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原則，不僅在跨入新階段的時候，而且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在討論中特別說到：國共合作中的反傾向問題，完全同意（洛甫）報告，反對兩種傾向，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要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

洛川會議是在全國性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不僅主持了洛川會議，而且主持了會前的「中央局政治會議」（8月9日）會議名稱據會議記錄。為洛川會議作準備，會後，又主持「統一戰線座談會」，貫徹洛川會議的精神。他對洛川會議的歷史貢獻，是應該充分加以肯定的。

（三）參加國民黨所發起的一切合法團體與活動（如抗敵後援會等），擴大它們的群眾基礎與組織內部的民主，使之成為公開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同時不放棄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獨立地進行發動、組織與教育群眾的工作。造成推動南京政府的力量，而不是與之對立。

在討論中，毛澤東提議增加為「十大綱領」，做一個「決議案」。他說，綱領、宣言上有「肅反」無「教育」，我的文章上有「教育」無「肅反」。現在我們要做一決議案，應做到盡有。所謂「全面的抗戰」，「改良生活」要一條，「教育」要一條，原有八條再加上「堅決抗戰」一條，「統一戰線」一條則為「十大綱領」。據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央局政治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以下引自此件者不另註明。張聞天贊成毛的意見，在討論后的發言中表示，「十大綱領」寫出來公布是需要的。據1937年8月9日張聞天在中央局政治會議上的發言記錄。參看1997年9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以下凡張聞天這一段時間的言行，均請參看此書的有關記載，不另註明。

1937年8月9日，張聞天在延安主持了中央局政治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成員毛澤東、凱豐、張國燾以及各方面負責人董必武、郭洪濤、吳亮平、蔡暢、林彪、羅瑞卿、蕭勁光、徐向前、羅邁（李維漢）等19人。張聞天作了《平津失守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記錄以《平津失守后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引用此報告均據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張聞天選集》。這次會議具有洛川會議預備會議的性質。

關於黨的任務，張聞天在報告中提出：「目前我黨的工作中心，是爭取全國性抗戰的發動與勝利。」為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黨必須獨立地、積極地提出保障抗戰勝利的綱領，促使國民黨、蔣介石接受，從而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在報告中，張聞天提出了實現「全國性民族抗戰」的「八大綱領」。其要點為：一、停止中日和平談判，宣布對日絕交，公布實行全國性民族抗戰的堅決方針；二、動員全中國的海陸空軍實行抗戰；三、全中國人民的總動員；四、全面的對日抗戰；五、改組政府組織；六、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七、實現財政、經濟、土地、勞動、文化、教育的新政策，鞏固國防，改善民生；八、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張聞天在這裏提出的「八大綱領」，是在7月23日中共中央《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中所提出的「八項辦法」的基礎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同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綱領」大體上是一致的。

洛川會議以後，針對國共合作成立后在統一戰線中的投降主義傾向，張聞天、毛澤東及時致電上海黨的負責同志，指出只知對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它的要求，而不知同它的錯誤政策鬥爭，是對國民黨的投降。這種傾向在部分「左」傾領袖和黨員中是在增長。如章乃器這類「左傾」領袖今天起著把革命群眾帶給資產階級的作用。對他們的錯誤主張（如「少號召、多建議」）應該在報紙上適當批評，對投降主義傾向必須開始鬥爭。電報指出，民族統一戰線，不但不取消對於國民黨的錯誤政策進行批評與鬥爭，而且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才能使統一戰線充實鞏固起來，使之繼續前進。在目前形勢下應不失時機對國民黨的錯誤政策採取攻勢的批評與鬥爭。洛、毛1937年10月13日致小開、劉曉並告博（古）、葉（劍英）、周（恩來）、胡（服）、林（伯渠）電，以《關於克服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傾向的指示》為題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小開，即潘漢年。胡服，即劉少奇。九*九*藏*書

