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發展文化運動》的黨內指示，指導並直接推進了國統區和根據地抗戰文藝運動的發展。

從六屆六中全會的組織報告到《共產黨人》雜誌上的這組黨建文章，張聞天在黨的建設方面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這本教材中最精彩的篇章，是對各次歷史運動經驗教訓的總結。張聞天開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這門課的目的，是要通過歷史的學習，記取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理解並掌握當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因此，每講的經驗教訓部分自然是他最下工夫的地方。例如，關於太平天國，書中講到，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當年是何等的英明果決，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過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到了後期，卻是「近小人、遠賢臣」，個人專斷，昏迷猜忌，發動一場內亂，殘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殘殺的慘局。作者以痛切的筆觸道出這一歷史的悲劇，給人極深刻的教訓。對於第一次大革命歷史的總結是張聞天寫得最為深刻、細緻的部分。張聞天以其在豐富的革命實踐中取得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來反思1925—1927年大革命的歷史，對武裝鬥爭、土地問題、群眾運動、國共合作等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歷史具體的、深刻的總結，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作了透徹的、極有說服力的批判。張聞天指出，大革命遭到極為痛心的挫敗，首先是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完全不了解「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列寧語），「而政權最重要的工具便是武裝」。張聞天指出了從中山艦事件起陳獨秀在武裝問題上不可寬恕的錯誤，直到「四一二」政變后最緊急關頭自動地將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繳械的叛賣罪行，用血的教訓闡明這樣一條真理：「中國國民革命要得到徹底勝利之先決的條件，必要變更舊的官僚機構和雇傭軍隊系統，而創造直接民權和真正國民武裝。」這樣具體而深刻的歷史經驗的總結，為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鞏固和發展人民軍隊和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歷史的殷鑒和理論的根據。

宣傳家張聞天也是一位組織工作的能手。他兼任宣傳部長，工作抓得具體而有條理。他每周主持一次部務會議，除各科科長以外，中央青委、邊區黨委和總政宣傳部的負責同志也經常參加，討論宣傳工作和政策，還研究《解放》周刊的選題。當時的宣傳部只有十來個人，工作繁多，在他領導下，有條不紊，忙而不亂。遇有開創性的事，他總是親自組織辦理。1940年初，黨中央決定將「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作為高級課程之一，要求黨的高級幹部首先學習。《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張聞天親自組織和主持報告會，請博古等同志講解。報告會在楊家嶺小禮堂舉行，每周一次，連續開了四次，在延安的中央委員和各部門負責同志都參加了。茅盾：《重逢聞天在延安》，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為了開展國際宣傳，1941年初，延安出版了一種兼用英、俄、法三種文字的獨特的三十二開毛邊紙油印刊物《中國通訊》，也是張聞天親自召開座談會，進行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包括美國籍大夫馬海德和印度籍大夫巴思華在內）辦起來的。吳文燾：《師表》，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頁。馬海德是黎巴嫩人，后加入中國籍。當然，張聞天對黨的宣傳工作的領導，主要的還是方針、政策的確立與工作方式方法的指導。其中最重要的建樹，一是通過對宣傳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確定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基本規範和標準，一是對抗戰文化運動提出了一系列方針政策。

為了讓學員和廣大幹部讀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原著，還設立了編譯部，專事翻譯。對翻譯人員規定任務，平均每天譯1000字，一年完成36萬字。

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對延安的在職幹部教育作了總結，指出：「一年多來的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已經發動了最大多數在職幹部學習的積極性，並把這種積極性組織成為經常性……在教育制度上，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建設，如：小課與大課之相輔而行，指導員與支部教育幹事的確立，巡迴教育制與顧問團制的採用，各種研究組與研究會的推行，一般大講演的舉行與幹部教育中策略教育的開始等等。在學習方法上，我們有過許多創造，並積累了一些好的經驗；在今年5月總檢查中，曾經發現了許多模範的學習小組。總之，延安的在職幹部教育，正在繼續展開和不斷的前進。」同時也指出存在著策略教育不夠、許多幹部未能養成自習與獨立思考的習慣等弱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24頁。在總結經驗、揭示弱點的基礎上，張聞天領導宣傳教育部從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對不同地區、不同方面的幹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具體指示。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先後就「抗日根據地在職幹部教育中的幾個問題」、「各抗日根據地內黨支部教育」、「提高延安在職幹部教育質量」、「大後方黨的幹部教育」、「華北聯大教學任務、方針等問題」發出指示，以上列舉的文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推動了延安、各根據地以及大後方幹部教育的發展。

為編好教材並培養教員，張聞天親自將開設這門課程的任務承擔起來。他在抗大組織了一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會」，參加者有劉亞樓、張愛萍、楊蘭史、莫文驊等。朱德總司令不是研究會的成員，但參加研究會的活動。張聞天首先指導大家自學，要大家找有關的書籍，認真閱讀研究，然後組織討論。張聞天說明全書框架，提示每講要點，並明確分工，每人寫一講。各人寫好后交給他修改。在做過這番認真準備之後，張聞天親自在抗大第一隊（軍、師級高幹隊，還有個別國民黨抗日將領參加）從頭至尾講了一遍，朱總司令和研究會成員都去聽講。爾後，各人以張聞天的講稿為藍本，依據聽講學員的實際水平，對自己所講的一講加工修改。除朱總司令去第二隊（也是高幹隊）講課外，其他人都是去團以下的幹部隊或學生隊講。為使理論問題寓於歷史過程的敘述之中，大家作了不少努力。經過教學實踐檢驗的講稿，又作了補充修飾，上下連貫成書，最後由張聞天審閱修改定稿。《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成書經過據莫文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寫作經過》，見《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418頁。1937年冬，這部張聞天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由延安解放社鉛印出版，用的名義是「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會編」。

整體上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而又存在著若干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毛病，馬列學院工作中的這種矛盾性，應該從黨的思想路線的發展中得到解釋。從創辦馬列學院到1941年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對理論與實際統一的認識有一個深化的過程。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張聞天強調了「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但那時毛澤東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的側重點還是「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張聞天對「理論與實際聯繫」的認識側重點是「考慮中國的特點」、「在民族環境中來實現這些原則」；《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頁。在教學中，要「著重於拿實際的問題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頁。到1941年毛澤東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後，全黨的認識獲得了一個新的飛躍。毛澤東提出「矢」和「的」的關係：「『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找「矢」是為了射「的」；特別是他又提出「實事求是」，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路線作出了新概括。這就使全黨對理論與實際的統一的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從這樣的認識高度來看馬列學院和它的院長，應當說當時對於理論與實際的聯繫的認識和理解還沒有達到內在的、深刻的水平，還未能從整風所提出的思想路線的高度來認清理論與實際的關係，對什麼是理論，什麼是知識，也就沒有達到後來毛澤東在整風報告中所講的那樣全面的認識。這就造成了馬列學院雖然認真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統一的方針而又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夠重視實踐、不夠重視實際的缺點。

根據抗日文化運動發展的情況，張聞天進行了及時的指導。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抗戰期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對共產黨的政治壓迫與思想統制隨之加劇，一段時間里，國統區的抗日文化運動（包括抗戰文藝運動）出現了一個相對沉寂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發展文化運動》的黨內指示。這個指示於1940年9月10日發布。

張聞天的建議得到全黨的贊同。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45年6月11日通過的黨章中，明確規定了黨員的四項「義務」與四項「權利」。黨的組織建設上的這件大事，張聞天是有首先倡議之功的。

張聞天對幹部和青年的愛護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對他們的大胆使用上。馬列學院領導機構的幹部除總支書記張啟龍、秘書長朱光等老幹部外，大部分是從學員中選拔的。當時參加學校領導機構工作的宋平、鄧力群、馬洪、安平生、孫鴻志等，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還有一些學員被選拔當了教學人員和研究人員，如王光偉、田家英、曾彥修、李清、吳俊揚等，那時大都才二十齣頭，王光偉稍年長些，也不到三十歲。

1939年，他組織了一個《資本論》學習小組，參加者有王首道、王學文、吳亮平、王思華、艾思奇、何錫麟、鄧力群等十來個人。隔周在張聞天的窯洞里學習討論半天，不論溽暑寒冬，從不間斷，一直堅持到把《資本論》第一卷的25章全部學完，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每次討論都由張聞天親自主持。第一次由他講學習體會。他著重講了《資本論》為什麼從商品、貨幣講起的問題。以後討論由小組成員輪流作各章的中心發言人，讀懂了的，講心得體會，沒讀懂的，提出問題，充分討論。碰到重點、難點，不惜花費時間，反覆研究。為了學懂第一章第四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學習小組共討論了三次。為了理解馬克思的原意，學習小組還常常把《資本論》的德文原版與中、英、俄、法、日文等譯本，對照起來分析和研究。小組成員中，王學文研究《資本論》多年，王思華是《資本論》的中文譯者，吳亮平、何錫麟都是翻譯馬列著作的學者，在組長張聞天主持下的小組討論，內容之豐富，鑽研之深入，可以想見。據何錫麟：《在洛甫同志領導下從事編譯和研究工作》，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訪問何錫麟談話（1990年8月16日）。

