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中旬，中央情報局駐東方各站站長收到了從華盛頓總部發來的一份急電。這份電報傳達了從隱藏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總理的印度政府中一個特務機構那裡收到的「過硬」情報。印度政府雖然公開聲稱對朝鮮戰爭保持中立態度，但是時時給中國以宣傳上和外交上的支持。現在，尼赫魯的支持又要變成物質上的支持了。據那名特務報告，中國人已包租了一條挪威貨船並派往印度孟買，前去裝載由印度政府提供的醫療供應品。裝船單令人印象深刻，它包括三整套野戰醫院設備，加之各種藥品（據一名美國情報人員說，「足夠給三八線以北的每名敵軍士兵注射起碼三針青霉素」）、外科醫生、內科醫生、護士以及其他醫務人員和用具。

托夫特在東京的副手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官員，托夫特由此受益匪淺。科爾韋爾·比爾斯早先在美國森林局和胡佛委員會（戰後一個負責政府效能的機構）里供職。「比爾斯真是一個好官員，」托夫特說，「他使我免於去坐牢，因為他在政府里熟門熟路，而且知道怎樣來對付文書工作和種種細節。我們組成了一個厲害的團隊。」

命令最後來到了日本厚木，以及漢斯·托夫特的辦公室上。這位美籍丹麥人相貌堂堂，金髮稀疏，說話略帶一些斯堪的納維亞口音。在自成一體的情報界之外，實際上他鮮為人知，然而托夫特在同僚中享有20世紀最傑出的特工之一的名聲。而且，他在看到關於挪威船的電報之前的所作所為，很能說明為什麼他對於這一使命而言極為合適。

但是截擊這艘輪船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外交問題。挪威雖然是聯合國成員，然而它不顧美國和其他有部隊參戰的聯合國成員國的外交抗議，仍然允許它龐大的航運界繼續和敵方進行貿易。美國曾經避免宣布對中國實行封鎖，這是因為怕冒犯英國人，他們同樣在和中國繼續進行貿易，以此保護它的直轄殖民地香港。

這樣，就出了一個難題：美國如何才能阻止這次貨運而又不掀起一場外交上的軒然大|波，使已經脆弱不堪的外交同盟土崩瓦解？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來電並未論及這一問題，它只是指示各地特務執行任務，而且要悄悄地干，不惜任何花費。不過該電報的確含有一項明白無誤而又未加聲言的警告：勿使美國政府為難。

漢斯·托夫特在亞洲以及其他間諜們在世界各地的赫赫功績，給華盛頓帶來了對中央情報局新的敬意。因此，朝鮮戰爭標志著中央情報局已經成長為美國政府中勢力壯大的機構之一。不完全的統計數字表明了中央情報局在三年之內發展勢頭之猛。1949年，中央情報局的「政策協調局」（秘密活動的代名詞）總共302人，預算470萬美元，有7個國外站。至1952年，「政策協調局」的實力已增加到2 812名直接僱員，外加3 142名「海外合同人員」（這是一夥包括從隱蔽很深的間諜到走狗打手之類的大雜燴），預算8 200萬美元，有47個國外站。

一場更為傳統的秘戰行動正在按國家安全局的要求進行著。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同時成立，它是負責美國破譯密碼和截聽通信的機構。朝鮮戰爭最初幾個月，國家安全局技術人員在截聽北朝鮮人和中國人的電報方面遇到了困難。中國人在「滿洲」的指揮部與北京總部之間的大部分電報往來是通過穿越黃海的一條電話電纜進行的，由於這條電纜的位置處於敵後，國家安全局無法進行竊聽，於是國家安全局就向中央情報局提出這樣的要求：中央情報局是否有辦法破壞這條電纜，以迫使中國人使用無線電通信，以便進行監聽？

托夫特和比爾斯的頭一個星期用來開車在東京四周轉悠，想找一個地方作為中情局在這裏的新基地。「我們不都是在工作。我們帶上午餐，還在帝國海灘游泳。」那天，他倆邊吃午餐邊在厚木空軍基地走動，這裏位於東京以南47英里，可以遠眺壯麗的富士山。他倆來到一片約50頃的偏僻之處。「我一隻手拿著啤酒，另一隻手拿著雞肉三明治，大叫道：『這兒就是我們未來的基地。』」托夫特和比爾斯一邊吃喝，一邊用步子測量著將來哪些建築物應當蓋在哪裡。就在這個星期之內，工程人員和一個建築營就上馬開工了。

