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統一思想，並引導會議向有利於團結的方向發展，自1937年6月1日至4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這次會議，有文章說是「政治局會議」，開會時間是「6月1日至3日」（見《黨的白區工作會議述略》，載《文獻和研究》1987年第5期）。據會議記錄，這次會議開到6月4日。在毛澤東6月3日發言后，6月4日發言的順次有王震、馮文彬、彭真、朱理治、高文華、羅邁、劉少奇（劉的發言記錄中有「我們的討論，開了四天會」），最後由張聞天作結論。在這次會上發言的人除上述者外，6月2日有劉少奇、羅邁、凱豐、林伯渠、吳亮平，6月3日有朱德、博古、關嚮應。從在會上發言的人的身份可見，這次會議是「政治局擴大會議」。6月1日，張聞天作報告，講了三個問題：一、關於過去十年來政策的清算，二、目前黨的中心任務，三、華北形勢與華北黨的任務。6月2日至4日，與會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討論，爭論相當激烈，氣氛非常民主。毛澤東在6月3日作了重要發言，6月4日會議結束前張聞天作了結論。

黨的蘇區代表會議閉幕以後，緊接著中共中央又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這次白區工作會議是在迎接全國抗戰的歷史轉變關頭，在兩年來負責分管白區工作的張聞天積極倡導下召開的。在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就提出「要加強白區黨的領導」，並肯定：「北方局提議特別注意反對『左』傾，是有它的根據的。」《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143頁。對劉少奇3月4日《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他也作出了積極的回答。4月24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蘇區黨代表會議的議程問題，張聞天提出白區工作還是要另外開會，「單獨討論」。1937年4月24日政治局會議記錄。在黨的蘇區代表會議開幕詞中，張聞天將白區群眾工作中沒有能夠克服關門主義的惡劣傳統列為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主要錯誤之一，並將「必須大大加強白區黨的組織與領導」作為新階段的重要任務提到全黨的面前，要求「細心的總結幾年來特別是二年來白區工作的經驗與教訓，以此來重新教育與培養堅強的幹部」《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47頁。關於會議的主要任務，張聞天提出要總結十年內戰時期（重點是瓦窯堡會議以來）白區工作的經驗，討論確定新階段白區工作的方針任務和鬥爭策略，以大大加強白區黨的組織與領導。出席會議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屬的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山東、綏遠等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共30人。準備派往上海主持地下黨工作的劉曉參加了會議。張聞天主持了這次重要會議。

在擬定《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革命同盟會組織原則草案》1937年7月14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等文件后，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一起於7月4日離開延安到達西安，前往廬山同蔣第三次談判。

張聞天的開幕詞著重論述了怎樣完成新階段內「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與實現對日抗戰」的迫切任務。他指出，「國內和平之後，戰爭的最前線已經從蘇區轉移到白區了」，而「白區黨的工作薄弱，是我黨目前最大的弱點」，所以，「必須大大加強白區黨的組織與領導」。同時，他還提出「使特區成為模範區」、「紅軍必須成為模範的抗日軍，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核心」的任務。

談判取得的成果，在紅軍、蘇區方面，雖然取消了名義，進行了改編和改制，但保證了共產黨的絕對領導；在國共兩黨關係方面，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共產黨取得了公開合法地位而又保持了獨立性。這就為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戰鬥歷程中不斷發展壯大，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

