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防設計委員會就是資源委員會的前身。

……門本中（閻裕昌）是爆破隊研究室的主要負責人。他原是清華大學的技術員，到根據地後有人叫他技|師，有人叫他工程師。他膽子很大，整天穿著軍裝。他說鬼子來了就給他一槍，那麼膽小幹什麼？一次敵人進了村，他把機器堅壁好，就鑽進大街上的一條大船底下。敵人到處抓雞，一隻雞鑽到了船下，結果他被搜了出來。敵人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是個小兵，不是小兵哪能穿軍裝呢？敵人對他用刑，他就大罵。他說頂多是死，毫不在乎。敵人用鐵絲穿著他的鎖骨在大街上轉，問老百姓誰認識他。老鄉都認識他，但沒一個人揭發他是製造炸藥、雷管的。沒有一個人不哭的。他高呼：「日本鬼子一定會失敗，日本鬼子是中國人的死敵！」最後敵人把他殘殺了。門本中同志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是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人物，他為冀中軍區和晉察冀邊區的軍工生產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

熊大縝、閻裕昌以各自的忠烈形象為後人講述了一個凄美壯烈的科學救國的故事……

毛澤東的講話非常及時而又有針對性。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以來，確有一些軍隊望風附逆，或與敵國暗通款曲，或者乾脆就成了皇協軍、二狗子。還有一些叛國投降者成了漢奸特務，為日本人做事。其中就有一些人混到抗日根據地來，從事間諜活動，給抗日工作製造了諸多麻煩和損失。對這些真正的漢奸分子，必須予以堅決清除，這就是中央決定在各區部隊成立鋤奸部的初衷。

用外語講話，在冀中軍區是一宗罪。張方等人勸解祝懿德的準確時間是1938年初冬。而逮捕他的時間是來年5月前夕，這就是說，至少在5個月前，一雙雙警惕的眼睛就已開始在熊大縝他們的身上聚焦。監控者上至供給部王政委，下至警衛戰士，都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到這出預先設置的「貓捉老鼠」的遊戲中。熊大縝等人卻完全不知情。在這個時間段里，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向敵後運送軍用物資、製造烈性炸藥，輪流組成爆炸小組去炸日本火車、試製冀中造的各種武器炮彈……他們沒有想到，即使是深夜，背後也會有人暗中窺視，這些人並不是擔心知識分子的安全，而是觀察他們的一舉一動，留心蛛絲馬跡，一有異於常人的表現，就立刻記錄在冊，密報于上，羅織比附，深文周納。

這件事，後來的情況是：張珍同志在案子結束后，就調到黨校學習去了。他學習完畢，路過神南見到我們時，曾對我講過：「熊案」的做法傳到延安，傳到黨中央后，毛主席聽后大為震怒，說：怎麼能這種搞法！於是就派了許建國同志專門處理這件案子，這才發生後來出現的烏雲散去、重見光明的局面。

「你們平津學生在技術研究社搞什麼陰謀活動？」

許等的聽信很大程度上也來自冀中軍區的人為干擾。倘若連熊大縝也是無辜的，這就說明所謂的「熊案」只是一次錯誤。如果是這樣，中央會追查，辦案人員會被追究，這些人會顏面無光，會威信掃地。加上冀中軍區的另一種聲音開始出現，辦案者認為必須要痛下狠手。一些軍事人員認為「熊案」是小題大做，甚至是項王舞劍，意在沛公，用土話說就是殺雞給猴看，這種做法是對本來堅決抗日真心反蔣的呂正操的一個真正打擊，是對他嚴重的不信任，是一個日本人完成不了卻求之不得的離間計。這種說法在半個世紀后，「熊案」尚未平反時就得到了證read.99csw.com實。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冀中軍區司令員的呂正操將軍在《科教興國》電視片里，面對全國觀眾，說出了他鬱積半個世紀的憤怒。他說，熊大縝、張珍等人被捕時，他雖說是冀中軍區司令員，但因過去是張學良的副官，是剛被吸收入黨不久的新黨員，因此他無權過問鋤奸部的一切活動。他對熊大縝及平津知識分子的貢獻給予了充分肯定。在他撰寫的《冀中回憶錄》中赫然將熊大縝列入有功人員名單之中，儘管冀中軍區的組織把熊大縝定為「漢奸特務」，但他堅信熊大縝是冤枉的，他為熊大縝這樣優秀的科技人才蒙冤屈死感到憤怒。在半個多世紀前，呂正操雖然在抗日戰爭中威名顯赫，但在軍區內部的組織系統里他卻人微言輕。一些和他有同感的軍事人員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在冤案製造者這裏，他們往往具有政治上的強勢地位，手段上總有超常之處，只要他們鎖定了目標，善良的人們很難逃脫。

