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擔心戰火蔓延至整個長江流域，示意吳鐵城盡一切可能避免與日本全面開戰。因此，上海市政府表示將「逮捕及嚴懲縱火殺人之罪犯」，同時希望事件能夠「從速解決，以息糾紛，而睦邦交」。但是，二十八日晚九時，日本海軍陸戰隊在中國上海附近的海岸登陸了。午夜時分，日軍向上海閘北一帶發起攻擊。「一·二八」事變爆發。

五月三日，日軍開始炮擊濟南城區，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被迫還擊。深夜，日軍包圍了山東省交涉公署。中國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與日方交涉，因拒絕向日軍下跪並破口大罵，被日軍割掉耳朵、鼻子和舌頭后，連同其下屬十七人被槍殺。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黃郛再次前去與日軍交涉，日軍軍官脅迫這位中國外交部長在所謂中國軍隊槍殺了一個日本軍曹的「調查報告」上簽字，直到黃郛被迫簽上一個「閱」字后才將他放回。蔣介石認為日軍正逼他趨於「無可忍」，以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尋找借口，因此下令北伐軍「全數撤離」設防地域。——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恥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強而已！」然而，北伐軍撤離后，日軍並沒有停止進攻，十一日濟南全城淪陷。日軍燒殺搶掠，姦淫|婦女，濟南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史稱「濟南慘案」。

那麼，日本人就沒有什麼可畏懼的嗎？

一九三七年到來了。

日軍第六師團在偽軍劉桂堂部的配合下向開魯、赤峰方向發起攻擊，中國軍隊第五軍團湯玉麟部（由東北軍第五十五軍組建）駐守開魯的騎兵七旅接敵便潰，之後便投敵了。中國軍隊第四十一軍孫殿英部抵近赤峰，以阻擊戰與日軍相持七天七夜後撤退，開魯、赤峰相繼淪陷。日軍第八師團向朝陽、承德方向發起攻擊，中國軍隊湯玉麟部一〇七旅因一個團長投敵而稍戰即撤，日軍順利佔領朝陽。日軍只在承德方向遭到中國軍隊的節節阻擊，但由於中國軍隊第四軍團（由東北軍第五十三軍組建）萬福麟部的動搖，阻擊線一處坍塌全線即潰。湯玉麟不但率部逃離了承德，還徵集大批汽車轉運自己的財寶，致使日軍兵不血刃佔領了熱河省省會。日軍第十四混成旅攻擊綏中、凌源方向，雖受到中國守軍的一路阻擊，但還是步步推進到冷口附近，並開始向喜峰口發起攻擊。

日本人發現，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也開始強硬起來。

碑文剛剛鐫刻在紀念碑上，傅作義就接到北平政務委員會何應欽的命令，要他抹掉一切抗日的標誌。傅作義被迫把紀念碑上的「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改成了「長城陣亡將士公墓」。

其二是從「神國中心論」到「神國所有論」的延伸。中國也曾長久地視天下別的國家為「夷」。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后，一八五八年，西方列強將禁止中國人使用「夷」字，堂而皇之地寫進了《天津條約》。特別為一個字的使用制定一條外交條款，這在國際關係史中為罕見的一例。大清政府被迫通告全國，在外交公文往來中一律將「夷」改用為「洋人」。但是，即便如此，中國人也從沒有產生過世界屬於中國的想法。而日本宣稱自己位於開天闢地的起始之地，是為了證明整個世界本該屬於日本。對此，佐藤信淵的表述是：「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系可為郡縣，萬國君長皆可為臣僕。」「以此神州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

果然，不出日本人所料，「濟南慘案」發生后，蔣介石指揮北伐軍繞道濟南直逼京津，張作霖的北洋政權岌岌可危。日軍緊急將山東的一部分兵力派往天津，同時向蔣介石和張作霖發出了武力威脅：奉軍如不主動撤軍將被解除武裝；奉軍撤退，如北伐軍追擊至山海關外也將被解除武裝，因為維持滿洲的治安秩序是日本的責任。蔣介石的態度是：如果張作霖的部隊撤出京津，北伐軍在天津方向將「進至靜海止」，在北京方向將「進至長辛店止」。於是，日本人轉而逼迫張作霖放棄北洋政權，不給北伐軍進攻東北地區以借口。

福澤諭吉「共狩共食」的理論依據是：這個世界上任何的國際公法以及和平條約，都不如一門大炮和一筐彈藥來得實在——「百卷萬國公法不如幾門大炮，數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各國交際之道，或使他國滅亡，或為他國滅亡」。福澤諭吉所說的「他國」即指中國：「如果滿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話，那麼所謂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的地步實是一場空話。無論如何，若把這個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後另行改組，則人心也許會為之一變。」——福澤諭吉替代「侵略」的詞語是「改組」。

日本人對中國共產黨軍隊表示出擔憂：

《田中奏摺》呈送天皇兩個月後，為迎娶宋美齡，蔣介石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期間，他密會了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日本軍政首腦，以謀求日本對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田中義一表示，北伐軍不應急於北上，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共產黨，如果國民黨不能控制中國南方，共產黨就會重新崛起，日本對此不會袖手旁觀。因為一任共產黨在中國蔓延，不但有礙日本的在華利益，還會影響到日本國內的政治傾向，從而危及日本的國體。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國共產黨，竟可能危及日本的「國體」，這顯然是誇張之辭。田中義一的真實意圖是：倘若北伐軍順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控制。他希望蔣介石「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而蔣介石則表示，「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因為「中國如不能統一，則東亞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變對華政策，放棄支持軍閥張作霖——「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

當然，日本仍需為侵略中國東北地區尋找理由。《田中奏摺》認為，以前日本在外交中的失誤，就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以及在列強的壓力下承認東北地區是中國領土。這一失誤必須糾正，日本要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布，中國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塊無主的土地，只有在這樣的借口下日本才能「得寸進尺」：

蔣介石約見張學良勸其辭職，明知蔣介石是在為丟失國土尋找替罪者，張學良也只得答應，於三月十一日宣布下野。蔣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當即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改編為四個軍，歸何應欽的北平軍分會指揮。由此，蔣介石既轉嫁了丟失熱河的責任，同時又取得了對東北軍的控制。

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為第二防衛區，司令長官蔣介石；

中國官吏普遍的懾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違抗帝國也。現在全華北約十分之七，不能精誠團結聯合應付，大都采自保主義維護自身之存在；在不違反帝國之原則下，苟延圖存。此等各個獨立的小勢力，其所關切者只此小集團之目前利益，當然難抗帝國之攻擊。故彼等自私的心理，實予帝國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戰而勝，一言而獲……中國實力派大部采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為國為民的觀念，因此形成獨霸一方獨裁私兵狀況，國家之存亡，民眾之疾苦，彼等不負任何責任。彼等政治欲物質欲非常旺盛，彼等除維持現狀以解決其慾望外，殊不願粉碎其勢力也，真能愛國為民者為數極少，大都為顧己而不顧人之輩，其實力維持現狀、鎮壓反動，尚感不足，遑論抗日？彼等因慾望極高，志氣多趨於薄弱，而不堪利誘與威脅……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甚至想到，如果與日本全面開戰，不出三天，日軍將佔領中國的長江流域，切斷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命脈：「以中國國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於二十四小時內侵佔之範圍及於遼吉兩省，若再予絕交宣戰之口實，則以我國海陸空軍備之不能咄嗟充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再者，那時的國民政府始終對「國際調停」抱有幻想。「九一八」事變的第五天，張學良派他的副司令長官萬福麟面見蔣介石，蔣介石在他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告以外交形勢，尚有公理，東省版圖，必須完整，切勿單獨交涉，而妄簽喪土辱國之約。倭人狡橫，速了非易，不如委諸國聯（國際聯合會）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雖敗猶榮也。」——無論是「九一八」事變前的中國歷史，還是戰爭全面爆發后的中國歷史，都證明了一個真理：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絕不能將捍衛主權與領土的希望寄託于「國際道義」。最後，對於蔣介石和他領導的國民黨來講，消滅國內的共產黨力量與抵抗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侵略，兩者權衡，前者更為重要。「九一八」事變前的七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發布作戰命令，率三十萬大軍對共產黨的瑞金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他在《告全國將士書》中表示：「赤禍是中國最大的禍患。」張學良隨即致電蔣介石，願率東北軍「唯鈞座之命是從」。之後，蔣介石又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首次提出「攘外應先安內」的國策：「惟攘外應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滅『共匪』……則不能禦侮。」蔣介石擔心全國的排日情緒被共產黨利用，要求無論官民要「抑制」排日情緒：「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時，恐被共產黨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時對於中日紛爭，更有導入一層紛亂之虞。故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各地相繼爆發大規模的抗日遊行，民眾要求政府停止內戰，收復東北，對日宣戰。事變發生十天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赴外交部請願，學生們沖入部長室，打傷了王正廷部長。接著，全國各地的請願學生湧入南京，總數達到七萬之多。無奈之下，蔣介石接見請願代表，並發表了一番講話，這番講話繞來繞去，令請願代表無從捕捉到任何確切答案：

面對接連的屈辱，南京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行刺了汪精衛。孫鳳鳴出生於貧寒農家，曾在第十九路軍擔任排長、代理連長參加上海抗戰。《塘沽協定》簽訂后，第十九路軍調防江西，孫鳳鳴因不願「剿匪」脫下軍裝。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百多名國民黨中央委員於六中全會後在南京會議廳合影，以記者身份進入會議廳的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汪精衛連開三槍。當被問到為什麼要行刺行政院院長時，他的回答是：「看看地圖，整個東北和華北那半個中國還是我們的嗎？」被衛兵擊傷的孫鳳鳴于次日凌晨離世。

接著，蔣介石就中日在處理兩國關係上的錯誤進行了分析。中國方面的錯誤是：沒有早些與日方商榷，態度過於激憤強硬，但又缺少當機立斷的勇氣，缺乏自知之明，對國際社會過分依賴等等。日本方面的錯誤是：日本誤判了國民政府，蔣介石不是李鴻章，而更不能忽視的是中國的民心。日本言「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這其實只是日本實現「獨霸太平洋」野心的一種欺騙。不要認為佔領滿洲就能經略中國，日本對中國國情沒有正確的認識，對中國歷史沒有正確的認識，日本絕不可能徹底控制甚至滅亡中國。

從雙方投入的部隊來看，作戰力量相當懸殊。在中國軍隊的作戰序列中，七個軍團十三個軍三十六個師十五個旅，總計約二十五萬官兵，其中東北軍占絕大多數，還有少量的晉軍、西北軍和新組建的中央軍，甚至還有那個以盜竊清陵聞名全國的土匪軍孫殿英部。而日本軍隊則由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上將親自指揮，所轄第六、第八師團，第三十三、第十四混成旅以及關東軍的飛行隊，總計約為八萬人，但從官到兵均是久經沙場。

小川又次，福岡縣人，職業軍人，日本陸軍對外實施擴張戰爭的倡導者。這個在中日甲午戰爭時任日軍第一軍參謀長的軍官，被認為是影響了日本陸軍數十年的戰略家。他在一八八七年首先提出了侵略中國的作戰計劃——當時他的軍銜是大佐，任日本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這一作戰計劃被日本軍方視為全面侵華的重大軍事機密，名為《清國征討方略》。

這一年，日本佔領沖繩，將屬於中國的琉球改為沖繩縣，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中國島嶼強行納入日本版圖。

是劫掠。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天津駐屯軍新任司令官多田駿散發了一本名為《日本對華基礎觀念》的小冊子，小冊子里的聲明令不久前還沉浸在「親善」幻覺中的國民政府頗感驚駭。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下了一場數十年不遇的大雪。凌晨，「皇道派」的九名軍官率領一千四百名士兵衝出軍營，迅速攻佔陸軍省和警視廳，佔領東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帶，包圍並襲擊了日本政治家和內閣大臣們的官邸和住宅，砍殺了內政大臣齋藤實、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重傷了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企圖砍殺岡田啟介首相時，僅殺害了首相秘書，首相本人僥倖逃脫。他們還襲擊了朝日新聞社和東京日日新聞社，向被他們稱為「賣國賊」的新聞記者們開槍掃射。這些陸軍軍官的暴動計劃並不嚴密，他們沒能控制通往皇宮的道路，也沒有應對始終與陸軍對立的海軍的準備，結果天皇下命令對叛亂實施鎮壓，海軍在東京灣集結了軍艦，準備隨時聽候天皇的調遣。儘管日本軍中不少人同情這場叛亂，但在天皇明確表態后叛亂的部隊開始瓦解。四天後，大多數叛亂官兵返回軍營，一部分叛亂軍官自殺，其餘全部投降。

日本人認為時機已到，提出雙方舉行談判。

日本方面心情舒暢，說起話來更加狂妄。

對入侵中國急不可耐的日本軍人的焦躁也達到了頂點。

三百年來緊縮的日本一躍而為擴張膨脹的日本的大好時機，不在此刻又在何時呢？這對於我們自身來說，也是為了日本國的開放解脫；對周邊國家來說，給世界上的頑固主義以一大打擊，把文明之榮光注入野蠻的社會……宣戰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東洋的永久和平。要確保永久和平，不對大清國進行十二分的懲罰是不可能的……我們之所以與清政府發生戰爭，是因為大清國反對保有我們的正當權利、國運振興和國民的向外擴張。

一九二一年，幾名被派往歐洲的日本少壯派軍官，依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教訓，在萊茵河畔的巴登溫泉訂立盟約，約定回國后在軍界「消除派閥、刷新人事、改革軍制、建立總動員態勢」，全力推進日本的軍國主義國家改造，史稱「巴登巴登密約」。參加訂立「巴登巴登密約」的軍官們，均畢業於日本帝國陸軍士官學校，有時任日本駐瑞士武官永田鐵山、日本駐德國武官東條英機、日本駐俄羅斯武官小畑敏四郎，還有專程赴歐洲考察的岡村寧次少佐。一年或兩年後，他們先後歸國，日本名目繁多的法西斯團體隨之紛紛成立，這些團體逐漸控制了陸軍省、航空部、資源局等要害部門。而那些帶頭髮起組織法西斯團體的青年軍官，後來絕大多數成為日本軍政首腦人物以及侵華戰爭中的軍事將領：石原莞爾、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等。

無論是起因、過程還是結局，西安事變都是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評議最為激烈的歷史事件之一。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變在中國各方政治力量特別是共產黨人的努力下和平解決，蔣介石在張學良的護送下返回南京。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關於西安事變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

近代中國對洋人的蔑視，最甚莫過於對日本人。確切地說，中國人從沒把日本人當洋人看待過。這不僅因為日本人除了說話之外，相貌和體征與中國人差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歷來把那個島國視為一塊沒有開化的蠻荒之地，只不過秦時從中國去了幾對男女才讓島上有了人煙。自唐開始，中國的國土上就能看見從那個島國來的人，除了學經的和尚，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中國人將他們統稱為「倭」，將那個島國稱為倭奴國：「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十四世紀，日本人開始在中國沿海以搶掠劫盜為生，中國人對之始稱「倭寇」，意為「矮小的強盜」。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入侵持續不斷，中國人的排日情緒逐漸高漲，民間不斷地發起抵制日貨的行動，官方更是把日本視為最陰險的外交對手。出於自身境況的考慮，中國一直採取依賴美英、牽制日本的外交策略。一戰結束后，中國北洋政府依靠美英迫使日本交還山東主權，並表示擁護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希圖以此遏止日本打破列強在中國的均勢從而攫取更多利益的圖謀。

日軍從發起攻擊到佔領承德，僅用了十余天的時間。

多田駿首先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國家，近代以來飽受列強的侵略——日本軍人終於說出了「侵略」二字——但「侵略」中國的都是西方列強，只有日本一直在「保全」中國：