7月下旬，日寇又一次發起了侵佔平津的進攻，在客觀形勢的推動下，蔣氏不得不改變其固執態度，派人捎話：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周、博、林即於7月28日返回延安，張聞天立即召集書記處成員商定紅軍改編出動抗日事宜。決定主力紅軍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編，編為3個師，4.5萬人，上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周恩來於6月4日抵廬山，6月8日至15日同蔣介石多次會談。同上次杭州會談相比，蔣的態度變化很大，設下許多新的障礙。他全然不顧先前關於制定合作綱領的提議，將周帶去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撇在一邊，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企圖從組織上溶化共產黨。對國共合作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除同意紅軍改編后3個師人數可容至4.5萬人、經費照一般規定發給，國防會議開會時可容共產黨幹部參加之外，推翻了杭州會談時作出的不少承諾。蔣不同意在3個師上面設總司令部，而要在3個師以上設政治訓練處指揮之；還要朱德、毛澤東出洋（或出來做事），各邊區武裝實行編遣后，其首領也須離開；不同意增加防地，還強調紅軍改編後部隊可移防；陝甘寧邊區政府，堅持由南京方面派正的長官（可由共方推擇中央方面的人）；國民大會可指定共產黨代表，但不以共產黨名義出席；還要共產黨避名干實，等等，其意圖是不讓共產黨公開和保有獨立性。周恩來對組織原則、軍隊編製、邊區政府等都不同意。尤其是指揮與人事問題，與蔣爭論很久不能解決。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往返磋商，仍無鬆動。周恩來只得返回延安。本段敘述的6月廬山會談情況據《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第二次談判情況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37年6月日）中轉述的周恩來1937年6月15日關於談判結果致中央書記處電。要朱、毛出洋，據周恩來《論統一戰線》：「我們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黨派的聯盟，但他（指蔣）在廬山第一次談話會上居然敢說：『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見《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5頁。

對於在新形勢下「我們怎樣取得領導權」的問題，報告作了明確的回答和全面的論述：一、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抗日救國的方針。民主與群眾生活等問題的處理都要圍繞于抗日問題。二、善於應用一切適用的鬥爭方式，從武器的批判轉到批判的武器。不使用與國民黨對立的鬥爭方式，改變過去革命的方式為改良的方式（革命主義的改良），利用從上而下、從下而上的聯繫，利用公開的、合法的鬥爭方式，利用舊的形式為新的內容服務，等等。三、要加強白區黨的領導，建立全國範圍的工作，每個中心地區要有堅強的能獨立工作的幹部。四、蘇區、紅軍中要特別加強黨的領導。五、要重新教育幹部，培養幹部，使他們懂得新的政策，適合於新的要求。六、要保障黨的領導，開展黨的思想鬥爭。在目前，「左」的危險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右傾的危險也在增長。要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鞏固黨的團結一致，以保障我們的領導權的實現。不是在紙https://read.99csw.com上，而是只有在艱苦的工作中，才能實現我們的領導權。

時局的發展使得蔣介石只能順應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歷史潮流。7月底，蔣邀共產黨代表飛南京共商國防問題。中共中央乃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赴寧參加國防會議，並同蔣談判。8月3日，洛、毛致電周恩來等，要周、朱、葉等商量國防計劃，連同紅軍作戰方針、步驟，一併于當天電告洛、毛，待決定後由周等將國防計劃攜往南京面交；並提出此次赴寧須求得發表宣言、確定政治綱領、決定國防計劃、發表紅軍指揮系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紅軍作戰方針等問題一同解決。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99頁。關於紅軍的作戰方針、步驟，洛、毛8月1日致周、博、林電指出：紅軍的作戰原則是「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因此，「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兵力為適宜」，「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同上。8月上旬，紅軍即確定出動路線「由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然後轉赴懷安、蔚縣」。1937年8月17日毛致博、林、彭、任電，據檔案。

在形勢發展的推動下，蔣被迫讓步，僵持不決的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終於解決。談判結果，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8月22日正式發表），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支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同意將紅軍在南方的各路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還達成了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和八路軍辦事處，在南京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后因南京淪陷，《新華日報》於1938年1月11日在漢口創刊），釋放在獄共產黨員和政治犯等協議。

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進行。張聞天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分三個部分，標題與6月1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相同。報告的第二部分收入《張聞天文集》第2卷。張聞天指出：「黨在中國革命新時期內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全民族的統一戰線，戰勝日寇，實現民主共和國，並在這一統一戰線內與民主共和國內取得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報告分析目前形勢的特點是國民黨正開始轉變但並未徹底轉變，國共正在走向合作但尚未達到合作，是從兩個政權到一個政權，從暴動的革命到革命的改良的徹底轉變。報告提出，「我們在國民黨內部的方針是團結左派，推動與聯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親日派」；對國民黨的中央與地方政權的方針是「推動政府走向民主化」。張聞天指出，為要建立全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必須注意統一戰線組織的廣泛性、多樣性，集中反對最主要的敵人，處理好統一戰線內部鬥爭、上層統一戰線與下層統一戰線的關係。報告根據兩年來的經驗和目前形勢的特點，系統論述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稱：「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在危急存亡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