為了「使學生切實了解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張聞天要求學生認真讀書，養成自學的習慣。學校採取在教員指導下以個人自習（即自己讀書）為主的原則，對於文化、政治水平較高的學員則引導與幫助他們去直接閱讀、研究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張聞天指出：「切實，就是說，我們的工作要適合於實際；就是說，要根據于老老實實的認識，根據于具體情況的了解，來決定當前的具體工作；就是說，要經常檢查已經開始的工作，把已經開始的工作進行到底。」共產黨是革命的黨行動的黨，是言行一致的黨，「我們要在切實的點滴工作中來實現我們崇高的、遠大的理想」。張聞天強調「實際工作，要一點一滴去做，一步一步前進」，「要反對那些講大話，訂大計劃，而不肯或不會腳踏實地切實工作的空談家」。

第四，正確開展對作品的批評。張聞天指出，「對於文化人的作品，應採取嚴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寬大的立場」，「力戒以政治口號與偏狹的公式去非難作者，尤其不應出以譏笑怒罵的態度」。

為幫助學員切實弄懂所學課程的原理，同時也為了檢查教學效果，張聞天確實花了心血。吳亮平給第一班講「馬列主義基本問題」，每講完一個問題，張聞天就來主持一次課堂問答。每隔一兩個星期他還要來給大家「照」一次「相」，更給學員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所謂「照相」，是學員們給一種課堂問答起的別名。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同學們在山下那間土牆泥頂的大教室里集合，張聞天便就一周所學的各門課程綜合提問。通常都是先由他提問並點名回答，被點名的人站起來講，如不充分就找第二、第三人講，然後由他指點。提的問題很活，圍繞所學的原理，而又聯繫到當時國際的形勢、抗戰的實際。開始學生們有點怕，怕自己回答不好出洋相，後來就慢慢體會到這種方法啟發思考，促進理論聯繫實際，都喜歡這種生動活潑、自由討論的「照相」了。有時張聞天有事，不能來「照相」了，大家就會感到失望。

張聞天為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出版，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20世紀20年代在莫斯科留學期間，他就翻譯出版過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等著作。他在延安時，為了做好馬列著作編譯工作，特地在馬列學院內成立了一個專門機構編譯部，張聞天親自兼任編譯部主任。他管得很具體，抽調幹部，個別談話，了解工作進度和困難等等，他都過問。他還親自審閱部分譯稿。編譯部起初不到read.99csw.com十人，他還組織延安其他單位的一些同志參与這項工作。他提出的目標很明確，第一期集中力量編譯出版「馬恩叢書」10冊，第二期編譯出版「列寧選集」20卷。在他的領導下，這項工程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終於剋期竣工，前後花了將近六年。這30本書的翻譯出版，不論對於全黨的理論學習，還是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都是一件大事。它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陣地，為廣大幹部提供了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精神食糧，適應了黨中央大量培養幹部的迫切需要。

除了教學以外，張聞天還組織全院幹部、學員參加延安的大生產運動。1939年，他親自在全院大會上作動員報告，說明開荒種糧的意義，下達打糧148石5斗的生產任務。他自己的伙食單位是在中宣部和中央秘書處，這兩個單位開了幾百畝荒山。

與此同時，張聞天還利用東徵結束后中央機關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機，明確提出組織在職幹部開展馬列主義理論學習的任務。他在中央機關全體工作人員（近50人）大會上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他通俗地解釋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的著名論斷，分析黨的理論水平不高的情況和原因，啟發大家學習的自覺性。他還組織中央機關幹部到「紅大」聽課。每到聽課那天早晨，張聞天總是提早一點從自己的窯洞里走出來，到中央秘書處窯洞外邊那塊草地上，叫秘書處、宣傳部、組織部的同志一道去「紅大」聽課。在張聞天提議下，中央機關幹部於1936年10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先學辯證法，每周座談一次。在張聞天的啟發與引導下，對哲學範疇的座談討論，聯繫著當時國內外的形勢與黨的政策，進行得生動活潑。當年的參加者回憶說：「記得在學習辯證法關於形式和內容的範疇時，正是幹部中對於中央提出的關於民主共和國口號有爭論的時候。有的同志認為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政權的形式，我們提這個口號不好理解。聞天同志最後給學習討論作了總結。他從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係上透徹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用舊瓶可以裝新酒的比喻說明，在一定情況下舊形式也可以表現新內容，並且指出我們共產黨人要掌握形式與內容的規律，為的是更好的掌握各種形式（包括鬥爭形式、組織形式、工作方式方法），為實現黨的目標而奮鬥。」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頁。

馬列學院第一期（也稱第一班）學員七八十人，其中「一二·九」運動之後入黨的知識青年大約佔三分之一。這部分人在入學之前，大多已經在中央黨校、抗大、陝公、安吳堡青訓班或中組部訓練班經過短期學習，入學時又經過筆試與口試，政治上和理論上都具有一定基礎。另外將近三分之二學員，是參加革命戰爭多年或在國民黨統治區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幹部，其中有些還是有資望的紅軍高級指揮員和地下黨領導人，有的是抗戰爆發后剛剛從白區監獄中保釋出來的老黨員。青年知識分子和老幹部，這兩部分人組合在一起學習，對互相取長補短，達到理論與實際的統一，是很有利的。馬列學院前後辦了5個班，第二、三、四班各100多人，第五班不到100人，學員的基本構成大體都是如此，只是比例有些變動。馬列學院還為準備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專門開過2個班（100多人），他們全是黨在各地區、各方面的主要骨幹。

一、明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任務，是在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黨的綱領與主張、黨的戰略與策略、在思想意識上動員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為革命在一定階段內的徹底勝利而奮鬥。這種宣傳與鼓動，同時包含有對共同思想進行聯合、對敵對思想進行鬥爭的兩個方面。

關於新文化的內容，張聞天提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個要求，並指出「為抗戰建國服務，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與大眾的因素作為自己內容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性質，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他對比分析了新文化與三民主義的關係、新文化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闡明了新文化「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性質，指出，社會主義文化在抗日戰爭時期要為著徹底的民主主義的新文化而奮鬥，為抗日文化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張聞天又分析了文化工作的特點和文化人的特點，說明文化工作同其他領域與部門相比有其自身的特點與規律，要考慮到作為意識形態的共同規律，又要注意各文化部門的特殊規律，還要重視傳播媒介的多樣性與傳播渠道的曲折性，以及文化人作為單獨工作的精神勞動者、「靈魂匠人」的特點和這些特點導致的長處與短處、優點與弱點。

《發展文化運動》同時提出在根據地推行文化運動也都應該採取「與一切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聯合去做，而不應由共產黨員包辦」的方針。同年10月，張聞天又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說明黨對文化人應取的正確態度，具體地規定了做好文化人與文化團體工作的原則。張聞天認為，首要的問題是「應該重視文化人，糾正黨內一部分同志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此件以《正確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問題》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除單獨註明者外，均引自《張聞天選集》。在對文化人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以後，應該採取正確的政策，其要點是：

1940年10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草擬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具體地規定了黨對文藝工作者及一切文化工作者應該採取的政策。

1940年1月5日至7日，張聞天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的長篇報告（通稱「文化政策」報告），報告全文載《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出版）。先後收入《六大以來》（下）、《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張聞天集》以《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內容與性質》為題節選部分內容。全面地總結了中國新文化發展的歷史，系統地論述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性質和任務。

