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統一戰線的發展方向，張聞天沒有照搬國際決議的規定。他從中國實際出發，指明：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權（抗日聯軍、國防政府）同歐洲各國相比，「有兩點不同：一是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二是已經有了蘇維埃」。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在中國，「有可能在某些地區中首先建立這種政府」。

對「蔣」，雖仍指其為「最反動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已經改變了「抗日」與「反蔣」並提的提法，而將「抗日」突出地擺到「中心」位置，出現了用「聯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蔣」的趨向。

《決議》在準備進入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新階段的關鍵時刻，及時提出了不少極其重要的統一戰線的原則。如：絕不放鬆對於南京政府錯誤政策的嚴厲的批評與鬥爭；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出發，領導群眾的日常經濟政治鬥爭，加強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決不放棄黨對於蘇區人民與原有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在統一指揮之下保持紅軍組織上與領導上的獨立性，充分注意紅軍的擴大與鞏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和內部一致性，等等。如果說，實踐證明，「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只是在宣傳上發揮了作用，那麼，這些策略原則則一直指導著共產黨同國民党進行的複雜曲折的談判。不僅如此，在整個抗日戰爭中，黨在統一戰線中都堅持和運用了這些原則，並在實踐中有許多新的創造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決議不僅對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整個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有深遠的影響。

張聞天的報告總結了瓦窯堡會議以來三個月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回答了新形勢下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充實和發展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得到政治局的贊同。

張聞天在會上作重要發言以下引文與概述均見張聞天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比較全面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他認為，現在蔣介石、南京政府「戰術有許多變動」，同時在策略上也「開始表現他的動搖」，「但不能說是基本的改變」。根據這樣的估計，張聞天指出，我們的策略應該「不僅揭破他的欺騙，而是更要推動他的動搖」，也就是促使國民黨、蔣介石及其軍隊的抗日傾向繼續發展，轉向真正抗日。至於怎樣「推動」蔣「動搖」，怎樣在承認南京政府和蔣的統一指揮又取消了紅軍、蘇維埃名義的情況下，來爭取共產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張聞天在發言中也作了比較全面的回答。他認為，除了「從實際行動來揭破」蔣的欺騙、退讓、妥協之外，還要從以下各方面來爭取領導權：一是「盡量發動群眾鬥爭，來實現我們的領導」；二是「用統一戰線來在他內部進行一切活動，特別是他的軍隊、他的組織內進行活動」，「聯結很多力量」；三是提出「停止內戰，民主自由」來「與蔣聯合」；四是廣泛運用統一戰線來「鞏固我們的力量」，「要鞏固組織，擴大組織」，「把我們的黨大大的鞏固起來」，「鞏固紅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紅軍力量（按：指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統一起來」。張聞天還指出，「要繼續反對關門主義」。同時，他又提起大家對右的機會主義傾向的警覺，強調「防止蔣在統一戰線中的叛變，記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訓」。在毛澤東作了結論之後，張聞天最後又明確指出，要依據這次會議議定的內容，形成三個文件：一、公開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針對蔣介石、國民黨強調「集中統一」，這封信一方面承認當前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內戰，集中統一，以便一致抗日」，一方面指出「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信件尖銳地揭露，連年不絕的內戰與不統一，是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造成的。「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與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同時，信件又提出「民主共和國」的綱領作為「現代國家」「集中統一」的綱領。在信件中，中共中央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使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實際上對南京方面「八月來信」中提出的統一條件作了公開的具體答覆。

張聞天還論述了同國際決議指出的產生這種政府所需要的不同的適合於中國特點的三個條件：一、某些地區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已嚴懲地癱瘓，因而無力阻止這種政權的產生；二、最廣大的群眾已經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但未進至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三、一部分願意抗日的當權者與群眾公開要求共產黨、蘇維埃和紅軍聯合一致，抗日討蔣。他還指出，建立這種政權不應「消極與等待」，而要「從鬥爭中得來」。這些論述，成為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導思想。

