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境界，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使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尋到自己的幸福，它的「道德凈化」作用，使他們可以把自己或別人的死亡同樣看得輕如鴻毛。當然，這些受到崇高的宗教感情所激勵的群眾，「必然會用火與劍去清除那些反對建立新信仰的人」，因而在無辜者的鮮血中映出的，從主觀上說並不是人性的邪惡，而是真誠而不屈的信念，是出自「群體靈魂運作」的產物。

其實從上述勒龐對道德所作的區分中，我們已可隱約感到在判斷群體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上往往會陷入困境的原因。無私的奉獻當然是一種美德，我們也很難指摘人們為了國家和社會的未來命運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因此這很容易讓我們得出「群體為國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這種令人尷尬的結論。對於這一困境，後來的哈耶克曾以十分理解的態度做過說明，他指出：「由於大批的極權主義國家的人民竭力支持一種在我們九*九*藏*書看來似乎否認了大部分道德價值的制度，我們便認為他們缺少道德熱情，這是極不公平的。對於他們的大部分人來說，實際情況也許恰好相反：像國家社會主義這類運動背後所蘊含的道德情感的強度，也許只有歷史上偉大的宗教運動能與之相比。」但是問題在於，一個凌駕一切的共同目標，是同建立在個人責任上的道德無法並存的，因此，在他看來，如果我們承認，個人只不過是為所謂社會或國家這些更高實體的目的而服務的工具，「極權主義政體很多使我們害怕的特點便必定接題而至。從集體主義立場出發而產生的不容忍和殘酷地鎮壓異己，完全不顧個人的生命和幸福，都是這個基本前提的根本的和不可避免的後果。」

然而這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道德呢？對此勒龐有個十分重要的區分，他說，如果「道德」一詞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會習俗，不斷抑制私心的衝動，那麼顯然可以說，由於九九藏書群體太好衝動，太多變，它當然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們把某些一時表現出來的品質，如捨己為人、自我犧牲、不計名利、獻身精神和對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內容，則群體經常會表現出很高的道德境界。

他說：「一切政治、神學或社會信條，要想在群眾中紮根，都必須採取宗教的形式——能夠把危險的討論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眾接受無神論，這種信念也會表現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執狂，它很快就會表現為一種崇拜。」這種運動表面上看就像是一首奇怪的交響詩，它兼有殘酷和崇高兩個截然不同的主旋律：

如勒龐一再所說，他所研究的並不是「群體犯罪的心理學」，而是表現在所有類型群體中的心理學特徵，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勇無畏的英雄主義群體。參与到群體中的個人，不但能夠變得「偏執而野蠻」，而且在他只有一知半解甚至根本就不理解的各種「理想」九*九*藏*書的鼓舞下，他並不像大多數個人犯罪那樣是受自我利益支配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群體行為的結果看上去非常惡劣，但參与其中的個人的動機，卻很可能與卑鄙邪惡的私慾絲毫無涉。

因此勒龐斷言，凡是大規模的群體運動，總是類似於宗教運動。我們這個世紀的學者談論甚多的意識形態之爭，原本是勤龐早有深切感受的一個老話題了。

不錯，作為「暴民」的群體，其殘忍程度常令人瞠目結舌，以致不斷地有人因此而感嘆人性之惡。而勒龐的分析則提醒我們，這裏所說的「人」，在很多情況下應是指群體中的人，而非孤立的個人。如果群體的行為動機也完全是出自支配著個人行為的非法私利，那當然只能把它視為一種犯罪。這樣的群體可以是黑社會或聚散無常的暴民團體，卻不可能成為一個影響甚至改變歷史的要素。群體要想成為歷史變遷的主角，它必須多多少少「為信仰而戰」，也就是說，它的形成必須是九-九-藏-書為了某些簡單而明確的信仰。在人們對惟一神教已失去信仰的時代，最有可能對組成群體的個人發揮巨大作用的，便是勒龐所說的「民族的榮譽、前途或愛國主義」。群體在這些信仰的激勵下，很容易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精神和不計名利的舉動，並且它所能達到的崇高程度，是孤立的個人絕對望塵莫及的。這是一些與個人的日常利益完全沒有關係的觀念，只有它們能夠讓群體「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當群體是受某種高遠的理念的激勵而行動時，它便會表現出極高的「道德」。

但是，「群體心理」給個人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並不全然只是我們日常用語中所說的「罪惡」，它所導致的結果要比這複雜得多。用勒龐的話說：「它可以讓一個守財奴變得揮霍無度，把懷疑論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實人變成罪犯，把懦夫變成豪傑。」因此對於我們在群體中看到的情況，很難僅僅用刑法學意義上的犯罪來定義，它是一種更為複九-九-藏-書雜的現象。

讀勒龐的人或許最易於得出一個印象，即他過多地強調了群體的負面形象。

如果我們站在康德傳統的倫理哲學基礎上加以分析，勒龐所說的群體的不寬容和狂熱，顯然是同脫離了個人主義道德基礎的「群體道德」有關的。從後來研究集體主義運動的文獻中，我們可以得到進～步的了解，群體中個人利益的暫時消失，以及相應的犯罪意識的混滅，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千差萬別的個人目標被一個集體目標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勒龐稱群體中的個人會失去責任意識，也許並不十分恰當。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群體中的人認為自己可以對殘暴行為不負私人道德意義上的責任，群體是個「無名氏」的作用外，很可能還因為他更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要為一個「更崇高的事業負責」。在這種責任意識的激勵下，他會不自覺地自我渺小化，把自己日常經營的目標與它對立起來，從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別人的個人目標同樣也是沒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