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方面得到相關情報后，何應欽再次急電宋哲元，告知他日軍正在集結，企圖包圍北平並殲滅第二十九軍全部。始終對南京懷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將信將疑，而且為了不刺|激日軍，竟在這天致電上海各界救亡團體，謝絕了抗日熱情高漲的國民對第二十九軍的慰勞：「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不敢受。」

一位名叫麥新的中國作曲家創作的這首名為《大刀進行曲》、副題為《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的歌曲，墨跡未乾便怒吼于整個中國。

就帝國和滿洲國來說，維持華北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贅言。為維持東亞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國方面對非法行為，特別是排日、侮日行為表示道歉，併為今後不發生這樣的行為採取適當的保證。由此，政府在本日內閣會議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採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華北。

什麼叫「發動整個之計劃」？

從後來的戰爭結局上看，此刻的石原莞爾，可能是日本軍界唯一預測到了未來的清醒之人。只是，他的主張並不是基於反對對中國的侵略，而是出於蘇聯有可能對日開戰的高度警惕。他認為現在日本的戰爭能力，在維持「滿洲國」統治和戒備蘇聯南下兩方面勉強夠用，如果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再貿然對中國全面開戰，很可能由於兵力捉襟見肘而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還有可能因為戰場巨大戰線眾多而陷入持久戰爭。——但是，在日本政客和軍人眼裡，中國廣袤的國土和豐富的物產已在手邊，怎麼可能放棄？

五個多小時后，南苑被日軍攻佔。

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軍下午才出現，他們繞過宛平城城門，直接奔向了盧溝橋以北。這支日軍是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這位日軍大尉的日記，後來成了中日關係史上重要的歷史檔案。日記里關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記述，支離破碎且前後矛盾：

在槍炮聲中慌恐地過了一夜的天津市民這才知道，是中國軍隊與日軍幹上了。市民們夾道為上前線的官兵鼓掌歡呼，送上茶水、西瓜和飯菜。天津的公私車輛全部主動為中國軍隊運送兵員和彈藥，在日軍轟炸和反擊時，市民們幫助自己的軍隊修築街壘，商店的店員把鐵門卸下來，喊著號子向前線送。一些市民在四處橫飛的槍彈中倒下了，軍民的鮮血混合著，在大街上流淌。

毫無疑問，廬山上的蔣介石聽到了全國對日的怒吼之聲，並且他知道這一次的怒吼不同往常。在作出重大抉擇之後，蔣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於是，他給各路軍閥發出了一致抗戰的號召，並召集他們與各界名流一起上廬山，共商國家對日戰爭將要涉及的所有問題。令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一直與他爭權奪利，乃至與他開戰廝殺的各路軍閥們，這一次竟對他的號召報以了從未有過的熱烈響應。

十一日，國民政府軍政部在「盧溝橋事件第一次會報」會上詳細討論了中國軍隊在軍事上的應變措施，除指示各部隊待命和配備作戰武器外，還命令後勤部門向黃河以北運輸儲存可供二十個師三個月消耗的彈藥、糧食及兩百架飛機使用的汽油。

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與「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一樣，都是日軍有計劃的軍事行動。事件發生后，日軍陸軍大臣杉山元上奏天皇批准，下令全國動員，擬向中國派出規模約二十一萬人的作戰部隊。其中第五、第六、第十師團增援華北——「佔領平津地區，並策劃持久佔領」；第十一師團開赴上海，第三師團開赴青島——以便「在情況不得已時，對青島、上海附近作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被派往中國華北的日軍第五師團師團長板垣征四郎、第六師團師團長谷壽夫後來都成為罪大惡極的戰犯。

盧溝橋事件到今天已十八天，在軍司令部里對中國方面有無誠意或程度如何的判斷，以及對不擴大方針可行不可行的爭論，各持己見相互對立不知所措。參謀長、軍司令官同樣也無法把這些意見統一起來。東京也拿不出果斷的態度。這些天就是在渾沌中度過來的。終於到了下定決心對待事態的時候了。

為徹底佔領並控制中國平津地區，日本駐屯軍決定，首先肅清北寧鐵路天津至北平間主要車站上的中國守軍，以便打通華北這兩座大城市之間的交通。

這群明白伙食是人民供給的中國軍人對日軍發動襲擊的具體部署是：獨立第二十六旅配屬保安隊一個中隊，攻擊天津火車總站和日軍的機場；另一個保安隊中隊攻擊火車東站；武裝警察負責交通與通訊聯絡。

此刻，中國平津地區的統轄模式已經支離破碎。

就在宋哲元與日方簽訂秘密協定的九個小時前，十九日十四時四十分，國民政府外交部代表董道寧針對平津地區的中日問題特別聲明：此次事件「因有地方性質，故希望在地方謀求解決，但任何現地協定，須經中央政府承認」。日方立即表示無法接受，言「冀察政務委員會乃有別於其他地方政權的大規模特殊政治形態。多少次重要的地方交涉向來由其進行，南京政府並未過問。而今竟突然主張我方和冀察政權的對話，必須經過承認，完全是故意為圓滿解決事件設置障礙」。——難道日本人真的不懂，冀察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冀察政權組織都是中國政府職能的地方代行者，難道東京可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國簽署協定而日本政府不能過問也無需認可嗎？

但是，一切都為時已晚。

日記的大意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聽到了不明來路的槍聲，然後就發現一名士兵失蹤了，於是趕快向上級報告，可不一會兒那個士兵自己回來了。其餘的敘述，諸如「突然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從右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盧溝橋的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筒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以及「東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現怪火」等等，後來都被認定為子虛烏有。

十六日，關東軍的兩個旅團抵達平津地區，朝鮮駐軍的一個師團正在向平津疾進，德川好敏的航空兵團已集結于長城附近待命出擊。

日軍陸軍部接到中國駐屯軍第一封電報的時間是凌晨五時五十四分：

此份「宣傳計劃」還附加了特別「說明」，強調要千方百計地「證明事件發生非我方有計劃之行動」。只是這種宣傳要有分寸，不然很可能適得其反——「過多強調，將陷於自我辯解。」

佟麟閣，河北高陽人，早年追隨馮玉祥，從士兵升至師長。中原大戰馮玉祥討蔣失敗后，佟解甲歸田，「九一八」事變后受宋哲元邀請重新任職。一九三三年任抗日同盟軍第一軍軍長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抗日同盟軍被蔣介石撤銷后，他再次隱居，后又受宋哲元邀請復出，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事訓練團團長。他是堅定主張抗戰的將領，表示國難當頭，戰死者榮，偷生者恥。他本可在城內指揮，但他決心一死，陣亡時年四十五歲。

香月清司擊中了宋哲元的要害。

二十九日黃昏，天津淪陷。

這是中日雙方在平津地區首次真正意義上的作戰。儘管副軍長佟麟閣和總指揮趙登禹身先士卒，中國守軍官兵不怕犧牲拚死抵抗，但由於事先沒有戰爭準備和作戰預案，且各部混雜在一起於橫飛的炮彈中難以協同，致使戰事初起中國守軍便傷亡慘重。日軍隨即投入了裝甲部隊，很快攻佔了大紅門一帶，從而完成了對南苑中國守軍的全面包圍。中國守軍開始撤退。撤退時因沒有統一指揮，也沒有掩護部隊，秩序十分混亂。副軍長佟麟閣在大紅門附近收容部隊向北平城撤退時，腿部中彈負傷，在堅持指揮作戰中被敵機炸彈擊中，當場陣亡。總指揮趙登禹手持大刀督戰，遭到日軍伏擊后，于衝殺突圍時胸部中彈陣亡沙場。

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派出代表與日方交涉，由於他堅決不同意「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的條件，談判進行了三個多小時沒有任何結果。

七月二十九日，當有記者詢問：「平津失守后國民政府的對應方針」時，蔣介石再次強調中國已身臨「最後關頭」，因為「日軍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之手段」，「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絕非戰事之結局」。而中國對待日本問題的底線是「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所以，國民政府「豈能復視平津之事為局部問題，任聽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最後，蔣介石對這一問題的明確回答是：「政府有保衛領土主權與人民之責，唯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而犧牲到底，此後絕無局部解決之可能。」

南苑失守后，日軍隨即佔領丰台、清河、沙河等地。

一、在現地簽訂的協定，雖可認為現在事態大致緩和，但從全面解決目前時局中存在的問題看，還不能安心。

整整七年後，製造盧溝橋事變的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隊長牟田口廉也，已經升任日本侵緬部隊第十五軍司令官。在他自己提升上任的時候，日本戰敗的結局已經顯露。心情黯淡的牟田口廉也這樣回憶了往事：「大東亞戰爭，要說起來的話，是我的責任，因為在盧溝橋射擊第一顆子彈引起戰爭的就是我，所以我認為我對此必須承擔責任。」

在國民黨軍政系統內部，中央派系與地方軍閥派系間的猜忌與傾軋，始終是近代中國諸多問題中的一個死結。

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讚揚道：「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二、解除北平戒嚴；

到了此時，宋哲元才徹底明白，他對日本人抱有的所有幻想已經化為泡影，他對中央軍取而代之的擔憂已經為日本人所利用，而日軍以全殲他的第二十九軍為目標的軍事行動已經開始。三天前還在要求北上部隊稍事後退的宋哲元不得不致電南京，報告平津局勢「實堪危慮」，請求「速派大軍由平浦線星夜兼程北進，以解北平之圍」。蔣介石回電，命令第二十九軍死守北平勿退，並請宋哲元不要在北平停留片刻，迅速赴保定指揮即將到來的大戰，並承諾中央政府一定全力增援。

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只是，增援的兵力尚未抵達。

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蔣介石之所以選擇「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的強硬立場，至少基於三個理由：

距北平三十里的宛平縣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莊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門外的大道上泥濘濕滑，深深的車轍里淌著渾濁的雨水。城牆上架設著機槍，中國士兵在城門口持槍荷彈。距離城門不遠的地方，一隊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濘中。

從南苑方向撤退的第二十九軍官兵，夜幕降臨後到了永定門城門下。守城的中國士兵不敢打開城門，他們用繩索把城外的兄弟吊上城牆。看見這一幕的北平市民不由得有些驚惶，但更多的市民沉默著，他們在沉默中於路兩旁擺上食品，並且向自己的士兵脫帽致敬：