這封信義正辭嚴地指出，「九一八」以來，日寇乘虛而入，得寸進尺，淪亡慘禍迫在中華民族的目前，這完全是國民黨及其政府的錯誤政策招來的。「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轉到向外，不把退讓的政策轉到抗戰，不把分離的局面轉到團結，不把渙散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以挽回。」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全體黨員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1936年上半年，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又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近的形勢下，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長，國民黨同日本的矛盾日益發展，國民黨內親英美派與親日派之間的裂痕日益增大。蔣介石在對日外交上有改變妥協退讓政策的表示，但還沒有放棄同日本談判。國民黨內部主張聯共抗日的愛國力量對當權者繼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更加表示不滿，一些地方實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幟反對蔣介石的統治，「兩廣事變」就是最突出的事件。這一切使得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實上已經不能繼續執行對日不抵抗政策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表示：「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次全會表明，蔣介石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實際改變。雖然這種改變是不徹底的，但較之過去確實有了若干進步。對外，蔣介石依然沒有提出立即發動抗日戰爭，但已表示不再繼續對日妥協退讓政策（在會後9月至11月間南京政府外長與日駐華大使舉行的七次會談中，蔣對日外交確實較前強硬）；對內，蔣介石依然不願意提出聯合抗日的任務，但在「現代國家」、「統一安內」的口號及「國防會議」、「國民大會」等主張中確也表示了願談聯合以至利用統一戰線的意向。

張、毛、彭的電文，在國共兩黨聯繫中斷了十年、開始在國內重新直接接觸之際，提出了同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基本條件。電文中未提「反蔣」而強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蔣介石和南京當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蔣」的方針不是不可變動的。

「兩廣事變」的爆發和國民黨、蔣介石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於7月10日至14日召開的五屆二中全會，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根本轉變對蔣方針的契機。

1936年3月初，張聞天、毛澤東等在山西石樓前線接到博古從瓦窯堡發表的電報，得知南京當局通過關係派專人送信到瓦窯堡，表示要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希https://read.99csw.com望中共中央立即答覆，促使中共對蔣方針發生變動。

這封信稱蔣為「蔣委員長」，承認他對國民黨五次全會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釋「較之過去有了若干進步」，表示「誠懇的歡迎這種進步」；同時又對蔣認為目前「並未達到和平絕望的時期」、「［犧牲］並未達到最後關頭」的說法提出批評。信件列數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猖獗，冀察政委會的傀儡化，日本大軍的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泛濫全中國的公開走私……直至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事實，說明「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後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

9月17日，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全文收入《張聞天選集》，並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九月會議是八月會議的繼續與深化。因而這個決議貫徹了八月會議的決定，又吸收了「國際電報」的意見，同時也鮮明地體現著張聞天本人在八月會議上闡述、九月會議報告中加以發揮與系統化的策略思想。

張聞天詳細分析了國際、國內的形勢變化，指出，統一戰線，根據目前形勢應有部分修改。他根據八月政治局會議和「國際電報」所作政治指示，總結了一年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取得的許多成績，肯定了瓦窯堡會議決議所確定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在此基礎上，分析了認識上的不足，策略上的欠缺或失當，對新的形勢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部分修改、調整，策略內容的充實、發展，作了系統的論述。張聞天指明，「各黨派聯合，主要是國共聯合。」統一戰線的口號是：「建立民主共和國」。現在的策略是：「實現聯合國民黨抗日」。即用各種辦法推動正在動搖中間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走向抗日。張聞天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作出新的解釋：應反對反蔣戰爭，不應同情反蔣戰爭，主要的戰爭目標要放在抗日上面；對蔣的進攻，應站在自衛的立場上來反對。張聞天還強調：「我們在統一戰線中要取得領導，這是我們基本任務。我們要保持我黨的獨立、純潔。」張聞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

3月16日，李克農也趕到石樓。他剛剛同張學良在3月4、5兩日進行了第二次「洛川會談」。李在3月5日已電黨中央簡要報告會談結果，這時又當面向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詳細彙報。關於對蔣方針，張學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會談」時就「不同意討蔣」，這一次會談中更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張抗日必須「聯蔣」。其時，張學良因護送董健吾、張子華赴陝北，已經從董、張那裡了解到南京當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談判聯合抗日；彭德懷、毛澤東又於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項條件電告張學良；因此，張學良一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聯共聯紅，另一方面，更加認為老蔣有抗日的可能。

