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28日到達雲陽，當時彭德懷不在總指揮部，他立即同任弼時、楊尚昆和王稼祥（當時在那裡養病，待機前往莫斯科治療）商討目前形勢下的對策。當天，張聞天又以個人名義致電毛和周、博，提出重要建議：軍事上，紅軍主力主動「向渭北方面撤退」；政治上，朱、毛對這一行動發表談話，主張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堅決反對新的內戰，表示紅軍願意服從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導，並「要求蔣委員長立即銷假視事，主持中樞」。電報說：「這一態度的表明，目前極端重要」，「如大家同意，即由澤東負責起來，談話明日即廣播」。這時，西安方面與中央軍的潼關談判已有成議，東北軍將把渭河南岸的部隊撤到北岸，七天完成。在這向和平解決邁出實際步子的時候，張聞天同前敵總指揮部將領商討后提出的主動北撤，公開表示反對內戰，服從南京政府指導，敦促蔣氏實踐諾言等建議，實在是一種與友軍相呼應的、以退為進、爭取主動的策略。29日和30日上午，張聞天又連連致電毛和周、博，申述支持和平方針和實行自衛戰的原則。

第二天上午，博古到張聞天住地，告以夜間情況，說：現在形勢很緊張，你住在這裏暴露了不得了。博古已準備好車輛送張聞天到涇陽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去。此時，如何爭取「左派」，成為和戰的關鍵。張聞天在離開西安之前，給毛澤東並告彭、任一電，分析西安的和戰形勢，提出「我們的方針應該毫不遲疑地堅決為和平奮鬥」。

張聞天在講話中指出，在抗日問題上，主要的矛盾是抗日派同「民族妥協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矛盾。張學良在西安的這一「突變」「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是使整個局勢「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從對西安事變矛盾性質與發展趨向的分析出發，張聞天提出了處理事變的根本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並預見到我們黨的工作也將有一個轉變：「要轉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權問題上，張聞天明確表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張聞天認為張、楊提出的「改組南京政府的口號並不壞」，我們的正確策略應該「把抗日為最高旗幟」，「在軍事上採取防禦，在政治上採取進攻」，「發動群眾威逼南京」，以促成「改組南京政府」口號，而不是也不可能「控制南京」以至「打倒南京政府」。至於對蔣介石的處置，張聞天明確主張「對妥協派應盡量爭取，與分化、孤立」，明確提出「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這裏所說的「妥協派」即「民族妥協派」，是與「親日派」、「投降派」、「賣國勢力」相區別的，當時往往用來指蔣介石嫡系勢力，其代表人物就是蔣介石。這裏所說的「南京政府正統」，自然首先包括扣留在西安的蔣委員長其人在內。

其四，對蘇聯的態度表示看法。西安事變后共產國際16日指示因電碼錯亂沒有譯出，重發的電文這時尚未到達（20日到），而蘇聯報紙從14日起對張、楊橫加指責。如何看待蘇聯輿論成為統一內部思想的一個重要問題。張聞天對此解釋說，蘇聯有難言之隱，「只能這樣說」，否則會引起「與南京對立」，同時又毫不含糊地指出，「這樣的輿論，自然對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礙的」；並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當然不能採取蘇聯這一主張。在當時情況下，這樣解釋最有利於統一內部思想，從這裏也可以明白地看到，和平調解的方針是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獨立作出的決策，決非如長期流行的一種錯誤說法是所謂屈從於蘇聯的壓力或聽命于共產國際的指示。

果然，東北軍內部很快就形成了壁壘分明的主和、主戰兩派。元老派主張是甲案基礎上談判，一些由中下級軍官結合起來的少壯派則主張首先要救張學良回陝，認為在張被扣的情況下進行談判形同「叛變」。矛盾十分尖銳，形勢較為嚴峻。https://read.99csw.com

中共中央並決定，派博古率領中共代表團成員葉劍英等（周恩來已在西安）帶著中央最新意見前往西安。博古等於23日到達，住進張學良公館東樓三層，立即向住在那裡的周恩來傳達並進行分工，周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負責黨內工作，葉負責軍事工作。第二天晚上，周恩來面見蔣介石，達成了停止內戰的協議。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後，中共中央為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實現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派潘漢年於9月24日攜帶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陝北，前往上海，並準備派周恩來作為中共全僅代表，同國民黨談判，簽訂《抗日救國協定》。然而，蔣介石對於中共的倡議卻不予與日俱增。在平息「兩廣事變」以後，蔣介石立即增兵陝甘，「圍剿」紅軍。他在談判桌上翻雲覆雨，態度強硬，企圖以軍事進攻與政治談判雙管齊下，一舉解決西北問題，實現其「溶共」和收編紅軍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國民黨軍隊猛力進攻之下，一方面，「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以此迫蔣停止剿共」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另一方面，於11月下旬組織了山城堡戰役，顯示紅軍的聲威。在談判中，則「並不堅持過高要求」，同意「紅軍改名受蔣指揮。」1936年11月12日毛澤東致潘漢年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然而，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嚴厲督責張學良、楊虎城「進剿」紅軍。