下一步，托夫特需要招兵買馬。他從軍隊里找人，這是能夠提供現成人力的唯一地方。他意識到上層軍官對中央情報局不懷好感，就在參謀部的二三流軍官里物色人選。「我的責任之一是建立起一項遍布朝鮮的『躲避和逃遁』行動，以援救被擊落的飛行員。因此很明顯，這對於空軍和海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他們希望他們的飛行員能得到安全保障。這樣我就得以說服這些軍種，還有陸軍，給我派人來。」

「我看準了，對付威洛比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一切機會來踢他的屁股，讓他曉得我和他一樣強硬，甚至比他更硬。」托夫特敘述說。因此，當威洛比進行他的「每月威脅」，要把托夫特和中情局攆出日本時，托夫特則正告威洛比：「閉嘴，你是為我工作。我是美國公民和納稅者，你不能對我發號施令。」

1950年底，托夫特在宣傳上出損招的機會來了。當時蘇聯人開始釋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西伯利亞「失蹤」的千百名日本士兵。托夫特說：「日本左派新聞界對蘇聯溫情脈脈，說read.99csw.com蘇聯準備釋放這些人是如何好心好意。」他感到這裏另有打算。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除去司令部人員外，只是一個憲兵營。托夫特擔心釋放的戰俘和日漸高漲的親蘇情緒，恐怕會給俄國人帶來宣傳上的好處。他同副手科爾韋爾·比爾斯商談了反擊行動，但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

但是，該基地防衛森嚴，以致托夫特的間諜們不敢使用無線電進行通信聯絡。「我們依靠『信鴿』——其他朝鮮間諜來往返傳遞信息。這是危險透頂的工作，但是很有必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托夫特回到丹麥，參加了地下抵抗運動。但是他承認這樣一個現實：納粹是不能從一個被佔領國的內部來擊敗的。他使用假證件設法逃到了西班牙（膽戰心驚地搭乘一架德國飛機），又從那裡到了美國。他在紐約找到了威廉·斯蒂芬森，此人負責英國在美國的情報活動，後來以「無畏勇士」而著稱一時。托夫特竭誠服務，斯蒂芬森把他派到新加坡，在那裡組織當地人士通過滇緬公路向內地抗日的中國人提供物資。他組織起部族人的游擊隊，進行勇猛然而最終是徒勞無益的牽制日軍行動。新加坡陷落後，托夫特回到美國，他放棄了印度陸軍少校的軍銜，以列兵身份加入了美國陸軍。

特工小組從空中和海上滲入了「滿洲」和東西伯利亞，另一些以厚木中央情報局為基地的受過特種訓練的小組進入了山東半島和華北天津地區。出於政治上的原因，不允許用「民航運輸隊」的飛機把諜報人員送進中國和蘇聯去執行任務。「我們不能用帶有中國國民黨標誌的飛機飛臨這些國家，所以我們就依靠美國遠東空軍。」托夫特說。遠東空軍副司令厄爾·帕特里奇將軍十分感激中央情報局幫助援救他被擊落的飛行人員，立即同意提供飛機和飛行員去執行這些敵後的危險使命。但是麥克阿瑟早就覺得托夫特的行動規模過大，過於獨立，而且過於危險。1950年10月25日，麥克阿瑟致電參謀長聯席會議說，托夫特的「政策協調局」是「按有關的特別協議行事，但是它已經不時地違反了這些協議」。他報告了最近的一個事件：一名間諜從遠東空軍的一架飛機空投到蘇聯領土，此事表明「事態嚴重」。因此，他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建議，他打算暫停這一項目。他已經「下令他轄下各部門在沒有他特許的情況下，不得參与類似的項目」。

托夫特的先見之明是正確的。中情局在麥克阿瑟轄區里立足未穩。只是到了當年5月，史迪威將軍才從麥克阿瑟那裡獲准，允許中央情報局在他的亞洲地區內活動。麥克阿瑟對於獨立於他掌控之外的秘密情報活動非常反感，這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他斷然拒絕戰略情報局的特工在太平洋戰區活動。作為軍界的一名傳統主義者，他對獨立於他司令部之外工作的特工人員自由散漫的氣質嗤之以鼻，只是來自華盛頓的巨大壓力，迫使他在戰爭爆發前幾個星期頗為勉強地同史迪威達成了協議。

