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50年4月16日，即朝鮮戰爭開始前兩個月的時候起，哈里·杜魯門總統心裏一直藏有一個秘密：他已不打算爭取連任。待他任期屆滿時，將是擔任公職達30年了。他認同連任兩屆的規矩。「我認為，當8年的總統就夠了。而且有時候，對任何擔任這個職務的人來說，都是吃不消的。」杜魯門在日記中寫道，「權勢有一種引誘力，它可以滲入人的血液，正像大家知道的賭博和貪財有引誘力一樣。」

但像杜魯門這樣精明強悍的政治家，故意毫不聲張，直至做出自己選擇之時。他的確在私下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談過，他認為文森是「最合理的、最合格的候選人」，但是文森以健康為由請免予考慮。杜魯門逐漸向民主黨其他領導人透露了他的秘密，至1952年1月，他認定伊利諾伊州州長艾德萊·史蒂文森是「最佳的、最全面的候選人」。史蒂文森同杜魯門見了兩面，但是對此事竟不置可否，這使總統頗為惱火。到了3月29日，史蒂文森還在猶豫不決。這一天杜魯門在華盛頓國民警衛隊軍械庫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傑斐遜—傑克遜紀念日晚宴上做了驚人的宣布：他將不再參加競選。

雖然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曾斷言他是可以贏得連任的，但是當時的情況說明並非如此。從1950年開始的那一連串醜聞震撼了他的政府，公眾對此已經深惡痛絕：聯邦稅務局貪污舞弊；那些「5%回扣收取者」把政府承包合同轉讓給朋友，然後收取諸如貂皮大衣這樣的回報；復興金融公司的貸款流入了像邁阿密和拉斯維加斯的賭場這樣的投機企業，並付款給諸如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小威廉·博伊爾這樣的民主黨高級官員以疏通關係。雖然沒有人指責杜魯門拿過一個子兒，但是圖財貪錢的風氣也滲透進了白宮（舉個例子說，總統的軍事副官哈里·沃恩少將曾經老老實實地對一幫聽眾說，他如何輕而易舉地在德國黑市上把他55美元的手錶賣了500美元）。日積月累，杜魯門政府的醜聞造成了哈定總統年代里的蒂波多姆事件 以來華盛頓最感難受的時候。杜魯門為取得公眾支持付出了高昂代價。1950年末，朝鮮戰爭順利進行時，杜魯門享有蓋洛普民意測驗中46%的支持率，這是他任內最高的了。但是在他任期的最後兩年中，他的支持率從未高於32%，有時還下降到23%。由於只獲得4個公民中不到1個人的支持，如果杜魯門願意再度競選的話，顯然面臨著艱苦的戰鬥。

1952年的競選任務本來會更加令人生畏，共和黨提名了一位本世紀中期的英雄——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此人政治取向尚不明確，但卻以他的實力和正直，無愧於他在公眾中的聲望。自從他自歐戰勝利凱旋，兩黨政客都曾以總統候選人提名對他相利誘，杜魯門也曾在不止一個場合說過，1948年他曾提出讓位給這位將軍。艾克——人人都這麼叫他——在戰後擔任過陸軍參謀長、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軍第一任總司令。1951年底，艾森豪威爾開始對來訪他巴黎辦公室的共和黨人流露出意向：他已是萬事俱備。他對紐約州前州長托馬斯·杜威的老朋友、後來成為艾克的司法部長的赫伯特·布勞內爾說，朝鮮戰爭是一個決定性因素。艾森豪威爾看到了舉國上下對於杜魯門處理朝鮮戰爭的深深不滿。艾森豪威爾認為，他只要發表一項聲明就可以輕易地贏得共和黨提名。布勞內爾不以為然，他勸告將軍說，要戰勝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以贏得提名，比贏得大選還要困難。在以前的三屆大選中，擁護塔夫脫的中西部孤立主義者們看到他們黨提名了一個「東部的國際主義者」（1940年是溫德爾·威爾基，1944年和1948年是杜威），現在塔夫脫這一派希望該輪到他們了。他們在初選中傾力奮戰，鎖定了塔夫脫的領先局面。1952年4月初，艾森豪威爾對總統說，他「作為政治人物而出人意料的進展」受到其軍事職務的掣肘，要求有人接替他北約司令的職位。杜魯門選中馬修·李奇微將軍接替他，這是對李奇微在朝鮮的功績的褒獎。這番大換班又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義大利戰役的英雄馬克·克拉克將軍調到朝鮮去接替李奇微。