張聞天認為：「除閱讀與研究我們出版的馬列主義書籍以外，也還有許多書籍，可以作為我們增進知識的輔助讀物的。」因為「馬列主義是人類文化知識最高的發展，學習馬列主義必須有很豐富的、具體的社會知識與科學知識做基礎」。張聞天：《提高幹部學習的質量》，《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296頁。為此，在他的倡導下，延安編輯出版了《抗戰中的中國叢書》、《西北叢書》、《文化教育叢書》等知識讀物。他還提倡讀魯迅的雜文和小說，認為這是「每個幹部所必須研究的讀物」，《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頁。「現代中國的青年，從魯迅先生的作品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寶貴的東西」。張聞天：《關於編輯〈魯迅論文選集〉的幾點聲明》（1940年10月19日），載《魯迅論文選集》，1940年10月延安出版。收入《張聞天文集》第3卷時改題為《〈魯迅論文選集〉序言》。為此，他指導劉雪葦編選了兩本集子，一本是《魯迅論文選集》，一本是《魯迅小說選集》，「作為青年所必需的讀物」。在1940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四周年紀念日，他專為《魯迅論文選集》寫了序言。這兩個選本曾在抗日根據地廣為流傳，對魯迅著作的學習、魯迅精神的發揚，對結合中國國情來學習馬列主義，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一，提倡民族化、大眾化的文藝，使文藝工作者到民眾中去鍛煉，在民眾中活動。張聞天：《支持長期抗戰的幾個問題》，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頁。

1940年春，張聞天還請剛從蘇聯回來在中宣部窯洞暫住的師哲在馬列學院辦了一個俄文班，吸收中宣部的幹部參加。他希望有一部分人經過學習能藉助字典讀馬列著作俄文原文，甚至能翻譯原文。他常向師哲詢問教學情況。為了讓大家好好學，他把自己的字典借給大家用，還捐出自己的一本俄文版《列寧主義問題》給大家當課外讀物。據師哲：《我所知道的張聞天》，載《人物》1991年第5期；吳文燾：《師表》，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頁。

二、規定宣傳鼓動工作的範圍。宣傳鼓動是意識形態方面的活動，範圍非常廣泛，舉凡一切理論、政治、教育、文化、文藝等等均屬宣傳鼓動活動的範圍。凡關於國民教育、黨內教育、文化工作、群眾鼓動、對敵偽宣傳、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等工作均應受宣傳部的直接領導。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教材的下限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張聞天後來在馬列學院又接續講了《兩次革命高潮之間的反動時期》、《十年蘇維埃運動》，加上傳達六屆六中全會詳細地講述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與策略」，實際上一直講到了抗戰。據鄧力群：《我對延安馬列學院的回憶與看法》，見《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宋平：《深切懷念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又，《兩次革命高潮之間的反動時期》當時曾將記錄整理稿油印成講義發給學員，惜迄今未找到。可惜這些講課的內容未能增補到這本教材中去。

張聞天1938年4月在陝北公學《論青年的修養》的講演和7月對抗大第三期畢業同學《論待人接物問題》的講演，是傳誦一時的兩篇名文。兩篇文章分別載《解放》第39期（1938年5月22日出版）和第65期（1939年2月28日出版），后以單行本廣為流傳。兩文均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引文均據《張聞天選集》。抗戰初期投身抗日洪流的青年，許多人都讀過這兩篇文章。張聞天在民族抗戰大時代的背景上，論述了抗戰初期的革命青年應該怎樣將共產主義理想同抗日戰爭的現實結合起來的問題，在執行統一戰線策略中怎樣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提出了時代精神對共產黨人的要求。所以，張聞天這兩篇文章不僅是對青年修養的一般論述，而且提出了共產黨員黨性修養的具體內容和嚴格要求。

1941年6月，張聞天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其中對文化運動的意義、任務、政策作了簡明扼要的規定。以上三個文件均收入《張聞天選集》。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通知，為統一領導中央直屬各學校的教育工作和黨政軍民各機關的幹部教育，「特決定組織幹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長」《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頁。本來這項工作就是由張聞天兼任部長的中央宣傳部負責的，現在另設了專門的領導機構，在張聞天的領導下，延安和全黨各學校和機關的幹部教育工作就進一步開展起來了。至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併為宣傳教育部，張聞天兼任部長。他及時總結各學校、各機關幹部教育的經驗教訓，經過中央研究，連續發出了《中央關於幹部學習的指示》（1940年1月3日）、《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4日），對教育方針、教育計劃（包括不同程度幹部分類學習的課程標準）、教學原則與方法、教科書的編輯發行等都作了明確、切實的規定。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傳部又發出了《關於加強幹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幹部教育工作進一步得到了加強。以上列舉的四個文件除3月24日一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外，其餘三件均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

1936年5月東徵結束之後，恢復、擴建「紅大」的計劃提到5月20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毛澤東提出了「紅大」的教育方針、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及組織領導等一整套計劃。會後，「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即於1936年6月在保安成立。張聞天和毛澤東都親自擔任教員。張聞天對第一期學員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問題，作了深入淺出而又透徹的分析。他還在「紅大」講過哲學。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頁。

堅持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邏輯的與歷史統一的方法，是這個教本的一個顯著特點。張聞天遵循關於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必須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中去尋找，社會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存在於社會基本矛盾之中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說明中國現代歷次革命運動的發生、發展時，特別注重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變動情況的分析。同時，張聞天又能夠用世界眼光來認識中國歷史。因為既然西方帝國主義的大炮轟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就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同世界的歷史變動息息相關了。作者還成功地運用了歷史比較方法，堅持對具體歷史事件進行具體分析，許多論斷新穎獨到、中肯貼切。例如，作者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南方太平天國運動在當時落後的北方之變態的再版」，「義和團雖然是一種迷信的農民組織，可是它又帶有一種民族思想與反對統治階級的情緒」。而太平天國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相比有它的新特點，它是「中國過去歷史在新周期的再現」。在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正醞釀著新變動reaｄ•９9ｃｓw•com的情勢之下，太平天國這樣的農民戰爭「恰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客觀上正是更明顯地謀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的」。又如，作者將戊戌變法的失敗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作比較，指出「戊戌變法的失敗，證明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自上而下來改造中國，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第五，採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文化人進步，「使他們接近大眾，接近現實，接近共產黨，尊重革命秩序，服從革命紀律」。共產黨人、文化統一戰線工作者，應該「善於尊重共同工作的文化人，其人格、其事業、其創作與意見」，應有「足夠的氣量」，「求大同而棄小異」，同文化人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張聞天還特意指明，「對於文化人生活習慣上的過高的苛刻的要求是不適當的」。

自然，這本書也存在一些不足。由於當時參考資料很少，全黨對於歷史經驗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系統的總結，因此書中若干史實欠準確，若干論斷未必得當，這是在所難免的。總的說來，由於張聞天深厚的理論功底、良好的文字素養，對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歷史的深入研究，使得這本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著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張聞天及其《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都有一席之地。胡喬木在1988年指導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時仍然把它作為一個範本，說張聞天的這本書是按照他自己對局勢和歷史發展規律的判斷來寫的，那時毛澤東對這些問題還沒有作出論斷。全書一氣呵成，看起來很流暢，有極大的可讀性。據胡喬木1988年8月9日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改問題與有關同志的談話記錄稿。這次談話以《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為題編入《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評論《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話參見該書第293、296頁。

早在1933年3月，張聞天剛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就在瑞金洋溪創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中央黨校的前身）。他曾親任校長，並主講《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長征途中，該校與中國工農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的人員合編為「幹部團」，一直未散。黨中央落腳陝北前後，張聞天在政治局的幾次會議上都提到，為了迎接新的形勢，要在組織上擴大與鞏固黨，要大量培養幹部。1935年11月10日，張聞天率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后，隨即恢復學校建制，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黨校」。稍後，新的紅軍幹部學校也在安定縣建立起來（1936年2月）。在張聞天起草、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指明：「必須大數量的培養幹部。黨要有成千上萬的新幹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不是把領導才能每條都教好了，才給幹部以工作，而是放這些幹部到鬥爭中去，使他們從鬥爭中去學習。」《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頁。

這時，幹部教育之所以迫切需要加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量革命知識青年來到延安。西安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在全國人民特別是在全國青年中的聲望空前提高。從1937年1月起，北平、天津、西安及全國各地大批有組織的黨員、團員、民先隊員、青救會員和非黨的革命知識青年，成群結隊，熱情洋溢地奔赴延安，參加抗日，參加革命。這是1925—1927年大革命后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意義深遠。張聞天對這批革命知識青年非常重視和愛護。當他發現北平來延安的學生途中遇阻時，即致電北方局劉少奇，要他注意組織，1937年1月24日洛甫致胡服電。同時指示陝甘省委要做好沿途的招待工作。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頁。大批革命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亟待培養訓練，使他們成為黨和紅軍的幹部。黨中央立即採取措施，將「紅大」改名為「抗大」（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擴大招生。1937年1月開學的抗大第二期，就招收了609名知識青年。以後逐期增加，第三期（1937年8月—1938年4月前後）招收知識青年616人，第四期（1938年4月—12月）招收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以及海外華僑和國際青年共4655人。張聞天親自為抗大第二期第一隊學員（大多是紅軍的軍、師、團級幹部）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並組織編寫了教材。在抗大第三期同學畢業的時候，張聞天作了《論待人接物問題》的講演。

