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底，當時住在北京飯店的丁瓚同志電話通知我，黨中央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法國巴黎去參加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團長是郭沫若，團員包括各方面人士40餘人，他和我也在團員之列，要我協助辦理出國事務。丁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會員，我是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的會員，我們互相知名但未見過面。我那時回國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工作並在清華大學任教，正著手培訓原子核科學幹部和籌備建立實驗室，但物質上困難很大，很想借到巴黎開會的機會，托我在法國的老師約里奧一居里教授幫助定購中型回旋加速器的電磁鐵和其它一些儀器、圖書、資料等。我把這個想法向了瓚談了，但又有些後悔，因為戰爭還在繼續，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還很困難，要拿出外匯購置儀器圖書實非易事。丁說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幾天過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在懷仁堂附近一間小房子里約我會面，他對我說：「你想趁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機會，定購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學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預算20萬美元的數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剛解放，國家經濟還需要恢復，因此這次預備先在代表團帶的費用中支付5萬美元，以後再陸續支付。中央對發展原子核科學很重視，希望你們好好籌劃。代表團副團長是劉寧一同志，你過去很熟悉，這次需要支付款項時和他商量辦理即可。」聽到這個傳達，當時真是心裏暖呼呼的，有這樣為民族、為事業著想的黨和領導，中國新興科學的發展定會大有希望！後來知道，黨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是由於周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1955年蘇聯正式通知我國，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提供一座7000（瓦千）的重水型實驗性反應堆和直徑為1.2米的回旋加速器，並接受科學技術人員去實習。為了安裝這些大型設備及其發展的需要，選定北京遠郊區坨里為實驗基地。同時在中美日內瓦外交談判之後，一批留美、歐的科學家陸續回來，其中核科學方面科學家有張文裕、汪德昭、王承書、李整武、謝家麟等10人。國務院根據需要，從各部門抽調了一批得力幹部、科學技術人員和熟練技工大力支持。1955年秋我和彭桓武、馮麟、力一、何澤慧率領實習團30餘人去蘇聯實習反應堆、回旋加速器和在這些設備上進行研究工作的儀器等。1958年夏，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等設備建成，經國務院批准，物理研究所改名為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機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以二機部為主，由我任所長，李毅、趙忠堯、鄭林、王淦昌、彭桓武、羅啟霖、力一、梁超任副所長。1958年9月27日國務院在原子能研究所坨里的實驗基地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儀式由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主持。

經過幾年的艱苦創業，在理論基礎、培育人才和物質條件方面為進一步發展原子核科學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礎。1954年地質部在綜合找礦中發現了鈾礦資源。國際上準備在日內瓦召開原子能和平利用會議，蘇聯表示願意對其它國家給予科學技術上的援助。在這樣的形勢下，1955年1月14日周總理親自召見李四光和我，詢問了我國核科學研究人員和設備、資源等情況，還詳細地了解了核反應堆和原子彈的原理以及發展核能技術所需要的條件等。薄一波、劉傑同志參加了這次談話。周總理告訴我們中央要討論發展原子能問題，屆時要我們帶著鈾礦石和簡單探九*九*藏*書測儀器，進行彙報並操作表演。第二天即1月15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鄧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會議聽取了李四光、劉傑和我的彙報。根據周總理會前的囑咐，我們用鈾礦標本和探測器進行現場表演，當蓋革計數器接近鈾礦石發出嘎嘎響聲時，大家都高興地笑了。接著毛主席詢問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有關問題，周總理坐在他的身旁，一邊插話補充情況，一邊提醒我們抓住重點，講得儘可能詳細和通俗一些。聽完彙報后，毛主席十分高興地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找到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礦床。解放以來，我們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有了一定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你們也經常反映，但其它事情很多，來不及抓這件事。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他還強調說：「現在蘇聯對我們援助，我們一定要搞好！我們自己干，也一定能幹好！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會上毛主席問到原子核內部組成情況，從哲學角度考慮，提出中子、質子也是可分的觀點。周總理特彆強調說，對人才培養需要大力加強。這是一次對我國核科學技術研究和核工業建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

在我國當時的情況下，發展原子能事業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學技術力量、設備條件、組織協調等方面都困難不少。然而這一切困難，周總理都想到了，並且在會後立即扎紮實實地組織抓了下面幾件事：

