信手跡存中央檔案館，全文載《黨的文獻》1992年第4期。7月下旬，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海工作」是此次會議討論的問題之一。會議肯定馮雪峰去後上海工作「正在展開」，「是有進步的」。同時又看到馮雪峰的「工作範圍太複雜，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負責，事實上是做不來的」。會議認為上海工作很重要，需要派人去加強領導，並醞釀「派政治局的常委去，或者派較強的幹部去」。對今後上海工作的發展，張聞天指出，主要是擴大統一戰線。現在，對黃色工會的策略轉變還不夠；文化界的團體，救國會，組織上都比較狹隘；對南京各方面的活動也要擴大。會後，張聞天給馮寫信，指示他對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起來，要他重點抓建立上海黨的工作，注意劃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上海方面的白區工作一直由張聞天分管。1936年9月政治局會議后中央又派潘漢年任中共談判代表赴上海，後來又任命潘為中共駐滬辦事處主任，馮為副主任。隨著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上海地下黨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高福源於1936年1月初離開瓦窯堡，到洛川向王以哲、張學良當面彙報了他在蘇區的見聞和紅軍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4月1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發布關於紅一方面軍改編的訓令，將紅一方面軍全部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以華北五省為作戰範圍，在第一階段以在山西創造對日作戰根據地為基本方針」。訓令重申「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要求先鋒軍在7個月內完成5萬人的編製並武裝起來，以擴紅為總方針的第一等任務。據逄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頁。

為了總結東征山西的經驗，確定今後的行動方向，張聞天於5月8日至9日在延長交口太相寺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成員和各軍團首長出席。

在瓦窯堡會議討論軍事問題前，林彪曾致電中央，建議將戰略重點放在陝南。張聞天、毛澤東在12月21日以洛、毛聯名複電予以否定。電文說：「林來電悉。在日本進佔華北的形勢下，陝南遊擊戰爭不能把他提到比陝北等處的游擊戰爭還更加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此電發彭德懷轉林彪。因為華北是當時日本侵略的重點，平津一帶不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華北已經成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地區；而閻錫山當時反蔣不抗日，實行與日寇「共同防共」的政策，把山西沿黃河二十余縣划為「防共區」。所以，紅軍東征討閻，是高舉抗日旗幟，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政治上、軍事上都是有利的。如向南發展，勢必同正在與紅軍商談聯合抗日的東北軍和西北軍衝突，而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則可趁機進入西北，顯然不利。

瓦窯堡會議后張聞天擔負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一方面，積極促進「一二·九」運動后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通過各種途徑、運用各種方式向國民黨上層人物和軍隊將令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統一戰線工作在當時形成兩個重點：白區工作和聯合東北軍工作。張聞天和毛澤東配合合作，把這兩項艱難的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1936年7月，劉少奇派王同志帶致張聞天彙報北方局工作的長信到保安。張聞天和中央領導都很重視北方局創造的新經驗。8月5日，中央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發了「指示信」。8月9日，張聞天給劉少奇回復了一封信。這封長信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出版的《張聞天選集》。對北方局的工作進行具體指導。張聞天指出，對蔣介石系派別，我們黨應「揭破」其「欺騙」，利用其「允諾」；「要善於經過各種社會團體在某些抗日問題上公開向他們提議實行統一戰線」。「同其他各黨派的統一戰線，亦應具體進行。」還明確指出，「陳銘樞派應很好的與之合作」；在華北，對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中的工作「現在特別重要，我們應該用最大的力量去進行」，並且「特別要抓住官長工作」，改變過去只做士兵工作不做官長工作的錯誤做法。對於各種群眾運動，張聞天也一一提出指導意見：工人運動，「應該從底下做起」，「不是爭取公開https://read.99csw.com，而是利用公開」，即「利用合法」，「所有同志應到黃色工會、國民黨工會中去活動」；要成立學生委員會，挑選學生領袖，讓他們在黨的學運方針指導下開展具體工作；要通過共同協商的方式領導救國會等群眾團體；對於文化工作的同志，「更應該採取比較靈活的與機動的領導方式」，「狹小的左聯、社聯等組織應該取消」；「要利用各種各樣的公開的名稱組織青年群眾」，「c.P是應該取消的」；吸收入黨的公開的學生領袖、群眾團體的領導人以及白軍官長等，應該是秘密黨員，「特別黨員」，他們應「埋藏在內部」，以適合於所處環境的方式利用公開身份進行活動。總之，要克服「一切舊的關門主義的傳統」，「迅速轉變鬥爭的方式」。針對北方局工作的現狀，張聞天指示：「你處現在應該避免多頭的領導，而著力于華北工作的建立與開展。」

東征回師以後，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的統一戰線工作廣泛開展起來。到1936年夏、秋，通過各種渠道，先後同宋哲元、劉湘、傅作義、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等都建立了程度不同的聯繫。

為進一步加強領導，在5月17日的常委擴大會上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周恩來為書記。6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這個文件就是按照四五月間多次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會議的意見形成的。當時表面上看來東北軍王以哲部是在進剿紅軍，實際上雙方的聯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6月21日，國民黨軍高雙城部襲擊瓦窯堡，紅軍組織力量將它包圍，讓東北軍於23日進駐瓦窯保，黨中央機關遷到保安。這事就是中共與東北軍事先達成了諒解的。193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作出了撤離瓦窯堡的決定。6月19日，周恩來電告王以哲：如果中央軍將佔領瓦窯堡我們必事先通知你們，由東北軍佔領。