6月18日，周恩來回到延安，中央書記處立即商量對策。為了顧全團結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準備作出重大讓步，擬定關於談判的新方案。關於兩黨合作問題，新方案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確定共同綱領；同意國共兩方各推出同數幹部組成同盟會的最高會議，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據共同綱領有最後決定之權；我們運用同盟會使之成為在政治上兩黨合作的最高黨團。關於目前具體問題之解決，新方案提出，中共準備7月中發表宣言；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后改編，否則即於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陝甘寧邊區7月實行民主選舉，在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任副長官；力爭朱德為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官，毛澤東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到適當時機不去；等等。《革命同盟會組織原則草案》的內容見《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所收中央書記處1937年6月26日致共產國際電。周恩來又起草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於7月2日交毛澤東、張聞天改定。

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做好迎接全國抗戰準備的同時，張聞天還參与領導了共產黨同國民黨的談判，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

在討論中，與會代表發生了不同意見的爭論。爭論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認識「左」的歷史傳統，亦即過去白區工作的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左」的錯誤的問題。討論到5月26日告一段落。除了在會上進行爭論以外，北方局有些同志還到張聞天住地反映情況，談意見。那時，張聞天住在延安城內鳳凰山麓一個四合院里。

從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的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始終處在最前沿的突出的領導者的地位。他既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政策的醞釀、確立、發展、完善作出了巨大貢獻，又為其貫徹執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事實告訴人們，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通過談判形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一段光榮的歷史，輝煌的歷史。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沒有辜負歷史的重託，竭忠盡智，恪守職責，發揮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他在這一重大歷史關頭所作的貢獻，也是他一生對黨、對人民、對民族建立的最大的功勛。

9月25日，張聞天、毛澤東聯名致電周恩來、林伯渠等，指示當前宣傳內容，指出：「我們宣言及蔣氏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蔣談話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今後問題是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與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復興中華民族。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349頁。

他們到上海的當天夜間，「七七」盧溝橋事變發生了，全國性的神聖抗日戰爭開始了。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為促使國共談判迅速達成協議，中共中央於7月14日向南京政府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1937年7月20日洛、毛致周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國共兩黨之間的秘密談判，從1936年2月底董牧師到陝北接頭以後，就一直在進行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實現了一年來秘密談判的目標：「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國共合作大局已定。1937年2月8日，國民黨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第二天，國共兩黨的正式談判就恢復了。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張聞天起草的這個文件是對過去一年國共談判的總結，又在實際上表明了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的政治立場，公開提出了實現國共合作的條件。為了團結抗日，共產黨作了很大的讓步與妥協，但又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絕不放棄對根據地與紅軍的領導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同共產黨合作抗日是被迫的。國民黨三中全會在實際接受共產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主張的時候，仍然宣稱「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於中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轉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09頁。所通過的決議也叫做《根絕赤禍案》。他們無時不忘限制、削弱共產黨以至消滅共產黨。這就決定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談判是一場尖銳複雜、迂迴曲折的鬥爭。https://read.99csw.com

（2）蘇區代表會議動員、組織全黨迎接全國抗戰。

10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並同蔣介石等繼續會談。正在這時，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威逼南京。蔣介石急需紅軍出動抗日，國共談判到了急切需要迅速解決的關鍵時刻。8月18日，洛、毛致電彭、林、周、博，又致電周、葉，指出國民黨方面提出要紅軍「分路出動」，是要分割紅軍，包含著很大陰謀，堅決不能同意。同日，中央書記處致電朱、周、葉，提出十項談判條件。指出「目前最重要問題，須使黨與紅軍放在合法地位」，要求國民黨迅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同時蔣發表談話，發表邊區組織，發表總指揮部，確認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等各項條件。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23頁。

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作會議結論，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並對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作了說明。最後，全體代表表決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和劉少奇的結論。這次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從上而下的自我批評，系統地揭露和批評了「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徹底否定了錯誤的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明確了革命新階段黨在白區工作的策略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一任務必須進行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對白區工作實行徹底轉變，對全党進一步衝破「左」的思想禁錮，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不過，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不足，同蘇區代表大會一樣，對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領導路線的錯誤性質問題，沒有取得一致認識。這當然同張聞天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沒有完全解決有關。