《論待人接物問題》是《論青年的修養》的姊妹篇。它著重就實現理想的辦法問題深入開掘，探討了在建立、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下，革命者在具體工作中如何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同樣是一篇論述黨性鍛煉的重要文章。張聞天沒有簡單地從待人接物的一般態度、方法上看問題，而是將待人接物問題放到是否適合於中國革命的要求、怎樣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高度來認識，要求在待人接物問題上，不僅估計到中國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間的區別，而且要估計到中國人所有的民族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風俗習慣的各種傳統與特點。張聞天認為，對共產黨員來說，待人接物問題首先是一個個人修養和黨性鍛煉問題。所以，在這方面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有偉大的胸懷與氣魄」，要能夠打破一切成見、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的好惡等的限制，而容納各種人才，使用各種人才。這種在抗日總原則下的「博愛」、「寬宏大量」、「兼容並包」的態度，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在這方面的第二個要求，「就是要有中國古代哲人那種所謂『循循善誘』與『誨人不倦』的精神」。決不要為人們覺悟程度的不齊而表示失望，決不要輕視或鄙視任何思想落後與思想複雜的人；決不要以強迫命令的方法去讓人們接受我們的意見；決不要對什麼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和老調；對於人們的錯誤和缺點，要誠懇的勸導；要善於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情形，群眾的具體要求和情緒，去進行教育群眾和說服群眾的工作。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結構框架和敘述體系。全書分七講，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講到五四運動為發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前三講為「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后四講為「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產生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國國民黨的改組與國共合作」、「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張聞天強調實踐的重要，指出：「我們要在實踐中把握現實各方面運動的規律，我們要根據于這些運動規律來指導我們的實踐。」要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必須要有不怕麻煩，不怕瑣碎，實事求是的探討的精神」，「必須要有馬列主義創造的、批判的精神」，「要有打破一切成見、一切陳腐的公式的勇氣」。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提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的任務，這是繼六屆六中全會關於黨的組織建設的幾個決定之後，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文件。決定指出：「為著鞏固黨，必須加強對黨的各級幹部的教育工作」，「鞏固黨的中心一環，就是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階級教育與黨的教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頁。1939年10月，《共產黨人》創刊。這是中共中央辦的黨內的唯一刊物，要求全黨同志必須閱讀。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這個刊物的任務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頁。從創刊號開始，張聞天在《共產黨人》雜誌上先後發表了六篇論述黨的建設的文章，這六篇文章是：《共產黨員的權利與義務（「黨建」筆記之一）》（1939年9月22日，載創刊號）、《略談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係》（1939年11月7日，載第2期）、《黨的工作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了解具體情況》（1940年1月26日，載第4期）、《提倡樸素與切實的工作作風》（1940年5月16日，載第7期）、《更多地關心群眾的切身問題》（1940年6月20日，載第8期）、《關於黨的兩種工作方式》（1940年7月27日，載第9期）。對建設一個全國的、群眾性的、鞏固的黨的偉大工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組文章從中國實際出發，對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中的基本問題，作了深刻的論述，體現了張聞天自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組織報告中提出的「組織工作中國化」的要求。

馬列學院創辦之初，張聞天親自領導，精心擘劃，諸如調幹部、訂計劃、請教員等事他都直接過問。他甚至還對應考的青年親自進行口試，決定是否錄取。

從新文化的內容與性質出發，從文化工作與文化人的特點出發，張聞天論述了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性質以及組織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點。

1938年7月，為慰勞參加延安抗戰戲劇節的文藝工作者舉行宴會，張聞天在席間講話，論述學習舊形式和學習外國的問題。

同延安整風統一起來歷史地、全面地評價馬列學院，可以看到，馬列學院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路線成熟之後向著解決思想路線過渡中的一個產物，如果說它的產生是適應了全黨普遍加強理論學習的要求，那麼它的改組又是適應了全黨在理論與實際結合上的深入與提高。特別可貴的是，繼續擔任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張聞天，在這一深入與提高的過程中，又以親自長期到陝北、晉西北農村調查研究的實際行動，在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為全黨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對於抗日文化統一戰線在組織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點與原則，張聞天也作了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統一戰線的組織，不應有很嚴密的集中的組織生活」，「要避免規定許多規則，條例去限制他們的文化活動」；「應保證統一戰線內的文化工作者有發表、辯論、創作與生活的充分民主與自由」，「應經過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爭論。應當提倡自由辯論與討論的風氣」；「關心他們創作的命運這是發展與鞏固文化統一戰線的最重要的方法」；要在尊重、幫助、同情文化人的方針下，「引導」他們「接觸實際的鬥爭，了解當前的政治問題，接近與深入大眾，向大眾學習」，來糾正缺點，克服弱點，經過實際鍛煉，「使他們具有魯迅一樣堅定、明確、切實、勇敢及為解放大眾而奮鬥到底的優良的品質」。

四、說明宣傳與鼓動的區別，規定宣傳鼓動工作各主要方面黨內教育、文化運動、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群眾鼓動工作的性質、任務和要求。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中國國內形勢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成立，中國共產黨將公開、合法地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成為全國的群眾性的黨。它要在更為複雜、更為曲折的鬥爭中，戰勝一切困難與阻力，取得與保證自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在大變動的年代里，面臨新的形勢，新的任務，即使是經過長期戰爭考驗、經過長期地下工作鍛煉的幹部，也迫切需要學習。為此，張聞天在1937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重新教育幹部，培養幹部，使他們懂得新的政策，適合於新的要求」。張聞天：《國民黨三中全會後的形勢與我黨的任務》，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頁。在接著召開的黨的蘇區代表會議上，張聞天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強黨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加強紅軍幹部的軍事、政治、文化的教育」的任務。張聞天：《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的任務》，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在白區工作會議的報告中，他更進而強調：「黨內教育問題，現在特別重要。在思想上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武裝全黨同志，是黨目前爭取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的最主要的任務。必須使全黨同志了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養成學習理論的興趣，只有這一武器能夠使我們在各種複雜的環境下，正確的解決問題，而不犯嚴重的錯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263頁。

張聞天提出黨章應該規定共產黨員的權利與義務。中共六大制定的黨章以及六大之前的黨章都沒有規定黨員的權利與義務。張聞天較早地看到這是一個欠缺。在初到陝北指導編寫《黨員課本》時，第一次將「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作為黨的基本知識寫進了課本。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頁。1939年3月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增加了「黨員權利」的規定，這是聯共（布）十七大的黨章所沒有的，對「黨員義務」也新增了內容。張聞天及時地向中共全黨介紹了聯共（布）黨章的新內容，黨的組織建設方面的這一新發展，並建議在中共七大制定新黨章時，應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擬訂條文，對「黨員的權利與義務」作出規定。張聞天認為，「黨員權利」的規定，對中國黨「有極大益處」，「特別在建立黨內民主的、健全的、生動的、前進的、團結的生活方面，有很大意義」。關於「黨員義務」中有關遵守紀律、精通業務一條，張聞天提出根據中國現在的情況，應包含安心於自己所負擔的任何革命工作，而且包含應該把這工作做ｈｔｔpｓ://ｒeaｄ•9９ｃsｗ•cｏｍ得好的意見。他希望大家對「黨員的權利與義務」問題進行討論。

為了適應抗戰新形勢，中共中央在不長的時間里恢復和創辦了培養黨、政、軍幹部的黨校、抗大、陝公等學校，甚至還辦起了專門造就文藝人才的「魯藝」，延安的幹部教育事業發展是迅速的；從鬥爭中學習，在實際中鍛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幹部，使他們掌握新政策，適合新要求，幹部教育的方針是明確的。隨著形勢的發展，全黨同志越來越了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正如毛澤東所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頁。當時在延安還沒有一所專門研讀馬列主義理論、著重培養有更多理論修養的幹部的學校。為此，中共中央於1938年春決定創辦「馬克思列寧學院」（簡稱「馬列學院」），由張聞天兼任院長。

這種講法，講清了近百年來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鬥爭的全過程，使人對中國革命發生、發展的原因及歷史過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背景、性質和意義，有清晰完整的概念；對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道理，有較為深刻的理解。每一講都先分析革命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和這類革命運動的歷史淵源，然後用翔實的史料，生動具體地評述歷史過程，最後論述經驗教訓，使讀者把感性的歷史知識提到客觀規律的理性高度來理解和認識。