1951年底，周總理親自處理美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問題，並決定由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會提出派遣科學家代表團來朝鮮和中國進行調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特別會議，經過激烈的鬥爭，在會議主席約里奧一居里等的正義呼聲下，終於通過決議，成立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委員會由英、法、意、蘇聯、巴西、瑞典等國科學家組成，我國衛生部門和科學院也組織了有關專家進行配合。委員們到達北京后，周總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負責這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還委派我擔任委員會和我國科學家之間的聯絡員。在嚴酷的戰爭氣氛中，委員們和中朝兩國的專家為了和平事業不顧個人安危進行實地調查，最後得出美國確實在朝鮮和我國東北地區進行了細菌戰的結論，並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發了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義憤，有力地打擊了戰爭行為。調查結束后，周總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見了委員會成員，對他們主持正義，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表示讚賞和感謝。我在這場鬥爭中受到了實際鍛煉，政治覺悟有了明顯提高，我由衷地感謝周總理給了我鍛煉的好機會，感謝他給了我許多親切有益的教誨。一年多后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4．周總理強調要加強黨的領導。他決定由軍委政治部選派有大學畢業文化水平的政治工作幹部李毅同志擔任研究所的副所長，並選派了三個辦公室的主任、副主任，加強了研究所工作人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提倡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作風，對貫徹上級領導的決定和保密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根據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關於合理布局的原則，科學院副院長兼計劃局局長竺可須、副局長錢三強曾經九九藏書召開過八次科學家座談會就各學科研究機構的調整提出方案，最後形成北京以數理科學和社會科學為重點，上海以化學、生物科學為重點，南京以地學、天文學為重點，東北以技術科學為重點的布局，逐步調整實施。自此中國的科學技術開始走上了有計劃地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道路。

當我還在法國留學和從事科學研究的時候，就聽到不少關於周恩來和鄧小平、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等同志勤工儉學時胸懷大志，從事拯救危難中國的事迹。正是通過這些事迹的熏陶，我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欽佩和景仰的感情。

建國伊始，周恩來就十分重視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郭沫若被任命為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兼中國科學院院長。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據政務院決定就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發出指示，其要點可概括為：⑴確立科學研究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強調科學研究的計劃性與集體性，建立各學科之間的有機聯繫。⑵加強研究人員的政洽學習，使他們能掌握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與各大學聯繫，互相協作，統籌專門人才的培訓；號召海外的科學人才返回祖國，為祖國服務。⑶調整與充實科學研究機構，把彼此獨立、性質相同的機構合併起來，並逐步加以充實；徵求財經部門的意見，按國家當前建設的需要，選定研究重點，解決實際問題；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並發展國家建設需要而目前尚無基礎的學科的科學研究。

1953年科學院決定組織訪蘇代表團，主要任務是考察蘇聯如何組織和領導科學研究工作，了解蘇聯科學的現狀及其發展方向，並就中蘇兩國科學合作問題交換意見。這件事的前前後後都受到周總理的親切關懷和過問。代表團的組織工作是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同志負責的，由即將到職的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張稼夫同志任代表團支部書記，我任團長，武衡同志任秘書長。代表團由26人組成，包括了數理化、生物、地學、農業、醫學、工程、歷史、語言、教育等19個學科的專家。我們在蘇聯期間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總理率領黨政代表團也來到莫斯科。就在這十分繁忙而短暫的時間里，周總理還認真聽取我們代表團的情況彙報，並給以指示和具體幫助，由於周總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總理赴蘇）的關照，我有機會參觀了一些核科學的研究機構和培養幹部的專門院系。當時這方面工作蘇聯列為保密範圍，因此引導參觀和談合作問題都是由蘇聯物理研究所所長斯柯貝爾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語進行，不用翻譯，斯柯貝爾琴青年時期曾在法國居里實驗室工作過，懂法語。交談中我曾試探蘇聯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實驗性反應堆。他的回答是回旋加速器的技術已較成熟，通過外交途徑，蘇聯可以提供；實驗性反應堆現在還不能提供，將來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為了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1956年周總理親自領導制訂我國第一個科學技術發展十二年規劃。規劃制訂過程中，他特別注意聽取各方面科學家的意見，尤其是不同的意見。確定規劃的方針是：重點發展，迎頭趕上。選定了57項重要任務。根據國際上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和我國具體條件，周總理還在規劃中果斷地對原子能、噴氣技術、計算技術、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技術等工作方面採取了緊急措施。他在注意新興技術和應用科學發展的同時，非常關心基礎科學研究，他指出：「如果我們還不及時地加強對九*九*藏*書於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麼，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十二年規劃中絕大多數項目提前實現，使我們在全國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機構，形成了自己的科研體系。1963年第二次制定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時，剛露苗頭的新興學科一激光，及時地被增列為重點項目。激光在我國得到較好的發展，它的應用將會帶來多方面的技術革新，可能還會導致技術革命。周總理領導制訂科學技術發展長遠規劃在當時是一個創舉。