「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歷次作戰及對中國軍之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者，故皇軍得以順獲勝利。及后華軍昧於知己知彼之認識，受帝國皇軍威脅，而竟疑神疑鬼，轉成普遍的恐日病，帝國相煎愈烈，中國之惶惑亦愈甚，則一般當局的恐日愈益趨加重。

這樣的中國，屹立在日本人可望不可即的大海的另一邊。

一般認為，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歷史轉折點，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始。曾在侵華戰爭中出任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服部卓四郎對此闡釋道：「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打破了持續三百年之久的鎖國政策下的世外桃源迷夢，從封建國家走上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它既對歐美先進國家燦爛的物質文化瞠目而視，同時又對這些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侵入東亞的鋒利勢頭感到驚愕……日本的朝野人士便不約而同地把視線轉向海外，把所謂富國強兵作為國策，力圖建成一個能與列強為伍的國家。日本的國家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傾向，實際上就是在明治維新和以後日本所處的客觀形勢中開始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日本關東軍偷襲北大營的時候，中國東北的軍政大員們正安閑自在：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長期駐留北平，那天晚上他正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表演的京劇《宇宙鋒》；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正忙著給他父親做壽；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也在北平，他將黑龍江的軍政大權交給了他的兒子；吉林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張作相為其父奔喪回了錦州，軍政大權由他的參謀長熙洽代理。——瀋陽城內的東北地區以及遼寧省的軍政要員們大半不在崗位上，就連東北軍重要的北大營軍營駐軍、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也不在軍營里。

這一發聲於四百年前的狂言，不僅表明地處彈丸之地的日本早已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看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日本從那時起就不認為世界上有「侵略」存在——他們把野蠻入侵別國國土叫作「直入」——四百年後的日本右翼政客把武裝侵略中國叫作「進入」。這個星球自有人類以來，發生過無數入侵別族或別國的行為，但是從認知邏輯上喪失「侵略」與「被侵略」這一常識判定的國家，前所未有。

四百多年前，中國明朝萬曆年間，首次完成國家統一的日本莊園主豐臣秀吉，在向榮立戰功的將領們分發領地時，明確意識到日本本土狹小與貧瘠的局面必須改變。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指揮二十萬日軍跨海衝進東亞大陸。為計算並領受戰功，日軍將領和士兵用鹽和醋保存了無數朝鮮人的耳朵和鼻子——這些耳朵和鼻子一部分是戰死的朝鮮官兵的，另一部分是割下來的朝鮮老弱婦孺的——它們被當成戰利品，埋葬在日本京都方廣寺的西側，被稱為「鼻冢」。

近代以來，侵佔中國領土的列強，以日本為最。可能是因為明知事實無從抹殺，所以多田駿反覆強調日本對中國的所有行為，都是出於「解放救濟」中國這一「無愧於天地」的「信念」：

出生於武士家庭的吉田松陰，是這一論述的鼻祖。據說他十五歲就已經飽學中國儒術，十七歲提出日本必須向東亞大陸擴張的主張。近代中國的政客謀臣們，一旦國家面臨危機，他們給皇帝提出的方略通常都是如何「議守」或「議和」。而吉田松陰給日本幕府提出的治國方略卻是「皇化四海」和「武力擴張」。他建議從距離日本最近的朝鮮半島登陸，然後橫掃整個中國。以四百多年後依然是危機導火線的竹島（韓國稱獨島）作為「直入」中國的跳板，就是由吉田松陰最早提出的：「一旦君臨滿洲朝鮮，竹島是最好的落腳點」，它是「日本將來進軍大陸的基地和雄略航海的浮城」。

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爭機器終於發動了。

一九二九年，田中義一內閣垮台，接任的首相是濱口雄幸。

十一、對於剿共匪事宜，尤以西北各省，中、日兩國坦白合作。

日本的近代史是世界史中的特例。

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在國民黨內部，監察院院長於右任認為，《協定》沒有送立法院審議，要求彈劾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中國共產黨發表聲明，「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號召全國民眾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保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上海抗日聯合會通電全國，堅決反對《協定》，譴責汪精衛「敢冒不韙」「誓死媚日」。上海各民間團體紛紛組織示威遊行，數十名民間團體的代表衝進郭泰祺的住宅並痛打了他。就在《協定》簽訂的前幾天，日本軍隊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閱兵式，韓國義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擲了一枚炸彈，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將、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都被炸成重傷，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貞次被當場炸死，白川義則后因傷勢過重於五月二十六日死於醫院。

一九〇〇年，大清光緒二十六年，列強們果然一起來「保全」中國了。他們聯合入侵併佔領京城，大清皇室倉皇出逃，列強們的軍隊在紫禁城閱兵后，開始了大規模的搶劫。在對中國入侵和搶劫的八國聯軍中，第一次加入西方陣營的日本出兵最多、劫掠也最多。日本利用清廷被迫簽訂的《辛丑條約》，獲得三千四百七十九萬三千一百兩白銀賠款。有了這筆賠款，日本進行了第一次產業革命，支付了巨額的擴軍軍費。——兩年後，日本陸軍總兵力已是甲午戰爭時的兩倍以上；四年後，日本購買並建造了大量戰艦，其海軍軍力一躍成為世界第四。更為嚴重的是，《辛丑條約》令日本獲得了在中國的天津和北京以及華北腹地的駐兵權，其駐軍被稱為「清國駐屯軍」。這就https://read.99csw.com是三十多年後的中日戰爭為什麼爆發於北京盧溝橋的歷史原因。

四、承認「滿洲國」。

軍人奪取政權，使得法西斯勢力在推動戰爭上得到了制度保證。

傅作義表示，軍人為了國家上前線是本分，而全國民眾的同仇敵愾令他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由此肯定國家必能復興，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僅是軍人敢於犧牲，而是全國人心不死！」

一八九五年，戰敗的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予日本，同時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儘管後來在列強利益關係的制衡下，日本被迫歸還了遼東半島，但中國需要再多賠償日本白銀三千萬兩，此項賠償被稱之為「贖遼費」。——自己的國土竟要從劫掠者那裡贖買回來，這樣的邏輯在國際關係史中絕無僅有。

這一年，上海評出的電影皇后胡蝶唱出的一首歌充滿了悲壯氣氛：

面對中國，日本的苦悶源於這樣的邏輯：中國很貧窮，日本很強盛；中國人很愚蠢，日本人很聰明；中國人很野蠻，日本人很文明，可中國為什麼就是不肯依附日本？作為一個「沒有自理自治能力」的國家，與其讓西方列強們瓜分，不如成為同屬亞洲的日本的一部分。可中國為什麼寧可接受西方列強而堅決的抵制日本？

關於「食」：一飲食用國產，二飲食有定時，三飲食有節制，四碗筷要齊正，五食具要乾淨，六坐席要端正（不要佔鄰席），七喝嚼不出聲，八飯屑要收拾，九羹湯莫漏泄，十骨刺莫拋地，十一物不潔不食，十二水不沸不飲。關於「衣」：一服裝用國貨，二衣冠要整齊，三材料要堅實，四服色要樸素，五破爛速修補，六襯衣要常洗，七被褥要常曬，八鈕扣要扣齊，九鞋子要穿正（不可拖鞋跟）。關於「住」：一住居要整齊，二廚房要清潔，三廁所要乾淨，四傢具要簡單，五溝渠要疏通，六窗戶要多開，七門前街道要常掃，八什物堆積要排齊，九用具發銹要擦凈，十塵土立刻要除凈，十一牆壁莫塗污，十二垃圾莫堆積，十三要愛護公物，十四要利用廢物……關於「清潔」：一要漱口，二要刷牙，三要洗澡，四要剪頭髮（頭髮不可留到二寸長），五要剪指甲（指甲不可長過二分），六要多曬太陽，七要呼吸清氣，八要撲殺老鼠，九要撲滅蚊蠅，十要種痘防疫。關於「戒條」：一勿要嫖賭，二勿要酗酒，三勿要吸鴉片，四勿要亂吐痰，五勿要亂小便，六勿要流鼻涕，七勿納賄，八勿貪污，九勿客氣，十勿隱瞞，十一勿吵鬧，十二勿冷笑，十三勿要開口罵人（勿傲慢），十四勿要動手打人（勿蠻暴），十五勿要站馬路，十六勿要潑香水，十七勿要誣害別人，十八勿要錯過一生（勿懶惰），十九勿要討便宜，二十勿要靠別人。

張學良的「易幟」令關東軍極為惱怒。

「最近和將來要發生的事」是什麼事？

這樣的邏輯操縱著日本的戰爭機器全面啟動了。

就在歷史的這個重要時刻，一首歌傳遍了全中國——這是青年作曲家聶耳為電影《風雲兒女》寫的主題曲，名為《義勇軍進行曲》：

率領日本海軍作戰的，是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他曾揚言，只要戰鬥開始，他一揮動日本國旗，中國軍隊就會落荒而逃，用不了四個小時，日本海軍就能佔領整個上海。然而，戰鬥真的打響后，鹽澤幸一才明白，「九一八」事變沒有在上海重演，堅決抵抗的中國軍隊令日軍舉步維艱。

喜峰口，長城上的一個關口。

在所有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中，沒有哪個事件比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戰爭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創傷更為慘重。

日本人的危機意識與生俱來。

張學良自北平電告蔣介石：

十月七日，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約見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抗議多田駿的言論令中國方面「感到驚詫」。

與豐臣秀吉一樣，雖然出籠的是侵略計劃，小川又次仍迴避著「侵略」二字。在《清國征討方略》中，替代「侵略」的詞語是「進取」。

列強們在庚子事變中所獲甚多，但他們侵佔的只是中國的一隅，他們知道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佔並統治巨大無比的中國，他們也不願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獨自享用如此廣袤的疆土和豐饒的物產。日本雖對西方列強成為其全面佔領中國的障礙萬分惱怒，但也不得不與列強們妥協：「維持中國獨立，保全領土，各國在華之商業，持機會均等主義。」——只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慾望和境況，如何甘心與西方列強「機會均等」？

在喜峰口，中國第二十九軍主力與日軍第十四混成旅激戰數日，雙方來回拉鋸，一場又一場的肉搏戰竟使日軍的飛機和火炮無法發揮威力。讓日軍膽寒的是，中國官兵手持大刀猛殺猛砍，令日軍士兵血肉橫飛。戰鬥膠著之時，趙登禹、佟澤光兩位旅長率部夜襲日軍陣地，日軍正在熟睡，中國的大刀突然出現，在漆黑的夜色中寒光閃閃，數百名日軍頓時身首異處。中國官兵的血性振奮了全國，中國的輿論充滿了對大刀的讚頌。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知曉，手持大刀的第二十九軍官兵付出的代價。第二十九軍一萬五千多人中，攜帶的武器三分之一是漢陽造，三分之一是毛瑟槍，剩下的便是土槍了。這些古老的槍支沒有配備刺刀，所以他們只有背上沉重的大刀，利用近戰夜戰的機會把敵人的腦袋砍下來。日本人的腦袋在長城兩側的陡坡上滾落的時刻，也是第二十九軍官兵遭受日軍現代化武器殺戮的時刻。對於久違了的「忠勇」精神的強烈渴望，令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混淆了時空概念，彷彿回到了久遠的冷兵器時代。只有置身前線戰火中的軍人明白：只要日軍與中國的大刀保持在砍殺半徑之外，戰局就會急轉直下。果然，日軍採取正面攻擊和迂迴側背的戰術，逐步突破了中國守軍的防線，相繼佔領溧縣、遵化、玉田、平谷、三河、密雲等縣城，逼近通縣、順義乃至北平城下。

兩個近在咫尺而心隔萬里的國家之間一旦爆發戰爭，便無人知曉：戰爭將持續多久？戰爭將索取何等代價？戰爭的結局到底會怎樣？

百靈廟的收復，是中國軍隊第一次堅決的對日作戰，第一次通過作戰從日軍手中收復失地。消息傳遍全國，引發萬眾歡騰。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漢等大城市的民眾團體代表，攜帶著慰問品和捐款到綏遠前線慰問，學生們奔赴綏遠前線為傷員服務，著名電影演員陳波兒前往綏遠為部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音樂家呂驥為第三十五軍寫出了《三十五軍軍歌》。不足一個月，傅作義收到的捐款達到二十多萬元，他用這些錢買了兩百多輛汽車發給部隊，準備打更大的勝仗。毛澤東和朱德派人前往慰問並向傅作義發出賀電：「足下孤軍抗日，迭獲勝利，日偽軍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傳來，全國歡騰，足下之英勇抗戰，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為中國軍人爭一口氣。」

儘管用「在別國擴展本國之國力」這樣的隱晦言詞替代了「武裝侵略」，但關東軍還是明確建議日本內閣對於中國要「斷然增兵或派兵」，不必在乎中國人指責這是侵略行為，因為從根本上講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會心悅誠服他國的入侵：

五、中、日、「滿」三國合作創遠東經濟集團。

無論如何，日本面對的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巨大國家，他們要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可他們真的了解中國嗎？

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著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英美派以及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汪精衛被刺，提出辭職，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由蔣介石取代，這標志著國民黨內部親日派的地位大幅下降。同時，日本在中國華北的擴張，已嚴重危及英美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至一九三五年，日本在華北和山東等地的投資額超過了英美，這無疑加深了英美與日本間的矛盾。國民黨內部英美派勢力的漸強，連同英美對日態度的漸強，助推了國民黨高層開始改變對日政策，更為重要的是國民政府開始對日進行戰爭準備。這些準備包括：聘請德國顧問團設計興建軍事設施，各要地國防軍事工程被要求「星夜趕築」。為了徹底擺脫日本的干擾控制，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五年底進行幣制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廢除銀本位貨幣制，這使中國貨幣擺脫了國際銀價的制約，同時又遏制了國家白銀的大量外流。而在外交上，國民政府不僅靠攏英美，也開始改善中蘇關係，試圖藉助蘇聯的力量牽制日本關東軍。

「九一八」事變后，僅僅一周之內，兩萬多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廣闊地域上幾乎兵不血刃地相繼佔領了遼寧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中國侵略了日本」——凡是開始新一輪武裝侵略的時候，日本的政客和軍人便會策劃又一個「事件」。剛上台的日本首相齋藤實、外相內田康哉以及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一致對外宣稱「熱河為滿洲國的一部分」，「熱河問題純粹是滿洲國的內部問題」。荒謬的言論說到極致的時候，就產生了「中國的抗日武裝是侵略者」這樣的邏輯：「在該省內搗亂治安者，為滿洲國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內者為侵略者。」

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直入大明國，使四百州化我俗，施王政于億萬斯年，此乃吾之宿願。

早在「九一八」事變前，日軍參謀部就已決定：必須使中國東北地區「脫離中國本土」。為此，需要建立一個獨立國，扶植一個傀儡政權，然後把東三省併入日本版圖。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關東軍圖謀製造事端的跡象愈加明顯，蔣介石曾在給張學良的電報中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為此，張學良電令他的參謀長榮臻：「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張學良，日後逐漸成為著名的抗日統帥和將領。只是，至少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面對日本關東軍發動的侵略，他們的抉擇是忍讓。

而中國人是否知曉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邏輯？

此時，在日本國內，田中義一內閣決定駐紮在名古屋的陸軍第三師團迅速開往中國山東，同時對外宣稱：日軍在濟南與中國軍隊的衝突是「中國人日積月累輕蔑日本人心理的具體體現」；日軍的回擊性行動是為「顯示皇軍的威武」，是對中國人進行的「斷然懲處」，是為「使全中國感到震駭」。——把入侵中國和屠殺中國人稱為對中國的「懲罰」和「懲處」，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成為日本官方和軍方慣用語。