「七七」事變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即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民族實行抗戰；同時紅軍將領連續電請為抗日前驅。15日，周恩來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付國民黨。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出《關於目前形勢的指示》，主張實行全國軍隊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政府機構民主化，肅清一切親日派漢奸分子，進行統一的、積極的、全面的抵抗。這實際上提出了一條全民族的全面抗戰的路線。指示還規定紅軍立即改名，準備立即向華北出動，對日直接作戰。23日，中共中央又用「萬萬火急」通電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系統地提出了實行堅決抗戰的「八項辦法」，表達並充實了21日黨內指示關於實現全國性抗戰的主張。同一天，毛澤東寫了《論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表示共產黨人願同國民黨人團結起來，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和辦法，爭取勝利的前途。在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之下，蔣介石也在7月17日廬山「茗敘」時發表談話，確定了對日應戰的方針；在7月底平津相繼失守之際，又於29日表示「今既臨此最後關頭」，「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堅持到底」。蔣介石：《對新聞記者談話》，《第一期抗戰領袖言論集》，重慶青年書店1939年版，第8頁。8月6日，朱德、周恩來等赴南京準備出席國防會議。8月7日，毛澤東命令紅軍各部準備出動。國共兩黨在軍事上的初步合作開始形成。所以，在七七事變、平津失守的形勢，圍繞著「爭取抗戰勝利」這個中心，有一系列重要問題——抗戰路線，國共合作，軍事戰略，紅軍改編后的戰略任務、作戰方針和步驟等，迫切需要解決。

8月9日政治會議上張聞天的報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的。在此之前，張聞天已經在8月2日寫了《論平津失守后的形勢》。載《解放》周刊第1卷第13期，署名洛甫。這篇文章是8月9日報告的基礎。

在8月24日的補充報告中，張聞天說，國民黨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來抗戰。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勝利（如上海、南京），但不能取得徹底的最後的勝利，相反，存在嚴重失敗的可能！只有轉變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接著他又指出，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是一場持久戰。他說：要強調持久戰的問題。不因勝利而驕傲，不因失敗而喪氣。持久戰，包含進攻、防禦、退守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是艱苦鬥爭的過程。正因為目前抗戰存在著弱點，可能發生挫折、失敗、妥協、叛變的事件，可能發生新的大舉進攻而我們不能抵抗只得撤退，但這還只是部分失敗而不是全面失敗。估計到這些情況，使我們能夠堅持，而不是失敗主義。戰爭的堅持就是因為在戰爭過程中有許多困難。我們要在此過程中做文章，實現我們的主張，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在此過程中，共產黨必然取得領導權。他指出，要看到日本的弱點，它的內部矛盾、經濟力量脆弱等等，決定了它不能堅持持久戰。

關於形勢，張聞天指出：日本佔領平津不過是對於中國本部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開始。這一戰爭推動著中國走向全國性抗戰的發動。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決不以取得中國的一部分領土為滿足，它所要的是全中國！目前形勢的發展，將必然從現在局部的應戰的形勢轉變為全國性的抗戰。張聞天肯定南京政府已經作出堅決抗日的表示，在實際行動上也有進步，同時也批評它徘徊不定、妄想偷安的妥協傳統尚未完全克服，特別在實現民主政治與民主權利、釋放政治犯方面進步很小，國共合作問題沒有最後解決，不敢取消日寇在華的一切特權和活動，外交上沒有擺脫消極狀態。他指出，目前時局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失敗主義，是那種以讓步妥協來停止日寇進攻的幻想，是對於英帝國主義的依賴性。

8月9日政治會議后，毛澤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這三個文件的起草，都在8月15日完成。三個文件均首次發表于《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出版），這時洛川會議已經開過，但文件所署時間均為1937年8月15日。為貫徹8月9日會議精神，中共中央8月12日發出《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21頁。文件提出的15條，包括了張聞天報告中提出的處理國共關係的原則和十大綱領的基本要求；中央書記處8月18日致電在南京談判的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強調「兩黨合作須建立在一定原則上」，「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之特長」。同上書，第319頁。由此可見，8月9日中央局政治會議為8月下旬的洛川會議作了充分的準備。https://read.99csw.com

關於抗日戰爭的戰略持久戰，是張聞天補充報告和發言的一個重點。他的補充報告和發言，對毛澤東報告中提出的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作了闡述和發揮。張聞天在8月22日發言中指出，爭取抗戰勝利，這是艱苦、持久、變化很多的鬥爭過程，要準備持久戰爭。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它在抗日戰爭剛剛爆發的歷史轉變關頭，提出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綱領和政策，規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原則，確定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和紅軍在敵後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作戰方針，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八路軍的作戰方針進一步完善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見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0頁。正確地指導紅軍實現從正規軍向游擊軍、由運動戰向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張聞天為這次會議的成功作出了貢獻。

張聞天這篇文章提出的戰略任務，同毛澤東關於在太原失守后華北八路軍的任務和軍事部署的指示是完全一致的。此後，八路軍各部即在山西敵後農村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山西新軍也迅速發展壯大，到1939年底已有9個旅50個團，真是「八路助新軍發展游擊，收復失邑，成績昭然」。引自1940年5月周恩來致閻錫山信，《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頁。山西全省山區、鄉村成為廣大的敵後戰場。閻錫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說，現在共產黨八路軍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獨的光，晉綏軍是一支洋燭的光，中央軍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轉引自任弼時《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式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1938年5月17日），載《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頁。