從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瓚告訴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機構重複，人力分散，要我趁籌備自然科學工作者會議的機會，開始注意到會科學家們的專長、成就和學術見解，以備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對組織全國統一的科學研究機構提出調整方案意見，提供領導參考。

至此，在周總理關懷下我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原子核科學技術基地初步形成。許多領導同志和戰鬥英雄、勞動英雄陸續參觀了研究所，特別是1958年8月22日周總理和陳毅、賀龍副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參觀研究所，受到全體職工的熱烈歡迎。

作為我國第一個綜合性核科學技術基地一原子能研究所，當即轉入為核工業服務的軌道，充分發揮了多學科綜合性的優勢，不僅承擔了繁重的科技攻關和培訓幹部的任務，同時還選派和推薦成批的優秀科技幹部，輸送到核工業的有關院、所、工廠負起科技領導責任。由於蘇聯毀約停援的行動，激發了廣大科技人員的強烈愛國主義精神，他們對承擔任務感到莫大光榮。當時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保證及時提供足夠數量的鈾一235、鈈和鋰一6的核燃料和原子彈、氫彈、核潛艇的設計和製造。為了實現這樣的奮鬥目標，我們原子能研究所和廣大科技工作人員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工作是實現國家重大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保證。以周總理為首的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強有力的領導，使我國尖端科學技術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周總理領導和部署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的成功經驗，將繼續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周恩來同志的親切關懷與組織領導下，我國從工業和科學技術落後狀態發展到原子彈、氫彈爆炸，核潛艇下水，導彈、人造衛星上天，從而加強了國防力量，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勛，全國人民永誌不忘。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同志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

這個階段，我國與各社會主義國家核科技合作與交流主要是通過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進行的。1956年春，商定了由蘇聯、中國、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十一國成立聯合原子核研究所。1956年秋冬起，我國先後由科學院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從全國各地區選派赴聯合所工作的科學家和青年共130多人，他們中有王淦昌、張文裕、胡寧、朱洪元、周光召、何作庥、呂敏、方守賢等。王淦昌曾被推舉擔任該所1958-1960年期間的副所長。我國科學工作者和各成員國的科學工作者一起，為該所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中突出的有：王淦昌領導的研究小組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參加這項工作的還有丁大釗和王祝翔以及其他成員國的工作者；另一項工作是周光召對蓋爾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贗矢流守恆定律（PEAC）給以較嚴密的理論上的證明，這一觀念直接促進流代數理論的建立，並九_九_藏_書對弱相互作用理論起到重要作用。通過聯合所的廣泛交流與合作，對於我國培養核科學人才起到了良好作用。1965年我國退出了聯合所。

代表團乘火車到達莫斯科，在向法國使館辦理到巴黎去的簽證時，結果被拒絕入境，戴高樂政府反對蘇聯、中國、東歐等國家的代表去巴黎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蘇聯方面及時和法國的約里奧一居里（世界和大主席）等聯繫，決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時舉行大會，一個會議兩個會場，重要發言兩個會場都能聽到。4月20日大會開會時，約里奧一居里對法國當局不給簽證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議，他還講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簽證」的警句，全場為之熱烈鼓掌。第二天正在開會過程中，忽然傳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的消息，頓時會場充滿了歡呼聲、掌聲，互相握手擁抱，表示祝賀。這時主席台前幾個外國代表把身體比較輕的我國代表丁瓚，抬起來向空中拋舉，大會氣氛達到了高潮。中國人民為保衛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代表團回國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彙報，並向科學界介紹了有關情況，如半導體研究等。周總理對這些情況十分重視，並結合我國實際對科學院採取了一些相應的調整措施，如進行遴選學部委員的工作，成立了數理化、生物地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四個學部，分別負責領導本學部的各研究所。同時建立獎勵制度，並頒發了第一次全國自然科學獎金等等。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飯店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勢報告，手無片紙，而所舉的各項數據準確無誤；他精力充沛，襟懷坦誠，語言親切、中肯，侃侃而談三四個鐘頭，全場聽眾的心自始至終緊緊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這樣引人入勝、令人信服的報告，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今日回想起來，周恩來同志的言談舉止依然歷歷在目。