三、中國脫離國聯。

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認為，僅靠表示善意就想在他國擴展本國利益，世界上還沒有成功的先例：

這就是日本對中國所持邏輯的根基。

因此，當看到「天朝上國」被西方列強打敗后，日本人迅速生成了一種極度焦灼的情緒，這種混雜著不解與震驚的情緒，其核心還是生存危機意識。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同樣面臨著生存危機，與近代中國的當權者和謀臣們不同，島國上的人從來沒有試圖固守疆土以便苟且偷安。黑船事件發生后，日本的下級武士和豪商志士開始激烈地反對封建幕府，呼籲改革，暢想由「小日本」變為「大大日本國」的宏偉藍圖，其主張與豐臣秀吉等人的擴張思想混合在一起，產生出一種極為日本式的開國方略和邏輯準則。

從中國對日關係的角度講，西安事變與其說是一次兵變，不如說是中國東北軍官兵壓抑甚久甚深的情緒總爆發。雖然扣押了蔣介石，但東北軍官兵沒有任何傷害蔣介石的意圖，更沒有從國民政府奪權的目的，他們只想上戰場與侵略自己故鄉的日本人拚命，用熱血和生命給國人，特別是東北的父老鄉親一個男人樣的交代。

綏遠抗戰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自信。距綏遠戰場並不遠的東北軍官兵情緒激蕩，這些由於丟失了東三省而飽受國人指責的官兵大多數是東北人，個個思鄉心切滿懷內疚，而他們之所以駐紮在陝西，也正是國民政府按照日本人意願調防的結果。東北軍的將士在張學良面前痛陳，即使中央政府不同意，他們也要組織隊伍與傅作義一起打日本。而張學良自東三省丟失后，一直戴著「不抵抗將軍」的帽子，傅作義綏遠一戰便成為全國英雄，這深深地刺痛了張學良的愛國之心。此時，蔣介石身在西安，他的目的是指揮三十萬大軍對共產黨中央紅軍進行第六次「圍剿」，他認為這是對共產黨軍隊的最後一擊，三十萬大軍對付三萬人的紅軍，不出一個月就能解決問題。因此，當張學良向他表示要率部支援綏遠抗日時，受到了蔣介石的嚴厲訓斥。張學良不得不如此向蔣介石表達他的心情：「繞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贖一份之前愆，為國家盡一份天職。」但是，認為「剿共已達最後五分鐘」的蔣介石，只給張學良兩條路供其選擇：一是前往剿共，攻入陝北蘇區，把共產黨斬盡殺絕；二是把東北軍的陣地讓出來，讓中央軍剿共，東北軍將被調往福建。前者張學良表示不願意，後者意味著東北軍將被調到距離家鄉東三省更遠的地方任由自生自滅。張學良無從選擇，與蔣介石爭辯也沒有結果。於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東北軍的將士們扣押了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訂章程，敦守信義，趁機養蓄國力，割取易取的朝鮮、滿洲、中國，在交易上失之於美俄的，應以朝鮮和滿洲的土地求得補償。

無論如何，不管是「皇道派」還是「統制派」，日本軍人企圖通過非常手段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的目標是一致的。天皇對這次陸軍的叛亂採取了姑息的態度，認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答應軍部的要求」，因「皇道派」的失勢而乘機控制了軍部的「統制派」自此成為日本法西斯獨裁體制的主角。

至今仍有一部分中國人在日本人慣用的伎倆面前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佔領了中國的領土，侵犯了中國的權益，怎麼日本人總是叫喊他們是無辜的受害者？

基於這一對外擴張的國策，第一要務便是建立強大的軍隊。在設立兵部省、外務省和發展軍工的工部省后，日本又設置了由天皇直轄的軍部。軍部凌駕于內閣之上，直接對天皇負責，從此確立了軍閥在日本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正式把日本軍隊稱為「皇軍」，即天皇統領下的軍隊，要求皇軍為擴張戰爭奉獻生命乃至一切。一八八二年，天皇又頒布《軍人敕諭》，要求日本皇軍遵循忠節、禮儀、武勇、信義、樸素等「神道」精神和「武士道」德行。「神道」和「武士道」的確立，是日本走上軍國主義國家體制的重要標誌。

中國何以需要日本「解放」？多田駿對「中國之病源」的「診斷」是：

在未獲得這項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從未讀到數萬萬的大數字。國庫收入僅達八千萬元。因此兩億三千萬元巨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不但無暇顧及中國，且都在戰爭中削弱了各自的實力。日本人認為，他們獨霸中國的機會終於來了。八月，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從中國山東半島登陸——此前那裡是德國在華的勢力範圍。日本人佔領了濟南、青島和整個膠州灣，使得中國的東海幾乎成為日本的內海。這個時候，大隈重信不再提「保全」二字，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其主要內容是：中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的經營管理期延長為九十九年；承認日本在南滿和內蒙東部的開礦、購地特權；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割讓或租借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顧問，中國軍械廠由中日合辦；將武昌至九江、南昌，南昌至杭州、潮州間的建築權讓給日本；日本有在福建省內修築鐵路、開礦等投資的優先權，等等。這是一個要將整個中國變成日本附屬國的要求。大隈重信再次強調，中國是日本的「利益線」，日本成為中國的「保護國」理所當然：「按中國之現狀，並無自保之力，外國則除日本外無此資格。蓋中國之保全與日本之存在，二者乃不可分離之事實，則只有日本負此責任。」

此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經過長征抵達陝北。中國共產黨人在陝北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最近以來，漢奸賣國賊等在『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和『大亞細亞』等口號之下所作的降日賣國之露骨無恥行為，簡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聞！」「同胞們起來！為祖國生命而戰！為民族生存而戰！為國家獨立而戰！為領土完整而戰！為人權自由而戰！」

縱觀世界近現代的一百多年歷史，沒有哪個民族如同中華民族一樣，在動蕩與戰火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六、須將粵、閩、浙、蘇、魯五省武裝解除。

但是，給中國造成巨大苦難並在中國的苦難中掠取了巨大利益的日本，卻認為他們也處在無邊的苦難中。一戰結束后，美英為遏制日本崛起后的擴張勢頭，規範東亞地區的國際殖民秩序，於一九二一年末至一九二二年初召開華盛頓會議，會議產生的公約和條約促生了一種新的國際體系——華盛頓體系。華盛頓體系不但將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進行了種種限定，比如確認滿蒙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容別國佔領，而且還給太平洋地區的國際殖民秩序排出了名次：美英為一流帝國，日本為二流帝國，法國和義大利等為扶助角色。——覬覦著整個亞洲的日本，被列強們列入了二流，這讓日本人感到憤懣和難堪。

十七世紀初，日本進入德川幕府掌權的江戶時代，豐臣秀吉的思想得到拓展。日本人並河天民在其《開疆錄》一書中，第一次提出將「小日本」變成「大大的日本國」的擴張理念，擴張的目標直指中國：「大日本國之威光，應及於唐土、朝鮮、琉球、南蠻諸國……大日本國更增加擴大，則可變成大大日本國也。」

一九三五年三月，關東軍謀劃了他們的「對華政策」：一、依據《塘沽協定》以及附帶條款，擴張日本已經取得的權益，在中國華北確立親日地帶，以為「滿洲國」的地緣保障；二、為造成華北與「滿洲國」緊密的經濟關係，需儘快提升兩地棉、鐵等產業的開發和交易。四月，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開始策動「華北自治」。所謂「華北自治」，日本陸軍次官橋本虎之助在發給侵華日軍各部參謀長和駐華武官的一份文件中作了具體闡釋：在「反共」和「自治」的名義下，于華北五省建立與日本「有實質親善關係」的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權。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說得更清楚：「華北自治運動，始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其目的之一是「建立蒙古地區以外的統一的華北自治政權」，使「南京政權統轄之下的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成為自治地區，將滿洲國西南方的中國置於日本領導之下，以解除對滿洲國的威脅」。同時還可以「削弱以抗日為外交政策中心的南京政權的勢力，以減少對滿洲國及日本的影響」。

日本軍人把武士道的冷酷以及自虐和虐人發揮到極致，使得持續多年的中日戰爭遍布令人驚悚的血腥氣息，令「大日本皇軍」一詞至今仍是中國人記憶里兇殘野蠻的代名詞。

帝國之對華態度，必當遵循我之國是與使命。我帝國大陸政策之根本方針，在謀自身之發展，同時解放救濟東洋之被壓迫民族，使之安居樂業，保持各民族之面目，尊重其獨立，與帝國相親協同，在政治經濟上、軍事上，樹立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此道實證之天地之公道而不謬，施之中外而不悖，乃皆吾人俯仰無愧於天地之信念也。

此時，在焦灼情緒的籠罩下，中國猶如一隻隨時要爆炸的火藥桶。城市裡，街頭的抗日演講吸引著成千上萬忐忑不安的民眾；流浪的東北難民和學生在悲慘境地中的苦悶歌聲在廣袤田野上回蕩；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宋慶齡，甚至來到監獄里要求與抗日愛國人士一起坐牢；國民黨廣東實力人物陳濟棠和廣西實力人物李宗仁聯合向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發電，痛指「今日已屆生死關頭，惟抵抗足以圖存，除全國一致奮起與敵作殊死戰外，則民族別無出路」。接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第一、第四集團軍改稱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北上抗日。粵桂兩軍在湖南境內與蔣介石的中央軍發生軍事衝突，「兩廣事變」的爆發震動全國。而此時的中國共產黨決意國難當頭之際聯合中國可以聯合的所有力量進行抗日作戰，為此可以放棄多年來用無數共產黨人的鮮血和生命頑強堅持的政治主張。——自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的政策轉變。毛澤東頻繁地給國民黨軍將領寫信，最多的時候一天寫下九封之多。他對華北將領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艱難困苦之中堅持初志，弟等及全國人民必不讓先生獨擋其難，誓竭全力以為後援。」他致信晉綏軍將領傅作義：「先生北方領袖，愛國寧肯後人？保衛綏遠，保衛華北，先生之責，亦紅軍及全國人民之責也。今之大計，退則亡，抗則存；自相煎艾則亡，舉國奮戰則存……近日紅軍漸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戰，弟等決為後援。」毛澤東還致信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宋子文，表示：「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於聯合戰線。」「弟等頻年三呼籲，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於真正聯合抗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實現國共重新合作，以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如若國民黨人能夠做到，共產黨人將「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九*九*藏*書

《田中奏摺》，這份通篇都在宣揚武裝侵略佔領別國的軍國主義文件，最終成為日本入侵中國的重要依據和指南。

「九一八」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日本人以為焚毀中國的古籍，就可以摧毀中國的文化，這個邏輯過於簡陋。中國文化在中國人的心裏，在中國人的血液里，不然這個國度古老的悠長歷史便無法綿延。宋慶齡認為：「得精神勝利之人民，必日益奮進于偉大光榮之域；得物質勝利者，只日增其侵略與帝國主義野心，終於自取覆亡而已。」

無法解釋，在這個時候，國民政府何以會在日本是敵是友這個問題上如此混淆。這一問題已是無需探究的事實：中國的東北三省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熱河一線的淪陷表明日本的野心是進佔華北之後侵佔整個中國，他們決不會停止在長城邊上與中國「友好親善」。一九三四年，日本陸軍省頒發《國防的真實意義和加強國防的主張》，明確表述：「戰爭是建設之母，文化之母。」——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把建設和文化的發展確立在戰爭之上。而以往的歷史應該讓中國人知道，日本人所說的戰爭，其目標首先是中國。——無論中國人如何送出笑臉，日本自有日本的邏輯，這是中國在付出巨大代價后得到的歷史教訓。然而，為什麼中國的當權者依舊混沌？歷史證明，國民政府並沒有與日本沆瀣一氣出賣自己民族和國家的企圖，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究竟應該作何解釋才合情合理？

關東軍開始攻擊后，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命令部隊進入陣地，同時用電話向王旅長和榮參謀長報告。榮臻給趙鎮藩下達的命令是：「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這種軍事命令，恐怕前所未有。凌晨時分，本庄繁命令關東軍所能調動的部隊全部向瀋陽開進。四時，駐紮鐵嶺的部隊抵達，配合獨立守備大隊佔領北大營；五時三十分，趙鎮藩帶領退出北大營的第七旅到達瀋陽東山嘴子；六時三十分，駐紮海城和遼陽等的日軍趕到，佔領瀋陽內城后，聯合向東大營發起攻擊，東北軍和講武堂官兵不戰而退；八時，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廠、機場以及所有的軍政機關和金融機構均被日軍佔領，軍警全部被日軍繳械。日軍猶如進入無人之境，僅在瀋陽兵工廠就繳獲步槍十五萬支，手槍六萬支，重炮和野戰炮二百五十門，各種子彈三百余萬發，炮彈十萬發。張學良多年購買的三百余架飛機也全部落入日軍之手。

自西力東漸以來，各國之對華態度，或主分割，或圖共管，或謀擴張勢力範圍，或思爭奪權利市場，大有惟日本不足之況。此等侵略手段，雖與時推移，屢經變遷，蓋不外犧牲中國，以圖繁榮其本國而已。獨我帝國，依據國是，始終一貫，力圖保全中國領土，並以日華共存共榮尤應親善提攜根本主義……

接著，中日發表了雙方使節同步升格的決定。

在松室孝良看來，中國人只關心自我不關心國家，只想獲得利益不願承擔責任，為了滿足一己之權欲或物慾甚至能夠「甘心禍國」，而中國軍隊「變兵為匪」擾亂甚深，作為軍人「正式作戰反多敗」。此種種劣質，足以讓日本軍隊「不戰而勝」：

近代以來，日本給與中國人的精神侮辱，遠比物質搶劫更為深重。二十世紀前後，西方列強爭先恐後地在中國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為佔據並保護各自的在華利益，他們幾乎同時提出了「保護中國」的建議——這顯然是坐地分贓的伎倆。看到獨霸中國已不可能實現，一八九八年，日本時任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了題為《中國保全論》的演說。聲稱中國陷於被瓜分的局面，不在於外來勢力過於強大，而是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傾軋所致。目前「除了日本，沒有哪個國家能保護和扶持引導中國。作為中國的鄰國，且人種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有義務和實力保護中國，拯救中國國民」。

《塘沽協定》的簽訂，受到全國輿論的強烈譴責。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決不承認其任何一項條款；全國各地相繼爆發了示威遊行，反對國民政府在《塘沽協定》上簽字；不少國民黨將領發表通電，表示「與暴日不共戴天，妥協苟成，無異於圈牢待宰，等一死耳」。就連列強們看到《塘沽協定》也十分驚駭，感到日本人得到的利益實在太大了，因為中國的熱河省不但被割讓給日本，「更可恥的是把長城以南以山海關、北京、天津為三角頂的五千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帶划為『非軍事區』，在這個地區內，中國人沒有任何權利，只有辦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則享有一切權利」。

這就是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認識。

也許由於上述計劃過於露骨，為說明佔領並分割中國「並非暴舉」，小川又次費盡心思地做了一番離奇的辯解。首先說，當年清朝奪取的是屬於明朝的中國，既然清政府沒能把中國引向文明，就應該讓清人退回到滿洲老家去，將拯救中國的責任交由日本承擔；但讓中國的明朝復興，又無異於製造出一個新的大清王朝，這樣中國還是沒有任何改變，所以不如把中國分割成塊以便利於日本統轄。然後說，日本人的這種分割，充分尊重了中國人的意願，日本可以讓中國人建立一個王國，這個王國不但能恢復明朝漢人的統治，而且日本還將負責地為中國尋找一個「關羽後裔」來當國王——中國人喜歡財，關羽是國人的財神，中國人自然會擁戴這個決定。——當然，即使是「關羽的後裔」也應該在日本的庇護之下。至於西藏、內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令其保持原狀，由日本冊封幾個酋長，只要聽從日本的管轄，將保證其社稷安寧人民幸福。——如此周全仁厚的方案，「誰能一味視我國為土地掠奪者」？

