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於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權宜考慮，杜魯門總統決定動用美國海空軍保衛朝鮮一事，耽擱了12個小時后才向美國公眾發表。總統做出決定時已經是星期一深夜11時以後，當時很難為國會安排一次深入細緻的情況通報會。杜魯門很清楚，要投入一場戰爭，必須贏得政治上的支持。他不希望國會中的重要盟友從星期二一大早的《華盛頓郵報》上得悉事態發展的消息，從而失去他們的支持。國務卿艾奇遜也反對讓蔣介石從新聞渠道獲得封鎖台灣的消息。因此，在星期二上午總統向國會領袖通報情況之前沒有發表新聞公報。

麥克阿瑟從東京發來電報，一個勁地抱怨行動遲緩。韓國人已經危在旦夕，必須刻不容緩地告訴他們美國的援助不期到達，免得他們徹底崩潰。在午夜過後與副國務卿詹姆斯·韋布和陸軍部長弗蘭克·佩斯舉行的電傳打字會議上，麥克阿瑟據理力爭。他說，除非給韓國部隊注入一針興奮劑使他們頂住，否則用不了幾個小時戰爭就會結束。韋布靈機一動，想出一個被國務院同事喬治·凱南稱為「頗為巧妙但又孤注一擲的主意」：允許麥克阿瑟通過南朝鮮的電台廣播總統的決定，但是只准使用朝鮮語廣播，而且不要驚動東京的西方記者；與此同時，派一名信使火速前往台灣向蔣介石通報情況。

這樣，朝鮮人——至少那幾個仍在運營的廣播電台收聽範圍內的朝鮮人——能得知美國干預的消息，而此時美國人民正沉浸在一無所知的甜夢之中。

星期二上午，在白宮舉行的情況介紹會上，國會領袖們向杜魯門提出的問題寥寥無幾，著實出人意料。總統請艾奇遜回顧了一下過去幾天發生的事件。杜魯門「希望蘇聯沒有捲入這場入侵，但是目前正在研究蘇聯人下一步可能會採取什麼行動」。無論如何，美國「不能讓事態不加制約地任其發展」。最後，杜魯門強調指出，他是在聯合國的一項委託下採取行動，即要求各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援助以幫助其擊退武裝入侵，恢復國際和平及該地區的安全」。

甚至連共和黨的批評家離開會議室時也對杜魯門大加讚賞。新罕布希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里奇斯聲稱：「幹得真漂亮。」風聲傳到國會，一位觀察人士把激昂的氣氛同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的情緒相提並論。《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約瑟夫·哈什對當天的氣氛概述如下：

我在這個城市幾進幾齣，生活和工作了二十年，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風靡全城的寬慰之感和團結氣氛。

此事中最難以理解的是星期一的悲觀情緒，它來自大家相信政府將坐失良機，並將做出一些徒勞無益或者似是而非的事情。行動的決定業已做出，然而幾乎每個人還在認為不會有所行動。當行動來臨，人們先是感到驚訝，然後是寬慰之感。

杜魯門先生的所作所為顯然是超越期許，也幾乎正是大多數人希望之所為。我從未見過華盛頓如此多的人對政府的一個決定，感到如此心滿意足。

可是第二天即星期三，參議院共和黨發言人羅伯特·塔夫脫參議員宣稱，杜魯門政府，特別是艾奇遜，必須對由於「舉止失措和前後矛盾的外交政策」而招致的戰爭負全部責任。他指責杜魯門事先未徵得國會的准許就投入一場戰爭，也未徵求參加星期二白宮情況介紹會的國會領袖的意見，充其量不過是向他們介紹了一下既成事實。他結尾的一席話，到了60年代還常被自由派的參議員們用來指責美國捲入了另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即越南戰爭：

如果這是我所認為的總統徹底篡奪動用國家武裝力量大權的行為，那麼我絕不希望這項行動得到參議院的批准。

如果允許這一事件存在而不遭到反對，至少是本院的反對，那麼我們將永遠失去美國憲法只賦予國會的宣戰權。

塔夫脫努力強調他並不反對這些決定本身，如果這些問題拿到參院去表決，他會投票贊成。不過他也沒有提出一項反對杜魯門行政程序的決議，來對這件事窮追猛打。塔夫脫知道總統控制著參院強大的多數派，杜魯門政府可以贏得一個任意借口的投票表決，然後稱之為對杜魯門行動的認可。詭計多端、心懷總統大夢的塔夫脫只做到了陳述觀點、記錄在案而已，聽由事態自行發展。

塔夫脫也沒有得到許多更加德高望重的共和黨同仁的支持，尤其是加利福尼亞的威廉·諾蘭，此人也懷有當選總統之凌雲壯志。有人問諾蘭是否同意塔夫脫的見解，他回答說，沒有理由讓國會正式發布宣戰令。他唯一的批評是總統限制了在三八線以南的軍事行動。諾蘭並不在意杜魯門讓空軍越過三八線，就像一個警察離開犯罪現場去追捕盜賊一樣。

諾蘭在講壇上說：「此屆政府採取的行動是一項反對那些違反國家法律和聯合國憲章的暴徒的警察行動。」

臨近周末，杜魯門舉行了自從北朝鮮入侵以來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他數次被問及美國做出反應的性質。

問：總統先生，每個美國人都在問，我們是在或者不是在打仗嗎？

答：我們不是在打仗……聯合國成員們將要解救韓國，來阻止對大韓民國的強盜襲擊。

問：總統先生，據您的解釋，這是聯合國採取的一次警察行動，對嗎？

答：是的，完全是這樣的。

這樣，這場美國最不得人心的戰爭獲得了「警察行動」這個諢名，這個婉轉說法並不是杜魯門臆造出來的，只是他在後面幾個月遭到批評時，以其特有的（和毫無道理的）固執死死抱住不放的一個詞。對10萬多名即將死傷在朝鮮的美國士兵來說，那裡所發生的事情遠不止是一項「警察行動」。在以後的18個月里，杜魯門小心翼翼地迴避使用「朝鮮戰爭」這個正當名稱，這使他在爭取公眾的支持和道義上的同情方面付出了慘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