在當時形勢下，原以為能去巴黎見到約里奧一居里的計劃不能實現了。經過與劉寧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團款項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經費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來布拉格開會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國代表，帶給了約里奧一居里。後來從法國和英國回國的我國核科學家即用這筆經費購買了儀器和圖書帶回國內。原來預計定購回旋加速器電磁鐵的計劃沒有能夠實現。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總理為主任，由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王鶴壽、劉傑、孫志遠、段君毅、高揚組成的15人專門委員會，領導我國的原子能工業建設，核武器的研製，核試驗工作，核科學技術工作，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原子能事業的發展。

為了加強對原子能事業的領導，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定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領導小組。1956年11月國務院成立以宋任窮為部長，劉傑、袁成隆、劉偉、錢三強、雷榮天為副部長的第三機械工業部（1958年以後改名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具體負責實施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同時科學院系統為核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立了以李四光和吳有訓分別為主任委員的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和原子核科學委員會同位素應用委員會。從此我國原子能事業進入了大發展階段。

2．及時統籌調整留學人員專業，以濟急需。周九九藏書總理親自指派教育部主管留學生工作的同志帶著留學生名冊找到科學院幹部局郁文同志，要他和我們商量考慮在派到蘇聯和東歐學習理工科的學生中，挑選一些適合轉方向的留學生轉到原子能有關專業。最後我們選定了300餘名，他們後來都在原子能事業所需的反應堆、核化學和化工、鈾礦地質等方面發揮了骨幹作用。這項工作完全是周總理替我們謀划安排的，同樣具有戰略意義。

周總理大力支持發展新興學科，特別是原子核科學，對發展我國科學技術，真可以說是關懷備至。中國科學院成立后，以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學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為基礎，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學，開展原子核科學技術的基礎工作，為原子能的應用作準備。1950年由吳有訓副院長兼任所長，錢三強任副所長；1951年由錢三強任所長，1952年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長。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等從人力上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參加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的有何澤慧、趙忠堯、鄧稼先、朱洪元、楊澄中、楊承宗、戴傳曾等十餘人。1953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為物理研究所。

1．加速培養專業人才，開辦技術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根據我們的建議，周總理決定調浙江大學的胡濟民、北京大學的虞福春、東北人民大學的朱光亞、上海復旦大學的盧鶴級到北京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由胡濟民任系主任，學生從全國各校物理系三年級學生中擇優選拔，人數為100人，教學用的儀器設備由近代物理所幫助解決，並且在所內掛了「六組」的名義，便於取用器材。教學和生活用房由科學院負責修建。緊接著，清華大學自告奮勇辦起了工程物理系，由何東昌任系主任。這樣從1956年夏起，每年有約100名學生畢業，從1960年起每年畢業生達到200名。1958年聶榮臻同志提議，並在周總理支持下，科學院創辦了中國科技大學，採取所繫結合的辦校方針，由近代物理研究所負責辦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學系。事實證明，這一決策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1959年6月，蘇聯政府片面撕毀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對此，中共中央決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原子能事業。周總理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方針，要二機部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解決最急需的工作，並調動各地區、各部門的力量支持原子能事業。

研究所的業務範圍迅速擴大，科學技術水平也迅速提高。

3．周總理指示我們要重視宣傳工作。他說，我們黨的機構有兩個部，即宣傳部和組織部，我們歷來是宣傳先行，然後組織落實。發展原子能的重要意義只有少數人知道還不夠，要讓大家都知道，特別要讓黨中央、國務院、軍委的負責同志知道。同時還叮囑我們宣傳不單要重視科學性，而且要通俗易懂，不能盡說行話。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先在宣講團試講並作示範表演，大家提出修改意見后，再次試講，最後由宣講團成員分頭去宣講。結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發展原子能事業的重要性，造成一個全黨全民關心原子能事業的氣氛。

值此周恩來同志誕辰90周年之際，我作為一個曾經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科技工作者，就我親身的經歷，追憶那些往事，以表達我對敬愛的周總理深切的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