1938年4月20日，張聞天為祝賀魯迅藝術學院成立題詞：「認識大時代，描寫大時代，在大時代中生活奮鬥，並在大時代的前衛為大時代服務——這就是現代文藝家的使命。」

張聞天自己除了親自講課，主持課堂問答以外，經常就黨內重大事件、黨中央重要的方針和決定作報告。馬列學院開學不久，張聞天作了一次批判張國燾叛變投敵的報告，反覆闡明「必須黨指揮槍，決不能槍指揮黨」的道理。據曾彥修：《根深不怕風搖動——懷念張聞天師》，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頁。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開完以後，他立即向馬列學院師生傳達。一共作了六七次報告，詳盡地闡述毛澤東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精神，結合歷史與現狀，精闢地闡述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與策略，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據宋平：《深切懷念張聞天同志》，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頁。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紀念日，中央作出《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決定》，馬列學院曾停課專門進行研究和討論，張聞天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了七次集體解答。理群（鄧力群）：《策略教育在馬列學院是怎樣進行的》，載《共產黨人》第13期（1940年10月）。正如當年一篇題為《策略教育在馬列學院是怎樣進行的》文章所說，上述這些報告，以及對中央各種決議、指示、宣言的研討，對黨報、黨刊的閱讀、座談，「使同學們有了實際的收穫，由此，他們接受了抗戰中某些經驗與教訓，使一般馬列主義理論原則的學習充實了實際的生動的內容，因此，保證了他們在學習生活中接觸實際問題，參加國內黨內的政治生活，並從中來學習黨的策略在各種環境、各個時期、不同工作部門具體運用。」

張聞天非常重視敵後、戰區和國統區的實際工作經驗。有領導同志從前線或大後方回延安，只要有機會，他都親自請他們來馬列學院作報告。周恩來的《國內外形勢與大後方統一戰線》，朱德的《形勢與華北抗日游擊戰爭》，彭德懷的《華北戰場》，鄧小平的《華北抗戰形勢與敵後根據地建設》，彭真的《關於晉察冀形勢》，董必武的《關於大後方形勢》以及賀龍、張鼎丞等的報告，都豐富了教學內容，促進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發展文化運動》強調「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這項工作的意義在目前有頭等重要性」，指示國統區的黨組織，「應把對文化運動的推動、發展及其策略與方式等問題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並就如何推廣與深入這個運動加以切實的研究。這個文件規定了國統區文化運動的方針與策略，指出：「對於文化運動的進行，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於孤立。」並提出「在反對復古、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政策、反對日寇漢奸的奴隸文化等方針之下」動員群眾，推進運動。這一方針與策略，是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統制提出的積極的對策，確實對抗日文化運動和抗戰文藝運動起了推進作用。有一系列重要事件發生在文件下達之後。如：9月下旬，郭沫若憤然退出政治部第三廳；10月10日，茅盾以非黨員身份離延安赴重慶，以加強國統區文化戰線的力量；11月，逼使國民黨在其軍隊政治部之外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並支持郭沫若出任主任，使之成為進步文化人活動的中心；等等，都是同張聞天寫的這個黨內指示的精神有關或一致的，其中有些事情，張聞天也是與聞其事的。此後，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文藝運動從沉寂中昂奮起來，相繼出現了「霧季戲劇」的高潮和諷刺作品的興盛，這同文件的正確指導也不無關係。

除了以上六門課程之外，張聞天從學院創辦一開始，就重視黨的方針、政策和當前重大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的學習與研究。他很重視毛澤東的報告和著作。馬列學院開學不久，正值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論持久戰》的講演，張聞天每次都要各組派學員和院部的同志一起去聽講。後來，他又親自約請毛澤東到學院作報告。毛澤東的《戰爭和戰略問題》、《反對投降活動》、《新民主主義論》的部分內容，都是在馬列學院作過的講演。毛的其他重要著作，差不多每篇發表時，張聞天都讓馬列學院組織學員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武裝了全黨，同時也是馬列學院理論學習的指導思想。馬列學院的政治方向，始終是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政治路線完全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對立或抵制。

第二，採取一切方法發表文化人的作品。因為「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對於文化人的最大鼓勵，是他們的作品的發表」；而文化人的作品，「就是他們對於革命事業的最大貢獻」，「發表他們的作品也即是推廣文化運動的最主要的方式」。

1937年秋冬至1938年春，經黨中央決定，又先後創辦了「陝北公學」、安吳堡（在陝西涇陽縣雲陽鎮北）「戰時青年訓練班」和「魯迅藝術學院」。對於這些學校，張聞天也很關心。張聞天雖然不是「魯藝」的發起人，但在「魯藝」創辦之前，毛澤東曾與張聞天商討，「魯藝」的教育方針曾經過中央書記處討論。「魯藝」創辦后，張聞天於1938年4月20日為魯藝成立紀念特刊題詞：「認識大時代，描寫大時代，在大時代中生活奮鬥，站在大時代的前衛為大時代服務——這就是現代文藝家的使命。」張聞天應邀到陝北公學講演，他的影響深廣的《論青年的修養》就是這次講演的記錄。張聞天還親自過問過「安吳堡青訓班」逮捕宣傳托洛茨基派觀點的學員的事。他致電青訓班負責人說，青訓班辦在國民黨統治區，這是由於西安事變時形成的特殊的歷史條件，國民黨正在想種種辦法要取締青訓班，現在並非政權機關的青訓班竟然逮捕人，這正好給國民黨一個借口，因此必須堅決糾正這個錯誤，立即把人釋放。據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頁。關於「西安事變時形成的特殊的歷史條件」，胡喬木文中有以下說明：「那時紅軍駐在涇陽、三原等地，紅軍開往山西抗日前線后，除為便於在西安、延安之間的運輸、交通和其他聯絡，在由三原到洛川等縣城設聯絡站以外，還曾在涇陽縣屬的雲陽鎮設有留守處，在安吳堡也曾有傷員留駐，兩處都在三原以西不遠的地方。」

張聞天是黨的幹部教育事業的開創者之一，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前述創辦馬列學院和上述對幹部教育的全面領導以外，要數《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這部教材的編著與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了。

張聞天還論述了在革命形勢順利與困難兩種不同條件下黨的兩種工作方式：「發展」與「鞏固」，指出黨的領導的任務就在於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指導實行工作方式的轉變。當時正值日本侵略軍不斷「掃蕩」，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逆流，在華北許多地區的黨、後方的黨以及陝甘寧邊區的黨處境轉向困難的時期，張聞天闡述了黨中央關於在全國許多地區急需實行從發展的工作方式到鞏固的工作方式的轉變的指示。他指出，在全國時局逆轉、革命力量遭受圍攻與「掃蕩」的條件之下，黨的工作「不能不從廣泛的、大刀闊斧的、偏重於量的方式轉變到深入的、精雕細刻的、偏重於質的方式了」。為了提高一種工作的「質」，「我們必須對於這個工作有具體的、深入的了解，有精緻細密的宣傳組織工作，有經常的檢查與督促，有把一種工作計劃貫徹到底的埋頭苦幹的決心與忍耐心。」這一番話，也是對「切實」的工作作風的闡發。

1937年11月14日，張聞天在陝甘寧特區「文化救亡協會」（簡稱「文協」）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長篇報告（通稱「文化運動」報告），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文化運動，規定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期文化運動的任務。

張聞天強調必須正確處理黨與群眾的關係。黨與群眾的關係問題，是黨的建設的根本問題。張聞天分析了黨與群眾這對矛盾的豐富生動的各個側面，結合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的批評，從理論上闡明了正確認識和處理黨群關係的原則，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與方法。

張聞天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後，他除了致力於幹部教育基本教材的建設和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以外，還在他主編的公開刊物《解放》和黨內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不少重要文章，對陝公、抗大、馬列學院作過多次重要講演。其中影響最為深廣的是他1938年論青年修養的講演和1939年到1940年論黨的建設的文章。

延安馬列學院在1941年5月毛澤東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改組為馬列研究院，7月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可見，它的改組是適應著延安整風形勢的要求。應當承認，毛澤東在報告中批評的現象在馬列學院確實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認為馬列學院教學方針有問題，甚至一言以蔽之為「教條主義大本營」，顯然是不恰當的。如上所述，從張聞天辦學的指導思想到三年辦學的實踐來看，他是一貫重視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是很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列學院畢業的學員，絕大多數都感到，通過這一段學習，初步獲得了馬列主義理論的基礎知識，對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對整個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也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特別是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堅定了共產主義信念，懂得了共產黨員應當具有的黨性修養，是終生受益、永世難忘的。這些收穫，顯然不是在理論與實際完全脫節的教學方針下所能得到的。這恰好說明馬列學院在整體上是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方針，並取得了成效的。