北平已經門戶洞開。

駐紮在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副軍長秦德純、佟麟閣，轄四個步兵師（每師四個旅）、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個特務旅和一個保安隊，總兵力十萬人。其軍力部署是：北面，第一四三師劉汝明部轄保安第一、第二旅，獨立第二十九、第四十旅以及騎兵第十三旅，駐紮在張家口和宣化地區；東面，第三十八師張自忠部轄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旅和獨立第二十六旅，駐紮在天津以及北寧路平津沿線；南面，第一三二師趙登禹部轄第一、第二旅和獨立第十七、第二十八旅，駐紮在河北任丘和河間一帶。駐紮在北平的，是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和騎兵第九師鄭大章部。其中第三十七師所轄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旅和獨立第二十五旅駐紮在北平西苑一帶；騎兵第九師和軍部特務旅、獨立第三十九旅以及冀北保安隊分別駐紮在北平的南苑、北苑與黃寺。

幾乎同時，增援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也開始向北推進。

蔣介石提出的第二點：「要相信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他表示倭寇進入中國，到處「地形生疏」，到處是「我們的同胞」，他們必會寸步難行，只能仗著飛機大炮想將中國嚇退，以避免戰爭作戰。所以，我們只要誓死拚命，頑強抵抗，「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以「持久死守」來消耗日軍實力，就一定能「爭得最後五分鐘的勝利」。

天亮了，雨雲密布。

兩位抗日的中國軍人的名字，被北平、天津、武漢等城市命名為街道名稱，以傳後世。

這座中國北方著名的古代石橋，橫亘在永定河上已經數百年之久。這是一座工藝精美且建造堅固的古老石橋。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這座石橋的最大價值是：在歷史的某一時刻，它激發了中國人自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民族血性的爆發。

十一日十八時三十五分，日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下達了「臨參命第五十六號」，命令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之主力，偵察機、戰鬥機和重型轟炸機各兩個中隊，高射炮兩個中隊，包括裝甲列車在內的鐵道第三聯隊之主力，電信第三聯隊一部、汽車隊一部和防疫隊一部，隸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指揮，「急速派遣至華」。三個小時后，「臨參命第五十七號」下達，駐守朝鮮的日軍第二十師團被命令：「務須迅速到達華北，編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管轄下。」參謀本部制訂的行動計劃是：獨立混成第一旅團，旅團長酒井鎬次少將，十三日從公主嶺出發，十七日集結于順義；獨立混成第十一旅團，旅團長鈴木重康中將，十二日從古北口出發，十九日集結于高麗營；第二十師團，師團長川岸文三郎中將，十七日從龍山出發，由鐵路輸運，十八日在天津、唐山、山海關附近集結。

廊坊車站，天津至北京間的一個大站，由第二十九軍第九_九_藏_書三十八師第一一三旅旅部率二六六團（欠二營和三營十二連）駐守。

至少在抗日戰爭初期的歷史中，宋哲元的名字似乎與妥協派甚至是投降派連在一起。他的副軍長秦德純曾為他辯解說，國內外人士之所以責難頗多，是因為不明就裡。宋哲元軍長身處特殊時期和特殊位置，除了委曲求全之外別無他路。秦德純對宋哲元的理解，也源於蔣介石曾托他轉告宋軍長的這樣一番話：

盧溝橋事變猶如一道大堤出現的一條裂縫，裂縫迅速擴大，以致洪水洶湧而出——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自己的國家是何等的貧弱，自己的國民曾經何等的隱忍，但是，因貧弱一直隱忍的國民不等於沒有國家與民族尊嚴的最後的底線——驟然間，底線的堤壩轟然垮塌：

面對日益危險的局勢，出於高度的警覺，中國軍隊開始禁止日軍駐丰台部隊通過宛平城去盧溝橋進行軍事演習。

此時此刻，對於中國來講，無論東京持有何種立場，國民政府必須面對大量日軍將要踏上中國領土這一嚴重的事實了。

磨刀霍霍中，宋哲元、張自忠等人在鐵獅子衚衕官邸商討戰事。時近黃昏，騎兵第九師師長鄭大章闖進來報告：南苑丟失了。經過緊急磋商，決定平津防務和政務交由張自忠負責，宋哲元當晚與馮治安、秦德純等人一起撤往保定。

……駐在機場的日軍，瘋狂向我士兵射擊，我士兵一部分設法燒飛機，一部分抵抗。這時約有二十多架飛機即將起飛，有些士兵急了，不管管事不管事，用刀亂砍飛機；有的抓住飛機不放，飛機起飛，只好放手掉下來，跌傷了三四個士兵。起飛不了的飛機，士兵們用大刀砍，用刺刀刺，用槍打，用手榴彈炸；起了火的飛機，士兵們不管火燙用手撕下著了火的飛機碎片，再到別的飛機上引火，霎時機場上煙火衝天。我軍喊殺之聲驚天動地，將守衛機場的日軍壓迫到機場辦公樓和菅房工事里。起飛了的飛機黑夜裡看不清地面，在機場上空亂飛。

伴隨著炮聲，談判雙方的情緒都異常衝動。中國軍隊宛平城守軍三營營長金振中，這個態度強硬的中國軍人，堅決不允許日軍踏入宛平城，過去不允許，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日方威脅說，如不允許，就要動用武力強行佔領。怒火萬丈的金振中營長踢翻了桌子，幾乎與日本軍官扭打起來。

四、嚴禁與日軍摩擦。

丰台駐屯部隊當對不法射擊進行交涉時，又遭到龍王廟中國軍隊的射擊。我軍於五時三十分對其進行攻擊，並佔領永定河堤防線。對盧溝橋城內的中國軍隊，正予以解除武裝中。

七十多名中國官兵的遺體，血跡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邊的沙坎上，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睛望著灰濛濛的天空。

那麼，歷史將如何演變下去？

由於處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結是怕人說他是漢奸、賣國賊。他是有血性要臉面的人，承受不了這種指責。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時，有人向他建議與蔣介石、張作霖一樣，製作一批「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他一聽就火了，認為這是在暗示他獨立，表示除了服從中央之外，他沒有任何個人野心，並說以後誰再出這種主意以漢奸罪論處。

這一天黃昏時分，日本發表了《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

石原莞爾的命令遭到「陸軍部內的強烈反對」。陸軍部的軍官們已擬出向中國增兵的計劃：從關東軍抽調兩個旅團，從朝鮮軍抽調一個師團，從日本國內派遣三個師團，共赴中國華北地區作戰。海軍部也下達了命令：「一、在台灣演習的第三艦隊返回原防地；二、加強警備，以備事件擴大，禁止任意行動；三、準備好機動兵力，以備對華緊急出兵。」八日深夜，陸軍大臣杉山元下達命令：「京都以西各師團，原定七月十日複員的步兵聯隊二年兵延期複員。」這樣，日軍等於又「增加了四萬兵力」。

盧溝橋事變爆發二十二天後，北平和天津相繼失守。

蔣介石複電宋哲元：

日本關東軍軍官幾乎都是「擴大派」，得知盧溝橋「又幹起來了」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認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時機應對冀察給予一擊」。為此，他們報告參謀本部 「鑒於華北形勢，已以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之主力及空軍一部作好立即出動準備。」關東軍高級參謀田中隆吉——那個上海事變中的點火人——此時已經跑到了天津，建議關東軍和駐屯軍聯合起來，對中國華北地區發動全面作戰；而關東軍參謀辻政信甚至跑到了盧溝橋，直接對第一聯隊隊長牟田口廉也說：「關東軍支持你們，徹底地擴大下去吧！」

李宗仁和白崇禧給這兩位老兄的回電可謂言辭懇切：

九日凌晨三時，中日雙方在盧溝橋前線達成協議：一、雙方停止射擊；二、日軍撤至丰台，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務由中國保安隊接任，人數約二三百人，于當日上午接防。

國民政府發布褒恤令，追認佟麟閣、趙登禹為陸軍上將。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發電，言他會本著「中央之意旨」處理相關事宜，但因他的部隊均處駐防狀態，散落於平津各地，集結需待時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帶」已非常危險，請示南京是否應該放棄駐防。蔣介石立即回電，告知宋哲元「天津絕對不可放棄」，同時切望第二十九軍「從速集結兵力應戰」。為促使宋哲元儘快行動，蔣介石專門抽調了六個高射炮連開赴保定，命其歸宋哲元指揮，並命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速運子彈三百萬顆」給第二十九軍。

但是，宋哲元的態度還是模稜兩可。

十七日上午十一點——幾乎是蔣介石發表「最後關頭」講話的同時——東京日軍參謀本部正式通報了陸海軍《關於華北作戰的協定》。《協定》的具體說明是：「討伐華北的中國軍隊，作戰盡量限制在華北。然由於情況變化，可能轉為對華全面作戰」；決定在二十日之前，動員國內三個師團的兵力向華北集中；增援兵力集中完畢后，「一舉擊潰中國軍隊，並佔領保定、獨流鎮以北」。參謀本部對戰爭的預定是：兩個內消滅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三至四個月內以全面戰爭消滅中國的國家政權。

何應欽將日本擴大戰爭的情報通報給宋哲元。然而，就在蔣介石發表「最後關頭」講話的當晚，張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本駐屯軍提出了妥協方案，內容包括：宋哲元道歉，處分當事者營長，取締排日言論、組織和活動，北平由宋哲元衛隊駐紮等。第二天，宋哲元和張自忠一起面見香月清司併當面道歉。十九日，宋哲元留下張自忠在天津，他與冀察軍政首腦們乘坐日本人準備的專列離開天津前往北平。就在列車行進於半途中時，盧溝橋前線再次傳來中日兩軍發生衝突的消息。當晚十時，日方發表了一個類似「最後通牒」的聲明，聲稱二十日午夜後日本駐屯軍將「採取自由行動」。得到消息的張自忠立即派出代表會晤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一個小時后，即與日方簽訂了包括「徹底彈壓共產黨的策動」、「冀察方面主動」罷免「不適宜職員」、第三十七師主動撤出北平等條款在內的秘密協定。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半，日軍的一個中隊乘火車到達這裏，並開始在車站內構築作戰工事，聲稱他們要修護日軍軍用電線。第一一三旅旅長劉振三和二二六團團長崔振倫隨即與日軍交涉，言這裡是中國軍隊的守備區，不允日軍隨意進出並有所動作。但日軍竟然要求中國守軍退出車站，兩軍隨即發生衝突。日本駐屯軍立即命令第二十師團第七十七聯隊和駐屯軍步兵旅第二聯隊第二大隊前往增援。二十六日拂曉，日軍的飛機轟炸了廊坊中國駐軍的兵營，陸續到達的地面部隊同時向廊坊車站的中國守軍發動了猛攻。因作戰實力懸殊，中國守軍于中午十二時向通州方向撤退，廊坊車站遂被日軍佔領，平津之間的鐵路交通被日軍切斷。