不久，一隊國民黨炮艇載著艾爾·考克斯和其他中央情報局間諜出海了，他們在美國海軍的通信導航下，在台灣正北截住了這艘貨輪。在這場托夫特稱之為「中央情報局指揮下極為周密的海盜行為」中，美國人一直待在甲板下面。台灣登船人員接過了貨輪的指揮權，把挪威船員們單獨囚禁起來，有條不紊地把貨物轉移到他們自己船上。托夫特讓台灣人把這些醫療物資作為戰利品搬走。關於那些護士、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情況，他再也不曾聽說過，也沒有去考慮過他們的命運。現在，空空如也的貨輪及其船員被允許繼續航行，他們只知道是在公海上遭受了亞洲海盜的搶劫。「TP-披巾」行動大告成功。

這些秘密活動並沒有完全逃脫威洛比的注意，中央情報局人員不久就發現他們處於為軍方反情報部門工作的日本警察的監視之下。托夫特憤怒至極，他甚至有過一念之差，認真考慮過如何「溺斃」一名特別討厭的、為威洛比工作的官員。在沮喪時刻，托夫特會說，麥克阿瑟有三個敵人：俄國人、中國人和北朝鮮人。「而我有四個敵人，」他說道，「那三個，再加上麥克阿瑟。」

經過一些修改和討論，空軍和陸軍接受了托夫特的計劃。唯一的異議來自威洛比，他說，由於通貨的限制，台灣的黃金不能帶進日本。托夫特無心爭辯，當晚他就飛往台灣，同流亡在那裡的「中國銀行」進行了一筆私下交易，並帶著70萬美元的金條回到了日本。在一個月之內，「躲避和逃遁」計劃就部分地運轉起來了。

但是，中情局在朝鮮戰爭的作為中，沒有任何其他行動比針對那艘運載醫療人員和供應品給中共的挪威船所採取的行動更為重要的了。

托夫特抵達東京之後，發現中央情報局在那裡的存在不過是「六個可憐的喪魂落魄之士」，他們在一間旅館房間里工作。這個在喬治斯·奧里爾領導下的小組，同托夫特所說的麥克阿瑟司令部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保持著頗為艱難的聯繫。在橫濱港附近的橫須賀海軍基地，中情局的工作還稍有一些實際內容。威廉·達根在一個中央情報局分支機構的贊助下進行情報活動，這個機構的名稱毫無意義，叫作「特別行動局」。托夫特開始著手組織他自己的秘密行動單位ｒeaｄ.９９cｓw•ｃoｍ，叫作「政策協調局」。

「總的說來，他們讓我挑選一個地點，在東京以外建立起一個行動基地。這個基地要能接納1 000人，有我們自己的通信設備。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都是獨立行事。」

由於托夫特的背景，他的詳情被報知戰略情報局，這是負責戰時情報和間諜工作的機構，最終演化為中央情報局。托夫特開啟了他在二戰中一系列最令人眼花繚亂的卓著功績。

大戰結束后，托夫特被邀請留在美國情報界。戰略情報局雖然在戰爭結束幾個月之後就已告解散，但是情報界老手們都知道最後還是會有一個相應的機構來取而代之。托夫特不願意在一個準軍事組織里度過一生，他拒絕了邀請，回到哥本哈根，擔任一家美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經理。他仍然同丹麥情報局的頭頭保持著接觸，偶爾也帶一些秘密文件到美國。40年代末，他同一位美國婦女結婚，並遷至愛荷華州梅森城去經營她家的印刷生意。

幾天之後，幾艘「朝鮮漁船」在黃海會合了。電纜被抓鉤拖上了海面，並被切斷，分別由漁船拖拽住斷頭朝相反的方向駛去。不久，國家安全局的監聽員們就竊聽並破譯了在北朝鮮和「滿洲」的中國部隊與在北京的國防部之間的無線電通信。

華盛頓給各地特務機關的電報是直截了當的：「不惜任何代價」務使該船和所載貨物不得到達敵方。電報沒有細論這一貨運的人道主義一面。一旦這些醫療供給到了戰場上的中國軍隊那裡，將使他們能夠發動一場新的攻勢，造成美國和韓國數以千計的生命損失。

