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基於清華園內部制訂的嚴格紀律，抑或是諸多學者教授對學生運動達成了共識，清華園終於沒有像北京大學或其他高校那樣成為學潮聖地。學校仍然強調學習紀律，管理依然嚴格，違規犯紀或成績不良照樣會被開除，在局勢動蕩不安學潮洶湧不斷的年代，清華園內已然一派安靜的學習氛圍，而且這樣的環境一直保持了整個「第三時期」，這不能不讓人拍案稱奇！

第二，做第一次學生運動的時候，負責的都是用功的學生，靜則思動，所以他們的精力都很充足，思想也很周到，行動也很有計劃，但是到後來動久而不能靜，有許多人只知道動而不知道讀書，於是乎其動乃成為盲動。

當晚，我和幾名同學到北院七號葉師家，向老師講述了白天親眼見的天安門血案。他聽后神色激動地盯著我說：「誰叫你們去的？！你們明白自己的使命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什麼會挨打？為什麼落後？你們明白嗎？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的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亘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的國家不遭到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說罷淚下如雨。葉師的愛國激|情，他對科學救國這種遠見卓識，他對青年學生所寄託的厚望深情，深深地感染了我。愛國與科學緊密相關，從此成為我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東西，決定了我畢生的道路。

戴振鐸先生的回憶文章中還談到他們那次從大青山慰問歸來后，請示老師是否免補因此行而缺的課程，老師回答：不可免！

「一二·九」、「一二·一六」以後，北平學生抗日救亡的情緒十分高漲，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當時清華的大隊長先後是凌松如同志（已犧牲）和雷駿隨同志（即李昌同志）。我參加了這個組織，擔任了一個中隊長，並與何玉珍同志（已故）、武衡同志、章宏道同志（即章文晉同志）、戴中扆同志（即黃葳同志）等組織了外圍群眾團體「實用科學研究會」，很多同學申請參加。為擴大影響，我們舉行了一次民眾招待會，目的是向民眾宣傳科普知識和國防科學。這項倡議遭到了當時學校當局和物理系領導的堅決反對。後來還是通過葉先生的反覆斡旋，物理系才同意借給儀器（由葉先生擔保），在同方部小禮堂請熊大縝、閻裕昌兩位先生做「太陽、空氣和水」的科普演講，由熊大縝講，閻裕昌做表演。閻是老工人出身的物理系儀器管理員，並擔任普通物理學課堂表演助手。這次講演會的聽眾十分踴躍，清華園附近的民眾扶老攜幼而來。當天晚上還放映了一場科技電影。本來希望在清華大禮堂放映，但是學校當局堅決不肯（也許是怕民眾把禮堂弄髒），後來還是通過葉先生的大力協助，由學校在禮堂前面的草地上臨時搭了一個架子，掛上了大屏幕，在大禮堂二樓上向外放映，上千名的民眾席地而坐看電影……

這就是清華的校風。

實際上，對於「強烈的校外政治活動」和學潮競起的局勢，倘若進行客觀的分析，就會發現這裏面其實也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蘇雲峰先生說：「學生運動之原因很多，愛國情操只是其中之一，但也很可能是一種借口，如學生總喜歡在考試時借愛國之名罷課和罷考，尤以功課較差者、行為不檢者和有政治狂熱者然。」而羅家倫曾是一個積极參与學生運動的人，他的聲名在五四運動中遠播四海，「五四運動」這個概念也是他第一個提出的，但是，這九-九-藏-書位學生領袖出身的人在談及學生運動的興衰時也分析道：

大量的材料和資料顯示，葉企孫不僅同情革命，而且還保護過許多進步青年。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方面尋找出他的真正動機。

解放后曾擔任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的姚依林，在清華大學上學時名叫姚克廣，是中共地下黨的負責人，他就多次受到過葉師的幫助並利用北院七號進行過革命活動。戴振鐸先生是物理系第九級學生，他在《一代師表葉企孫》一書中回憶葉師對學運的態度時說：