三、釋放逮捕的日本人；

從凌晨開始，雙方已經這樣對視了十多個小時。

為了緩和局面，宋哲元軍長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設宴招待日本駐屯軍步兵旅團司令官河邊正三以及所有中隊以上軍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領第二十九軍駐北平團以上軍官作陪。中日兩軍的軍官們，相互交叉地整整坐滿了十張大桌。但是，酒還沒喝兩盅，一個日本軍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第一一〇旅旅長何基灃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國歌曲，第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乾脆跳上桌子上吼出一段怒氣沖沖的京劇黑頭腔。日本軍官又開始跳舞，在馮治安師長的示意下，兩名中國軍官舞起了充滿殺氣的中國拳術。日本人又要比寫中國字，日本軍官中確有漢字寫得精彩之人，但那天宋哲元還請來了老軍閥吳佩孚作陪，吳佩孚的書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筆」寫得「龍飛鳳舞，氣勢磅礴」。日本軍官們又把宋哲元軍長和秦德純副軍長舉了起來，邊喊號子便往上扔，中國的旅長團長們立即把日軍河邊正三旅團司令官也舉了起來，而且扔得更高。最後，兩軍軍官竟然拔刀相向，第三十八師獨立第二十六旅旅長李致遠「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招呼他的傳令兵取來「用最好的鋼打造而成的柳葉刀」， 劈了一趟十多歲時學來的滾堂刀，以壓倒對方的驕橫。

這一天，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

就在中國縣長與日本輔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裡爭吵不休的時候，凌晨三時，遠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部里燈火通明，主任參謀大本民枝只用了兩小時，便把一份旨在擴大盧溝橋事端的軍事計劃擬了出來。日方把這份軍事計劃定名為「宣傳計劃」——把一份典型的侵略計劃稱之為「宣傳計劃」，這完全符合日本人陰暗詭秘的心理——這份「宣傳計劃」顯示出日軍好戰軍官的毒辣：

二、對海軍來說，當然不希望事態擴大，但面對席捲全中國的抗日氣氛，要充分戒備，在未看出事情的結果之前，執行現在配備，不能放鬆，須繼續進行。

廊坊衝突發生后，香月清司向東京參謀本部請求他可以「隨時行使兵力」，參謀本部即刻通知中國駐屯軍：「要堅決予以討伐，上奏等一切責任，由參謀本部承擔。」當晚，參謀本部下達「臨命第四八〇號」，特別指示：廢除石原莞爾在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下達的「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的「臨命第四〇〇號」，以便香月清司「得以行使武力」。這一命令的下達，令駐屯軍的軍官們欣喜異常：

香月清司隨即向第二十九軍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師必須於二十八日中午前全部撤出北平城區，否則日軍將「不得不採取單獨行動」。最後通牒發出的同時，駐屯軍第二聯隊第二大隊從廊坊乘火車向北平開進，抵達丰台車站后，分乘二十六輛卡車撲向北平城，于黃昏時分抵達廣安門，謊稱是剛從城外演習回來的日本總領事館的衛隊，要求進城。廣安門的中國守軍，是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劉汝珍團的一個連，眼見日軍要強行沖關，中國守軍立即向日軍開火，兩軍在廣安門城門前發生戰鬥，戰鬥持續了三小時，最終一部分日軍衝進城內，一部分被阻擋在城外。

八日十時二十分，日軍陸軍部接到中國駐屯軍的第二封電報：

進入一九三七年以來，為實現攫取中國華北的企圖，日軍在平津地區開始了緊張的軍事準備：從日本本土和關東軍抽調作戰飛機、坦克和大炮，充實中國駐屯軍的實力；日本的軍界要人也頻繁地出現在北平地區視察軍情。此刻，日軍已經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對外交通，惟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帶仍由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掌控，而宛平城與盧溝橋是平漢鐵路通往內地的交通要地，不控制這兩個要的日軍就不能說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軍開始加強對宛平城和盧溝橋一帶的軍事準備。

中日兩方正在談判的時候，牟田口廉也指揮日軍一部再次佔領龍王廟地區，並向盧溝橋前線的中國守軍發動了夜襲。在施加了一系列軍事壓力后，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冒著大雨來到張自忠家進行交涉，張自忠仍是堅決不答應撤兵和懲處「肇事者」，雙方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兩位將軍陣亡，舉國震驚，同聲哀悼。

我再駁斥說：「你接事的日子不久（寺平忠輔接任不及三個月），或者尚未明了以前情形。我在這裏從未允許你們演習部隊穿城而過，你所謂先例在何月何日？請給我一個事實的證明這時，日本指揮官森田（森田徹）聯隊副，脅迫我行至戰線，欲以武力恫嚇。他們兩人這種舉動大似綁票。我仍堅持調查原議，斥責他們前後不應該如此矛盾，萬一事態擴大，他們二人當負全責。雙方相持十余分鐘，森田見威脅不成，乃向寺平示意，仍由寺平同我進城調查。」

無法確切地知道，至少在名義上是中國軍政首腦的蔣介石，于廬山上那個雲霧繚繞的早晨思考了什麼。這個生於中國浙江的南方人，對北方的盧溝橋並不特別熟悉，然而他一旦面對軍用地圖，就可以立即得出結論：日軍之所以要佔領那座橋，是因為那座橋扼守著平漢鐵路。一旦日軍控制了這個由北平向南一直延伸到華北大平原的交通要點，不僅可以把整個北平收入囊中，還可以打開沿著平漢鐵路南下中國的大門。這麼多年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經歷，讓蔣介石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歷盡惶恐、迷茫、屈辱和憤怒，往事堆積疊加起來逐漸確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國式的寬容和忍讓求得與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即，而且根本就是中國的一廂情願。由此，蔣介石制定了應對盧溝橋事變的方針：不屈服、不擴大、不求戰、必抗戰。

此時，在日本東京，陸軍部的「擴大派」已經制訂了向中國派兵的作戰方案，這令「不擴大派」的核心reａd.９９cｓｗ.ｃoｍ人物石原莞爾「極為苦惱」。因為派兵就「含有事態擴大的因素」，作為作戰部部長，他希望盧溝橋事件可以「不動員國內師團而就地解決」；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認，中國駐屯軍的現有兵力，確實不足以面對「擴大派」的軍官們一直叫囂的岌岌可危的局面。於是，石原莞爾最終同意向中國派兵。

首先，「必要時不顧敵我雙方的損害，果斷地攻擊」，「佔領盧溝橋」，「至遲於九日正午前佔領宛平城」。其次，「立即將秦德純、馮治安綁架至北平警備隊內，不許自由發表言論和行動」，這一任務由北平特務機關實施，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援助。至於如何對付尚在山東老家的第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境公署主任宋哲元，「宣傳計劃」擬訂了五種方案：一、催促宋哲元乘火車迅速返回北平；二、或者讓其乘坐飛機去天津；三、如果宋哲元不回，就嚴密監視；四、讓宋哲元去青島退避；五、以上若均不行，濟南的特務機關「可果斷採取最後手段」，由中國駐屯軍負責實施。——誰都明白，日本特務機關的「最後手段」是什麼。

三、帝國應以嚴肅態度監視中國方面履行協定，國內師團的派兵可以暫停。

宋哲元認為，既然已經全部答應了日本人的要求，日軍就不會把第二十九軍趕出平津地區了。因此，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中共黨員張克俠擬定的集中兵力殲滅日軍分散據點，然後迅速向長城一線推進阻擊日軍的作戰方案，不但沒有得到採納，將領們反而接到了宋哲元拆除北平城內巷戰堡壘以及第三十七師移防涿州的命令。宋哲元甚至向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保證，他有能力阻止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至少能夠確保中央軍停留在保定以南。

同一天，蔣介石接到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和徐向前的聯名電報，表示共產黨軍隊願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國效命」：

抵達保定的宋哲元心境灰暗：好不容易到手的冀察地盤就這樣丟了。如果說今後只有抗戰一途，可平津一戰部隊損失慘重，再拿什麼置身於軍中戰場？更重要的是，當年第二十九軍于長城抗戰時得到全國民眾的一致讚揚，現在則是紛至沓來的責難。宋哲元給蔣介石打電報，認為自己應該受到國家的嚴重處分——在以後漫長的對日戰爭中，因失職被處決的中國軍隊高級將領不在少數——但令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為他承擔了責任：「余身為全國軍事長官，兼負行政，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余一人負之。余自信盡全力、負全責，以挽救今後之危局。」蔣介石同時勉勵已經撤到保定的第二十九軍軍師將領：「平津得失不足為慮，戰爭勝敗全在最後努力，務望兄等鼓勵全軍，再接再厲，期達殲滅倭寇目的，雪恥圖強，完成使命。」但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宋哲元還是通電全國，辭去了第二十九軍軍長職務。

天津到北平之間的通縣、懷柔和順義一帶，部署著「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所統轄的五個偽保安隊總隊，約一萬五千多人。此外，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由一個步兵旅團、一個炮兵聯隊和直屬分隊組成，主要部署在山海關至北平丰台的鐵路沿線上，其分佈是：軍司令部、步兵第二聯隊、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和直屬分隊駐紮在天津及附近地區；第二聯隊第三大隊分佈在唐山、溧縣和山海關地區；駐紮在北平地區的是步兵旅團旅部和第一聯隊（欠第二大隊），其中第一聯隊的第三大隊駐紮在丰台。

