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的這次會議以後，艾奇遜、馬歇爾和布雷德利立即向杜魯門彙報。據艾奇遜的記述，有兩種可能性：繼續對中國人進行戰爭行動；或是「在敗局不可收拾之前」停止戰鬥，「以挽救我們的軍隊」。他顯然拒絕了第一種可能，因為他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對他來說，目前的問題是以何種方式撤退。

艾奇遜在會議結束時說，總統希望在做出任何決定之前，尤其是做出可能與中國全面交戰的決定之前與艾德禮首相會談。那麼應該命令麥克阿瑟去幹什麼呢？謝爾曼敦促說，應命令麥克阿瑟立即把部隊調往灘頭。（前面提到，麥克阿瑟在不久前的一份電報中提到，撤退至灘頭也是他的幾個戰略選項之一。）

作為一個外交官員，艾奇遜不願意被拉進關於台灣的談判中去，因為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得不到國際支持。他說，其他國家「認為台灣不屬於我們，並且不同情我們的立場」，但他能夠找到支持在三八線實現停火的「道義力量」。美國「必須期待」有人——他在這裏提到了克萊門特·艾德禮——提出一項停火建議，在此種情況下，國務院的作用就是說服其他政府「堅持正當的和正確的事情」。

但是，就在國務院的外交官們敦促聯合國軍停止撤退、進行戰鬥的時候，五角大樓的高級文職人員卻在反其道而行之。三軍部長們向馬歇爾提出的建議與艾奇遜的建議截然相反。如果聯合國軍被攆過三八線以南，就應該撤出朝鮮。但是，美國應該拒絕承認戰敗，在此之後應封鎖中國，並準備轟炸中國的交通線，同時要小心避免在中國大陸投入地面部隊。「我們政策的基點，」他們寫道，「不應是像接受一場戰鬥或戰役的失敗那樣接受目前的軍事失敗。」但他們強調說，已經提出的報復行為只有經聯合國同意才能付諸實施。馬歇爾知道，後面這條附文使部長們的建議毫無意義。美國的問題是要說服聯合國的多數成員不要擴大戰爭，但要繼續參戰，不論部隊的數量如何。

對馬修·李奇微來說，這次會議是一次痛苦的經歷。作為一個軍人，他深知麥克阿瑟的問題，即這位將軍對軍令耍盡手腕，任意妄為。李奇微坐在那裡，驚訝於他的上司們除了麥克阿瑟的問題，其他無所不談。儘管艾奇遜和馬歇爾作為總統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但顯然誰也不願向這位遠東司令官下達斷然的命令，扭轉一下正在迅速陷入災難的糟糕事態」。儘管這個屋子裡，擁有「責任和權威」的人物俱在，但誰也不說話。

艾奇遜突然把討論轉向了關鍵的問題：「軍事形勢是否達到了我們有必要尋求停火的境地？」

大家的共識是，杜魯門要等到與克萊門特·艾德禮會談后再做出決定。艾奇遜「傾向於認為，我們不應單槍匹馬地干，而且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如果他們想撤出來的話，我們不能丟下他們。」國務院的弗里曼·馬修斯說。

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也和艾奇遜一樣擔心。12月6日，中國人佔領了平壤，並繼九九藏書續窮追猛打遭受重創的第8集團軍。就在同一天，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全世界所有美軍指揮官發出了一個嚴峻的警告：「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目前朝鮮的局勢已大大增加了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接到此電的指揮官（應）採取可行的行動，嚴陣以待而又不造成恐慌氣氛。」

布雷德利認為，其他與會者對美國的潰敗及其在其他地區的後果這個問題重視不夠。「如果中國人在朝鮮攻擊我們不算戰爭的話，」他說，「那麼他們在柏林攫取我們的佔領區算不算戰爭呢？」布雷德利回顧說：「我們曾說過，攻擊美軍的一個排就意味著戰爭。」他不希望下一步美國軍隊「在柏林被東德人橫掃」。布雷德利懷疑美國會接受被迫撤退，而對中國人「不予回擊」。他不希望與中國交戰，「然而，不與中國交戰就撤出或被趕出來，其影響是非常之壞的」。但是，他「在我們完全撤出以前，不會提議進行報復」。

范登堡搖了搖頭：「那有什麼用？他不會服從命令的。我們又能怎麼樣？」

馬歇爾又回到了「要不要開始承認徹底失敗」的問題，由於「心理因素」，他不喜歡這樣。馬歇爾認為，「如果有人在我們抵達那裡之前，提出一項在三八線停火的建議，那在政治上將是有用的。一旦我們退到了灘頭，中國共產黨人就能夠席捲南朝鮮」。

