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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後 羅斯陀夫·奧布拉斯特東南·亞速海·7月4日

三個月後

羅斯陀夫·奧布拉斯特東南·亞速海·7月4日

「想想看。」
「他去了那邊,朝你們那個方向去了。」
他算下來,一共發生了四十三起類似案件。內斯特洛夫伸手從盒子里又拿了一顆大頭針,將它插在莫斯科的中心,讓阿爾卡迪成為第四十四個孩子。
內斯特洛夫醒來時發現自己的臉壓在沙子上,嘴巴微張。他坐起來,將臉上的沙子擦乾淨。太陽已經躲到雲層背後,他在沙灘上找尋自己的孩子,大伙兒都在嬉戲玩耍。他七歲的大兒子埃菲姆正坐在水邊,但只有五歲的小兒子卻不見了。內斯特洛夫轉身看妻子,她正在切腌肉,準備他們的午餐。
這些案件都以對酗酒者、盜賊或強|奸犯等人的控訴為結束,對於這些社會不良分子,罪名容易成立。
伊內莎抬眼張望,馬上就找到了他們的長子,但卻沒看到小兒子。她站起來,手裡還拿著那把刀,轉過身去,在她的身後尋找,還是沒有看到。她放下刀,兩人都走向前,走到埃菲姆跟前,在他身旁跪下來,一邊一個:「你弟弟呢?」
在審判結束的幾個晚上,當他躺在床上無法入睡的時候,他的妻子跟他說,他遲早會答應幫助里奧;她希望他能義無反顧地干到底。他難道一直在等她同意嗎?也許如此。他不僅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險,而且還會賠上全家人的性命。這還不是提問或調查時出現的技術問題,而是單獨行動。獨立行動始終都是在冒險,因為這暗指了國家設置的結構是不成功的,意味著他個人能完成的事情是國家所做不到的。但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不動聲色地開始調查工作,從與同事之間的談話中做一些隨意的調查。如果他發現並沒有類似案件,沒有其他兒童被謀殺,那麼他就有理由相信由他促成的殘酷懲罰就是公正適當的。儘管他不信任里奧,對里奧鼓動起來的懷疑氛圍感到憤慨,但他無疑假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他的工作有意義嗎?或者它只是一個謀生手段?想要生存下去,這並無羞恥可言——大多數人的職業就是如此。但這是否就足以讓人卑鄙地活著,https://read•99csw•com甚至無需一點自豪感,無須為某個目標而服務?
埃菲姆對父親的工作多少有一點點了解,他知道在家鄉鎮上發生的那兩起兒童謀殺案,因為父母親向他說起過此事,但讓他發誓不要對其他任何人提及。本來應該不用再擔心了,因為案件已經破獲。埃菲姆知道弟弟正面臨危險。他是一個健談、友好的小男孩,對任何人都很有禮貌。埃菲姆本來應該看好自己的弟弟,意識到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他哭了起來。
一位表情嚴肅的婦女試圖拉住她:「他會回到這裏的。」
里奧走進辦公室,關上門,坐下來。內斯特洛夫在他進門之前,往過道里看了又看,然後鎖上辦公室門,手伸到辦公桌下面。他拿出一張蘇聯地圖,在辦公桌上攤開,用書壓住地圖的四個角。然後,他又抓起一把大頭針,將兩顆大頭針插在沃瓦爾斯克,兩顆插在莫洛托夫,烏亞特卡兩顆,高爾基兩顆,喀山兩顆。這些大頭針將一排城鎮連接起來,正好與從西開往莫斯科的鐵路線重疊在一起。內斯特洛夫沒有去莫斯科,有意迴避那裡的民兵,他擔心他們可能會懷疑自己在做什麼調查。至於莫斯科以西,他的信息收集工作相對沒那麼成功,但他發現在特維爾可能發生過一起類似案件。再往南走,他在圖拉城插了三顆大頭針,奧勒耳與貝爾格拉德各兩顆。現在進入烏克蘭,他拿起大頭針盒,往手心裏倒了至少二十顆大頭針,繼續在地圖上插放這些大頭針:哈爾科夫與格羅夫卡各三顆,扎波羅傑四顆,克拉瑪托斯基三顆,基輔一顆。離開烏克蘭,在塔甘羅格插了五顆,最終在羅斯陀夫及附近插了六顆。
「不是很長時間以前,我不確定。」
我遇到大麻煩了。
