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年中間有過許多重大的事變。反對五次「圍剿」的英勇鬥爭，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央到達陝北地區，創立陝甘寧抗日根據地，渡過黃河東征，以及後來的西征——這是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鬥爭。由於日寇進攻華北，引起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黨在一九三五年發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實現了全面抗戰，中國革命發展到了抗日民族戰爭的新階段。現在抗戰已經進行一年多了。

會後，在黨內和紅軍內廣泛深入地展開了揭發、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但張國燾的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仍然保留。張國燾於1937年4月6日寫了《關於我的錯誤》載《黨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承認「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表示以後絕對忠實于中央的路線。張國燾出席了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表示願意工作。黨中央乃安排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可是，張國燾此後又反悔，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不僅沒有前進，反而倒退，他表示根本不贊成中央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根本不承認自己是路線錯誤。

張聞天在會議上發言中還指出，要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具體化，要堅持獨立地分析中國情況，研究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階級鬥爭規律，據此確定黨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從空想、感情和書本公式出發。要不怕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某些不適合中國情況的個別結論，例如城市統治鄉村一般是對的，但在中國革命中則是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應當經常開展自我批評，經常總結經驗，勇於糾正錯誤，領導同志應老實地向下層學習，黨應向人民大眾學習。

會後，王明即赴武漢，於1937年12月18日到達。王明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時，開始貫徹他的錯誤主張。12月25日，他起草了《對時局宣言》，經長江局討論通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這個宣言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獨立自主原則的問題上，實際是從《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所確定的目標後退。12月27日，王明發表《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闡述他對國民黨的無原則遷就退讓的錯誤觀點。王明還在講演中宣傳一切「統一」的主張，貶低游擊戰的作用，貶低爭取實行民主、改善民生的意義。

然而，王明並沒有接受毛澤東和張聞天、任弼時等的正確意見。3月初返回武漢以後，他就在自己2月27日報告的基礎上寫了題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的長篇文章，在黨刊《群眾》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上公開發表，把自己的右傾錯誤觀點當作政治局的意見加以宣揚。王明在武漢的半年多時間里，雖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在統一戰線和軍事問題上，貫徹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在組織上，則向中央鬧獨立性，對黨在南部中國的實際工作造成了危害。

在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還就「組織問題」作了報告（12月12日）。經討論作出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等決定。會上還議定，來往電報「黨的交洛，軍交毛，統戰交王，王外出時交洛」。據1937年12月13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十二月會議最後一天（12月14日），由項英和劉少奇先後作《南方游擊區工作問題》和《華北工作問題》的報告，討論后都由張聞天作了結論。據1937年12月14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這次政治局會議從1937年12月9日開到14日，通稱「十二月會議」。

六屆六中全會於1938年9月順利召開，同任弼時到共產國際彙報工作有密切關係，同王稼祥1938年8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直接有關。西安事變后王稼祥即從延安到西安待機赴莫斯科治傷養病。由於交通困難，他輾轉多時，直到1937年7月初才到莫斯科，經治療逐漸恢復健康。1937年11月，王明、康生、陳雲離莫斯科回國，王稼祥即同鄧發一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請求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援助，包括給八路軍武器裝備。任弼時於3月5日啟程，3月底抵莫斯科，4月14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了書面報告，5月17日又作了口頭報告。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遞交的書面報告和作的口頭報告均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於1938年6月通過了兩個文件：《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鬥爭。1938年7月王稼祥回國。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時談話。關於中共中央的領導問題，季米特洛夫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王稼祥1967年底撰寫的自述材料。轉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對六屆六中全會的貢獻》，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

張聞天在組織報告的結論中提出建立一個強大的統一戰線和建設一個強大的黨的奮鬥目標，並概括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堅定的正確的政治立場，靈活的革命的實際主義，前進的艱苦奮鬥的精神，大眾的民主主義的作風。

在這許多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變中間，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解放而英勇鬥爭，發揮了模範作用。張聞天：《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開幕詞》，《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頁。

在延安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對張國燾儘力挽救，終於未能制止他的叛變投敵。在4月17日張國燾聲明脫黨、叛變后，隨即採取斷然的組織措施。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此件公開發表于《新華日報》1938年4月22日。第二天又發出《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向全黨詳細說明張國燾叛黨的經過，深刻揭露其歷史根源與現實的階級鬥爭根源，表明黨清洗張國燾這種叛黨分子，更加健康與鞏固地向前發展的嚴正立場。