此時，中央情報局已經存在了，這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機構，不為軍界和國務院的官僚們所信任，但中情局內部的人卻雄心勃勃。1949年聖誕節，托夫特訪問了華盛頓，他的兩位戰時老友——中央情報局負責計劃（亦即秘密行動）的副局長德斯蒙德·菲茨傑拉德和遠東行動負責人理查德·史迪威少將——求賢若渴，急切地邀請他加盟中情局。在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的一次午餐上，托夫特禮貌而又堅決地拒絕了加入中央情報局。他在愛荷華過著舒適的美國中產階級生活——「扶輪」國際地方分社、主教派教會、一位童子軍地方長官，而且托夫特不想成為和平時期官僚階層中的一員。但他同意和弗蘭克·威斯納進行晤談，此人也是他戰時的一名同事，現在在中央情報局搞秘密工作。談話的環境頗能體現中央情報局孤立無助的地位：這是鄰近華盛頓倒影池的一群東倒西歪的木板「臨時」建築。

兩天後，參謀長聯席會議答覆說：「華盛頓沒有一位負責官員質疑（麥克阿瑟）在其戰區或計劃行動區域內關於中情局行動的指揮權。」但是，參謀長聯席會議「希望他將支持中央情報局業經批准的情報和秘密活動，以體現駐遠東美軍總司令的責任」。

中央情報局從海軍借來了水下爆炸專家參与訓練，執行真正的任務。小型登陸艇停在海上天水線以外的地方，滲透和破壞小組要給橡皮艇充氣並划至海灘。「我希望讓朝鮮人知道，我們美國人一手建立了這支游擊隊。這能使朝鮮人尊重我們，也能使美國軍方尊重我們。」

中央情報局東亞各站站長都聚集到東京托夫特這裏，一起策劃阻止該船的辦法。那艘船一度像是要進入香港進行補給，香港站站長艾爾·考克斯從厚木基地領取了爆炸品以及其他特種設備趕回香港，用托夫特的話來說：「如果有必要的話，準備在英國當局鼻子底下搞一次破壞活動。」但是那艘船沒有停，它繼續北上。

——在飛行員出發執行任務之前，由中央情報局人員向他們介紹「躲避和逃遁」計劃的技術細節，並在該計劃執行之後，向被援救的飛行人員詢問執行詳情。

托夫特在亞洲的經曆始於20世紀30年代初，他19歲那年，丹麥的一家輪船公司「東亞公司」把這個丹麥船長的兒子送到北京去學習漢語，作為培養他海外經歷的第一步。「東亞公司」好比是英國人在印度長期作為其殖民代理人的「東印度公司」的翻版，它在中國從南到北的沿海地區都設有辦事處。「當你替公司去海外工作時，」托夫特敘述說，「你就知道這一去將是25年左右，而且頭10年不準結婚。」托夫特在北京學了2年中文之後，在吉林生活了8年，代表他的公司在吉林和朝鮮北半部到處活動。他同住在這一地區、逃避共產主義革命的白俄貴族們關係甚密，而且逐步對這裏的每一條鐵路、公路的拐彎和路口幾乎都了如指掌。（後來，托夫特作為中央情報局的官員，就能出神入化般地在地圖上標出中國部隊在他年輕時旅行過的那些鐵道線上的運動情況，併為他的游擊隊精確地指示出橋樑和其他要害部位的位置。在這些地方，交通運輸特別容易受到破壞者炸彈的襲擊。）

托夫特給在梅森城的妻子打了電話，請她在他由東京首途飛行至明尼阿波利斯作短暫停留時前來同他相會。她給他帶來了兩箱衣服。「我根本就沒有回過家。」

——兩支由中央情報局控制的當地「漁船隊」，沿海岸巡邏以尋找被擊落的飛行員，並採用真正的黑市交易的行動方式作為掩護。

托夫特把朝鮮南端釜山灣中的一個小島永島接過來作為訓練基地。以海軍陸戰隊軍官「荷蘭人」·克雷默中校為首的一支中央情報局小分隊，在那裡培訓了將近1 20九九藏書0人的朝鮮游擊隊派往北方行動。一些有領導素質的人被挑選出來，轉往離日本厚木10英里處的相模灣海灘上的茅崎基地去接受強化訓練。

