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谷期間，任弼時向張國燾要來了通電的密碼。7月6日，任弼時就用這個密碼向周恩來、林育英、毛澤東、洛甫、博古、王稼祥發電報告紅二、六軍團長征及與四方面軍會合現正繼續北進的情況，恢復了與中央中斷了十個多月的直接電訊聯繫。據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第360頁。電文為：「（一）二、六軍團于本月一日在甘孜與四方面軍會合，現隨同四方面軍繼續北進。（二）這次遠征，計費時七個多月，行軍一萬余里，沿途大小戰鬥千余次，傷亡約五千三百人。出發時兩個軍共一萬七千人，到甘孜會合時，為一萬四千五百人，二軍九千人，六軍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發時稍有增加。（三）我現隨朱、張行進。」引自《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頁。

張國燾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態。朱德嚴厲地駁斥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的言行，說：我們紅軍在全中國、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誰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對毛是不可能的。他強調黨要團結，紅軍要團結，團結起來打敵人。張國燾要朱德當他那個「中央」的「中央委員」，朱德拒絕接受，並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這裡是「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引自力平：《駁張國燾》，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頁。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附近之三十里鋪召開的會議上，張國燾不同意中央作出的戰略部署，提出了紅四方面軍渡黃河西進青海和甘肅西部的主張。這是他一貫的避敵退卻逃跑和反對中央自成局面思想的繼續。

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紅二方面軍右縱隊第六軍終於於10月18日到達會寧老君鋪，同紅一方面軍二師五團會合。10月21日，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總政委任弼時等率二軍團一部到達靜寧縣平峰鎮，與紅一軍團代軍團長左權、政委聶榮臻會面。22日，賀龍、任弼時等率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和左縱隊到達隆德縣將台堡。10月23日，繼二方面軍總部和二軍團在平峰鎮、將台堡與一方面軍會師后，紅六軍團在興隆鎮同一方面軍會師。這時紅二方面軍還有11000餘人。會師后，紅一方面軍送去糧食數萬斤，羊、豬、牛2000多頭，棉衣1000多套，羊皮幾萬張，布500匹，銀元30000多塊，表示歡迎和慰勞。

7月25日，張聞天又發電催詢：「我們盼望你們早日北來，能於8月中旬到達甘南否？」轉引自《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頁。

山城堡戰鬥是紅軍三大主力一起到達了長征的落腳點——陝甘寧蘇區以後，在黨中央指揮下一起打的一個大勝仗。這一戰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的最後一次圍追堵截，從而完全結束了長征。採取朱德在山城堡戰鬥祝捷大會上的講話（見下文）和劉伯承《回顧長征》、聶榮臻《結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一戰——山城堡戰鬥》、成仿吾《長征回憶錄》等文的觀點。

同日，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致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報告一、四方面軍在會寧聯歡及部隊行動部署。

林育英肩負促進統一團結的使命，即從保安啟程，於10月19日到達同心城，會見二方面軍領導人。11月上旬抵達關橋堡，會見朱德、張國燾，傳達國際和中央的精神，談了不少情況，並就軍事部署進行了研究。張浩對張國燾誠懇地進行說服教育，還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做了細緻的政治工作，介紹國內外形勢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宣傳加強團結的意義，講解中央的決策。對消除隔閡、增進團結起了很好的作用。

11月12日，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發出電報，告訴他們「我一、三軍團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在陝北會合」，現在「正與白區黨及國際取得聯繫」，指示四方面軍：「你們戰況及工作情形，應隨時電告黨中央」，並向張國燾指出，國民黨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和何應欽的講話和文件中，污衊我黨中央是逃跑主義，以此來貶低中共中央威信，托派分子也在這樣攻擊黨中央，「黨內起而應聲」，「請你們嚴重注意」。同時，黨中央沒有把張國燾排除在外，如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在陝甘晉蘇區設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的布告，仍然以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的名義發布。同日，張國燾的電報，儼然以「中央」自居，不稱合法的中共中央為中央。電報中通報四方面軍已佔領天全、蘆山，吹噓已經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建立川康蘇區的基礎，標榜「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並繼續堅持錯誤，攻擊中央，說這「證明了向南不利是胡說」。並「指示」黨中央：「甚望你們在現地區堅決滅敵，立即鞏固擴大蘇區和紅軍，並將詳情電告。」

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發出通電，熱烈祝賀三大主力會師，指出：「我們即刻就要進入一個新階段了，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就是創造全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民主共和國的階段。我們要在這個新階段中樹立全國人民的模範，樹立抗日戰線的模範，爭取一切國民黨軍隊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通抗日前進道路，擴大抗日根據地，鞏固抗日根據地，為保衛西北而戰，為保衛華北而戰，為保衛全國而戰，為收復失地而戰，為聯合工農商學兵，為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戰。」

一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勝利的方針；張國燾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失敗的方針。一年來的實踐也已經證明，瓦窯堡會議確定的策略方針是正確的，黨中央領導實現戰略轉變、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陝甘根據地擴大和鞏固了；紅軍發展和壯大了；同東北軍、西北軍結成「三位一體」、西北大聯合的局面開始形成；黨中央得到全國各黨各派各社會團體各界人士的支持，被國民黨、蔣介石視為談判的對手，並開始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秘密談判；共產國際肯定和支持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所有這一切，使得處於絕境的張國燾再也無力同黨中央分庭抗禮了。

10月7日，紅十五軍團七十三師及騎兵團在會寧縣城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四軍一部會合。10月7日，周子昆致葉劍英電中說：「四軍一部七號在會寧與七十三師會合。」轉引自孫學寶編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問題研究綜述》，《長征大事典》下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5頁。

山城堡戰鬥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並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轉機，實現了國內和平，形成了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仗的勝利是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長達十年的反革命「圍剿」的標誌，從而完全結束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張國燾拒不接受中央的命令，也根本不聽朱德、劉伯承的批評、告誡，於9月15日和17日先後發布《大舉南進政治保障計劃》和「南下」命令，驅使紅軍向天全、蘆山、大小金川一帶退卻。張國燾鼓吹：「我們目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大舉向南進攻，消滅川敵殘部，在廣大地區內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首先赤化全川」，還詛咒中央：「孤軍北上，不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幾個中央委員到得陝北」。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頁。

紅二方面軍一直承擔鉗制敵人的任務。由於張國燾的遷延，以打擊胡宗南部為目標的靜會戰役計劃未能實現，致使在成縣、徽縣、兩當、康縣一帶的二方面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10月3日，中央同意二方面軍首長意見，電令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劉伯承「你們宜乘胡敵尚未全部集中之時迅速開始轉移為佳」。10月4日，紅二方面軍即撤離成、徽、兩、康地區，從天水以西渡渭河分兩路縱隊北移，以期實現三大主力會師。由於敵情緊迫，轉移倉促，在康縣活動的二軍六師十七團來不及集結，被敵人包圍在陽壩一帶。全團指戰員浴血奮戰，壯烈犧牲。六軍經過娘娘壩時遇敵，十六師師長張輝犧牲。通過渭河封鎖線時，六軍在甘谷以南之鹽關鎮遭敵側擊，十六師投入戰鬥，僅一部分突圍，師政委晏福生身負重傷。部隊徒涉渭河，暴雨致河水陡漲，一些戰士被沖走。在通過西蘭大道向六盤山前進途中，四師奉命在六盤山南麓阻擊敵人，使二軍主力勝利通過，但後勤蒙受很大損失。賀龍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張國燾違背中央軍委的指示，二方面軍幾乎遭到全軍覆沒。這是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轉引自《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31—732頁。