內閣會議結束后，首相與參謀總長覲見天皇，天皇批准了向中國派兵的方案。

中國士兵與日本士兵保持著對視姿態，但彼此都看不清對方的面容，因為下著雨，天空霧氣迷濛。

七月十四日下午，國民政府軍政部召開「盧溝橋事件第四次會報」會。會議對盧溝橋事件本身沒多議論，話題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應欽說，委座要求外交部發表一份對日聲明，但是外交部非常為難，因為據說宋哲元已經認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條件——「中央尚不知底蘊，仍在調兵遣將，準備抗戰，是中央與地方太不聯繫，故發表宣言，甚難措辭。」何應欽還通報說，日方在北平「對宋大肆挑撥：謂日軍此次行動，系擁護冀察利益，拒止中央軍來占冀察地盤」。而宋哲元之所以與日方簽約，似乎不是懼怕日軍，而是為了給足日方面子：「宋發表談話，謂代表所簽字承認之條件，系敷衍日方面子。日方興師動眾，非得一點憑據，面子不好看。現在日本全國僅二十個師，用於平津者不過五六萬人。現中央交四個師歸我指揮，決不怕日軍之壓迫。」

但是，當中國保安隊根據協議前往宛平城接防，行至盧溝橋附近的大井村時，突然受到日軍的阻擊。王冷齋縣長反覆與日方交涉都沒有結果。中午，日方又提出，中國保安隊的人數限定為五十人，只能攜帶步槍和三十發子彈，並由日軍旅團長在宛平城內監視中國軍隊的撤退。除了第三項，中國方面答應了日方的要求。可當保安隊準備進城時，又遭到日軍的阻擊，日軍旅團長已命令第二大隊向宛平城前進了。

北平陷落的消息傳到了天津。駐守天津的中國官兵決定主動出擊，與日軍決一死戰。

日軍已經佔領東三省、熱河和察哈爾東部地區，關東軍把部隊的前鋒推進到長城沿線的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和獨石口等關隘的兩側。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八個師約四萬人，駐紮在北平西北部的張北、尚義和寶昌等地——對於中國華北的平津地區來講，日軍實際上已經兵臨城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從中國傳出了振聾發聵的戰爭動員令——蔣介石《告抗戰全軍將士書》：

與中國方面的相關記載對照，只有一點與這篇日記記述一致，那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二十二時三十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國守軍也聽到了從盧溝橋方向傳來的機槍發射的聲音，併為此加強了警戒。——后經查實，駐守宛平城的中國軍隊，當晚官兵的子彈一發未少，清水節郎所說的子彈飛來的方向，根本沒有中國軍隊存在。而那個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失蹤」士兵，當晚因為鬧肚子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跑了回來。對此，清水節郎明確無誤地再次向駐軍丰台的一木清直大隊長報告：「行蹤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

此刻，在日本軍政高層內部，矛盾的激化彷彿他們也到了「最後關頭」。戰爭狂熱情緒的日益膨脹，令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十分焦慮，因為他計算了一下，日本國內能夠動員的兵力總數為三十個師團，除去在「滿洲國」和朝鮮的駐軍之外，在中國方面最多只能投入十一個師團。因此，如果這時候發動對華全面戰爭，「其結果只有和西班牙戰爭中的拿破崙一樣陷入無底深淵」。因此，他甚至主張應果斷地將華北軍隊全部撤至山海關以北，然後由「首相親自飛南京和蔣介石解決中日根本問題」。可是，「擴大派」的將領堅決反對石原莞爾，他們認為這樣會導致日本喪失在中國的全部權益，甚至會導致日軍不得不從「滿洲國」撤退，這樣一來將是日本「國策」最悲慘的失敗。——現在到了要不全部放棄權益，實行徹底的不擴大；要不就放棄不擴大，而保護權益，二者必擇其一的關頭了。

二十八日那天，北平市民心境複雜。當聽見南邊響起槍炮聲，得知自己的軍隊終於與日軍真槍實彈地幹起來時，全城雀躍。市民們組織起支前隊和慰問隊，甚至還請來了幾十名磨刀人，以專為第二十九軍官兵磨快殺倭寇的大刀。

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發出通電，指出只有實行全民族抗戰才是救國的唯一出路，併為此決心與國民黨人「親密合作」：

其三，與日本的國力和軍力相比，中國處於劣勢。中國如果決心應對戰爭，必須拖延開戰的時間以求進行戰爭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講，主動求戰不符合軍事戰略的常規。外交上的強硬不但不損害民族尊嚴，還可以使雙方的談判得以持續，由此儘可能多地贏得戰爭準備時間。

入夏以來，中國北方陰雨連綿。暑氣和水汽糾纏蒸騰，四野瀰漫著青草、樹木和莊稼的青澀氣息。濕透了的城郭和村莊疲憊地卧在泥濘里，大塊的雨雲在鉛灰色的天空中飄來盪去。

這一天，日軍增兵部隊兩萬五千人抵達，連同中國駐屯軍在內，日軍在中國平津地區的兵力已達三萬以上。

第二十九軍殘存的官兵到中南海懷仁堂集合。中南海里凌亂不堪，到處是遺棄的軍裝、槍支和破壞了的汽車。軍副參謀長張克俠命令部隊凌晨兩點出發，軍官發路費五元、士兵二元，行軍路線是：出西直門，經大灰廠、門頭溝，至良鄉、琉璃河、高碑店，到保定集中。

日本戰史承認，上述派兵聲明對中國刺|激甚大。

面對宋哲元滯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協的傾向，焦灼的蔣介石於十三日給宋哲元發去一封立場鮮明卻又言辭懇切的電報，表示中央已定「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的作戰決心，要求宋哲元務須與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義無反顧」。蔣介石向宋哲元強調，這是「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問題：

宋哲元對蔣介石中央軍的警惕，比日軍還甚，這讓中央軍派系的大員們感到既惱怒又無奈：「宋哲元猶疑不決，並向中央表示：要抗戰，沒有錢，沒有軍火。中央擬派第二、第十、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八十七等師協同作戰，他拒絕了，並說第二、第十、第二十五各師是失敗過的軍隊，他不歡迎；還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軍如來，最好不要住民房。」

石原莞爾的命令剛一下達，中國盧溝橋再次爆發戰事。

市區已不見崗警，但行人不少。馬路兩側還擺放著西瓜、酸梅湯、饅頭等食品，叫士兵們食用；有些學生給我們帶路；有的市民見到我們隊列行進，脫帽致敬。此情此景，使我們這些潰兵辛酸而慚愧。

十三日這天——七七事變爆發近一周后——中國國民政府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以蔣介石為大元帥的戰時體制，任命陳潛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同時命令作戰部門開始編製戰爭爆發后各戰區所屬集團軍、軍團、軍、師及獨立旅的戰鬥序列。

新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於十二日上午十一時飛抵天津。他聽取了參謀長橋本群的彙報，然後召集參謀會議，並於十三日晨草擬出一份《七月十三日的中國駐屯軍情況判斷》，以緊急電報的形式發給了東京的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判斷》的主要內容是他所指揮部隊集結的位置以及集結的目的：「軍將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師團）合併使用，必要時一舉殲滅第二十九軍。」為了給中國方面施加壓力，香月清司向冀察政務委員會提出七項要求：一、徹底鎮壓共產黨的策動；二、罷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駐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統各機關；四、撤去冀察排日團體；五、取締排日言論及宣傳機關和學生、民眾的排日運動；六、取締學校、軍隊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備將來由公安部隊負責，城內不得駐屯軍隊。如不答應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第二十九軍撤出冀察。

這一天，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動身離開了山東老家。這位五十二歲的職業軍人此刻更是心如亂麻。

丰台駐屯部隊的一部在夜間演習中，二十二時四十分因受中國軍隊的不法射擊，立即進入敵對狀態，派出問罪使者使其承認事實，開始交涉道歉及其他事項。

日軍在武器裝備上占絕對優勢，異常兇猛的地空協同火力是造成中國軍隊迅速失利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高層領導的政治和軍事失誤責任不可推卸。始終出於地盤利益考量一切問題，既沒有認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又沒有理解中央政府強硬的抗戰決心，置全中國軍民的抗戰意願于不顧，置國家和民族危急關頭的命運于不顧，一味地委曲求和，致使負有守衛平津之責的第二十九軍嚴重貽誤了備戰和戰機。軍長宋哲元作為中國華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在明知中央已經派出部隊北上增援的情況下，仍舊滯留天津，不斷試圖與日本人進行求和接觸，導致戰事爆發時，第二十九軍的高層將領連日軍究竟有多少兵力、日軍的作戰計劃和突擊方向一概不清。宋哲元離開北平后，沒有留下明確的作戰計劃，負責留守的張自忠直到南苑失守才得知大規模作戰已經開始，而這時候，第二十九軍位於南口至張家口鐵路沿線的第一四三師竟然沒有任何行動，這一切足以顯現第二十九軍作戰指揮上的混亂。天津的中國守軍的反擊以及冀東偽保安隊的起義，都是自發的行動，沒有得到任何支持與增援。

新加入第二十九軍的年輕官兵，大多是樂觀的速勝論者，認為中國國土太大，日軍也就幾十萬人，要把中國全佔領了，一個縣也擺不進幾個兵，且中國軍隊有兩百多萬，又是在自己的地盤上打仗，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同時，第二十九軍官兵又多是必戰論者，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不是打與不打的問題，而是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強。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三十七師駐防北平，這讓日本人感到了隱隱的不安。在日本人看來，第三十七師從師長馮治安到每一個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長城抗戰中，這支部隊的官兵半夜舉著大刀摸進日軍軍營專砍人頭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夢。

隨即，山西的閻錫山、寧夏的馬鴻逵等紛紛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劉湘和潘文華更是表示：「此國難當前，正我輩捍衛國家報效領袖之時」，決定「通電全省，主張于委座整個計劃之下，同德一心，共同禦侮」。

在中日雙方都認為的「最後關頭」，局部戰爭已經爆發。

此時，日軍正面攻擊宛平城未能得手，隨即改變攻擊方向，集中兵力猛撲盧溝橋鐵橋和龍王廟的中國守軍防區。兩軍在龍王廟附近遭遇，中國守軍只有兩個排約七十多人，而日軍有兩個中九_九_藏_書隊五百多人。在日軍的輪番攻擊面前，中國士兵用步槍、機槍和手榴彈頑強阻擊，最後用大刀進行白刃戰，日軍傷亡百人以上，兩個排的中國守軍全部陣亡。——從兵力對比上看，這近似一場蓄意屠殺。