這封信明確地提出了「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它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信件向國民黨尖銳地提出：「還是同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們一道，建立防共統一戰線即亡國統一戰線呢？還是同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即救國統一戰線呢？現在是已經到了決定的關頭了」。公開信最後說：「國共合作的關鍵，現在是在貴黨的手中。」「至於我們方面，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的遵守這個協定。」

在報告中，張聞天分析了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以後半年多來世界形勢「新的變化」和在日本繼續侵佔華北情況下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他指出，中國國內階級關係有了新的變動，除了民族資產階級「分化很明顯」之外，「許多派別在抗日口號下表現活躍」，地主買辦集團中有人「想找出路來聯俄聯共抗日」，「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談判」。這一切證明，在中國，尤其是華北，「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局面正在形成」。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準備開展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戰略任務上，張聞天反覆強調，黨的「中心任務是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中心」；在策略方針上，明確指出，「我們現在主張國內和平，聯合抗日」，「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我們「必須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他認為，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沒有死板的公式」，要依據不同的環境，利用每個事件，在各種階層以至各種反動階層中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他說：「不分析反革命派別中的各個人，視同一律，就不能有統一戰線。不用策略而只背誦教義，就不能有統一戰線。」

3月中旬，張子華隨博古來到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一起，聽取了張子華關於同曾養甫、諶小岑接觸的情況彙報，了解到陳立夫、宋子文尋找共產黨中央希望舉行秘密談判的具體情況，獲悉國民黨上層人物孫科、于右任、馮玉祥、胡漢民以及陳立夫等親英美派有聯共聯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總之，從1936年2月至7月，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一起，適應變動著的國際、國內形勢，靈活地調整了對「蔣」策略。「抗日反蔣」方針開始有所改變。「反蔣」口號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蔣氏對共產黨與紅軍政策的變化，有強弱、隱顯之別，但還沒有完全放棄「抗日反蔣」的方針；已經有了「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的意向和某些行動，但由於蔣氏堅持反共滅紅政策而時生波折，「逼蔣抗日」的方針還未能完全確立。

張聞天還著重論述了實現上層統一戰線的具體方針。他指出，應該「首先注意那些有群眾的、有實力的、抗日的派別」；與各種政治派別、武裝部隊訂立協定，可以先訂部分的、地方性的協定。這種協定可以是公開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著眼于爭取廣大群眾」，要「講原則」，協定訂立后我們一定要「忠實遵守」。他還強調，在上層統一戰線中，黨決不拋棄自己的立場。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主張」；對同盟者決不放棄「嚴肅的批評」；對右派「進行最堅決的鬥爭，而不是遷就」。張聞天提出的這些原則，直接指導了當時秘密進行著的同南京政府的談判，以及同東北軍、西北軍等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工作。

陳立夫把任務交給CC系要角、鐵道部次長曾養甫。曾即於1935年11月底把任務交給了鐵道部勞工科長諶小岑。諶與曾是天津北洋大學同學，早年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夫婦有舊誼。諶小岑通過翦伯贊邀來呂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聯繫。另外，諶小岑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左恭認識了一位寧夏人黃先生，黃先生的真名叫王緒祥，黨內名為張子華。張子華建議由國民黨直接派人去陝北。

8月12日，洛甫、張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凱豐、毛澤東八位政治局成員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八月會議的重要決定。電文見《三軍大會師》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頁。關於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策略方針，電文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reａｄ.99cｓw.ｃｏm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電文提出「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號召，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後兵政策」等等，並說明「所有以上對南京的策略，都是為著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騙，孤立其首領，爭取其群眾，排斥其漢奸部分，而推動其愛國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張聞天等人的這份電報是傳達八月政治局會議精神的第一個文獻。

同共產黨和紅軍打了十年內戰的蔣介石為什麼在這時提出同中共談判聯合抗日問題呢？決定的因素是華北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侵略行動直接危害和威脅英、美等國和蔣介石集團的利益。蔣氏為維護其利益、鞏固其統治，不得不調整其內外政策。蔣在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開始作出將改變妥協退讓政策的表示。他雖然仍侈談「和平」，但同時又說，「和平到完全絕望時期」，「犧牲到最後關頭」，他即「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與此同時，對外，改善同蘇聯的關係，以爭取蘇聯的支持和幫助；對內，企圖並用政治、軍事兩手策略，在進行軍事「圍剿」的同時，通過「談判」，收「溶共」和「收編」紅軍之效。