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組織報告，並不限於狹義的「組織工作」，而是帶有廣泛的路線、方針、政策意義，不少內容顯然是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與違犯組織紀律的批評。經過六中全會之前的政治局會議，經過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張聞天的組織報告，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實際上已經破產。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曾說過，「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王明這時候碰了三個釘子（一個是蔣介石的釘子，一個是中央內部的釘子，一個是王稼祥同志從國際帶來的釘子），所以氣焰也小些了。」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六中全會同意政治局會議對各中央局的調整，決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實際上結束了王明對南部中國黨的工作的領導及其右傾投降主義錯誤。https://read.99csw.com

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上，張聞天曾預言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不幸而被言中；張聞天這次所作的這個預言怎樣呢？結果是又被言中了！

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王稼祥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從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從組織上肯定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就為完全否定和糾正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提供了重要條件。因為王明對黨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和洛川會議確定的全面抗戰路線和基本政策等說三道四、批評指責，打的都是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王明又處處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自居。王稼祥帶回的國際指示無異於解除了王明右傾的武裝。那時，抗日戰爭已進行了一年多，正處在由防禦階段轉入相持階段的轉折關頭，迫切需要總結全國抗戰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統一全黨的認識和步調，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王稼祥回國，就將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上了議事日程。

針對當時複雜的環境與黨內的實際情況，如張國燾叛逃，王明違犯組織紀律等，張聞天提出了「提高黨的警覺性」、「發展黨內民主與鞏固鐵的紀律」、「鞏固黨內團結」等重要任務。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幾個組織建設的文件，以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團結和統一。

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11月抵莫斯科。他從1931年11月10日起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後又當上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他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實行「左」傾教條主義和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但在共產國際策略轉變的背景下，他也有所改變。在1935年籌備共產國際「七大」期間，他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此後，在促進國共合作和開展抗日宣傳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對中國共產黨從內戰到抗戰的轉變，對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王明1937年11月啟程回國之前，先後會見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11月14日，蘇聯派專機送他回國，先到新疆迪化（烏魯木齊），後到蘭州，11月29日飛到延安。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到機場歡迎。毛澤東致歡迎詞，說王明從莫斯科歸來是「喜從天降」。同志熱忱，溢於言表。

這時，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迭遭敗績，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后更是一潰千里。他們需要利用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又怕共產黨和八路軍發展，開始製造一些摩擦。1938年1月17日發生了國民黨武漢當局唆使地痞、流氓搗毀剛剛創刊的《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印刷部的事件；1938年1月發生了《掃蕩報》（國民黨軍事系統）和《血路》周刊（系）鼓吹國民黨一黨專政，挑起的「黨派問題」論爭。國民黨方面還製造種種謠言詆毀共產黨、八路軍，採取諸如禁止成立游擊隊，不準八路軍就地籌辦糧食，不優待八路軍新兵家屬等辦法限制共產黨、八路軍的擴大，甚至發生誣陷「漢奸」罪名拘捕共產黨員的事件。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實施以佔領武漢、西安為目標的第二期軍事計劃，一面施展政治陰謀，企圖利用國共分歧製造分裂。在這樣的形勢下，怎樣鞏固國共合作，堅持繼續抗戰，黨內需要統一認識和步調。

為了做好充分準備，在六中全會之前，張聞天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從9月14日開始，至9月26日結束，連續開了12天（其間18日休息一天，不計在內）。會議日期據會議記錄。出席人員據記錄上的順序為：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朱德、項英、王稼祥、周恩來、博古、陳雲、劉少奇、彭德懷。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由王稼祥作《國際指示報告》。他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戰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4期。

正當毛澤東和張聞天等為貫徹洛川會議決定，著手糾正和預防正在發展起來的右傾錯誤的時候，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蘇聯回到延安。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禮堂開幕。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到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領導幹部30餘人。張聞天在開幕詞中對黨自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以來的五年歷史作了總結，他說：

張聞天特彆強調「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獨立性，反對投降主義傾向」。他指出，在抗戰中放棄黨的獨立性的投降傾向主要表現在：忽視黨在抗戰中的作用，忽視黨的鞏固與發展，及自己力量的壯大；遷就友黨，放棄自己立場。這種危險仍然存在，黨必須在反對投降主義傾向方面繼續努力。同時，張聞天又提出了「同『左』的關門主義也必須堅持鬥爭到底」的任務，指出只有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才能使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和黨的鞏固與發展，成為相互為用的因素，使兩者間的一致性真能表現出來。