（五）轉變一切工作方式與方法，以適應目前的新形勢。

在改革政治機構、參加政權問題上，張聞天在洛川會議的發言指出，要在確定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允許共產黨公開，發動群眾抗戰等條件具備后才參加政府，現在則還未到此時。這表明了共產黨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9月25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共產党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共產黨準備參加全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但不參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同時又提出了在特殊地區和敵占區可以參政，國民大會之類代議機構容許參加，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組織可以進行等推動政治民主化的靈活做法。同上書，第345—347頁。

8月25日毛澤東作了總結。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關於紅軍的作戰方針和兵力的出動與使用問題，會上討論得很熱烈，看法不大一致。與會者都認為紅軍應及時開拔抗敵，但對具體時機與兵力運用有不同的主張。有的主張應在國民黨發表國共合作宣言，共產黨的公開合法地位取得必要保證后才出動；有的主張晚出兵不如早出兵，早出兵政治影響好，對解決給養也有好處。有的主張紅軍分批出動，先出三分之一，因為戰爭是長期的、殘酷的，何況國民黨在邊區周圍還有10個師；有的主張全部出動上前線。關於作戰方針，也有山地游擊戰與運動游擊戰的爭論。張聞天不是軍事家，但在會上也發表了看法。他認為，指揮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原則，外面節制，要不妨礙九九藏書我的獨立性；作戰方面主要是游擊戰爭，總的是賺錢則干，不賺錢不幹。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穩重點，要很好使用。抗日是持久戰，要保存我們的力量，盡量擴大我們的力量。我們宣言全部出動；看各方面情況，在有利時繼續出兵。紅軍的影響，並不靠出得快來決定。我們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話，不要為群眾熱情所支配。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勝仗，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做出模範，才能真正提高信仰。他指出：「正確的領導，模範的工作，謙遜的態度，艱苦的作風，準備持久戰爭，是我們爭取領導權的要素」，「最近時期，［中央］只能在延安」。

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張聞天在報告中提出了抗日戰爭時期處理同國民黨關係的五條原則：

（二）提出我黨獨立的積極的主張，提出保障勝利的辦法，來號召與團結全國群眾，迫使蔣走向我們方面，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

會議也討論了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今日以前是準備調動，今日以後是實行開動。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集團的作戰對紅軍是不利的。應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展擴大。在這次會議之前，洛、毛在8月1日已就紅軍作戰原則電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在部隊改編問題上，已經有了1937年7月間何鳴率領閩粵邊游擊隊千餘人在談判改編成議后突遭國民黨軍包圍、繳械的教訓，指示提出了「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頁。

（四）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鞏固與擴大黨的秘密組織。加強在群眾中與軍隊中的工作。

張聞天對毛澤東提出的我軍以游擊戰配合友軍作戰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作戰方針是堅決支持的。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基本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開始進入主要地位。張聞天即於11月15日作《把山西成為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一文，載《解放》周刊第1卷第25期，署名洛甫。總結了盧溝橋事變以來山西抗戰的發展過程和經驗教訓，既肯定閻錫山從「守土抗戰」到組織「犧盟會」進而組織「戰地動員會」的進步，又批評他未能突破片面抗戰路線因而招致潰敗。文章指出，太原失守之後「我們對於山西的前途並不悲觀。八路軍現在還堅持在山西，它正在大規模的發動民眾，組織民眾與武裝民眾」，「在山西已經開始了廣泛的游擊戰爭的新階段」。文章宣告，「共產黨在山西的方針，是把山西成為整個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用以抵禦日寇對西北與中原的前進」。張聞天用通俗的語言說明這個戰略支點的偉大意義：「共產黨要在北方做出一個模範的例子，證明給全國人民看：不論日寇軍隊的飛機大炮怎樣（厲）害，不論日寇怎樣佔領了我們的中心城市與交通要道，我們仍然有辦法同敵人作戰，消耗它，疲憊它，瓦解它，打擊它，最後完全驅逐與消滅它。」他希望閻錫山及現在山西的一切力量同共產黨一道幹下去，堅持游擊戰爭，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