出於無心，威洛比倒給他們開了一個頭。他手下一個人得到一本由一名日本上校保存的日記，這位上校曾在西伯利亞一個勞改營里度過了戰後的年月，那是一段可怕的經歷。「威洛比不知這日記有何用處，於是把它送到中央情報局開個玩笑。」托夫特說。托夫特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日記的譯文，對比爾斯宣布說：「我們要進軍電影界，我們要拍一部影片，描繪在俄國當戰俘是怎麼回事。」

到了星期二，托夫特已經在華盛頓中央情報局總部了。他意識到，由於他在東方的背景和他的語言能力（他能講六種語言），派他去朝鮮是順理成章的。史迪威和威斯納安排了情況介紹會，但是他們也沒有給托夫特什麼命令。「現在是無章可循，」他說，「這是中央情報局第一次在一場熱戰中行動。」

然而威洛比和托夫特的外語天賦卻不相上下，這也使他們逐步緩解了彼此間的敵意，「儘管這一敵意並未完全中止」。托夫特說：「某一天我用俄語與他通電話，第二天我們就說中文，這就像是一種體育運動，他有時會大笑，但我對他直言不諱：『我絕不與你說你那個混賬的德語。』」他顯然想起當年參加挪威地下組織的日子。

托夫特明白，中央情報局總部授權他在「TP-披巾」行動上可動用100萬美元而無須經過批准，這就說明華盛頓是十分認真對待此事的。在托夫特看來，一向手頭很緊的中央情報局這次「慷慨解囊」，表明阻止這艘船「一定是一件先斬後奏類的行動」。

——將三八線以北、朝鮮東西海岸線以外的兩個島嶼，作為被擊落飛行人員「躲避和逃遁」的主要目的地，島上配備中央情報局人員和通信聯絡人員。

（無線電截聽能力及其效果是美國政府嚴加保守的秘密之一。有鑒於此，外人很難準確評估托夫特斷纜行動的作用。但是早期截獲的一份電文引起了托夫特的注意，也使他非常開心。「北京總部警告戰地指揮官說，有5萬名敵軍游擊隊散佈於前線地帶。我們實際上在那裡只有1 200人，不會比這更多。」）

包括漢斯·托夫特在內，在東京沒有人對「TP-披巾」行動表示很樂觀。這艘船掛的是一個中立國的旗，出於明顯的外交上的理由，美國不敢在公海上公然冒犯之。托夫特同海軍方面商談了此事，海軍彬彬有禮地說，他們無能為力，即使是用無標誌的秘密船隻去干也不行。空軍也不想冒險去搞一次秘密轟炸，因為這一襲擊來自何方對國際社會來說是不言自明的。不過托夫特到底還是說服了這兩個軍種在該艘貨船北上之時保持對它的監視。一艘美國驅逐艦游弋在海平線之外跟蹤這艘貨船，並通過無線電向在東京的托夫特不斷報告其位置。

果然如此。「當共產黨企圖破壞這部片子時，我就知道我們的路子對頭，這部影片是對蘇聯人的絕佳揭露。日本電影界喜歡它，因為它使演員們和技術人員在長期歇業之後能重操舊業。觀眾喜歡它，因為它實在是部好片子。我們在20家日本電影院里同時推出，曆數周而不衰，票房打破紀錄。最後這部片子曾在700多家影院里上演，它引起了極大的義憤和反蘇情緒。當我們增加映數時，中央情報局從中提取了10.4萬美元收益，轉交給了美國政府。」

然而，他首先必須讓桀驁不馴的威洛比與他保持一致。托夫特自視甚高且鋒芒畢露，他與威洛比的第一次衝突，是因為他堅持要住宿在東京鬧市區最高級的帝國飯店套間里。威洛比怒氣沖沖地說，不行，帝國飯店只能給將軍、艦隊司令和其他「特別重要的高級軍官們」安排。托夫特亮出了他的少將「軍銜」，並且得到了套間。他還要求軍方為他的汽車提供一面兩顆星的旗。當沒有現成旗子時，他自己訂做了一面。

1950年整個秋季和1951年初幾個月里，訓練活動一直繼續著，其間也有一些特工人員定期地被抽調派至北方執行「躲避與逃遁」任務。訓練方式同托夫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初幾月中教給另外一些亞洲人的基本游擊課程一樣：武器使用、小船偷渡登陸、破壞技術、秘密通信、情報刺探，以及敵後特工人員多年使用的其他職業技能。