葉企孫將閻裕昌列為不遣散名單，就是為他留了一扇門，這就是清華大學的門，他是屬於清華大學的，是清華人。葉企孫在給校方的報告上稱不遣散者都是對學校有貢獻有所幫助的人，他期望有朝一日閻裕昌還能回到清華物理系，回到實驗室……閻裕昌永遠留在了冀中，但他的名字卻一直在清華大學的花名冊上，直到現在……

他們說：好的政府固然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沒了政府乃是萬萬不得了的。如果現在的權力中心轟然倒地，那結果只能使我們原本破碎的國家更加破碎，原本紊亂的局面更加紊亂。為了不讓原本脆弱的政府更加脆弱，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們決定放下清高孤傲的架子，採取與政府合作的態度。只要蔣政權能在短時間內讓國家強大起來，什麼自由和民主，什麼個人價值和理想追求都可以暫且不談。於是他們希望通過參政的途徑，以自身的努力給政府決策以積極的影響。他們提出「政治不能留給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經過訓練的經濟學家、工程師、化學家和技術人員的參与」，在國家危難之際，各方面的專門人才「要與政府站在一個旗幟下」，同心同德對付兇惡的外來敵人。

1932年5月，一份名曰《獨立評論》的刊物在北平悄然面世。刊物的主要發起人為清華、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灝、蔣廷黻、丁文江、任鴻雋、胡適、吳宓、傅斯年等。這些教授學者大都有國外留學的經歷，又有歸國以來從事高等教育的經驗，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均屬領軍人物。發起的清華教授多出自理學院，北大教授多是文史家。由於當時國難頻仍，內憂外患，學者們一反不關心政治的傾向，開始研討中國的出路。這大概就是《獨立評論》創刊的初衷。胡適率先在該刊發表了一篇題為《建國問題引論》，因觸及了學人們最為關心的國家問題，一石擊起千層浪，立即引發了一場大辯論。胡適的觀點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裁統治，提倡民主與自由。而丁文江、蔣廷黻卻認為中國缺少民主土壤，外國的花在中國養不活。因此，他們主張「新式獨裁」，即「科學的專制制度」，一種能使政府機關、工業和國家教育系統現代化的「專家政治」。丁文江說：「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做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了。」丁文江的話頗能代表那個年代一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20世紀30年代，建九*九*藏*書設怎樣的國家、如何建設固然重要，但在這個預設下，誰都要考慮磨刀霍霍的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危險的存在。形勢不允許抒情和浪漫，拒絕空想主義和玄想主義，因此，常常掛在嘴邊的民主與自由，突然失卻了往昔的充盈和飽滿，一下子蒼白起來。遙不可及的民主政治制度彷彿天邊的雲彩，雖然炫目，但不真實。真實的現實和存在就是蔣介石的政權。在經歷從幻想到幻滅的苦悶之後，大多數知識分子開始轉向更加實際的順從態度，以委曲求全的代價期許蔣政權在拯救國家危亡的關鍵時刻能取得成功。

如果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執行，熊大縝或許會因此而獲得生存的機會。

中國的問題多多，但是最大最迫在眉睫的是國防薄弱問題。這是一項計劃龐大的系統工程，解決起來需要扯動方方面面的人才。在與丁文江等人多次交換意見之後，蔣介石看問題的眼光終於有了改變，他的目光開始鎖定在晚清政府當年庚款留學學成歸來的那批「海歸」身上……