洛川會議以後，在九一八事變六周年之際，張聞天寫了《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持久性》載《解放》周刊第1卷第17期，署名洛甫。張聞天通過中日兩國人力、物力、軍事力量、國內矛盾、國際關係以及戰爭性質等的簡要對比，說明日本很難實現其速戰速決的戰略，中國也很難在短時間內戰勝日本，「中日戰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是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的。中日兩國的戰爭，將帶有持久的性質」，中國「必須用持久戰以戰勝日本」。文章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關鍵，是動員全中國人民參加全面的抗戰」。限制于單純的政府抗戰，是十分危險的。「四萬萬中國人民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偉大力量的泉源。只有依靠這一偉大力量，我們才能進行持久戰，才能最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張聞天指出，為了實現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戰，必須做到：政府與人民結合起來，使現在的政府進步到全民的、民族的國防政府；軍隊與人民結合起來，成為人民的民族革命軍，實現全國人民的總武裝；同一切民族失敗主義的情緒與思想做堅決鬥爭，使全國人民相信抗戰的最後勝利必然是我們的；把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httｐs://reaｄ.９９csw.ｃom大綱領變為全民族的行動綱領。此後，張聞天又在《解放》周刊上陸續編髮了彭德懷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第1卷第25期）、周恩來的《怎樣進行持久抗戰》（第30期）等研討和指導抗日持久戰的文章。在1937年的十二月會議後於12月19日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張聞天作《目前抗戰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進一步具體分析了「自己的力量」、「日本的力量」和「國際的力量」，論述了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線，通過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道理。據中央檔案館存記錄稿。所有這些，都為毛澤東的光輝著作《論持久戰》（1938年5月）的誕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1937年8月22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陝北洛川縣城東北十多公里的馮家村（當時紅軍總部所在地）開始舉行，會期4天。出席者按會議記錄上的順序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國燾、凱豐、彭德懷、朱德、任弼時、關嚮應、賀龍、劉伯承、張浩、林彪、聶榮臻、羅瑞卿、張文彬、蕭勁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鍾，共22人。會議參加者有人說是23人，還有一位為周昆，但記錄上未見。張聞天主持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張聞天在討論時作了長篇發言，8月24日又作了補充報告據會議記錄。「補充報告」的名稱據朱德發言記錄：「洛甫補充報告分析很細緻，我是同意的。」會議記錄的標題是「報告」，為不與毛澤東的報告重複，筆者採用朱德當時的提法。經過討論后他又作了結論。

中共中央對於南方各游擊區的改編，同樣堅持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了糾正和預防。繼7月閩西紅軍何鳴部被國民黨欺騙而繳械后，9月又出現湘鄂贛邊區在武漢同國民黨談判中喪失獨立性的錯誤。張聞天、毛澤東於1937年9月14日致電博古、葉劍英、周恩來併合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統一戰線中，地方黨容易陷入右傾機會主義，這已成黨內主要危險，請嚴密注意。」指示否定原定談判條件，重定辦法，堅持「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等條件，並要其他各邊區談判時嚴戒蹈此覆轍。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頁。1937年10月1日中央書記處又發出《中央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方針的指示》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364頁。指出南方各游擊區是十年血戰取得的南方革命運動的戰略支點。國民黨企圖拔去這些戰略支點，我們則要保持這些戰略支點。根據國民黨的要求把各區游擊隊完全集中，對於我們十分不利，故原則上不拒絕集中，但不應無條件集中。實際上，有的應在一切問題解決後集中，有的絕不應集中。而對集中的部隊，應拒絕國民黨派人插入，國民黨也不得干涉領導指揮及其作戰。這就保證了黨對南方14個游擊區和新四軍（1937年10月12日正式公布改編）的絕對領導。

張聞天關於持久戰的論述引起了熱烈討論。在討論中，毛澤東繼續闡述了抗日持久的戰略方針；朱德、周恩來也分別提出支持華北持久戰的意見。

張聞天在座談會上作了兩次發言。他特別提出「警覺性」問題，指出：投降主義的危險在增長，統一戰線愈發展，右傾危險性要增長。有些同志常常只看到統一的方面而沒有看到不統一的方面，只看到同而看不到區別，只強調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這是不對的。張聞天認為我們黨本身也有右傾危險的因素。一是農民成分多，容易受人欺騙與引誘。女人、金錢、地位，誘惑力很大；人家灌米湯，就輕易相信人家。另一個因素是缺乏鬥爭經驗，我們有土地革命的豐富經驗，但其他鬥爭的方式就不熟悉，而國民黨有相當經驗，錢、人、地位都有。針對右傾投降危險，張聞天提出糾正和預防的主要措施。他特彆強調要加強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在統一戰線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嚴重提出加強黨內思想教育，特別是在統一戰線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民族革命教育。他還指出不要將無產階級意識變成神秘的東西，拿馬克思主義方法來解決問題的就是無產階級意識。