毛澤東、張聞天接到周恩來關於上述情況的報告之後，即於3月12日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周恩來並通告紅軍部隊各軍事首長，指出「賀顧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對他們所提「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電報指出，「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黨之政治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對談判策略，針對兩個星期來國民黨方面「著著進迫」，提出我方「現應改換姿勢」，「向之進攻」，堅持三個國防師（每師1.5萬餘人）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蘇區完整等最後限度的條件，並「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1937年3月12日中央書記處致恩來並告彭、任、張、賀、關、陳、聶、徐、程電，見《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3月15日、16日，中央書記處又連續致電周恩來，要他要求迅速見蔣當面解決問題，為顧全大局，按照電報所列中央確立的15項談判條件繼續談判。1937年3月16日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電，見《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

開幕詞強調，「鞏固我們的黨，現在成為一切工作的核心」。對黨的建設，張聞天提出了五點重要意見：一、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工作作風；二、發展黨內民主與自我批評；三、徹底轉變黨的工作方式與群眾工作的方式；四、實行正確的幹部政策，團結忠實于黨、同群眾有聯繫、有獨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紀律的幹部；五、同關門主義與增長著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肅清國燾路線。張聞天還強調，「取得共產黨在民族運動中的領導權，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他喚起全黨警覺，「內戰停止，並不是階級鬥爭的消滅。階級鬥爭將採取更複雜、更曲折的形式」，階級的敵人將利用一切方法「同我們爭奪領導權」。張聞天又一次論述了在統一戰線中怎樣取得領導權的問題，號召全黨：「積蓄我們的雄厚的力量準備持久戰，使中國革命得到最後的勝利。」

1937年春天，中國革命又走到了一個大轉變的關頭。在一箇舊的階段結束、新的階段開始的時候，為了使全黨明確認識當前的形勢、任務以及黨的政策、策略，自覺地實行轉變，做好迎接全國對日直接抗戰新階段到來的準備，張聞天在總書記的崗位上做了許多工作，恪盡了自己的職責。

然而，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卻十分冷淡。7月13日（或14日），周、博、林登上廬山，隨即將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但蔣扣住不發。雖在民族危亡關頭，他還是不願讓共產黨公開合法。在談判中，關於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又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蔣在這點上繼續向後倒退。6月廬山會談時蔣雖然對3月杭州會談允諾的紅軍改編后3個師之上設總司令部食言，但還是表示，3個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可是這次他又改口，要求紅軍改編后各師直屬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其用意是不讓共產黨獨立指揮軍隊。對於蔣介石這一無理要求，毛澤東、張聞天為了團結抗日的大局，還是決定給予一定的妥協和讓步。7月17日洛、毛致電周、博、林，提出：「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但蔣介石不為中共一再退讓所動，仍然堅持紅軍在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致使談判陷於僵局。

關於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新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在1937年2月15日發布的《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傳解釋大綱》即明確提出：「今後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實行對日抗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頁。3月3日，張聞天著文作了闡發。題為《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20頁。他指出，「今後已經開始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新階段」，「從這裏到全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開始，還需要一個過渡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奮鬥目標，就是「促進全國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與對日抗戰的實現」；放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具體任務，就是「鞏固國內和平，準備對日抗戰」。張聞天還著重說明了實行民主是完成任務、達到目標的前提。他提出，為了準備對日抗戰，必須動員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參加，為此應該立刻開放民禁，實施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徹底實行民主制度，使中國走上現代國家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3月23日起，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有26人參加，首先集中討論目前國內政治形勢與任務。由張聞天作報告。張聞天在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以《國民黨三中全會後的形勢與我黨任務》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下文概述與引用均據《張聞天選集》。出席這次會議的26人是（按會議記錄上的順序）：李見珍、劉長勝、羅榮桓、郭洪濤、周建屏、蔡樹藩、王觀瀾、張聞天、彭德懷、賀龍、朱德、任弼時、林伯渠、馮文彬、周興、廖承志、徐特立、吳亮平、劉英、王林、杜理卿、博古、毛澤東、凱豐、李德、伍修權。九*九*藏*書