張聞天對待人接物的態度和方法作了細緻的分析與闡述，提出了這樣一些具體的要求：謙遜與和氣，尊敬與仁愛，自我批評的精神，真誠、坦白與婉轉，言而有信，以身作則，群眾工作中敬謹而周密。這些要求，弘揚了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道德觀與中國傳統道德觀中的精華的結合。

《論青年的修養》從革命者與時代關係的高度來談個人修養問題，它緊貼著抗戰的現實，圍繞著青年的理想這一青年修養的核心問題，結合著青年的特點（優點與弱點）展開論述。張聞天諄諄教誨即將奔赴戰區、敵後從事抗日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工作的青年，第一，「要有堅定的高尚的理想」。他指出，同「空想」不同，理想是建築在現實社會的物質基礎之上的東西，適合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它是可以實現的。抗日救國，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是我們今天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將來的理想。他啟發、引導青年，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結實堅固的科學的基礎之上。第二，「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奮鬥到底」。張聞天分析了青年的弱點：往往對革命的持久性和困難性估計不足，受不住舊社會思想習慣的壓力，經不起一切物質上的誘惑，以及缺乏足夠的忍耐與堅定而往往有動搖性。指出這些弱點常常是使青年不能堅持自己的理想而奮鬥到底的原因。第三，「要學習實現理想的辦法」。張聞天扼要地闡述了從了解情況、決定方針任務到開始實際工作這一過程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囑咐青年，為了完成堅持抗戰，最後戰勝日寇的中心任務，要善於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來決定實現這個中心任務的具體辦法，並以極大的靈活性、機動性與創造性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情況在變動著，至死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而「一切先進的革命的理論，我們也只能當作行動的指南而不能當作教條。一切先進的革命理論，也要在實踐中充實自己與發展自己的」。第四，「要同群眾在一起去實現自己的理想」。他詳細地闡述了黨的群眾路線，勉勵青年，要下決心到群眾中去，要善於使群眾根據自身的經驗來了解我們的領導的正確，要九-九-藏-書向群眾學習，在群眾鬥爭中學習，領導群眾前進。

1937年春，「紅大」改名為「抗大」，打算將《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這門課程發展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課程內容的側重點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黨在各個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與具體政策」引自張聞天《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中關於課程內容的規定，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頁。這對重新訓練老幹部和培養青年知識分子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是很有必要的。可是，當時既沒有教材又沒有教員。雖然共產黨的早期宣傳家惲代英、蕭楚女在大革命時期分別編寫、印行過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方面的教材，惲代英：《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1927年3月15日印行，全書七講，從「反清復明至鴉片戰爭」講到「五卅運動」。蕭楚女：《民族革命運動史大綱》，1927年3月印行，列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但在延安很難找到。那時，延安可以找到的是李鼎聲（平心）編著的《中國近代史》，這部書就成了張聞天主要的參考書。

中國名記者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1936年出版）中寫到經過長征的張聞天的學者風度，說他「不似曾過萬重山者」。在馬列學院的工作中，張聞天虛懷若谷的風範，平易近人、循循善誘的作風，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上上下下都親切地稱呼他「洛甫同志」，有什麼問題想不通可以直接找他談。按照張聞天關於自己培養教員的意見，一位從馬列學院畢業不久的年輕人被選定講「馬列主義基礎」課。他在散步時向張聞天表示難以擔當。張聞天反覆叫他「不要怕、大胆去講吧！」說自己到重慶教書時，有些學生也比我年紀大，而且還是女生，那時自己沒有系統學過馬列主義，但要宣傳革命，「我都不怕，你已經系統學習過三年了，怕什麼？」他還說，你不要去想什麼馬列學院的「小教員」，你就想你是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ABC，就不怕了。臨末，張聞天還從窯洞里取出一幅寫好的字送他，文為：「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又是說服，又是鼓勵，這位年輕人鼓足勇氣走上了講台。據曾彥修：《根深不怕風搖動——懷念張聞天師》，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137頁。1940年十月革命節前，德國法西斯軍隊打到莫斯科城下。為聲援反法西斯戰爭，馬列學院決定排演德國作家沃爾夫所作反對法西斯暴行的話劇《馬門教授》（劇本由蕭三譯，張聞天校，陳波兒導演）。被分配演馬門教授妻子一角的學員怕影響學習，找張聞天請求免演，說：「洛甫同志，我不想再演戲了，我是來讀馬列主義的呀！在來馬列學院之前，成（仿吾）校長還說要我們讀好《資本論》哩！」這位女同學在馬列學院建院兩周年紀念時演高爾基的《母親》，相當成功。張聞天笑著說：「噢，是小母親嗎？請坐，請坐，那次演得不錯嘛。《資本論》要讀，戲也要演。現在朋友有難，咱們不能袖手旁觀呀！紀念十月革命節，聲援反法西斯戰爭，這是共產黨員應盡的義務啊！」張聞天一番話，打通了她的思想。據王丹一：《馨香的歲月——延安馬列學院生活片斷散記》，見《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140頁。

三、概括了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特點、基本原則和方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其特點是所宣傳的理論、綱領、政策等是符合於客觀真理與客觀發展規律的，是符合於全民族與全國人民利益的，是與黨的行動相符合的。其基本原則是：必須掌握黨的路線與政策，循著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道路來進行；必須正確估計客觀環境、了解並區別具體情況和對象；必鬚根據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使群眾接受；必須善於使用一切宣傳鼓動方式和工具，尤其要使現代的印刷業、無線電及電影等成為有力工具。

在這些報告和文件中，最重要的是1941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文協」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文化政策」報告。張聞天在對新文化運動做歷史考察與理論探討的基礎上，對發展抗日文化運動的任務、策略、方針、政策作了較有系統的、較為全面的論述與闡發。當年茅盾讀了此文和毛澤東在同一次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論》）后，非常欽佩，稱這兩篇文章「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後提供了警辟的透視與指針」，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載《中國文化》第1卷第5期。與報告的理論闡述相應，張聞天主持制定了若干政策文件，具體指導抗日文化運動的發展。

他認為，文化團體主要應該是專業團體，「各種不同類的文化人（如小說家、戲劇家、音樂家、哲學家等），可以組織各種不同類的文化團體，如文學研究會、戲劇協會、音樂協會、新哲學研究會等」。當然，這些團體也可以聯合起來，成立文化界救亡協會之類的聯合團體。在團體成員的吸收上，「不在數量之多，而在質量之好」。關於文化團體的任務，文件規定「一般是：介紹、研究、出版、推廣各種文化作品；吸收與培養各方面的文化人材；指導大眾的各方面文化活動；聯絡文化人間的感情與保護他們切身的利益；組織文化人向各地報紙雜誌寫稿；介紹並遞寄他們的作品或譯著到全國性大書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後方的文化團體進行經常的聯絡。」此外，在文化人比較集中的地方，還可設立「文化俱樂部」一類設施，供文化人集會、娛樂，設「創作之家」一類住所，讓他們安靜地從事創作。至於文化團體的工作，張聞天反覆多次指出：應該倡導民主、自由的作風。他說過，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團體，都應該「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動、活潑、民主的作風」。張聞天：《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第12節。

張聞天在馬列學院對基礎理論的學習與研究也是很重視的。馬列學院除辦學員班外，還成立了一些研究室，有馬列主義研究室、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哲學研究室、中國革命問題研究室等。

第三，保證文化人充分的寫作自由。「黨的領導機關，除一般的給予他們寫作上的任務與方向外，力求避免對於他們寫作上人為的限制與干涉。」那種「給文藝作家規定具體題目、規定政治內容、限時限刻交卷的辦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張聞天親手創建並直接領導的馬列學院，辦學三年，應該說是成功的。正如李先念（他是該校第一班學員）在致延安馬列學院建校五十周年紀念集會的一封信中所概括的，「它是我們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出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並幫助許多經過長征和在國民黨區域長期鬥爭的幹部總結經驗、學習理論；還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提供了條件。所有經過馬列學院及中央研究院學習和鍛煉的幹部，以後在各個時期的艱苦鬥爭中，在各條戰線的廣泛實踐中，可以說，都起了應起的骨幹作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七七」事變全國抗戰爆發后，在洛川會議上，張聞天在講話中談到教育問題。針對國民黨不讓創辦「陝北大學」，他指出，「學校仍然要辦，弄得精點」。他還肯定「抗大這期是有成績的」，同時指出，我們的組織工作還差，政治工作還不夠，要提高教員的積極性。據會議記錄。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作政治報告，提出要「擴大與加強抗大，培養大批軍政幹部，到處派人去」。認為「在統一戰線中更要提高馬列共產主義教育，特別加強黨校工作，培養能夠深入群眾的幹部，能夠應付統一戰線局面的幹部，使幹部適應于新的條件」。據會議記錄。