在適時解決了最為迫切的對蔣方針問題以後，緊接著，張聞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在會上作《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1936年2月27日，受託為南京政府送密信並接洽與共產黨商談聯合抗日問題的董健吾（化名周繼吾）、張子華抵達瓦窯堡，國共兩黨中斷了十年的直接聯繫由此恢復，這就把「抗日」與「反蔣」是否繼續並提的問題提到了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面前。在這之前，張學良在洛川會談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蔣」的意見，已經引起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類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中國國民黨」的名字公開放在幾十個黨派團體的第一位。5月5日，為紅軍回師河西，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稱「五五通電」），不再提「討蔣」、「反蔣」口號，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甚至有「促進蔣介石氏……的最後覺悟」的期望。可見，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審時度勢，不為東征受阻的表面現象所動搖，在統一戰線中加進了爭取南京政府，甚至爭取蔣介石，同他們聯合抗日的內容，表現了駕馭複雜形勢、運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就在黨中央研究國共關係出現的新形勢，考慮應該怎樣回答南京方面的「八月來信」，調整對蔣策略的時刻，潘漢年於1936年8月8日到達保安。潘在長征途中奉派到白區。他到上海后因情況變化，於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1936年3月南京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在莫斯科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聯絡國共談判問題。王明在與鄧會見時提出，鑒於國共兩黨中央都在國內，談判宜在國內進行，並寫信介紹鄧進蘇區與中共中央聯繫（未成行）。後來，王明派潘漢年回國。潘於5月初到達香港。7月作為共產黨的聯絡人，先在香港會見國民黨的代表張沖，然後到南京與國民黨的代表曾養甫會晤。潘要求即同陳果夫會談，曾希望潘回陝北聽取中共中央對兩黨合作談判的意見（也就是對南京方面「八月來信」的意見）后，再來南京會見陳果夫。潘乃啟程經西安赴陝北。到保安后，就在張聞天的窯洞內炕前支一張行軍床住下。他立即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彙報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香港、南京同國民黨方面聯絡的情況，還彙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剛剛開過的討論中國問題會議的精神（放棄「抗日反蔣」口號，以南京為首要談判對手等）。南京方面急於要得到中共中央對他們所提新的四條的答覆，更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決斷。於是，張聞天在潘漢年回來之後兩天，1936年8月10日，召集了政治局會議。

會議批准了3月4日張、毛、彭在給董健吾電報中提出的同國民黨談判的五項條件，並明確指出：日本是最主要敵人，國民黨內正在分化，蔣介石、張學良都在動搖中，中央提出的五項談判條件，不僅是對南京的而且也是與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條件和內容。會議還確定，與國民黨軍隊的談判集中於軍委，與國民黨的談判集中於黨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後，張聞天發表《關於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一文此文作於4月20日。發表在4月30日出版的《鬥爭》第97期，署名洛甫。收入檔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編入《張聞天文集》（二）。概括了晉西會議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原則。

南京方面在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以後，即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國共談判的四個條件。早在5月中旬，張子華第二次到陝北時，曾經帶回諶小岑以個人看法名義轉告的陳立夫提出的解決國共問題的四項辦法：（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共方武裝參加對日作戰時，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諶小岑：《西安事變前一年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問題的一段接觸》，見《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8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這封「南京來信」（稱「八月來信」），內中所提出的新的四條，同上述5月所提四條有較大變化，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南京方面「現在是著重統一」。據毛澤東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八月來信」的文本至今未見，所提四條沒有確切的記載，從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來看，主要包括以下各點：（一）軍隊統一編製、統一指揮，取消工農紅軍名義；（二）政權統一，取消蘇維埃政府名義；（三）容納各派，集中全國人才；（四）共產黨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統一后抗日」，要在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集中統一」指揮與領導之下，實際解決國內的軍事、政治問題，然後進行抗日。這是貫徹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統一安內」策略所採取的一個實際步驟。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收到了內容相應的私人來信。