1936年6月22日，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到達甘孜附近的普玉隆與紅四方面軍指揮部會合。朱德親自趕到那裡迎接。24日召開了會師大會。6月30日，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率紅二軍團到達甘孜附近的絨壩岔，與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接應部隊會師。7月1日，到達甘孜的甘海子。賀龍、任弼時、關嚮應與朱德會面。

從10日毛致彭電可見，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重要一環，是爭取張國燾使其堅定地執行中央方針而不再動搖。為進一步達到統一團結，張聞天於10月16日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決定請國際代表林育英前往四方面軍做政治工作。早在即將同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中央就有此打算。現在兩個方面軍已經會合，林育英此行很有必要。10月5日，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即致電林育英：「紅四方面軍屢次來電要求你去一次，我們覺得有此必要。請你立即結束現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同心城，與朱、張會面，轉達國際七大精神。」

從總的戰略上，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人除作出西征決策，主力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率領進行西征，配合二、四方面軍北上以外，還派二十八軍南下策應。與此同時，進一步發展與東北軍的關係，使其對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不加阻攔。

山城堡戰鬥是長征的最後一戰，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一戰。

6月1日，兩廣事變爆發。中共中央考慮到形勢的變化，於6月19日以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彭德懷的名義，明確提出二、四方面軍會師后以甘南地區為北上的目標。電文說：「關於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電文陳述了北上甘南的四條理由：「避免引起回漢衝突」，「甘南敵情薄弱」，「利於以後東出陝南」，「甘南利於補充」。

同日，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致電張國燾，告之：「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並指示：「兄處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朱總司令發表講話，強調執行中央北上方針，搞好團結。他說：「同志們，我祝賀你們戰勝了雪山，也歡迎你們來和四方面軍會合，但這裏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我們要有充分準備，克服一切困難。」他還說：「毛主席去年帶著一方面軍勝利地通過草地，到達了抗日前哨陣地——陝甘地區。現在陝甘邊根據地鞏固擴大了，紅軍也壯大了。我們要到陝北和毛澤東、周恩來率領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據王向立、力平主編：《朱德年譜》，第153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譚尚雄：《甘孜會師》，《星火燎原》選編之三，戰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314頁。轉引自《長征大事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頁。

面對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毛洛配合合作，團結全黨，以最大的耐心，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採取恰當的方法，開展了積極有效的鬥爭。他們相信隨左路軍行動的朱九_九_藏_書總司令以及劉伯承等同志同中央是一致的，儘可能通過朱德等做教育爭取張國燾的工作。同時估計到在當時僅以黨中央出面做工作，對執迷不悟的張國燾未必能夠奏效，還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張聞天、毛澤東與林育英（即張浩）商量，由林育英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來教育、幫助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用變通的辦法處理。林育英支持中共中央的態度和辦法，接受張聞天、毛澤東給他的任務，不斷單獨或與洛毛等聯名致電張國燾，批評其分裂黨的錯誤，要他改弦易轍，接受共產國際的意見，北上與中央會合。

張國燾悍然與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分裂，於1935年9月17日發布「南下」命令，率左路軍向川康邊進軍。經過六十多天連續行軍作戰後，於11月中旬在百丈與川軍決戰。經過7天7夜的惡戰，英勇的紅軍雖斃傷敵軍15000餘人，自身傷亡亦近萬人。百丈戰鬥的失利，是張國燾「南下」方針碰壁的標誌。

在此重要時刻，張國燾對北上方針再次動搖。他仍然堅持錯誤的分裂主義錯誤，提出西進的主張，不願意北上與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會合。9月13日，張國燾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稱：「我們大計，以快向西北進為宜，同時在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概述》，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轉引自《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頁。並督令紅四方面軍加緊進行西進青海和甘肅西北部的準備。其企圖是脫離黨中央領導在西北邊遠地區自成一個局面。

接到朱德9月22日來電后，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於23日即複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說明，中央已向部隊大動員擁護與慶祝會合勝利。24日，又致電強調中央內部的團結一致，與張國燾之間的爭論應一概不談，集中全力于團結內部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強調應集合三個方面軍于靜寧、會寧、定西一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以相當打擊，使其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的企圖。並說關於統一指揮等問題正等待張國燾等北上商討一切。《育英、洛甫、恩來、澤東、博古、稼祥關於當前軍事政治任務致朱、張、任等電》（1936年9月24日），轉引自李海文、熊經浴：《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頁。（在此之前，中央已於21日同意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嚮應提出的意見，以毛、彭、王和朱、張、陳六人組成中央軍委主席團指揮三個方面軍。據《任弼時年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頁。陳，指陳昌浩。）

這時，胡宗南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於11月17日將所部分三路向定邊、鹽池前進。左路第一師一旅由惠安堡東進；中路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進；右路第七十八師由田家園向山城堡前進。

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國燾於1月27日複電林育英、張聞天，在表示同意「應急謀黨內統一」，同時還是不承認合法的黨中央而堅持他的第二「中央」，提出：「強迫此間承認兄處中央和正統，不過在黨史中留下一個不良痕迹，一方讓步，必是種下派別痕迹的惡根。互相堅持必是互相把對方往托陳派、羅章龍路線上推」。他還提出：「此時或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如一時不能召集七次大會，由國際和代表團商同我們雙方意見，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組成和指導方法，亦可兄處和此間同時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轉引自《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83頁。同一天，張國燾對《瓦窯堡會議決議》表示原則贊同但提出補充、修改的電報，也用「張聞天並轉中委同志」的台頭，以表示他不承認黨中央的立場。林育英、張聞天斷然拒絕張國燾的無理要求，堅持合法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張國燾派人向任弼時說，兩個方面軍首先應該一致。任弼時回答：唯有在十二月決議的基礎上才能一致。張國燾要開黨的會議，任弼時提出：報告哪個做？有爭論，結論怎麼做？張國燾又提出開二、四方面軍幹部聯席會，想以多數壓少數。任弼時同賀龍、關嚮應商量后回答他：不能以多數壓少數。張國燾談話中指責紅一、三軍團北上「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太多」，任弼時立即說，那也是四方面軍中一些人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張國燾為他成立第二「中央」狡辯，任弼時毫不含糊地指出，另立中央「似乎太過分了！」同上書，第359—360頁。

蔣介石發現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即於9月上旬命令他的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率該軍四個師從長沙開拔，兼程北上，會同王均（第三軍軍長）、毛炳文（第三十七軍軍長）兩個軍，搶佔西蘭大道之靜寧、會寧、定西段，以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通道。

關於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已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同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的計劃，我們正在進行全國性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須嚴密對付日帝與蔣介石的陰謀破壞與軍事進攻，對外尤須嚴守秘密。

自與二、六軍團會合以後，張國燾一刻也沒有放鬆他的分裂活動。他以迎接二、六軍團為名，派出「工作團」，散布流言蜚語，散發《反對毛、周、張、博逃跑主義路線》的文件，煽動反黨、反中央的情緒。他還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企圖脅迫二、六軍團領導同意他的錯誤路線。他的反黨分裂活動，遭到二、六軍團領導同志的堅決反對和抵制。

6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重申二、四方面軍會師后北上甘南的戰略目標。並詢問紅二、四方面軍：「何日開始北上？經何路？何日可達何處？敵情如何？我陝甘應如何策應？」