內斯特洛夫理解里奧的反應——簡直目瞪口呆,在收集信息的過程當中,內斯特洛夫也經常出現類似反應。一開始,他試圖忽略其中的共性:孩子嘴裏都塞有磨碎的物質——不論軍官們將之稱為污泥或泥土,被肢解的軀幹。九九藏書但這些共性實在太突出:腳踝處都有細繩,都是赤身裸體,衣服都堆放在一段距離之外。案發地點不是在森林就是在公園,通常都靠近火車站,從來都不是入室或室內犯罪。即使有些案件發生在五十公里之內,但城鎮之間沒有保持任何溝通。在這些大頭針之間,沒有發現任何關聯。
「你不明白,他現在非常危險。」
「什麼時候?」
在沙灘上,一名身材瘦削、頭髮有些灰白的女性一直目送汽車離去,她將車牌號記了下來,認為需要對這家人進行調查。
隨著這兩樁案件的塵埃落定,法院以反蘇行為對將近兩百個人進行訴訟。這些同性戀者分別被判五到二十五年苦役。為了儘快處理這麼多案件,法官根據這些人的僱用記錄、擁有幾個孩子以及最後根據他們指稱的性|伴|侶數量來制定判刑方法。如果是黨員,則被認為與被告身份不相符合,因為他們讓黨名譽掃地。他們的覺悟本來應該更高,因此被剝奪黨員身份。儘管開庭程序枯燥反覆,內斯特洛夫自始至終都陪著這兩百名被告,一直挨到最後。在最後一個人被判刑之後,他才走出法庭,發現地方政黨官員都紛紛向他表示祝賀。接下來一兩個月之內,他就會擁有新公寓了,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就算不是,年底應該沒有問題。
內斯特洛夫推開人群,拉住自己的妻子。他在高高的蘆葦叢里發現了自己的小兒子,現在,兩個孩子都在他身邊。這個人這才鬆開伊內莎的胳膊。她抱住瓦迪姆,緊緊捧著他的頭,彷彿這是易碎品,隨時有摔碎的可能性。他們一家人又團聚了,周圍的人個個都露出不友善的表情。他們為什麼要表現成這樣?他們到底怎麼了?埃菲姆小聲說道:「我們走吧。」
他的妻子往沙灘北面走去,內斯特洛夫往南走去,他敏捷輕快地在人群中穿梭,對埃菲姆來說,他的速度太快了,於是他將兒子抱起來。很快就走到沙灘盡頭了,盡頭是一片野草和蘆葦,但並沒看到瓦迪姆的身影。
「他沒下水?」
https://read.99csw.com「不,他會被人殺死的,你一定要幫我找到他。」
「不知道。」
他們從人群中走開,匆匆收起自己的東西,朝他們的汽車走去。骯髒的路邊只停了四輛車,其他沐浴者都是乘坐電車而來。內斯特洛夫發動引擎,駕車而去。
在過去十周里,內斯特洛夫都是獨自行動,不與里奧討論或合作。由於里奧一定處在監視當中,所以他們之間接觸越少越好。他所做的就是草草給里奧寫了一張字條——我會幫你的——其中包括馬上毀掉字條的指示。
「他說他等會就回來!」
被告別無選擇,只得再傳上同樣這位醫生,試圖提出不同觀點,但瓦爾拉姆·巴比尼奇被判定有罪。內斯特洛夫收到一封列印信件,信件內容確認子彈穿過這位十七歲少年的後腦勺,他雙膝跪地而亡。
「我的小孩被帶走了,請幫我找找他。」
「他說他等會回來。」
在沙灘的另外一頭,伊內莎在呼喚自己兒子的名字。她看過丈夫的那些調查文件,案件的經過細節她都非常清楚。她既慌亂,又自責。她讓丈夫去幫助里奧,她鼓勵他,只是建議做好調查的保密工作就好。他天性耿直,而這份工作又需要謹慎。他的郵件在發出去之前,她都讀過,她還給丈夫提些建議,比如有些詞語的出現可能會讓信件被攔截。當他給她看插滿大頭針的地圖時,她挨個挨個地去摸這些大頭針。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數字,當天晚上,她和兒子們睡在一起。利用度假期間進行調查也是她的主意。由於案發地點主要集中在這個國家的南部,內斯特洛夫能夠進行大量調查的唯一途徑就是以家庭度假作為幌子。她將他們帶到這次神秘惡性|事件的中心地帶,她還是低估了他們所調查事件的破壞力。沒有哪個孩子是安全的。他們似乎隨便就能被帶走,然後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被謀殺。現在,她的小兒子也被帶走了。