另一次是在我已考進清華大學之後，1926年3月12日，日寇軍艦侵入我國內河，遭到我大沽口駐軍的阻擊，英、美、日等8國借所謂「大沽口事件」向我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為了祖國的神聖領土不受外國隨意踐踏，清華、燕大和女師大等高校約四五千人集會遊行，抗議八國政府的「最後通牒」。我拉汪如峰同學參加這個活動，先在天安門開會，然後遊行到段祺瑞執政府門前示威。沒有料到全副武裝的軍警竟向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開槍，我身旁的同學隨著槍聲倒下了，血濺到我的衣服上，抬頭一看，女師大的同學也倒下了一片，這時人群全亂了。我的同班同學韋傑三犧牲了，我既氣憤又感到茫然，作為一個愛國學生今後該怎麼做？一腔熱血應灑向何處？

1926年間，北京各高校間最時髦的一件事莫過於加入革命黨。葉企孫經歷過這些事情。在他求學年代，上海和北京可謂黨林叢起，舊黨和新黨，五色斑斕，不一而足，但他從來不為所動。但是，現在輪到他的學生心動了。清華園裡學生們最崇拜的人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國民黨左派，他們已經秘密滲透到學生會裡，其憂國憂民悲歌呼號的姿態特別容易令一些青年學生怦然心動。當時的中國，內受軍閥混戰之苦，外遭強敵蹂躪，為祖國命運深深憂慮的知識分子理所當然會被反帝反封的潮流所吸引，這是每一個愛國知識分子非常正常的反應。葉企孫從沒以隔岸觀火的冷漠態度看待過學生運動。他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問題是要弄明白自己的責任。大難臨頭，臨陣脫逃無疑是醜類，但不分青紅，逞一時之勇，亦非智者所為。「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其抗爭的樣式有多種，以制敵致命為原則。葉企孫從來不主張自己的弟子尚未學成就快意恩仇，特別是國難當頭，「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亂世，必須以深遠的目光來謀划國家的未來，這是那個時代諸多名學者的共識。蔡元培先生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校外問題結伴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与；我因此引咎辭職。」蔡元培先生可謂一代哲人，他認為學生最大的「責」在學習，應該以學為第一原則，學成之後，大可為國家利器，小可為鋒矛利箭，於國於民均可便宜行事，這是一種深刻而成熟的民族國家政治經濟學。聯想當今世界，只見勇敢而不見智慧，只見石塊而不見書桌，只見少年赴死而不見科技實力，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不能不感謝葉企孫這樣的智者，當年是以怎樣的眼光和胸懷引領著學生們繞過可能導致他們夭折或傾覆的急流和險灘，終於使這些國家的棟https://read.99csw.com樑之才平安渡過危險期，在共和國最需要的時候被派上了用場。

在1945年「一二·一」運動時，葉先生擔任代理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他主祭「一二·一」運動中犧牲的四烈士，為保護學生，他親自出面與當時雲南省主席、昆明衛戍司令交涉，要求允許學生抬棺遊行，還主持組織法律委員會處理與慘案有關的控訴事件，伸張正義。葉先生同情愛國的學生運動是一貫的，1935年底「一二·九」運動時曾暗中捐款資助學生運動，在北平學生南下請願時，他曾到人群中去送別。

1936年2月，北京反動軍警曾在某日早晨，包圍學生宿舍，按告密名單搜捕地下黨的領導成員，該時地下黨書記牛佩琮（解放后曾任全國農業生產資料供銷社主任）和我住一屋，當反動軍警推開新齋405房門時，牛佩琮已起床在盥洗室洗臉，不在室內，由我纏著軍警，牛則聞聲逃出新齋，到附近北院葉老師住宅中換了周師傅的衣服，由北院後邊牛奶場溜出了學校，從此再未返校。在「一二·九」運動開始后不久，清華學生抗日救國會曾組織自行車南下宣傳隊，一行大約22人（其中有歷史系女同學吳翰一人），自1935年12月24日清晨6時離校，經過天津、濟南、徐州、蚌埠，而於1月13日抵南京，在1月15日在南京中央大旅社和中央大學等散發反蔣傳單，全體被捕，押解鄭州，放逐北返。在出發前當葉老師知道我參加這一隊伍，而且還有6名物理系學生（其中有戴振鐸，現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和4名化學系學生參加后，即派熊大縝來補充我的行裝，動員1936級物理系同學楊龍生把他的加強的新自行車借給我，換下了我的破車，把熊自己的皮夾克借給了我禦寒，而且給我們從學校所存軍毯中每人配備一條。出發的早晨他和梅校長都在大禮堂前送行。後來我們知道，他還派青年體育教師張齡佳在天津、濟南、徐州等地為我們打前站，疏通當地當局，給我們放行，在南京被捕后，也是他動員南京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丁西林（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長）等出面交涉，才得以押解至鄭州，放逐北返了事。

