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工作在我國涉外活動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日貿易，在50年代和60年代，又是中日關係的重要環節。在中日邦交恢復之前，周總理十分關心發展對日貿易。50年代的4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60年代的友好貿易議定書和廖承志、高碕達之助備忘錄貿易，70年代的對日貿易戰略部署，都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從方針原則的確定到具體政策措施的落實，無不傾注著周總理的心血，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著名的對日三原則。

當時，日本岸信介內閣追隨美國，根本無意真正改善中日關係，只在其「政經分離」的政策下，允許日本企業在「禁運」範圍內做一些貿易，企圖實現其「在政治上敵視、在經濟上撈一把」的政策。在中日互設商務機構問題上，岸信介政府一再製造障礙，先是要中方代表打手印，接著是限制人數，最後索性推翻貿易協定，公開表示中國駐日機構無權懸挂本國國旗。1958年5月在日本長崎發生了侮辱中國國旗事件，日本當局竟以「毀壞器皿」案件草率處理，引起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憤慨。中國政府根據人民的要求，堅持維護我國主權的立場，停止簽發對日貿易許可證。中日貿易一度陷於中斷。

由於50年代簽訂的幾次民間貿易協定未能得到日本政府的保證，無法實施。為了促使中日關係和貿易關係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周總理提出貿易三原則，具體內容是：（一）政府協定：今後中日間的一切協定必須由雙方政府締結，要在兩國政府向著友好方向發展，並且建立起正常關係的情況下才能簽訂。（二）民間合同：在政府協定簽訂之前，經過雙方貿易促進團體的介紹，日本企業可以同中國公司簽訂合同，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兩國政治環境又向好的方向發展，還可以把短期合同變成比較長期的合同。（三）個別照顧：在貿易中斷期間，中國方面曾通過雙方工會向日本個別中小企業進行特殊照顧，ｒeａｄ.9９cｓw.cｏm以解決他們進口中國某些必需物資的需求，這種個別照顧，今後可以根據需要加以擴大。從1960年起，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雙方的貿易來往都是在上述貿易三原則基礎上進行的。

政治三原則是發展中日貿易、發展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周總理曾用辯證方法作了令人信服的說明。他說：這三原則是很公道的，並不是對日本政府有什麼苛求，反過來問一問就懂了。第一，中國政府並不敵視日本，願意同日本友好；第二，中國政府只承認一個日本，並不搞兩個日本，而且要談判總會以日本政府為對手；第三，總是鼓勵、支持和幫助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為什麼日本政府不該這樣做呢？

1957年2月日本換上岸信介內閣，發生了一連串敵視中國的事件，使剛剛發展起來的中日關係後退了。1957年了月25日，周總理會見日本記者，指出了岸信介首相的一些言行：他跑到台灣對蔣介石表示，「如果能收復大陸的話，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他去美國時竟說，「中共將試圖滲入整個亞洲」；他訪問印度時則說，「中國在聯合國不是會員國，而是侵略國，這一決議仍然有效，由於這個理由，我們不能承認中共」。周總理把中日兩國政府所持的態度作了對比。他說：中國表示可以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可以修改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對日條款，但岸信介首相卻說中國「試圖滲入整個亞洲」；中國希望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中日正常關係，但岸信介首相卻到台灣聲稱支持蔣介石收復大陸，他做了過去日本歷屆首相所沒做的事；我在訪問亞非各國時，同在那裡的日本官員接觸，總是表明日本要同亞非各國友好相處，但岸信九_九_藏_書介首相到印度，卻向中國的友好鄰邦進行挑撥；在中日貿易問題上，中國準備簽訂新的第四次貿易協定，同日本互設商務代表處，並且考慮簽訂長期合同，但岸信介政府卻阻撓互設商務機構，要求中國代表打手印；中國政府協助近30000日僑回國，並釋放了在押大批日本悔罪較好的戰犯，但日本政府卻提出要調查下落不明的35000名日本人，好象是中國欠了日本什麼似的。

當前，中日經濟貿易關係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但也應該看到，中日兩國間的貿易，既有積極的因素，也有尚待解決的問題。歷史證明，對日三原則是發展中日關係的基礎。只要真正的堅持28年前周總理提出的對日三原則，不斷掃除障礙，中日兩國間貿易的發展，是有著廣闊前途的。

為了打破「封鎖禁運」，開展民間貿易往來，逐步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早在建國初期，周總理就曾多次發表談話，來闡明我國對日方針的基本觀點。1953年9月28日，周總理在會見日本朋友——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主席大山郁夫教授時，就針對當時日美簽訂「舊金山和約」之後的中日關係問題，提出了基本方針政策。他指出：我們主張恢復中日正常關係，但日本如繼續充當美國的侵略工具，敵視我國，保持日蔣外交關係，日本就將日益成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從而阻礙中日建交。關於中日貿易問題，日本當時有一種論調，認為日本不應向中國提供技術設備，不要幫助中國工業化，因為中國工業化之後，就不再購買日本的工業品，因此還是「農業中國、工業日本」為好。這種主張實際上是戰前日本搞殖民主義貿易的翻版，同時又是為「封鎖禁運」政策作辯護的。周總理批評了這種論調，他說：中日貿易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只有中國工業化了，才能徹底改變那種所謂「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九九藏書的經濟關係，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無相通的貿易關係。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中國國家和人民的生產和需要就會愈加擴大，它就愈加需要發展國際間的貿易關係，而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中日貿易的發展和經濟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廣闊前途的。他希望日本擺脫美國附庸的地位，走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的道路，在中日兩國之間建立彼此尊重、互不侵犯、和平相處、平等友好、自主貿易與文化交流的睦鄰關係。