她將這名婦女推到一邊,不停地在轉圈子,嘴裏呼喊著他的名字。突然,她感到一名男子有力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內斯九九藏書特洛夫坐在沙灘上,將腳趾埋在沙里。這片沙灘深受附近城市羅斯托夫頓居民的喜愛,該城距離這裏大概四十公里左右。今天也不例外,沙灘上人群熙攘。好像該城的居民全部從冬眠中蘇醒過來,漫長的冬季讓他們的皮膚都失去血色。他能從這些人的體型猜測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嗎?體型較胖的人也許是某號重要人物,不是工廠管理人員,就是國家安全部高級軍官——不是拿腳踹門的那種,而是在表格上簽字的那種。內斯特洛夫盡量不與他們的視線接觸。他只關注自己的家人,他的兩個兒子正在淺水裡嬉戲,他的妻子就躺在他身邊,側著身在睡覺——雙眼緊閉,兩手插在腦袋下方。乍一看,他們似乎非常滿足:完美的蘇聯家庭。他們有充足的理由放鬆下來——他們在度假,駕駛的是官方民兵用車,用的是國家燃料券,這些都是對他成功、謹慎、有效地處理兩樁謀殺案件調查工作的獎勵。他們讓他放鬆放鬆,這是對他的命令。他在腦海中重複著這些話,仔細咂摸話中的諷刺意味。
「什麼危險?」
她開始掙扎,但這個人就是不鬆手。周圍的人全都露出同情的表情,她努力想要掙脫:「放開我!我要去找我兒子。」
瓦爾拉姆·巴比尼奇的審判持續了兩天,他的辯護律師提出「精神失常」的抗辯。根據法律程序,被告方只得依靠原告及律師所使用的相同的專家證詞。他們不能有自己的獨立證人。內斯特洛夫不是律師,無須理解這種安排所帶來的巨大好處。在巴比尼奇的案件中,這名被告必須在檢察當局沒有安排證人的情況下證明他的「精神失常」。由於379醫院沒有精神病醫生,檢察當局挑了一名沒有經過任何特殊訓練的專家來做鑒定。這名醫生聲稱,他認為瓦爾拉姆·巴比尼奇能夠明白是非之間的差別,知道謀殺是不對的;被告的智商誠然有局限,但足以理解犯罪的概念。畢竟,他在被逮捕的時候說了一句:
想起有多少孩子都被哄騙到森林里,他改變了主意,拉起兒子的手說道:「跟我來,我九*九*藏*書們倆一起去找你的弟弟。」
「瓦迪姆去哪兒了?」
內斯特洛夫又站起來,盯著海面。瓦迪姆沒有下水,他沒有去游泳。他還在沙灘上,在這幾百號人當中的某個地方。關於案件卷宗的畫面出現在他的腦海當中,一個小姑娘就是在一個受歡迎的水邊小路被謀殺的,另外一個小女孩也是在一座公園的紀念碑後面被害,距離她家只有一百碼遠。他在兒子身邊蹲下來:「回到毯子那裡,無論什麼人和你說話,無論他們說什麼,都不要理他們,就待在那裡。就算他們是需要尊敬的長者,你都待在原地別動。」
「你為什麼不平靜一點?」
她上氣不接下氣,對著沐浴在沙灘上的人大聲叫著自己兒子的名字,眼眶裡都是淚水。周圍的人表情麻木,眼神渙散。她央求這些人幫幫自己:「他只有五歲,他被人帶走了,我們要找到他。」
這個人哈哈大笑。
提亞普金醫生的案件所花時間較少,幾乎不到一天。他的妻子出庭作證,說他具有暴力傾向,描述他的病態幻想癥狀,聲稱她之前沒有提出來的唯一原因就是擔心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不保。證詞內容換來的結果是她被調到烏克蘭的一個城鎮——沙赫蒂,在那裡,她可以不用繼續活在丈夫的污名之下。由於出了沃瓦爾斯克鎮,沒有人聽說過這起犯罪,她因此也無須改名換姓。
「沒有人會被殺的,他非常安全。」
想要獲得地方犯罪卷宗並非易事,他打了電話,也寫了信。在這兩種溝通形式中,他只是輕描淡寫地順便提一下這事,誇一誇自己部門迅速破獲兩起謀殺案的效率,目的只是想要激起他們類似的誇耀。漸漸有了回信之後,不當班的時候他就乘坐火車去拜訪了幾次,和他的同行們見面,把酒言歡,相關案件還沒說上兩句,就開始大聊特聊別的事情去了。對於收集信息而言,這顯然是最沒效率的途徑。喝了三小時的酒,有用的談話可能只有兩分鐘。過了八周,內斯特洛夫還沒挖掘出一樁未破獲的犯罪案件。這時,他將里奧叫到自己的辦公室。
「我讓你們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