1933年我讀完大學三年級以後，得了肺病，休學兩年，在北平西山福壽嶺平民療養院卧床療養。葉先生曾來看過我兩次，使我深受感動。1935年9月，我返校復學，不久發生了「一二·九」運動。有一次北平當局派軍警在夜間包圍清華園，搜捕進步學生，當晚我躲在清華北院葉先生家裡，葉先生未結婚，當時物理系助教熊大縝與他同住。熊到外面打聽，果然捕人的黑名單里有我。清華學生當時分成兩派：在大禮堂開會的叫大禮堂派（救國會派），在同方部小禮堂開會的叫同方部派。有一次，救國會派「選舉」了5名「漢奸學生」，有三百多名學生簽名貼了大字報公布。這5名學生向北平法院控告了10名同學侮辱他們的名譽，其中有8位是救國會的委員，另外兩人是錢偉長同志和我。當時正在大搜捕之後不久，這些人都躲避了，我也躲進了北平城內醫院。後來我看到報紙上登載了開庭日期，我想，如果不出庭，就會缺席判決；如果出庭，則肯定有軍警在外面等著拘捕。在這種情況十分緊急之際，我連夜趕回清華園向葉先生求救，得到了葉先生的大力幫助，他說服了當時的教務長出面干預，才把這件訴訟案壓了下來。

但是，錢偉長的願望卻在吳有訓那裡受到了阻擊：「吳九_九_藏_書教授好像很有成見，說物理系每年只收幾個學生，都要有較好的數學物理基礎，還說我的數理化和英文考得不好，如果你要進物理系，新生將有四五十人都可以進物理系，這是絕對行不通的。」

尤其在「一二·九」運動期間，有幾次反動軍警包圍搜捕清華學生時，有不少學生領袖就曾躲藏在葉老師的北院七號家中，殷大鈞和何鳳元和葉老師就很熟悉。在喜峰口1932年劉汝明抗擊日寇后，清華學生曾分三批去喜峰口慰勞前線將士，就是由何鳳元去葉老師家請求學校支持交通工具，那次我也在場，當葉老師聽說物理系有好些學生參加時，不僅即時和梅校長交涉，學校每次出大客車三輛，而且葉老師主動讓他的司機周師傅，駕著葉老師的私人車給慰勞團使用，葉老師還要親自參加慰勞團。后經大家勸阻才同意不去的，但在第三批出發時，他還是參加了，而且一直到了喜峰口外潵河橋前線（現在河北省遷西縣境內）。在1936年，傅作義部下在綏遠百靈廟（現呼和浩特、二連浩特之間）擊敗日本侵略軍大捷，清華師生曾發起慰問前線將士，葉老師發起教師捐款，家屬把自用縫紉機組織起來製造棉衣和傷病員的衛生療養用品，送往百靈廟前線，這些活動也是在葉老師的家中聚會時談出來的。

我參加過兩次30年代的愛國運動，六十多年來很難忘懷。1925年6月，為了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殘殺中國人的「五卅慘案」，我和中學同學們在上海南京路上遊行，並抱著傳單沿途散發，英租界的一個巡捕抓住了我，我質問他：「在我自己的國土上散發傳單，你憑什麼抓我？」他愣愣地看著我，過了一會兒才用英語咕嚕道：「你自己的國土？可這裡是英租界！」我用英語冷冷地駁斥他：「正因為這裡是英租界，我才來散發傳單。你和我還不是一個樣，我的祖國受帝國主義欺凌，你的祖國則已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當了亡國奴。可惜的是，我還為祖國的命運而拼搏，而你卻為侵略者效勞。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的國土上，你能抓自己的兄弟同胞嗎？」他無言以對，把我帶到一個僻靜處悄悄放了，臨走還握著我的手說：「小兄弟，你說得對！我理解你。」