周總理在1955年8月17日會見日本新聞界廣播界代表團時，談了五個問題：一是中美日內瓦談判情況，二是日美舊金山和約，三是日蔣「和約」，四是鳩山首相訪華，五是亞太和平公約。周總理著重指出，中國反對舊金山和約，但它並不妨礙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直至締結中日和約；任何對於中日關係正常化的真誠努力，都應該導致日蔣「和約」的廢除；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歡迎鳩山首相或者派代表訪問中國；可以考慮締結一項包括美國在內的亞洲與太乎洋集體和乎公約。

周總理在發表對日三原則之後，立即著手部署對日貿易工作。一方面，由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同日本有關貿易促進團體簽訂貿易議定書，開展雙方民間友好貿易；另一方面，由廖承志同日本自由民主黨元老松村謙三、高碕達之助等建立半官方聯繫，簽訂了備忘錄，開展綜合的、長期的、易貨的、大宗的、包括延期付款方式在內的貿易。周總理希望通過雙方民間，採取漸進的、積累的方式開展工作，逐步推動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他時常會見日本貿促團體的代表，關心廣州交易會的對日貿易，把它作為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周總理對日本備忘錄貿易有關人士又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從確定備忘錄的政治原則、貿易方式到具體貨單，都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在日本的群眾性促進日中邦交恢hｔｔｐｓ://read.９9csw•ｃoｍ復運動中，貿易界友好人士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在日本政府和執政黨方面，備忘錄貿易界人士則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在中日關係三原則的基礎上，通過這兩個貿易渠道的工作，經過中日兩國人民十幾年的共同努力，終於實現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為了孤立日本反動勢力，爭取廣大日本人民，在貿易中斷期間，周總理不顧公務繁忙，仍然時常會見日本朋友，每次都進行耐心的長時間的談話。1959年9月20日，周總理同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發表會談公報，強調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中日正常關係，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並且共同確認了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這個公報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對岸信介政府的「政經分離」政策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這些擺事實、講道理的談話，對日本輿論界有很大的影響。許多日本記者對周總理所作的懇切的談話和宏偉的風格都深為感動，許多訪華的日本知名人士對周總理的見解也表示強烈共鳴。有的朋友說，過去對中日關係問題有不少模糊的觀點，聽了周總理的講話后，比較清楚了，對今後開展工作有了明確的方向。有的十分欽佩周總理的為人，引以為畢生的良師益友，堅定了從事日中友好與貿易工作的信心。

周總理的談話，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反響。池田勇人首相組閣后，可能接受了這個教訓，在中日關係問題上，講話做事比較慎重一些。政治三原則受到日本人民的支持，日本政府也不敢正面反對。在整個60年代，「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論調不得人心，而政治三原則成為中日交往中有口皆碑的原則，也成為中日貿易的政治基礎。

在1955年、1956年日本鳩山內閣期間，中日民間貿易和友好來ｒｅaｄ.99ｃｓw.ｃoｍ往有所發展，日本興起了一個促進日中、日蘇恢復邦交的群眾運動。日蘇復交於1956年首先實現，但因「北方領土」問題，兩國一直未能簽訂和約。日中復交遇到了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日台關係問題。日本政府追隨美國，不願改變日蔣「和約」的關係，堅持奉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提出對華「政經分離」的政策，即政治上承認台灣，經濟上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同中國大陸做生意。與此同時，日本又出現一種論調，鼓吹「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實際上，這是分裂中國的一種陰謀。它不但遭到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連台灣的蔣介石也是不同意的。

對日三原則是周總理在1960年8月27日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負責人鈴木一雄時提出的。主要內容是：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政治三原則是針對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要求日本政府：一、不要敵視中國；二、不要製造「兩個中國」；三、不要阻撓中日關係向正常化方向發展。貿易三原則是總結50年代中日民間貿易的生成、發展、中斷的經驗，用三句話作了高度概括，即：一、政府協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周總理把政治三原則與貿易三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貿易三原則要服從政治三原則，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這樣，就打中了當時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要害，揭露了它在政治上敵視中國、在經濟上撈取實惠的本質，從而使我們明確了對日貿易工作的指導方針，也增進了日本廣大人民對我國的了解。對日三原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感召力，它不單是60年代對日貿易工作的指針，而且是發展對日關係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成為後來導致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強大動力。

在周恩來總理90誕辰之際，回顧他在外貿工作上對我們的諄諄教導和親切關懷，令人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