寧夏戰役計劃得到共產國際批准。9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彭德懷為前方陝甘紅軍統帥，全力準備寧夏工作。當天18時，張浩、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此事。告知：「國際來電同意佔領寧夏和甘肅西部，我軍佔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幫助。胡宗南部第一師及四十三師、七十八師、九十七師10號從長沙開動，先頭18號到咸陽，月底集中定西」。中央電報確定寧夏戰役的目標為「兩個月後佔領寧夏」，並作出具體部署：一方面軍主力9、10兩月在海原、固原地區，10月底或11月初開始從同心城豫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以便12月渡河佔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其餘部隊保衛陝甘北蘇區；紅四方面軍以主力占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紅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之線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進，並相機打擊之，10月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紅二方面軍在陝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部在咸陽、平涼之線以南地區，與紅四方面軍互相策應，並聯絡陝南遊擊區。電報強調，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陝甘邊和甘南，擔負鉗制敵軍之任務」；「三個方面軍須用最大的努力與最密切的團結以赴之，並與甲軍取得密切之配合。」引自《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甲軍，指東北軍。此後，中央軍委又多次發電給朱德、張國燾，催促四方面軍迅速佔領西蘭大道之靜寧、會寧、定西段，否則一、四方面軍將被胡宗南部隔斷。

1月16日，中共中央秘書處又將《瓦窯堡會議決議》摘要電告張國燾。

黨中央獲悉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合的消息，非常高興，即於7月1日，以林育英、洛甫、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在陝甘根據地的黨政軍負責人68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蕭克等紅軍諸將令，祝賀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賀電說：「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的會合，希望你們繼續英勇地進軍，北出陝甘與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在中國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與蘇聯、外蒙打成一片，與全國抗日人民、抗日軍隊、抗日黨派建立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組織人民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挽救中國之危亡，解放中華民族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賀電還指出：「西北的政治環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軍北上之後，我們就有更偉大的力量來進行西北各民族、各黨派、各武裝勢力的大聯合。」

當此時，周恩來於11月18日到達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河連灣。他是代表中共中央來迎接二、四方面軍的。周恩來11月15日離開保安，18日趕到這裏。在這個集鎮的大路口，他熱情地歡迎朱德和張國燾。周恩來向他們介紹了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一年來形勢的巨大變化，談了同張學良談判的情況。據《周恩來傳（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頁。張國燾感到「世界是真的變了，而他又確已得了風氣之先。」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年版，第317頁。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鄧發、王稼祥、凱豐、彭德懷、林彪、徐海東、程子華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蕭克、關嚮應、夏曦諸同志並轉各負責同志，通報瓦窯堡會議以來黨中央領導下取得的巨大勝利，分析當前國際國內形勢，說明目前黨和紅軍的任務。電報首先通報與二、四方面軍最密切相關的紅軍同東北軍聯合工作的進展：

毛澤東當天致電彭德懷談張國燾目前的態度和要彭同朱、張會面及相關事宜。電文說：朱、張已到會寧，詢問見面人員與地點，中央已復。我們意見，以兄西去就他們為宜。朱、張來電稱中央及毛、周、彭，自稱西北軍委，又一電稱執行毛、周、彭所示任務，亦事實上承認我們軍委。我們方面曾有兩電去，稱朱總司令、張總政委，以後即照此種方式解決，以便順利執行寧夏戰役。朱、張以兩總名義，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各軍作戰。為使之增加對於執行軍事任務的堅決性，防止可能的動搖性（在目前是防止對寧夏戰役之某種可能的動搖性），兄須加以特別之注意。見面時對老問題請一概不談。轉引自《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8頁。

朱德6月23日與蕭克、王震在普玉隆會面時，以及朱德、劉伯承7月1日在甘海子與賀龍、任弼時、關嚮應會面時，先後把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情況、分歧以及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的活動，詳細地告訴了他們。朱德還給賀龍等看了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毛兒蓋會議的文件和中央嚴令張國燾率部北上的電報。朱德對他們說，由於張國燾的錯誤，紅四方面軍在南下后受到了嚴重挫折，最後不得已退到甘孜一帶。經過黨中央一再批評、督促，共產國際的一再斡旋，朱德、劉伯承、徐向前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努力，張國燾才被迫取消了他所組織的非法中央，同意北上。但是，張國燾還是反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這幾位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因此，張國燾反對中央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我們要做團結工作，也就是想辦法推動他去與中央會合。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那裡。劉伯承也與賀龍、任弼時作了深談。劉伯承說：「對張國燾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這裏。」本段敘述摘引自《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頁。朱德也對賀龍說：「你們來了，我們一起北上，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那裡。」據《駁張國燾》，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頁。

紅二、六軍團進入甘孜地區時，受到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熱烈歡迎，沿途貼滿了「歡迎橫掃湘鄂川滇黔康的二、六軍團」、「歡迎善打運動戰的二、六軍團」等巨幅標語，藏民群眾夾道歡迎，載歌載舞，「耶莫！耶莫！」的歡呼聲持續不斷。據《迎接二、六軍團》，見《長征大事典》，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7—798頁。耶莫，藏語頂呱呱的意思。九-九-藏-書

6月3日，王震帶領部隊在甘孜以南的甲窪與四方面軍的三十二軍團會合時，就有張國燾組織的「總政工作團」跟隨三十二軍前來「歡迎」，給六軍團幹部戰士送來了《西北問題講座》、《幹部必讀》。拿到這兩本書的宣傳部幹部打開一看，書上的標題竟是「反對毛、周、張、博」，立即向政委王震報告。王震十分氣憤，把書甩在草地上，說：「你把它燒掉！立刻燒！我們是擁護毛主席的！狗娘養的才反對毛主席！」劉德元：《王震「焚書」》，載《人民論壇》月刊，1996年第11期。轉引自《王震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張國燾拉攏王震，請他吃飯，送他四匹馬，給他戴高帽子，還封官許願。王震嚴詞拒絕，說：「我們這個部隊是井岡山的，是毛主席領導成長的，不能反毛。」《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頁。王震回憶那時的情況說：「和四方面軍會合后，張有陰謀瓦解二、六軍團。賀、關、張是老旗幟。賀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之一，是革命旗幟；任、關是中委。張認為我們是娃娃，想把我和蕭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周、張、博」，「在甘孜休息時，張一個一個把我們召去談話，送給我四匹馬，給我們戴高帽子，說我們勇敢、能打。他那個軍閥主義呀，簡直不像話。劉帥說：送給你，你就收下。後來和賀老總一說，賀說：這是我們以前在舊軍隊里乾的。」王震談話紀要，1960年11月22日。轉引自《任弼時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頁。

慶祝大會後，在甘孜召開了兩個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任弼時講話批評了張國燾自立中央的錯誤，闡明了北上方針的正確性。朱德、劉伯承、賀龍、關嚮應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路線。會議通過了二、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會合的方針。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宣告了蔣介石剿共滅紅政策的破產。但他不甘心失敗，雖然國共之間「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談判正在進行，他還是企圖乘紅二、四方面軍經過長途跋涉剛到陝甘寧邊區，十分疲勞且立足未穩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圍而殲之。他在甘南會寧、靜寧地區就集中了胡宗南第一軍、王均第三軍、毛炳文第三十七軍和東北軍王以哲第六十七軍及何柱國騎兵軍共五個軍的兵力。10月22日，蔣介石親臨西安督戰。