托夫特從海、陸、空軍中各抽調了兩名軍官，把他們關在他東京的會議室里，命令他們制訂一項「躲避和逃遁」計劃：「如果一名飛行員在鴨綠江附近的『米格飛機走廊』被擊中，他在墜落前還有20分鐘的飛行時間。倘若他知道必須朝哪個方向飛，其結果是截然不同的。」托夫特為「躲避和逃遁」計劃定下了這些要求：

1950年6月，托夫特前往堪薩斯州賴利堡，作為陸軍後備役的一名中校去接受為期兩周的現役訓練。星期天早晨他聽到了戰爭的消息，他想道：「戰爭來了，我的耶穌，我正在賴利堡穿著軍裝！」第二天一早，威斯納那邊傳來了期待之中的召喚。「這一緊急情況對你是否已經足夠了？」威斯納冷冰冰地問道。托夫特說道，「是的。」「你能馬上來這兒嗎？」

托夫特在他早晨的電文往來中接到了這一詢問（「一大早拆信最令人開心，因為你會收到稀奇古怪的東西」），並開始考慮這個問題。事有湊巧，他正好對問read.99csw.com題中的那條電纜之事略知一二，因為在戰前，他在中國東北海岸有一所度假的房子。「這條電纜的入海處離我花園的籬笆大約600碼遠。更巧的是，這條電纜屬於一家丹麥公司，即大北方電報公司。」經過認真調研后，托夫特設法在圖上標出了這條電纜穿越黃海的走向和利於尋找的深度。他的情報來源甚至提出，把電纜切斷的兩個頭分別扯開，這種破壞法是最厲害的一招。

——在一條橫貫朝鮮半島的「地帶」，到處分佈著受過訓練的游擊隊作為嚮導，他們在內陸的固定陣地進行活動，這一點要作為飛行員們戰前情況簡報的一部分傳達下去。

在心理戰方面，托夫特不僅設法損壞蘇聯在日本的名聲，而且在此過程中為中央情報局賺了10.4萬美元的收益。當時蘇聯的政策是鼓動日本左翼分子抵制麥克阿瑟的民主化進程，並使日本人民對於與美國結成過於親密的同盟一事抱有疑懼。它暗示，作為旁觀者的日本會在一場美蘇戰爭中被毀滅。

托夫特在接受朝鮮之行前，只在一件事上對中情局有所堅持。他多少聽說了一些麥克阿瑟司令部里的工作方式和查爾斯·威洛比少將極為苛刻的性格。威洛比是該戰區情報處的人，托夫特必須同他緊密合作。因此托夫特拒絕繼續用後備役中校的軍銜，而要求以相當於少將的情報局官階前往東京，以便與威洛比平起平坐。中情局同意了。

這樣，就開始了「TP-披巾」行動，這是一次無視國際法、在公海上襲擊別國船隻且毫不掩飾的（成功的）海盜行為。中央情報局已經參加了朝鮮戰爭，而且大打出手，拳腳|交加。

托夫特的帝國飛速擴展。幾年前，中央情報局接手了陳納德將軍二戰期間的「飛虎隊」，這是一支為蔣介石打共產黨的美國雇傭軍和正規軍。中央情報局將其轉移至台灣，並更名為「民航運輸隊」。現在，40架帶有中國國民黨標誌和「民航運輸隊」符號的飛機又轉移到日本和朝鮮供托夫特使用，其飛行員和地勤人員由中央情報局開工資。托夫特要了一架裝備舒適的C-47（機號XT-854）作為私用飛機，往返于在日本的六個中情局訓練站和朝鮮的其他幾個站。他還接手了永島上俯瞰釜山港的一所房子，它是這個地區的制高點。他用這個地方來逃避塵囂和召開計劃會議。「這是亞洲的最佳美景之一，到那兒去躲開東京的喧囂，能使我們工作得更快更好。」

托夫特再次拒絕。「但是，要是還有一場戰爭的話，你可以找我。」他說。

1951年初，一位中共巡視大員向北京報告說，中國的赴朝軍隊饑寒交迫，病痛纏身，在零下幾十度的嚴寒中掙扎度日，每日只靠幾個凍土豆得以生存。「當戰士們在雪地里露營時，他們的手腳和襪子都凍成了冰坨子，他們擰不開手榴彈蓋，拉火索也打不著……手上的皮都粘在迫擊炮彈和炮筒上。……」由於沒有避寒之處，中國人疾病叢生，痛苦不堪，肺炎和內科疾病使數千人失去戰鬥力。