自國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脅迫下籤訂《何梅協定》后，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中央軍、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國民黨黨部在平津地區的管轄權岌岌可危。這塊地域至少有三股勢力同時存在：屬於西北軍系的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進入平津地區，成立了冀察政府，總部設在北平城，軍長是西北軍系將領宋哲元。西北軍是一支不曾佔據過中國要地的軍隊，入駐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視，為了保住這一顯要地盤，他既要防止蔣介石的中央軍重返平津，還要警惕共產黨人力量的滲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區反客為主。宋哲元的日子過得可謂耗盡心力。因此，當日本人強迫宋哲元簽訂一個允許日方在華北地區修建鐵路的協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堅決不準時，誰也惹不起的宋軍長跑回山東樂陵老家躲了起來。在北平的東面，還存在一個「政府」，即以殷汝耕為首腦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地點在通縣。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傀儡政權，幾名「政府要員」除了為日本人唱讚歌和組織保安隊為日本人維持治安外，無公可辦。因此，這個漢奸組織談不上是個「政權」，更何況此時的殷汝耕必須躲來躲去，因為抗日誌士們正四處打聽他的下落，準備要他的腦袋呢。通過數年的努力，日軍在中國華北的滲透已經取得成效。司令部設在天津的駐屯軍，除了軍事上處心積慮的策劃如何擴大佔領範圍外，還涉及了經濟、貿易、政治、外交、財政等一個政府所應承擔的所有職能，儼然一副中國華北地區的真正統治者的姿態。只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日本駐屯軍正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因心臟病發作正在醫院里搶救。

這份政府聲明，可視為日本政客和軍人向中國乃至全世界宣布的一份對華發動戰爭的宣言。

當時，日本在中國華北的軍事力量，是以「中國駐屯軍」的名義存在的。之所以有這一名稱，是根據一九一一年大清王朝與各列強國簽訂的《辛丑條約》，條約中規定了各列強可以在中國駐軍的條款。除日本軍隊外，在中國華北駐屯軍隊的國家還有英、美、法、意等國。其中英國駐屯軍在天津有七百二十二人、北平有二百三十六人，歸駐香港的英軍司令官管轄；美國駐屯軍在天津有六百五十八人、北平有五百零八人，歸美軍駐菲律賓司令官統轄；法國駐屯軍在天津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北平有二百二十九人，歸法軍駐天津司令官統轄；義大利駐屯軍在天津有二百二十九人，北平有九十九人，歸意軍駐上海遠東艦隊司令官統轄。——國力衰敗的中國可謂渾身千瘡百孔。在中國平津地區駐屯的列強軍隊中，以日本軍隊人數最多，達到五千六百多人。

蔣介石更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人的態度。

或許日方感受到了中國人對盧溝橋事變的激烈反應，或許日軍在兵力投入與部署上尚未做好全面準備，日方突然提出「和平解決」。

蔣介石關於「最後關頭」的措辭強硬的講話，於十九日正式公開發表。二十二日，蔣介石致電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轉告宋哲元：

中國守軍傷亡兩千人以上。

黎明即將來臨之時，大雨又至。中國軍隊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二營由長辛店馳援永定河，于河西岸向日軍發動了反擊，雙方在鐵路橋和龍王廟陣地的爭奪中反覆拉鋸。為奪回並鞏固陣地，何基灃旅長親自率領西苑駐軍前來助戰。二一九團組成突擊隊，乘著夜色用繩梯悄然爬出宛平城，在青紗帳的掩護下，沿著永定河向鐵路橋靠近，然後突然向日軍發起了衝鋒。突擊隊員們沒有開槍，而是使用了西北軍最著名的大砍刀，日軍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橫飛，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僅十九歲的突擊隊員，連續砍殺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時生擒了一名。瓢潑大雨之中，一個中隊的日軍幾乎全部被砍倒在鐵路橋上。新的一天到來時，奪回了陣地的中國士兵站在永定河鐵路橋上，背著的大砍刀在薄明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凜冽。

儘管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但在北平地區僅戰鬥第一天即遭重創，高級將領陣亡兩名，全軍官兵傷亡達五千餘人。日方的傷亡統計是：「戰死一百二十七人，傷三百四十八人，合計四百七十五人。」

很快，中國方面接到了日方提出的新的停戰條件：「一、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本軍表示道歉，並聲明負責防止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二、對肇事者給以處分；三、盧溝橋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駐紮中國軍隊；四、鑒於此次事件出於藍衣社、共產黨及其他抗日的各種團體的指導，今後必須對此做出徹底取締辦法。以上要求須向日方提出書面承認。」只有中國承認了上述條件，日軍才會回到原駐地，但「盧溝橋附近須按我方要求進行」。

由於對天津火車總站和火車東站採取的是偷襲戰術，戰鬥進展順利：由獨立第二十六旅的朱春芳團長率領的二營和一個保安中隊，在炮轟天津火車總站后發起攻擊，將那裡的日軍壓迫至車站倉庫的口上，總站隨即被中國官兵佔領。火車東站的戰鬥進行了兩個小時，那裡的日軍基本上被消滅。飛機場距離較遠，為達到突襲的目的，營長和兩名排長跑在最前面，其餘的官兵每人攜帶一壺汽油和一盒火柴跟進。待營長和兩名排長跑到機場時，後續部隊還沒有到達。他們在機場大門口用大刀把站崗的日本兵砍死，正好有一輛汽車開出來，他們開槍把汽車打壞了。這時後續部隊趕到，官兵們一起往機場裏面沖，日軍飛行員都睡在飛機的機翼下，聽見槍聲迅速上了飛機準備起飛。中國官兵撲上去，把汽油倒在飛機上，然而攜帶的火柴因為跑步時出汗而弄濕了，竟然一根一根地划不著。日軍飛機發動起來橫衝直撞，有的強行起飛了。這是一個混亂的場面：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並不好過。首先他要對付日本人。作為平津地區的掌權人物，他自然成為日本人拉攏的對象。雖然他和他的第二十九軍將士打心眼裡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與日本人「和平相處」，他不想在他的地盤上發生戰爭，他深知一旦戰爭爆發，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平津地區不是被日本人佔領就是被蔣介石的中央軍控制，而自己瞬間就會連立身之地都沒有了。宋哲元還必須與南京國民政府周旋，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矛盾很深，歷史上曾經幾次兵刃相見，他是馮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所以絕不能不提防蔣介石的暗算。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下令免去他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此事至今還令他備感難堪和怨忿。宋哲元曾表示，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他決不會投降日本人。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他確實存在著利用日本人在華北的存在遏制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馮玉祥的影響，宋哲元還要處理好與共產黨的關係。他贊同反共但不贊成「剿共」，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不了氣候，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不主張採取血腥鎮壓的方式。

就在宋哲元想方設法與香月清司商談妥協條件時，日軍緊張的準備著進攻北平和殲滅第二十九軍的作戰計劃。這一計劃於十五日報給日軍陸軍部 「以突然行動進攻第二十九軍，並將其掃蕩至永定河以南」。同時，「以現有兵力進出保定、任丘之線，增加兵力後進至石家莊、德州一線，並準備與中央軍進行決戰。作戰計劃擬動用的兵力除以河邊正三為旅團長的中國駐屯軍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騎兵之外，還有增兵中國的第二十師團，獨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團以及以德川好敏中將為兵團長的航空兵團。以上部隊均配屬炮兵、坦克兵、騎兵、工兵等特種部隊，航空兵團擁有偵察機七十二架、戰鬥機八十四架、輕型轟炸機三十六架、重型轟炸機三十架，作戰飛機總計二百二十二架。」

最後，蔣介石告知全國的將士們：

殘餘官兵在暮色中向北平城方向退去。

蔣介石提出的第四點：「要軍民團結一致親愛精誠」。他表示「任何戰爭得民眾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尤其應該發動全國各地方全體民眾的力量」，來與強大的敵人拚命。特別是對於戰區及附近的民眾，「更須告以國家已到了危亡關頭了，既是中華民族的同胞，就應該大家一致起來殺敵救國」。如果軍民能夠「甘苦相共」，「敵人未有不打敗仗的」。

八日凌晨二時，宛平縣長王冷齋，冀察政府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委員孫潤宇、專員林耕宇與冀察政府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一起，開始與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軍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談判。王冷齋縣長反覆解釋說，經過調查，中國軍隊七日夜晚沒有開槍，軍中「每人所帶子彈並不短少一枚」；經過中國警察搜尋，宛平城內「也未發現有所謂失蹤日兵的蹤跡」。況且，「夜間宛平城門已閉，日兵在城外演習，怎麼能在城內失蹤」？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堅持日軍必須進城，強調王冷齋身為地方行政長官，「應負當地處理的全責」，企圖脅迫王冷齋當即速訂一個有利於日方的協議，從而使日軍不戰而得宛平城。王冷齋堅持先調查后處理的原則。雙方正僵持中，有人報告說，日軍駐丰台的一個大隊五六百人，攜帶六門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隊長率領正向盧溝橋方向開進。中國方面的談判代表與櫻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務機關輔佐官寺平忠輔、秘書齋藤栗屋一起前往現場。車行至距宛平城約兩里地的地方，王冷齋發現公路兩側和鐵路涵洞已被日軍佔領，機槍大炮架設著，日軍士兵都橫著刺刀。寺平忠輔認為已達到了威嚇中國縣長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國軍隊撤離宛平城的要求：「事態已十分嚴重，現已不及等待調查談判，只有請你速令城內駐軍向西門撤出，日軍進至東門約數十米地帶，再商解決辦法，以免衝突。」王冷齋再次予以拒絕。寺平忠輔兇狠地說，之前日軍經常穿城而過，今天不能進去，這顯然是中國方面別有用心。

對於全中國的抗日怒吼來講，「必抗戰」三個字已經足夠了。

當時，七十三歲的皇族參謀總長載仁親王未理部務，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也在生病療養中，因此，參謀本部的工作實際上由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主持。作為「不擴大派」的核心人物，八日晚六時四十二分，石原莞爾以參謀本部「臨命第四〇〇號」指示，向中國駐屯軍發出了命令：「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

日軍飛機開始對天津全城狂轟濫炸，中國官兵和天津市民的傷亡急劇增加。要求增援的電話一再打到第三十八師總指揮部，而總指揮部所在地被日軍發覺，遭到了飛機的猛烈轟炸，加上漢奸的大肆破壞，總指揮部與各部隊的聯絡中斷。由於各處戰鬥傷亡很大，預備隊也所剩無幾，天津的中國守軍殘部只能撤退。