可是，張國燾於9月20日到達紅四方面軍前敵指揮部所在地漳縣以後，即向沒有參加岷州會議的前方負責人片面宣傳他的渡河西進的主張，反對岷州會議的決定，反對《靜寧、會寧戰役計劃》。張國燾致電中央，認為「目前與胡宗南之一路軍，在靜、會這一四面受敵之地區決戰是不利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頁。他命令紅四方面軍轉頭西進，於21日21時發電給朱德，表示堅決反對靜會戰役計劃，定要「自主即速採取第二方案（即西進方案）」，並要求朱德「負責本夜令軍委縱隊停止待命」，「五軍仍在該地，萬不可放棄岷城」，還「請你即來漳縣面商」。據《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頁。朱德接電后即於22日凌晨致電林育英、洛甫、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劉伯承：「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現在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行討論，結果再告」，並表示：「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一面又發電給曾傳六，並請他轉邀何畏、何長工一起到漳縣與會。還給張國燾復了一電，電文謂：「國燾同志：電悉，不勝詫異。為打通國際路線與全國紅軍大會合，似宜經靜會北進，忽聞兄等不加同意，深為可慮。昌浩今早可到漳，帶有陝北來新譯長電，表示國際態度，望詳加研究。」電文還說：「接到指示，已告各方停止一切行動」，「弟等即日赴至漳縣，並轉告傳六、何畏、長工也兼程赴漳，續商大計」。電文最後說：「會靜戰役各方均表贊同，陝北和二方面軍也在用全力策應，希勿失良機，黨國幸甚。」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9頁。22日一大早，朱德即騎馬直奔漳縣，一天趕了120里路。

電報最後提出當前任務：「弟等與國燾同志之間現在已經沒有政治上與戰略上的分歧，過去的分歧不必談，唯一任務是全黨全軍團結一致反對日帝與蔣介石，北等對於兄等及二四方面軍全體同志之艱苦奮鬥表示無限敬意，對於採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為求革命勝利，應「以和協團結、努力奮鬥為目標」。完全是一種真摯誠懇的態度，採取的是寬容大度，絕不恃強壓人的姿態。

11月23日，在山城堡舉行祝捷大會，三個方面軍的團以上幹部參加，聽取了中央軍委代表和各紅軍領袖的報告。據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周恩來、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徐向前、陳昌浩等致毛澤東轉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電，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頁。朱總司令在講話中指出：從三大紅軍西北大會師，到山城堡戰鬥，結束了長征，給追擊的胡宗南部隊以決定性的打擊。長征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告終。我們要在陝甘蘇區站穩腳跟，迎接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據蕭鋒：《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1頁。

為戰勝敵人，毛澤東、彭德懷等制定了中央軍委的作戰方針：逐次轉移，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給蔣氏嫡系胡宗南第一軍以殲滅性打擊；對第三、第三十七兩軍，予以鉗制，相機打擊；對東北軍兩軍，積極進行統戰爭取工作。

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後的解決，但另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張國燾在反黨的右傾逃跑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一直走進了反黨分裂、另立中央的泥坑。

1936年8月1日，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致電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報告：紅四方面軍已到達包座地區，紅二方面軍已從阿壩北上。表示：「我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對三個方面軍大會合和配合行動，一致興奮，並準備犧牲一切，謀西北首先勝利奮鬥到底。」

7月2日，在甘孜草原上，召開慶祝二、六軍團和四方面軍會師大會。

12月5日，張國燾致電黨中央，竟狂妄地提出四條：「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發|生|關|系。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北路軍，不得再冒用中央名義。丙、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

百丈戰鬥之後，紅四方面軍停留在懋功、丹巴、寶興、天全、蘆山地區，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部隊聯合起來包圍紅軍。他們從南、東、西三面加緊封鎖，準備進攻。紅軍處在危險境地，南下或東進都不可能，而控制的地域人口不過幾十萬，物產不豐，地瘠民貧，糧食、被服、藥品發生很大困難，兵員得不到補充。在被圍困的情況下，張國燾進退維谷，無所適從。至1936年2月下旬，南下時的8萬紅軍，只剩下了4萬人。這時不但糧食即將吃盡，軍事形勢也更加嚴重。張國燾只得變計「西進」，鼓吹先在康（西康）、川（四川）、青（海）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

為策應二、四方面軍北進，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彭德懷率西方野戰軍主力迅速進至西蘭大道以北之海原、固原地區，並作出軍事部署：以一方面軍二師附屬騎兵第二團為左縱隊，「經硝河城、常家集、隆靜間出庄浪，相機襲占威脅秦安」，與先期佔領界石鋪的特別支隊靠攏；以十五軍團七十三師為右縱隊，出郭城驛，「向靜寧方向繼進，相機襲取之」。彭德懷電，據《三軍大會師》，甘肅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頁。

11月20日，敵七十八師進佔山城堡，企圖由此繼續向東攻擊。21日，預先埋伏在山城堡附近之紅一、紅十五軍團和紅四、紅三十一軍，在彭德懷總指揮等的指揮下，突然向進佔山城堡之敵發起猛烈攻擊，將敵人四面包圍。敵人只得憑藉圍寨頑抗。經過一晝夜激戰，敵七十八師二三二旅與二三四旅兩個團全部被殲滅。與此同時，向鹽池方向進攻之敵也被紅十五軍團的二十八軍擊潰。山城堡戰鬥紅軍獲得全勝。

針對張國燾不聽國際代表勸告，堅持反黨分裂的錯誤，張聞天於1936年1月13日致電張國燾，給予嚴肅批評，勸誡他「自動取消」另立的「中央」。電文中說：

張國燾同志自同中央決裂后，最近在紅四方面軍中公開的成立了他自己的「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團的中央」。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黨內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

（一）黨內統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險，才有利於中國革命。接讀來電，至為歡迎，兄與國燾兄均黨內有數同志，此間同志均取尊重態度。弟等所爭持者為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之最高原則，好在國際聯絡已成，盡可從容解決。既願放棄第二黨組織，則他事更好商量。

洛毛周博和國際代表林育英等接到朱、張等26日來電，得知四方面軍已按西進行動，當即果斷決策，予以制止。9月27日，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毛和周、彭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給朱德、張國燾等連發三電，既耐心說服又明令禁止。指出：「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肅均可佔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佔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一、四方面軍合力北進，則二方面軍可在外翼制敵；一、四兩方面軍分開，則外翼無力，將使三個方面軍均處於偏狹地區。」如四方面軍西渡，敵將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後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指示紅四方面軍的活動仍按9月18日的部署進行。「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還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餘跟即北上。」《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頁。

5月初，張國燾在甘孜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但甘孜一帶是藏民居住區，人煙稀少，糧食缺乏，幾萬紅軍被困西康一隅，難以生存發展。嚴峻的現實證明了黨中央「南下是絕路」的預言和張國燾分裂活動、逃跑方針的破產。張國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主力紅軍如果比較長久停留在川、康區域內是不利的」。張國燾的第二「中央」於1936年5月21日作出的《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前途和目前緊急任務決議大綱》。走到這條絕路盡頭的張國燾，這時不得不回頭，提出：「我們目前的革命戰略是在奪取西北地區，創立九-九-藏-書西北廣大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同上。雖然張國燾的奪取西北仍然是以「我」為中心的自行發展，他並不想要去同中央會合，但處在絕境中的張國燾終於期待「陝北紅軍採取配合行動」了。同上。其中這句話的原話是：「建立西北抗日根據地，有吸引陝北紅軍採取配合行動的可能。」

不過，在黨的組織關係上，仍採取變通辦法。1936年1月23日，身處紅四方面軍中、同張國燾分裂行徑堅持鬥爭的朱德致電張聞天，認為「現值革命新的高漲，黨內急需統一」，為避免「對外不一致，會使革命有損失」，他「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張聞天於1月24日複電朱德，表示「接讀來電，至為歡迎」，關於組織問題，在張國燾「放棄第二黨組織」的前提下，同意採納朱德的提議。電文如下此電以《為謀黨內統一復朱德電》為題收入《張聞天文集》（二）。：

