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真翻閱中國的近代史，就會發現一個奇異的現象，所謂的民主和自由，歷史上曾經存在過，不過它的範圍只限於中國的高教界，存在時間也如白駒過隙，瞬間而已。1925年3月12日，當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傳至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時，一些學生自發地去中山公園參加追悼大會，卻無端受到校方的阻撓，校長楊蔭榆更是引來軍警彈壓，因此激起師生公憤，學潮一時爆發。魯迅、錢玄同、馬衡、沈尹默等發表支持學生的宣言，以後又相繼掀起驅逐楊蔭榆和教育總長章士釗的活動，竟然全部奏效。那時驅逐校長、罷免校長、抵制校長之風屢屢興起，又屢屢奏效，因此可見民主自由之風乃一時之盛。

因此，在後來的時段里，曹雲祥很少提協作委員會，他只開校務委員會議，通過校務委員會來決斷學校的重要事務。

當他與教授們直接相對的時候，他才切實看清了梅貽琦身後原來有那麼多的擁戴者，而其中堅力量，就是以葉企孫為首的清華少壯派。

王大珩：不！不僅是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

事過累年，滄海桑田。已進入暮年的施士元先生在回憶受教葉師門下的往昔情景時，仍激動不已。多少年過去了，那蒼綠的青黛間偶露細節的科學館，那些響徹著葉師上海口音的一間間教室和實驗室，那些被葉師沉靜目光注視過的大學生活，還有年輕的葉師青澀的愛情故事等等，都被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珍藏起來。從清華大學畢業之後，受葉師的指引，施士元遠赴法國進了居里夫人的實驗室，並獲得博士學位。留學期間，施士元還幹了一件大事：就是受葉師之託，為清華園同時也是為中國購買了第一克鐳。歸國之後，施士元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在這裏，他教出了後來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的吳健雄。吳健雄無疑是知道葉企孫故事最多的人。施士元的珍藏方式是以口頭流布的形式把葉師的故事傳承給後學，吳健雄就是他最忠實的傾聽者。

「教授治校」公認的創始者是蔡元培。1912年10月24日，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頒布了《大學令》22條，其中明文規定，大學設評議會和各科教授會，審議全校各科教學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貢獻就在於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將教授的主體作用凸顯出來，使之更加貼近教學規律。後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才有機會在實踐中推行這一主張。1920年，北大設立評議會、行政會議和教授會議等組織。評議會負責立法，行政會議負責行政，教授會議負責學術，均採取民主議事。三會成員多由各科學長（系主任）和各科教授組成，參与校內重大校務活動，審議各系課程和學術評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離去而擱淺，它的貢獻是為中國教育史奠定了一個偉大的開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

賈連亨是1927年4月到清華物理系任實驗員的，1931年2月被葉企孫和吳有訓先生推薦到北平鷲峰山地震台，成為我國地震事業的創始者之一李善邦先生的唯一助手。他在回憶初創時期實驗室工作時說：

飯菜未剩口尚張，因為要飽必須搶。

嗷嗷飯桶來遠方，嗷嗷飯桶來遠方。

繼北大之後，「教授治校」在南開大學率先得到響應，張伯苓也搞了評議會，將「教授治校」的精神援引其間。緊接著就是清華，曹雲祥的「協作委員會」，就是「教授治校」https://read.99csw.com精神的火星，而且這顆火星飽滿而富有能量，它一旦被點燃，就無法被熄滅。

物理系此時共開21種課目，包括高中物理學（不計學分）和大學部的普通物理學、力學、電磁學、光學、理論物理學大綱、熱力學、微子運動的物質論、力學聲學熱學分子物理實驗、電振動及電波、物理學史、中學物理之教材、電動學、電子論、相對論、近代物理、近代物理實驗、物理儀器製造、物理問題討論、特別實驗問題、理論物理學自習、特別理論問題。這些課程山一般壓在葉企孫身上，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他每天必須在教室和實驗室工作十多個小時才能完成當日的工作量。