會散了。李奇微極為沮喪，他湊到霍伊特·范登堡將軍跟前。李奇微在西點軍校任教時，范登堡是那裡的學員。李奇微認為不需要兜圈子，他後來回憶說：

艾奇遜想起了內戰時期威廉·謝爾曼將軍的政策：「把他的所有計劃都告訴記者，然後把他們都關進監獄。」

《時代》周刊發現，普通公眾的態度是迷惑不解和「半信半疑地面對現實」，一個人被告知患有晚期癌症時也許會有這種態度。

「我們要不要撤退韓國軍隊？」艾奇遜問。

艾奇遜希望儘可能合法地處理任何停火問題，他描述了外交上的兩難境地。美國輿論不會容忍政府提議「在任何基礎上的停火」。美國「不能在停火后仍然與中國人打仗，除非他們違反了停火協定並重新發起進攻，否則我們就是在單槍匹馬地發動一場違背聯合國命令的戰爭」。如果美國必須繼續進行戰爭，「我們就不能採取結束敵對狀態的方針。我們只能是被迫離開朝鮮，因此必須拒絕一項停火建議。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必須讓中國人受到譴責，並給他們戴上侵略者的帽子」。

然後，艾奇遜提出了美國「將為在朝鮮發生的事件必須付出的」代價問題。如果美國提出了停火併被接受，「那麼我們就需要明白，不能幹像轟炸『滿洲』那樣的事了，而且我們自己要遵守這一點」。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為停火的要求可能不會被接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艾奇遜的言外之意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轟炸「滿洲」了。）

五角大樓的會議也使迪安·臘斯克十分沮喪。回到國務院后，他對聯九_九_藏_書席會議參謀長們的士氣表示擔心，他們「所有的人看來都垂頭喪氣」。他認為，軍方「目前的心態，不能為我們在朝鮮做出最佳的努力」。

最後，布雷德利讓杜魯門同意給麥克阿瑟發一封電報，命令他把部隊集中起來。這封電報于下午晚些時候發出。命令說：「我們認為，保存你部實力為當務之急。同意將部隊集中在幾個灘頭陣地。」

海軍參謀長謝爾曼不希望做任何妥協。美國已經損失了士兵，「人們可以說我們輸了一仗，但我們並沒有被打敗」。他不同意要求實行停火。「與中共打交道的唯一正確方式是對他們說，要是不住手，他們就是在跟美國打仗。」如果中國人選擇了戰爭，「我們就儘可能完好地撤出我們的部隊，並且進行戰爭。如果我們不採取這種方針，其他人就會欺負我們。如果有人能夠打死那麼多美國人而又不在戰爭狀態，那我們就戰敗了」。

儘管政府一直很當心地不去指責蘇聯人挑起了戰爭，然而很多美國人卻把俄國人斥為罪魁禍首。「要打布爾什維克這個元兇，」底特律的售貨員扎卡賴亞斯·科斯馬斯說，「打蛇打七寸，尾巴就廢了。」新奧爾良的警察歐內斯特·科蒂斯說：「我們應該對俄國正式宣戰，然後把我們所有的原子彈都扔到那兒去。」

艾奇遜認為，在撤退中要考慮到情況不同的三個地區：東海岸、仁川和釜山。他說，東海岸的撤退「應只考慮解救部隊」，因為于那裡堅守在政治上會一無所得。（艾奇遜的這個建議與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是一致的，即希望麥克阿瑟把第10軍從位於長津水庫的極為暴露的陣地上撤下來。）在禮儀方面，艾奇遜總是說好聽的。他對杜魯門說，他「不希望將它作為意見提出來，因為這完全是軍事上的問題。然而，如果軍方確實需要某種政治行動，比方說停火，以便在東海岸實施撤退的話，那麼軍方就應該讓我們知道」。關於仁川的決定可以再等幾天，但艾奇遜提出，如果第8集團軍的部隊為了避免被包圍而必須從這個港口撤退的話，那麼他們就應在日本重新登陸和休整，而不應該去朝鮮南部。艾奇遜說，把韓國士兵拋棄在遠離家鄉的地方將是「極為可怕的」，應該為他們找到「一些途徑或其他辦法，在南朝鮮重新登陸，然後再滲透到他們的家鄉去」，重要的是不要拋棄他們。

布雷德利不想把士兵派往中國，但他「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在回家之後，就把這件事拋諸腦後」。

那個星期日晚上，艾奇遜終於要睡覺了，他想道：如果他被一場全球大戰的消息驚醒，也不會感到吃驚。

如果容忍這一失敗，那就意味著把亞洲丟給了共產主義。如果容忍這一失敗，亞洲任何國家都不會再相信曾給他們帶來反共希望的承諾，即美國及其盟國將會對他們挺身相助。而且，歐洲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美國是反共的堡壘，但這是它在朝鮮的災難之前所自詡的。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艾奇遜用電話向馬歇爾將軍報告ｒｅad.99ｃsw•ｃoｍ了這些討論的結果。馬歇爾有保留地同意說：首先，有必要看看第10軍能不能撤出；其次，美國「絕不能作繭自縛」。艾奇遜表示同意。