四月，日本將由北方士兵組成的第二師團，與駐紮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第十六師團調防，以適應中國東北地區的嚴寒作戰。七月，日本軍事參議官會議決定，再調一個陸軍師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同時密令駐紮在中國東北的守備隊向蘇家屯、瀋陽一帶集中；之後又向朝鮮增派了一個師團的兵力，準備于必要時渡江參戰。八月，日軍進行了異常的人事調整，任命本庄繁中將為關東軍司令、土肥原賢二上校為瀋陽特務機關長。之所以「異常」，是因為這兩人都是有名的「中國通」：本庄繁曾當過張作霖的顧問和駐華武官，土肥原賢二則是長期在中國活動的特務頭子。八月三日，日本陸軍在東京召集關東軍、朝鮮軍、台灣軍司令官和師長會議，傳達滿洲作戰計劃。天皇分別接見了各位司令官。將領們都明白，這就意味著天皇知道並批准了「最近和將來要發生的事」。而在皇宮外面的大街上，日本右翼分子在演講結束時高喊：「我們站起來的時候終於來到了！」

那時候，汪精衛和蔣介石在對日立場上基本一致，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精衛有「最低限度」之說：「現在國民政府並沒有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所以同時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以下時，我們決不讓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時，亦不固作強硬，這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蔣介石則表示，一旦超出「忍受之防線」，就要與日本拼個魚死網破：「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後方可言交涉也。」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地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余洲；再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權利乃其第一大關鍵也。況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中國國土也……。

日本內務大臣后藤新平，在其所著《日本膨脹論》一書中，將日本比做一棵「盆栽的公孫樹」——公孫樹，稀少名貴的木種——具有偉大的品性卻生長在花盆裡，因而不能伸展枝幹。所以，應該「把日本民族從這狹小天地拯救出來，移植於世界的沃野中」，讓這棵名木「于廣大的地球上繁茂是日本的固有使命」。姑且不論日本是不是一棵「名木」，值得注意的是，后藤新平為「侵略」二字又發明了一個新的替代詞：「移植」。

石原莞爾認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洋文明」和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洋文明」必然開戰，而下一次世界大戰將是「人類最後的大戰」。為了備戰，同時也為解決日本國內危機，必須入侵中國——「武力解決滿洲問題已成為陸軍省部主要課長等幕僚的堅定信念。」因此，關東軍的首要任務是佔領滿蒙地區。板垣征四郎強調：「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從而，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重要的關係。」石原莞爾的建議本不新鮮，但在日本深陷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的時刻，這一建議立即受到日本政界的熱烈追捧。——日本軍界和政界在以武力擴張擺脫國內危機的策略上達成了高度一致。

這一年，深受日軍空襲侵害的國人，以高漲的熱忱用民間的方式捐獻了二十多架飛機。國民政府也意識到空軍的重要，於一九二九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一九三三年一年就購買了二十架菲亞特B.R.3轟炸機。

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為第三防衛區，司令長官何應欽；

日本方面很滿意，主動提出把駐華公使升格為駐華大使。

八、軍事委員會取消軍權集中於何應欽領導之軍政部，但實權仍須集中於行政院。

蔣介石認為，日本從發動攻擊到致使中國的許多城市淪陷，最多不過十天；假若國民政府迅即與日本絕交，也許日本在十天之內便可使整個中國淪陷。由此，他解釋說，國民政府目前與日本的對立完全是因為「實在沒辦法」：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中日關係似乎「親善」了起來。

時至今日，就像住一間房子里的兩個人一樣。在貧窮的國土上，每年增加四十萬人口，照此計算，這樣不斷積累的話，人就只能住在人上面了……我國向世界各地擴展人口之時，成為阻礙之大敵的不是白色人種，而是支那人種。據我所想，我國將來的歷史，是日本國民在世界各國建設新故鄉的擴張史。如果我們日本能夠戰勝土地是我們十五倍、人口是我們的十倍的大清國，不僅可以揚祖宗之名，留名于子孫，面向世界，永遠立步，還可以增強我們站穩世界的自信心。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不僅僅是為了在世界上建設擴張性的日本而戰，還是為了建設擴張性日本的自信心而戰。

一九三六年，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在關東軍長春特務會議上作了秘密報告。報告對當時中國的現狀進行了詳細分析，其內容值得所有的中國人一讀。

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仍在北伐期間，蔣介石以國民黨武漢政府受共產黨控製為由，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武漢政府下令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並準備出兵征伐南京，史稱「寧漢分裂」。無論國民黨內部矛盾紛爭如何激烈，但雙方很快在一個政治目標上達成了一致，那就是必須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清除共產黨。國民黨開始了對共產黨人的殺戮，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徹底決裂。

張作霖死後，其子張學良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國民政府勸說張學良改旗易幟，日本人勸說張學良在東北獨立。面對國恥家仇，張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電全國，宣布奉軍從即日起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將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換為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稱「東北易幟」。

第十九路軍和增援而來的第五軍拚死抵抗，日軍先敗於吳淞，再敗於廟行。慘重的傷亡令日軍不斷增兵，最終使攻擊上海的總兵力達十萬以上。但是，戰場局面依然與日軍事先設計的軍事目的相距甚遠。——「中國軍隊的抵抗異常頑強，終於未能突破陣地。在連日的戰鬥中，人員損耗甚大，彈藥缺乏，殊堪憂慮。」

全中國都注視著上海，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表達對第十九路軍的聲援：全世界華僑寄來的慰問品在上海碼頭堆積如山，華僑富商們的捐款瞬間達到千萬元以上，自願參軍的青年兩天之內就有千人之多。各界民眾組織起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訊隊、運輸隊。城市婦女和紡織廠女工在戰火中救助傷員；上海郊區的農民們籌集了大量的糧食和蔬菜送往前線；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在前線戰壕里組成了一道防線，僅復旦大學義勇軍就有兩百多人在戰鬥中犧牲。第十九路軍官兵在前線看見了兩位著名的夫人：孫中山夫人宋慶齡身穿白色護士服為傷員服務，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五天之內組織上海婦女為前線趕製出三萬套禦寒棉衣並親自送上前線。

儘管蔣介石強調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但是這一年還是出了兩件與共產黨有關的大事。一是第十九路軍官兵不滿國民政府一再對日妥協，發動了著名的「福建事變」。就在《塘沽協定》簽訂后不久，駐軍福建的第十九路軍與江西瑞金的共產黨中央蘇區取得聯繫，表示願意和紅軍聯合對日作戰。由此，雙方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蔣介石立即調集大軍向福建進攻，並用重金和官職收買了第十九路軍的部分將領，最終導致第十九路軍的主要將領逃亡香港。二是馮玉祥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日偽軍進行了多次作戰，其中收復多倫一戰成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從日軍手中收復失地的作戰。但是，蔣介石認為馮玉祥受到共產黨的蠱惑，抗日同盟軍有逐漸被「赤化」的嫌疑，調集大軍準備對馮玉祥部實施圍剿。而日軍也同時集結了重兵準備反撲多倫。在多重軍事壓力下，馮玉祥被迫出走，隱居泰山，抗日同盟軍內部隨即分裂。

蔣介石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歷史證明他在持續八年之久的對日戰爭中從未有過苟且行為。但是，至少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他面對中日問題時充滿困惑和矛盾。由陳布雷筆錄的名為《敵乎？友乎？》的長文公開發表了，蔣介石很想讓自己的這篇口述實錄獲得全國輿論的支持。蔣介石首先對中日關係中的隱晦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緊接著，中國發生了「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守備上海的中國軍隊是第十九路軍，其前身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和第十一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十九路軍調防京滬地區，全軍官兵三萬三千多人。一月十二日，村井倉松以保護日僑為名，要求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第十九路軍後撤三十公里。第十九路軍得知消息后，於二十三日召開營以上幹部緊急會議，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和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分別發表了講話，其核心內容是：「死力抵抗」！「一決死戰」！「決心去死」！第十九路軍同仇敵愾的態度令軍政部長何應欽十分不安。二十七日深夜，何應欽連續致電蔡廷鍇，要求第十九路軍不可妄動。二十八日，日方發出最後通牒，限第十九路軍即日撤出閘北，防區由日軍進駐，遭到蔡廷鍇的拒絕。戰事隨即爆發。

四年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一是沒有善惡評判的服從。神道是武士道的精神來源，是武士道存在的基石。神道的核心是忠，從對祖先的尊敬，對父母的孝行，直到對神即天皇刻骨銘心的忠誠。這是一種絕對的盲從。倒不是日本民族沒有善與惡的概念，而是判定善與惡的最高標準就是「忠」與「不忠」。——「不為輿論所迷惑，不問政治，而專念于守本分之『忠』節，牢記義重於山嶽，死輕於鴻毛。」

歷史證明，凡是日本政客大談「改善對華關係」之時，便是日本軍人策劃對中國更大規模侵略之日。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塊未開發的「新大陸」。當哥倫布還沒有發現美洲、庫克船長還沒有在澳洲登陸的時候，中國已經殿宇金碧輝煌，城郭密如繁星，江河舟楫穿梭，沃野稻黍搖曳。數千年來，中國的哲人們捧讀經典洞察玄機，詩人們淺唱低吟華章如錦，農人們參悟天象耕雲播雨，武人們琴心劍膽橫刀立馬。中土廣袤，邊塞飄雪南嶺飛花；中國人口眾多，挽手為岳哈氣成雲；中國人傑地靈，豪傑輩出聖賢代代。

毫無疑問，中國有世界上為數最多的耳朵和鼻子，還有足夠分賞的無邊無際的肥沃土地。豐臣秀吉發誓，終有一天要讓日本天皇去中國當皇帝，把中國分割成無數碎塊，成為日本將領和大臣的私屬領地：「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都，呈獻都城附近十國（州）予皇室，諸公卿將予采邑。」豐臣秀吉的最終目標是：

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直隸、山西兩省之地，河南省之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之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太湖，浙江省之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旅順半島、山東登州府、浙江舟山群島、澎湖群島、台灣全島、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屬於日本版圖；東三省及內興安嶺山脈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給清朝，使之獨立於滿洲；于中國本部割揚子江以南之地，迎明朝後裔，建王國，並使之成為我國之保護國，鎮撫民心；揚子江以北、黃河以南，再建一王國，使之屬於我國；西藏、青海、天山南麓，立達賴喇嘛；于內外蒙古、甘肅省、準噶爾，選其酋長或人傑為各部之長，並由我國監視之。

濱口雄幸是日本第一位出生於明治維新時期的首相。

中國已經忍無可忍。

張學良後來以主張抗戰而聞名史冊。但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他給東北邊防軍下達的第一個命令確實是「不抵抗」。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政客依舊認為，日軍對中國殘暴的戰爭行為，是值得大和民族驕傲的壯舉。

一九二八年初，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發布《告全黨同志及全國同胞書》，言歷史賦予的使命是：「誓竭全力，冊勵軍心，會師前線，重申北伐，擁護中央，以固根本，震懾紛亂，以蘇民生。」

日本關東軍在一九三二年策劃的兩件事出乎中國人的預料。在中國東北，日本人突然將前清末代皇帝溥儀請了出來，就任滿洲國執政。一九三四年，溥儀正兒八經地在東北「登基復國」，並把這個「國家」叫作「滿洲帝國」，年號「康德」。這一古怪事情，從策劃到實施，是日本關東軍用特務手段製造的：當溥儀從天津抵達長春時，「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隊列。在隊列里，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溥儀看見那些夾雜在日本太陽旗中的大清黃龍旗時，不禁熱淚涌流，頓覺大清朝的復辟「是有希望的」。——無法得知這個已被中國人拋棄的皇帝是如何產生了所謂的「希望」，他應該記得，就在不久前，他幾乎是被日本人用綁架的方式從天津弄到東北來的，而日本人命令他穿的竟然是日軍軍裝——這個被王朝的訇然傾覆弄得十分脆弱的昔日中國皇帝，穿上日本軍裝的時候該是一副什麼模樣？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呼籲下，國共雙方開始了政治接觸，牽制中國軍力甚大的內戰有了停止的希望。

日本人說，摧毀中國人的抵抗意志要從摧毀中國文化開始。

日本人設計了佔領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后大舉南下佔領整個中國的軍事計劃：

十二、日本觀察家日後得參加國民黨大會，以窺中國是否誠意。

中國人已經不能再忍了。

「濟南慘案」發生后，抵制日貨運動遍及中國的各大城市，僅一九二八年的七、八兩個月，日本對華貿易損失高達一千七百萬日元。皇姑屯事件發生，導致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更加劇烈。因對華貿易額大幅度萎縮，田中義一內閣遭到了日本財界的猛烈抨擊。同時，美、德、意、英、法等國相繼與中國締結新的關稅條約，致使日本在國際上陷入外交孤立。一九二八年七月，美國政府正式承認國民政府後，中國在外交上開始強硬起來，宣布業已期滿的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和一九〇四年的續約失效。隨著北伐軍自南向北的推進，國家統一、民族自立的思潮風靡中國，且矛頭直指日本，中國人喊出了「收復旅順和南滿鐵路」的口號。接著，一九二九年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席捲日本。這場經濟危機以紐約華爾街金融交易所倒閉為開端，迅速波及全球，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受到的衝擊最為猛烈。出口美國的主要生絲商品價格暴跌，對外貿易和工業產值全面急劇下降。經濟危機引發了各國的關稅戰，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各國建立起森嚴的貿易壁壘，實施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日本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需要從海外進口更多的物資，並開闢更多的海外商品市場，但是在列強們的一系列保護措施面前，日本的結局只能是從世界市場中逐漸地被排擠出去。人口過剩、資源匱乏、資金不足、銀行倒閉、生產萎縮、工人失業和貿易衰微相互交錯，日本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

熱河省，省會承德，東接遼寧省，西接察哈爾省，南接河北省，全省轄境面積十七余萬平方公里，萬里長城的東端蜿蜒其中。

日軍在「一·二八」事變中付出的代價是：陸軍死亡六百二十人，負傷一千六百二十二人；海軍死亡一百四十九人，負傷七百人。中國方面的損失是：第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官兵犧牲四千二百七十人，負傷九千八百三十人。上海市民在日軍的轟炸中死亡六千零八十人，負傷兩千人，失蹤一萬零四百人，財產損失高達十六億元。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全部被毀，而上海東方圖書館所藏的數read.99csw.com百萬卷書籍，包括十多萬冊珍貴的宋版、元版古籍和清乾隆年間編撰的四庫全書，也全部被燒毀或搶劫。

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日本仍舊是「小日本」。與近代中國一樣，長達兩百多年的閉關鎖國，使得日本經濟凋零，吏治腐敗，武備廢弛。一八五三年，一支美國艦隊在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的率領下，「直入」日本江戶（東京）海岸的浦賀，美國人要求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並進行商品貿易，日本近代史稱之為「黑船事件」。無力抗衡美國軍艦的日本被迫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下田和函館兩個港口，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日本的黑船事件與中國的鴉片戰爭大致發生在同一歷史時期，但從別國「直入」的角度講，黑船事件無論性質和後果都無法與鴉片戰爭相比。西方列強既沒有在日本劃分勢力範圍的企圖，更沒有佔領那個大海中的島國的打算，美國人不過是想跟日本人做做生意。但是，當西方列強的艦炮在中國海岸轟鳴時，當中國人還在懵懵懂懂地觀望洋鬼子如何爬上中國的海灘時，數千公里之外的日本卻舉國人心惶惶了。