李奇微有所不知的是，他的部隊即將從一些不可思議的來源得到至關重要的幫助。他們是：一位美籍丹麥間諜大王、一支中國國民黨人的海岸警衛隊、印度政府內一個匿名的美國間諜。

至1943年10月，托夫特獨具一格的小小海軍包括了44條船隻，其中有陳舊的縱帆船、拖網漁船和銹跡斑斑的蒸汽貨船。這些船隻在夜裡急匆匆地越過海面，每艘船上都裝載著相當於英國一個月空投量的作戰物資。約瑟夫·布羅茲·鐵托（後來的南斯拉夫總統）十分感激地接到了這批武器，他的游擊隊鉗制住了數以萬計的德國部隊。美國向托夫特授予了榮譽軍團勳章。

托夫特知道時間緊迫。他能從遠東空軍那裡弄到的，只是答應假如該船開進一個北朝鮮港口時轟炸這條船，儘管它掛著挪威旗。但這是不大可能的，因為聯合國軍控制著朝鮮之外的海域，如果該船停靠在「滿洲」或華南某一個更合乎邏輯的目的地，遠東空軍就束手無策了。

在托夫特的催促下，麥克阿瑟取消了一道關於防止日本電影業在戰後捲土重來的禁令。一項請求提交給了中央情報局，請他們提供一名電影導演和劇本作者。攝製組主要是同日本電影技術人員合作——但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指導下，在日本最北部島嶼北海道的茫茫雪原上建起了一個模擬俄國戰俘營。托夫特訂購了各種物品，還有四車皮的番茄醬，比爾斯問他為什麼。「因為這將是一部前所未有最血淋淋的影片。」托夫特回答說。

在托夫特看來，「這一行動為整個中央情報局今後三至五年的預算提供了理由。由於使敵方的春季攻勢推遲了三個月，此舉拯救了大約7.5萬個美國人的生命。等到中國人打來時，馬修·李奇微將軍已經有時間來組織他的炮兵陣地。中國人在發起進攻時，成千上萬地被炮火橫掃」。

「我們肯定需要你。」威斯納說。

幾個星期過去，托夫特的人馬僅在厚木空軍基地一處就超過了1 000人，他們住在基地內一個安全的大院里。「民航運輸隊」的飛機為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獨立於軍方的機動性。「在日本或朝鮮，我們從來不接受軍方的命令，」托夫特說，「我們寫我們自己的命令，使它看起來就像是正式文件，沒有它誰也不能隨意行動。我們不理會禁止把當地人員送進或送出日本的禁令，無論是在戰爭地區還是在整ｈｔｔps://reａd•９９ｃｓｗ•ｃom個被佔領的日本，我們把成千名游擊隊員和間諜送進送出我們的訓練和集結營地。」

托夫特掃視著地圖，只發現了一個可能的截擊點。他登上他的一架「民航運輸隊」飛機，飛往台灣去會見蔣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他在滇緬公路打游擊的日子里曾經會見過蔣介石。香港站站長艾爾·考克斯與托夫特同行。所幸，蔣介石仍記得托夫特。當這位美籍丹麥人間諜大王請他協助這一膽大妄為的陰謀時，他也毫不遲疑。他召來了中國國民黨的海岸警衛司令王某，說：「托夫特先生要什麼就給什麼。」

下一步就是組建游擊隊，既是為了執行「躲避和逃遁」的任務，也是為了搞破壞和准軍事行動。中央情報局的訊問人員對釜山附近的難民營和戰俘營里的朝鮮人進行了甄別，尤其關注北朝鮮難民和他們的離國動機，挑選出那些願意把北朝鮮從共產黨手中「解放」出來的人參加游擊隊。托夫特意識到，動機這東西可能與意識形態毫無關聯。「這些難民都窮愁潦倒，無所事事。參加游擊隊使他們有機會找到出路，讓他們一日有三餐，有事可干。他們可以為一個目的結成弟兄，而不是在難民營里遊手好閒。」通過甄別，中央情報局發現了足夠多的受過培訓的無線電和電報操作人員，他們主要是來自南朝鮮電報公司，可以組成游擊隊的通信組。