張聞天根據這次常委會精神，具體指導了陝甘省委和白區工作部對東北軍的工作。張聞天分析了張學良與蔣介石嫡系之間的矛盾，看到：東北軍若向蘇區推進，蔣的嫡系部隊就可趁機跟隨進入東北軍的防區，且將東北軍同紅軍一起圈在裏面。張聞天電示朱理治、蕭勁光抓住這一矛盾，向張學良方面「要切實的善意的解釋，東北軍如果現在不反對蔣介石的命令，向蘇區推進，構築封鎖線，對於東北軍是極不利的」。1936年4月26日張聞天致朱理治、蕭勁光電。據《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頁。以此削弱與阻扼他們向蘇區的進攻。再者，當時我方對東北軍的做法是「暗中協商，明則敵對」。其結果是同上級軍官「和」，同下級軍官與士兵「打」。對東北軍上級軍官有利而對我方則不利。張聞天又及時電示張浩、朱理治：「現在所要改變的即是把這種協商的方法一直推行到中下級軍官、士兵中去」。1936年4月26日張聞天致朱理治轉張浩電。據《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頁。

1936年2月初，張聞天到達黃河西岸前線，立即同彭德懷會面。他對彭解釋東征山西的戰略意義，告訴彭，作戰方案已經採納了彭的意見，可以確保過河主力部隊不與陝甘根據地脫離，必要時可以安全撤回黃河西岸。據張聞天1967年7月25日寫的一份材料。參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在此之前，洛、毛聯名發電告彭，過河東征，「躍進深入敵後」，要在「無隔斷危險時才行之。同時保證第二批退回渡河船隻」。

5月份中共中央還有幾次會議也討論了東北軍工作。通過多次討論，決定將統一戰線工作的中心放在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上，使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結成「三位一體」，爭取首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實現「西北抗日大聯合」。這就把東北軍工作放到了影響全局的關鍵位置。

斯諾到保安后同中央領導人進行的第一次談話，就是由毛澤東回答他早先遞送的那張問題單子上提出的問題。毛澤東根據5月15日中央會議討論的精神做了回答。斯諾記述了毛澤東和他的這次談話。斯諾說明：「談話先是全部用英文寫出，之後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譯成中文，再經他審閱通過。」這次談話以《中國共產黨和世界事務——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為題，載美國《美亞》（Amerasia）雜誌1937年8月號。中譯文收入《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部分內容寫入《紅星照耀中國》的第三篇《在保安》「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一節。經將這篇談話同1936年5月15日下午1時開始的中央會議記錄對照，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內容顯然是答覆斯諾到陝北之前、5月就已送到中共中央的問題單子。故筆者判斷這次談話先於7月16日《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那一次。因此，7月16日毛同斯諾的長談並非通常所說的「首次」，而是「再次」。由於7月16日訪問記和9月23日訪問記（《論統一戰線》）內容對當時局勢特別重要，更為受眾關心，斯諾將它們先行發表（1936年11月5日定稿于北平，11月11日發表于上海《密勒氏評論報》（The Weekly Review），是合適的。斯諾同毛澤東再次長談（7月16日，主要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問題）以後，即於7月19日採訪張聞天。張聞天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斯諾寫道，洛甫「用英語和我談話，談話時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洛甫給我講了自傳」（自傳後來在尼姆·威爾斯的《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發表），並「根據我所提出的問題作答」。斯諾在保安期間同張聞天還有過「多次簡短會晤」。7月19日的談話內容廣泛而深刻，涉及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特點、道路，關於黨的歷史、黨的建設，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等方面。斯諾在他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的《在保安·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一節中，為了讓讀者了解「共產黨和南京之間長期鬥爭的性質」，以便理解「中國共產黨人今天的基本政策」，用相當大的篇幅「轉述了洛甫的話」。後來，又將張聞天同他談話的內容，以《洛甫論黨的問題》為題作為單獨的一篇（第十二篇），寫到他的《紅色中華散記》中去。張聞天向斯諾闡述了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說明「現在同過去的主要差別是對紅軍和蘇維埃的政策作了調整，以適應把民族解放作為階級解放的先決條件的需要」。張聞天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指出：「現在對中國的經濟以至對中國的政治主權最大的直接威脅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在現階段所關心的，是要取締日本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因此我們主張立即沒收這類企業，剝奪其經營權，來為正在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中國人民造福。對於其他外國帝國主義，我們願意採取溫和的方針，按照蘇維埃法律購買其重大利益，對幫助我們進行抗日戰爭或同我們合作的列強給以特別的照顧。」見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第三篇《在保安》中「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一節和《紅色中華散記》第十二篇《洛甫論黨的問題》。引文據《紅色中華散記》（奚博銓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頁。這同5月15日中央會議討論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2月21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從東征前線向留守瓦窯堡的中央局就同東北軍談判事發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給李克農的訓令。指出，張學良同意抗日，願意同中共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打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因此，我們的策略是：「處處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離」；「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等等。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頁。

東征山西雖因軍事形勢發生變化而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不論是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張聞天說，紅軍東征「充分表示他們是抗日的先鋒隊」。引自《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頁。毛澤東用四句話來概括：「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物資。」東征歷時75天，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俘敵（包括閻錫山的團長郭登瀛）4000餘人，繳槍4000餘支，炮20餘門；取得江河作戰經驗，提高了戰鬥力；迫使原來侵入陝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陝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紅軍擴大新兵8000餘人，籌款30餘萬元，發展並壯大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了群眾工作，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了一些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為以後開闢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頁。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後，黨中央就十分重視聯合東北軍的工作。

斯諾在1936年10月離開陝北根據地后，廣泛報道了「紅色中國」與紅軍的真實情況，積極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成為頭一個為統一戰線所必需的、建立友好關係的工作鋪路的人。對斯諾的這個評語出自毛澤東。轉引自吳黎平為《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寫的前言，見該書第6頁。九_九_藏_書