對於王明在武漢時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毛澤東、張聞天一起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關於這一時期的情況，張聞天曾有以下簡要評述：「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后，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但是，我們對於王明同志等某些錯誤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限制在中央內部。在公開的刊物上、會議上，我們並沒有限制過他們宣傳。他們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們《解放》周刊上一律照登。」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張聞天在2月28日作長篇發言。這時，他對王明的右傾錯誤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張聞天毫不含糊地提出要爭取領導權，保持獨立性，鞏固與發展黨和人民的力九-九-藏-書量。他說：

3月21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劉曉並江蘇省委，指出在西安、武漢危急以至失守的形勢下，在敵人後方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極大可能，不僅已經被晉察冀邊區的發展所證實，而且將由於敵占區的擴大而擴大起來；因此，要加強敵後方、戰區與鄰近戰區的工作，擴大黨的武裝力量和民眾運動，在敵佔大城市「不要虛張聲勢」，並要從城市中調得力幹部到農村中去領導遊擊戰爭。《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473頁。3月24日，洛甫、毛澤東、胡服聯名致電朱瑞，指出「擺在冀晉豫全區面前的中心任務，是以最快的速度創造冀晉豫邊區成為堅持抗戰的鞏固根據地」，為此，要求完成建立完全在黨領導下的有戰鬥力的若干游擊團及地方游擊隊等任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頁。4月20日，洛、毛、胡服致電聶榮臻、彭真，肯定晉察冀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指出「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面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基礎上去繼續發展」，並提出「加強對部隊的整理訓練及黨的工作」等意見。同上書，第502—503頁。4月21日，毛、洛、胡又聯名致電朱彭、劉徐鄧等，提出「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盡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同上書，第505頁。5月14日，中央書記處電示長江局、東南局及項英，新四軍應利用目前的有利時機，主動地、積極地深入到敵人後方去，「組織與團集無數的游擊隊在自己的周圍」，「在大江以南創立一些模範的游擊根據地」；同上書，第514頁。再次指示江蘇省委，「目前中心任務，是加強對於鄉村游擊戰爭的領導，創立許多游擊的根據地。」同上書，第516頁5月中旬徐州失守后，又立即向長江局作出「武裝民眾，準備與發動游擊戰爭」的具體指示。同上書，第518頁毛澤東、張聞天等這一系列指示，堅定地反對了王明的右傾方針，有力地削弱和縮小了王明右傾錯誤的干擾和影響。由於中共中央領導的正確，雖然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正面戰場節節失利，形勢極其不利，處境極其艱難，但在敵後戰場（特別是華北），卻形成了抗日根據地和人民武裝蓬勃發展的局面。這是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方針戰勝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結果。

歷史決定了國共兩黨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著兩黨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他們目前需要兩黨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要利用共產黨與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產黨與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鬥爭的形式更複雜了。我們要看到，與國民黨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們的任務便是要推動國民党進步。與國民黨吵一下是難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要與國民黨合作，但也必須時時保持戒心……

關於發展自己的力量，張聞天提出了極為重要的意見。他認為，「發展統一戰線只與國民黨談判是不夠的，必須用強大的民眾力量來推動統一戰線的發展。」他提出，黨的力量要重新配備，不要平均使用力量。民運工作要投入更大力量，創造各地區根據地的工作要用很大的力量，與國民黨談判則不要許多負責同志去。他還特別就發展游擊戰爭以創造許多根據地講了一段話，同王明貶低游擊戰、輕視根據地、否定晉察冀邊區的觀點完全是針鋒相對的。張聞天說：

這時，在山西前線領導華北敵後游擊戰的周恩來、彭德懷，北方局的劉少奇，在南方堅持三年游擊戰的項英，都彙集在延安。政治局成員中只有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鄧發不在延安。王明一回來，就以「欽差大臣」自居，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的觀點、主張。這樣，在一個時期里，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就成為黨內鬥爭的重要任務之一。

組織報告分析了不同地區的不同任務與革命的歷史教訓，由此決定黨在今天的工作重心「首先應放在敵後方、戰區」。張聞天指出，應記住過去革命中的兩個教訓：一是革命武裝力量的重要，革命軍隊在革命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及革命根據地的意義；一是同國民黨擠得太緊容易造成分裂，應該有相當的分區的活動，各自發展。張聞天提出：「敵後方的任務是，大規模的公開的發動、組織、堅持、擴大游擊戰爭，打擊、消耗、困疲敵人以達到收復失地，保衛國土，創立抗日軍隊、抗日政權，建立抗日根據地，以準備將來全國的反攻。」

