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吳交好，已成文壇佳話。而兩位大師同為葉企孫的好友卻很少為外人知。想來一是隔行如隔山，二是陳、吳雖命運多舛，至少文名猶在，而葉企孫後來被打成國民黨cc特務，是被社會徹底拋棄的人，葉企孫的名字更是被徹底封殺，誰還會記掛他的這些陳年舊事？舉例為證，清華著名教授浦江清愛記日記，依浦先生之文章道德，日記當是有事必錄有感則發，況他和葉企孫交往甚多交情也厚，但同一天在吳宓日記中顯示三人在一起或葉企孫為當事人的情況，在浦先生日記中就沒有葉名。以浦先生之風這是不可能的事。筆者臆測，大概是後人在整理先人日記時因考慮葉為「敵我矛盾」故刪其名吧。因此，我們稱葉企孫為「最後的大師」，除了他的偉大人格和卓絕的貢獻外，還在於他是世人「最後」知道的大師，更確切地說，他是大師中的大師。

科學家們給這個世界帶來深刻而又具體的變化，它影響著一個時代的全部，包括意識形態、宗教、文學藝術。即使是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也足以引起我們思維的延伸和某項學科的發展。每一種科學或發明的誕生，都會發明新的工具和材料，而伴隨著這些新工具、新材料，我們對過往的歷史和某項研究就更接近真實和進步，比如歷史學和考古學等。

在這個時候，吳宓與陳寅恪方得相識。吳宓曾在日記里這樣描述他和陳寅恪相識的經過：「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進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吳宓先生這樣崇敬陳寅恪絕非奉承之詞，請看下面一段話，我們便會對陳寅恪的學術造詣可窺一二：在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特別是文史學界），有所謂「土產學者」和「出洋學者」之爭，前者說後者不了解中國自己的傳統，處處隔靴搔癢，後者則批評前者方法陳舊，工具不夠。但是這兩類學者對於陳寅恪先生，卻是幾乎一致地推崇，因為陳先生一方面對於舊學有家傳的淵源，而且下過深湛的工夫，深深地了解中國學術的傳統精神；另一方面，對西洋新觀點、科學方法及工具，陳先生同樣有很深的造詣。單以語言為例，他通曉的總有二三十種之多，英、法、德、俄、日等國文字自不必說，蒙古文、滿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羅文、希臘文、匈牙利文、土耳其文以及許多中亞細亞現存的或已經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曉。這些語言幫助他解決別人所未能解決的問題，發現別人所未能發現的歷史真相。在國學方面，那時一般讀書人能背誦「四書」「五經」就可以了，而陳先生卻能背誦「十三經」，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蓋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太老師」……這是校內https://read.99csw.com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對陳寅恪的尊譽。他來清華后，即為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

陳寅恪在3人中年歲最長，見識最博，思想也最深邃。在他的「人生宣言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他亂世求存的座右銘。

因此，當中國的時局發生動蕩時，排斥最力、反應最強者當數陳吳諸人。

知憂患之必不能逃，則當奮力學道，以求內心之安樂，是謂精神上自救之術。欲救人者，須先自救；未能自救，焉能救人？使人人各能自救，則人人皆得救，而更無需救人矣。故古今之大宗教，若佛若耶，（孔子之教亦然），其本旨皆重自救而非為救人者也。憂患之來，如病襲身，不就醫服藥，則己身將死尚何有於人？故宓現今亦惟當力行自救之術……

從各種史料和資料中可以得知，身處這一時段的陳寅恪、吳宓、葉企孫們實際上成了最關心政治的人，然而又無一例外地從政治的喧聲中抽身而出，選擇了平淡如水的讀書生活。他們從那時起就似乎立下平生志願，絕不參加任何黨派活動。「專心致志，多讀佳書」，學成后報效國家：「故若論吾生之責任，則無論國之亡，應不貳其志，竭誠奔救。」

近聞我國工人，在俄京者六萬人，均入過激派，聞之心膽俱落。夫以我國之窮之亂，如此火上加油，後來者更何堪設想……

晨以二十元美金，郵匯尹任先，請其代交北省旱災賑捐收款處。聞被災而死者，已數千萬。涓滴何能有濟？茲惟求私心之稍安而已。晚，汪影潭約宓及陳寅恪赴imperial restaurant吃飯……復初及企孫亦來。