2月上中旬，東征部隊由子長縣出發挺進至黃河西岸的清澗縣高傑村一帶休整，準備渡河東征。毛澤東隨軍行動，住在袁家溝，在這一帶偵察渡口，督促渡河準備。這時，毛澤東的東征決策經過解釋、討論，得到張聞天、彭德懷等的贊同、支持，即將付諸實施，他的心情愉快，情緒高昂。2月上旬，這裏下了一場大雪，毛澤東填了一首《沁園春·雪》，從眼前陝北雪景，聯想到數千年中國封建王朝的歷史和今天共產黨與紅軍肩負的歷史使命及將要成就的功業，抒發內心的抱負和豪情。詞雲：

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並促進抗日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4月28日，毛澤東、彭德懷決定紅軍撤回河西。張聞天贊成這個決策，並於5月初赴延長一帶迎接從山西回師陝北的紅軍。毛澤東、彭德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自5月2日晚起分批經清水關、鐵羅關西渡黃河，至5月5日全部渡完，進至陝西延長、延川、永坪地區休整。

張聞天最後發言，同意毛澤東報告和會議討論中對形勢的分析和對東征的總結，指出現在的形勢是抗日與賣國的兩極分化，「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地提到人們面前，中間周旋的餘地越來越小。現在群眾事實上並不怕共產黨的帽子。群眾根據切身的經驗知道共產黨是抗日的。有的群眾已經看到：「共產黨得勢之時，即中華民族獨立之日。」現在最重要的是要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人民自己的黨，他說：「只要黨成了千千萬萬人擁護的黨，革命就成功了一半。」故策略方面，要堅持統一戰線，勿被「左」的和右的情緒所動搖。他指出：黨的基本口號仍是「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蘇維埃紅軍要做抗日的火車頭」。對東征回師后的戰略方針，張聞天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現在要以西北國防政府為主要一環，在目前形勢下將行動方向「移向甘肅」，進行西征，同時又指出「將來還是要向東」。張聞天1936年5月9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1936年2月20日夜20時，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隊」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和指揮下，發起東征戰役。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沿黃河西岸北起綏德的溝口、南至清澗的河口這200里寬地段內的幾個渡口同時東渡黃河，突破晉軍苦心構築的黃河堡壘防線，長驅直入，銳不可當。接著，又打退了晉軍的攔擊，控制了呂梁山區石樓、中陽、孝義、隰縣之間廣大地區，建立了臨時後方根據地。

斯諾於6月間從北平出發，經過西安，於1936年7月初進入陝甘根據地。7月9日到達安塞百家坪，第二天正式訪問了周恩來。大約在7月13日，斯諾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博古主管「外交部」，負責接待工作。他接到周恩來發來的斯諾即將到保安的電報后，就在他住的窯洞隔壁「外交部」內為客人預備好了住處。當時，在這一排窯洞居住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及隨同他們的機要科、寫印組，林伯渠和他的中央銀行。這排窯洞位於保安城東南一座山的山麓。為歡迎斯諾，還開了一個熱鬧的晚會，毛澤東、張聞天都出席了。晚會上除演齣節目外，大家還拉三位女紅軍蔡暢、劉英、劉群先（博古夫人）唱歌。她們唱了一支《漁光曲》，由鄧穎超定音起頭。斯諾高興地為她們照了相。訪問劉英談話（1980年8月16日）。

張聞天接受部分同志的意見，決定會後黨中央不再隨軍行動。3月27日會議結束后，張聞天即同周恩來、博古等一起於28日離開石樓，經義牒渡河，於4月初回到瓦窯堡。

張聞天同劉少奇緊密合作，很快在黨中央與北方局之間建立了兩條秘密交通線，並設置了秘密電台。通過無線電密碼，張、劉之間聯繫頻繁。對於劉少奇的請示、詢問和建議，張聞天十分重視，總是及時給予答覆。從總的策略方針、重大事件到具體的經費、人員情況，張聞天都及時向劉少奇通報、安排、指示。對此，張聞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寫的材料中坦然地說：1936年「兼管著北方局的白區工作」，寫過「對白區工作的策略問題的看法的材料」，「對北方局來電寫些複電」。張聞天1968年6月8日寫的一份材料。

2月21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名義，就紅軍渡河東征，向全國發表通電，提出「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正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這個電報是張聞天同周恩來、博古等反覆商量，幾經修改（如：將「抗日討蔣」改為「抗日討逆」）寫成的。

在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討論軍事問題時，毛澤東在報告中闡述了東渡黃河，進軍山西，開闢山西西部五縣以上地區為初期蘇區的計劃。張聞天認識到，毛澤東提出的紅軍發展方嚮應對著日本前進方向的主張很有道理，堅決予以支持。明確表示改變自己原來的向寧夏發展的方案，「同意向山西方向」，並強調「黨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張聞天1935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瓦窯堡會議通過的《軍事戰略問題決議》決定：1936年1月「擴紅」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準備；2月過黃河東征，用半年時間將山西西部呂梁山區開創為初期根據地；爾後相機北出綏遠，對日直接作戰。

在周恩來與張學良會談之前，張聞天於4月5日在瓦窯堡召集了一次常委會，商討同東北軍聯合抗日等問題。針對當時蔣介石下令張學良進攻陝甘根據地的新情況，張聞天指出，同東北軍、張學良聯合的方針不變。他說，張學良若向蘇區前進，我們還是要加強對他的聯合工作。同時加強我們的武裝力量，規定恰當的宣傳口號，開展爭取東北軍下層士兵的活動。