洛川會議后，緊接著在8月27日召開了統一戰線座談會。張聞天主持會議，座談、討論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吸引國民黨抑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即誰影響誰的問題，其實質也就是統一戰線中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誰的問題。討論的問題及張聞天的發言ｒｅaｄ.99cｓｗ•com內容均據會議記錄。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立，共產黨經過十年鬥爭重新公開合法地走上全國政治舞台的時候，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是富有現實針對性和政治遠見的。

為了推動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央書記處於10月17日發出指示，明確提出，群眾工作中的尾巴主義與投降主義的危險，開始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要求公開批評國民黨對民眾救亡運動的「統制」與「包辦」（實際上是包而不辦）的錯誤政策，力爭救亡運動中共產黨的主動性，堅持發揚民權、改善民生以動員群眾的方針，獨立自主地組織各種群眾的救亡團體，開展多方面的救亡運動。《中央關於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指示草案》，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對上海救亡工作的方針，張聞天、毛澤東在1937年10月18日、11月12日兩次作出指示，前一次要求擴大救亡團體的群眾基礎與獨立民主的救亡活動，用事實揭發國民黨及抗敵後援會包辦政策的錯誤，以達到抗敵後援會的民主改造；后一次部署上海失守后公開救亡團體應轉入秘密，工作方式也應轉變，整個救亡運動的中心將轉移至武漢。洛、毛1937年10月18日致潘（漢年）、劉（曉）電，洛、毛11月12日致博、潘、劉電，分別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376頁。在西安，糾正了兩黨關係上的遷就傾向。張聞天完全肯定並堅決支持中共陝西省委於1937年10月10日致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批評他們包辦的陝西抗敵後援會「統制」、「限制」、「壓迫」民眾救亡運動。張聞天在《解放》周刊上發表《中共陝西省委與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爭論的真相》，以編者按方式對指摘公開信是「漢奸挑撥離間」進行了堅決的駁斥。《解放》周刊第1卷第24期。

張聞天從日本、南京政府、地方軍政當局、群眾、世界各國等五個方面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說明全國性的抗戰已經開始，從此進入了抗戰的新階段，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來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他分析了國民黨內左、中、右三派的情況：南京方面左派堅決主張抗戰，影響與地位增高，但今天還不能起決定作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開始有抗戰決心，這是基本的轉變，是一大進步。隨著這個基本轉變，民主政治方面也有相當轉變，國內各方面在共同抗日下團結統一也有改善，中央軍在抗戰中也表現其英勇。但同時應該看到，南京政府的抗戰是被逼的，因此就必然是消極抵抗，政府包辦，限制于政府抗戰而不願意實行全民族動員的方針，並且不放棄一黨專政，壓抑人民，控制群眾運動，這是嚴重的弱點，包含有招致抗戰失敗的極大危險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右派，在今天抗戰空氣壓制下，不敢公開反對抗日，但暗中活動，與日本勾結，拉中派向右，散布民族失敗主義。從對政治形勢的分析出發，張聞天指出，我們的總方針是要將已經開始的全國性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並從中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統一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這是以前沒有做過的方式。在國共兩黨的關係方面，要堅持與國民黨聯合的方針，推動其前進；既反對「左」的急躁病，又防止右的尾巴主義、投降主義傾向，保持獨立組織，批評自由。對中央軍與地方實力派，應看到主要的是中央軍、蔣介石。對地方實力派要爭取，不簡單看成是橋樑，但不要放鬆主要的對象中央軍。張聞天強調，只有共產黨在抗戰中取得領導權時，抗戰勝利才得保障。他根據新的形勢提出，對於如何使抗戰取得勝利，我們要拿出辦法、指出道路，這是爭取領導權的基礎。新的十大綱領，就是爭取勝利的具體道路，要堅持《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實現。

洛川會議結束以後，為貫徹洛川會議確定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戰略方針，開創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張聞天配合、協同毛澤東審時度勢，根據情況的變化，及時地指導黨的行動，做了大量工作。

全國性的抗戰爆發以後，最重要的當然是軍事戰線。毛澤東直接領導了軍事戰略的轉變和八路軍的軍事部署，張聞天在論述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戰略方針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重視的貢獻。

（一）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發揚其每個進步，批評其動搖與妥協。反對急躁病，不斷推動它前進，逼它前進。另一方面，合作並不是投降，反對滿足、遷就的投降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