誠然，創辦與建設馬列學院是張聞天作為黨內著名教育家的主要實踐活動，但是，他對幹部教育的關心與實踐卻並非從馬列學院開始。在這之前，他在這方面已經做過不少實際工作，並作出若干理論概括。

關於文化團體的工作，張聞天吸取20世紀30年代「左聯」、「社聯」存在的「第二黨式」的缺陷的教訓，對抗日文化統一戰線下的文化團體的組織、任務、作風等方面作了相當具體的、切合文化工作實際的規定。

早在1932年，張聞天就提出「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的要求。經過長期的實踐，1940年10月，在他指導下，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1941年6月，中央宣傳部又公布了張聞天寫的《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這兩個文件分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3），《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又收入《張聞天選集》。這兩個文件，尤其是后一個文件，可以看做是張聞天對到那時為止的黨的宣傳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張聞天對今後宣傳工作指導思想的概括。其中所作的若干論斷和提出的任務與要求，確定了宣傳工作的規範和標準，在黨的宣傳工作的建設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其要點是：

在黨內教育中開設黨史、革命史課程方面，張聞天稱得上是一位先驅者。1933年出版的教本《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就是他在江西瑞金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講課的記錄整理稿。他共講三講，一為「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二為「1925年至1927年中國大革命」，三為「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鉛印本未收第三講）。這本書對中國近現代革命歷史作了比較具體的分析，根據地內的幹部學校都採用它做教本。它是後來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的雛形。1936年「紅大」恢復，張聞天又一次講授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周恩來1936年7月10日在安塞會見埃德加·斯諾時曾介紹此書說：「書中雖有一些史實和分析上的錯誤，但仍算是現有最好的一本書。」7月19日張聞天同斯諾在保安長談，用「正反合」的哲學觀點，精闢地分析了大革命以來中國現代革命歷史的發展階段，表現了他在這個領域的深厚造詣。斯諾：《紅色中華散記》第12篇「洛甫論黨的問題」。

五、論述了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與有機聯繫，明確了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與組織系統以及幹部培養的任務與要求。

這本書從1840年鴉片戰爭寫到1927年廣州起義，內容生動具體，文筆流暢，深刻地總結了鴉片戰爭以來歷次革命運動和重大政治事件的經驗教訓。出版后立即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在「孤島」上海，在武漢等地，都相繼翻印，流傳全國。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各類院校，無論開設「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課程，還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中共黨史」課程，一般都以這本書為教材或藍本。此後，範文瀾等許多人寫的關於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方面的著作，都是參考了這本書的。直到新中國成立前，解放區各種幹部學校都以這本書作為課本。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它先後出了10多個版本，印行在20次以上。可見它是一本深受讀者歡迎、適合幹部學習的教本。

張聞天提出以「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來完成黨的歷史使命。他指出，「我們黨內的很大弱點，即是還有很多同志善於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善於背誦上級黨部的決議，善於根據自己主觀的願望而提出『包羅萬象的工作計劃』，或是善於縱談自己經過的許多歷史事實，善於誇張自己豐富的實際經驗，然而對於認真的去了解具體情況，認真的去收集具體材料，認真的去分析與研究這些材料，從這些材料中得出一定的結論，則表示不願意，表示輕視或表示完全無能。」這常常是黨的政治路線不能具體實現、黨的經驗不能向前發展的主要原因。他還指出，「不根據于客觀的主觀，不根據于現實的理想，不根據于具體情況的工作計劃，也許是美麗的、動人的，然而它在客觀的、現實的世界面前，是必然要破產幻滅的。這是歷史上一切主觀主義者、一切空想主義者的悲劇。」所以，張聞天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提出：「正確的了解當前的具體情況，是黨正確的決定具體任務的出發點，也是黨使這些任務能夠實行的基礎。特別在中國這樣的地方，由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對於當前具體情況的了解，尤為重要。」「只有在正確了解當前的具體情況之後，釘子才可不碰，事情才做得通。」

1938年5月5日，是共產主義學說的創始人馬克思120周年誕辰，延安馬列學院就在這一天正式開學。校址設在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藍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窯洞就是校舍，同楊家嶺隔延河相望，緊鄰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張聞天住的窯洞。從創辦馬列學院開始，張聞天就兼任院長。直到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他擔任院長前後有三年多時間。先後在這裏受過他教育與熏陶的學員有八九百人。延安馬列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第一所攻讀馬列主義的比較正規的學校，是當時延安的最高學府。為了辦好這所學校，張聞天傾注了心力。他的辛勤耕耘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馬列學院培養與重新教育了一批堅強的幹部，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還創造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在中國的幹部教育史上寫下了令人難忘的篇章。

張聞天在文件中提出的這些指導意見，正確闡明了黨與文化人的關係，是切合實際的文化政策和文藝政策。從實踐來看，周恩來、張聞天、陳毅等領導同志都是這樣做的；從革命聖地延安，到東海之濱鹽城，各抗日根據地也都是這樣做的。無論對抗日根據地、還是對國統區，在廣泛團結文化人（包括文藝工作者），推動文化運動的發展方面都起了積極作用。

張聞天一向認為，我們黨的幹部應該「敢說話敢做事」、「肯負責，不怕負責」，引自張聞天：《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頁。所以，在馬列學院內，他特別提倡發揚黨內民主，提倡在學習中敢於懷疑，敢於提出問題，敢於發表意見，提倡同志式辯論問題的作風。無論是理論課程的學習，還是黨的文件的研讀，或是各種輔導報告的消化，都要學員們進行民主討論。班裡常舉辦辯論會。在平房面前擺上一張桌子就辯論開了，有講正面意見的，有講反面話當「反派」的，爭論激烈，印象深刻。為了讓學員能有比較和鑒別，學院的閱報室公開陳列包括國民黨頑固派報刊在內的各種觀點的讀物。1939年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時候，延安幾個學校在中央黨校禮堂組織了一個辯論會。馬列學院被分配當國民黨一方，因為有材料的便利而站在共產黨立場反駁的一方又準備不充分，辯論的結果，反共的觀點竟沒有被駁倒。這個消息第二天就傳到毛澤東那裡。他對馬列學院的同志說，我去駁一駁你們，看能不能駁倒。《新民主主義論》中「駁頑固派」等內容，最初就是毛澤東到馬列學院講的。據鄧力群：《我對延安馬列學院的回憶與看法》，見《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頁。馬列學院的這種民主學風和比較、研究的方法，使學員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理解得深透，掌握得牢固，有利於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考的幹部。九-九-藏-書

張聞天提倡樸素與切實的工作作風。他指出：「樸素就是有什麼講什麼，就是老老實實，就是真實的意思。」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徹底革命的黨，是建築在科學理論基礎上的黨，「我們絲毫也不用掩蓋事情的真相，來欺騙或安慰別人與自己。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政治路線與策略就不能建築在真實的基礎之上，我們就會發生錯誤，遭受失敗。」張聞天強調「共產黨人要有面對赤|裸裸的現實的勇氣，要有說老實話的勇氣」，「要反對那種吹牛、誇大、粉飾、掩蓋、裝腔作勢、華而不實、形式主義、風頭主義等毛病。」

張聞天對幹部、學員的生活、學習、工作關懷備至。他常與同學們聊天，打聽伙食辦得怎樣，甚至問到每月一元五角「邊區票」的零用錢怎麼支配。據吳文燾：《師表》，《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頁。當年，馬列學院每月發給編譯人員的生活補助費是四元五角，僅比毛澤東、張聞天少五角錢。張聞天得到了外文版的書刊（有些是張聞天專門請在香港、重慶的同志買的），就親自送到編譯人員的住地。編譯部在馬列學院的後山。張聞天的窯洞同他們的住地相隔一個山坳，他總是不怕勞累，爬山走去。據何錫麟：《在洛甫同志領導下從事編譯和研究工作》，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頁。1940年，範文瀾到馬列學院任歷史研究室主任，主編《中國通史簡編》。張聞天問他有什麼困難，只管說。范躊躇半天，說缺少書，自己的書都在國民黨統治區。張聞天請他放心，立即讓地下黨設法將範文瀾的書從開封運到了延安。書有五六十箱，絕大部分是線裝的。運來后全部放在楊家嶺新落成的中央辦公廳巨石建築里。這批書成了中央圖書館的藏書來源之一。冬天寒冷，張聞天還將自己的一件皮襖送給了範文瀾。訪問劉英談話（1985年10月26日）。