1月5日這一天，張聞天、毛澤東還聯名電令在上海的潘漢年速與宋子文接洽，要宋子文實踐諾言，履行周恩來的西安與蔣、宋商定的「停戰撤兵」、「初步改組南京政府」、「釋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聯紅抗日」、「聯俄並與英美合作」、「西北交張學良處理」等六項條件。1月7日，中共中央給劉少奇發出《關於西安事變宣傳方針的指示》。1月8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表《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在火力集中指向親日派的同時，非常策略地督促與逼迫在奉化「休假」的蔣介石實踐諾言，制止內戰危機。1月9日，張聞天、毛澤東又複電周、博，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開火，乃目前基本方針」。中共方面為維持得來不易的國內和平局面真是不遺餘力。

西安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12月13日上午，張聞天在保安自己的窯洞里召集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后的形勢與應對、處理方針。由毛澤東作報告。與會者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分析，肯定西安事變是抗日的義舉，革命的行動。據這次會議記錄。但是，對處理事變的方針，由於事起突然，情況還不甚清楚，認識不完全恰當，也不說一致。應該說，這是正常的，也是難免的。

會上，對張聞天提出的策略和方針，常委們相當重視。但這次會後的文電，如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李毅（即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楊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16日的《紅色中華》報，反映出最初幾天並未實行張聞天提出的策略、方針，沒有離開以「西安為中心」與「審蔣」的設想來處理突出的西安事變。

當此之時，周、博與洛、毛間電報往返不斷。周恩來根據洛、毛電示，兩致蔣函，要求撤兵、釋張；並多方協調，堅持選擇甲案，和平解決。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此電提出「停止一切內站、一致抗日」、「蔣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等五項條件，申明「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1936年12月18日），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九_九_藏_書

1937年1月2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張學良被扣留後的形勢與方針。張聞天分析形勢，立足全局，提出對策，指出：「蔣的態度仍是在動搖中，我們的方針不定期是要爭取他。」我們應將「主要火力現著親日派，要蔣介石實現他自己的話，要與親日派分離」。張聞天提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應發表通電，說明現在情況，反對內戰，要求放張學良回來，要求南京出兵援綏」。

《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對於親日派的鬥爭。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制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檢討過去政策上的錯誤，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它所提談判條件與共產黨致三中全會電所提條件接近，實際上開始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由內戰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現，向著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至此，「逼蔣抗日」的方針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取得了初步勝利。

蔣介石擺好陣勢以後，即於1月9日拋出關於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駐防地區的甲乙兩種談判方案。甲案大意是「東北軍人甘，十七路軍駐陝，紅軍返陝北，中央軍駐西安了隴海線」。乙案與甲案不同處主要是十七路軍調防甘肅，東北軍東移河南、安徽，「三位一體」就自然解體了。蔣介石這時亮出這一手，直介極盡分化之能事。因為張學良返陝問題沒有解決，又加上了一個部隊的去向問題，兩個問題的聯繫和解決的孰先孰后，以及甲乙兩種方案的得失利弊，必然在東北軍內部引起爭論而產生裂痕。

這個電報精闢地分析目前局勢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盟，企圖奪取蔣系中派，造成大內亂，另方面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派在動搖中」；我們與西安的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提出初步改組南京政府，討伐軍退出陝甘，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等同蔣介石、陳誠等「開誠談判」的六項條件，要求在此條件下「成立和平」，「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達到「中國統一，一致對日」。這個電報確定的「放蔣」方針，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一招。電文中提出的條件同17日周恩來、張學良商定的五個條件相比，有所發展，更為具體、實際，也更全面。這六項條件隨即成為西安與南京雙方都同意的談判基礎。談判結果，這些條件也為蔣與南京來人（宋子文等）「完全承認」，蔣氏最後口頭正式承諾的六項條件同中共中央書記處12月21日電中提出的條件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三，在避免內戰擴大、爭取全國抗日的策略方面，張聞天發揮了毛澤東報告中「分兩手」的思想，提出「我們應盡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我們應與張、楊靠近，應打勝仗，擴大影響，準備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張聞天將我們的「兩手」概括為「和平調解」與「防禦戰」，成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

張、楊在事變后立即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內戰」、「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議」等八項政治主張。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正式討論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這時，西安事變已經過六天。正如張聞天在會上指出的「在六天之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表現得］更充分」。此處及下文所引述的張聞天1936年12月1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同13日的會議不同，它是在黨中央領導核心意見一致，不失時機地作出了「和平調停」的決策后召開的。