5月25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林彪、徐海東又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任弼時、賀龍、蕭克、關嚮應、夏曦，分析國內國際形勢和西北的戰局，說明「紅軍西渡後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力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要求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表示：「在兄等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兄等，使蔣軍不能攔阻」。至於東北軍方面，告知「已與約定不加攔阻。」

在這個會上，張國燾對朱德發動突然襲擊，逼迫朱德接受他的「南下」主張。朱德斥責了他的錯誤主張，並耐心地對他進行說服教育。朱德說：我來左路軍工作，是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我的任務是和四方面軍的同志一道，執行黨中央的決議，堅決北上。北上，這是黨中央的英明決定。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這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他們是不會同意你們這樣做的。總有一天，他們會走到黨中央身邊的。此處和以下敘述阿壩會議情況均據力平等：《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頁。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他的「中央」縱隊活動分子會上作報告，被迫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而成立「西北局」（本應成立「西南局」，因電文錯譯而為「西北局」據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頁。）。但是，他仍然堅持他的錯誤，並沒有真正悔改。張國燾在報告中，先講了當前形勢，然後宣布「取消中央的名義」，說「我們對陝北方面的同志們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協商的形式也還是可以的」。同時，他又宣布，在陝北的黨中央也取消中央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時行使。「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對陝北方面，他不得不承認「得到了發展和新的勝利」，但又說不能「過分估計」這些發展和勝利。還堅持認為「過去我們的反對逃跑路線，是站在原則上的」。張國燾仍然堅持錯誤，但不得不摘掉他的第二中央的牌子，在軍事上，也宣布仍按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製，即四、五、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軍為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還收繳了一切他那個「中央」的「中央文件」，予以焚毀。本段敘述據《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頁。

二方面軍8月8日北出草地到達包座地區。稍事休整，12日即從包座出發，9月1日到達哈達鋪地區。8月9日至9月7日，紅軍先後攻克漳縣、洮州、渭源、通渭四座縣城及岷縣、隴西、臨洮、武山等縣的廣大地區。這樣，到8月中旬，紅一方面軍與紅二、四方面軍，形成了夾西（安）蘭（州）大道（又稱陝甘大道），南北呼應的有利局面。

針對蔣介石的企圖，黨中央決定進行寧夏戰役。這是為了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造成西北新局面的重要一環。它的步驟是：一，二、四方面軍儘可能地奪取岷州及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兩岸的一段。然後以一部出隴西攻擊國民黨毛炳文部，威脅蘭州，以便東北軍于學忠部的三個師全部集中蘭州為戰略樞紐；以另一部出夏河攻擊河州敵馬步芳家鄉，威脅青海，吸引西路甘、涼、肅三州馬軍東援，以便東北軍派一部接防，使甘肅西部三州落入友軍之手，並可相機消滅馬軍一部，促其與我講和。中央再派較小的一支部隊拒止國民黨王均部隊，並派人與王均交涉，也派人與毛炳文交涉。王、毛均在危懼中。交涉或能成功。用一個半月時間實行上述計劃。二、四方面軍利用這段時間補充人員、被服。二，完成上述任務后，三個方面軍在甘北會合，準備進攻寧夏。第二步驟約在10月至11月實現。三，12月起，以一方面軍負責保衛陝甘寧蘇區，並策應東北軍對付蔣介石之進攻。二、四方面軍乘結冰渡河，消滅敵馬鴻逵部，佔領寧夏，完成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打通與蘇聯聯繫的任務。完成第三個步驟后，進一步鞏固陝北、甘北、寧夏新老蘇區，擴大和鞏固一、二、四三個方面軍，使之成為西北局面的領導中樞。紅軍與東北軍各出一部，聯合組成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抵抗德王和李守信蒙偽軍的進攻，並以此實際行動號召全國抗日運動，推動其發展到更高的階段。本段關於寧夏戰役的敘述據《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78頁。

二方面軍分兩個梯隊隨左縱隊北進。他們是第一次過草地。從甘孜出發時，每人只帶了七八天的乾糧。原計劃10天到達阿壩，實際走了20來天。第二梯隊在賀龍、任弼時率領下於7月26日才到達阿壩地區，同於23日先期到達的陳伯鈞、王震率領的六軍團和羅炳輝率領的三十二軍會合。經過短期休整、籌措糧食，即繼續北上。

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但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這個決定當時只發給中央委員，沒有下發。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縣白莎寨），公然宣布另立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自封「中央主席」，組織了這個「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並通過決議，宣布「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

10月31日，紅軍主力向豫旺、同心城轉移。進至海原之敵馬鴻賓第三十五師和何柱國騎兵第六師由海原向西安州方向截擊紅軍。紅一軍團一師在紅十五軍團七十三師及騎兵團配合下進行反擊，在海原以北的何家堡地區消滅敵人兩個團，俘敵1000餘人，繳獲馬匹、槍支各1000餘。殘敵逃回海原。為爭取東北軍，紅軍對所俘騎兵第六師的官兵，以禮相待，經宣傳教育后全部釋放，並歸還繳獲的馬匹、武器。

9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會議在漳縣三岔召開。朱德在會上幾次發言，堅持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的方針和岷州會議的決定。他說：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會合，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張國燾作為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已簽字同意北上計劃，未經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討論，又馬上改變計劃，張國燾把自己同黨對立起來了。能夠和紅一方面軍會合為什麼不會合？執行西進計劃是要受到重大損失的。我仍堅持北上計劃，我認為我堅持的意見是正確的。轉引自《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5頁。但張國燾把持了會議，否決了北上的正確意見，決定紅四方面軍西進，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佔領甘北。24日，紅軍即撤出通渭。

早在5月中旬，二、六軍團進軍中甸時，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凱豐、彭德懷、鄧發、林彪、徐海東、程子華等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領導人即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任弼時、賀龍、蕭克等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表示：熱忱紅二、六軍團同紅四方面軍聯合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站起身講話。這時，賀龍半真半假地給了他一句悄悄話：「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引自《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頁。

接著，電報評述了國內、國際形勢。關於國內形勢，電報指出：

賀龍態度也很鮮明，他下令二方面軍各部隊收繳了張國燾的反黨文件，制止了「工作團」的反黨言行。同時，賀龍很講策略。張國燾拉攏他，他虛與周旋，向張國燾要人要槍。張國燾把紅三十二軍（原屬一方面軍后划入左路軍的紅軍團）划給了二方面軍。

朱德及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領導同志與張國燾進行了嚴肅鬥爭，力主北上同中央會合。朱德在會上發言說：中央的策略路線是正確的，是隨著形勢發展而發展的，我們要馬上執行，同時要進行傳達和教育。每天會後，朱德都同張國燾爭論紅四方面軍行動方向問題，陳昌浩也站在朱德一邊。雙方總爭論到深夜。會議第三天，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住到岷江對岸的供給部去。朱德說：他不幹，我干！找來作戰參謀，掛起地圖，著手制訂部隊行動計劃。當天黃昏時分，張國燾又派人通知到他供給部住處繼續開會。與會者多數支持朱德的主張，贊成北上。張國燾只得放棄西進的意見。

9月26日，朱德與張國燾等致電林育英、洛甫、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並告賀龍、任弼時、關嚮應、劉伯承：紅四方面軍已決定西渡黃河，並已按西渡計劃行動。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西渡計劃萬分不妥時，則請中央明令停止西渡，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顯而易見，這是朱德為挽回當時已成危局所作的最後努力。本節敘述主要依據《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6頁。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朱德、關嚮應、賀龍、徐向前、王震、陳昌浩等為委員，統一領導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