倉促應戰的宋哲元於二十八日向第二十九軍各部隊下達了平津地區防禦作戰命令。只是，命令剛剛下達，部隊尚未展開，日軍便開始了對北平的進攻。

宋哲元的態度令南京方面異常驚駭。此刻，國民政府已經啟動了應對戰爭的準備：蔣介石向位於陝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的部隊發布了正式動員令，命令以上地區部隊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平漢鐵路沿線集結，同時命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擔任津浦路北線的防衛任務，命令平漢、隴海、津浦三個鐵路局集結軍用列車，所有的輪船公司將船舶回航到指定地點待命。鑒於此，軍政部長何應欽以特急電報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準備作戰：「津市遍布日軍，兄在津萬分危險，務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鎮主持，無任盼禱。」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電報，請求暫緩派中央軍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對日決不抵抗，對南京抗爭」。

其二，不強調「收復失地」而強調「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強調在不喪失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仍望以和平的外交方式解決危機，但同時又強調「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的生存」。這是國民政府慣用的一種外交策略，因為在自身國力貧弱的國際關係中，態度越強硬，衝突和平解決的希望就越大。

宋哲元出生時，家境已經敗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貧苦饑寒養成了他倔強|暴烈的性格。自一九〇七年進入武備學堂開始軍人生涯后，從加入馮玉祥的部隊當哨長開始，由於作戰勇猛而逐步提升，至一九二六年他已是馮玉祥部第二集團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同時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揮他的部隊，剿滅了陝西省內由於軍閥混戰形成的各路小軍閥，從而鞏固了北伐軍的後方。在攻克陝西關中西路重鎮鳳翔后，宋哲元做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舉動：將五千俘虜全部砍頭。行刑時，他坐在刑場的一邊，面對如此規模的屠殺場面，聲容絲毫不為所動。這場駭人聽聞的屠殺血跡未乾，陝西的大小軍閥紛紛前來跪倒在地懇求開恩。一九二九年，日本與國民政府簽訂協議退出濟南，協議規定濟南將由負責山東防務的西北軍接收，但是蔣介石通知日方濟南必須由中央軍接收。這一事件導致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矛盾公開化。馮玉祥宣布反蔣，蔣介石欲解決馮部，始終追隨馮玉祥的宋哲元受到蔣介石的通緝。隨即爆發的蔣馮大戰，以馮玉祥部敗退告終。接著，馮玉祥聯合閻錫山再度反蔣，蔣馮大戰持續五個月，馮玉祥部再度敗退。宋哲元一戰再戰，實力盡失，西北軍殘剩部隊被張學良收攏改編為第二十九軍。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宋哲元被委任為第二十九軍軍長，軍部設於山西陽泉。一九三三年初，第二十九軍奉張學良之命開往北平附近，接著就被調往長城戰場。在長城堅守喜峰口的戰鬥中，第二十九軍名聲大噪，宋哲元也獲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譽。他讚賞他的大刀突擊隊殺鬼子就像砍瓜一樣痛快，他大情大義地收養了長城抗戰烈士的遺孤。當國民政府向日方妥協，撤出在華北的勢力后，華北地區便失控于南京中央，宋哲元藉機迅速擴充部隊，並將北平的各種稅收納入他的管理之中，他的地盤囊括了河北、察哈爾兩省與北平、天津兩市，可謂大權在握。

第二天，日軍又來了。

此刻，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了日本東京。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發生在盧溝橋的事件，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精心策劃，上述「宣傳計劃」已經顯出些許端倪。

在國民黨林立的派系中，蔣介石最強硬的政治對手，是廣西的桂系軍閥。桂系首領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蔣介石共商大計的邀請后，「不假深思，便復蔣先生一電說，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桂系決定派白崇禧啟程赴廬山面見蔣介石。四川省政府主席、川系軍閥首領劉湘，雲南省政府主席、滇系軍閥首領龍雲得知后，致電勸阻李宗仁和白崇禧——「他們認為蔣先生的為人，最尚權詐，萬一籍抗日之名，將我李、白二人騙往中央，加以羈縻，則廣西省政必為蔣系所控制。唇亡齒寒，川、滇兩省也將岌岌可危了。」

蔣介石提出的第三點：「要運用智能自動抗戰」。他表示一旦戰爭全面爆發，最高統帥部承擔著國家戰略戰術的制訂與頒布，但位於各地的部隊ｈtｔpｓ://ｒｅaｄ.99csw.ｃｏm將領也須「自動的詳細研究」戰局，以「助總部之所不及」。特別是命令未達時，面對突發|情況應「臨機應變」，「自動地運用智能」謀取戰場的勝利。「這是上自軍長、師長、旅長、團長，下至連長、排長都應該有的責任和本領」。

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日本政府內閣舉行由首相（內閣總理大臣）、外相（外務大臣）、陸相（陸軍大臣）、海相（海軍大臣）、藏相（財務大臣）參加的五相會議，陸相杉山元在會上提出：「為了確保中國方面實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證，必須火速以關東軍、朝鮮軍準備好的部隊增援中國駐屯軍，同時也要從國內抽調必要的部隊（五個師團，目前暫用三個師團和十八個飛行中隊）迅速派往華北。」對此，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了「保留條件」：「一、雖說是必要時實行派兵，應只限於為保護僑民和中國駐屯軍的自衛安全所必需時，才實行動員；二、關於動員國內部隊，按陸相說明，只能理解為當前的準備性打算。」會議兩點結束，接著又召開了內閣會議，陸軍部的派兵提議得到全體閣員的支持：「議定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並決定「本事件今後稱為事變，出兵改派兵」。

在這個連人心都被雨水泡軟的季節里，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到在中國這片偌大的國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門口到底發生了什麼。這裏除了雨聲之外沒有其他特別的聲響，除了這種對視之外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載入歷史的普通的一天。

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到來了。

此時，蔣介石召集的各路軍閥和各界名流已陸續上了廬山。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七七事變爆發十天後——蔣介石在廬山上發表了講話。在這個著名的關於「最後關頭」的講話中，中國政府表明的抵禦外侮的決心前所未有：

中國政府之強硬令日本內閣感到震驚。

日本人對此心知肚明。

如果不答應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方將以武力將第二十九軍驅逐出平津地區。

此時，距盧溝橋事變爆發，不足一個月。

王冷齋縣長認為自己守土有責：

其一，此時的國民政府對各地軍閥統轄的地盤控制能力薄弱。華北的宋哲元始終擔憂與日軍進入戰爭狀態後會損兵折將削弱實力，懼怕由此導致中央軍以增援為名進入冀察而喪失地盤，因此一再期望與日方取得和解以求自身的生存。而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龍雲、廣東的陳濟棠等等軍閥，何嘗不是這樣的心境？軍閥們都對中央抱有如此戒心，那麼，如果不在抗戰立場上表示出沒有餘地的強硬，一旦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將會造成戰局的不可收拾。

宛平城的談判依舊在僵持中，突然傳來一聲炮彈的爆炸聲，急於佔領宛平城的日軍已經等不及了，于凌晨四時二十分向宛平城內開炮了。

平時在盧溝橋附近的城內駐有營部和一個連，長辛店約駐一個騎兵連。到五月中下旬之間，城內兵力似無變化。宛平縣城外增加步兵約一個連，盧溝橋下河道的島上分別配置約兩個步兵連。六月，長辛店新增步兵第一二九團約兩個營。在長辛店北面高地，原在地腳一側設有永久性機槍陣地兩處，高地上設有野炮陣地。而六月以來，又構築了新的散兵壕。在盧溝橋附近，自龍王廟以至鐵路線間堤防上以及東面高地，修改和加固了固有的散兵壕。而且夜間施工掘出了過去用沙土掩沒隱蔽的碉堡（以盧溝橋為中心，原在永定河左岸構築的十幾個橋頭堡，用以沿湖向北平進攻或退卻）。

在如何應對盧溝橋事變上，日本內閣和統帥部內部形成了「不擴大派」和「擴大派」兩種不同意見。無論是「擴大派」還是「不擴大派」，在侵華問題上並不存在本質上的分歧，分歧僅僅在於選擇全面侵華戰爭的時機上。「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戰爭指導課主任參謀堀場一雄以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等人為代表，他們擔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發動對華全面戰爭，很可能陷入長期戰爭的困境，並格外擔心蘇聯會從遠東方向出兵夾擊日本。——「目前我國正專心致志完成滿洲建設和對蘇戰備以鞏固國防，不要因插手中國而弄得支離破碎。」「不擴大派」認為，在沒有動員十五個師團，「發動軍需動員準備量的半數」，籌備五十五億日元軍費、作戰期限限時於半年的條件下，全面出兵中國將是一種失策。相比「不擴大派」，日本軍政高層中「擴大派」的人數眾多，包括陸軍大臣杉山元、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以及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等人。他們認為，中國是個不堪一擊的國家，只需動用三四個師團的軍力，就可以征服中國。永津佐比重甚至揚言，只要將軍艦開到塘沽附近，即使日軍沒有登陸，「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將會投降」。至於對蘇聯出兵的擔憂，「擴大派」更是不屑一顧，認為蘇聯正在經歷政治大清洗，很多紅軍的高級將領都被斯大林處決了，嚴重的軍心渙散將導致蘇聯無力介入。而英國在歐洲受到納粹德國的牽制，美國因奉行孤立主義也不會介入遠東戰爭。這樣的國際環境于日本非常有利，應該利用盧溝橋事變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動對華全面戰爭。為此，杉山元大將上奏天皇，信誓旦旦的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隊，「事變大約一個月就可以解決」。

蔣介石「絕無局部解決之可能」的表態，令日本人試圖以協定的方式讓平津乃至華北像此時的東三省一樣脫離中國中央政府，再以傀儡「自治」的形式實現日本的佔領與控制，從而達成石原莞爾所認為的「通過外交談判根本轉變局勢」的目的，成為泡影。