1932年11月，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了。除了蔣本人知道它成立的真實意圖外，外人一概不知。蔣介石給予了它足夠的神秘和足夠的權力。它是屬於他個人的秘密組織，一個由頂級科學家、專家、學者組成的智囊團，一個足以影響他同時又能由他掌控的靈魂團體。為了給這個私家組織打上他的蔣家印記，他要求凡是參加該組織者，必須贊同他的政治主張，最好是國民黨黨員，或者是他個人的朋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組織至少是他的好朋友俱樂部。蔣介石把這個組織看得很重，在他任三軍總參謀長的時候，該機構就設在他的總長本部內，當他任總司令或總統時，這個組織一直跟隨在他的左右。該機構的委員長當然由蔣介石擔任，但他只是掛個名而已。它實行的是秘書長負責制。秘書長一職原準備讓丁文江擔任，但丁文江向蔣介石推薦了翁文灝，蔣的浙江老鄉。翁文灝原不肯給老蔣面子，哪知他在一次車禍中差點喪命，靠蔣介石調來京滬醫學名家全力搶救，才保全了性命，並且全部醫療費均由政府支出。經此事故，翁才改變初衷，來到蔣介石麾下。該組織約有40人左右，均為一時之選。譬如委員中的吳有訓、竺可楨、李四光、曾昭掄、王崇植等等，這些人大都是各專業的領軍人物。蔣介石親自參加人才的遴選和甄別，凡入選委員，他必須親自約見深談。該組織設有軍事組、國際組、經濟組、原料及製造組、運輸及交通組、人口土地及糧食組、文化組等等。直到抗日戰爭爆發，這個隱身機構才得以顯現。蔣介石擁有這些大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智囊團，他執政的「智慧指數」大幅度躥升，僅就國防建設成果而言，正如陳誠所說：「1936年一年國防建設的成效，超過了1932年至1935年四年的總和；而1932年至1935年四年國防建設的成效，又相當於民國二十年以來的總和。」（申曉雲《留學歸國人才與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創設》，《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新式獨裁」的理論在他的眼前像春夏的植物一樣生長起來。學有專長的專家們討論國事，在他們的辨析中，未來似乎清晰可見，它們一節一節呈現在他的眼前，幾乎觸手可及。他知道該要什麼樣的國家模式了。

許建國等聽信了冀中軍區對熊大縝的指控：一說他是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指派來的cc特務，直接受特務頭子葉九九藏書企孫的領導；二說有國民黨提供的大批經費和軍用物資作為罪證……

毛澤東吟哦著資源委員會會員的名字，咀嚼出「資源」二字的深深含義。資源，資源，除了自然資源、物質資源、社會資源之外，還應該有人才資源。現在，老蔣未雨綢繆，利用他的中央政府優勢，已經先他一步，將中國知識分子精英聚于麾下。有了這樣的資源，既可抵禦外侮，又可內攘天下，蔣公此棋，實為一著妙手。作為他的政敵，自己應該迅速作出反應，把眾多的知識分子吸引到革命陣營來。

或許正是熊大縝從天津化緣得來的無線電台向延安報告了「破獲熊案」的「喜訊」。當無線電波變成滾燙的電文，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送到毛澤東的案頭時，洞察秋毫的毛澤東大為震怒，他把桌子拍得山響，騰起的塵埃在6月的陽光里像雪片般飄蕩。他或許想起了竇娥冤，想起了六月雪，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了這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吸收眾多的知識分子和科技人才加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但是，眼前的這個案件，竟一下子牽扯近200個學生，學生出身的毛澤東憑常識判斷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立即找來保衛部門負責人，責成許建國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重新審查熊案。這段歷史並非空穴來風，我們從張方的回憶錄里可以看到有關的一些記載：

這大概是清朝政府轉贈給他的最豐厚的一筆財富。

知識分子們微妙的心理變化被蔣介石準確地捕捉到了。他原本是看不起知識分子的。他的眼裡只有「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特別是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後，他奉行一黨專制政策，對頗有微詞的知識界採取打壓政策，在大學院制存廢問題上與學界泰斗蔡元培鬧得翻了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可以說與中國知識界宿怨頗深。他的政府中絕少專精的學術權威，也少有飽學的文化偉人，而中國的知識界和教育界又成了反對政府反對他的發源地，這些都使他頭疼光火。九一八事變后，知識分子對政府態度的變化，給他提供了一個機會。這個機會倘若利用得好，就會一洗之前與文人交惡的壞名聲，贏得他們新的尊重。作為一位國家元首，他漸漸知道了知識分子的重要性，他們不只會在劍上鏤刻花紋，還會改變劍的構造，使它更加犀利。