6月2日，艾克在家鄉堪薩斯州阿比林開始他的競選活動。他呼籲在朝鮮實現「公正的停戰」，但是他並未著意批評政府在那裡的政策。他宣稱說，競選中最為迫切的問題是「自由與社會主義的對決」。他要求撤銷「無用」的聯邦政府機構，「剷除破壞分子」。大約兩周之後，塔夫脫在一次被稱為「回答阿比林」的重要講話中，批評艾森豪威爾對政府戰爭政策未加譴責。雖然塔夫脫也沒有提出什麼可在朝鮮實行的新政策，但是他的一項諾言與艾森豪威爾形成了鮮明對照：塔夫脫要讓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重返政府，儘管未指明是何職務。艾森豪威爾很明白，他說只有他才會「傾聽麥克阿瑟不得不說的任何話」。（在麥克阿瑟被解職后不久的那個春天，艾森豪威爾寫信給一位老朋友說：「我對我聽到的每一句話，都一直緊閉嘴巴。」）

麥克阿瑟那裡可沒有這種沉默。他自認為（過分地）是他嚇退了杜魯門參加競選，現在他的目標是要代表塔夫脫——也許是代表他自己——來阻止艾森豪威爾獲勝。共和黨選擇他在7月初于芝加哥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主旨發言。麥克阿瑟在私下的談話中把自己的意願說得很清楚：一旦命運發出召喚，他就要聽從命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認為：「他當主旨發言者的角色只是一個開頭，他已經隨時準備脫下戎裝、退出軍旅，盡其所能……來擊敗他的五星上將同仁。」整個春天，麥克阿瑟都在攻擊杜魯門如何進行戰爭，引起了陣陣喝彩。現在他希望有機會來捍衛自己的名聲。

麥克阿瑟反對他的將軍同仁，這既有哲學因素又有個人因素。他認為艾森豪威爾是美國陸軍中「喬治·馬歇爾派」的化身，這一派以歐洲而不以亞洲為導向。艾森豪威爾是一個參謀人員而不是一名戰士，他雖然有愛國之情，但是缺乏麥克阿瑟那樣的「反共救世」之心。作為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曾讓艾森豪威爾做他的助理，在他第一次退休之後把艾森豪威爾帶到馬尼拉作為他的重要助手。他們當時在政治上意見相左（艾森豪威爾甚至膽大妄為地押下相當大一筆現金賭注，認為羅斯福將贏得1936年連任），麥克阿瑟在這個比他年輕的人身上沒有看到變化，除了變得更糟糕之外。現在，麥克阿瑟的競選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加利福尼亞的「支持麥克阿瑟的美國人」、得克薩斯的「要求麥克阿瑟」、賓夕法尼亞的「麥克阿瑟的戰士們」，等等。

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幾周之前，麥克阿瑟和塔夫脫曾在華道夫飯店將軍的隱居之地共進早餐。據考特尼·惠特尼將軍說，麥克阿瑟答應支持塔夫脫獲得提名和競選總統（對他自己縈懷已久的問鼎雄心則隻字未提）；塔夫脫報以桃李，答應如果他當上總統，就任命麥克阿瑟為武裝部隊首腦。這是麥克阿瑟那幫人的說法。據塔夫脫自己說，他打算要求全國代表大會提名麥克阿瑟做他的競選夥伴，然後宣布他將讓將軍當「副總司令」，共同承擔「制定同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外政策」的責任。