七、設立滿洲各地與揚子江流域各地間之客貨運輸便利機關，華北所有鐵道皆由滿鐵經營。

張作霖眼見大勢已去，決定奉軍退回東三省。他並不知道，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針對他的暗殺行動已經布置完畢。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五時許，當張作霖乘坐的專列從北京行進至奉天附近的皇姑屯時，伴隨著轟然一聲巨響，專列被炸翻，衝天的大火將列車焚毀，身受重傷的張作霖於四個小時后死亡。

自關東軍試圖將中國的東三省徹底「日本化」以來，他們一貫以為的「懦弱的中國人」這一概念便逐漸瓦解了。儘管不少中國的地方官吏在刺刀下對他們表示效忠，但這片黑土地上的中國百姓能夠逃離的都已跑到了關內，沒有機會和能力逃離的如同冰寒的雪原一般沉默著。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雪原深處的茫茫老林中，抗日的槍聲從來沒有停止過。關東軍在對東三省的中國百姓採取殖民統治的同時，動用軍事力量連續不斷地對東三省的抗日武裝進行清剿。想把他們殺死的對手來路複雜：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不堪殘酷統治的東北農民、發誓斬盡殺絕日本人的綠林好漢、散落到民間決心雪恥的東北軍官兵，還有就是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的成建制的抗日武裝。這些抗日力量各自為戰，呼嘯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留下他們奔襲的腳印。關東軍以酷刑著稱，血淋淋地讓中國人看見了世上竟然還有如此殘酷的折磨人的方式。抗日誌士的頭顱被掛在城市的電線杆上，但是很快日本兵的屍體就橫陳在了這座城市的街道上，散落在屍體周圍的傳單上寫著大大的漢字「還我河山」！中國東三省的抗日誌士是一群決死的中國人，他們在拿起大刀或長槍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了東三省的土地。他們沒有給養供應，沒有彈藥支援，沒有衣被禦寒，沒有藥品療傷，有的只是滿腔的仇恨。他們知道憑藉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趕走侵略者，可他們堅信：只要繼續戰鬥，中華民族就有趕走侵略者的那一天。在漫長的日子里，倒下的抗日誌士多數沒有留下名字，屍骨至今散落於那片黑土之下；而得以留下姓名的志士，至今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所銘記。——抗日聯軍的八位女戰士被關東軍包圍，正是烏斯渾河即將封凍的季節，她們砸碎了槍支后，手挽手向著冰冷的河水走去，直至被河水淹沒。她們的名字是：冷雲、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李鳳善、安順福。犧牲時，她們中年齡最大者二十三歲，最小者年僅十三歲。楊靖宇，東北抗日聯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孤身一人被關東軍討伐隊包圍后戰至犧牲。他死後，關東軍解剖了他的屍體，他們不知一個人何以在多天沒有任何食物的情況下堅持戰鬥。他們在楊靖宇胃裡發現的是棉絮、樹皮以及一種連牛都不吃的積雪下的草根。趙一曼，時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第一師二團政治委員。這位女共產黨人在與日軍作戰時因負傷被捕，在赴刑場的路上，她撐著受盡酷刑的身軀，給自己年僅六歲的兒子寫下了遺書，這篇文字時隔七十多年讀來依舊令人潸然淚下：

此文與其說是給中國人看的，不如說是給日本的一份外交文件——作為一國首腦，蔣介石仍舊沒有把日本人的侵略邏輯搞清楚。

軍船由此入侵渤海邊，趁其混亂，大軍攻盛京……盛京危機，清皇帝必走陝西，或不走，我大軍集結山海關，不得守固。這之間，大泊省的日向、薩摩諸軍由琉球取台灣，直到浙江之地，攻略台州、寧波諸州……先頭兵直衝江南，取南京應天府……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講，多少人知曉綏遠在何方？多少人知曉百靈廟為何處？但是，只要知道那裡是中國的領土，那裡的一群血性十足的中國軍人不但打敗了日本人，而且把失去的國土奪了回來，這就足以讓屈辱苦難中的中國人奔走相告，而傅作義將軍的那句「人心不死」令全中國人淚如泉湧。

武士道由一種職業操守，上升為一種人生境界，不但被普及為日本國民的集體信念，更成為近代以來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

就在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戰爭危險臨近的時刻，日本國內突然發生了一起現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陸軍暴動。

儘管大清王朝在一八八五年就成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並於《清國征討方略》出籠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八年，成軍了具有二十五艘戰艦、總噸位堪稱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但是，僅僅六年後，大清王朝的北洋艦隊即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一八八七年，中國大清光緒十三年。這一年的中國看上去似乎並無動蕩：五月，總理衙門大臣奕劻、孫家鼐與法國駐華公使在北京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和《續議界務專條》，中國再度降低邊界貿易的進出口稅率，開放廣西龍州、雲南蒙自兩處通商口岸，給予法國在中國南境、西南境享有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十月，總理衙門大臣奕劻與葡萄牙全權代表在北京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其主要內容為：中國允葡萄牙永駐和管理澳門以及澳屬之地；允葡萄牙派駐北京公使；允葡萄牙在中國通商口岸設領事，並享有領事裁判權。各種條約被蠅頭小楷寫成奏摺送往頤和園。在頤和園休養的慈禧太后很喜歡昆明湖上那個被荷花簇擁的小島，她並不認為大臣們不斷向她提起的遠在東海深處的琉球群島和釣魚島以及南面的那個澳門半島，與她的大清國和她當下怡然的心境有什麼要緊的關係。這一年中國的民間看上去似乎也無大事。北方，黃河於九月在鄭州附近再次決口，災民們照例開始四處移動。南方，一個男孩兒出生於浙江溪口鎮的一戶富商家裡，沒人會料到這個名叫蔣介石的中國人日後會成為日本人的死敵。

在日本為巨額賠款舉國狂喜的同時，中國北洋艦隊殘剩的戰艦被拖到日本，停靠在一個海港的民用碼頭，被用於漁船停泊時人員和貨物登岸的「躉船」。日本人對此舉所作的說明是：永久地侮辱厚顏無恥的大清國和那個低劣的支那族。

面對日本進一步的侵略陰謀，中國軍隊將領、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紛紛發表通電，指出日本對熱河和長城一線的野心關乎民族存亡，要求國民政府全力以赴派出軍隊阻止日軍的侵略。宋慶齡甚至提出，中國軍隊的百分之八十應該派往抗日前線去。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宣言，表示在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和停止進攻蘇維埃的條件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願意和國內任何武裝力量訂立抗日作戰協定。國民政府駐國聯代表顧維鈞從日內瓦來電，指出如果中國不以自己的行動來捍衛領土，則國聯就沒有依據為中國說話。

國民政府沒能認清日本人的行事邏輯。

二是超越生死的信念。武士道尚武求勇，而要做到勇猛，就需要在理念上破除生死界限。武士道要求沉靜地面對死亡，甚至要求厭惡生而親近死：「晝夜是一日之死生，呼吸是一時之死生，只是尋常事」，「死生榮枯只是一氣之消息盈虛」而已。被稱為日本武士道經典的《葉隱論語》一書，對此說得最為精到：武士道，即赴死之道。

國民政府監察院委員聯名要求對失職者進行彈劾。

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必須對日作戰了！

這是蔣介石首次在對日關係上使用「決戰」二字。

日本計劃入侵熱河省的主要目的是：迫使中國政府承認長城沿線為「滿洲國」的邊界線，「消滅擾亂滿洲國根源的張學良勢力」，鞏固對東三省的殖民統治，為將來入侵華北乃至全中國打開方便之門。

武士道的精神內涵複雜，主要由兩個層面組成。

一九三四年十月，蔣介石指揮的軍隊衝進了共產黨中央蘇區腹地，中國工農紅軍突圍而出並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轉移，史稱「長征」。

東三省「易幟」后，張作霖家族不再是獨立於國民政府之外的地方軍閥，東三省已經有了名副其實的「中央」。因此，關於「不抵抗」問題，作為國民政府首腦的蔣介石難脫干係。

佐藤信淵，生於一七六九年，卒於一八五〇年，日本著名學者。他的上述言論，大約產生於一八三二年，即中國大清道光年間。一百年後，日軍竟然完全按照上述路線，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先東北，再華北，再東南，再南京——日本人的頑固持守令人難以置信。

日本陸軍叛亂后，幸免於難的岡田首相辭職，原外相廣田弘毅出面組閣。控制了日本軍部的「統制派」將領寺內壽一、梅津美治郎和杉山元等人立即向新內閣發難，不但強行插手內閣閣員的安排，還制訂了一系列有利於軍部控制內閣的措施。廣田弘毅對軍部唯命是從，全面接受了軍部的主張，恢復了一九三一年廢除的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軍部首腦改為現役軍人擔任。——日本陸軍的暴動雖未成功，但軍人們的目的還是達到了，即日本軍部事實上控制了中央政府。

一九三一年底，蔣介石因對日立場軟弱受到內外夾攻，再次被迫下野。國民黨召開四屆一中全會改組政府，由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中山之子孫科出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擔任主席）。一九三二年初，嚴重的財政危機令南京政府幾乎無法運轉，上任不到一個月的孫科被迫辭職。孫科懇請在奉化老家的蔣介石重回南京。蔣介石表示，無論於國、于公、于私、于總理（孫中山）、于舊部，都不能不「往救」。於是說服汪精衛同赴南京。一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當夜「一·二八」事變爆發。第二天，蔣介石復任軍事委員會常委，負責調動軍隊，指揮對日戰事。二十日，國民政府宣布將首都遷至中原的洛陽——對於一個國家來講，遷都是非常之事，如果沒有大災大難，除非準備長期作戰，難以解釋何以遷都。二月一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決定將中國劃分為四個防衛區：

自鴉片戰爭始，西方列強不斷染指中國，這使得在明治維新后國力不斷強大的日本「改組」中國的慾望愈加強烈。一八七九年，日本參謀本部首任長官山縣有朋在給天皇的上奏中呼籲，當前日本第一位的是「強兵」，因為「兵強，國民志氣始可旺，國民自由始可言，國民勞力始可積，然而國民之富貴可守」。沒有哪一個國家不想強國富民，但以強大的武力掠奪他國，達到強國富民目的，這是日本獨有的邏輯。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國三分之一。不唯地廣人稀，令人羡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其匹敵。我國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榮之美名，而投資于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余萬元。此誠我國同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

自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起，發生在長城東段各口及其附近地區的作戰，前後持續八十多天，最終以中國軍隊的失利告終。

對於推行以經營滿蒙謀求穩定我國民生活之國策，一味追求渺茫的中日親善，結果使我舉國上下汲汲於逢迎中國，以致陷入自屈而不覺，徒使趨炎附勢之中國人妄自驕傲。求得中國方面之善意固屬當然，但須首先具有發動本國國力之決心方可。企圖在別國擴展本國之國力，而對該國官民僅感之以善意，如此國策，未聞有成功之先例。

秉承「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哲學的中國人，近代以來百戰百敗。那麼，將再次面對戰爭的中國人是否讀懂了日本人的邏輯？

但是，日本的右翼政客不這麼認為。他們的理由是：日本人是真正的文明人，皇軍屠殺的中國人乃至除日本民族之外的所有亞洲人，統統都是野蠻人。——既然是文明人面對野蠻人，就沒有什麼道理可講，也沒有什麼邏輯可循。

由平津兩的五百多學生組成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出發了，學生們將深入到河北各地宣傳抗日。幾乎同時，上海的電影人剛剛拍攝完成電影《狼山喋血記》，其主題歌《打狼歌》唱道：

然而，更令中國人「驚詫」的事隨即發生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方突然對中國提出了十三條要求：

「倭寇北犯侵熱，其期不遠。」意識到北方迫近的軍事危機，同時承受著國內的巨大輿論壓力，蔣介石採取了一系列備戰措施。他命令張學良派三至五個旅的兵力前往熱河加強防守，特別要求在山海關駐紮「相當兵力」以免「又使國人誤為不抵抗」。在給張學良的電報中，蔣介石措辭之強硬前所未有：

山海關失守后，張學良到南京請蔣介石北上指揮作戰。北方的中國軍隊將領也致電蔣介石請他北上。蔣介石的答覆是：「弟近日須赴籍，約半月布置妥當後方得北來。」他命令張學良和張作相分別率部保衛熱河，並派代理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等人赴北平代他指揮。

一九三一年，註定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刻骨銘心的年份。

「神道」的基本含義是：在這個世界上，日本不是一般的國家，而是一個「神國」。日本是單一民族，萬世一系，民族文化中潛存著一種強烈的優越感和排他性。「國是神國，道是神道也……一神之威光，遍照百億的世界；一神的附屬，永傳萬乘之王道。」由「神國」引申，便是「神國中心論」，即：日本在東方，「東方，春也，朝也，春是四季之始……故天地開闢，由東方開始……」

這種邏輯違背了常理。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為主權。因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滿蒙領土之真相予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這一年，廬山的山路上十分擁擠，被蔣介石召集而來的將領一個接個乘轎上山。蔣介石決定動用一百萬軍隊、兩百架飛機，對共產黨中央蘇區瑞金髮動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告誡他的將領們：

一九三三年的中國，是一個極其混亂恍惚的國度。

日本軍人擺脫了羈絆，可以毫無顧忌的走向全面戰爭了。

為進一步表明改善中日關係的誠意，國民政府專門派大員去東京會見日本軍政要人，反覆表達願意改善中日關係的意向。同時，蔣介石、汪精衛聯名向全國發出通令嚴禁排日運動，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也通告各媒體禁止刊載排日消息。

至今影響著日本右翼政客的思維邏輯，產生於中國大清咸豐年間，名為「補償論」。

日本人的「神國」論衍生出兩個重要概念：

被稱為日本近代思想家的福澤諭吉，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啟蒙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日本東亞盟主論」，也是「化我國為歐洲帝國，化我人為歐洲國民」的「脫亞論」的鼓吹者。他認為西方列強入侵亞洲是文明人的舉動，呼籲同屬亞洲的日本站在「文明人」一邊，「共狩共食野蠻國家」。——「共狩共食」一詞用得極為陰險——中國人是愚昧野蠻的獵物，是「文明人」獵殺的對象，日本人不但要脫離亞洲成為文明的歐洲人，還要和歐洲人一起獵殺中國並分享之。

蔣介石和張學良都認為，日本過於強大，中國過於貧弱，中國尚沒有力量與日本全面開戰，一旦全面戰爭爆發，中國將在極短的時間內全部淪陷。近代以來，中國曾有過「天朝上國」的自豪，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這種自豪在列強的不斷入侵中逐漸消蝕乃至消失，最終形成了「中國無力有效的抵抗外來入侵」的集體性共識。這一民族心理上的無奈，令中國的仁人志士在憂患時肝腸寸斷，令中國的軍人們在抵抗入侵時顏面盡失，也令中國的政客們在外交上如履薄冰。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經濟危機達到高峰。這一年，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對外貿易總額比一九二九年下降了近乎一半。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儲備黃金源源外流，國內市場嚴重萎縮，工農業產品價格一路猛跌，中小企業的倒閉如大壩決口，失業與半失業人口將近四百萬。一般的規律是：帝國主義國家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猛烈擴充能夠帶來高額利潤的軍事工業。一九三一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強力扶持以軍事工業為母體的財閥，致使三菱、中島、川崎等著名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軍火製造。

這一年，共產黨中央蘇區瑞金也舉行了運動會，紅軍學校足球隊和中央聯合足球隊分別取得冠亞軍。操場邊的學校里傳來孩子們的讀書聲：誰做衣，誰造米，誰鑄金錢，誰架房子？這都是工人和農民。哪個有衣，哪個有米，哪個有房屋，哪個有金錢？這都是土豪劣紳。