與此同時，張聞天又指導我黨在白區的組織策動各方調停，維護國內和平。1月15日，張聞天致電上海地下黨北雪峰、潘漢年，要他們策動韓復榘、劉湘發表通電，主張和平解決，恢復張學良的自由；要他們設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動此事；並請人向宋子文活動，「要他繼續擔負調解責任，表示我方擁護他調解之誠意」；還要他們通過杜重遠向熊式輝探聽何應欽等親日派目前的行動方針，以便決定對策。潘漢年當天就電告張聞天：「已請大姐（按：即宋慶齡）同宋子文說項，設法由他負責調停」，「已派人去孫、馮、川、桂活動」，「已囑杜重遠、葉挺設法公開往南京」等。就在這一天，劉湘、李宗仁、白崇禧聯名發表通電，呼籲入陝中央軍停止進攻，採取政治解決辦法，並望蔣委員長立即銷假回京，主持大計。1月25日，張聞天又致電北方局劉少奇，指出「大力策動各方和平解決西安問題，此是目前時局中心關鍵」，要他「用各種方法策動閻錫山出面調停」。

然而，蔣介石是不會輕易改弦易轍的。他回到南京以後，「障礙」果真就發生了。他不讓張學良返回西安，導演了一出先「審」、后「赦」、又「管」的怪劇，剝奪了張學良的自由。同時，調集了37個師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進逼。1937年新年伊始，形勢突趨險惡。西北上空戰雲密布，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危急關頭，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一起，為制止內戰、維護和平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努力。

正當中共中央為鞏固「三位一體」、和平解決西安問題而多方努力的時候，東北軍中主戰派的勢力在迅速擴展。由於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並置共產黨與西安方面迭次釋張返陝的要求于不顧，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堅主強硬」，不考慮接受甲乙兩案。他們發起簽名運動，為營救張學良，主張同中央軍決一死戰。內戰危機又迫在眉睫了。

張聞天在這次會上的講話同毛澤東的報告相得益彰，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19日會議產生了兩個主要文件，一個是公開發表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一個是黨內發布的《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成為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綱領。從會議記錄、文風等方面研究，大致可以判定，「通電」系毛澤東手筆，「指示」為張聞天所寫。

在矛盾尖銳、形勢險惡的時刻，張聞天於1月25日自延安啟程，1月27日秘密來到西安。他立即同周恩來、博古等就形勢和方針問題進行商討。隨後，秘密地住到王以哲的一個副官家裡。

為了鞏固已獲得的國內和平，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張聞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於1937年2月10發出。該電向國民黨提出，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方針下，將「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共同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項要求定為「國策」。表示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中共願作出「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項「保證」。這是共產黨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其目的在於解決國內兩個政權的狀況，便利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反對日本的侵略。

事態的發展與各方態度的明朗，很快就證明按「以西安為中心」和「審蔣」的設想來處理是不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事變爆發后ｒeaｄ.９９cｓw•cｏｍ，國內外反應強烈而複雜。南京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等親日派力主「討伐」張、楊；親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為保全蔣，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地方實力派擔心引發更大內戰，大多數對張、楊不表示支持，幾乎一致要求恢復蔣的自由。各國態度不一，日本極力挑動中國擴大內戰，得悉南京決定「討伐」，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英美力求維持蔣氏統治，認為可以同共產黨合作以對付日本；蘇聯《真理報》、《消息報》連發評論，指責張、楊，也希望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立即應張、楊之邀決定派代表前往共商大計。12月17日周恩來等乘張學良的專機飛抵西安，與張、楊先後會談，並連續致電中共中央，報告西安局局勢變化，國內外對西安事變的反應，陳述自己對解決事變的意見。蔣氏被扣以後，事實上對蔣如何處置成了南京與西安對立的焦點。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等根據對事變形勢的進一步觀察，逐步形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策。

在張聞天看來，會上有兩點相互關聯的主張是不妥當的：一、在政權的問題上，主張以西安為中心，建立實質的「政府」，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領導全國抗日。二、在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上，主張反蔣，提出審蔣、除蔣。認為應該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的罪惡，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以審。

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在口頭允諾六項條件后恢復自由，張學良不聽博古、恩來勸阻，親自送蔣經洛陽回南京。12月27日，張聞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釋放蔣介石后的形勢與方針。他指出：「現在一般地說，結束內戰的前途是佔了優勢。目前是向抗日戰爭的方向走。但是，我們應估計在這中間一些可能發生的障礙。我們應採取［措施］把中派的動搖最後地結束」，「我們應用一切力量，爭取抗日前途的實現」。當天，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蔣介石釋放后的指示》，指出：「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在鬥爭中推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間派最後結束他們的動搖地位，而堅決走上改革內政，對外抗戰的道路」。

