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紅的大火四處蔓延，人們從火海中四散奔逃。他們有的徒步跋涉，有的坐人力車，有的坐滑竿，有的推著獨輪車。當他們像潮水般外涌時，一輛突然出現的小轎車或軍用車使勁地按著喇叭，或者乾脆從長長的人流中急駛而過，於是行列散開了。接著又很快合攏起來，繼續逃亡鄉下。他們帶著床墊、鋪蓋、鍋盆碗盞、食物和少量傢具。有的抱著吃奶的孩子，有的背著老奶奶，他們默默地走著，你甚至能夠聽到他們沉重的腳步聲……電線已被炸斷，大街上的自來水管也被炸毀。沒有一絲燈光，四下所見只是一片火光，也沒有水去撲滅大火，火勢到處蔓延，城內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中，當火焰燒著竹材的時候，竹節噼啪作響……我的房間里有一具被炸彈掀起的強烈氣流拋進來的屍體，衝擊波已使其面目全非，肋骨也被壓扁了，我只能根據皮膚剝落的乳|房認出那是一具女屍……我見到一尊佛像，它嵌在一道峭壁的側面，由於寺院已被燒毀，這尊盤著腿的巨大銅像在火焰的映照下閃耀著紅光，它那仁慈的面孔含笑面對著這座哭泣和哀號的城市。

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清晰地袒露在萬里晴空之下。

每一天都盼著國民政府崩潰的日本人終於等到了五月。

抗日民主政權的產生，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普選」。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闡釋道：「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之下的陝甘寧邊區，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民主政治的榜樣，也是全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樣板，它完成了鄉、區、縣的各級民主選舉，成立了邊區各級議會和人民民主政權，在殘酷而艱難的戰爭環境下，進一步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發揮了民眾參加抗戰的責任感和積極性，並使全國人民看到了贏得勝利、建設國家的希望。在陝甘寧邊區樣板作用的指導下，晉察冀邊區實行的普選中，選民占公民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根據的中心地區甚至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一比例在人類民主政治的發展史上堪稱奇迹。

重慶真正的持續不斷的生活脈搏，卻與中國最富饒的四川省的五千萬農民息息相關，他們種植的大米充盈了戰時中國的糧倉。平底敞艙駁船運載稻米從上游順流而下，裝進麻袋后運往前線，而不再像過去那樣運往沿海城市銷售。重慶最有錢的富翁是糧商和擁有稻田的地主。肉類還是像從前那樣來自農村。每天清晨，苦力用粗竹竿抬著豬陸續進城送往屠宰場，豬的四條腿捆在竹竿上，眯合著眼睛，一路痛苦地嚎叫著。豬屠宰后在市場上出售，肥厚的鮮肉在賣肉的案板上滲著血滴，有的豬肉則製成沾滿蠅屎的灰白色肉條，還有的製成長達幾英尺的布滿塵埃的暗褐色的干臘腸，掛在露天肉攤的鐵鉤上，肉商往往把這種臘腸切成一英寸到兩英尺不等，賣給顧客……小巷總是那麼陰暗，有的還很狹窄，雨天里小巷兩側屋檐上淌下來的雨水，能同時滴落在行人的雨傘上。巷裡還散發出各種混雜在一起的氣味，又香又臭——既有食品、香料、鮮花和鴉片煙的香味，又有未清除的垃圾和流到淺溝里的小便的惡臭。嘈雜的聲音構成了另一種交響樂男人和婦女的叫嚷聲，嬰兒的啼哭聲，與人們同在一間棚屋裡的母雞的粗厲叫聲。此外，還有挑著木桶的苦力或帶著貨物的小販單調的吆喝聲。每一種活動都有其獨特的聲音。木材搬運工吊運圓木時聲如吼叫；賣棉花的小販邊走邊有節奏地敲打著一塊木頭；賣雜貨的小販把他所有的貨物都裝在一個大黑箱子里，用特殊的聲調唱著商品的名目，一如波士頓市埃里街上的香蕉商人和魚販所做的那樣。

炸彈遲遲不能落在重慶市民的頭上，這令日本軍方焦躁不安。一月十日，第一飛行團的三十一架重型轟炸機第三次飛往重慶，這次終於在重慶上空的雲縫中看到了市區，日軍飛行員從四千五百米高空投下了四千五百公斤航空炸彈。受到這一戰果的刺|激，十五日，日軍第一飛行團的重型轟炸機第四次起飛，擬對重慶進行更為猛烈的轟炸。但是，令日軍飛行員沒想到的是，他們在重慶上空遭到了中國空軍的猛烈截擊。飛在最前面的偵察機發現雲層上的十二架中國戰機后，馬上通知後面的轟炸機，可轟炸機已經飛臨重慶上空。中國戰機立即向日軍轟炸機撲來，雙方開始了激烈的空戰。重慶地面的中國防空炮也首次向日軍轟炸機開火。儘管重型轟炸機不適合空中格鬥，日軍還是在空戰的同時把攜帶的航空炸彈全部投向了重慶。此次空戰的結果是：中國空軍損失戰機十一架；日軍重型轟炸機四架被擊傷，但均安全返航。

