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夏，美國國際友好交流協會在香港召開國際會議，我是大會頒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組織在日本、韓國、台灣等東南亞各國和地區及歐洲各國都有分會，周際會議兩年一次，輪流在歐亞地區舉行，其餘的大會大多在美國舉行。

每年艾森豪威爾的和平特獎頒給一個對世界和平服務有特殊貢獻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爾服務獎狀給各國傑出人物，這個友好協會因為歐亞會員甚多，因此爭取傑出獎章的人也不少。歐洲會員提出了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亞洲會員有人提出鄧小平，其餘的提名則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這位行醫數十年的修女，一生為貧苦疾病之人服務，不辭勞苦、不求聞達，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貧窮地區，做救貧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獻聖主耶穌，終生努力解救人間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體一致贊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應親自來領獎，我們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準備自印度的一個小村落前來領獎時，尼泊爾發生地震，這位善心的修女又趕去救災，她派了4名修女前來代她領獎，可見她對這獎項的重視。這幾位修女只來領獎，卻不願參加盛大的晚宴，她們對我解釋說，她們是現身說法的苦行僧，從來不參加宴會。這種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們這些衣香珠光的參宴者汗顏。那次我也頒了獎給婦聯會主任王亞權女士、銘傳商專校長的包德銘女士，台灣代表30多人，韓國代表也不hｔtｐｓ://ｒead•9９csｗ•com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鬧雙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聞記者對於友協大會新聞不太有興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蹤大陸新聞，可見香港人對1997年的運數多麼關切。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宮出口委員會第一次訪問原蘇聯，同行的有兩位參議員，一位是共和黨，一位是民主黨。我對原蘇聯的認識除了來自報紙新聞之外，就是從一些到過原蘇聯服務的使節口中聽來的。最多也不過是和原蘇聯使節在宴會上有短暫的接觸，但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聞不如一見，而這一見使我感受極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體驗到經濟問題的嚴重。先談他們的吃住環境。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對板門店的冬天。

我們站在冷風中，從窗外看窗內的開會情況。朝鮮共派了3個人，由一位少將領頭；聯軍也派了3個人，由一位少尉領導。中午12時正，雙方同時從反方向進入會議室，面對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換一些報告與公文，由雙方的翻譯傳達，前後不到半小時。散會後大家又各自從來的方向離開會常由小會開到大會，許多的國際會議勞民又傷財，到底解決了些什麼問題呢，天曉得！

報紙曾報道過，美國在莫斯科新蓋的使館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為完工後才發現屋內被裝了新式的竊聽器九_九_藏_書，而且每個房間都有。據說當時曾有人告密，但美國使館並沒有太注意，等發現時已經太遲了。

韓國與朝鮮的這個局面相信是有史以來最長久的非正式停戰協定。美軍在該地駐守了30多年，簡直是和平的恥辱，也是歷史的悲劇。

第二天早餐過後，我們又要出門開會，我拿了兩包香煙到櫃檯前面，管理員是一個又肥又大又兇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煙，我把一包香煙給她，她只拿了一根，以為我只給她一根吧。我說：「全包給你。」她笑了，於是把入門證給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煙，她樂極了，忘記問我要房間的鑰匙。

那天，駐該處的美軍領了10個警衛，帶我們去看他們開會的地點。那兒有幾幢臨時蓋起來的房舍，是雙方一起駐防的非武裝地帶，無論是哪一方，每人只許帶一枝槍，分配一顆子彈。而所謂聯軍也者，幾乎全是美軍，因為暫時停戰後，其他各國的軍隊都已撒離了。

當時交通部長是我的鄰居，我們商談到每年在巴黎舉行的航空展，我說這筆錢每年讓法國人去賺太可惜，我們何不每兩年一次在美國舉行？約翰認為這是個好主意，沒想到提出后，法國人還沒作聲，美國航空界反對之聲嘩然，原來每年航空企業界連帶參眾院議員、空軍將領等人都名正言順地去參加巴黎航空展，參觀之餘又可在巴黎玩樂一番，若在美國舉行豈不是把他們游歐洲游巴黎的機會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九-九-藏-書對。我當時真是太年輕，太天真了。