上海戰事激烈進行之時，中國的北方正值嚴冬。被酷寒包裹著的「滿洲國」皇宮，在日軍的嚴密監控下，瀰漫著殭屍一般的氣息。從掛滿冰錐的窗戶向外望去，風雪迷濛的山巒和原野上升騰著令日本人內心惶恐的殺氣——這是不屈的中國人的殺氣。

三月初，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蔣介石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參謀長，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陳樞銘、李烈鈞、陳濟棠成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會議發布宣言，號召「全國軍隊，應抱同一長期抗戰之決心」，表明「中國抵抗之決心，則隨時隨地將歷久而無間」。但也特別闡述道：「外交與軍事，相輔而行，尤須衡情審變，由統籌民族厲害而決策，不宜應付國內環境而定計。」

一九三六年元旦，大雪紛飛，天寒地凍。

「我們站起來的時候終於來到了」是什麼意思？

這一事件中的兩個史實甚為重要：一是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自一九三一年事變時起，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日兩國處於戰爭狀態長達十四年之久。二是關東軍發動事變時，雙方的兵力異常懸殊：關東軍正規部隊和非正規部隊各一萬人，滿鐵沿線的警察約三千人，總計約兩萬三千四百人；而中國東北邊防軍總兵力約三十萬人，除因軍閥之戰十一萬人被調入關內，留在東北地區的部隊尚有二十萬人。特別是，事變爆發時，攻擊北大營的日軍僅有六百五十人，而駐守北大營的東北軍有一萬兩千多人，但是這座堅固的軍營很快就被日軍佔領了。

日本，太平洋北部一個由四個大島和無數散碎小島組成的島國。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島國上衣衫襤褸的農夫、飢腸轆轆的武士、陰鷙貪婪的莊園主在狹窄的火山縫隙里構成了一幅貧窮混亂的社會場景。自公元六百多年始，島國上的海盜、浪人以及官員們，年復一年地乘船向西——無論是為了搶劫、偷盜還是朝貢——當他們踏上隔海相望的巨大大陸時，總是戰戰兢兢的。他們長久地把這個國土面積足有日本三十一倍之多的富饒國度稱為「天朝上國」。

「進軍」中國的目的是什麼？

兩廣地區為第四防衛區，司令長官陳濟棠。

控制了內閣的「統制派」軍人和廣田弘毅的閣員們修改制定了《帝國國防方針》和《國策基準》，其核心策略是：在遏制蘇聯並盡量避免與之發生軍事衝突的前提下，集中所能動員的全部財力、物力和軍力擴大中國佔領區，最終目標是「南方」——日本軍人所謂的「南方」，指的是全中國和處於南太平洋的整個東南亞地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這一「南進」策略始終是日本軍部的既定軍事方針，依此可以解釋日本軍人在整個戰爭進程中所有瘋狂舉動的由來。

無法解釋的是，此時的蔣介石卻突然關注起中國人的道德問題。「我們中國何以始終不能獲得平等，而且還要一天天被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一般國民無論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們的古人或現在外國人一樣合乎禮義廉恥。」—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新生活須知》。身在「圍剿」共產黨蘇區前線的蔣介石，親自對這個《須知》作了詳細修訂，除要求中國百姓在「禮義廉恥」方面要遵守規矩之外，還要求中國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必須遵守《須知》中的條款——之所以按照有關檔案原文引用，是因為以下「要則」無論當時還是現在讀來都令人恍如隔世。

日本軍方將下一個作戰目標指向了中國的熱河省。

九、停止中國反日運動。

政客的狂躁、軍人的狂熱以及對豐饒生活的全民性蠱惑——中國肥沃的土地、富饒的物產和順從的百姓，能使一個普通的日本農民在那裡過上貴族的生活——所有引發戰爭的條件，在歷史的這一時刻似乎都具備了。日本政客和軍人從來沒有徹底解讀中國和中國人的意願，看待中國，他們只有「文明人」對「野蠻人」的狂妄、傲慢以及殘忍，他們所秉持的邏輯令其自我膨脹異常瘋狂又極度頑強。

二、華北區之魯、晉、綏、察、河北五省財政獨立。

一八六八年初，中國大清同治七年，日本以中下層武士為首的倒幕府派，以天皇的名義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推翻了封建幕府持續了六百八十二年的統治。九月，睦仁天皇改元「明治」，並開始了將日本引向資本主義強國的維新改革。日本模仿西方訂立民法、刑法和商法；廢除身份制度；結束藩主割據，廢藩置縣，將權力集於中央；統一貨幣；依照德國和英國的模式重編陸軍和海軍，規定全國凡二十歲以上的男子一律須服兵役……在迅速完成向資本主義國家體制的過渡后，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義頒布施政綱領，提出了「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基本國策。ｒｅaｄ.９9ｃｓｗ•coｍ

值得中國人反思的是，面對「歐美先進國家燦爛的物質文化」和「先進的帝國主義列強」的「侵入」，近代中國與日本一樣「瞠目而視」並「感到驚愕」，但是，「瞠目」和「驚愕」之後，兩個國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歷史結論。中國致力於固守疆土，購買軍艦橫陳港口，修建炮台把守海岸，千方百計地要把列強阻擋在國門之外。而日本卻把富國強兵作為國策，把疆土防線從本土推向海外。這種向內消極防禦和向外積極出擊的文化差異，是造成中國近代以來悲劇歷史的根源之一。

這一刻，中國人對日本積壓甚久的仇恨火山一般爆發了。

一九三二年，日本與「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確認了日本的既存權益，承認了日滿共同防衛及日本駐兵權。至此，日本人認為，他們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作戰目的已經完成。

山海關，中國北方最著名的關口，扼守遼、冀咽喉，為平津屏障，素有「天下第一關」之稱。如此戰略要地，之所以有日軍駐紮，是因為二十多年前簽訂的《辛丑條約》中，有「英、美、日、法等十一國有權在秦皇島、山海關等戰略要地駐兵」的條款。

最後，蔣介石表示，中日關係是同生共死的關係，打破中日僵局完全取決於日本是否有「直認事實」的勇氣：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曾去綏遠，企圖勸說傅作義歸順日本。傅作義嚴厲地回復道：「華北是中國的領土，絕不許任何人出來搞一個獨立局面。內蒙和綏遠都是中國領土，不許任何人來分隔獨立，也不許任何人來侵佔蹂躪。」板垣征四郎見勸降不成，決定攻擊綏遠。十一月十五日，日偽軍五千餘人在大炮、飛機和坦克的配合下，向紅格爾圖中國守軍猛烈攻擊，傅作義親往前線指揮反擊，在中國軍隊三個步兵團、一個騎兵團和一個炮兵營的反攻下，日偽軍的指揮所被摧毀。傅作義得知日偽軍準備再次進犯之時，集中了三個騎兵團、三個步兵團和炮兵、裝甲車分隊各一部，由騎兵第二師師長孫長勝、步兵第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擔任前敵指揮，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溫中踏著深過膝蓋的積雪向日偽軍奔襲而去，戰鬥進行了一天一夜，英勇異常的中國官兵痛殲了日偽軍大部，收復了被日軍佔領的重要軍事據點百靈廟。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分道揚鑣，令日本人再次幻想可以趁機從國民黨人那裡獲得對其在東北地區權益的承認。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在田中義一的主持下，日本內閣召開專門討論中國局勢的東方會議，宣稱中國目前的混亂局面使得日本的在華權益受到威脅，特別是中國的東北地區關乎日本生命線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須刻不容緩地採取「自衛措施」。會後，田中義一起草奏摺，於七月二十五日呈送天皇，明確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國策。這就是最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

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眾多相關歷史陳述都言是國民政府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關於這一點，一九九〇年，耄耋之年的張學良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要鄭重的聲明，就是關於不抵抗的事情……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當時，因為奉天與日本的關係很緊張，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個事情。那麼我就有了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報，說日本要來挑釁，想藉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衝突，他來挑畔，你離開他，躲開他……」「政府給的回答不外乎是兩句話，就是你妥善辦理，相應處置。」

「補償論」的基本含義是：在強國面前，隱忍所有的屈辱和損害，同時向弱國動用武力，把在強國那裡的損失——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統統補償回來。「把美國視為東藩，西洋作為藩土，與俄國結成兄弟唇齒之邦，略取附近之國家是第一要緊的事。」

亡國迫在眉睫之時，中國國內的政治分歧幾乎成了一個死結。

「一·二八」事變的第二天，第十九路軍通電全國：

但是，一八八七年，在日本卻出現了一件與中國相關的大事：自明治維新以來一個最為囂張的侵略中國的藍圖出籠了。

就中國近現代史而言，中國人需要在精神上站立起來！

血腥的殖民主義，無一不把掠奪標榜為「解放」。但把侵略和掠奪視為國家「信念」的，只有日本。

常理應該是：受到劫掠，弱者順從屈服，強者奮起反抗，兩者必選其一。而日本兩者都沒有選，不去劫掠者那裡討回損失，卻去劫掠別人以挽回損失。這是弱，還是強？通常的邏輯是：凡極度狂妄和偏執者，多內心極度自卑；凡對強者奴顏婢膝者，多對弱者殘忍兇狠——自卑和兇狠需要相互補償，這才是「補償論」的真諦。

這一年，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形成強大勢力，主張佔領中國東北地區的叫囂已經完全公開化。來自關東軍的聲音是：「要建設大日本超級大國，很顯然，必須取得相應的領土或具有同等價值的東西……這就需要把滿洲置於我國絕對權力的統治之下。」在主張武力擴張的日本軍人中，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戰主任石原莞爾中佐最為激烈而強硬，他們提出了以「佔領滿蒙」來「轉變日本國運」的侵華建議。

這一年，中華民國進入了第二十個年頭。新年到來的時候，國民政府要員拜謁了國父孫中山的陵墓。此時的中山陵剛建成兩年，陵墓四周栽下的樹木還沒有成萌。之後，在南京機場舉行定都南京后的第一次閱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邀請各國使節前來觀看的用意很明顯：贏得上一年中原大戰的勝利后，中國南北統一的大業已經完成。南京市區的街道上立起了五彩牌坊，普通人家的大門上也貼上了春聯。這一年，中國共產黨蘇區的紅軍戰士用上了新的識字課本，上面寫著：「工農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的不怕。」剛剛識字的紅軍士兵打敗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在寫《興國調查》時顯然心情不錯，他認為蘇區的百姓已在享受革命的成果：分了田，分了山，分了地主的穀子，大家都吃上了價格便宜的米，年輕人不用非得有錢才能討老婆了，因為蘇區主張婚姻自由且嚴格禁止買賣婚姻。這一年的上海，人口已經超過三百萬，成為繼倫敦、紐約、巴黎和柏林之後世界第五大城市，全球最時髦的商品都可以在這座扼守著長江入海口的大都市裡找到。只是，入夏以來，全國性的洪災給這個國家的歡樂蒙上了陰影，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洪水泛濫，四十多萬人死亡，超過五千萬人無家可歸，連被外國人稱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也在洪水裡浸泡了一百多天。這一年，在中國的北方，城市規模位列全國第四的瀋陽人口約為七十萬，其中日本人多達二十萬，他們不叫「僑民」而叫「移民」。在關東軍的保護下，這些「移民」儼然把瀋陽視為了一座日本城市，瀋陽商埠區的地名一律以「町」命名，日本兵、俄國人、朝鮮人、從關內來的內地人以及這些日本「移民」使這座城市混亂而熱鬧。關內的時髦之風已經吹了過來，滿城都可以聽見南方味道的《毛毛雨》：

大清王朝北洋大臣李鴻章請求美國出面調解，無效。

這一計劃現在讀來仍會令中國人心驚。

意識到對日作戰已無可避免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演講，首次表達出捍衛國家和民族尊嚴的決心：

《塘沽協定》是一個嚴重出賣國家主權的協定。它規定中國軍隊必須撤退到長城線以南，且以後「不得超過該線前進」。這就等於規定了中國軍隊永遠不能越過該線去收復熱河省以及東三省的失地，也等於中方承認了日本佔領熱河省的事實以及長城線是「滿洲國」的邊界線。它還特別規定日本軍隊可以不受長城線的限制，這就等於為日本入侵中國華北頒發了一張特許證。

近代以來，對於日本，中國已經忍了太久。

為了實現「大大日本國」的宏偉目標，依照「補償法」的基本原理，在確定劫掠目標時，日本人認為最易得手的莫過於中國：「凡經略他邦之法，由弱易取之處開始。當今世界萬國之中，由皇國易取之土，莫過於中國之滿洲。何也？滿洲之地，於我日本之山陰，與北陸、奧羽、松前等地隔海相對，總八百余里。固知其勢易擾。騷擾也當以不備處始，西備亂妨東，東備騷擾西，彼必奔走而救之。彼奔走之間，以知其虛實強弱，而後避實就虛侵它……如此黑龍江之地方悉為我有。」

還是一九二一年，在中國的上海，一個新的政黨出現了。這個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在後來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中，成為抱有最不妥協態度並擁有最頑強意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同懷拯救衰弱中國的夢想。儘管兩黨在政治上存在巨大差異，但在拚死抵抗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上不存在分歧——過去是這樣，現在依然是這樣。

早在「濟南慘案」發生前，日本關東軍就已形成共識：國民革命軍北伐進入中國北方后，如果張作霖的奉系軍隊頂不住，勢必會退守他們的大本營東三省，那將極大地「威脅」日本百萬移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更不要說北伐節節勝利的蔣介石從沒認可日本對中國東三省的統轄權。

萬里長城橫亘在日軍面前。

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已然達到：軍隊進駐掌控中國政治和經濟命脈的長江流域；在成功地轉移國際視線后，中國的東三省已在日本的絕對控制之下。

長期以來，日本陸軍內部逐漸形成了以陸相荒木貞夫為核心的「皇道派」和以陸軍將校永田鐵山、東條英機等人為首的「統制派」。兩派在尊崇天皇和對外擴張上沒有分歧，而是在如何進行「國家改造」的問題上各執一詞。「皇道派」主張取消政黨政治，組建軍人內閣，實行軍事獨裁；「統制派」則堅持天皇制下的軍國主義體制，主張軍隊的一切行動均由軍部中央統制。隨著日本陷入世界性經濟危機而不能解脫，兩派在如何對外擴張的問題上屢屢產生分歧，「皇道派」主張對蘇戰爭，而「統制派」主張先向中國內地進行武力擴張。一九三五年七月，兩派因人事安排發生激烈的衝突，導致「皇道派」少壯軍官衝進陸軍省砍死了軍務局局長永田鐵山。為遏制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陸軍部決定將「皇道派」桀驁不馴的軍官們的主要據點——駐紮在東京的陸軍最精銳部隊第一師團——調往中國的東北地區。調動命令尚未下達，「皇道派」軍官們便決心發動一場軍事政變，將天皇身邊的那些妨礙實現軍國主義政治理想的謀臣們殺掉，以建立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

突然，中國的西北部傳來捷報：綏遠省政府主席、中國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不但與日軍打了一仗，而且打贏了！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始終抱有一個荒誕的邏輯，即「日中連帶論」。這個邏輯的核心是：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從來不是兩個獨立國家的關係，而是日本一國自家的事情。日本的未來與中國緊密相關，中國的歸屬決定著日本的命運。如果中國被西方強國搶先佔領，那麼日本的前途不可預料；而日本搶先佔領中國的種種障礙，除了西方列強的窺視外，最為重要的是必須先下手為強，絕不能坐等中國強大起來。——「清國雖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國，自尊傲慢成風，自稱中國」。「清國自尊傲慢，若實力達此程度，即便對無關鄰國，亦欲玩弄實力」。因此，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在中國還沒有強大時滅亡它：「趁彼尚幼稚，斷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我國始能保持安寧，亞洲大勢始得以維持。」