戰場上的不利消息在美國公眾中產生了事實上的震驚，令人奇怪的是，這並未影響大部分公眾的日常生活。人們仍然爭先恐後地前往觀看周末熱門的大學橄欖球比賽，併為聖誕節的採購把百貨商店擠得水泄不通。《時代》周刊記者的一項調查發現，最常聽到的評論是：「看來不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負過傷的退伍軍人說：「我沒有打開收音機——我不想聽到壞消息。」麥克阿瑟「回家過聖誕節」的說法（對麥帥忠心耿耿的《時代》周刊說，這是被媒體「曲解」了，然而此說是不準確的）使公眾怒不可遏，因為戰局的突然逆轉使他們大吃一驚。愛荷華州一個加油站的加油員批評政府不夠強悍：「他們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那樣說，鬼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我問他：「為什麼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不向麥克阿瑟下命令，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呢？」

根據菲利普·傑塞普的會議記錄，沒有聽到有人回答，也沒有人反對。然而，布雷德利的確對「國會和軍隊中的反應」表示關切。他問道，在不對中國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情況下，還有多少東西可以放棄？他懷疑中國人是否會接受三八線，「我們先前越過了它」。

沒有就此投票表決，甚至沒有進行非正式的舉手表態，但一致的意見是顯而易見的：麥克阿瑟的部隊應撤至那些海港，並準備撤出，這是美國軍事史上第一次沒有取勝的撤出。

開會期間，布雷德利一直在塗寫什麼。這時他念了一份命令的草稿，要麥克阿瑟「按要求儘可能久地守住灘頭，等待整個局勢塵埃落定」。

韓國陸軍是否要撤至日本？傑塞普問。臘斯克認為不能這樣做，「共產黨目前在日本的朝鮮人當中極為活躍，引進韓國陸軍也許有危險」，必須另外給韓國軍隊找一個棲身之地。

問題也許在於麥克阿瑟在戰場上的表現。臘斯克建議採用暗招來趕走這位將軍，勞頓·柯林斯將軍將離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往朝鮮指揮部隊，麥克阿瑟則被降級，「用全部時間研究對日和約問題」。這種有名無實的安排將是對麥克阿瑟的公開貶棄，對此將軍不會默默無言地蒙羞受辱。談論解除一位戰地指揮官的職務與國務院的業務毫不相干，臘斯克顯然也知道這一點，因為會議備忘錄很快就跳過了他的建議，也未指出以後還要對此進行討論。

布雷德利回答說，如果代價不是過高，停火是「可以的」。「我們會離開朝鮮嗎？他們呢？」如果美軍能夠抵達灘頭，軍事形勢就會改善。美國正在迅速地喪失主動權，如果不能在48小時之內通過聯合國達成停火，「我們是否必須得出結論，認為我們必須自己採取行動」？布雷德利提出的一個辦法是：「告訴中國共產黨人，因為他們拒絕停火，我們認為我們是處於戰爭狀態。」他預料要採取封鎖海岸、轟https://read.99csw.com炸和「很多其他方式干擾他們，儘管我們不一定要使用原子彈」。

謝爾曼說：「非常有必要，但是這很困難。也許最好的辦法是讓記者們離開那裡。」

聽到這裏，我發火了。「任何指揮官不服從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職務嘛，怎麼不行呢？」我大聲質問道。

布雷德利認為中國人不會同意停火解決。他認為「雙方在競相搶佔灘頭」，問題不僅僅在於軍方能夠守住灘頭多久，還在於「在我們不說與中國交戰的情況下，美國公眾對這種狀況還能容忍多久」。

裝備是至關重要的嗎？艾奇遜問道。「我們沒有別的東西了，」布雷德利回答說，「但是不能說它們是至關重要的。」

艾奇遜「當然」做不到。他問聯席會議的參謀長們，與中國交戰會對美國同蘇聯打仗的能力有什麼影響。「蘇聯願意看到我們與中國人打得難分難解」，如果美國的資源都用於對中國的戰爭，「我們就不能夠增強在歐洲的力量」。

范登堡當時的臉部表情我永遠也忘不了。他張著嘴，困惑而驚愕地望著我，接著二話未說就走開了。我以後再也沒有機會同他討論此事。

馬歇爾表示反對。他懷疑是否有必要在形勢及其發展問題上談得如此具體。他認為僅僅批准在美軍防守的三個基地（仁川、元山和咸興—興南）重新部署就足夠了。

艾奇遜終於提到了關鍵的問題：如果某個國家提議在三八線實行停火，而且這是可取的，在座哪一位對此還有疑慮？

艾奇遜接著說，另一個問題是與中國開戰將對美國盟國產生的影響。他「認為他們之中很多人將會離開我們，並與蘇聯打交道」。艾奇遜說，法國人「極為軟弱，他們得了炮彈休克症，急於達成一項交易，這會給他們一種安全的幻覺」。

