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歷史是棵大樹，我們探尋的目光深入到它的根部，就會發現實際上它的走向在20世紀之初就已經分佈好了。誰在那個時代能洞察未來，誰對物理科學研究最注重，誰最注意培養科技人才，誰就將在21世紀獲得最蓬勃的發展。歷史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這就是葉企孫先生饋贈這個時代最豐富的遺產。

王淦昌在柏林大學師從麥特勒教授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即將回國時，一位德籍教授拉著他的手深情地說：「密斯特王，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很落後，實驗設備都不齊全，你在世界物理學界很有發展潛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東方，你回去將會影響你的前程……」而這時王淦昌頭腦里閃現出來的就是葉企孫先生的教導：「但是，七年來葉師的話——『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始終伴隨著我，科學與愛國是不可分離的。我對他說：『先生，你說的對！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學也是沒國界的，但我們科學家卻是有祖國的！我是中國人，在中國有我的妻子兒女，在這個國難當頭的時刻，我應該回去！我的國家需要我……』」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中，人類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

原子核分裂現象被發現之前，在世界範圍內，大概有3個地方的科學家正從事這項研究。這3個地方都ｒｅad•９９ｃsｗ.coｍ在歐洲：羅馬，巴黎，柏林。羅馬是科學家費米擔綱，巴黎是居里夫人及其女兒和女婿，而柏林從事這項研究的則是哈恩和女科學家麥特勒。

似乎是為了印證麥特勒姑侄倆的判斷，不久，又有一位德國科學家傅吉在德文科學期刊上公開發表了一些本國核分裂研究的最新成果。對於全世界的科學家來說，這個信息已不是消息樹，而如烽火台上的狼煙了，說明巨大的危險正步步逼近。在這種情況下，愛因斯坦和一位叫沙克斯的銀行家親自寫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敦促他在美國進行原子彈計劃。羅斯福答應了。於是美國的原子彈計劃正式開始，由於計劃總部設在紐約市曼哈頓區，因此就叫「曼哈頓工程區域計劃」。

科學是怎樣可以救中國的答案，不在科學本身，而在中國的科學家。

當然，也不會有一個叫吳健雄的中國人參加曼哈頓計劃的歷史事實。

而王淦昌、施士元之後，又有趙忠堯、趙九章、錢三強、王大珩、龔祖同、陳芳允、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等等從葉企孫、吳有訓麾下走出的清華物理學人，走向歐美科學界的尖端科學，基本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已是大部學成。從葉企孫學成歸國到這批科技人才隊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時間里，葉企孫以他一以貫之的科學救國的思想和科教興九_九_藏_書國的戰略目光，運籌帷幄，篳路藍縷，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儲備。

顧毓琇是葉企孫的同學和好友，當葉企孫任清華大學第一任理學院院長時，就受葉熱情相邀，受聘為電機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在1934年12月1日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科學研究與中國前途》，文章結尾這樣寫道：

她的導師施士元，此時早已從法國著名的科學家居里夫人那裡學成回國多年。當時居里夫人的實驗室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原子核分裂現象的三個源頭之一。施士元師從居里夫人，而吳健雄又師從施士元先生，而施士元正是葉企孫安排到居里夫人那裡去就讀的。從這種傳承之間，我們或許會發現歷史的某些線索。在居里夫人實驗室讀博士生的施士元，還曾受葉企孫之託，向居里夫人購買了0.5克鐳。1933年8月，施士元從歐洲回到上海時，適逢葉企孫在上海召開中國物理學會年會，在會上，葉企孫還邀請施士元介紹了他的研究情況。

科學不一定要救國，但是中國是可以要科學的。

吳健雄傳記的第七章詳細敘述了吳健雄當年參加曼哈頓計劃的始末，作者這樣寫道：「如果觀察科學進展的歷史，可以發覺許多科學上的大發現，固然有其歷史淵源上的必然性，但也往往有其因緣際會上的偶然性，原子核分裂的發現九-九-藏-書也不例外。」

這個計劃的科學主持人，就是後來被稱之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正是這個脾氣古怪的科學家點名吳健雄參加了這個最高機密的計劃。