王大珩，清華大學物理系第三屆學生。所謂「珩」，乃大器也，是一種頗像古之樂器磬的玉佩；另一種解釋就是「珩磨」，一種精密的加工方法。不管哪種解釋，都會讓人產生「玉不琢，不成器」的聯想。既然是大號的玉器，必然和別具一格的打磨有關。或許正是因了他名字的關係，王大珩投師葉企孫門下，對葉先生的打磨方法自然印象深刻：「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葉企孫先生常這樣講：就是不能給你們好的東西用，就是要逼你們學會自己動手。開始我們也不理解，一個個被逼得手腳並用的。最後怎麼樣？到底都練出來了！我也是直到畢業以後，才越來越懂得動手能力對一個學物理的人來說有多麼重要。現在，即使給我一堆廢銅爛鐵，我也能想方設法把它湊成個像樣的東西來！」

梅貽琦的劍譜就是「教授治校」。

1926年3月，清華園制訂出《清華學校組織大綱》，設立「評議會」和「教授會」，真正實施「教授治校」。

事實上，這顆火星有些燙手。在某些時候，它還變成了燙手的山芋。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用平靜而客觀的心態去追尋清華大學「教授治校」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將這一粒火種引入清華的人卻是曹雲祥。

而這個結果，自然是曹雲祥最不願意看到的。

如果說，在曹雲祥隱秘發動去張之役中，參加戰爭的教授隊伍分三等，而葉企孫、吳宓就是沒有個人私慾的那一等，有些被挾裹加入的意味。但是，當去張的大幕落下，幕後的各色人等露出本真的面目之後，葉企孫和吳宓同時又覺有被人利用之感。特別是葉企孫，通過這次事件，他顯然成熟許多。梅貽琦在《清華周刊》上公開自己的觀點后，葉企孫明白了梅師何以一反常態。因為它事關清華的未來。對一個學人來說，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就像一個農民的政治就是他每年的收成一樣。而一個學校亦如是。葉企孫原來散淡政治疏離政治的想法得到了矯正，於是，在他的「七號飯糰」的飯桌上，有關清華的改革與設計便就著飯菜讓人咀嚼起來。常常是辨析與筋肉相扯，激憤與吞咽相連，激烈時，那更是唾液與菜屑齊飛，面紅與耳赤一色了。有時爭論累了，有人便拿著碗碟擊打，唱起昔日在清華學堂時的吃飯歌：

開辦之初，物理系僅有兩個教授、一個講師和兩個助教。梅貽琦任教務長之後，系裡的教授僅葉企孫一人而已。而一些課講師和助教上起來有些勉為其難，於是，大量的課程便壓在了葉企孫身上。回憶這段初創時期，第一屆畢業生施士元先生說：

1926年4月19日，改制后的教授會hｔｔpｓ://ｒｅａd.９９ｃｓｗ•ｃｏm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公選教務長和評議員，在47張有效選票中，梅貽琦獲得了33張，當選為教務長。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例由教授行使權力選上的教務長。

曹雲祥在美國學習7年，在歐洲又當過外交官，他知道「教授治校」的母本來自德國，這個洋人的玩意之所以能在西方興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因素。而在中國，突兀而起的一道「教授治校」風景，和周圍的背景卻難以諧調了。

你搶，我搶，因為要飽必須搶……

清華大學學程為期四年，其第一年專用於文字工具之預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普通訓練，其目的在使學生勿囿於一途，而得旁涉他門，以見知識之為物，原系綜合連貫的，吾人雖強劃分，然其在理想上相關連相輔助之處，凡曾受大學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學生第二年以後，得選定專修學系，以從事專門之研究，然各系規定課程，多不取嚴格的限制，在每專系必修課程之外，多予學生時間，使與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業之所涉，以旁習他系之科目，蓋求學面貴乎專精，然而狹隘之弊與寬泛同，故不可不防。（《清華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23日，第667-670頁）

歷史無法複原清華大學物理系初創時期的一幅幅畫面，但我們會藉助王大珩先生的話把追尋的目光定格在一張凝重專註的面容上。這是葉企孫慣常的表情。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正是古樸厚重的民族責任，一種純粹的愛國情懷，構成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羽化成蝶、生命寄之的圖騰。那時的葉企孫僅僅二十七八歲，卻擁有了目光深邃的眼睛。在這雙目光的巡視下，物理系建起了一個個試驗室，買來了一件件精密儀器，完善了各種教學設施，使教學工作進入了正規階段。