事有湊巧，所有這些宏圖都成了泡影，因為到了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之際，艾森豪威爾已經在按程序進行的測試投票中勝出，取得了相互競爭的代表們足夠數量的投票，這使他離獲得提名只有一步之遙。這樣，麥克阿瑟想使自己重新在全國嶄露頭角的唯一機會就是他的主旨演說：如果他能夠使代表們群情振奮，他或許還能使全國代表大會倒向塔夫脫（或者說是他自己）這一邊。但是預兆不妙。艾克的勢力輕而易舉地獲勝，通過了政綱的要點，肯定了美國要對歐洲承擔義務，其勢頭看來勢不可當。麥克阿瑟當然不成其為障礙。即使在那些友善的觀察者看來，他的主旨演說也是他生涯中最差的演講之一。他的聲音頻頻中斷，身體上下起伏，彷彿是要強調那些關鍵句子。《紐約時報》的蘇茲貝格寫道：「他純粹是在胡說八道，人們都能感到屋子裡的激|情正在漸漸消退。我認為他是自身難保，而不能對塔夫脫有什麼幫助。」

當晚，麥克阿瑟乘坐「巴丹號」專機飛回紐約，心中仍然希望全國代表大會可能還會召喚他去恪盡職守。這個召喚沒有出現。艾克在第一輪投票中以595票對塔夫脫的500票取勝。（麥克阿瑟有來自鐵杆支持者的10票，其他候選人分享了100票左右。）儘管塔夫脫未能贏得提名，但是他的追隨者們把一個為這次競選留下印記的重要主題帶入了這屆全國代表大會：煽動反共主義，並攻擊那些現在仍在「赤色迪安·艾奇遜的國務院」里活動的「卑鄙的賣國賊」。這些話出自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之口。當樂隊高奏《海軍陸戰隊頌》時，代表們舉著寫有「艾奇遜」「希斯」和「紅鯡魚」字樣的魚形標語牌，在講台前列隊示威。麥卡錫咆哮著說道：「我們不能用艾奇遜—拉鐵摩爾 的方式同共產黨戰鬥。當共產黨用黃銅指套在後門痛擊我們的朋友時，他們卻用灑了香水的絲綢手帕在前門對付共產黨！」他呼籲「千百萬忠誠的民主黨人」要意識到他們的黨已經「拋棄」了他們。在談到朝鮮問題時，麥卡錫保證，如果共和黨獲勝，「我們再也不會處於擔心打不贏的任何戰爭中了」。大選真正爭論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應該「繼續揮霍它的鮮血、浪費它的資源和犧牲它的世界領導地位——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在繼續這個主題時，被艾克請來作為競選夥伴的加利福尼亞州年輕參議員理查德·尼克鬆大聲喊叫說：「美國人民對我國外交代表低聲下氣、哭哭啼啼和卑躬屈膝的態度已經忍無可忍，他們大談美國的恐懼，而不談美國的力量和美國的勇氣。」

正式的政綱中充滿了關於「高層的賣國賊」和「傲慢的官僚」等說法，它譴責民主黨人從雅爾塔到中國的一連串外交失敗。然而，關於朝鮮戰爭的用語倒是相對溫和的，主要集中於杜魯門做出不宣而戰的決定上：「我們指責他們未經我國公民通過國會中的全權代表來表示同意，就把我們推入了朝鮮戰爭，而且還在並無決勝意志的情況下繼續進行這場戰爭。」

對外政策的要點則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傑作，他在過去六個月中縱橫捭闔，使自己成為艾克的首席對外政策顧問。雖然至1952年1月初，他繼續在國務院擔任特別顧問，但是他對「杜魯門—艾奇遜主義」的遏制政策越發持批評態度。杜勒斯意識到，20年來民主黨的連續當政，加之對他們的怨煩之情日益增長，這一切都意味著民主黨統治的結束即在旦夕。其核心問題就是朝鮮戰爭。按照國防部一位年輕官員湯森·胡普斯的看法：「由於朝鮮戰爭的打法同較為簡單的美國往昔作戰風格是如此嚴重地相抵觸，因此它生髮了緊張、焦慮和信任問題，這些變成了滋長新單邊主義和惡意煽動的沃土。」杜勒斯希望能夠成為佔據華盛頓的新衛士中的一員。