1902年起，12歲的陳寅恪便隨兄東渡日本留學。兩年後，又考取留日官費。1907年，在家養病的陳寅恪插班考入上海復旦公學。1909年畢業，秋赴歐洲留學，讀于德國柏林大學，並先後游挪威、瑞士等國，在瑞士時，曾入蘇黎世大學研讀。1912年秋，自瑞士回國，居上海。1913年春，再赴歐入巴黎大學。是年秋，江西省教育司電召他回江西閱留德考生考卷，連閱考卷3年，故一直在國內留居，5年後再出國。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未完全結束，赴歐不成，改赴美國入哈佛大學，隨蘭曼（lanman）學習梵文、巴利文兩年。

而葉企孫和吳宓早在清華學校的時候，就同是明德社的成員。兩人的關係非同一般。如今，他鄉遇故知，還有什麼樣的緣分比這更值得讓人珍惜呢？

1912年秋之後，陳寅恪曾在上海小住半年之久，此時的上海正是黨派叢生、政旗蔽天時節，僅上海就有「統一黨」（原中華民族聯合會）、中華民國公民急進黨、民公黨（中國共和研究會）、憲政黨（中華共和憲政會）、中國社會黨、中華平民黨、上海公民會、民社、中華民國工黨、中華自九_九_藏_書由黨、工商勇進黨、國民黨、統一共和黨等等，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雖真有好主義，也不乏魚龍混雜者。基於黨派林立的情形，章士釗就乾脆主張「毀黨」，呼籲中國現有的各政黨一律解散，然後召開全國政治協商大會，再造兩大政黨，代表兩個相反的政見。章士釗的「毀黨造黨」論一出，社會上就又出現「不黨」論，即反對成立政黨，以孔子「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為理論根據，認為真正為大眾謀利益者，不一定非建黨才有所為。而孫中山的同鄉劉思復（師復）則創立了「無政府主義同志社」，主張建立一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長、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另一無政府主義者張繼還到法國一個類似世外桃源的地方體驗了半年的耕讀生活，歸國后在報刊上撰文大談無政府的幸福生活，一時頗受世人矚目。

「無所附麗」，又即「君子群而不黨」之義。記雲「君子不凝滯於物」。吾自抱定宗旨，無論何人，皆可與周旋共事，然吾決不能為一黨派一潮流所溺附、所牽絆。彼一黨之人，其得失非吾之得失，其恩仇非吾之恩仇，故可望游泳自如，脫然絕累。此就行事言之也。若論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篤信天人定論，學道一貫之義，而後兼蓄並收，旁征博覽，執中權衡，合覆分核，而決不為一學派、一教宗、一科門、一時代所束縛、所迷惑；庶幾學能得其真理，擷其菁華，而為致用……

我們從吳宓的日記可以尋覓出一條相當完整的線索，基本上佐證了陳寅恪們「獨善其身」或曰「明哲保身」思路的終端，實際上是要「辦大事」的。

陳寅恪嚴肅深沉，吳宓機敏活潑，而葉企孫則文靜堅毅，沒有資料顯示他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走到一起的，而最大的可能性是因為吳宓的緣故。因與葉企孫早為摯友，如今又同在哈佛，葉經常去吳宓處，這樣就可能在吳宓處碰到來訪的陳寅恪。儘管這僅是臆測，但卻有大量的資料和照片顯示三人非同尋常的友誼。

文理會通是清華學人的至高目標，同時也是國內學子的努力方向。陳寅恪當然知道20世紀的科學會給文學帶來什麼，他在國外留學多年，對西方的科學成就當是感同身受，要比他人的體會來得深刻。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剛剛發表，歐美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反應似乎比科學界更熱烈。在柏林就有一個「文學會」定期邀請愛因斯坦參加他們的活動，並讓愛因斯坦為他們講解「勢、不變因子、反變式、能量張力」，「哲學家們也開始對相對論原理感興趣，並且打算寫一本包括新物理各個方面的書。心理學家、大學講師以及形態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m.沃斯米爾打算從著名的物理學家中發現『創造性思維』的秘密」。愛因斯坦的「創造性思維」傾倒的不僅僅是科學界，我們從畢加索和達利的畫作中也會窺見相對論的影子，在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的小說里，可以看到時間與時間的交叉點上，在歷史與現實之間閃動https://read.99csw.com著愛因斯坦式的靈光……20世紀同樣也是科技和人文相互推動、互為動力的時代。但就大的格局而言，物理科學似乎成了改變這個世界的魔法師。