改變「抗日反蔣」的方針，代之以「逼蔣抗日」的方針，是在1936年8月10日張聞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的。會後，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第二次國共合作；對黨內，發布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緊接著，張聞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逐漸趨於完善，「逼蔣抗日」、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主要內容。

前已指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是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寫的，直接的動因是答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後南京方面的「八月來信」。所以，信中對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宣言和蔣介石報告的分析、批評，對他們公開所提綱領、方針和秘密所提談判條件的評論、答覆和建議；信中對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以來救亡圖存的一貫主張和抗日統一九-九-藏-書戰線政策的闡述，「國共重新合作」的建議，立即開始具體實際談判的表態，以至使用「貴黨」、「蔣委員長」的稱謂，都表達了八月政治局會議的內容和精神，體現了張聞天提出的「揭破其欺騙，推動其動搖」的策略思想。同時，這封信又是在接讀了8月15日的「國際電報」之後改定發出的，所以信件中加進了共產國際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也來到這裏。王世英向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彙報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面接觸的情況。1936年1月，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經在呂振羽陪同下與諶小岑見面，打通了國共之間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作出根本改變「抗日反蔣」的方針和「人民共和國」口號的決策，確定「逼蔣抗日」的方針、採取「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通過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開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實現的。而這同「兩廣事變」的爆發密切相關。「兩廣事變」的爆發和國民黨、蔣介石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於7月10日至14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是促使中國共產黨根本轉變對蔣方針的契機。

針對黨內有人提出目前「討蔣已成中心。擬由軍委下令討伐」的意見，4月9日，在瓦窯堡的張聞天和在山西前線的毛澤東、彭德懷，同時互發電報談當時應取對策，意見不謀而合，認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載毛、彭1936年4月9日致張電。就在這天晚上，周恩來在膚施會談中對張學良提出的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主張答覆說：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慮。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頁。張聞天與毛澤東、彭德懷和周恩來四人在三地主張一致，可見中共領導集體對蔣方針確已改變。

1936年9月1日，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頁。在黨內發布，向全黨說明黨的策略方針轉變的內容和必要性。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帝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之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一方面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面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我們目前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指示還向全黨通報了國共兩黨將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黨中央贊助建立「民主共和國」，屆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這個指示的發布，標志著「逼蔣抗日」方針的正式確定。這個指示精鍊地闡述的策略、方針，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行動的綱領。從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進入了一個以「逼蔣抗日」、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新階段。

毛澤東、張聞天等在接到「國際電報」后採取的第一個重要行動，是對已經起草好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作必要的補充后，立即於8月25日發出。這封公開信是中國共產黨「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議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等新內容。

1936年3月底4月初，蔣介石命陳誠率中央軍十個師進入山西，協同閻錫山阻攔紅軍東征，並命令東北軍、十七路軍等進攻陝甘根據地。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都沒有改變晉西會議確定的方針。在4月6日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仍然指出，「蔣介石內部起分化」，我們的策略在軍事上採取「堅決的行動」，「另一方面還是積極的和他進行外交」。據1936年4月6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也就是繼續與蔣秘密談判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問題。