泯州會議決定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並制定了實施中央寧夏戰役部署的《通（渭）庄（浪）靜（寧）、會（寧）戰役計劃》。9月18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致電四方面軍前敵總指揮徐向前，下達向靜寧、會寧進軍命令，告知「《靜寧、會寧戰役綱領》如下」：「紅四方面軍在胡敵未集結靜寧、會寧以前，相機佔領靜寧、會寧及通定西大道，配合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夾擊該大道上之胡敵及靜寧之騎七師，相機佔領靜寧，爭取與一方面軍會合」，並具體部署分四路縱隊行動。據《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頁。當天18時，朱、張、陳即將西北局岷州會議決策和行動電告林育英、毛澤東、洛甫、周恩來、博古、彭德懷、徐海東。

但是，張國燾不理睬中央的電報，反而在阿壩的一個喇嘛廟裡召開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會場上打出「反對毛周張博北上逃跑」的橫幅。會議作出決議，污衊黨中央率紅軍北上是「機會主義」、「右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張美化為「進攻路線」。張國燾還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以「紀律制裁」。

在1936年5月太相寺會議決定西征的時候，中央就賦予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西方野戰軍配合二、四方面軍北上的使命。彭德懷不負重託，西征取得巨大的勝利以後，就及時地作好了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會師的準備。在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即將共同北上之際，在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彭德懷等68人的聯名電報中，通報了一方面軍策應二、四方面軍的情況：「第一方面軍現在轉https://read.99csw.com向甘肅、寧夏方面策應你們北上，又復連戰皆捷，佔領了定邊、鹽池縣、豫旺縣、環縣、寧條灤、曲子鎮、洪德城、同心城等十余個大小城鎮，消滅馬鴻逵、馬鴻賓的許多隊伍，開闢了九個蘇維埃縣，奪取了出產豐富的鹽區，與長城外的蒙古民族及甘寧的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統一戰線。」

5月25日，中共中央又以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等人，分析國內國際形勢，再次提出二、四方面軍北上的方針。要求「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與有利天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說明現在紅一方面軍「西渡后，向陝甘寧發展，策應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猛烈發展蘇區，漸次接近外蒙」，「兄等大計決定之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兄等，使蔣軍不能攔阻。」

8日，一方面軍一軍團一師、十五軍團七十三師與抵達會寧青江驛、界石鋪的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合。

張國燾組織了對朱德、劉伯承的圍攻，逼迫朱德發表反對中央北上的宣言，並以槍斃相威脅。朱德大義凜然，嚴詞拒絕說：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是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並說：北上是中央的決議，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我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反對。劉伯承也在會上明確表態說：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兒蓋會議是正確的。從全國形勢來看，北上有利。你們南下，是要碰釘子的。薛岳、李抱冰並沒有走，你們向南去，就會碰到薛岳和川軍，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還得轉移北上。

雖然「南下」方針已然破產，但張國燾還是死不認賬。在部隊到達道孚后，張國燾於3月15日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還是彈他的「南下」方針「完全正確」、反對毛洛周博「完全正確」的老調。說什麼「耍回馬槍，乘敵的空虛突然南下，這是非常正確的。」「至於我們此次的北上，是在達到了預定的目的以後，我們主動的向北發展。」「在相當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他還鼓吹「我們在這裏不是借路經過，而是要整理部隊，建立政權。」4月1日，張國燾又在機關活動分子會上作關於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和我們當前任務的報告，繼續攻擊中央的「北上」方針，散布他的偏安西北邊陲的謬論。他對張聞天、凱豐等過去批評他擅自成立「西北聯邦政府」耿耿於懷，說什麼「我們要了解西北聯邦政府的正確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歷史需要」，「要立即開始與加強西北聯邦政府的工作，並要強固的樹立其威信」。本段敘述據《駁張國燾》，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頁。張國燾說：「我們要在四川、陝北、甘肅、青海、新疆、西康的幾省中建立廣大革命與抗日的根據地」。轉引自《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頁。張國燾不願與黨中央合作，要到西北另創一個局面的用心暴露無遺。

這時蔣介石下令集結兵力，重點堵擊。在甘、青、川、康構成一條又一條堡壘封鎖線。紅二方面軍北上，只得過川西北的水草地。嚴重的糧荒威脅著紅軍戰士的生命。糧食吃光了，只能燒烤牛皮、牛羊骨以及挖野菜、釣魚充饑。二方面軍擔任全軍後衛，挖野菜都很不易，因為前面已有部隊經過，野菜已挖過一遍了。二方面軍減員很多，但這支英勇的部隊終於創造了人間的奇迹，跨出了充滿死亡的草地，於8月中旬前後到達班佑、包座一帶。

在常委會上，張聞天指出，林育英到紅四方面軍的任務是：「代表中央傳達中央和國際的決議。」工作的原則是：「對一切具體問題，採取商量態度，要有彈性、有忍耐心。」據1936年10月16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記錄。

會後，中共中央即於9月14日致電張國燾等，要他從錯誤中自拔，服從中央電令，率部北上。電報指出：一、四方面軍目前行動不一致，而且發生分離行動的危險的原因，是由於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違抗中央的屢次訓令與電令。張國燾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一切惡果，應該負絕對的責任。只有張國燾放棄自己的錯誤立場，堅決執行中央的路線時，才說得上內部的團結與一致。一切外交的詞句，決不能掩飾這一真理，更欺騙不了全黨。中央先率領紅一、三軍北上，只是為了實現中央的戰略方針，並準備以自己的艱苦鬥爭，為左路軍及右路軍的四軍、三十軍開闢道路，以便利於他們的北上。紅一、三軍的領導與全體指戰員不顧一切困難，堅決擔負起實現中央的戰略方針的先鋒隊的嚴重任務，是中國工農紅軍的模範。張國燾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隊向對於紅軍極端危險的方向（阿壩和大小金川）調走，是逃跑主義最實際的表現，是使紅軍陷於日益削弱，而沒有戰略出路的罪惡行動。中央為了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張國燾立即取消南下的決心及命令，服從中央電令，具體部署左路軍與四軍、三十軍北進。轉引自力平等：《中國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4—175頁。

9月30日，紅十五軍團以騎兵團組成特別支隊，在繞過海原縣城后，連續奔襲20多小時，行程300多華里，以便搶在胡宗南部之前襲占會寧。騎兵團特別支隊10月2日凌晨潛入會寧城，晨5時發起突然攻擊，戰鬥一個多小時，佔領了這個當時的戰略重鎮。七十三師隨即進駐縣城。同時在城外構築工事準備迎敵。至此，紅十五軍團控制了豫旺、同心城、海原、打拉池、郭城驛、會寧地區，掌握了三軍會師的樞紐。紅軍進駐會寧后，即搭彩門，寫標語，籌糧食，迎接二、四方面軍到來。紅一方面軍上上下下，趕製棉衣、鞋襪、毛衣、手套，準備送給遠道而來的戰友。

5月28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估計在目前情況下張國燾有改變錯誤的可能，為了團結、爭取張國燾，使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北進甘南，大家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確定「組織上可以讓步到不一定受我們指揮」引自毛澤東在1936年5月2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

7月初，紅二、四方面軍分為三個縱隊三個縱隊的編製是：紅四方面軍編為第一、二縱隊，又稱右縱隊、中縱隊，紅二方面軍編為第三縱隊，又稱左縱隊。朱德、張國燾指揮三十軍、四軍兩個團、三十二軍、二方面軍及總直各部為左縱隊；徐向前指揮九軍、三十一軍兩個團、四軍兩個團、紅大、總供給部、總衛生部為中縱隊；董振堂、黃超指揮五軍、一軍兩個團及留綏靖各部為右縱隊。分別從駐地甘孜東谷、爐霍、綏靖出發，踏上共同北上的征程。