錢偉長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七級畢業生，他是著名國學大師錢穆之侄。入學考試時，歷史和國文以滿分為全校師生矚目，陳寅恪先生就說：從中國史的根底看，錢偉長在中國史上很有前途。但錢偉長卻要求進物理系。他受室友兼鄉友何鳳元、殷大鈞影響，這兩個人是物理系學生，又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經常向他介紹物理系的情況，特別是介紹大名鼎鼎的葉企孫先生和吳有訓先生，說他們都是具有國際學術地位的師長，因此給錢偉長以深深的吸引。另外的深層原因是，錢偉長是1931年9月16日來到清華的，3天後，就得知了「九一八」日軍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以錢偉長在國學方面的資質，以叔父錢穆對他的期望，他原本要讀歷史或文學的。考試后，陳寅恪先生和楊樹達先生都對他期許甚高，楊樹達先生逢人便說，中文系進來一個少見的高才生，除了英語稍差一些外，中文可以和外語系的錢鍾書相比。然而，錢偉長當時滿腦袋都是火光熊熊的國恨家仇場面，那些柔軟濕潤的文學已如江南輕颺的柳絮缺少力度。他那時想的是「學文史是遠水救不了近火」，便下了棄文學工學理的決心：「清華那時還只有初設的土木系，在殷大鈞等的影響下就決心要進物理系，當時並不曉得有原九_九_藏_書子能，只大概知道物理系是製造飛機、大炮、坦克等武器裝備的基礎。」

這時大家把目光鎖定在葉企孫先生身上。

王淦昌就是其中一例。

有資料顯示，共產黨在清華成立第一個支部的時間是此次運動后約8個月的事情，據說有黨員7人。梁啟超對在學校內成立政治組織不感興趣，他說：「清華研究院里便有共產黨二人和國民黨七八人。他們人數雖然少，聲音卻很大。清華園不安應該是他們所製造的……」梁啟超的發言代表了那個時代一部分學者對在校建立政治組織的不滿態度。顯然，葉企孫是贊成梁啟超的觀點的。不僅如此，而且他的目光已經聚焦在科學救國和科教救國目標的具體實施上，他的這些學生，就是他實現這一目標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個一旦失卻永遠也難接續的環節。在之後的歲月里，葉企孫之所以堅韌地活著，就是為了心中這個目標。他生活的意義就是一天天接近目標。因此，當他看到一些學生目光有所漂移，志趣有所浮動，置學習於不顧時，其心情可想而知。

錢三強是物理系第八級畢業生，周光召是物理系第十二級畢業生，他們在《一代師表葉企孫》書中談起葉師的愛國情懷時都談到了在西南聯大的一段經歷——

身為物理系主任，葉企孫原先奉行的人生理念不時受到考驗和衝擊。過去他奉行「群而不黨」和「獨善其身」，用儒家信條建構的天地人的空間概念，橫向與縱向的人際關係和積極進取的用世態度，對他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葉企孫這個人，熟悉他的人都會同意這句話：他是一個擁有科學知識的正人君子。但是，他現在是一個系的主任，上下左右的空間位置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清華園也如江湖，於是就有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和「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的諸多感懷。

學生時代的王淦昌是一個熱血青年。

1936年底，我又參加了綏遠大青山抗敵前線服務團，慰勞傅作義將軍領導的隊伍英勇抵抗日軍的侵略，運送軍需物資（醫療及防毒面具等），領隊是級友高本樂，團員18人內有物理系十級的王天眷、陳芳允和李正武。回來后見到葉先生，他對我笑笑說，物理系參加勞軍的同學不少，真想不到，並問了一些勞軍的經過和內蒙人民生活情況。從這些事情中，可以看出葉先生對學生運動支持的態度。

第三，最初動的學生，是抱著一種犧牲精神，不是為著出風頭來做這些活動的。因為最初幾個人聲名較大，大家知道的多了，於是乎有許多人以為這是成名的捷徑，乃是出風頭的最好方法，於是個個想起來動，結果必至於一敗塗地。