在王大珩的傳記《光魂》里，還有一段答問。有記者問王大珩——

就是在「七號飯糰」的飯桌上，大家清晰地看到了清華的未來，若要建設一個乾淨的學術的清華，就必須吹來民主和自由的空氣。不要官僚，不要學閥，不要黨人，要真正做到教授治校，這就是他們內心的主張。在這樣不斷咀嚼和消化的時光里，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生長出一種堅硬的價值判斷。在對清華園內一遍遍睿智的巡視后，他們終於把目光鎖定到梅貽琦身上……

葉先生親自上課。他擔任的課與學生同步升級。我在一年級，他教一年級的普通物理。我升到二年級，他教二年級的電磁學。我升到三年級，他教三年級的光學。我升到四年級，他帶我的畢業論文。他給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證明空間量子化的實驗。當時用的教材是美國大學里的通用教材。葉先生教課很認真。遇到難度較大的地方，他進行重點解釋，有時提問啟發學生思考。他有點口吃，但這不影響他的教學效果。他強調多做練習題，書上習題有答案時，學生可以自己校核。我們做練習題一般都是獨立進行，沒有教師輔導，即便遇到難題，苦思長久不得其解，但當求得其解時，恍然大悟，理解就更為深入……（施士元《葉企孫先生二三事》，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57-58頁）

大概是為了紀念物理系初創時期這段不平常的日子，1926年初夏時節，在葉企孫的提議下，物理系全體教職工在科學館門口合了一張影。葉企孫身著白色西裝，打著紅色領帶，面帶九-九-藏-書微笑地看著鏡頭。照片上共10人，前排5人，後排5人，他在前排居中，在周圍清一色長袍穿戴中間，他顯得有些與眾不同，慣常謙和的面容上第一次有了躊躇滿志的神色。梅貽琦站在他的身旁，同樣微笑著凝視前方。他這時已經離開了物理系，已是領導身份的他，臉上流露出滿意的神情。

「教授治校」，應該算是上個世紀中國教育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舊中國的清華大學物理系，凝聚著葉先生的心血，這個系是他一手創辦起來的。1925年秋，我進入清華物理系時，物理系剛建立起來。當時，物理系是在清華園中的大禮堂西南幾十米處的科學館里。科學館牆上爬山虎，葉色青蔥，有幾處露出紅磚青瓦。二樓有幾間辦公室，葉先生的系主任辦公室是在東邊，我第一次見到葉先生時，他正好坐在一張轉椅上。他道貌安詳，一望而知是一位忠厚長者。我本來在化學系想轉到物理系來。他看了我，知道我早已做完了一年級物理的習題。他莞爾點頭，這樣，我就進了物理系。當時系中有教授一人，助教三人，講師一人，工友一人，教職工學生正好十人。助教是趙忠堯、施汝為、何增祿，講師是鄭衍芬。

做人？

但是，那顆火星又燃燒起來了，特別是去張之後，清華園裡的師生聯手掀起改造清華運動，明確提出要真正實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改革要求，曹雲祥心裏清楚，這顆火星到底還是燒了自己的手。

王大珩很早就從父親那裡聽說過葉企孫先生，由於父親對葉企孫先生十分推崇，王大珩也一直在心裏對葉企孫先生懷著敬仰之情。到清華報到的那天，王大珩看到一位先生很認真地逐一對準備入物理系的同學進行面試、核查，很多想進物理系的同學都被他勸阻了。他總是先查看分數，分數高的只簡單地問幾句就辦手續了。看到分數不合適的，他就很和藹地告訴面前的同學學物理會面臨許多的困難，不僅修完全部課程很難，畢業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很多人聽他這樣說過後就自動放棄了，有個別的不願意放棄的同學懷疑問題出在自己的分數上后，就死活要求先生據實相告自己的考試得分，但那位先生卻從不說出分數來，只是一再勸說，很明顯，那位先生是不願意傷害任何一個學生的自尊心。當有人悄悄告訴王大珩，那位先生就是葉企孫的時候，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觀察著葉先生。葉先生一副文質彬彬的學者模樣，說起話來有些口吃，但眼睛里顯然有一種聰明的靈動在不停地閃爍著。輪到王大珩的時候，王大珩的心裏緊張極了，他生怕葉先生會拒絕自己，不同意自己進物理系。待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葉先生面前時，緊張得簡直連話都說不利落了。沒想到葉先生查看過分數后，只深深地看王大珩一眼，什麼也沒問就讓王大珩辦手續了……（《光魂》，馬曉麗著，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王大珩後來被科技界稱之為中國的「光學之父」，被稱之為中國精密機械事業、儀器儀錶事業、現代計量事業的奠基人，但他始終沒有忘記打磨自己的恩師葉企孫先生——