在中央紅軍剛剛落腳陝北的時候，張聞天就提出鞏固和擴大陝北根據地的任務，並把它同「打通蘇聯」的方針聯繫起來。這一基本方針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致贊同。中央紅軍在陝北立定腳跟后，大家進一步認識到：陝北太窮，經濟落後，人口有限，補充兵員，解決給養都成問題，更加堅定了向外出擊，打通抗日路線，以求發展的決心。然而，對於向外發展的方向、時機，看法並不一致。

張聞天在會上作了關於共產國際「七大」決議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方針的報告。這個報告收入《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月底，東征紅軍決定回師。當時的環境推動了紅軍同東北軍的聯合，中共對東北軍的工作也已經有了相當的開展，張聞天又提出進一步發展對東北軍統一戰線工作的指導意見。5月1日，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他在總結髮言中指出，對東北軍的方針「基本上是政治爭取使其走上抗日。我們爭取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武裝力量爭取，一種是政治爭取。」對東北軍工作的重點，過去主要是在王以哲的六十七軍，這是正確的。現在應該加緊爭取五十七軍（當時軍長為董英斌，後為繆徵流）。爭取的方法，六十七軍與五十七軍應有區別。有兩種方法，一是「武裝力量爭取」，一是「政治爭取」。對六十七軍，基本上是政治爭取。對五十七軍，要「軍事、政治雙方進行，須以相當武裝對付」，同上級的談判和對下級的工作要同時展開。他提出派李克農前往五十七軍做工作。對於爭取東北軍的策略，張聞天明確提出「我們現在還不是叫東北軍立即變為紅軍」。張聞天1936年5月1日的這篇發言以《對爭取東北軍工作的一些意見》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同東北軍統帥張學良直接聯繫的建立，就是對被俘軍官實行優待政策的結果。在1935年10月25日榆林橋戰役中，紅十五軍團俘虜了東北軍六十七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高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與張學良、王以哲（六十七軍軍長）關係密切。紅軍給他治傷，將他留在紅軍軍事學校工作。通過參觀學習和在紅軍中的生活，高接受了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主動提出願意回去勸說張學良、王以哲同紅軍聯合抗日。

李克農等2月25日到達洛川。先同王以哲談判，達成紅軍與六十七軍共同抗日的口頭協定。確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商定恢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六十七軍可向當地蘇區群眾採購糧秣，恢復紅白區之間通商等事項。據1936年3月5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博古、周恩來致紅一方面軍各軍、中共陝甘、陝北兩省省委負責人電。這就保證了紅軍主力東征以後陝甘根據地的鞏固，後方的安全。

4月7日，周恩來由李克農陪同從瓦窯堡啟程前往膚施。原定談判於8日晚8時開始舉行，因膚施地區大雨、大雪而推遲。4月9日膚施地區天氣晴朗，張學良自駕飛機前來。陪同者有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上海中共黨組織派去的代表劉鼎。周恩來等晚8時入城，當即與張學良、王以哲在城內天主堂作徹夜長談，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結束。張學良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認識到要抗日只有以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為出路，他願醞釀此事；對十大政綱，表示待研究后再提出意見；對蔣，張認為蔣是在歧路上，部下有分化，但他「反蔣做不到」，在公開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蔣令進佔蘇區，再不進兵無以回答蔣；希望共產黨方面派有政治頭腦而色彩不濃的人到他那裡做事、活動。據1936年4月10日周恩來致洛、毛、彭電。周恩來後來談起這次會晤的感觸，說：我從那次接觸中，感到漢卿是一個痛快漢子，敢於作自我批評。那次漢卿還給我們部隊送了三萬法幣。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21頁。九九藏書

瓦窯堡會議以後，對於怎樣處理好鞏固與發展（擴大）根據地的關係，也有不同看法；對東征的決策，也有人想不通。有人提出問題：目前紅軍剛到陝北，剛立住腳，是鞏固一段時間再往前發展呢，還是馬上去發展呢？有人怕渡不過去，也有人怕渡過去後撤不回來。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戰略指導思想。他認為應汲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局促於一個地區並不能鞏固。紅軍行動應更加廣泛、更加靈活一些。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於擴大。對張聞天支持東征決策，有人不理解，說他不該老是跟著毛澤東跑。張聞天聽到這類議論，總是坦然地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據劉英回憶。參見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

5月5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向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全國海陸空軍、全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報館和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稱《五五通電》），呼籲「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

太相寺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進行西征的決定。5月18日，組成了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西方野戰軍。5月下旬至6月上旬，各路部隊相繼踏上征程，向陝、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軍。至7月底，西征取得重大勝利，佔領了定邊、鹽池、豫旺、環縣四城，開闢了一塊縱橫八百余里、與陝甘老蘇區連成一片的新根據地，併為適時配合紅二、四方面軍南北夾擊，奪取陝甘大道及其以北地區，實現紅軍三大主力大會師做好準備。

太相寺會議后，張聞天即返回瓦窯堡。這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希望到陝甘根據地採訪。他列出了一張問題單，請人帶到了瓦窯堡。單子上面開列了十幾個問題，涉及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方針以及對日本、對英美、對蘇聯的估計和政策，都是國際上關心的重大問題。中共中央歡迎外國記者前來採訪。通過回答斯諾的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可以向全世界公開宣布自己的對內對外政策，促進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的發展和廣泛的反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在革命根據地接待外國記者採訪，這是第一次。