如果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執行，延安至少會獲得一個年輕的科學家，或許還會以極快的速度聚集一批專家型的科技人才。

但是，不知何故，冀中軍區卻固執地按照自己的邏輯將案件繼續向著悲劇的方向推進。

冀中「熊案」以熊大縝的死亡為終結，這件針對知識分子的大案在層層迷霧中落下帷幕，隱入歷史深處。

毛澤東的震怒還因為「熊案」的製造者煞有介事地援引熊大縝接收的香港特務組織的電文，他們所謂的這個特務組織就是資源委員會。這封電報正是葉企孫滯留香港期間給熊拍的報平安的內容，但這封電報也成了熊大縝里通敵特的一項罪證，他們一口咬定這是一個特務組織，葉企孫是這個特務組織的負責人。

據說，冀中軍區的「熊案」是以報功請賞的方式驚動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冀中軍區抓獲平津知識分子180餘人，這可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的一宗大案。他們自認功莫大焉，便以書面的形式向陝北報告喜訊，以期得到黨中央的嘉許。

《獨立評論》引起了他的注意。

熊大縝死後，閻裕昌也於3年後在五一大掃蕩中壯烈犧牲。呂正操的《冀中回憶錄九_九_藏_書》里寫了他英勇犧牲的經過：

據史料顯示，熊是押解人員自行處死的。此人在未得到組織指令的情況下，在機關轉移途中，趁暗夜將熊大縝殺害，然後就地掩埋。熊大縝死得非常痛苦，他是被此人用石頭活活砸死的，因為天黑石頭不好找，整個過程持續了很長時間。

之所以成立鋤奸部，蓋因毛澤東在1938年10月14日的一篇講話。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里提出「反對民族中的姦細分子」和「防止姦細混入」。他說：「為要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只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動力量，這是獨一無二的方針。但是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已經存在著起破壞作用的姦細分子，這就是那些漢奸、托派、親日分子。共產黨員應該隨時注意那些姦細分子，用真憑實據揭發他們的罪惡，勸告人民不要上他們的當。共產黨員必須提高對於民族姦細分子的政治警覺性。共產黨員必須明白，揭發和清除姦細，是和擴大和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

也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的腦海里才有了「專家政治」的真切形象。

在張方的《敵後軍工生活回憶》里，曾有他們幾個勸解祝懿德使用英語的一段記述——5個月後，這段英語對話卻成了張方等人從事陰謀活動的又一項憑證。

他把丁文江、蔣廷黻、翁文灝等人的文章捧誦再三，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他一個一個約見他們，池月品茗，清風吟詩，有時小酌，有時玄談，無拘無束，宛若親朋。與文人為朋的姿態，是他事先設計好的。作為政治家，也作為國家元首，這樣的身份需要周密的算計，以達到豐沛的預期，又有輾轉的空間。因為他擁有君王般的無上權力，這樣的約見，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種「交換」的實用規則。你給我出治國安邦之策，我給你封疆大吏；你給我江山美人，我給你金銀財寶。可與這些知識分子交往下來，蔣介石有了一個重大發現，那就是「純粹」二字。他們太純粹了，透明而潔白，乾淨而溫潤，少有個人的私慾和要求。與他們在一起，蔣介石意識到自己的複雜和卑微。他們幾乎什麼都不要，他們只要祖國。他們唯念國家的富強和民族昌盛，別的幾乎無所求。有些時候，蔣介石在不經意間給他們以暗示，希望將這種歷史上的交換規則在他們身上延續下去，以求自己內心的滿足。但是，更多的時候，他們是不給自己這種機會的。翁文灝甚至說：「政府和制度會來來去去，而針對特定國家民族的基本問題依然存在，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是比對任何有關政治形式的爭論更為重要的事。」看看這些人把自己的位置擺放得有多高！這種穿透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目光，倘若與之直面相對，是多麼的令人不快，但它卻如此犀利澄澈！想想這種傻傻的文人追求，有時不快會隨風而逝。與他們交友，自己收穫的是江山，而他們收穫的是問題，就讓他們一個一個地解決中國的問題去吧！