到甘孜的第一天晚上，張國燾和任弼時談話時提出要調換紅二、六軍團首長，要任弼時離開，紅二、六軍團另派政委。任弼時把他堅決頂了回去。任弼時聽到紅四方面軍來人談話中攻擊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言論，立即向下布置：四方面軍來的幹部只准講團結，介紹過草地的經驗，不準進行反中央的宣傳。送來的材料不準下發，保留一份，其餘全都燒掉。據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頁。

任弼時代表二、六軍團講話，旗幟鮮明地說：目前形勢很好，中央已經到了陝北，根據地有了發展，中央紅軍東渡黃河也取得了勝利。現在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了爭取東北軍、西北軍的問題，我們唯一的道路是北上與中央會合。引自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頁。

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始終受到張聞天、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人的關懷和指導。

7月5日，中央軍委頒布命令成立紅二方面軍：「以二軍、六軍、三十二軍組織二方面軍，並任命賀龍為總指揮兼二軍軍長，任弼時為政委兼二軍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關嚮應為副政委，陳伯鈞為六軍軍長，王震為政委。」三十二軍軍長和政委分別由羅炳輝、袁任遠擔任。中央組建紅二方面軍的決策，徹底粉碎了張國燾分化、吞併紅二、六軍團的圖謀。

1936年3月23日，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得知紅二、六軍團已經到達貴州、雲南邊境，朱德、劉伯承極力主張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前來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紅二、六軍團確定北渡方針之後，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4月27日、28日，二、六軍團在雲南麗江縣之石鼓街附近全部渡過金沙江。據《駁張國燾》之附錄二《當時國民黨方面關於紅軍行止的記載》，第409頁。朱德獲悉后，立刻領銜發去賀電：「金沙既渡，會合有期，捷報傳來，全軍歡躍；謹向橫掃湘、滇、黔，萬里轉戰的我二、六軍團致以熱烈的祝賀和革命的敬禮！」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這時，這支英勇部隊約有16000人。力平等著《中國紅軍長征史》記載，紅二、六軍團過金沙江時，共有15995人，7852支槍。其中二軍團9995人，4867支槍；六軍團5998人，2985支槍。該書第280頁。5月下旬，二軍團進到巴安一帶。6月3日，肖克、王震率領的六軍團先頭部隊在雄壩與四方面軍接應部隊三十二軍羅炳輝部會合。過不了多少天，二、六軍團全部就可以到達瞻化、甘孜一帶，同四方面軍會師了。會合的經過據《中國紅軍長征史》記載簡述如下：6月3日，肖克、王震率六軍團直屬隊及十六師到雄壩，與四方面軍接應部隊會合，然後進駐甲漥。18日，六軍團十七師和軍團直屬隊到達瞻化（今新龍縣），與紅四方面軍第四軍會合。22日，六軍團到達甘孜附近的普玉隆，與四方面軍指揮部會合。24日，在普玉隆召開會師大會。6月30日，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率二軍團到達甘孜附近的絨壩岔，與四方面軍三十軍先頭部隊會師。7月1日，二軍團進抵甘孜的甘海子，賀龍、任弼時、關嚮應與朱德會面。該書第284—285頁。在這樣的情況下，張國燾的第二「中央」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11月19日，周恩來會同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政委任弼時、參謀長劉伯承等一起制定了以集中主要兵力殲滅第七十八師為重點的山城堡戰鬥作戰部署：紅一、紅十五軍團和紅四、紅三十一軍在山城堡之東、南、北地區隱蔽，待機出擊；紅二方面軍集結于洪德城、環縣地區，擔任策應各方和遲滯東北軍的任務；紅二十八軍在紅井子一帶鉗制敵左路第一旅。

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四川若爾蓋縣求吉寺（俗稱救濟寺）召開會議，擬定《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擬乘敵主力尚未集中之際，先機進佔岷州、洮州（今臨潭）、西固（今宕昌）等地，以利北進。當天，四方面軍從包座出發，9日佔領臘子口，10日佔領哈達鋪到達甘南。

1936年5月上旬，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在總結東征、部署西征以後，又討論了繼續團結、爭取張國燾的問題。這時，任弼時、賀龍、肖克、關嚮應已率領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快要同四方面軍會合，黨中央同二、六軍團的直接電訊聯繫也終於恢復了。

然而張國燾一意孤行，堅持反黨分裂錯誤，於1月20日致電國際代表林育英，宣稱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合法的黨中央是「假冒黨中央」，竟然要求黨中央「自動取消中央名義」。張聞天乃於1月22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全文如下：

8月15日，張聞天發表《歡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軍》一文，指出：「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天然的或人為的障礙，能夠阻止我們三個方面軍的偉大的會合了。」「二、四方面軍的到達西北，更有利於促成西北大聯合的具體實現。」《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3頁。

在這裏，張聞天提出的是一個既堅持「最高原則」（黨中央為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不稱北方局，張國燾必須放棄第二黨組織），又從當時實際出發作出一定妥協（黨中央暫不垂直領導read.99csw.com四方面軍而只發生平行關係）的方案。

2月9日張聞天複電張國燾並轉諸同志，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說「兄等對政治決議（引者按：指《瓦窯堡會議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自是黨與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歡迎。」「關於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問題，已見弟等前電所述，此外辦法國際都不能同意。」對張國燾來電提出的關於《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增修意見」逐條進行了答覆，並說明《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抗日救國宣言》，包括統一戰線基本策略方針、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口號、十條綱領、富農政策等等，都是按照國際指示確定的，原則上並無不妥，且已在全國宣布，「此時不宜再有變更」。提出「統一對外步驟」，「希兄方採取一致辦法」，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力地肯定了黨中央領導的正確性和權威性。

其時，徐向前到臨洮后經調查得知，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劃難以實現，即向朱德、張國燾提出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黨中央又來電明令禁止西渡黃河，張國燾只得放棄他的計劃。9月27日當天，朱德、張國燾等即複電林育英、洛甫、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和賀龍、任弼時、劉伯承：「為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同時據考查蘭州西渡河須時較長，有可能失去佔領永登一帶的先機之利」，「決仍照原計劃東進，以出會（寧）、靜（寧）會合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先頭（部隊）約六號到界石鋪，決不再改變。」轉引自《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頁。還有一封電報表示：「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轉引自《張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張國燾終於作出了放棄與陝北保持「橫的協商關係」而接受中共中央領導的表示。

當天晚上，一、四方面軍在會寧文廟舉行慶祝兩大主力紅軍會師聯歡大會。會上宣讀了黨中央的賀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十一師師長陳賡，分別代表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致祝詞。會上，紅一方面軍指戰員向紅四方面軍戰友贈送了大批預先準備好的慰問品。

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這些及時的指示，加強了領導，分析了敵情，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士氣。經過二、四方面軍全體指戰員的發揚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終於實現了北上甘南的戰略目標。