2月上旬，王以哲同我方交換了密碼本，以便建立通訊聯繫。張聞天即將「與王通報之密本呼號」著人送交周恩來。據1936年2月8日張聞天致周恩來電。1936年1月15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談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應提出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換密碼」。當時六十七軍軍部駐在洛川，膚施、甘泉、鄜縣都是它的防區，在南部與東部對陝甘蘇區形成包圍之勢，所以，張聞天十分重視同六十七軍的關係。2月16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特別交代，提議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的通電「單獨給王以哲拍發一次。」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執行蔣介石的密令，不戰而退，將東北三省拱手讓給日本，遭到國人唾罵，被斥為「不抵抗將軍」，內心非常苦悶。東北軍流落關內，全軍上下要求抗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蔣介石卻調他們打紅軍，先在鄂豫皖，后又到陝甘苦寒地區，受盡冷遇；而在「剿共」戰爭中又迭遭敗績，損兵折將，軍心渙散。張學良正彷徨歧路。他同日本帝國主義是家仇國難，不共戴天。他總是想憑藉東北軍的實力光復東北，不願打紅軍消耗兵力。他意識到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希望找一條新的道路。1935年10月下旬，他到上海，同因「新生事件」而被關在獄中的愛國領袖杜重遠密談。杜批評張過去執行不抵抗政策以及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錯誤，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建議，要他聯共抗日。12月中旬，張又在上海秘密會見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同杜重遠的意見一致。所以，在高福源同張學良長談之前，張思想上已經準備聯俄聯共抗日了。聽高詳談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和情況后，張學良要高福源速回蘇區聯絡，請紅軍方面派正式代表前來商談。

張聞天在先頭部隊突破河防以後即從無定河口渡過黃河，到達東岸。在石樓的一個小村莊里和毛澤東會面。當時軍事形勢發展很快，毛澤東急於上前方，遂將賀子珍託付給張聞天和劉英照顧。

2月初，黨中央決定再次派李克農前往洛川，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談判。

瓦窯堡會議一開完，張聞天就把加強對白區工作的領導、轉變白區工作的策略提上了議事日程。在1935年12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具體討論了北方局的工作。張聞天就北方局的工作方針和領導人員提出了主導意見。他指出，北方局「管理範圍很大，與滿洲、太原、熱河、察哈爾都有關係。為加強對北方局的領導，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此處和本段以下引文均見張聞天1935年12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記錄。派誰到華北反日鬥爭最前線去當此重任呢？張聞天挑選了劉少奇。他同劉少奇在上海臨時中央期間開始共事。他讚賞劉善於從實際出發，有獨立見解，敢於堅持原則。在黨內高級領導幹部中很少有人像劉少奇那樣對白區工作熟悉，富有鬥爭經驗。實踐已經證明，20世紀30年代初臨時中央將劉少奇的正確主張作為機會主義來批判，並進行組織處分，完全是「左」傾路線的錯誤。從那以後，劉少奇在黨內的作用就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張聞天看到，現在正是起用劉少奇的時機。會前，他先同劉少奇個別交談，要他肩負這項重任，劉表示接受。張聞天在會上說明自己已經和少奇「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的情況，鄭重提出：派劉少奇去，以「中央駐北方局代表」的名義，「代表黨中央在那裡領導」。他還指出，「中央代表機關的設立更需要社會化」。對於北方局的工作方針，張聞天提出：「主要是黨的新的路線在實際環境中具體運用」，也就是從實際出發貫徹瓦窯堡會議決議，具體運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路線。政治局會議同意張聞天的提議，作出了關於北方局工作的決定。此後，北方局工作由張聞天分管。1936年4月5日中央常委會討論分工，明確「北方局甫管」。

1935年10月22日，張聞天在吳起鎮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將保衛蘇區的鬥爭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同時就指出，要加強白軍工作。據1936年10月22日政治局會議記錄。下文對東北軍的分析亦據此。當時，陝甘蘇區周圍敵人共173個團，其中東北軍60個團，第十七路軍（通稱西北軍）20個團。據1936年1月1日毛澤東致朱德電。會議認為，在陝甘蘇區周圍的敵軍中，東北軍是「圍剿」陝甘蘇區的主力。然而他們流亡關內，懷念故土，厭煩內戰，要求抗日，對他們進行聯合工作是可能的、有利的。

張聞天親自向馮雪峰交代任務：第一是「外交」，同南京方面聯絡，促進聯合抗日；第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運動領袖（沈鈞儒等）、群眾團體建立關係，傳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擴大統一戰線的組織；第三，恢復黨中央與上海地下黨的聯繫，建立上海黨的工作，並發展上海原來已有的工作；第四，附帶管一管文藝界工作。周恩來親自交給馮雪峰「建立一個電台」的任務，以便及時將情況報告中央，同中央聯繫。據馮雪峰：《回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馮雪峰：《有關1936年周揚等人的行為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經過》，載《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1期；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1936年7月26日、30日兩次政治局會議記錄。臨行前，張聞天邀馮雪峰到自己的窯洞里吃晚飯，為他餞行。張聞天叮囑雪峰：「到上海后，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況后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據程中原訪問劉英談話（1981年12月6日）；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胡愈之：《我的回憶》，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7頁。

瓦窯堡會議確定紅軍行動的主要方向是「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這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討論后才確定下來的。