蔣介石的第一個反應是：全面戰爭可能真的來了。

在日本軍政高層內部，就對華戰爭的問題，立場從來沒有統一過。平津一戰，日軍以五個旅團以上的兵力，經過幾十個小時的作戰，奪取了北平和天津兩大城市。之後，怎樣切實可行地處理對華問題，成為日本軍政高層必須立即面對的問題。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認為，若再派遣國內的師團，「就等於全面戰爭」了，而現在日本與中國南京政府之間，「還留有通過外交談判根本轉變局勢的可能性」。當然，一旦談判不成，「只能是全面戰爭了」，那將是「非常長久的持久戰」。目前，日本對中國能夠使用的兵力，出於防範蘇聯因素的考慮，最多只能動用十一個師團，用這樣少的兵力「解決中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持久地打下去，「就不是單純軍方可以處理的問題」了。雖然日本軍界強硬派，特別是關東軍的軍官們，主張一鼓作氣地幹下去，但最終日本內閣，乃至日本天皇，還是認同了石原莞爾的顧慮，希望戰爭只要能在中國華北地區的永定河、滹沱河與綏遠一線形成一個戰略緩衝區，就可以將戰事暫時停下來。

日本士兵要通過城門，中國士兵不允通過。

一木清直大隊長指揮五百日軍向宛平城中國守軍發起了攻擊。中國守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立即向師長馮治安和旅長何基灃報告。馮治安師長的命令十分嚴厲：一寸土地都不許退讓。中國守軍扼守宛平城東門，任日軍如何衝擊，城門堅固如鐵。日軍的炮彈呼嘯著飛過城牆，瞬間就將宛平專員公署炸塌了。此時的王冷齋在炮聲中想起一個細節：指揮攻擊的那個日軍大隊長一木清直，曾在宛平專員公署成立的時候前來表示祝賀。奇怪的是，從日軍駐地到宛平城好幾里地，一木清直那天沒有像往常一樣騎馬，而是徒步走來的。現在才明白，這個日本軍官是在用步子測量炮兵射擊的準確距離。

日本政客和軍人的極度狂妄由來已久。

中國軍隊第二十九軍，由中原大戰後張學良收編的馮玉祥西北軍殘留部隊編成。西北軍素以勇猛善戰聞名，在長城抗戰中，西北軍部隊與日軍苦戰一個多月，戰後在調防北平、冀中和察哈爾的過程中大力擴編部隊，成為西北軍留存部隊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支。

至此為止，這個連綿陰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並沒有十分特別的異樣。可是，接下來，日本各方顯示出的態度之蠻橫與激烈，既出乎正常反應又令人疑竇叢生。

同一天，重病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已處於彌留之際，日軍教育總監部部長香月清司于凌晨四時接到了繼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命令。香月清司立即拜會了參謀總長、次長以及陸軍大臣，得到的指示相互矛盾，一會兒說「根據不擴大方針行事」，接著又說繼續大規模向華北增兵，甚至說要動員國內兩個師團去中國的山東——「原定登陸地點是青島，但海軍希望在海州附近登陸，意見還沒有一致。」直到登上飛機飛往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天津時，這位新任司令官依舊心緒紊亂：「陸軍省一片黑雲瀰漫、憂愁沉鬱的狀態，反之參謀本部卻使人感到形勢緊迫已極。那種即時必要的緊急派兵、準備動員國內的數個師團、山東作戰的意向等等，簡直覺得對華全面作戰就要開始了。」

十一日晚八時，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與中國冀察方面代表秦德純簽訂了《盧溝橋事件就地協定》。這份包括第二十九軍代表向日軍道歉、盧溝橋周圍及龍王廟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取締共產黨抗日團體等內容的協定，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意願制訂的。即使如此，當協定的內容傳至東京后，「擴大派」的軍官們立即草擬了一篇廣播，並於午夜時分從東京播出：「接到在北平簽訂了停戰協定的報告，鑒於冀察政權以往的態度，不相信其出於誠意，恐將仍以廢紙而告終……」而因為派兵令業已下達、政府聲明業已宣布，「不擴大派」此時也對這份協定懷有了諸多不安：

蔣介石提出的第五點：「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他表示「革命軍的精神，就在於有進無退」。過去作戰如此，現在對於倭寇作戰更要如此，「使得勇敢的可以放心，怕死的想退也不敢退，才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在日後的戰爭中，「倘使未得到統帥部的命令，擅自退卻」，「無論任何官兵，一律以賣國罪處死毋赦」。雖然人都有一天要死的，但「總要死得值得，死得光榮」。

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下午（昭和十二年即一九三七年），第八中隊為了進行夜間演習，從丰台兵營出發，開向盧溝橋西北約一千米的龍王廟。當晚演習的題目是：黃昏時接近敵主要陣地與拂曉時的攻擊。預定從龍王廟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窯進行演習。下午四時半左右，去演習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國兵，穿著白襯衣正在構築工事……開始演習的預定時刻過去了。到了下午六時，他們的工作不像有停止的樣子……這天晚上，完全無風，天空晴朗而沒有月亮，星空下面僅僅可以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盧溝橋的城牆（即宛平城城牆），以及旁邊移動著的士兵的姿態，是一個靜悄悄的黑夜……晚上十時半左右，前一階段訓練完畢。為了休息到次日黎明時為止，我叫傳令兵對各個小隊長和假想敵司令傳達演習終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軍號是可以迅速集合的，可是中隊為了訓練的必要，已經習慣了晚上盡量不用軍號。我站起來看了一下集合的情況，驟然間假想敵的輕機槍開始射擊起來。我以為是那邊的部隊不知道演習已經終止，看到傳令兵而射擊起來。這時，突然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可是，我方的假想敵好像對此還沒有注意到，仍然繼續進行著空彈射擊。於是，我命令身旁的號兵趕緊吹集合號。這時，從右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後，看到盧溝橋的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筒似的東西一明一滅（似乎打什麼信號）。中隊長正分別指揮逐次集合起來的小隊做好應戰準備的時候，聽到一名士兵行蹤不明的報告，就一面立即開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隊長報告這種情況，等待指示。行蹤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我命令傳令兵向大隊長報告，對於中隊以後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作了種種考慮，但下不了決心。可是，等到好像在東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現怪火，終於決意撤離當地，向西五里店移動。

第三十七師駐防北平后，中日兩軍駐地和活動區域最為接近的地點，是控制北平進出的丰台車站以及宛平城這兩個交通要道。為了防範日軍挑釁，宋哲元在這兩個敏感地區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隊：由旅長何基灃指揮的第一一〇旅二二〇團。團長戴守義把張華亭營長的二營部署在丰台車站駐防，張營長隨即命令以車站為中心構築工事，這一工事距離東面的日軍軍營只有四百米。同時，第一一〇旅的二一九團駐紮在宛平與長辛店地區，團長吉星文命令該團一營、二營以及團部集結于長辛店，戰鬥力最強的三營則被派往最敏感的宛平城與盧溝橋一帶。三營是一個由營長金振中指揮的名副其實的加強營，擁有四個步兵連，輕重迫擊炮和重機槍各一個連，全營一千四百人。金營長把戰鬥力最強的十一連部署在鐵路橋的東側，十二連部署在宛平城的西南角，九連駐防宛平城內，十連為營預備隊。

然而，維持東亞和平為帝國之夙願，因此，政府為使今後局勢不再擴大，不拋棄和平談判的願望，希望由於中國方面的迅速反省而使事態圓滿解決。關於列國權益的保全，當予充分考慮。

但是，從中國士兵與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對視的眼神上已能夠窺見，這裏將是中國歷史上隱藏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險的區域。

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對日方表示：原則上沒有異議，只希望延緩實施。

十一日夜，抵達天津的宋哲元與第二十九軍高級將領開會研究對策。在第二十九軍內部，將領們在如何處理與日軍的關係上分歧很大。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等人主張堅決抗擊，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等人則主張與日方交涉和平解決。至於張自忠等將領為何主張和平解決，不是他們對日方抱有希望或是對日軍懷有畏懼，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們都是對日作戰中的中堅力量，與宋哲元一樣，他們歸根結底還是捨不得西北軍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盤。盧溝橋事變時，當張自忠得知與日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后，曾在電話里訓斥過何基灃旅長：「打起來對共產黨有利，遂了他們借抗日擴大勢力的野心；對國民黨有利，借抗日消滅雜牌。我們西北軍辛辛苦苦搞起來的冀察這個局面就完蛋了。」在第二十九軍高級將領會上，張自忠的主張佔據了上風。宋哲元決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條件，並讓張自忠轉達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哲元從現在起留在天津，願遵從司令官的一切指導。」會後，宋哲元發表了公開談話，懇切地談到「東亞和平」和「人類責任」：「此次盧溝橋發生事件，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東亞兩大民族，即是中、日兩國，應事事從順序上著想，不應自找苦惱。人類生於世界，皆應認清自己的責任。余向主和平，愛護人群，決不願以人類做無益社會之犧牲。合法合理，社會即可平安；能平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負責任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也。」接著，宋哲元向第二十九軍下達命令：九九藏書

不讓你過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繞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們在城門外站著，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來，依舊站在城門外。這樣一次又一次，讓中國士兵感到古怪又詭異。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在宛平城門外的大雨里與中國士兵對視了整天後，日軍撤了回去。

十日，蔣介石給仍在山東老家的宋哲元打電報：「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同日，再電：「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築，如限完成為要。」蔣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趕赴保定以備指揮一觸即發的戰事。

蔣介石接連發出的電報，都是基於應戰的準備——他命令開封以西部隊派出一個師開赴黃河以北，再準備兩個師以備隨時出動；命令位於平漢鐵路附近的第二十六路軍抽調兩個師，向石家莊或保定集中；命令第四十軍及第八十四師同時開赴石家莊；命令正在廬山參加暑期訓練團的將領們全部下山歸隊，準備打仗。最後，蔣介石致電南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參謀總長程潛、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軍政部部長何應欽：

日軍參謀本部在部長會議上確定：「立即中止天津軍對冀察的交涉，轉為作戰行動。」

據說，北平警察局一夜之間把冀察綏靖公署所有工作人員以及第二十九軍軍官和家眷們的戶口全都改了，為的是萬一日本人進城后不讓他們惹上麻煩。

「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怎樣理解並落實蔣介石的這句話呢？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的「維持」，又該是什麼分寸？如何才能做到讓日本人老老實實，不挑釁？讓共產黨不要在自己的地盤上煽動抗日？讓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借口重返平津而把自己的第二十九軍再擠到貧瘠的西北去？怎麼才能即使不在全國輿論中有個好口碑，但至少不能落一個千夫所指遺臭萬年的下場？——自認為見多識廣的宋哲元，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終是不知如何是好。

