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重視選幾本重要的書來讀，喜歡為古代典籍作註疏。如王安石有《詩》《書》《周禮》的「三經新義」〔編按：「三經新義」為宋代王安石撰《周官新義》，王霧、呂惠卿撰《毛詩義》《尚書義》之合稱，是熙寧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成為學校教本並作為科舉取士之標準。又如程伊川作《易傳》，直到朱子集大成，有《四書集注》，以便讓讀者各自研讀，以補講堂教育之缺失。後來朱注《四書集注》成了元代取士的準繩。

朱子則主張討論而不斷講說，與二程有異。

唐代中葉前後，是南北經濟文化的大轉移，同時也是貴九*九*藏*書族門第之興衰轉移點。東漢以後的讀書人因緣際會造成了貴族式的門第，並在東晉南北朝時大盛。要到隋唐科舉制度興起，貴族門第才開始衰落。

至於私人公開講學方面，第一期如二程，為私人講學；第二期如朱、陸，此時期所集門徒有時甚多；第三期如陽明弟子之講會，成為非學校的社會的公開講學。

直至明代，學術上自由傳播則更為方便了。此時貴族門第已不能獨擅學術上的私秘，從而使私人講學更為盛行。宋明時期的自由講學之風，其風氣與先秦諸子講學時期差可相比，因同為平民學者之自由講學也。

北宋中期，學術風氣始終是私rｅａd.99ｃｓw•ｃoｍ家講學。本來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很想徹底廢除科舉，重興學校，但興學需要龐大的經費與師資，還要有地方長官的支持配合，故辦學實不易。因此只能從發展私家講學著手。

到了元代，書院比宋代為盛。

自從范仲淹、王安石主張政制改革失敗以後，已醒覺到要改革現實，應先從教育入手。因此當時的關洛知名學者均走上講學之路。一直到南宋時期，仍一貫保持著此種講學之風。

宋初的讀書人，多在寺廟中借讀，但多是關心世運、治儒術經典古籍，與唐代時人在寺廟中讀文選習詩賦、謀科舉已大不相同。

簡言之，私家講學是接近陸htｔps://rｅad.9９ｃｓｗ•cｏｍ象山的教學法。到了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講者不必到書院講學，只需幾次談話便可成事。

一派為陸象山教法，主張因人施教，直指本心。此派傳承自程明道、伊川兄弟，重視語錄，程氏主張人靜坐，便是好學。陸氏近此派。

因此，我們可以說，宋明學者講學之變化，從學校進展來說，是先由寺院私人讀書進而到私人學塾的書院，再發展為地方政府之公立學校，再進而由地方學校上推至國學太學。

此時書院亦紛紛建立，如有名的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及應天府書院，多是模仿寺廟規劃而建造。遂由私人聚徒講學而變成書院講學。

此是由ｒead•9９csｗ•ｃoｍ於唐代以後，印刷雕版的發明，使書籍的傳播更廣泛了。於是民間出現很多藏書家，如王欽若家藏書四萬三千卷，宋敏求家藏書三萬卷，葉夢得超過十萬卷，周密家三代積存四萬二千多卷等。蘇東坡曾寫一篇《李氏山房藏書記》，其中雲：「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唯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此乃由於宋代活字版發明，因此書籍當然比唐代遠勝多倍了。

於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了。白衣老百姓有更多機會成為公卿了，即使農家子弟亦可一躍而變成士大夫，即社會階級消融了。

九_九_藏_書講學要有講堂，有了講堂，又要有講義。由於來學之人程度有高低，同時往來無定時，故不能一體施教，亦無法規定日期，因此講學分成兩大派。

還有，宋明時期的學者，既非貴族，亦不出世，也不講功業、禮教。他們講的是接近平民生活的人生、社會、國家等各方面，而不講佛老的出世長生之道，亦不講霸道的君相事業。

其次是讀書人多了，學校書院亦隨之而多了。因此學術空氣自然比從前為盛。

因而宋、明兩代六百年中宋慶曆、熙寧及明洪武、永樂除外，政府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社會上的學術空氣則續有增高，教育要求亦與時俱進。宋明儒之講學風氣之盛，實是在此種環境中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