張聞天對這件事非常重視，於1936年5月15日專門召集會議進行討論。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博古、王稼祥、楊尚昆、吳亮平、陸定一等。張聞天就回答問題的指導思想發表了意見：「我們主張統一戰線反對日本」，「我們立場站在反日統一戰線上，故回答方向放在日本方面去，因此需顧及到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及其人民之利益，要把這些利益與中國人民利益聯繫起來」。張聞天說明，我們的總方針是在國際關係上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同一切不反對中國自由、獨立、領土完整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係，把鬥爭矛頭集中指向企圖滅亡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他還指出，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關鍵，是要使英美各國認清它們與中國有共同的利益關係，中國要處理好同英美各國的利益關係。也就是要向外國記者說清楚，日本侵略中國，危害與威脅中國的利益，同時也危害與威脅英美各國的利益、太平洋的和平與世界和平；我們對日本的在華利益要取締，對同情、支持中國反對日本侵略的各國的在華利益要顧及。關於「是否歡迎外國資本在中國投資」，張聞天表示，只要是不侵略中國的，我們都歡迎。關於「對美國政府與群眾希望什麼」的問題，張聞天說：美國是反對日本的，我們歡迎。但美國目前是消極的。有部分美國人認為日本侵略對美國影響很少，是錯誤見解。我們希望美國能更積極反對日本，並應聯合各國。關於對英國的關係，張聞天指出：英國外交現在是在歧路上。英國希望與日本共同妥協后瓜分中國，反對蘇聯，是不可能的。日本侵華影響到英國在東方的統治，對英國是不利的。英國應改變政策。本段所說斯諾的問題單子、5月15日會議情況、張聞天發言內容，均據1936年5月15日中央會議記錄。九-九-藏-書

張聞天和毛澤東對聯合楊虎城及其西北軍即十七路軍的工作也很重視。楊時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是陝西實力派的領袖。1935年12月，黨中央就派汪鋒持毛澤東的親筆信去見楊虎城，提議「共組抗日聯軍，設國防政府」。1936年3月中旬，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在山西前線聽取了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的彙報，了解到北方局幾年來對十七路軍做了不少工作，有較好的基礎。《八一宣言》發表以後，1935年10月，北方局即派申伯純同楊商談聯合抗日，經多次磋商，已於1936年2月同楊達成紅軍與十七路軍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四項協定。3月晉西會議肯定了北方局同楊聯合的方針和工作。4月5日在瓦窯堡召開的常委會上，又著重討論了對楊聯合的問題。楊虎城在1927年國共分裂后，仍然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保護了一些共產黨人。他曾有要當賀龍的願望，申請加入共產黨。中共中央「允其加入」，可惜未能履行入黨手續。1928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給東京市市委的信中說：「楊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們執行加入手續。」轉引自馮建輝：《中共中央曾批允楊虎城加入共產黨》，載《黨史研究資料》1987年第10期。馮文分析楊未能履行入黨手續的原因是中央信件到達日本較晚，而楊於1928年11月中旬以前已回國。1931年他任陝西省主席時，還任用共產黨員南漢宸為省政府秘書長。九一八事變后，他多次請纓赴前線抗日，均遭拒絕。他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堅決反對的。所以，張聞天在會上指出，對楊虎城的聯共抗日應充分估計，要看到在國民黨部隊的將領中，國共分裂后「能保存我們同志者是很少的」。肯定楊虎城是可靠的同盟者。同十七路軍「我們可以誠懇談判，困難可設法同他解決，表示對他好意」。

會上，毛澤東作《目前形勢與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毛澤東指出：東征動員了全國。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在暴風雨中。在這種情形下，兩方面對群眾的爭取都表現得很緊張激烈。一方面是革命的方面，以共產黨為首。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的政策來動員民眾，魯迅、茅盾等都公開擁護，據說李濟深也擁護。可以說黨的新政策廣大群眾是已經接受了。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們不願當亡國奴，要反抗，要鬥爭。另一方面是敵人，日本領頭，提出防共統一戰線，企圖以此擊破我黨的人民統一戰線。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齊去干。對南京的態度，在我們方面是發一個回師宣言，主張停戰議和。紅軍東征抗日，蔣閻阻止，現紅軍自動停戰，要求議和。不和，那麼你是賣國賊，我們就要打賣國賊。

3月中旬，張聞天和毛澤東等政治局同志一起在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先後聽取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上海地下黨前來傳遞南京當局欲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信息的張子華、剛與張學良進行過洛川會談的李克農彙報情況。3月20日，張聞天就在大麥郊鎮附近的上益千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後，從這裏向石樓方向移動。從3月23日至27日，一路上在石口、羅村、四江村、石樓附近繼續開會，史稱「晉西會議」。因這次會議在山西西部一帶召開，故稱「晉西會議」，此處敘述會議時間、地點均據會議記錄。唯「上益千」，會議記錄上作「上義賢」。《毛澤東年譜》寫作「上賢村」。會議著重討論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統一戰線問題及戰略方針問題。

在聯合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同時，張聞天也沒有忽略對其他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工作。他在4月5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我們對各種派別的態度現在要轉變，我們應該相信在抗日問題上可以結成聯盟。我們不應簡單地痛恨他們，而要爭取同他們在抗日或某些問題上訂立協定。他還具體地指出，「馬佔山部隊中可大大活動」；「閻（錫山）、宋（哲元）、孫（殿英）等部分可分化其部隊」；「孫部我們不是替他去招兵買馬，主要活動在抗日問題」；對民團及土匪，負責偵查、情報工作的特科，「可用紅軍名義去活動」。據張聞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會上的發言記錄。