喬治·凱南不喜歡進行談判的主意。要求停火會被蘇聯人看成是「乞求和平」，他們將「打算攫取所有可能得到的好處，並儘可能到處破壞美國的聲譽……他們的回應將不可避免地是驕橫無禮的」。如果以實力為基礎進行談判的理論成立的話，「那麼現在顯然是很不利於與俄國人打交道的時候」。

星期天上午9時30分，國務院和國防部的高級官員在五角大樓開會，用艾奇遜的話來說，他們在「越發沉重的氣氛中」閱讀了麥克阿瑟的報告。麥克阿瑟的抱怨沒有使任何人感到慰藉。為美國陸軍遭受沉重打擊而感到沮喪的馬修·李奇微將軍通報了軍事動態。他並不樂觀，對第10軍能否脫離接觸並抵達興南、第8集團軍能否先於中國人抵達漢城沒有把握。如果部隊能夠抵達仁川、咸興和釜山的灘頭陣地，他們就能夠守住陣地，直到做出撤退的決定。

艾奇遜希望「仔細考慮」任何直接針對中國人的行動。如果停火要求遭到拒絕，「而且我們不得不殺出一條路來的話，所有針對中國人的軍事步驟都應與撤出我們的部隊聯繫起來」。他不希望「僅僅進行報復」，這是因為「如果我們與中國進行一場全面戰爭，而這會導致很快與蘇聯人進行全面戰爭，九-九-藏-書那麼我們就將在沒有盟國支持的情況下戰鬥」。

布雷德利認為存在著兩個問題：在政治方面，美國是否應該請求停火。在軍事方面，「如果我們後退至灘頭，是否要開始撤出我們的部隊；或是打下去，直至敦刻爾克式的撤退？」從仁川可以很快撤出人員，但卻不能很快撤出裝備，「如果我們現在就動手，就可以撤出更多的東西。釜山也是如此，但興南卻成問題。必須馬上決定我們是否要開始撤退。」

討論接著轉入美國決定撤退時可能採取的安全措施的問題上。有必要實行新聞檢查嗎？艾奇遜問道。

艾奇遜並不像布雷德利那樣對停火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而又被拒絕，就會在聯合國引起一場辯論。美國必須考慮到其軍隊的安全，以及它在遠東和「全世界」的地位。國務卿不希望很快撤退：「如果我們拋棄了朝鮮人而他們又遭到殺戮的話，我們就有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姑息養奸者的危險。如果出現了敦刻爾克式的情況，我們被迫撤出，這雖然會是一場災難，但卻不會丟面子。」如果中國人和蘇聯人提出了條件，「撤退到三八線似乎是可行的」（儘管他馬上補充說，這「太容易了」，他懷疑敵方會不會接受）。

「我們正在與一個錯誤的國家打仗，這是一個重大問題，」艾奇遜說，「我們在與第二梯隊打仗，而真正的敵人卻是蘇聯。」

但是，當務之急是「軍方對其抵抗能力的準確分析」。臘斯克說：「如果我們不能在三八線實現停火，我們就必須停在最佳的位置。」如果不能達成一項停火，美國就必須儘可能久地堅守陣地，並迫使中國人為趕走聯合國軍付出儘可能大的代價。輕易地「躬身退出」將會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最後，李奇微的良知戰勝了謹小慎微，他「充滿感情地」說，與會者「已經把過多的時間消磨在爭論上，我們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否則有負于戰場上的士兵，坐在參謀長聯席會議房間里的人們最終必須對士兵的生命負責。有20個人出席會議，他們都是美國軍方的最高官員，而回答李奇微的是一片沉默。（一位海軍將領草草地寫了個便條：「以你為榮。」）

布雷德利將軍重複說，停火將對軍事有用，「如果代價不是太大的話」，但是「提出這項建議的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美國報紙每天都在頭版刊登「形勢圖」，表明中國人正在包抄第10軍，並在以鉗形攻勢包圍第8集團軍。「這是珍珠港以來美國在軍事上最慘重的失敗，」《新聞周刊》說，「也許這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慘重的軍事失敗。除非在軍事或外交方面出現奇迹，否則，被投入朝鮮的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陸軍可能不得不進行一場新的敦刻爾克式撤退，以使他們免遭一場新的巴丹式覆滅。」同一周的《時代》周刊哀嘆說：「這是失敗，是美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失敗。」《時代》周刊還含蓄地要求杜魯門政府採取更為強硬的行動（但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說到底要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