在國內，蔣介石設法同共產黨建立聯繫。他指派陳立夫打通同共產黨的關係，同時要宋子文想辦法。

這次會議由張聞天主持，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會議確定共產黨「和南京談判」。關於談判的方針和條件，概括起來為：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的力量，明確指出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了，要與蔣聯合，與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給抗日的民主，我們就同他講統一，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同意取消紅軍名義、取消蘇維埃名稱，但要保證紅軍部隊和根據地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提出停止內戰、抗日民主、發動抗戰等實際問題作為談判條件。據1936年8月10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接著，毛澤東、張聞天即起草文件：以書信形式發表的「公開宣言」《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關於《致國民黨書》的起草，周恩來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會上發言說是「毛澤東同志寫的」（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92頁）。吳亮平在1981年12月6日同蕭揚、張培森和筆者談話，說「是張聞天同志起草的」。連慶浦在1981年12月4日同蕭揚、張培森談話，也說「是洛甫同志起草」。她說：我於1936年6月底到楊家園子，那是洛甫同志的駐地。幾天後，去保安。中央在保安住定后，洛甫同志的文電就要我抄寫，因為他覺得我寫的字較好。後來我的工作定在中央機要科，任務就是抄報。洛甫同志起草的文電經我抄寫的很多。《致國民黨書》是洛甫起草，拿來讓我抄寫的。這裏面有「貴黨二中全會」等字樣，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筆者曾就這個問題向劉英請教。劉英說，當時重要問題聞天都同毛主席商量，商量后寫成文件、電報。文件、電報張寫得多些，但重要的寫后都給毛看過，經毛修改。張很尊重毛，許多重大問題主導意見是毛的。寫《致國民黨書》的具體經過我已記不清了。按當時情況，像這樣的文件很難說是哪一個人寫的。如果張起草了初稿，也必定請毛修改過。和「秘密文件」《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8月下旬，正是在文件已經起草但尚未定稿的時候，接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8月15日致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這份電報當時簡稱為「國際電報」或「政治指示」。1986年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彙編》首次公布。《教學與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後發表了中譯文。收到時間「8月下旬」據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澤致朱、張、任電，該電說「八月下旬國際有進一步指示」。「國際電報」認為，「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寇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國際電報」指出：「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最好由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主張建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爭取同國民黨及其軍隊達成協議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和南京談判」、「與蔣聯合」的方針，同共產國際上述「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對蔣介石及他代表的南京當局「估計還是不足的」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澤致朱、張、任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這主要表現在八月政治局會議在確定放棄「反蔣」方針實行「與蔣聯合」政策的同時，仍然傾向於採取把蔣「擊塌」，使其「瓦解」、「破產」的「倒蔣」政策。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得到8月15日「國際電報」以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質與性質認識更加明確了，對南京方針就「完全轉變過來」了。張聞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九*九*藏*書

1936年6月1日，廣東的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式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接著，粵軍與桂軍以「北上抗日」名義聯合出兵湖南。蔣介石則調兵遣將，進行攔阻。毛澤東於6月9日發表談話聲援兩廣「北上抗日」，張聞天於6月12日和14日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討論「西南問題」，會後發表了由他起草的《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據此。對兩廣「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表示聲援，聲明「願意同兩廣當局締結抗日聯盟共同奮鬥」。

應該看到，對「蔣」策略的變動這時還只是開始。當時，「不發討蔣令」，不提「反蔣」口號，並不就是從「抗日反蔣」方針轉變成了「逼蔣抗日」或「聯蔣抗日」方針。從當時的文電、宣言、講話可見，這樣做，主要是出於策略考慮，是要「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大題目下，號召全國人民、蔣系官兵一致反對蔣介石接受廣田三大原則，反對攔阻紅軍與搗亂抗日後方」，1936年4月9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洛甫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廣田三原則」：日本外相廣田弘毅1935年10月28日提出對華政策新方針，1936年1月21日明確為「對華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是因為「南京政府內部分裂為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等致朱、張、劉、徐等電，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聯日反共或聯共抗日，尖銳提到群眾面前」張聞天1936年5月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採取這種策略「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部隊」1936年4月9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洛甫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和蔣系內部的分化。但如前所說，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是將國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2月以來，對蔣策略確是有了較大改變。在「抗日」與「反蔣」的關係上突出「抗日」為中心；對外不公開提「反蔣」、「討蔣」的口號，多用「抗日討逆」的口號取代「抗日反蔣」的口號；在聯合對象上，區分南京政府、中央軍內部不同派別，從聯合地方實力派進到聯合蔣系中的聯共反日派，如此等等。所以，5月5日「五五通電」發布之後，如果蔣介石確能有所覺悟，改弦更張，切實開始聯合抗日的談判，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方針由「抗日反蔣」轉而為「聯蔣抗日」，也就是自然的了。

總之，九月會議后產生的「民主共和國決議」同八月會議后產生的「致國民黨書」和「逼蔣抗日指示」一樣，表明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善於使黨的策略適應新的形勢，變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實際。這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證。