張聞天從共性與個性、普遍性與特殊性來分析黨與群眾的關係，認識黨在群眾中的地位：「黨是群眾（這裏主要指工人群眾，同時也指非工人的勞動群眾）中的一部分，而同時又是群眾中先進的、覺悟的、馬列主義的、有組織的一部分。因此，它必須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同群眾生活在一起，處處依靠群眾；同時它必須保持它的特性，不溶化于群眾的大海中，而成為群眾的政治領袖」。基於這樣的分析與認識，他提出了黨與群眾正確關係的基本原則：「同群眾在一起，而又領導群眾，是群眾的學生，而又是群眾的政治領袖」。從這一基本原則出發，張聞天從政治思想、物質利益、工作方法、組織形式、相互關係等幾個方面闡述了正確處理黨群關係的具體原則，強調「群眾的實踐是測量黨的領導之是否正確的最後標準」，「只有在不斷解決矛盾、克服矛盾的過程中，才能正確的解決黨與群眾的關係」。他還針對當時在擴兵、征糧等戰爭動員工作中存在的不關心群眾切身問題的惡劣傾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出某些部門和同志中「產生了脫離群眾、同群眾對立、把黨所領導的組織當作凌駕群眾的『辦差機關』、『官僚機關』，而黨員變成了站在群眾頭頂上的『黨老爺』、『黨官』的嚴重現象。這對於黨、對於革命實是一個最大的危險」。他提出要「更多的關心群眾的切身問題」，「我們不但要善於向群眾提出革命的要求，而且也要善於滿足群眾向革命提出的要求」。

張聞天的這兩篇文章使廣大青年深受教益，啟發和引導他們將加強黨性鍛煉、個人修養同高尚的理想和實際的工作兩個方面聯繫起來，同堅持抗戰、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目標和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溝通起來，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以致引起日本宣傳機關的注意。1939年東京出版的《支那共產黨之現勢》收錄《論青年的修養》，編譯者稱張聞天是「中共軍中第一論客」，說中共及其領導的軍事鬥爭已經成為「世界一大難題」，是日本對中國作戰的一個「腫瘤」，而中共領導的「思想游擊戰」比他們的武裝游擊戰更其可怕。轉引自程慎元：《張聞天研究在日本》，載《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

由此可見，張聞天對馬列學院必須堅持理論與實際一致的辦學方針，是很明確的。不僅如此，他的認識，在馬列學院的實踐中又有發展和深化。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的組織報告中提出的「宣傳馬列主義、提高全國的理論水平」、「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09頁。的任務，同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精神是貫通的。關於黨校的教育方針，張聞天提出，首先是「理論與實際的聯繫，特別著重於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與方法的教育，著重於拿實際問題來說明馬列主義的原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10頁。1940年2月，張聞天又在總結馬列學院經驗的基礎上起草了《中央關於辦理黨校的指示》，強調「鞏固與發展黨」是辦理黨校以加強對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的根本目的，規定「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是黨校教習的中心目標」，同時又指出，「在學校生活中為了求得這種一致，應該同在實際工作中不同。為了使學生切實了解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應該經常研究與討論黨中央與黨的領導機關的各種文件與指示，應該經常多請當地的和外來的負責同志報告各種時事問題及各種實際工作的情況與經驗。這些均應成為黨校的主要功課之一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303頁。在張聞天直接指導下，馬列學院正是以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來培養、教育幹部的。

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宣傳工作和幹部教育工作在中共中央內部主要是他過問的。1937年4月，《解放》周刊創刊，張聞天任主編。1937年12月起，中央宣傳部部長由張聞天兼任。1938年5月，馬列學院創辦，院長一直由張聞天兼任。當然，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宣傳和幹部教育就成了張聞天的主要工作了。他除了繼續擔任上述職務之外，從1939年2月起，又兼任幹部教育部部長。1940年初，宣傳部與幹部教育部合併為宣傳教育部，張聞天仍任部長。1939年10月，《共產黨人》雜誌創刊，他是這個刊物的編輯（即主編）。1941年3月，中央決定調整刊物，《解放》、《共產黨人》兩個刊物擴大編委，都由張聞天「負總責」，吳亮平和羅邁分別為「編輯主任」。所以，張聞天在黨的理論建設、幹部教育、宣傳鼓動、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績卓著，建樹良多，是受到黨內幹部尊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宣傳家和教育家。

張聞天親自領導馬列學院教學計劃的制訂及實施。學院開設六門課程：政治經濟學、哲學、馬列主義基本問題、黨的建設、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西洋革命史。學校專職教員的配備是一流的。副院長王學文講授「政治經濟學」，他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學者，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馬克思主義陣線方面的主將。講授「馬列主義基本問題」的是吳亮平，他是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那時他們就合作翻譯過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中央蘇區，吳擔任過國民經濟部部長。斯諾來訪，同毛澤東談話，就是他當的翻譯。著名哲學家艾思奇講授「哲學」，來延安之前，他所寫的《大眾哲學》已經在進步青年中廣為流傳了。「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和「西洋革命史」的教員分別是楊松和陳昌浩，他們都去蘇聯學習過，陳昌浩還是紅軍中有名的領導人之一。「黨的建設」前部分黨建理論是康生講課，後部分黨建基本問題分別請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作專題報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雲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就是給馬列學院學員作的報告。

張聞天首先強調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廣泛性。他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們贊成抗日，均應在抗日的目標下團結起來，不論他們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無直接關係。」這是就參加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人員與他們從事的工作來說的。就思想上來說，張聞天認為：「文化統一戰線是思想上的統一戰線。因此，凡各文化人對於當前某個政治問題或某個文化問題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聯合起來。」這是十分廣泛的。再從內容來說，文化統一戰線並不要求全部做到新文化內容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點要求，而「只要對於上述要求中的一個要求或一個要求中的一點要求有所貢獻，即可成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的闡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政策是最廣泛地團結除漢奸文人以外一切文化人的政策。為了實現廣泛性，張聞天還提出了多樣性的主張。他認為，「新文化運動中，除抗日的統一戰線外，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文化人之間，除以抗日不抗日作為團結的分界線外，還可以在關於文化的各種方面與各種問題上進行統一戰線。」他具體地說明了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不同層次的文化統一戰線。在強調抗日文化統一戰線廣泛性、多樣性的同時，張聞天又指出了它還有鬥爭性的一面，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鋒的與指導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求得更充實的與堅強的統一。同時，他還提出將抗日根據地建設成文化根據地的任務，要求「在全國新文化運動中能夠起先鋒與模範作用」。

文化工作是黨的宣傳工作的一個重要領域。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熱情戰士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的張聞天，雖然再也無暇進行文學創作，但對文化運動（包括文藝運動）是一直關注的，對從大後方來到延安的文化人是非常關心的。他在兼任宣傳部長期間，對抗日文化運動不斷進行指導，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作了不懈努力。張聞天對文化問題的論述頗多，主要有：

張聞天認為，「供給教材」是黨內教育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供給各地教員、教材、教育計劃、研究討論大綱」是黨中央和宣傳部的責任。《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11頁。所以，張聞天十分重視教材建設。他剛到陝北就指導宣傳部的同志編寫過一本簡明通俗、圖文並茂的《黨員課本》（共32課），親自修改定稿。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7頁。他甚至還親自組織與指導編寫了一套抗日根據地小學語文課本。董純才：《追思與懷念》，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頁。當然，最為著名的是他親自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這是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分析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教本，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和編寫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的開創之作之一。

總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張聞天在確定黨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與有關方針、政策，指導抗日文化運動與抗戰文藝運動方面，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他的文化思想在總體上當然沒有達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高度，然而應該看到，他的許多思想理論觀點，諸如關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發展過程與特點的歷史概括；關於新文化內容的深刻分析和新文化性質的全面理解；關於文藝工作者與工農群眾「融合」、「到民眾中去鍛煉，在民眾中去活動」的主張；對於民族化、大眾化的提倡；關於大眾化包含提高與通俗化雙重任務，既要反對通俗化變為庸俗化，又要防止提高變為脫離群眾的主張；關於批判地利用舊形式與外國形式，創造新文化的新形式的意見；對於「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的高度評價和對魯迅精神的發揚；等等，同毛澤東的文化思想與文藝思想精神是完全相通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說，在毛澤東文化思想與文藝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張聞天有其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