會後，張聞天寫了《迎接對日直接抗戰偉大時期的到來》一文，將準備實際抗戰階段的任務概括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文章全面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歷史和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形勢與任務，對黨為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作的讓步與妥協和黨的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作出了全面的解釋。這篇文章發表在1937年4月24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創刊號上，是張聞天在三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主要精神的公開表述，它向國內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看法、態度和立場。

會議中途劉曉即前往上海。出發前，張聞天、劉少奇、毛澤東先後同他談話。張聞天強調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群眾工作群眾化，要使群眾運動自然地形成。他要劉曉到上海后警惕「左」傾機會主義的殘餘，不要搞關門主義。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後》，載《黨史資料》第6輯。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談判代表張沖於2月26日返回西安，隨即和周恩來繼續會談。在這之前，中央書記處已複電同意周2月24日致洛、毛電中提出的談判方針。在周恩來與張沖談判過程中，雙方意見的主要分歧是在紅軍改編后的人數與編製上。按中共中央批准的談判方針，紅軍改編后，人數可讓步為保留六七萬，編製可改為4個師，每師3個旅6個團，約1.5萬人，編余部隊改為某路軍的直屬隊。1937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周恩來的複電。但張沖臨返西安時，蔣介石對他說：紅軍可以改編為3個師9個團，不可再加。據1937年2月27日周恩來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對此，洛毛於3月初電復周恩來，同意張沖在談判過程中提出的紅軍主力編4個師16個團、另編2個徒手工兵師8個團共6萬人的意見；3月3日周恩來收到的洛甫、毛澤東來電，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頁。后因南京方面對此議堅決不允，中央書記處電周：「編製仍以四師為宜」，「但如蔣堅持三個師時，亦只得照辦」。周恩來1937年3月4日致中央書記處電說：「頃見張沖，雲南京複電只允三師九團，顧今早開會商量改為四師十二團，不能再多。」中央書記處對此答覆的電報，周恩來於3月7日收到。由於共產黨方面一再讓步，至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同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意見大體趨於一致，決定將一個月來的談判作一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當晚電告蔣介石決定。1937年3月8日周恩來致中央書記處電，題為《周恩來關於一月來與國民黨談判結果向中央的報告》，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

（3）白區工作會議總結經驗，加強領導。

中共中央宣言的公布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

張聞天在開幕詞中總結了過去十年來艱苦奮鬥的歷史。他指出，由於全黨同志的努力奮鬥、自我犧牲精神，我們創造了革命根據地與紅軍，保存與鍛煉了領導幹部和領導機關，能夠有陣地的前進，推動了革命運動的發展，開闢了光明的前途。經過十年奮鬥，中國共產黨今天已經在全國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信仰，成為全國人民所愛戴的黨，她已經有資格成為民族統一戰線的創始者與組織者，並成為其中的先鋒與堅強的核心。張聞天同時也總結了這十年中中央犯過的許多嚴重錯誤。他指出，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主要錯誤有五點，這就是：「在白區群眾工作中，對長期存在著的關門主義的惡劣傳統沒有能夠克服，在國內戰爭中曾經犯過軍事上的冒險主義與保守主義的錯誤，九一八事變后對新發生的階級力量的某些變動不能及時的認識與利用，對中國革命的持久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及幹部政策中有過某些錯誤等。」開幕詞對十年歷史的總結也有缺陷。它沒有區分遵義會議前後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沒有指出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政治路線的「左」傾錯誤。這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與全黨的認識水平決定的。

張聞天的報告還將共產黨在新階段中「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加以突出的強調，指出，從轉向抗日達到準備實際抗戰的過程中，「有很多鬥爭」，「可能發生各種曲折、困難」。在國際上有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鬥爭，在中國內部有親日派與抗日派的鬥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鬥爭，還有民眾與政府的鬥爭，獨裁與民主的鬥爭。「在各種力量的鬥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張聞天指出，國共合作后，國民黨「要同我們爭奪領導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依然存在，只不過鬥爭的方式有了改變」。