作為總的指導方針，托夫特被告知去留心一下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2號訓令第五部分所闡明的中央情報局的作用，其中概括了這一間諜機關的使命：秘密政治行動、秘密心理戰、秘密輔助軍事行動、秘密破壞活動以及經濟戰，還有在敵軍戰線後方被擊落的飛行員的躲避和逃遁計劃，一旦共產黨打到日本或朝鮮之後特務人員「潛伏後方」的組織活動，等等。

偶爾，華盛頓派出的一些古怪人物也會闖入托夫特的領地。一個代號為「水牛」的切羅基印第安人在華盛頓被問道：「你願意去殺掉（北朝鮮首相）金日成嗎？」「我今天就干。」據說他這麼回答道，並動身去遠東。「水牛」此人懷疑一切，以致他不願接近任何一個一般的中央情報局辦事處，哪怕是隱蔽極深的也不行。他堅持要「在皇宮牆附近，在日落時分」會見托夫特和其他官員。「水牛」的暗殺行動一旦成功，他將得到托夫特稱之為「相當數量的一筆重賞」。但是顯然什麼都沒有發生，而「水牛」在離開東京之後究竟幹了些什麼，中央情報局一直毫無所知。

——在「米格飛機走廊」以南每隔20英里，沿東西海岸設立秘密特工與「躲避和逃遁」觀察站，裝備通信器材。

托夫特受命負責朝鮮以外亞洲很大一片地帶的秘密行動：遠至貝加爾湖的東西伯利亞、整個蒙古和中國華北包括東北，還有千島群島和琉球群島，前者在蘇聯控制之下。一個特別微妙的目標是在西伯利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蘇聯海軍基地。蘇聯在基地內使用了大量朝鮮人和中國人當臨時工，這樣，中央情報局人員的滲入就相對容易一些。1950年底以後的時間里，中央情報局至少有五六名間諜在那裡工作，監視蘇聯海軍的調動，並警惕俄國人干預戰爭的任何可能跡象。

在同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野比爾」·多諾萬少將一起工作時，托夫特幫助策劃了一項計劃，迫使德國人將其戰略部隊從義大利戰役中轉移到了南斯拉夫。英國人一直向在山區要塞進行抗擊德國的麻雀戰的南斯拉夫愛國者空投武器、彈藥和其他供應品。性格急躁的托夫特認為這種做法太慢、影響太有限了。根據他海上生涯的經驗，他組織起一支由陳舊和廢棄船隻組成的近海船隊，配備上南斯拉夫流亡者，建立起一條海上供給運輸線，它從義大利的巴里港，橫越亞得里亞海，一直到南斯拉夫海岸線外的維斯島。

——提供價值70萬美元的一盎司重的金條，帶有老字號的「中國銀行」的戳記。這樣，每名飛行員可在其制服里攜帶3至4條這樣的金條，付給當地朝鮮人以取得幫助。托夫特知道這些金條可以從台灣獲得。

中央情報局發展的另一個因素要歸功於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的飛揚跋扈和善弄權術。中國出兵干涉的輝煌勝利，使史密斯有機會甚至讓麥克阿瑟無奈地接受了中情局在國家安全體制中的作用。在杜魯門總統的支持下，1951年1月史密斯拜訪了麥克阿瑟。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仍然是一個秘密，但是從那之後，麥克阿瑟再也沒有干預過中央情報局在他轄區內的活動。

托夫特退還了那100萬美元。「我連一個子兒也用不著，蔣介石包辦了一切。」若干年之後，他碰巧在曼哈頓一個航運界高級主管的私人午餐會機構「印度俱樂部」吃飯。兩位海事律師正談論著一項有關在遠東發生的神秘事件的案例。他們談論時，托夫特明白其中那條船正是他在1951年掠劫過的那條。他強忍住笑，一言不發。

雖然中國人在1950年12月的勝利之後已放慢了戰鬥節奏，但是馬修·李奇微將軍知道這種平靜只是短暫的。中國人在他們前兩次攻勢之後，被迫暫停幾個星期以重新部署，並重新補充給養，這些給養是由人力通過雪積冰封的北朝鮮山峰背馱而來的。李奇微所能做的，只是試圖使他的士兵們重新恢復戰鬥能力（兩個陸軍師已在12月幾乎被徹底摧毀），並希望能夠擊退兵力比他多四五倍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