但是，它到底還是來了。

他對您的影響是否主要是在治學方面？

梅貽琦任教務長之後，籌建物理系的擔子自然就落在了葉企孫身上。

曹雲祥是1922年4月來到清華的。較之以往的長校者，他初始是以改革家的面目亮相的。和前任https://read.99csw.com金邦正的保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剛入校，就接受師生建議，成立「調查委員會」，在清華園作了一次相當廣泛而又深入的調查，並根據調查得來的意見逐項落實，頗得廣大師生激贊。他先組織了一個「協作委員會」，專司討論全校應興應革事務，委員會成員包括華人教員代表、職員代表、美國教員代表、中文部代表和學生會代表等，在這個協作委員會裡，教師的份額佔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教授治校」的熱情曾一度點燃。

或許是長校者的敏感，當張伯苓發現評議會有尾大不掉之感時，很機巧地將教授的人數縮減，而使別的人員激增，這樣這顆火星就只有些許溫暖而不至於燙手了。但曹雲祥忽略了這一點。清華園的教授權力漸漸做大，終於隆起一座具有獨立意志和思想的峰巒，當它真切地矗立在清華園裡的時候，當曹雲祥要貫徹自己意志，行使自己權力的時候，又覺得它委實有些礙眼了。

梅貽琦和葉企孫並肩站在1926年的春天裡，向著眼前的清華園，臉上綻露出共同的笑靨。他們聯手創造了清華的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對中國顯得至關重要。吳有訓先生在1940年4月13日寫了一篇文章，回顧舊中國四十余年的高等教育事業時指出，理科教育的發展可分為3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可稱為妄讀時期，國內各校均處於草創；第二個時期可稱為空談時期，開出了各種課程，「中國的大學程度，似較世界任何大學為高……這種高調的課程，對具有談玄傳統習尚的中國人，非常適合口味，結果學生對於實驗常識幾無訓練，唯日談自由研究不知研究為何事，以為科學工作空談便算了結」；第三個時期「可稱為實在工作時期，這時期包括抗戰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國內才真有了科學工作……重要的實驗，均可舉行，實驗科學意義，學生得以了解。其應用儀器較多的物理學，且由系中設立工廠……自國內有了研究工作后……英國劍橋大學已可承認國內大學研究部所給的學分，法國巴黎大學已承認由中國的學士學位可直接進行法國國家博士學位的論文工作」。

這樣，梅貽琦就從無物之陣中翩然走出，來到曹雲祥的面前。

那時講大課的課堂是個階梯教室，緊挨著科學館北牆，有6層階梯，每排好像是16個座位，講堂上的講桌很長，約8-9米，講課時要做演示實驗，演示儀器很多，擺滿講桌，是由閻裕昌操作、演示的，他原先是梅先生的勤雜工，舊社會稱為「聽差」，他很勤勞、聰明，肯學習鑽研，葉先生把他安排到實驗室培養他，他很快就掌握了技術，葉先生就破格提拔他為實驗員，輔助講課。學生在堂上弄不懂的常在下課後圍到講桌旁的儀器旁問他，他都能幫助學生弄明白，所以學生們都很尊敬他，葉先生教導學生尊敬他，不許叫他「聽差」，所以學生們都尊稱他為閻先生。我剛到科里時，梅先生叫我跟他學，我就跟他學，較快地熟悉了演示教學輔助工作……（賈連亨《關於葉先生的往事回憶》，見《一代師表葉企孫》，第72頁）