張聞天在會上作政治報告，論「目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報告題目及以下引述均據會議記錄。張聞天肯定洛川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總結了共產黨在爭取抗戰勝利中已經取得的成績，這就是：國共合作成立，打開了統一戰線的局面，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全國影響很大，並已在山西開始實行；八路軍在華北起了阻止日寇進攻的作用，在抗戰中起了模範作用並組織了新的民眾武裝；黨在各省的組織開始或正在恢復，許多地方取得了公開活動，擴大了陣地。張聞天也指出了統一戰線發展不夠，動員群眾力量不夠和組織薄弱等我們工作中的弱點。關於黨的任務，張聞天提出了鞏固國共合作、改造舊政府、建立國防政府、改造軍隊、發展群眾救亡運動、堅持華北抗戰、建立全國黨的組織、培養教育幹部、保證黨中央的團結統一等十項。張聞天指出，前一時期黨內有投降主義傾向的表現，如：何鳴部的被繳械，為遷就國民黨而取消西安抗敵救國會等，這是重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該警覺。在統一戰線中必須保持我們的獨立自主性。他同時也指出，獨立自主不是離開統一戰線。應充分利用公開與合法，打入各種群眾組織去活動，廣泛發動群眾，用群眾力量去推動國民黨前進。關於華北抗戰，張聞天認為，華北現在的抗戰，我們起了決定作用。我們要使華北成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模範。我們在華北的主要任務是：堅持華北抗戰，肅清漢奸，改善人民生活，武裝民眾，普遍建立黨的組織，鞏固黨的領導。

張聞天在報告中強調，要獨立自主地創立發展抗日根據地與民主政權，八路軍、新四軍要「大胆利用已有的合法權，擴大自己」，共產黨要發揮抗戰的推動者與組織者的作用，保持黨的獨立性，並壯大自己，但應善於隱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

在談到宣傳教育工作時，張聞天又提出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方針。他說：「宣傳馬列主義，提高全國的理論水平。特別要注意于以馬列主義的革命精神與革命方法，去教育共產黨員與革命青年。並以此去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研究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各方面。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22頁。以下引用組織報告均據該書。

在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於9月20日作了題為《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9月24日作了重要發言，講了後來在六中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的要點。劉少奇在9月26日發言，批評王明報告中鼓吹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主張。張聞天在9月22日作了組織報告，9月26日又作了長篇發言。以上王明、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的發言均據1938年9月14日至26日政治局會議記錄。下文概述與引用張聞天的發言亦據此。他總結了黨的五中全會以來取得的勝利，指出「國際批准黨的政治路線，更能增進我們的自信心」。統一戰線中雖然發生了逆流，國共之間有摩擦，但「總的方面是前進了」。統一戰線是在矛盾中發展的，矛盾的解決促進運動的發展。張聞天指出，抗日戰爭現在是由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即相持階段。在這一階段內，游擊戰、運動戰將取代正規戰成為戰爭的主要形式，民主問題等要進一步解決。他預計，武漢的保衛因沒有具備一定的條件，是要失掉的。指出在武漢不能保衛時，要避免極大的犧牲，不守時我們也有辦法。中國持久戰的勝利，不在一個城市的得失。這同1938年8月6日張聞天、毛澤東等聯名致王明等人電報中所指示的「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然放棄之」等方針是完全一致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頁。張聞天還著重提出在黨內要進行教育，提高黨員的警惕性，要加強理論學習，最重要的問題是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打通馬列主義的難關。read.99csw.com

1938年4月，張國燾借祭黃帝陵為名，逃出陝甘寧邊區，到武漢投降國民黨，成為可恥的叛徒。

張聞天在組織報告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他提出，在統一戰線中，要「善於把握總路線，克服一切障礙，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國共長期合作的方針」。要承認統一戰線內部（國共兩黨合作）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力量上、合作形式上、政治上），又要善於使不平等成為平等；要看到統一戰線（兩黨合作）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善於運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要用一切辦法幫助和影響國民黨，使之進步，但發展統一戰線，又要善於同頑固分子、動搖分子、妥協分子作鬥爭，打破一切「防共」的陰謀。張聞天總結反摩擦鬥爭的經驗，提出注意軟硬的「分寸」：「要有軟有硬，有退讓有進攻。但以防衛為主要形式，軟到不喪失自己的立場，硬到不破壞統一。」