會後，張聞天即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致力於落實這次會議決定，實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蔣介石方針的重大轉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在晉西會議上，張聞天就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統一戰線問題作報告。1936年3月20日張聞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個報告以《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為題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以下引文據《張聞天選集》。他概括國際七大的主要精神，「一是集中力量反戰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此衡量《瓦窯堡會議決議》，「基本上是同這些決議相符合的」。鑒於國際七大決議中關於歐洲的問題講得多，關於中國的具體問題很少涉及，張聞天提出貫徹國際決議的指導思想：「使之民族化，使之適合於我們的具體環境。」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把共產國際指示「民族化」的思想，其實質就是不能把國際指示教條化、神聖化，而要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張聞天不僅提出了這一指導思想，他的這篇報告也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

宋子文找宋慶齡商議怎樣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談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慶齡把董牧師（健吾）請到家裡。董是共產黨員，宋子文在聖約翰大學的同學。宋慶齡交給董一封信，要他到陝北面交中共中央領導人。行前，宋慶齡又給他一張財政部長孔祥熙簽署的委任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以保證旅途方便與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獲悉此事後，決定派張子華隨董健吾同赴陝北。張子華通過諶小岑徵得曾養甫同意，與董結伴西行，於1936年1月抵西安。時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包圍封鎖之中，董、張二人在西安滯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適的交通工具和安全進入蘇區的路線。他們只得請張學良幫忙，經東北軍掩護前往。終於在1936年2月27日到達瓦窯堡。董健吾進蘇區后即化名周繼吾。

毋庸諱言，當時張聞天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對地方實力派的抗日反蔣軍事行動是支持的，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採取嚴厲「揭破」的態度，對蔣介石的軍隊採取分化政策，但公開宣言也沒有重提「反蔣」口號，而是高舉「抗日」旗幟，「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悔悟，答應兩廣要求，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北上抗日」，「要求蔣介石立即實現全國人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並沒有放棄爭取聯合的立場。內部指示雖然沒有改變「抗日反蔣」方針，但提出「我們的策略是在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共關於兩廣出兵北上抗日給二、四方面軍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在全中國我們號召其他一切抗日的武裝的發動，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反對攔阻兩廣抗日，反對發動內戰。同時利用一切機會擴大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7月6日張聞天、周恩來給馮雪峰的信。實際上是「抗日反蔣」其表，通過武裝發動與救亡運動來「逼蔣抗日」其實了。

然而，中國共產黨是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的基點在於抗日。所以，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包括蔣介石在內，並不決定於中共的主觀願望，而取決於蔣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當出現蔣氏向抗日的方向動搖的跡象，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從實際出發，主動地、靈活地運用統一戰線策略，適時地調整對蔣策略。不過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以至「聯蔣抗日」，對蔣策略的改變實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國民黨南京政府反覆進行政治較量和軍事鬥爭中逐步實現的。

第二天，董健吾和張子華二人一起面見在瓦窯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遞了宋慶齡托帶的密信，還談了南京情況：國民黨內孫科、于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蔣嫡系中也不是鐵板一塊，有的主張聯紅反日，有的主張聯日反紅；蔣介石本人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據1936年2月28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李克農電。https://read.99csw.com

《決議》向全黨闡明，「在目前形勢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

1935年12月，蔣介石對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蘇聯「能夠促進國共團結」。鮑格莫洛夫拒絕蘇聯政府充當國共談判的中間人。1936年1月，蔣又告訴這位蘇聯駐華大使，他「準備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讓中國紅軍存在」。隨後，蔣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礎上同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權威，同時保留自己目前的編製，參加抗日戰爭。」除此以外，蔣介石還在1935年底派陳立夫秘密赴蘇談判，希望訂立共同對日的軍事同盟。后蔣考慮時機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國的陳返回南京，同蘇聯駐華大使交涉。又令回國述職的中國駐蘇武官鄧文儀趕回莫斯科，同蘇聯一些高級將領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

按照《瓦窯堡會議決議》，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是在「抗日」與「反蔣」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方針下進行的。其時，經過長征的紅軍剛到陝北，為了在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與進剿中求得生存與發展，不得不把擴大與鞏固蘇區根據地和發展紅軍作為基本任務，統一戰線的重點自然也只能放在聯合東北軍、西北軍和發展白區工作、開展群眾抗日救亡運動方面。在當時，把1927年叛變革命，十年內戰中屠殺工農，與中國共產黨結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仍堅持其反共滅紅和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視為主要敵人之一，是勢所必然，是由中國革命鬥爭的歷史情況和黨與紅軍所處的具體環境決定的。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張聞天在山西前線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稱「晉西會議」）。應該看到，這次會議的召開，既是因為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劉長勝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需要進一步學習、貫徹，也是因為國共兩黨關係上發生重大變化這一新情況，迫切需要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進行總結並作必要的調整。