毛澤東、張聞天等在政治上採取的這一進攻姿態，促成了周恩來和蔣介石的直接會晤。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飛抵上海，由潘漢年陪同到杭州和蔣介石進行談判。4月初，周恩來回到延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彭德懷、林伯渠等到機場迎接。隨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周恩來的彙報。在杭州談判中，蔣不得不承認國共分家十年招致軍閥割據、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但對分家之責不作檢討而諉過於鮑羅廷。他要中共不必說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合作，並要求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當周回答最好辦法是制訂共同綱領時，蔣即要周速回延安商量合作和綱領問題。關於具體問題，蔣認為是小節，容易解決。當場允諾邊區完整，紅軍改編后3個師人數不少於4.5萬人、上設總司令部，國民大會國防會議中共可以派人參加等條件。蔣談話的中心，是要擁護他做領袖。據《中共中央關於與蔣介石談判經過和我黨對各方面策略方針向共產國際的報告》（1937年4月5日），見《中共中央抗日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及國民黨一大宣言基礎上起草九*九*藏*書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並提議在這個綱領基礎上結合新的民族聯盟（或黨），並提出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的草案，準備提出修改憲法的草案，在全國範圍進行民主運動以影響蔣；對具體問題，堅持在不妨礙蘇區實行民主制度及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獨立領導的原則之下進行一切談判。會議還確定談判的策略，如進展順利，則擬以黨的名義發表合作宣言，爭取公開；否則，待事變發展，促蔣讓步。會後，張聞天、周恩來等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工作。

這次代表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做了重要準備。

張聞天指出，「今天我們黨內主要的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它阻礙著統一戰線的建立。張聞天認為「左」傾關門主義在黨內過去未能徹底克服、現在又成為主要危險的原因，除了一般社會根源、政治根源和認識根源之外，還由於：根本不相信國民黨有什麼轉變而反對同國民党進行統一戰線；黨內還存在著「左」傾總比右傾好些的觀點。他提出為要消滅黨內關門主義，必須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學會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分析時局，領導群眾鬥爭，必須堅決開展反對關門主義的鬥爭，打破「左」傾總比右傾好些的觀點。

為傳達和貫徹三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題為《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的宣傳大綱；4月4日，中央書記處給劉少奇發去《關於堅持聯蔣方針推動全國對日抗戰問題的指示》；4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告全黨同志書——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以上各件均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這幾個重要文件，都是按照張聞天3月23日報告中闡述的重要思想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精神寫成的，許多主要的提法甚至用語同張聞天的報告和文章是一致的。張聞天3月23日的這個報告在指導全黨及時地、自覺地從「停止內戰」過渡到「直接抗戰」的準備階段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對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民族統一戰線的實際建立，提出了新的任務和策略，作出了新的部署。

「爭取民主權利」是準備抗戰階段的關鍵。國共談判就是共產黨為爭取民主權利而同國民党進行合法鬥爭的主要陣地。在這一關係到能不能實現全國抗戰的歷史性的鬥爭中，周恩來一直是同國民黨代表和蔣介石面對面進行談判的主將，張聞天則配合、協同毛澤東，在延安運籌帷幄，進行領導。二三月間，周恩來、葉劍英同國民黨代表持續了一個月的西安談判，3月下旬周恩來同蔣介石在杭州的首次會談，6月上旬至中旬周恩來同蔣介石在廬山的再度會談，「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於7月15日登廬山與蔣介石的第三次會談，8月上旬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出席國防會議並同蔣氏進行的第四次會談；持續半年多的所有這五次會談，張聞天都參与了領導。前方的周恩來正面交鋒，機警堅定，後方的毛澤東和張聞天指揮若定，進退自如。他們互相商討，審時度勢，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表現了高超的鬥爭藝術。

4月26日，周恩來飛抵西安，準備南行再次見蔣談判。毛澤東、張聞天、博古一起，對同蔣第二次談判的內容多次與周恩來電報往返進行商討。5月9日，周恩來收到中央來電：同蔣會談時解決國共兩黨關係的具體步驟是：一、確定共同綱領，二、發表共同宣言，三、發表邊區政府及四個師師長以上首長名單，四、紅軍實行改編，南京釋放政治犯。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頁。5月24日，洛、博、毛復周電提出此次赴廬山見蔣，「須談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方面，關於綱領及蘇區、紅軍、共犯、黨報、經費、防地等問題；第二方面，關於對日、對英、對蘇外交，國防軍事、國防經濟及國民大會，人民自由、政治犯等問題」。5月25日，洛、博、毛又復周電，關於見蔣談判之問題，除同意來電所提者外，還應提出並詢問蔣的外交方針、國防軍事、財政準備等問題，須力爭辦到：確定特區政府委員九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四個師，一師長林彪，二師長賀龍，三師長徐向前，四師長劉伯承，先行發表，政治部制度照舊（但準備讓步設政訓處）；取締破壞民主運動、破壞兩黨合作、破壞紅軍蘇區之行為；增加紅軍防地等。1937年5月24日、25日洛、博、毛致周兩電，均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