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深入的討論，在會議最後一天，對六屆六中全會（擴大）的議程作出決定。最重要的變動是，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只作關於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並負責起草政治決議案。同時決定，由張聞天主持開幕式，致開幕詞，作組織報告；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政治局會議還決定對各中央局的組織進行調整，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據1938年9月26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由於毛澤東、張聞天等在根本的路線、方針問題上對王明的右傾主張進行了抵制，十二月會議對統一戰線和抗戰問題沒有重作新的決議。緊接著，從12月19日至22日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了重要的中央會議。19日他作了《目前抗戰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22日作「總的結論」。在「總的結論」中，張聞天進一步明確肯定，從《八一宣言》至今「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他特彆強調，雖然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是「求得統一戰線更擴大和鞏固，但並不放棄我們的基本原則——黨的獨立性。對八路軍與新四軍，不僅要擴大，而且要保證黨的領導。我們必須擴大三五十萬黨能直接領導的軍隊，統一戰線才能更有力些」據1937年12月22日會議記錄，記錄標題為「總的結論（討論后22［日］洛甫同志結論）」。毛澤東、張聞天堅持了正確路線，使王明的右傾錯誤主張在全局沒有產生重大影響。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開會（通稱「三月政治局會議」），主要討論「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王明以此為題作政治報告。以下敘述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報告據會議記錄。他抱怨十二月會議對統一戰線問題「沒有寫成一個決議」，對他闡述的政策「在黨內的教育不夠，沒有許多新的論文解釋」，還說「對國民黨提議的意見也沒有寫出來，這是政治上的損失」，明顯地表示了對毛澤東、張聞天等抵制他那一套的不滿。王明雖然承認他起草的《對時局宣言》向國民黨讓步太多，但並未改變遷就主義的基本立場，和依靠國民黨的正規戰取得速勝的幻想。按照他的觀點，在國共兩黨關係上，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盡量遷就國民黨，服從中央政府；在軍事問題上，強調鞏固統一的軍隊，實行指揮、編製、武裝、紀律、待遇、作戰計劃、作戰行動七個「統一」；在戰略方針上，要確定和普遍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在民運工作上，要以合法、統一和互相合作為原則；在工作重心上，要集中力量保衛大武漢，而不是著力創造許多敵後抗日根據地。總之，王明還是要實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亦即一切聽命於國民黨的主張，不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

在國共兩黨關係上，王明抹殺階級矛盾，認為「今日決定敵友主要標準是抗日不抗日，不應以其他條件為友敵」，「對國民黨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應分成抗日派與降日派」；他反對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說「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在抗戰路線上，王明反對批評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說什麼「不要提得那樣尖銳，使人害怕」；他還批評「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在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方面，王明不顧蔣介石限制、打擊、削弱八路軍的客觀現實，說：「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其實質就是取消人民軍隊的獨立性；他還反對洛川會議以來對游擊戰的強調，說什麼「游擊戰不能戰勝日本」。在實行民主方面，王明主張「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他甚至認為現在提出「肅清漢奸分子」的口號「過早」，應是「在政府逐漸驅逐漢奸分子」；在群眾運動中，他反對成立自己的救亡團體與開展獨立自主的救亡運動，不贊成打破rｅａｄ.99cｓｗ•cｏｍ國民黨的統制與包辦。在改善民生方面，他認為「關於改善人民生活問題，工人簡單的只提出行會的要求也是不對的，防止過左的口號」。王明在發言中提出的觀點和主張，歸結起來，就是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不要或削弱獨立自主，放棄領導權；在軍事上，八路軍不應搞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如同每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在叛變之後照例要發表一個自首書一樣，張國燾在1938年5月6日也發表了他的自首書——《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中國共產黨及時進行回擊，在報刊上對張國燾的下流無恥的背叛行徑和窮極無聊的造謠污衊進行了揭露和批駁。張聞天於1938年6月7日寫的《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之後》載《解放》周刊第42期（1938年6月20日出版），已收入《張聞天選集》。是分析、批判最為深刻有力的一篇。張聞天沒有採取逐條駁斥的辦法，而是抓住兩個重點進行評論。一是抓住張國燾在黨內的歷史評論其本質，使人們認識他的「過去」，說明「張國燾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黨員，而是一個混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投機分子和破壞者」。一是抓住張國燾自吹「抗日」揭露其真相，使人們認識他的「今天」，說明張國燾所說的「抗日」是他放的煙幕彈，實際上是要取消共產黨實行投降，是要取消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聞天還從張國燾的「過去」與「現在」推測他的「將來」，指出，張國燾「今天已經向著葉青、柳寧等人方面急進，在他們那裡尋找朋友，已是無疑的事實」；現在又向著當局卑躬屈膝、阿諛逢迎，其目的是「想在社會上找一個位置」，那也是無疑的事實，而「張國燾的《敬告國人書》就是他的投標廣告」，「究竟誰將是張國燾的主顧，我們是毫無興趣的！」但張聞天預料，「也許有人要把張國燾當作可居的奇貨吧，要利用他來做『反共』的『特務工作』吧」。