情不自禁地，杜勒斯要同艾森豪威爾命運與共。他認為塔夫脫是一個狹隘的孤立主義者，而且是保守派，對歐洲的諸多問題懷有強硬的敵意。杜勒斯通過他在紐約的法律事務所（「沙利文與克倫威爾法律事務所」），早就同歐洲大陸的企業家和官員們交誼甚篤。而且他認為，對美國來說，背棄這樣一個許多國家的重要陣營是鼠目寸光的。雖然艾森豪威爾對於世界事務的見解鮮為人知（實際上，他對幾乎所有面臨的問題的觀點也不為人知），但是杜勒斯認為他稱得上是一個「基本上寬宏大量、講求實際的國際主義者」。杜勒斯開始著手吸引將軍的注意力，首先是通過杜威和另一位退休將軍，現在是一位投資銀行家和艾森豪威爾的主要支持者盧修斯·克萊，給艾森豪威爾送去備忘錄，然後又去巴黎訪問。他的觀點匯總在一篇題為《魯莽之策》的文章中，此文於1952年5月19日即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七周之前，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篇文章極為重要，因為除去其他內容外，它預示了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一年之後用以結束朝鮮戰爭的那些方法。

杜勒斯雖然在杜魯門的一些行動中，如馬歇爾計劃、建立北約和干涉朝鮮（他把第三條稱為是「勇敢的、正義的、符合國家利益的」），看到一些強有力之處，但是在總體上他認為美國的政策是一系列反應式的、消極的、應急的措施，並不能從根本上打擊蘇聯擴張主義。「我們之所以工作、犧牲和付出，並不是為了能夠在沒有這種危險的情況下生活，而是為了能夠在有這種危險的情況下生活，也許是永遠如此。……我們的政策是原地踏步的政策，它至多可能使我們保持原地不動，直至我們精疲力竭」。

那麼，應當如何是好？杜勒斯提出一個概念，後來以「大規模報復」而著稱。他是這樣說的：「有一個解決辦法，而且僅此一個：自由世界要培養這樣的意志和組織各種手段，對赤色軍隊發動的公開侵略立即進行報復。這樣，不管它在任何地方發生，我們都能夠而且必將以我們選擇的手段在它所侵犯的地方予以回擊。」杜勒斯論證說，存在著一種「道德法則或自然法則」，人們和國家必須遵守這一法則，否則最終就要面臨毀滅。他還認為美國是上帝所選擇的復讎代表。「這一法則已遭到蘇聯統治者的踐踏，他們將會而且應當被迫為這種破壞行為付出代價。」自由世界擁有報復的「手段」（這是核武器的代名詞），現在它必須「培養意志」來「立即」運用這種威力。

幫助杜勒斯撰寫這篇文章的《生活》雜誌編輯埃米特·約翰·休斯一直要求杜勒斯對他的政策意願給予更具體的定義：「你建議美國的政策應如何行事？」杜勒斯寧願堅持含糊其詞：他已經制定了廣泛的目標。現在就讓蘇聯人去琢磨，如果艾克當上了總統，他將會怎樣來實現這些目標吧。

艾森豪威爾在私下對杜勒斯的「大規模報復」觀點頗感煩惱，他還對《紐約時報》的蘇茲貝格講過，他認為政綱中對杜魯門的攻擊「有點過頭」。但是他做了一個現實的決定。他對政綱的用語並未提出嚴重的反對意見，因為他需要黨內塔夫脫這一派，以便取得勝利。至於具體細節，艾克將會在今後幾個月里從容不迫地搞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