關於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問題，張聞天在《關於白區工作中的一些問題》的小冊子中，劉少奇在報告中，已有詳細論述，張聞天在這裏著重指出，特別重要的是懂得這些策略原則后，「決不要機械的把這些原則當做死的公式去背誦，而是首先要真正細心的與謹慎的去分析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探求革命形勢的特點，體驗群眾的要求、痛苦與他們的每一呼吸與脈搏的跳動，再來決定適當的鬥爭的口號策略，工作的方法與方式」。張聞天還辯證地、歷史地論述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他說明「利用合法」與「合法鬥爭」是黨在白區工作中的一種重要形式，那種認為「利用合法就是合法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

毛澤東在蘇區代表會議上作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1937年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九一八事變起，特別是從1935年華北事件后，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鬥爭的階段已經結束。然而，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到全國對日直接抗戰的到來，還要走過一個艱難困苦以至曲折變幻的準備階段。

按照三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為了動員和組織全党進一步做好迎接全國抗戰偉大時期到來的準備，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而鬥爭，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即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於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200多人參加。張聞天在會議第一天以《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的任務》為題致開幕詞。此篇已收入《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首先論述了當前的形勢，指出停止十年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這種局面的取得「是黨的政治路線的偉大勝利，證明了黨的新政策的正確性」；同時說明，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所作的四項保證，決不能解釋為「共產黨的投降」，它是兩年來黨的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必然結論，並不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並不放棄黨對軍隊與政府的領導，相反的，正是為了爭取共產黨在全國的公開活動。

會議從1937年5月17日開始，由劉少奇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劉少奇報告的部分內容收入《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段以下敘述見該書第57—58頁。劉少奇強調黨和群眾工作不只是需要策略的轉變，而且需要進行一個全新的、徹底的轉變。他指出，黨與群眾工作至今沒有取得全新的決定性的轉變的原因，一是過去我們只在黨內提出，形勢變更了，策略也需要變更，而沒有提出轉變十年來所執行並堅信為正確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歷史傳統；二是沒有系統地具體地揭發與批評過去的惡劣傳統，否定過去的錯誤原則，並且提出新的正確原則去代替。為了徹底轉變今後的黨和群眾工作，必須著重地揭發與批評過去歷史傳統中的錯誤。九*九*藏*書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共合作的四項保證。

1937年2月9日，顧祝同（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到達西安。他被蔣介石委派擔任兩黨談判中的國民黨代表。當天，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就同顧祝同進行會談。深夜11點，毛、洛致電周恩來，請他以即將發出的「致三中全會電」作為「和寧方交涉之政治的立場」。軍事方面，編製，提出開始出動抗日時編為12個師4個軍，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各軍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軍餉，按中央軍待遇，或每月接濟至少80萬到100萬元（法幣）；如成立國防委員會，紅軍應派代表參加。黨的方面，要求國民黨不逮捕中共黨員，不破壞中共組織，中共在紅軍中的組織領導不變。第二天中午，洛、毛電復周，對談判內容作補充，說明軍事機關、政治集會我方應派代表參加，政府則等抗日戰爭爆發后參加。2月11日，周恩來同顧祝同、張沖會談。12日凌晨3時，洛、毛又就談判策略與條件複電周，請注意在談判時要對方實行「致三中全會電」中所提五條要求，以避免對方「迫我再讓」；要提出或堅持擴大紅軍現有防地，對西路軍「停戰讓防」，各省紅軍游擊隊就地改編，拒絕國民黨向紅軍派遣政訓聯絡員，經費須從2月領起等條件。上引1937年2月9日、10日、12日張聞天、毛澤東致周恩來電，均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12日，周恩來同顧祝同繼續會談。雙方就共產黨在適當時刻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紅軍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等）、分期釋放政治犯等問題達成了初步協議。