兩包香煙算什麼，但在莫斯科卻如此可貴，我雖然賭贏了，但我並不高興，反而覺得很悲哀。大家都說中國人窮，但從大陸去原蘇聯的中國人常被原蘇聯人圍著要穿的、吃的。

我們到城外參觀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許多教徒在做禮拜，禮拜完畢，牧師請我們參觀教室，用茶點招待我們，然後有一個小男童拿著勸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們把美鈔放入盒中，牧師繼續和我們談話，這倒是別開生面的施恩。

會後我問聯軍代表：「你們今天談些什麼？」他說：「我們報告聯軍人員的更換，他們也報告他們人員的更換以及一些抗議，我們也回敬數項，如此而已。」

我在晚宴中對美國大使報告了這個新的經驗，他說：「這是他們的安全政策，我們進出一樣也要出示證件。」旁邊一位公使對我開玩笑說：「你有天大的本領也無法把旅館的鑰匙帶出來。」

我們住在紅色廣場對面的大酒店，是美國使館替我們安排的。這酒店共有1000多個房間，但設備比三四流的旅店還要簡陋；枕頭毛毯都是稀薄的，不過還算乾淨，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個浴室內只有一條，洗手間的用紙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麼多的勞工，不知在做什麼。

酒店有一規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門鑰匙，但外出時要把鑰匙交給該層樓的管理員，然後換一張入門證，為了避免閑人九*九*藏*書進出旅店，所以門口派有守衛，檢查每一個人的證件，沒有入門證者，甭想進去。據他們的解釋，這不是監視我們，而是為了保護我們。

投資考察、投資訪問團這種交流組織在美國引起官方和民間的興趣，多少也與我有點淵源吧。

北方的天氣有一特點——四季分明，漢城美艷的菊花已盛開，雖是寒冷的晨冬，卻有溫馨之感。

不久前，白宮也曾出了一段有關安全問題的小插曲。白宮的職員在晚間帶了幾個外國人到白宮的辦公室去，這幾個外國人後來就到處宣傳說晚間進入了白宮。於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檢討。

我記得朝鮮戰爭結束后，我和外子曾於1955年初訪板門店。那時從漢城到板門店沿途戒備森嚴，漢城到汶山這段路還好，過了汶山之後，沿途都是崎嶇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單行道，前面若有車輛，後面的就得飽吸黃土。後來局勢漸趨和緩，雖然偶有爭論，但雙方正儘力改善關係。

有一次我到板門店時正是元月雪后，氣溫在零點以下。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的共產黨國家如原蘇聯、中國的使節若要到其駐節地50裡外，都得預先向國務院打招呼，而美國駐原蘇聯及中國的使節也是如此。這大概是禮尚往來吧。

不少大陸朋友對我說，他們在原蘇聯臨走時，原蘇聯人幾乎什麼東西都請他們留下。因為很多東西在莫斯科根本連排隊也買不到。

1969年初尼克鬆走馬上任。rｅａｄ•99ｃｓw•cｏｍ第一任商務部長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長是約翰·渥爾貝（John Volpe），兩人都請我當他們的義務顧問。我向莫尼斯建議組織國際貿易交流團，先請些外商和在國外工作的美商到華府來開會，大家交換意見，也讓他們看看華府的政經組織。他採納了我的意見，而且慎重地組織起來，得到很好的支持與反應。此後各部門認為商務部可做，為什麼我們不能做，於是國務院有國務院的訪問團，參眾兩院各小組也紛紛成立了訪問團，商會更認為這是大好的謀利公關，豈可漁利於他人？同時歐亞國家各種團體也紛紛組團來美訪問，風光一番。原來是商務交流，後來就有點變相，成為各公私團體營利的正常途徑，這點本來也無可厚非，不過文化交流、貿易會談有時變相為大旅遊團就有點非牛非馬了。

板門店是中立區，朝鮮和韓國的分界點，就如原東西柏林的圍牆一樣。如今柏林圍牆已倒，朝鮮和韓國也開始接觸，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當年，在這所謂的中立區，雙方代表每天都得開一次會，但據說只爭議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大問題談何容易解決。

1972年，我們還是在華盛頓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國際航空展覽，各國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來參加，我還請華航來參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總統包廂做了一次貴賓。

他有點向我挑戰的意味。我笑著說：「明天我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