張聞天還提出，十七路軍「受威脅時」，紅軍「可配合行動」；對十七路軍的工作應抓緊進行，批示「電台快去」，「林先去西」。據張聞天1936年4月5日在常委會上的發言記錄。「林先去西」中之林，疑即指王世英。會後王世英即赴西安。會後，王世英即赴西安與楊商談，向楊轉告黨中央意見，說明現在蔣介石調軍隊入晉，令張、楊出兵，實即日本帝國主義「廣田三原則」的具體實施，請楊採取「瞞上不瞞下」的辦法應付，十七路軍進入某些部分蘇區后即止，使「你我皆無大損失」；並請楊同張學良改善關係。此後，黨中央又續派張文彬（於8月）、汪鋒（於9月）到西安地區開展對楊虎城及十七路軍的爭取、聯合工作。為進一步加強對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還成立了由賈拓夫等組成的西北軍工作委員會。在一段時間里，對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由總書記張聞天直接領導。

在隨軍行進途中，新從蘇聯回國的劉長勝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文件。張聞天非常高興，立即認真閱讀、研究。其時，紅軍進展順利，主力在南北兩線佔領了晉西南和晉西北的廣大地區，前鋒分別進逼同蒲鐵路和太原近郊。原先進入陝北「圍剿」紅軍的晉軍四個旅，被迫撤回河東救援，陝北根據地的形勢隨之好轉。張聞天遂通知在瓦窯堡後方留守的政治局成員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以及林伯渠等來前方開會。

紅軍東征和發表《五五通電》回師西渡，在全國影響巨大，發揮了動員全國各界奮起抗日救亡的作用。上海許多抗日團體，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知名人士，都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擁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李濟深也發表擁護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據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十二人給朱德、張國燾等電，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魯迅、茅盾在慶賀紅軍東征勝利的信中說：「英勇的紅軍將令和士兵們，你們的的英勇的鬥爭，你們的偉大的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的身上寄託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引自《鬥爭》第95期載「中國文化界領袖的來信」（1936年4月17日）和《火線》第61期載楊尚昆的文章《前進！向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進！——紀念1936年的「八一」》。

紅軍渡河東征以後，黨中央接到魯迅、茅盾、宋慶齡等的來信；3月中旬，又有從上海再次來陝北的張子華彙報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同國民黨和南京政府聯合抗日的秘密談判剛剛開始，也需要進行聯絡。於是，張聞天又及時把同上海黨組織建立聯繫、開展統一戰線的工作抓了起來，決定派馮雪峰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上海。上海地下黨是經過幾次大破壞后留存下來的，情況複雜，同黨中央又長期失去聯繫。派馮雪峰去，首先是因為他過去在上海活動的時間長，同魯迅、茅盾、胡愈之等熟識，可以先通過魯迅等摸清情況，然後開展工作。張聞天同馮雪峰相知很深。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張聞天就知道這位在杭州一師讀書的「湖畔」詩人了。30年代初在上海，馮在張聞天領導下主持中央文委工作。1932年11月張化名「歌特」著文糾正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馮轉變及時，貫徹得力。到中央蘇區后，馮又在張兼任校長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任教務主任，後來參加了長征。東征山西，馮是地方工作委員會11名委員之一。馮在呂梁山區率領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很有聲色。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誇獎他。據周恩來在1936年4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以馮雪峰的忠誠、機警和才幹，他去上海是合適的人選。rｅad.９9csw.com

5月23日，常委會再次討論東北軍工作。周恩來同意張聞天5月1日提出的「爭取」方針和不把東北軍變為紅軍的策略，說：「我們現在不是瓦解它，而是鞏固它。」毛澤東贊成張聞天關於東北軍工作重心的意見，說：「工作中心擺在五十七軍。」張聞天作總結性發言，進一步指明：「我們現在是要鞏固、壯大東北軍。」針對東北軍工作中提出的問題，張聞天闡述了許多重要意見。指出：要促進「東北軍與蔣之分裂」，要在反日問題上「猛烈的攻擊蔣介石」；「對政訓處也要反對」，還要「分裂它的內部」；對東北軍的工作「主要是從外面去影響他，派人去要真正起作用」；在東北軍中，「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好的口號，「槍口朝天放」可做一運動；「抗日組織要加緊擴大，黨的組織要謹慎，突擊不相宜」；對蘇區群眾要好好解釋我們對東北軍所採取的策略，告訴他們東北軍「是抗日部隊」。

其時，兩廣事變1936年6月1日，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組織集會，正式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接著粵軍與桂軍以「北上抗日」名義聯合出兵湖南。蔣介石則調兵攔阻。6月12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爆發，毛、洛認為「西北國防政府有了迅速組織的可能和必要，我們應以西北的發動去配合兩廣的發動」。為力爭此著的實現，張聞天即約派在張學良那裡聯絡的劉鼎到安塞開會，商討進一步開展東北軍的工作。7月5日，毛、洛、周一起出席安塞會議。他們聽取了劉鼎的彙報，要劉鼎放手大胆當好代表，爭取張學良。特彆強調，對東北軍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變成紅軍，而是幫助、團結、改造，使之成為抗日的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8月9日，洛、周、博、毛復函張學良，建議「兄部須立即準備配合紅軍選定九十月間有利時機決心發動抗日局面，而以佔領蘭州，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為基本戰略方針」；提出「對南京堅持表面不破裂，實際則隨時準備作戰，但他不來攻我不去打」的策略；表示立即派潘漢年前往西安與張學良面商行動大計，並準備派潘漢年、朱理治、葉劍英到西安同劉鼎一起協助張學良工作。當時，紅二、四方面軍將北出甘南，而蔣介石解決兩廣問題後有極大可能轉而進攻西北。此信將「發動抗日局面」的行動計劃提到張學良的面前，是為實現西北大聯合、也是為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重要一著。按黨中央的決定，葉劍英、彭雪楓、朱理治9月到西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促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聯合，為日後西安事變的發動、進而全國抗戰的發動作了準備。