其一，關於西安事變的兩個前途，張聞天認為：「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關於處理方針，指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

會議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著重分析了事變影響的兩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更能促進抗日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爆發與延長的危險。他又進而分析由此而來的西安事變的兩種前途：勝利的前途或失敗的前途，說明我們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站要求和平」，一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他還說：「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致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說公道話。」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明了黨的策略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站結束。

其二，堅定地主張抗日而不反蔣。張聞天強調：「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他批評：「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可見，他是最早把對蔣處置同抗日全局聯繫起來的、在這個問題上堅定不動搖的黨中央領導人之一。

像通常一樣，在這次會上，張聞天是傾聽了報告和討論后才發言的。針對報告、討論中的意見，他論述了西安事變暴露的主要矛盾和中國共產黨應該採取的基本方針。張聞天在1936年12月13日常委擴大會上的發言，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以下敘述張聞天發言中涉及的別人的發言內容，均據這次會議記錄。

當張聞天2月初從雲陽回到延安的時候，國民黨為解決西安事變後方針政策問題而準備召開的htｔｐs://rｅａd•99ｃｓｗ.ｃoｍ五屆三中全會期已經迫近了。蔣介石在1937年2月5日確定了「對內避免內戰」、「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關於時局的五項方針，並將它作為五屆三中全坐討論結束內戰和國共關係問題的根據。

1月5日，張聞天、毛澤東聯合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博古，貫徹1月2日會議精神。此電還從文武兩手作了具體部署。政治上，「速發擁蔣迎張通電」；軍事上，要彭德懷、任弼時「速令十五軍團出陝南」。同時，紅一軍團以及紅十五軍團全部立即急行軍南下。不數日，紅軍大部隊即出現於西安附近，馳騁于商洛一帶，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

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為促使蔣介石放棄「剿共」政策，實行抗日救國，在多次進諫無效反被斥責后，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楊聯手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他們在西安東面的臨潼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在西安市內囚禁了從南京來的陳誠、蔣鼎文、衛立煌、張沖等十幾名國民黨軍政要員。

這時，西安方面和戰之爭更為激烈。29日東北軍團以上軍官會議決定：在張學良返陝之前，堅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便與之決一死戰。同時，楊虎城不惜一戰的打算也有抬頭。到30日，主戰派幾乎完全控制局面，形成了不論紅軍參加與否均要與中央軍決一死戰的態勢，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又一次提到了面前。在此緊急關頭，周恩來、博古和葉劍英於30日下午將近5點鐘趕到雲陽，同張聞天和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等共商對策。會議認為，我們的願望是接受甲案，實現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張同中央軍抗戰，這樣，在紅軍面前就只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或者是友軍打，我們不參加；或者同他們一起打。當然，不論打與不打，我們的為和平奮鬥的基本方針不變。但如取前一種辦法，勢必同友軍對立。所以，如果友軍同中央軍打起來，只有一起打，在打的過程中爭取實現和平。這次會議決定改變打起來也不參加的方針。當夜10點，與會者將商定的上述方針以「周、博、彭、任、王、洛」聯名電告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張國燾。深夜12點，毛、朱、張複電贊同，將當前的行動方針概括為「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用這樣的態度爭取最後的和平。30日深夜中共中央的決策使友軍深為感動。31日夜，舉行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終於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19日會後，張聞天為爭取實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特別值得一書的是21日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電。

就在27日夜裡，東北軍青年軍官50餘人在周恩來住處「請願」，提出8個問題，力主釋張以後才能撤兵，反對就此和平解決。周恩來竭力說服，他們不聽。會散後有人甚至當場揚言「如果你們不打，我們就與你們弄不好」。深夜，周、博又獲悉他們中有的人已擬就暗殺名單，內有主和派和共產黨人的名字。

當此關鍵時刻，東北軍青年軍官的少數「過激分子」卻不顧大局，2月2日上午，竟將東北軍中最先堅決聯共抗日、力主和平解決的王以哲將軍槍殺了。周恩來在極端困難、危險的情況下，沉著處理善後，終於使事態得到控制，和平大局得到維持而沒有崩壞。雖然如此，「二二事件」造成的損害是不可彌補的。張聞天聽到這個不幸事件，不禁搖頭嘆息。「二二事件」以後，東北軍內部分裂，十七路軍難以立足，西安方面頓時失去了同南京談判的力量和地位。兩支友軍將任蔣宰割，張學良回陝無望，「三位一體」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局面實際上解體了。

中共中央派駐在張學良那裡的代表劉鼎在行動前一刻（12日12：30）發電報向駐在保安的黨中央報告西安即將發生重大事變的情況。

怎樣處置這個突發事件，一時之間成為國內中種政治力量鬥爭的焦點和國際上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