他在《一代師表葉企孫》書中回憶這段時期時說：

王淦昌等人所參加的這次學生運動，事後有證據證實，這是國民黨策動的結果。「國民軍封鎖了天津大沽口海港，北京外交團受日本運動，提出最後通牒，限44小時內撤去封鎖。國民黨於是發動反對外交團的運動。17日晚10時半，清華『學生會』評議部主席黃仕俊接到翠花衚衕8號國民黨部通知的電話，當即搖鈴召集評議會，通過參加國民大會，次日發動同學四五十人赴北京參加國民大會，反對『八國通牒』，然後轉往段祺瑞政府的國務院請願……慘案發生后，校內同學檢討，認系共產黨派學生煽動所致（實際是國民黨），群起指責彼等的清華的『惡勢力』。」（《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第228頁）

沒有辦法，錢偉長只得找一些年長的同學求助，讓他們想想辦法，看能不ｈttps://reaｄ•９9ｃsｗ.ｃoｍ能通過疏通來達成心愿。

第一，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

在葉企孫先生身上存在著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他是主張學生以學為主的，不願自己的學生過多地涉獵政治活動而分心，不願學生被功名利祿誘惑而學業夭折；另一方面，當國難當頭，學生為國為民奮起呼號時，他又激贊有加，暗中支持。這兩種看似不同向度的東西，如果深入分析，就會觸及葉企孫身上最本質的部分，這就是「愛國」。愛國主義是葉企孫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質地堅硬，晶瑩璀璨。雖然他也同岳飛、辛棄疾那樣有著壯懷之思和衝冠之怒，但不同的是葉企孫走的卻是前人未曾走過的科學救國之路。這條道路比之別的道路，要有更加艱辛的預設，卓爾不群的表現形式，更長時段的奮鬥周期，還要有苛刻的外在環境要求。

1945年國民黨反動派在昆明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其後李公朴、聞一多兩位先生也相繼被害，葉先生卻不畏白色恐怖，公開站在廣場上主祭「一二·一」四烈士，並親自出面與昆明當局交涉，要求允許學生抬棺遊行。

葉老師和青年學生關係密切，葉老師長期居住北院七號，晚間經常是年輕學生造訪和論談的場所，葉老師一輩子獨身，身邊只有一位能幹的周師傅，既是司機又是管家。葉老師經常和各班的一些青年建立了友誼，熊大縝就是我們那幾班中與葉老師關係比較密切的一員，從四年級起到畢業后留在學校當助教，到1937年盧溝橋抗日戰爭開始為止，一直和葉老師住在北院。從五四運動以後，清華的學生運動接連不斷，葉老師的家中，也是年青人議論這些事情的場所，葉老師總是抱著同情的心情參加議論。

第四，政治力量的摻入。「五四運動」的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人是有政治色彩或是有政治目的而在活動的。當時只是純粹的青年血氣衝動。到了後來，各種政治的成分都參加進去了，所以往往起內部的破裂，於是學生行動也就不能一致……（《百年國士》1卷《蔡元培傳》，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1頁）

清華園裡，北院七號實際成了當時進步學生的一個秘密聯絡點和庇護所。葛庭燧先生是清華物理系第八級學生，他就得到過葉企孫的多次救助，他在《一代師表葉企孫》書中這樣回憶——

猶如冬天里出了個小陽春，清華園裡由於擁有了這個「第三時期」，才顯得與眾不同。而這個時期培養的人才在近半個世紀后的橫空出世，又給我們出了一個巨大的題目：該怎樣評價當年科學救國的豐功偉績？

錢偉長所說的殷大鈞，此時是清華園的中共地下黨委書記。後來，他曾擔任過共和國元勛董必武的秘書。而何鳳元也曾繼任清華園地下黨委書記，建國後任國家民航局局長。在他們的心目中，葉企孫是積極進步的愛國人士，且一貫同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愛國活動。晚年，已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錢偉長先生曾在《一代師表葉企孫》一書中回憶葉企孫先生多次掩護救助校內的進步青年的故事——

之所以這樣選擇，錢偉長說：「殷大鈞建議，由他約同物理系三年級同學趙九章、王竹溪以及何鳳元一起向葉企孫求援。殷大鈞他們認為，葉老師平常和年青同學關係很好，在五四運動以後十幾年的動亂中，他熱愛祖國，同情和支持青年同學的愛國活動，他思想開明，每一班同學中都有幾個人和他不僅思想上能溝通，在生活上也很接近，像1925年進校的物理系第一級學生王淦昌，就和葉老師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