博古立即電告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和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的周恩來。3月2日，張、毛、彭複電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樓，面商同國民黨談判事宜。同時要周恩來也來石樓。這時，董感到此行已經遷延多日，如前往石樓，更要耗費不少時日，為使國共雙方迅速磋商大針，宜由中共對南京當局的意向作一答覆，由他急回南京、上海復命。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遂於3月4日中午12時，以「張、毛、彭」三人署名複電「博古轉周繼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提出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點意見：「我兄復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最後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返南京。

然而，蔣介石並沒有如中共「五五通電」所希望的那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這時不但沒有真正「覺悟」，而且很不「明智」，以為紅軍撤回河西正是他用武力消滅紅軍的機會。所以，這時他毫無談判誠意，反而調兵遣將，派湯恩伯和閻錫山的部隊西渡黃河，協同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進攻陝甘蘇區的東北部，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進攻陝甘蘇區南部和中部，要「二馬」（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的部隊防堵紅軍西進。在國民黨軍隊的合圍、「進剿」之下，陝甘蘇區逐漸縮小，連中共中央機關都不得不於6月下旬撤離瓦窯堡移往保安。既然蔣介石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執意反共滅紅，共產黨與紅軍當然只能與之抗衡、周旋。此時，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估計是：蔣在「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對立的兩派中，他毫無疑問把重心放到了「聯日反共」的一邊。所以，在東征回師陝北以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5月8日至9日）上，張聞天指出，此次蔣系部隊開進山西攔阻紅軍東征，是突破了《何梅協定》不許中國軍隊在華北駐兵的限制，而實行了日本對華方針「廣田三原則」中最重要的「共同防共」一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東北軍與國防政府是全局關鍵」，「現在中心［是］促成西北國防政府成立」。為鞏固與擴大根據地，粉碎蔣的「圍剿」，會議決定，立即組織西方野戰軍進行西征，集中力量打擊堅決反共的「二馬」。據1936年5月8日至9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記錄。所有這一切，實在是被蔣所迫，不得不然。

《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進攻之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國民黨南京政府「現在是在動搖的中間」。「在日寇繼續進攻，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繼續發展，國際形勢新的變動等條件之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動搖地位，而轉向參加抗日運動的可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嚴重的抗日武裝鬥爭之必要條件」。

八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放棄「抗日反蔣」而採取新的方針。至於用什麼口號來代替「抗日反蔣」，還在醞釀之中，語言一時沒有確定。曾有過「請蔣抗日」（8月12日洛甫等致朱、張、任電）的提法，顯然不夠準確。「聯蔣抗日」，雖然客觀反映了策略的目的和主要內涵，但是對中共和蔣之間的關係、蔣的被動以及此事實現須經過一個過程等等，難以體現出來。因為蔣氏對抗日、對統一戰線還是在動搖之中，他還並不真心想同共產黨聯合，他也還沒有放棄對蘇區與紅軍的包圍和進攻。所以，還要通過政治、軍事的各種鬥爭，造成一種局面，使得蔣介石別無選擇，不得不同意建立這種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抗日統一戰線。既然「請蔣抗日」、「聯蔣抗日」的提法均不貼切，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又必然要經歷一個對蔣逼迫的過程，那麼，用一個「逼」字（起先用「迫」字），就最為恰切了。1936年8月30日在張聞天、林育英、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名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中，第一次用「迫蔣抗日」來概括黨中央放棄「抗日反蔣」后採取的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國民黨為解決「兩廣事變」引起的問題而定於7月10日召開五屆二中全會。中共中央於6月20日致書出席這次國民黨中央全會的「全體執監委員先生們」，再一次正式提議立即停止內戰，立即聯合起來，進行神聖的抗日戰爭。表示「盼望你們之中任何人走抗戰的生路」，表示「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於合作救國的談判」，《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也沒有把蔣介石排拒在門外，而同南京方面的秘密談判則通過幾條渠道一直在進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