葉企孫非常重視學生的動手能力，重視實驗室工作。建系之初，他曾高薪聘來一位德國的技術工人，用於配合實驗室的工作。後來他在師資尚缺的情況下又在本院找來一位工人放在實驗室，並將其破格提拔為學校職員。葉企孫上課時，常常是他在講台上講，職員在一邊為大家做實驗演示，相互間九九藏書配合默契，相得益彰。這位職員叫閻裕昌，後來，他由葉企孫送上抗日前線，是清華園裡教職員工中第一個直接犧牲在敵人刺刀下的烈士。

梅貽琦在解釋這一課程安排時說：

然而，「教授治校」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華大學。

在梅貽琦當上教務長之後的日子里，曹雲祥內心深處的失敗感一直深深地存在著，就像人體內的結石，平時看不出來，但會突然發作。那種痛感尖銳而持久。這是無法治愈的痼疾，一直到曹雲祥離開清華園，他和梅貽琦的關係也沒好過。

雞鴨魚肉燴炒一盤，大家舉箸杯盤盡光。

梅貽琦任教務長之後，便把工作重心放在課程和教學改革上，在評議會和教授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廢止張彭春的不分系計劃，大學部建立學系制度，分設國文、西洋文學、歷史、政治、經濟、教育心理、物理、化學、生物、農學及工程11個學系，採用美國流行的初級大學辦法，第一年不分文實，各系學生，一律實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進入專業領域。

後來這支歌被改為「七號飯糰歌」，而且唱時花樣翻新，有時一人領唱，眾人應和，或者變個花樣，眾人合唱，待到高音時，由趙元任獨唱，給他一個出風頭的機會。等到曲終人散，那就是爭論的結束，飯菜進了肚裏，意義留在心裏。

王大珩：對，做人！葉先生做人真誠正直，不瘟不火。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從不嘩眾取寵，也絕不趨炎附勢。

您最欽佩葉先生的是什麼？

王大珩：他有一顆誠摯的愛國之心。只要是對國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傾盡自己的全力去做，而且無怨無悔……

而「教授治校」的第一項成果就是，教務長不再由校長指派，而改由教授會公選。

鏟子鏹鏹鈴兒鐺鐺，全體學生來到食堂。

在這樣的背景下，曹雲祥也不敢敷衍塞責。

王淦昌先生對葉師特別重視動手能力感受頗深，他說：「葉師非常重視實驗室的建設，我們三四年級的實驗儀器設備都是我們進校后才逐步製作、購置的。他很重視學生們的動手實踐能力的培養，鼓勵學生既動手又動腦，形成一種風氣。他在系裡設立工廠，要求學生必須學木工、金工和機械製圖課，他在教我們熱力學時，要求我們學生每人做一個溫度計，他既講測溫度原理，又講製作溫度儀器的技術關鍵。系裡的儀器設備很缺，由教師帶領學生自己動手製造，這種理論聯繫實際的教學，學理論與動手實踐緊密結合的辦學作風，對我們青年學生產生很重要的影響，我們在日後擔任教學工作和系主任時，也沿用了這一套作風。幾十年後的今天，回顧人才培養的效果，感到這種作風是值得倡導的。」

吳有訓先生所說的「第三個時期」，在清華校史上似乎並未引起足夠的注意。而在中國的近代科學史上，它或許就是一片高空流雲，倏忽飄過，了無印痕。只有像吳有訓這樣的大家才能讀懂它的深意，並且以智者的姿態描繪出它存在過的大致形狀、呈現的狀態、蘊涵的重量和質量，還有它實際影響中國的非凡意義。而葉企孫先生的貢獻就在這裏。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熱忱，打造出了清華物理系一個碩果累累的「第三個時期」，儘管這個非凡的時期在中國實際上幾乎沒人提起過。但它確實存在過，並且實際影響著中國科學史的運行。在後面的敘述中我們才能漸漸體會到它深刻的存在。

在您一生中，哪位先生對您的影響最大？

王大珩：葉企孫，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