3月4日，張學良架飛機抵達洛川，5日凌晨即同李克農談判，氣氛融洽、坦誠。張學良提出，為什麼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他認為現在中國的國家力量幾乎全部掌握在蔣手裡，蔣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須聯蔣。李克農說明了不把蔣列入抗日民族陣線中的理由，並說，如果蔣放棄反共、反人民、不抵抗日本的反動政策，我們是可以考慮的。會談最後，張學良提出，請中共在毛、彭、周、博中選一位來膚施，與他共商抗日大計，時間由中共方面確定。關於張學良提出請中共派一負責人同他再次會談一事，沒有異議。但對他提的名單，諸說不一。張學良致蔣介石回憶西安事變的長函中說是在毛、周中選一人。四人擇一說據《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張聞天等3月5日當天即收到李克農關於會談情況的報告，隨即複電慰勉，並要李克農等到山西石樓前線當面彙報。

到達瓦窯堡后，張聞天於1935年11月13日主持發布《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其中確定白軍工作「首先應該是東北軍」，重申蘇維埃政府與紅軍願在共同抗日三條件下同一切抗日反蔣的武裝部隊訂立作戰協定。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頁。11月28日的《抗日救國宣言》宣告願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呼籲「立刻互派代表協商具體進行辦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頁。

馮雪峰化名李允生，於4月中旬同返回上海的張子華一起從保安出發，經膚施（延安）、洛川於21日抵西安。從這裏立即登上東去的列車赴南京。他在南京稍事逗留後即到上海，在一家小客棧里住下，第二天就去見了魯迅。馮雪峰按張聞天的指示開展工作，統一戰線和黨的工作都有進展。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制訂《抗日救國初步政策》，宣言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馮雪峰在其間參与做了工作。他還及時了解了情況，聯繫了留在上海分散堅持活動的一些已經知道是可靠的黨員，同2月成立的江蘇省臨委江蘇省臨委是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的簡稱。1936年2月由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黨團決定成立。書記為鄧潔，委員為胡喬木、王翰、王新元、丁華。接上關係，實施領導，並開始重建黨的組織的工作。馮雪峰與從莫斯科回國和國民黨方面接洽談判國共合作問題的潘漢年、胡愈之也接上了頭，並互相配合開展工作。

就在這時，蔣介石為阻攔紅軍東進抗日和援救閻錫山，任命陳誠為山西「剿共」軍總司令，調集10個師，號稱20萬人，分兩路進入山西；同時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與之配合，企圖封鎖黃河，消滅紅軍，摧毀陝甘根據地。在此形勢下，晉西會議確定的第一期經營山西，向河北、河南、綏遠三省作戰役跳躍，以及「紅軍與一切抗日軍隊集中華北」的戰略意圖就無法實現了。

為達到瓦窯堡會議提出的目標和作出的部署，張聞天同毛澤東緊密合作，團結中央領導集體，克服內部矛盾和外部困難，在不長的時間里，打開了新局面。為戰勝張國燾的右傾分裂，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勝利結束長征，奠定了基礎。同時，又為改變對蔣策略，建立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中心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努力。

在行動上，張聞天抓得很緊。繼1月10日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渡河東征的作戰方針之後，1月17日，張聞天又在政治局會議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到紅軍中去。」表示了堅定不移地進行東征的決心。在這次會上，他還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分工：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張浩、凱豐隨軍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留在後方組成中央局，周任書記，王稼祥病愈后參加會議。另外還成立了地方工作委員會，由羅邁、張浩、王觀瀾、劉曉等11人組成，隨軍事行動的發展做擴紅、籌款、發動群眾、開闢根據地的工作。據1936年1月1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高福源於1936年1月16日返回甘泉紅軍駐地，要求紅軍派代表去談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即同前線的彭德懷商定，派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赴洛川。李1月19日晚先同王以哲晤談。20日會見張學良，會談了3個小時。21日，黨中央收到李克農自洛川來電報告：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他們對「剿共」態度消沉，表示願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復通商。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頁。

4月10日，張聞天就收到周恩來發來的關於會談情況的電報。4月13日，周恩來回到瓦窯堡。張聞天立即召開常委會議，聽取周恩來關於膚施會談的詳細報告。會議決定派一批幹部加強對東北軍的工作，派劉鼎到張學良處繼續談判，「做事活動」；派白堅駐張學良處任聯絡員；命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等等。還決定在膚施、宜川、洛川、茶店子、西安建立中共與白區的交通機關。鑒於張學良不能不執行蔣進犯蘇區的命令，會議決定在關中加強軍事力量，作出相應部署，並加緊抗日宣傳，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

這時，毛澤東、彭德懷指揮紅軍在南線取得了直羅鎮戰役（11月20日至24日）的勝利。張聞天於11月26日致電毛澤東，提出對所俘東北軍軍官給予優待的政策。電文說：「為了擴大我們抗日反蔣的影響與同盟者，此次所俘東北軍軍官（師長亦在內）應給以優待，曉以抗日反蔣大義后大都釋放。同時表示，紅軍不但不殺白軍士兵，而且也不殺軍官，以進一步瓦解白軍上層。」這是將上層統一戰線策略具體落實到東北軍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政策。毛澤東在這一天致函東北軍五十七軍代軍長董英斌，告以優待政策，表示東北軍部隊凡願抗日反蔣者，紅軍願與之訂立條約，互不侵犯，一同打日本打蔣介石。此電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張聞天在1935年11月20日和25日給毛澤東的信中曾提出北上寧夏然後東進綏遠抗日前線的方案。毛澤東不贊成，認為應該東征山西，爾後北出綏遠。毛澤東12月1日復張聞天的電報中說：「我不同意的是時間和徑路問題。第一，目前紅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