施士元、王淦昌都是葉企孫的大弟子，他們畢業之後都留學歐洲，一是師從居里夫人，一是師從麥特勒女士，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這個時代就是原子時代。

倘若沒有麥特勒和她的侄子費許傳遞的「消息樹」，或者沒有德國科學家傅吉放的那把「衝天狼煙」（實際情況也如此，傅吉的真正目的是向全世界傳遞德國正在加快研製原子彈的信息），倘若那封敦請羅斯福加快研製原子彈的信件愛因斯坦沒有參与，就不會有1942年6月的「曼哈頓工程區域計劃」，也就不會有美國人1945年7月16日的那朵蘑菇雲。

這是一條多麼完整而清晰的科學救國的思路，而葉企孫和其他先賢們正是循著這一思路堅定地走向他們的人生道路的。

而被中國科學界稱之為中國「原子彈之父」的王淦昌此時也從歐洲學成回國。更加意味深長的是，王淦昌的博士生導師就是歐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現象三個源頭之一的麥特勒女士。

1938年希特勒吞併奧地利之後，奧地利籍的麥特勒先期逃離柏林，經荷蘭、丹麥逃到瑞典。這位女科學家是猶太人，她不僅有著智慧的頭腦，還有著女性敏感的直覺。九*九*藏*書正是靠了非凡的直覺，她才逃離了希特勒的屠殺。只是她遠離了屠殺，卻也遠離了這項研究。而另一位合作者哈恩卻仍在德國本土，並和一個叫史卓斯的化學家繼續著這項工作。不過，每每在他們的研究結果出來之前，他們總是會先寄給麥特勒，徵求她的意見再去發表。

吳健雄在這裡是一個符號，一個中國符號。儘管她此時已在美國多年，但她物理學的所有基礎都是在中國完成的。她畢業后曾到浙江大學當了一年助教，而後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原子內部的奧秘」，這些經歷證明她已經有了相當的研究能力。她在美國被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美國科學家認為不可或缺，這一切都證明了她的物理研究水準。在當時世界科學的前沿，就這樣出現了中國人的身影。

1938年聖誕假期，麥特勒的侄子、物理學家費許到瑞典看望麥特勒，正巧收到來自德國的研究報告。兩個人看后大吃一驚，從那份研究中顯示出鈾原子核已一分為二，發生了核分裂反應。姑侄倆都知道這將意味著什麼。在這之後的若干時間里，也許是一年，也許是兩年，或許是半年，核分裂反應的盡頭就是那朵可怕的蘑菇雲的騰起。而更為可怕的是希特勒將有可能會成為蘑菇雲的主人。姑侄倆預感著人類社會將面臨巨大的威脅，他們懷著恐懼和不安，將討論原子核分裂的文章發表在英國九-九-藏-書《自然》雜誌上，等於在世界科學的峰巒上放倒了一棵消息樹……

當葉企孫們身處異國的時候，當西方世界在物質生活和前途事業方面誘惑他們的時候，葉企孫平時顯露的科學救國思想就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他們皈依祖國。

1936年，吳健雄自費出國留學，因在原子核物理實驗方面成就斐然而為國際科學界矚目。後來，她參加了美國的曼哈頓計劃，可以說，她親眼目睹了一個新時代的誕生，這就是原子彈的誕生。

趙忠堯、趙九章、王大珩、錢三強等人都遇到過相似的經歷，但他們始終牢記著葉師對他們說的話，毅然回國與恩師葉企孫同赴科學救國之路。

所有的歷史就有可能重新書寫。

科學家只要肯救中國，科學是可以救中國的。

而從另一方面來看，20世紀之初飛速發展的物理學，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標誌的學科。在物理學中，原子核分裂現象研究是這個學科的前沿，誰能成功地進行這項研究，或者說誰擁有這項研究的能力，誰擁有這項研究的人才隊伍，誰將擁有這個時代。

吳健雄沒有受教於葉企孫先生，可是，她的老師卻是葉企孫的大弟子施士元。吳健雄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當時的系主任就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一屆畢業生施士元。吳健雄的畢業論文就是施士元親自指導的，所以，若論資排輩，吳健雄該是葉企孫的學生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