王明說明，他的發言傳達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這就使與會的不少同志一時難以明辨是非，產生了某些思想混亂。張聞天一時也沒有看清王明鼓吹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本質。12月12日張聞天在總結性發言中承認了王明所指摘的某些所謂「錯誤」，但在總的路線、方針上沒有動搖。張聞天在總結性發言中肯定：「對統一戰線問題，自西安事變以來，統一戰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並獲得很多成績。」張聞天又肯定：「洛川會議的方針用［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是正確的。」張聞天還肯定：「洛川會議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基本上是正確的。」並指出：「今後紅軍游擊戰還是主要的，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他還肯定：「華北工作一般路線是正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統一戰線工作有進步的。」王明對張聞天的總結性發言不滿意，他批評張聞天沒有指出統一戰線中的中心問題是「對國共合作了解不夠」。毛澤東在王明之後又一次發言，強調：洛川會議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統一指揮是相對的，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本段所引張聞天、王明、毛澤東發言均據1937年12月12日政治局會議記錄。

從三月會議后黨中央對全黨和人民軍隊的領導來看，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對王明右傾錯誤的抵制和鬥爭是十分堅決的。張聞天同毛澤東緊密配合，根本不理王明那一套右傾主張，不失時機地指示各地積極創建、擴大、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發展抗日人民武裝，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和放手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的方針。

講一下游擊戰爭問題。八路軍要以一個師為單位，這樣便於擴大，便於在戰爭中組織許多附屬的游擊隊，並且使這些游擊隊又擴大起來，創造許多根據地。八路軍要展開起來，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軍隊來開闢根據地，即抗日戰爭中的據點。像晉察冀邊區的那種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組織，也要來用這一形式。《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

開幕詞提出這次全會的主要任務是：在抗戰的新階段前面，總結一年三個月民族抗戰的經驗與教訓，正確估計目前形勢，克服當前困難，使抗戰走向勝利的前途；要確定明確的方針，使我們党進一步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使我們黨成為廣大的群眾性的黨，以保證抗戰的勝利。

張聞天在組織報告中提出「組織工作中國化」的方針。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方法是國際性的，但我們是在中國做組織工作，一定要嚴格估計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慣、道德的特點，正確認識這些特點，再來決定我們的鬥爭形式、組織形式、工作方法。我們要的是國際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我們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他指出：「將外國黨的決定搬到中國來用，是一定要碰釘子的。所以不僅要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要在民族環境中來實現這些原則」；「我們要有原則性，還要有具體性，要根據各地的情況實現我們的原則，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頁。

在張聞天作政治報告之後，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發言。王明寫了一個提綱，講的時候作了許多發揮。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發言的書面提綱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發言另有記錄。以下引述據會議記錄或書面提綱。可以看出，王明的發言是研究了洛川會議的決定、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重要文電以及毛澤東的「十一月提綱」（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以後作的，而且是針對著這些講的。王明回延安以後，對黨中央各方面工作都表示輕視與不滿意；對洛川會議以來黨中央在統一戰線中的綱領、主張和實際工作中的處置，大多持否定看法；對張聞天的政治報告也不以為然。王明在發言中雖然講了一些要堅持抗戰、堅持統一的正確意見，但是，在怎樣鞏固統一戰線、怎樣爭取抗戰勝利方面，他對黨中央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批評很多，提出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主張。