黨的十二月政治決議及七次大會政治宣言與紹禹同志在七次國際大會上的報告，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包括知識界最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擁護。紅軍的東徵引起了華北、華中民眾的狂熱贊助，上海許多抗日團體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均有信來，表示擁護黨與蘇維埃中央的主張，甚至如李濟深亦發表擁護通電，馮玉祥主張抗日與不打紅軍，南京政府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的兩派正在鬥爭中，上海擁護我們主張的政治、經濟、文化之公開刊物多至三十余種其中大眾生活一種銷數約達二十余萬份，突破歷史總記錄，蔣介石無法制止。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領導示威遊行，許多外國記者贊助反日運動，從藍衣社、國民黨起至國家主義派止，全國幾十個派別在聯共反日或聯日反共的問題上，起了分裂、震動與變化，我黨和各黨各派的統一戰線正在積極組織中，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取著暴風雨的形勢。

7月22日，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並蘇區人民粉碎敵人之進攻，迎接你們北上」，「國際電台聯絡從6日起已暢通，望國燾兄將四方面軍情形及意見電告，以便轉達國際。」提示：「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甘南為有利。」告知：「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個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此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5期。

1935年12月22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勸告他注意黨內團結，並就組織統一問題提出意見：「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黨統一的一種方法」。要張國燾「熟思見復」。1936年1月6日，張國燾複電林育英，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繼續自稱「中共中央」，繼續攻擊黨中央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北上是「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是「向北逃跑」，是「一貫機會主義路線」。

7月13日，毛、周、彭又致電朱、張、任，指示二、四方面軍北出草地后應迅速攻佔岷州，強調此舉將使紅軍在「戰略上大佔優勢。」以上兩電據《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古琳暉編寫），轉引自《長征大事典》上卷，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9—800頁。

8月初，彭德懷率領的西方野戰軍結束西征，轉入整訓，等候二、四方面軍北上。

為迅速造成西北新局面，逼蔣抗日，協調9月至11月期間三個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和具體部署，林育英、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於8月30日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紅一方面軍主力首先西出，然後南下佔領西安蘭州大道以北的海原、靖遠、固原及以南地區。紅四方面軍控制甘南，佔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紅二方面軍速向陝甘交界出動，首先插出王均防線，之後佔領鳳縣、寶雞、兩當、徽縣、成縣、康縣地區，再與王均作戰。紅二方面軍東進，一可吸引胡宗南之鍾松旅于陝甘交界，使之無法西進；二可相機打擊王均部；三可把陝南蘇區與甘南蘇區聯繫起來。故三個方面軍的行動中以二方面軍向東行動為最重要。9月8日，洛甫、周恩來、博古、毛澤東又電告朱德、張國燾、任弼時：9月至11月各方面軍行動部署「即照商定辦法執行」；中央已向南京國民黨當局提出「聯合抗日」的主張，「依情勢有成就之希望」，因此在宣傳上要「改造一下」，要提出「聯合抗日」的口號，「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

朱德經過努力，把劉伯承從四方面軍調派到二方面軍中去。當時劉伯承與張國燾鬥爭尖銳，處境不利，有被張國燾殺害的危險，朱德用這個辦法讓他離開，免遭不測。

紅二、四方面軍出發后，即進入茫茫草原。從阿壩到包座，一片水草地，到處是污水和腐草，空氣稀薄，氣候多變，沒有糧食。四方面軍這是第三次過草地了。指戰員們以高昂的情緒和艱苦奮鬥的精神，戰勝了困難，再一次征服了草地，於8月1日到達包座地區。

關於戰略方針，提出：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在軍事上也堅持了中央對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的指揮。

關於國際形勢，電報指出：「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號召，已在許多國家得到勝利」，「國際已三四次派人來找我們，希望我們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由於黨中央的耐心說服與明令禁止，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等的不斷鬥爭和勸說，任弼時、賀龍、關嚮應等的推動，張國燾被迫停止西渡黃河計劃而執行北進方針。9月28日，紅四方面軍總部發布《通、庄、靜、會戰役計劃》。29日，重新下達北進命令。紅四方面軍隨即由臨潭、岷縣、武山、漳縣等地分六路縱隊出發，向通渭、庄浪、會寧、靜寧進發。可是時間已經延誤了十天左右，讓遠道趕來的胡宗南部等得以逼近這一地區，使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地區局勢變得十分嚴峻。

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反黨分裂活動的鬥爭終於取得勝利，但由於張國燾仍然堅持其錯誤立場，同張國燾的鬥爭並沒有到此結束。要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合，還要經歷一番尖銳、複雜、艱苦的鬥爭。

11月，胡宗南部恃強驕縱，孤軍冒進，分三路向豫旺地區進攻。中央軍委指示，紅軍主力「應即在豫旺縣城以東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結力量，準備一仗」。山城堡是一個小村落，在洪德城西北，屬環縣。這裡有一股筆孔大的泉水。彭德懷估計，胡宗南部離開山城堡西北60里之甜水堡后，即無處找到飲水，非到山城堡不可。據《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頁。這裏正是設伏殲敵的好地方。紅軍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命會合后的三個方面軍各部隊從11月16日開始即向山城堡南北地區集結。

就是這樣，張國燾在「南下」破產，「西進」失利，陷於絕路的情況下，通過黨中央領導同志毛、洛、周、博和國際代表林育英以及時在陝北的紅軍將令彭、林、徐等一起對他進行的反覆批評、教育，在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等幫助、敦促下，加之紅二、六軍團即將前來會師，張國燾的第二「中央」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了。

會寧位於定西地區，北靠靖遠，西連定西、榆中，南接通渭，東鄰靜寧，是二、四方面軍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的必經之道。迅速攻佔會寧，對於粉碎國民黨軍企圖搶佔該城以截斷我三軍會師通道的圖謀，具有戰略意義。

至此，紅一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這紅軍的三大主力在甘肅南部會寧、靜寧地區實現了大會師。

毛澤東發言作了進一步分析、闡述和發揮。他說：四方面軍擁護中央是真誠的。對四方面軍應該有個整理，並且應該經過張國燾，才更順利些。我們應該幫助他，使他的進步能更順利，並經過他將四方面軍整理好。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務，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統一團結，將四方面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關於國燾過去錯誤的性質與程度問題，原則上是不說的。但如說到時應指出：這一錯誤是嚴重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另一方面應指出是個別的、是機會主義性質的（對中央路線估計不足），但不是整個路線的錯誤。因為就其整個歷史來說，還只是某個時期個別的錯誤。還有一點，如果他以後不再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將來不一定提這一錯誤。如果仍繼續發生這樣的錯誤，那是應與之作鬥爭的。據1936年10月16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記錄，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頁。

（二）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係，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係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

會後，毛澤東又約林育英和同行的聶洪鈞、劉導生到住地談話，交代他們多看別人的長處，少說別人的缺點，注意搞好同二、四方面軍的團結。《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頁。

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紅軍總部、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和四軍、三十一軍到達會寧彭德懷10月10日致毛澤東電中說：「朱張徐陳昨到會寧。」，與一方面軍會合，受到當地一方面軍指戰員和群眾的熱烈歡迎。朱德同紅一師師長陳賡見面談話時禁不住熱淚盈眶。他還同在90裡外界石鋪的紅二師政委肖華通了電話，談了足足半個鐘頭。據《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頁。

在這之前，9月底，張國燾收到同中共中央久已失去聯繫的紅二、六軍團電台的空中呼號，遂利用紅軍總部的密碼和總政委的名義，同二、六軍團建立了通訊聯繫。從此，二、六軍團同黨中央的直接聯繫被張國燾切斷。黨中央與二、六軍團的直接聯繫，直到1936年5月18日中央向張國燾索要了密碼后才恢復。張國燾以為用這樣的陰謀手段就可以將二、六軍團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於8月3日回電：「接八月一日電為之欣慰。團結一致，犧牲一切，我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已將你們的來電通知全蘇區紅軍，並號召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精神，準備一切條件歡迎你們，達到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