一個讀書人，遭遇亂世是謂「窮」。「窮」是一種境況一種狀態，同時也是一種命運。身處逆境的讀書人該怎樣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先賢們已經說得很明白：獨善其身。這就是說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正在求學的年輕人，首要任務得把學業搞好，要學有所成。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只有做好雙重準備的年輕人，才算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正是在這樣的思維定式下，陳寅恪、吳宓、葉企孫都在自己的青少年時代選擇了學習，而放棄了對政治活動的參与。

在哈佛的日子里，另兩個不能不說的人物就是吳宓和陳寅恪。

1919年3月27日，吳宓在其日記里這樣寫道：

陳君寅恪嘗謂：「昔賢如諸葛武侯，負經濟匡時之才，而其初隱居隆中，嘯歌自適，決無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及遇先主，為報知己，乃願出山，鞠躬盡瘁。豈若今之插標賣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爭攘權位。本自無才，徒以僨事，甚且假愛國利群、急公好義之美名，以行貪圖傾軋之實，而遂功名利祿之私。舉世風靡，茫茫一概。吾國固然，歐美各國亦不異。且其中為惡者，操術尤工。吾留學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學，蓋惟欺世盜名，縱橫攫財之本領而已。」（《吳宓日記》1917-1924卷，第66-67頁）

此時，列寧領導的偉大的十月革命已經成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宣告成立。這個巨大的精神炸彈，立時深刻震撼了西方列強，美國當然也在波及之列。西方政權和上層人士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就像躲閃襲來的一場奪命瘟疫那樣避之不及，這對正在美國求學的吳宓、葉企孫和陳寅恪們當然會有很大的影響。隔岸觀火，陳吳及他的同胞同學們的擔心多少也帶有憂國憂民的成分，即使是杞人憂天，也透著他們對祖國和民族的摯愛。

而葉企孫與陳寅恪相熟，則是在1919年春天的事情。從吳宓的日記中得知，這年春天，吳宓在哈佛中國留學生會上發表了關於《紅樓夢》的演說，大概就是在這次演講會上，3人不期而遇。陳寅恪對吳宓很欣賞，在聽完吳宓的演講后，他詩贈吳宓：

陳寅恪對當時時局的判斷，與吳宓不謀而合，這一點有史為證。以陳寅恪的人文價值而論，他實際上代表著那個時期的中國文人的最高學術成就，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凝聚一身的體現者，也是人類文化的體現者。在吳宓的日記里，他常常以規勸者和提醒者的身份出現：

從當天所寫的日記看，那時候，吳宓、葉企孫和陳寅恪三人關係已相當密切。

實際上，依當年情勢，三人九九藏書走到一起，大概有多重原因，一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依史而論，當時有名的應是葉企孫。陳寅恪、吳宓、湯用彤雖說被稱為「哈佛三傑」，也只是當時哈佛學生的定評，而葉企孫則是測定普朗克常數的人，名垂自然科學史，分量自然不同。葉企孫與吳宓算是舊遇，而與陳寅恪當算新知。陳寅恪的性格該是孤傲寡合的，他自己也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因此，在他的交友錄上，至近的理科朋友也僅僅葉企孫一人而已。

上課如恆。

而吳宓也在日記里這樣寫道：「陳寅恪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我留學生又嘗以「自私自利」譏獨善其身者流；豈知入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橫流，此非絕大志願、絕大才力、絕大作用tact不能，尤非絕大犧牲不能致。破巢之下，已無完卵；糞土叢中，安長芝蘭？有潔身之志者，動遭桎梏，雖性命猶不能苟全（如蘇格拉底之受戮是也），而況鴻飛冥冥，恣意高翔，不被網羅。古今東西，能得此者幾人？得之，誠幸之尤幸者矣……

陳寅恪和吳宓，就是那個時代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風標。他們是深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又有著異質文化營養的長著「第三隻眼睛」的新型學人，對國際時事、政治經濟、宗教種族、個人前途、民族命運甚至婚姻家庭、男歡女愛都有著深刻的見解，而且卓爾不群。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審美判斷和欣賞趣味像雲霧繚繞的山峰聳立在中國留學生中間，尋常人是看不出真諦的。只有葉企孫這樣的人才能聽到那被尋常遮蔽的山谷中金石般的嘯響。因此，葉企孫將他們引為摯友。直到數年之後，葉企孫已是清華大學的領軍人物，他對陳、吳二位的恭敬態度，還深深影響到他的學生們，我們從錢偉長等人回憶先生的文章里可以得到這方面的具體信息。