1937年11月18日至24日在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大會，繼續進行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張聞天為這次歷時七天的大會作了結論。中央檔案館藏有這個結論提綱的原件，以下引述據此。他運用唯物辯證法和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深刻地駁斥了張國燾為自己錯誤辯護的種種謬論和遁詞。指出：退卻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反中央，是國燾路線的三位一體。又誠懇地規勸張國燾必須立刻下決心改正自己的錯誤，嚴肅地正告：犯了錯誤的同志要不走到黨外去，變為黨的叛徒，只有自己下決心同自己的錯誤作鬥爭。不改正自己的錯誤，堅持自己的錯誤，結果必然會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

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擔當下去。所以，張聞天也就沒有將這個問題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討論。有同志向張聞天提出以毛澤東為總書記的提議，張聞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張，也沒有提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據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本段下文引語也引自此件。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后張聞天一直是尊重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王明回國后與黨中央鬧獨立性，推行右傾機會主義，張聞天同毛澤東一起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現在有了國際如此明確的指示，他認為奉毛澤東為全黨的領袖理所當然。不過，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任總書記，張聞天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九*九*藏*書

在討論中，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對王明的錯誤觀點表示了明確的否定態度。

毛澤東於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是這次全會的中心議題。毛澤東對15個月來抗戰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對當前抗戰形勢作了科學分析，對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理論與實際結合上作了歷史的辯證的論述。張聞天於1938年10月15日作了題為《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組織報告的提綱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緒論」部分以《組織工作要中國化》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規定了我黨政治路線」，是起指導作用的，「組織工作就是要保證這條政治路線的完成」。張聞天的組織報告確實體現了組織工作與政治路線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同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密切配合，互相呼應的，是從統一戰線的組織工作與黨的組織工作方面對政治報告的貫徹與發揮。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面，三月政治局會議以後，王明仍舊繼續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他在長江局的工作中仍然沒有明確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後，沒有抓住有利時機在上海、南京、武漢及其他敵占城市附近放手組織共產黨領導的廣大的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民族根據地，他在組織上繼續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破壞黨的紀律。1938年5月徐州失守以後，毛澤東集中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智慧，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為反對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提供了銳利的理論武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七周年的時候，張聞天也在《解放》雜誌上發表紀念專文，著重說明九一八事變以來七年間，在中國共產黨同其他黨派親密合作，為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共同奮鬥的過程中，必須保持其政治上與組織上獨立性的原因，反覆論證「中共的獨立存在與發展是絕對必要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周年紀念》，載《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1日），署名洛甫。這同王明的右傾主張也是針鋒相對的。但完全解決王明的問題還是通過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在這次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上，張聞天堅定地同毛澤東站在一起。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進駐延安后，即在中央內部開始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張國燾不得不在2月6日寫了檢討《從現在來看過去》，勉強承認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則性的錯誤，在組織上是組織路線的錯誤」。黨中央於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延安會議」），揭發批判張國燾的錯誤。會議出席者有56人，包括紅軍軍以上幹部。在會上，張聞天從理論上比較系統地批判了張國燾反黨反中央的種種謬論和他的錯誤路線的退卻和軍閥主義的實質。毛澤東、凱豐、朱德、賀龍等也都在會上作了深刻的批判。一些受迫害的紅四方面軍的幹部揭發了張國燾的種種罪行。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張國燾在會上痛哭流涕，低頭認錯。許多同志提出，要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撤銷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等職務，並開除其黨籍。張聞天在3月30日會上代表黨中央提議，暫時不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給他時間，讓他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與會者多數同意這一提議。「延安會議」情況據：《張國燾年譜及言論》，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中國共產黨歷次重要會議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張聞天的預言果真又一次應驗。張國燾脫黨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把張國燾交給「軍統」特務頭子戴笠「運用」。張國燾在重慶正式加入戴笠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成了掛著「少將」軍銜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從共產黨的叛徒，變成國民黨的特務，這就是張國燾尋找的他在社會上的位置，就是他政治上的歸宿。

我們一方面要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國共兩黨合作原則下求得我黨力量的鞏固與擴大。《繼續抗戰與國共關係》，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頁。

張聞天提出的上述方針，闡發的上述思想，豐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他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的結果。

毛澤東在政治報告中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針。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毛澤東《論新階段》的一部分，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2卷。毛澤東將「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改為「使馬克國主義在中國具體化」，見該書第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黨內還有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對張國燾的鬥爭。在1938年4月張國燾叛逃之前，張聞天參与領導了對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揭發批判；在張國燾叛逃之後，張聞天進行了堅決的申斥與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