南苑地處北平南郊，自此處可長驅直入永定門。第二十九軍軍部原本設在這裏。二十七日，宋哲元已將軍部臨時移駐到了北平城內。現在這裏防守的，除副軍長佟麟閣率領的軍事訓練團外，還有第二十九軍特務旅的兩個團、第三十八師師部特務團、第三十八師第一一四旅的兩個團以及騎兵第九師的三個團、高炮營、裝甲汽車大隊，總計約七千人，由臨時從城內趕來的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擔任總指揮。趙登禹因情況危急而來，到達后才發現這裏部隊眾多，管理混亂，防禦工事薄弱，遂立即命令第一師第一、第二旅連夜馳援。但是，援軍尚未抵達，日軍的進攻就開始了。日軍第二十師團主力在四十架作戰飛機的配合下，自東、南兩面實施主攻，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從北面實施助攻，集結于丰台的日本駐屯軍旅團主力切斷了南苑通往北平城的退路。日軍對南苑中國守軍陣地猛烈轟炸，沒有任何防空武器的中國守軍的通訊設施很快就被炸毀，聯絡中斷，指揮失靈，中國守軍很快就被日軍包圍在狹小的營區內，僅僅憑圍牆作掩護進行抵抗。

一、從十四日早開始第一班列車以後，列車運行正常化；

就在天津的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襲擊時，駐通縣的偽冀東保安隊突然暴動了。偽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張慶余之前曾與第二十九軍秘密聯繫，商定一旦與日本開戰，保安隊就起義反正。二十九日凌晨，起義的偽保安隊突襲了駐通縣的日軍和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擊斃了通縣的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以及日軍官兵數十人，消滅了日軍守備隊、汽車大隊，還抓獲了偽政府主席、大漢奸殷汝耕。當日軍增援部隊抵達時，起義官兵已經押著殷汝耕前去投奔第二十九軍了。但是，他們走到北平城下時才得知第二十九軍已經撤離。他們只好向保定方向追趕，誰知在北平西郊與日軍遭遇，起義部隊傷亡巨大，殷汝耕在混亂中脫逃。

十九日凌晨，第二十九軍殘部大部分撤出北平。其中第三十七師獨立第三十九旅旅長阮玄武投敵。滯留城內的第一三二師獨立第二十七旅被日軍解除武裝。張自忠躲入了德國人開辦的醫院。第二天，由日方組織的以年近七旬的漢奸江朝宗為委員長的北平維持會成立。那一天，北平大雨。

蔣介石一再追問，宋哲元還是沒有告知與日方簽訂的秘密協定的內容。第二天，蔣介石再次致電已從保定趕赴北平的參謀次長雄斌，請他轉告宋哲元：目前日軍的機械化部隊正秘密向北平大量運送，大連方向也有大量日軍部隊正在登陸，「預料一星期之內，必有大規模之行動」。切望第二十九軍「時刻防備並積極布置」。

中國軍隊雖無法禁止日本駐屯隊演習，但不讓他們通過宛平城門是可以做到的。於是日本軍隊來一次，中國軍隊就堵截一次。

於是，在明知「失蹤士兵」已經歸隊的情況下，松井太久郎還是打電話給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聲稱：「有日本陸軍一中隊在盧溝橋演習時，彷彿聽見由駐宛平城內的軍隊發出的槍聲，使演習部隊一時紛亂，結果失落日兵一名，日本軍隊今夜要入城搜索。」

得知日軍正向北平大規模集結后，宋哲元終於明白戰爭已經無法避免。出於一位中國軍隊將領的良知，他開始考慮並部署備戰問題。他命令第三十七師停止移防涿州，第一三二師在永定河以南集結，獨立第二十七旅進入北平擔負城防。但同時，宋哲元還是對自己的地盤留有最後的不死之心，他致電蔣介石，要求已經北上備戰的部隊暫時稍微後退，以便使目前劍拔弩張的局勢得到一時和緩。宋哲元給蔣介石提出的理由是：讓他有時間妥善完成應戰準備。

十日上午，雙方再次開始談判，地點在北平市長秦德純的家裡。日方出席的僅僅是第二十九軍的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等，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代表日本軍部，但這幾名日軍下級軍官卻氣焰囂張。剛坐下來，他們就要求中國方面撤換有關軍政指揮官，並向日軍道歉賠禮。在場的何基灃旅長勃然大怒，拔出手槍拍在桌子上厲聲說，這次盧溝橋事件，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日本應該向中國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挑釁侵略，否則中國軍隊就將消滅你們！中國旅長的氣勢讓日方代表一時無言可對。日方要求在盧溝橋保持相當兵力，要求尋找在永定河西岸陣亡的日兵屍體。雙方輪番舌戰，激烈辯論。突然，日方代表們找借口出去了，而且竟然一去不復返。

日本駐屯軍司令部接到盧溝橋事件的報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機不可失」，馬上派人與中國方面交涉，「佔領宛平城東門，俾軍使交涉順利」。

駐守天津的中國軍隊，尚有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副師長兼天津公安局局長李文田指揮的約五千多人，這些部隊是第三十八師手槍團、獨立第二十六旅的兩個團、天津保安隊三個中隊和一千多人的武裝警察。二十八日黃昏，李文田副師長召開軍官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手槍團團長祁光遠、市政府秘書長馬彥翀、保安隊隊長寧殿武、警備司令部司令劉家鸞、第二旅旅長黃維綱以及獨立第二十六旅旅長李致遠。他們計算了一下，日軍在天津尚有步兵三個大隊以及臨時航空兵團等部隊，兵力約五千人左右。雙方雖都是五千多人，但無論武器還是備戰中國守軍都不如日軍，可軍官們最後還是決定以流血犧牲來宣示他們與日軍的不共戴天——日軍痛恨砍他們腦袋的中國軍隊第三十七師，他們嚴重忽視了第三十八師也是一支抗日情緒高漲的部隊——在平時訓練中，除了常規軍事課目外，這個師還有一個訓練內容叫作「精神講話」：

作為中國華北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宋哲元沒有按照蔣介石的電令要求返回北平或到保定開設作戰指揮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這讓南京的中央政府頗感意外。

兩軍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對，中國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覺即是仇恨。日軍駐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車站站台上亂逛，與警戒的中國士兵常因彼此多看了對方一眼就扭打起來。張華亭營長多次向日軍聯隊長交涉，要求他們停止挑釁行為，但日軍變本加厲，反而在中國士兵的眼皮底下開始演習，誇張地做出向中國駐軍衝鋒的姿態，甚至一度衝到中國士兵的警戒線內，結果又是一場拳打腳踢扭成一團。一九三六年六月的一天，日軍聲稱他們的一匹軍馬跑到了中國軍隊的警戒線內，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決。中國官兵回答，要馬沒有，要打就打一仗。結果兩軍真的交火了。日軍在炮火支援下向營防區發起進攻，三營官兵堅守不退，戰事越演越烈，直到馮治安師長命令第二二〇團的兩個營前往增援，日軍這才撤退。

日本駐屯軍聞訊后，更是摩拳擦掌，決定「暫時停止過去的和平談判」，「集結兵力，伺機對河北省的中國軍隊予以徹底的打擊和掃蕩」，從而「以此次事變為轉折，從根本上解決華北問題」。

蔣介石提出的第一點：「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他表示「戰爭的勝負，全在於精神」，我們不怕日本人，他們就會怕我們，而「怕人的一定失敗，不怕人的一定勝利」。雖然中國軍隊的槍炮不如日本，但「只要我們抱定犧牲到底、忠勇不怕的革命精神」去戰鬥衝殺，「倭寇必敗無疑」。

盧溝橋，始建於金大定二十九年，即一一八九年。

二十九日凌晨一時，天津的中國守軍出擊了。

天津的戰局從二十九日下午開始惡化。

盧溝橋附近一帶是採掘北寧線路用的砂石地區。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只能種些花生等農作物。當夏季農作物如高粱等茂盛時期，丰台駐屯部隊將此作為唯一的演習場。然而，最近，當我演習時，中國軍隊卻說我侵入農田，或要求我夜間演習須事前通報，或對我夜間實彈演習提出抗議等，對我屢施警戒。過去龍王廟堤防及該處南面鐵橋地區，我方可自由行動。但最近，特別是自六月下旬，禁止行動了……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正在江西廬山。八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關於盧溝橋事變的電報：

十四日，宋哲元給何應欽回電，拒絕了讓他赴保定指揮部隊做抗戰準備的命令：「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當要衝，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頭緒，即行赴保。辱蒙關切，至為感謝。」宋哲元依舊對香月清司抱有幻想，他很想與這位新任司令官面談，但香月清司對他反應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參謀見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張自忠去找橋本群談判。張自忠因兼任天津市長，與司令部位於天津的日本駐屯軍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張自忠開列的妥協條件是：處罰盧溝橋事變中的中國營長；由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出面向日方道歉；將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調出，由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動等。但是，日方的態度依舊蠻橫，說這些條件仍未能滿足日方的要求。

是否可以理解為「全面抗戰」？

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說：「鑒於六年前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時使用的「詭計」，東京的軍政要員們一致認為，中日兩國這次是「又幹起來了」。

《中國駐屯軍步兵第一聯隊戰鬥詳報》：

二十八日上午八時，香月清司指揮增援日軍第二十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以及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在空軍的支持掩護下，向駐守北平北苑、西苑和南苑的中國守軍發起全面攻擊。

從以上事實說明，這次事件完全是中國方面有計劃的武裝抗日，已無懷疑的餘地。

出於這一目的，日方開始尋找與中國國民政府直接對話的可能性。

趙登禹，山東菏澤人，從軍后擔任馮玉祥的隨身衛兵，跟隨其參加北伐戰爭。他武藝出眾，膽大機智，屢獲戰功。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部隊敗北被張學良整編，他被任命為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一〇九旅旅長。長城抗戰喜峰口大刀隊襲擊日軍一戰就是他的傑作，為此他榮獲青天白日勳章一枚，並升任第一三二師師長，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南苑一戰陣亡時，手中依舊緊握大刀，刀刃上沾滿倭寇之血，時年僅三十九歲。

一九三七年七月，平津地區中日兩軍對峙的軍事態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