在陳寅恪和吳宓身上，葉企孫也找到了他久久期盼的東西。

有人將陳寅恪和吳宓歸納為「世界主義者」也許是有幾分道理的。但了解陳吳的人，也都知道他們的另一面，那就又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者」。他們以不同凡響的理性精神辨析著所處的時局，並站在世界的峰巒上回望喧嘩與躁動的祖國，終於明了自己肩上的責任，那就是先自救，再救人，用精神來救中國，也就是陳寅恪所說的重建中國的本土文化。

陳寅恪乃江西修水（義寧）人，1890年7月3日（清光緒十六年農曆五月十七）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曾為戊戌變法時期的湖南巡撫。父三立，字伯嚴，又號散原，清末著名詩人，「四大公子」之一，與譚嗣同、陶寶廉、吳保初齊名，有《散原精舍詩》行世，曾是「新江西派」的首領。

就整體而言，陳吳二人都是有古典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的人，雖然他們和王國維是那樣的不同，和章太炎也難合轍。科學猛醒的20世紀，為他們的理想重建九-九-藏-書添加了新的理論支持。羅素談到科學對文化的影響時就說：「牛頓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著合乎定則的軌道一成不變地繞日旋轉，這成了賢良政治的富於想象力的象徵，表現熱情要有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社會最確實的標記。」在他們理想的政治圖景里，「井然有序」與「合乎定則」，「熱情」而又「克制」，「一成不變地繞日旋轉」絕對是頗得心神的關鍵詞語。

稍後，他又是清華大學唯一的一位中文系和歷史系的合聘教授。西南聯大時期，他曾是部聘教授。他還曾是英國劍橋大學特聘的第一位華籍漢學講座教授。抗戰勝利后，他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赴英國講東方學與漢學，歐洲各國漢學家雲集於牛津城，以親聆陳之講學為快。但據當時有人估計，歐美許多大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數幾個人外，能聽懂陳先生講演者實寥寥無幾，因為「陳的講演廣徵博引，只語言這一關那些一般的專家就闖不過」。（《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黃延復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0頁）

……此後志向，當直追聖哲，決不以「熱心人」或粗淺之「愛國者」及「改良社會者」enthusiast、patriot、reformer自命。學問道理，專為自己受用；而另為謀生之計。至於事功一方，但隨機遇，竭誠盡智，而不計成效之如何。在塵世中之生滅離合，波瀾起伏，蒼狗白雲，蠅頭蝸角，萬千跡象，皆當視為身外之事，不為吾擾。吾惟自企于寂靜澄明之境，先求獨善，寧效郭林宗、申屠蟠之明哲保身，而不為李膺、范滂之標榜忮求，徒召株累……

陳寅恪不是科學家，但他尊重科學。他知道在葉企孫的身上蘊藏著什麼，他以一個哲人的目光看出了這個人身上的分量。因此，他尊重他。

在吳宓的日記里，葉企孫的名字曾頻繁地出現：

這是一個多麼清晰的學者救國的思路。

而在精神救國的另一端，就是葉企孫推薦的科學救國。記得葉企孫當年辦科學會時，曾在章程的訓言部分，第一條寫了「不談宗教」，第二條就是「不談政治」。我們不厭其煩地追憶這三位哲人在哈佛大學就學期間的點點滴滴，並且從葉企孫與吳宓、陳寅恪的深厚友誼說起，就是回答讀者的提問：我們的傳主究竟是什麼樣的人？葉企孫當年讀書的時代距今凡近百年之遙，以今天之情勢，去度前人之胸襟，不免有幾多感時傷懷之想。這是一些多麼純粹的人，他們幾乎弱冠之年已定下平生志願，併為循著這些理想和信念，選擇了與眾不同的路徑。痛苦屈辱、輕蔑、沉重等字眼註定要相伴他們終生，讓人拍案驚奇的是三人命運的一致性。自從他們選擇了「君子不黨」的約定后，三人一直堅定地「篤行」之，即使以後穿行於中國社會生活風雨凡50年，默默終老，不改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