「為什麼你們常用外國話講話？」

然而，「不諳風情」的冀中軍區偏偏這時搞出什麼「熊案」，竟將180餘名知識分子抓進大牢，真是愚不可及。倘若傳揚出去，國人該怎樣看我毛澤東？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

把張方抓起來之後，一位姓羅的科長審問張方：

很顯然，那個站崗的警衛戰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將說英語的張方們向上報告的。他很年輕，沒有文化，但他懂得服從命令。如果要讓文化不高的戰read.99csw.com士執行秘密監控命令，甚至監控部長本人，通常情況下必須以組織的名義他們才會相信、執行。在組織的名義下，冀中軍區的一些人改變了鋤奸部的工作性質，將視線成功地聚集到了一批熱愛祖國的知識分子身上，而對真正從事叛國投敵的漢奸特務卻無暇顧及，這正是異常仇恨冀中軍區科技人才的日本人殊為高興的事情。

閻裕昌是葉企孫親自派往冀中的。去冀中前，為了使他無後顧之憂，葉企孫特把他和張瑞清列為清華大學「不遣散人員」名單。當時大學南遷，除應聘的教員外，原來的校工僱員多被遣散。葉企孫想方設法保留他倆未來的出路，使他安心抗日。雖然閻裕昌未在遣散之列，但葉企孫仍發給他家一筆不小的遣散費，並按月送去生活費，直到葉企孫離開天津。也正是這筆錢，使閻家在北平陷落後平安度過了那段艱苦歲月。

於是，他又責成有關部門，立即通知冀中區將所謂的「熊案」主角熊大縝儘快送到延安，由中央親自甄別之後再作結論……

在他們的權力世界里，熊大縝只能被處決。他必須死。

據說那位私自將熊大縝處死的人為此曾受到過處分。筆者想，或許此人受到過某種暗示，至少在平日里，某些領導對熊大縝的態度給了他一個錯覺——即使將熊幹掉，也沒什麼。誰都知道，在軍隊里，由一個士兵擅自處決一個地位很高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個常識性的問題，更何況熊大縝是「熊案」的頭號人物，是中央指令送到延安甄別的人，難道這些情況押解的人不知道？不可能。倘若知道還要擅殺，這就有悖常識，令人疑竇叢生。有時筆者甚至認為這是一場謀殺。這樣重要的角色被擅殺，當時僅僅給個處分完事，這背後有著怎樣曲折的算計？

因為年代久遠，我們無從尋找這些文字材料，但我們可以從另外的文本里推斷出它近似荒唐的內容。

3個月後，鑒於死無對證，冀中區將「熊案」蓋棺論定：宣布熊大縝為漢奸、國民黨特務，已被冀中軍區鋤奸部處決。

1939年7月的一天深夜，在部隊轉移途中，熊大縝被押解人員秘密處死。

毛澤東實際上早就知曉這個所謂的「特務組織」。作為蔣介石的政治對手，當蔣秘密成立這個組織時，毛澤東即已通過白區工作的同志了解到了蔣的真正意圖。

但是，冀中區的鋤奸工作卻沒有按中央既定方針去落實。一些人僅僅是因為對知識分子的穿著打扮、生活習慣、言談舉止看不慣就產生異念，因工作矛盾、團結問題、職務待遇、學不及人就惡意相向，這種因私嫌而導致主觀故意製造敵我矛盾的事件在革命隊伍里絕不始於此也絕不止於此，但將180餘名知識分子生拉硬扯為國民黨特務案犯，絕對是震驚中外的一宗大案。因此，圍繞這宗大案，國共高層引發了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和爭奪人才的一場大角逐。

如果按毛澤東的指示去執行，這個建黨以來第一例以科技人才為主角的冤案或許不會發生，它的教訓會被記取，在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在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或許會少犯錯誤……

他有些喜歡這幫知識分子了。

他認為冀中軍區傳達了一個危險信號，應該立即制止這種排斥知識分子的做法。派去冀中軍區複查熊案的許建國等同志也反饋回消息說，所謂「熊案」，除熊大正（縝）確有問題之外，余者純屬冤枉。這更證實了毛澤東的判斷。以冀中軍區的錯誤做法，不僅180餘人是無辜者，沒準連熊大縝也是冤枉的。

丁文江等人的觀點頗得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