正當國共談判接近成議之際，國民黨方面卻突然橫生枝節，製造障礙，於3月11日由賀衷寒提出一個修改案。按照賀案，紅軍改編3個師后每師人數只能保留1萬人，總共3萬人，且要服從南京和蔣的「一切命令」，政訓人員由南京派人，各級副職也由南京派遣充當；「陝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分屬所在各省，取消「民選制度」一語，改「民選推薦」為「地方推薦」；在善後處理中，對停止進攻西路軍置之不提。1937年3月10日周恩來致中央書記處電。3月10日周會見張沖，得知顧祝同約賀衷寒、張沖對周恩來3月8日提案作了許多重大改動。周即電告中共中央。賀衷寒於3月11日將書面修改案交周。總之，要把紅軍和蘇區完全置於南京當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並欲以西路軍的安危脅迫就範。當時西路軍正孤軍苦戰于河西走廊。

（1）三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新階段新任務。

毛澤東在發言中談到「傳統」問題。他說，首先要看到，我們黨在15年中造成了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它包括了政治上、組織上、工作作風上的一切好東西，造成了階級與全國群眾信仰的偉大的黨；同時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有若干不良的習慣。表現在群眾工作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與高慢的宗派主義，在宣傳教育上不能深刻的普遍的聯繫實際，黨八股等公式主義；黨內關係上的派別觀點、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等。這種習慣，也可以說是傳統。對於張聞天的報告，毛澤東說：洛甫的提綱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提綱第二部分最精彩，很好地解決了許多策略問題。他指出，批評少奇的片面性是必要的，但不應否認他的全部。洛甫的分析中也證明這個不良的「左」的傳統之存在，但對於少奇提出的問題「左」傾傳統問題解決得不適當。毛肯定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中央的信和5月17日在白區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基本上是對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的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過的病症，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據毛澤東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在這樣的情況下，洛、毛在7月20日致電周、博、林，決定對蔣強硬：「我們決定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請你們回來面商之」。1937年8月3日洛、毛致周、博並告葉電，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周、博、林隨即離開廬山，飛往上海，觀察時局變化。

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張聞天的報告進行了熱烈討論。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張聞天對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估計。據毛澤東在1937年3月23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張聞天在報告中分析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後內外政策的變動，指出：它在對內政策上，是主張和平統一的，而和平統一的目標是集中全力以抵禦外侮，對國內問題主張不用武力手段解決，在民主問題上，也有相當表示；在對日政策上，「抗戰」二字第一次出現在國民黨文件中，對於漢奸行動也加以指斥；在對我們黨的關係上，表示在他們所提的四個條件下可與共產黨談判，這些條件同我們所提的四條實際上是大同小異。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根絕赤禍案》中提出的四個條件是：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這些條件可以作不同的解釋。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改了名稱，從名義上看也可以說就是已經取消。中國共產黨所提四條，即「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的「四項保證」。根據以上分析，說明「國民黨三中全會不論在對內、對外、對民主、對群眾方面，都表示國民黨政策開始了轉變」。張聞天又分析了五屆三中全會後南京政府部分改組、對日態度比較強化、同共產黨繼續談判等事實，說明「南京國民黨方面正在朝著抗日方向前進」，從此「中國國內形勢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對於這一新階段的特點與任務，張聞天作了歷史的分析。他說，自「一二·九」運動到西安事變，是中國政治形勢新時期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一環，是停止內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開始了一個新階段，這就是準備實際抗戰的過渡階段，其特點表現在南京政府開始轉到抗日道路上來；一旦實現了抗戰，中國的形勢又要進到另一個新階段。張聞天指出，在準備實際抗戰這一階段中，我們的任務「主要的關鍵是實現民主權利」。他強調這項任務的必要性：「只有民主權利的實現，和平統一才有鞏固的可能」；又看到完成這項任務的可能性：「現在全國民眾普遍要求民主」，「我們應該爭取國民大會通過給以民主權利的決議」；還預見到圍繞民主問題鬥爭的嚴重性：「民主問題將來在我們與國民黨的政治鬥爭中要成為爭論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