一九三〇年九月，日軍陸軍省的一批年輕軍官，在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少將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法西斯團體「櫻會」，其綱領是推翻政黨內閣，建立軍人政權，全面推行對外武力擴張政策。一個月後，右翼分子在東京車站狙擊首相，濱口雄幸身負重傷，日本內閣受到沉重打擊。這一年的年底，日軍在制訂《1931年形勢判斷》時，就如何解決滿洲問題進行討論，最後決定了三個階段的實施方案：打破現狀，建立親日政權，完全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基於此，參謀本部對內閣發出的威脅是：「在滿洲惹起事端后，政府若不追隨，就決心發動軍事政變，使滿洲問題易於解決。」——「惹起事端」這一措辭證明，日軍已有在中國東北製造引發戰爭事端的計劃了。

萬寶山位於長春以北三十公里處，一九三一年時，那裡既不是日本南滿洲鐵道會社的管轄地，也不屬於一九〇九年簽訂的《中日圖們江界約》所划屬的區域，那裡是中國政府所轄之地。七月，租種土地的朝鮮人與中國農民發生了糾紛，正在尋找挑釁借口的日本關東軍立即介入，大肆煽動，導致朝鮮國內發生了殺害華僑的流血慘案。幾乎與此同時，日軍參謀本部派出的特務中村震太郎，在中國東北進行秘密軍事偵察時被中國軍隊俘獲，審訊后即被處死。日本方面立即表示，這是中國蔑視日本權益的表現，陸軍省聲言必須對中國東北地區進行「保護性佔領」。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興奮地認為，這是「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賜良機」，強烈主張「應利用中村事件這個機會訴諸武力，一舉解決各項懸案，確保我之各項權益」。日本國內的軍人們走上街頭，狂呼「武力征服滿蒙」的口號，飛行員駕機升空向日本各大城市撒下傳單，傳單上畫著插有日本國旗的中國東三省的地圖，寫著：「啊！我國的特殊權益！」

日本軍人開始在華北製造各種「事件」，其手段還是老一套：或者派遣特務深入華北地區偵察軍事情報，如果被中國方面捉住就大喊「中國非法監禁日本公民」，然後要求「懲罰兇手」「賠償損失」；或者直接向中國軍隊挑釁，如果發生了衝突，就立即擴大戰事，並要求中國軍隊讓出防區；或者僱用流氓地痞，製造一個具有政治背景的案件，然後要求國民政府給日本一個「滿意的答覆」，否則就武力解決。——一九三五年五月，天津的兩個親日的記者相繼被刺殺；接著熱河南部的抗日義勇軍在日軍追擊下被迫進入長城以南地區。日軍先是指責國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動，繼而指責中方違反了《塘沽協定》，結果導致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簽訂了《何梅協定》。在《協定》談判的過程中，日本對中方的蔑視登峰造極：先是把裝甲車、火炮和機關槍在河北省政府辦公樓前排開，飛機在北平和天津兩市上空持續盤旋，然後駐天津的日軍開始舉行全城巷戰演習。當何應欽表示已懲辦了相關人員后，酒井隆當即提出：將中國駐平津地區的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免職，從天津撤走國民黨黨部，解散所有的抗日團體。談判進行的時候，關東軍向長城一線調集兵力，以向北平施加軍事壓力。何應欽最終答應了酒井隆的所有要求。但是，酒井隆又提出了四點要求：河北省內的國民黨黨部一律取消；中國軍隊第五十一軍撤至河北以外，並將全部撤離日期告知日方；中國軍隊第二師、第二十五師也必須撤至河北以外；排日行為必須禁止。根據南京政府的訓令，何應欽再次答應了日方的所有要求。

作為一國政府的首腦，這番話表達了一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的中國人都難以解讀的邏輯：面對日本的侵略，他不是不抵抗，而是為了國家前途著想不能抵抗，因為抵抗就會亡國。為什麼抵抗了反而亡國，難道不抵抗就不會亡國嗎？——蔣介石沒有解釋。

也許到了這個時候，蔣介石才開始認真的考慮日本問題。

連年的自然災害、軍閥混戰以及日本入侵引發的戰亂，令這片國土上難民和流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由於貧富差別的巨大以及社會不公的加重，占這個國家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常年衣不蔽身食不裹腹，苦難深重中的百姓怎麼可能做到食具要乾淨，物品要排齊，走路胸部要挺出，襯衣要常洗，頭髮不超過二寸？

《上海停戰協定》墨跡未乾，五月二十一日，蔣介石親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準備對共產黨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國人此時才明白，國民政府已擁有兩百多萬人的軍隊。但是，在第十九路軍與增援部隊于上海對日作戰時，日軍增兵達到十萬人之多，而駐紮上海的中國軍隊自始至終不過六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說得明白：「滬戰在外交上應視為局部問題，不能擴大；在軍事上，『剿赤』部隊不能調用。」蔣介石自己則在「剿匪」會議上宣稱：「我們這次『剿匪』戡亂，就是抗日禦侮的初步。」「攘外必先安內，是古來立國的一個信條……必須看到我們內部最大的不安是在什麼地方：第一，是我們內部的政見不一致；第二，是赤禍的紛擾。我們可以說：日本不配做我們的敵人，我們當前的敵人還是赤匪。」

汪精衛和蔣介石竭力為《協定》的簽訂辯護，宣稱國民政府與日本之間的談判僅僅是軍事問題，絕對沒有任何政治性質，《協定》的簽訂是「中國外交上的勝利」。

當時的日本，決定政策和國策的不是政客而是軍人。

然而，熱河守軍還是沒有得到任何增援。

從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在一次次抵抗列強入侵的行動中，中國從未贏得過勝利。一九一一年《辛丑條約》簽訂后，名義上主權獨立的中國已成為國土最為破碎的國家。沙俄控制了蒙古和半個東北；日本在佔領台灣后，又佔據福建和東北南部；法國割據廣東、廣西、四川以及雲南；英國佔領香港后，染指長江流域的大半個中國，並武裝入侵西藏；德國的勢力佔據山東；葡萄牙進佔澳門。在中國的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遍布著列強們掠取的租界；不平等貿易使中國的經濟幾近癱瘓，巨額的戰爭賠款又讓列強們以借款的名義控制了中國的金融、礦山、冶金、交通等一切國之命脈。中國的當權者——無論是皇上還是大總統——一直奉行著「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苟且政策。結果是國家一貧如洗、國民苦難深重。

在執行發展國力之國策時，縱為對方所不滿，亦不應躊躇不前。英人之印度政策，並不在於印度人之善意歡迎；法人在阿爾及利亞雖無人望，但亦不放棄其國策；而美國人在中美則被視為蛇蝎。任何土人亦不可能簞食壺漿以迎入侵者。唯獨吾人之執行對華對滿政策，卻片面恐懼中國之排日感情，實難理解……當前之對策，每逢機會即應首先向天津、山海關、洮南、吉林、臨江、間島各地斷然增兵或派兵……

田中：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發生了滿洲事變。到十一月末，大體上平定下來了。日本人想使滿洲獨立起來。可是，外國方面非常麻煩。於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外國的目光很討厭，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就是說打來電報，叫把外國的目光引開，使滿洲容易獨立。這樣，就送了二萬日元來。

田中：是的，是我。

也是一九二一年，日本在企圖扶持中國東北軍閥張作霖的同時，明確表示：「滿蒙地區與我國領土相接，對我國防及國民經濟生存，關係極為密切。以此兩個利益為主，在滿蒙地區扶植我之勢力，此乃我對滿蒙政策之根本。」

這一年，中國南方旱情嚴重，而北方卻暴雨不停，黃河下游決口多達五十六處，洪水茫茫中滿目人間慘景。以洪水泛濫為題材的電影《狂流》成為上座率最好的電影。電影表現了中國農村的階級對立：官員和地主挪用了救災款，走投無路的農民們揭竿而起。

策劃「一·二八」事變的初衷，是各列強對日本的制約或制衡很礙事，需要「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將其注意力引開，以「使滿洲容易獨立」。現在，事變搞出來了，「滿洲國」成立了，但列強們的強硬幹涉卻讓日本招架不住了。中國的上海不是位於東北地區的瀋陽，列強們各自在上海都有重大的經濟利益，英國在華投資的百分之八十、法國在華投資的百分之九十、美國在華投資的百分之六十都在上海。由此，日軍對上海的攻擊立即引起列強們的嚴重不安，英國和美國的軍艦迅速向上海開進，同時兩國的領事也立即出面調停。——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當列強們因侵佔中國發生內訌時，由列強們自己出面「調停」的事層出不窮。這種在中國的土地上儼然主人的情景，比在與列強作戰中血流成河的創傷更令中國人劇痛。——英美調停沒有效果，國際聯合會站出來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國際聯合會各會員國發出呼籲，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約的第十條：「凡有違反該條而致侵害任何國聯會員國領土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獨立者，國聯會員國均不應認為有效。」這是國際聯合會第一次單獨針對日本而不是同時針對中日雙方發出的呼籲。國際聯合會的明確傾向，讓日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中日雙方拉鋸式的談判結果是——《塘沽協定》。

日本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地震、海嘯、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狹窄的耕地面積使得糧食產量十分有限，火山岩漿堆積的新生陸得幾乎沒有可供開採的礦產，而日本卻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有限土地出產之物亦有限，然年年出生國民之增加無限，國民終多於國產，國產少於所增之國民，終難遂之所欲。」——無法化解的天然生存矛盾，是形成日本危機意識的地緣因素。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中國東北肥沃的黑土地上，高粱紅到了天邊。十八日那天晚上，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隊副河本末守中尉帶領六名士兵來到瀋陽北大營西南八百米處的柳條湖，他們將四十二包黃色炸藥放置在南滿鐵路的鐵軌上。二十二時三十分，這些炸藥被引爆，一段一米多長的鐵軌在炸裂的巨響中被炸彎。二十分鐘后，一列從長春開來的列車，居然安然無事地通過爆炸點駛向了瀋陽——爆九_九_藏_書炸似乎沒有達到效果，但對於關東軍來講，這樣的效果已經足夠了——爆炸過後不久，埋伏在四公裡外的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隊長川島正大尉下達了對北大營中國東北邊防軍第七旅的攻擊命令。二十三點四十六分，駐紮瀋陽的日本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以土肥原賢二的名義給駐紮旅順的關東軍司令部發出第一份電報，聲稱中國軍隊破壞了北大營附近的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日中兩軍正在衝突中。半個多小時后，花谷正發出第二份電報，聲稱中國軍隊與日本守備隊已經陷入激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參謀長三宅光治、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當即決定：按照預定計劃，迅速向瀋陽集結，先「懲罰」中國軍隊，然後佔領東三省。

小川又次提出的方案是：

但關東軍並沒有即刻動武，原因是日本陷入了新的危機。

天亮了。

這種苦悶催生了日本軍界的法西斯主義思潮。

從尊皇到「神國」，最終形成了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共同遵循的精神和行為準則，即「武士道」。

日本人倒是在此文中看出了蔣介石「善意的真誠」。

那場戰爭，中國戰史稱之為「抗日戰爭」，日本戰史稱之為「中國事變」。

黃河以北為第一防衛區，司令長官張學良；

一九三一年，沒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國家已經大難臨頭。

一九三五年一月，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議會演說中提出了「不威脅、不侵略」的對外關係原則。或許此舉被看作是對中國方面「善意的真誠」的反應，蔣介石立即邀請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鈴木美通到南京會談。蔣介石表示：「無論如何，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願中日兩國以互相之精神努力進行。」接著，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為改善中日關係大造輿論：「日華兩國有此共識，只要雙方共同努力，兩國關係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軌，我們將為此而感到欣慰。」

更讓日本嚴重不安的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反日情緒。

長城抗戰持續三個月，中國守軍傷亡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二人，日軍傷亡兩千四百人。停戰始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雙方軍隊對峙于平津之間。

還未等國民政府對這些等同於「最後通牒」的蠻橫要求作出回應，兩天之後，在關東軍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策劃下，一個名叫「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偽政權機構在北平以東的通縣宣布成立了，領頭的中國人叫殷汝耕。殷汝耕，浙江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在日本人看來這是個「任何時候都是甘心情願地投靠日本」的人。——很快，這個又改名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偽政權官員去「滿洲國」進行了「國事」訪問，然後「滿洲國」的官員煞有介事地對「自治政府」進行了「回訪」。日本人的狂妄放肆令國民政府既難堪又憤怒。儘管國民政府對殷汝耕發出了通緝令，但蔣介石還是認為，國民政府一旦懲罰這個日本人庇護下的漢奸，就一定會與日本人發生直接衝突——「我們現在力量不夠，不得不暫時容忍。」這一年的年底，為防止「自治」事件被不斷複製，國民政府解散了北平軍分會，成立了一個主權名義上屬於中國、性質為半地方自治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這一年，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接受第七軍團總指揮傅作義的請求，為其麾下第五十九軍在長城抗戰中陣亡的將士紀念碑撰寫碑文。這是胡適第一次用白話文撰寫碑文：

無論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從戰場距離上看與中國的東北地區相距多麼遙遠，對日本人來說，他們與張作霖一樣，依舊認為北伐將對其在東北的「特殊利益」構成威脅。一九二三年日本關東發生大地震，不但造成二十四萬人傷亡，還給日本經濟造成極大重創。經濟危機使得執政內閣倒台，新任首相是曾在日俄戰爭中出任滿洲軍總司令部作戰部參謀的田中義一。這位軍人出身的首相上台伊始，便否定西方列強堅持的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他的強硬立場立即得到因在中國遼東半島南部設置「關東州」而得名的關東軍的支持。以至於日本軍部把能夠動員的三十二個師團中的十六個師團，直接針對著中國的東北、京津、山東、華北、上海和福建方向，甚至還策劃了對中國心臟地區漢口的作戰藍本。

一、停止現在英國經濟顧問羅斯進行一切談判。

十、免張學良職，並將其軍隊撤退于陝西及西北各地。

一八九〇年，日本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這是資本主義高速發展帶來的一種必然。農民失去土地，農村更加凋敝，城市的發展與農村的落後形成社會衝突的爆發點，資本主義經濟的需求與國內市場的狹窄以及資源嚴重短缺的矛盾也日益凸顯。日本是後起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很難與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競爭，因此必須擴張資本並尋求海外市場。這個時候的日本，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發動戰爭。

上午八時許，日軍開始攀登城牆，被中國守軍擊退。十時，三千日軍在炮火、坦克和飛機的助戰下衝擊南門，未果。第二天上午十時，日軍再次發動攻擊，中國守軍傷亡過半。下午三時，山海關被日軍佔領。守衛山海關的東北軍第九旅，兵力不足兩千，而陸海空相互配合的日軍兵力在三千人以上。

其一是絕對尊皇。中國也是帝制形成很早的國家，但同時又是世界上少有的泛神論國家。中國流行過各種各樣的宗教，但沒有哪一種宗教能夠成為國民的信仰主流。自古以來，中國人可以什麼都信，也可以什麼都不信，信與不信的確立大都出於功利目的。中國人會向神靈索取自己需要的一切，從發家致富到消災避禍，再到家裡生下一個男嬰。對於普通中國百姓來講，雖然國家有一個皇帝，但是皇帝與他們既沒有精神上的融合也沒有利益上的關聯。因此，中國人除了懼怕直接管轄他們的官府惡吏、鄉間惡霸以及突然闖入家門的兵丁和散匪之外，談不上由衷地敬畏什麼。而日本國民對「天皇是神的後裔」之說確信不疑。率先指揮日軍入侵遠東的豐臣秀吉就曾向國人宣布：「夫日本神國，神即天帝（天皇），天帝即神，全無差別。」尊皇為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求子民無條件地服從。日本人對「神」即天皇的絕對敬畏和服從，已經超出宗教的範疇，成為延續至今的日本文化的核心。

二月底，關東軍分三路全面入侵熱河省。

武士本是日本封建莊園制的產物。為了保護莊園不受外侵，莊園主武裝了部分庄民，這些庄民逐漸脫離生產成為專職武士。在日本國內長期的戰亂中，各個政治集團都擁有效忠於自己的武士集團，這些武士集團成為日本社會一個特殊的階層。自一一九二年第一個武士政權鎌倉幕府建立，至一八六七年最後一個武士政權德川幕府被推翻，上層武士集團統治日本長達六百七十五年，武士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在漫長的浸染中逐漸形成了日本文化中的武士道。

當時，中國和日本都是封建國家，而日本在封建社會跨越式地產生出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代的殖民擴張思想，這在歷史發展規律上也不合乎邏輯。

鑒於此，小川又次提出了入侵中國的詳盡作戰計劃：主攻放置在北路，出動六個師團，在海軍的支援下，于渤海灣登陸，直接攻擊北京，佔領中國都城並俘獲中國皇帝。同時，在中國的南方實施助攻，動用兩個師團和海軍一起自吳淞口衝進長江，水陸並進，佔領長江沿岸的鎮江、南京、安慶、荊州等城市，以牽制長江以南的中國兵力使之無法北上救援——在七年後的甲午戰爭中，乃至五十年後的中日戰爭中，這一作戰計劃被按部就班地執行了。

「絕對沒有政治性質」，這句辯解令人疑竇叢生。

蔣介石派出的大員到了北平。宋子文對新聞記者表示：「熱河為整個中國之一部分，正如廣東、江蘇省然，攻擊熱河，不啻攻擊首都。日本若實行攻擊，則吾人將以全國之力對付之。」宋子文對熱河守軍的將領們說：「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位擔保，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令敵方占我首都，亦無人肯作城下之盟。」熱血沸騰的張學良也發出通電，表明自己已是「忍無可忍」，只有「捨身奮鬥」以「救亡圖存」。——全國的輿論不禁為之亢奮，舉國上下均認為熱河一戰中國軍隊必勝。由此，中國有望。

基於此，多田駿表示，「魚肉民眾，以飽私腹」的中國政府是日本「及中國民眾共同之敵」，也是「天地之道義」與世界之「公明正大」之敵，為「可憐四萬萬民眾」，消除「東亞和平之禍根」，日本不得不對中國「使用正當威力」。

那麼，日本應該向哪裡「移植」呢？

這一年，全國第五屆運動會在南京召開。會上最耀眼的人是短跑飛人劉長春。閉幕式上，劉長春發表《告別書》：「諸位有家回去，我們隨地漂流。熱烈希望下屆運動會在瀋陽舉行，恢復東北河山顏色。」滿場的國人聲淚俱下：「收復東北！還我河山！」

可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已深陷軍閥混戰中。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去世后，各路軍閥為爭當統治者接連開戰，整個中國在你來我往的廝殺中四分五裂。一九二〇年，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支持下，通過大戰取得對皖系軍閥段祺瑞的勝利，北洋政府權落直系與奉系手中。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系戰敗的結果導致張作霖退守山海關。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這一次奉系軍隊戰勝直系軍閥吳佩孚，張作霖推戴段祺瑞再掌北京政權。此時，在中國的南方，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四年成立黃埔軍校，一九二五年開始北伐戰爭，孫中山希圖通過北伐結束軍閥混戰，將中國引向統一和強盛。一九二六年初，為防止南方的國民革命軍入侵，張作霖通電全國宣布東三省獨立，並隨之開始全力擴充軍隊。

「皇姑屯事件」為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目的是「殺死中國東北的巨頭，以徹底解決滿蒙問題」。具體實施者是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曾表示：「貫徹執行國策，解決滿蒙問題，是我的夙願。」

十四日，國民政府軍政部令陸軍第八十七師（師長張治中兼）、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以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總隊長唐光霽）合編成第五軍，張治中為軍長，緊急增援上海。二十一日，蔣介石令陸軍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緊急開赴浙江。二十二日，蔣介石令駐紮河南的陸軍第一師（師長胡宗南）於二十七日前抵達浦鎮；二十三日，蔣介石令陸軍第九師（師長蔣鼎文）集結于杭州；二十九日蔣介石令陸軍第四十七師（師長上官雲相）由鎮江趕赴崑山。

接下來的事情沒有懸念：日本國內大肆渲染中國人的野蠻和無理，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倉松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中國正式道歉，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取締抗日運動和抗日團體。所不同的是，這次聲稱要動用武力「懲罰」中國的，不是關東軍，而是日本海軍。日本海軍省次官左近司政三已經急不可待了：「陸軍在大陸大顯了身手，這次在南邊輪到海軍了。」

上任伊始，出於挽救經濟的目的，濱口內閣採取了修復日中關係的外交策略，促成新任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達成了「全面改善日中氣氛」的共識。但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剛剛上任兩個月的佐分利貞男在回國述職期間遭到暗殺。濱口內閣再派小幡酉吉繼任駐華公使，但因國民政府認為他是「二十一條」的參与者而拒絕。一九三〇年，日本內閣任命駐滬總領事重光葵代理駐華公使。重光葵在一戰期間曾任日本駐英大使館書記官，極其厭惡軍國主義，在他的努力下中日關係逐漸顯出回暖徵兆。

張學良急電蔣介石：

這一年，上海的《東方雜誌》徵集不同階層的中國人的夢想。中央監察委員柳亞子的夢想是：全世界成為一個大聯邦，在這個大聯邦內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獄，也沒有宗教，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中學生》雜誌編輯葉聖陶的夢想是：人人有飯吃，人人有工作，凡所吃的飯不是什麼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兩個人的大肚皮。而開明書店編譯所長夏丐尊說：「我夢見中國捐稅名目繁多，連撒屁都有捐；我夢見中國四萬萬人都叉麻雀，最旺盛的時候，有麻雀一萬桌；我夢見中國人用的都是外國貨，本國工廠煙筒里不放煙。」

按照張學良的說法，那時候日本關東軍經常尋隙挑釁，走在街上看見東北軍官兵的刺刀，上來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如果碰上脾氣大的東北軍很可能一刀捅過去，因此張學良曾下令「絕對不許抵抗」，他的初衷是「老子就是不讓你有借口」。事實上，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選擇：如果說擁有飛機大炮的數十萬中國軍隊駐紮在東北地區的目的不是對付日本人，那麼，用百姓的血汗供養的中國軍隊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老子就是不讓你有借口」之說，將那一段的中國歷史弄得荒誕不經。

日本人的結論是：我們知道對岸有合適的地方。

《大日本擴張論》也對侵略進行了辯解，只是這個辯解更加聳人聽聞：

倘彼時中國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一切原料能否供給帝國，一切市場能否消費日貨，所有交通要塞、資源工廠，能否由帝國保持，偌大地區、偌大人口能否為帝國所統轄，均無切實之把握……

這一年，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羅文干由於《塘沽協定》的簽訂憤然辭職。他也給《東方雜誌》投稿表達了他的夢想：「內爭的勇敢毅力，專用來對外，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錢。」

接著，深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北平學生衝出了校門，震動全國的「一二·九」運動猝然爆發。毛澤東說：「青年學生好比是一二九運動的柴火，一切都準備好了，只差用火一點。點火的人是誰呢？就是共產黨。」北平六千多名愛國學生湧上街頭，向國民黨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請願，高呼「反對華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儘管遭到軍警的阻攔，百名學生被捕，數百學生受傷，但大規模的遊行仍舊持續數天之久。北平學生的行動迅速得到全國的熱烈響應，各大城市紛紛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假自治之名，行叛國之實」。冀東的十一個縣縣長也發表聲明：「絕不附逆」。冀東同鄉會通電全國，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縣原籍家產，一面坐以重罪，以為媚人叛國者戒」。

中國民眾，六千年以來，均為政府、地主、財閥榨取之對象物……即統治者除榨取以外，無增進民眾福祉之熱忱。觀乎民眾之不信賴官吏，以不干預自己為善政，明矣。今中國民眾，自民國以來，受各軍閥貪婪無厭之榨取，近因黨閥加以向未曾有過之苛斂誅求，呻|吟於此種狀況之下，生活艱難每況愈下，加以天災、兵災、匪災，循環而起，農村趨於崩潰，將為匪化乎？為流民乎？抑為共匪乎？仿徨歧路，無所適從。

最終，日本人擔心的是「中國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雙方在上海英國領事館內簽訂了《上海停戰協定》。這是一個帶有侵辱中國主權內容的協定。《協定》規定了中日在上海地區的駐軍範圍；規定了由列強國「共管」地區的範圍；要求中國政府在浦東、蘇州河南以及龍華對岸的若干地區不駐紮軍隊；要求中國軍隊第十九路軍換防調離上海。這等於是間接承認了日本軍隊可以駐留在吳淞、閘北、江灣等地，而中國軍隊卻不能于上海周邊布防。《協定》還規定，如果停戰措施在施行中發生問題，中國方面無權調查和參与處理，需要交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中國政府代表、外交部次長郭泰祺在宣讀協定時，兩次發布聲明，其一表示這一協定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調動「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其二表示日軍暫駐區域內的行政權、警察權由中國政府行使。

為了配合這場鬧劇，在中國上海，日本人又開始製造「事變」了。由於關東軍距離上海很遠，所以這次出面的不是日本軍人，而是幾個日本和尚與打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日本和尚天崎啟升和水上秀雄等在上海街頭受到襲擊，不久後日方宣布水上秀雄因傷重死亡——這顯然又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戰後日本公使館駐上海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的供詞是：

一九三三年元旦午夜，山海關突然響起一連串的爆炸聲。緊接著，駐紮在山海關的日本守備隊向中國守軍提出「抗議」，說中國守軍向日軍發動了襲擊，要求中國守軍撤退。中國方面表示，待天亮調查后再開始交涉。日方的回答是：本事件無須調查。「限即時答覆，否則開始攻擊。」

之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國學生書》發布：

在中國舉國民情激憤之時，日本也同樣舉國民情鼎沸。「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入侵中國的行為不但得到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持，而且日本國民就此沉浸在了軍國主義的集體狂熱中。土肥原賢二在致東京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的電報中說，事件的起因，是「暴戾之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襲擊了日軍守備部隊。由此，日本官民共同認為，這無異於給了日本以「建立滿蒙獨立國家」的「最良機會」，聲稱必須「以此事件為契機求得滿蒙問題的解決」。——一九三一年秋天的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集體性狂熱尚武的國家，武士道精神和極端民族主義相結合，致使日本的少壯派軍人更加肆無忌憚。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軍人沖入首相官邸，亂槍打死了首相犬養毅。十天之後，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內閣成立。——日本政黨內閣終結的結果是：軍國主義者開始控制整個國家的政權運行。

中國人保衛國家尊嚴和生存權利的渴求達到了頂點。

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猝然爆發。

基於此，松室孝良強烈主張，趁著中國人的「恐日病」正在流行，日本軍隊要趕緊行動，「乘勢進攻，奪取特殊之權益」。

在祭奠英靈宣讀祭文的時候，傅作義潸然淚下：

熱河省淪陷后，舉國上下群情激憤。

日本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國際干涉。

問：……那末，當時，有五個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在化緣，而叫人在上海馬路上向這些人襲擊的，就是你嗎？

甲午戰爭爆發后，日本內閣參事官德富蘇峰發表了《大日本擴張論》。不但狂熱地吹捧日本正在進行的戰爭是「開國五十年來所淤積之磅礴活力的發泄」；而且毫不掩飾地聲稱日本對華作戰的根本原因是：如果不征服中國，在自己狹窄的國土上，日本就只能人住在人的上面了：

就在中日雙方的政府大員為中日「親善」開始欣慰的時候，日本軍部正在緊鑼密鼓的策劃著下一步的入侵計劃，目標是中國的華北。

共產軍之主力，現雖返還陝北，然有襲入察（察哈爾）綏（綏遠）向滿洲聯蘇抗日之危虞，此帝國不可忽視者也。此種紅軍，實力雄厚，戰鬥力偉大，其苦幹精神，為近代軍隊所難能。其思想極能浸澈民心，以中國無大資本階級，僅有小的農工階級，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繞華南華中華西趨華北，轉戰數萬里，備歷艱辛，物質上感受非常壓迫，精神上反極度旺盛……彼等善能利用時勢，抓著華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將來實力，不容忽視。

第一外遣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因指揮不利被撤職。

《田中奏摺》首先說明，自明治維新以來，憑藉與中國「共存共榮」之名，日本已成功地在物產豐富的中國東北地區建立起龐大的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會社便是其中「最雄大」者。接著，《田中奏摺》闡述了日本應對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的基本策略，這一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佔領中國的東北地區，進而以發展貿易的「假面具」將日本勢力推至全中國，然後利用中國豐厚的資源進軍亞洲乃至世界：

這位內閣參事官秉持的無賴邏輯是：自己家房子小人口多住不下，需要尋找新的住處，但身邊那個房子寬敞的鄰居不肯把房子讓出來，這是嚴重侵害「我們的正當權利」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對這個鄰居進行「十二分的懲罰」，而懲罰的方式是「發生戰爭」。

問：那是怎樣的經過呢？

五月一日，北伐軍進入濟南，結束了奉系軍閥張宗昌的統治。然而，蔣介石進入山東督辦公署還不到三個小時，日軍就在派遣軍司令官、第六師團師團長福田彥助中將的率領下開進了濟南城。日本人的借口是：保護「居該地的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無論後人如何評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在歷史上的政治博弈和武裝鬥爭，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日本的政客和軍人始終把「反共」作為入侵中國的一個重要借口，而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軍隊的「圍剿」，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給日本侵略中國造成了一種有利的局面。這一點，連中國的普通民眾都看得清楚。

沒人相信日軍是來「保護僑民」的，因為北伐軍的作戰目的與日本僑民沒有任何關係，且當時濟南城裡的日本僑民不及兩千，而從青島和天津陸續抵達的日軍多達三千五百人。面對中日兩軍一觸即發的對峙局面，急欲完成北伐以統一中國的蔣介石決定隱忍。蔣介石派人與日方秘密聯絡，表示願意承擔日軍軍費，條件是日軍撤回青島。然而，日本人知道，北伐軍的北進將成為日本控制中國東北乃至華北地區的嚴重威脅。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從俄國人那裡獲得了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特殊權益。經過二十多年的大量移民和殖民統治，日本舉國都已經認為中國的東北地區就是日本的國土。但是，即使是無賴，強佔別人財產時，也需表白這份財產為何歸他所有，因為無賴知道這本不是理所當然的。於是，自近代以來，日本的政客和軍人總是在「適當」時機蓄意製造一個事件，然後歇斯底里地聲稱野蠻的中國人侮辱了日本，忍無可忍的日本除了對中國進行「懲罰」之外別無選擇。話音未落，日本軍隊大規模的武裝入侵便開始了。——而在這個時刻，中國人往往仍被日本人製造的那個「事件」或「事變」弄得一頭霧水。如同面對一個狂呼亂喊的神經錯亂者一樣，正常的人如果並不熟諳這類境況往往會不知所措。

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國民政府開始改變對日態度。

十三、中國對於政治、經濟、財政上，應完全放棄英、美之援助。

然而，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長達數年的中日戰爭，卻使中國大半國土淪喪在日軍的鐵蹄之下，近兩千萬中國軍民在戰火中喪生。

武力佔領中國后如何處置這片偌大的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