……當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獨立步兵第一大隊（辻村大佐）並附輜、炮各一中隊共七百余，上月江日（三日）進到三岔口（淶源南），被我楊成武支隊殲滅之際，隨即該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率領獨立步兵第二、第三大隊及炮兵二中隊共一千六百餘人由淶源來援，是晚佔三岔口，其時辻村大隊已被殲滅殆盡。是晚我楊成武部第二、第三團以有力部隊監視和襲擾該敵外，以大部截斷敵之退路，微日（五日）敵繼續東竄占黃土嶺。我為殲滅深入敵計，賀師特務團由阜平附近冰天雪地中星援，微晚（五日晚）趕到黃土嶺附近。魚日（六日）敵圖東竄，數度向我猛攻，在我猛烈合擊下均未得逞，反陷我包圍中。是晚我向該敵猛攻，敵憑民房頑抗，激戰徹夜。虞晨（七日晨）該敵以全力，在飛機七架輪番掩護下向東猛烈突圍，企圖繞五回嶺回竄。正午該敵復被包圍于上莊子，我在敵飛機猛烈炮火下向敵猛攻，敵死傷極重，阿部旅團長當場被我擊斃，以下傷亡約八百餘人，敵已失掌握難立足。正在我殲敵之時，復由淶源增援來敵七百余，合股激戰竟日未能解決戰鬥。同時，我已苦戰多日，部隊頗受疲勞，尤以彈藥消耗甚重。齊日（八日）殘敵在十余架飛機掩護下突圍，經五回嶺竄回淶源……

華僑還為國民政府拮据的財政募捐。他們節衣縮食，各盡所能，採取常月捐、特別捐、娛樂捐、航空救國捐、認購救國公債捐、義演義賣捐等形式，每月向國內輸入的款額多達一千多萬元，成為國民政府一項穩定的財政來源。紐約華僑李國欽，自一九三九年開始，數次捐款累計達七十六萬美元；南洋華僑陳嘉庚認購十萬元救國公債后，宣布每月再捐二千元直到把日本人趕出中國為止；菲律賓華僑鉅賈李清泉臨終前，囑託家人把他購買的十四萬救國公債全部捐給國家，還把遺產中的十萬美元交給國民政府作為撫養難童之用；揚名海內外的新加坡華僑鉅賈胡文虎，除了捐獻大批物資外，還捐款二百萬元以建設殘疾軍人療養院和陣亡將士遺孤教養院；印尼華僑劉長英捐出巨款的同時，送子回國參戰，一九三九年冬其子劉盛芳在空戰中為國捐軀，老人把國民政府發給他的一萬元撫恤金又寄回國內，要求充作抗戰軍費。

儘管日軍已經四次飛臨重慶進行轟炸，但這座中國的戰時之都並沒有顯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驚恐。

五月，籠罩在重慶上空的雲霧裂開，陽光傾瀉山城。

拯救中國國民精神的總運動，是在日軍對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重慶的狂轟濫炸下進行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抗日根據地大力恢復生產，本著「以農為主，重視多種經濟」的方針，採取的措施包括：減租減息、獎勵墾荒、擴大耕地面積、興修水利、改進耕作技術、全面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等。同時，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還大力發展商業，發展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合作事業。這些舉措不僅改善了敵後民眾的生活，還為根據地的鞏固和堅持敵後作戰提供了經濟保障。敵後抗日根據地，多於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地區創建發展起來，面對以分散落後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狀態，共產黨人表現出原國民黨政權無法比擬的智慧與能力。抗日根據地採用對外實行貿易統制、對內實行貿易自由的政策，將根據地內可以作為商品的物資盡量銷售出去，把急需的軍需物資和生活用品盡量交換回來，但日軍佔領區的其他商品嚴禁入內。根據的內部，公營、公私合營、私營以及合作社經營幾種商業模式並存，分工協作，各得其所，使根據的內部的商品流通空前繁榮。共產黨人還建立起自己的銀行併發行貨幣，以對抗日本侵略者和偽政權發行的各種貨幣。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晉察冀邊區銀行」「上黨銀行」「冀南銀行」「晉西北農民銀行」「北海銀行」「魯西銀行」，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淮海地方銀行」「鹽阜銀行」「江淮銀行」「淮安銀行」「大江銀行」「豫鄂邊區建設銀行」「浙東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建立，其數量、規模以及運行狀況，不但令日本佔領軍暈頭轉向，還令國民政府財政部大為吃驚。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蔣介石：

（戊）紛歧錯雜之思想必須糾正。

「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實行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為了應對日軍的空襲，國民政府要求重慶所有的人倚山城的特點挖掘出大大小小無數的防空洞。國民政府希望把日軍空襲的傷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誰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姓全都藏起來。

「各黨派精誠團結反對內部摩擦！」

在幾乎佔據了半個中國的淪陷區，共產黨武裝開闢的敵後根據地，無論規模還是數量，都令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感到吃驚。而且，無論敵後作戰多麼殘酷和艱難，共產黨武裝不但頻繁出擊而且戰果迭出，這使得中國抗日戰爭的敵後戰場之重要，已經與正面戰場並駕齊驅。更令人矚目的是，共產黨人決心在日軍佔領區內，建立由共產黨領導的、能夠組織廣大抗日民眾和敵後武裝與日軍較量的抗日民主政權。

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迅猛發展，顯然與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不符。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衝突，在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后已無法避免。中國共產黨人顯然對這種情況有所預見，認為在抗戰相持階段出現了中途妥協和內部分裂的兩大危險，存在著團結抗戰和分裂投降的兩種可能。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全黨深刻認識時局的嚴重性，在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準備群眾和準備輿論，以應對可能突發的問題。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九月，毛澤東明確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為了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為了盡最大努力保護淪陷區的民眾，為了在敵後能夠生存和戰鬥下去，中共中央決定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第一一五師和第一二九師主力挺進冀魯地區，開展更廣泛的游擊戰，以鞏固和擴大敵後抗日根據地。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蔣介石頒布《為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告全國同胞書》：

吉田大隊山炮第四中隊中隊長菅沼榮對這場作戰的回憶是：

生活者，精神之根本，無合理之生活，即無健全之精神，是以沉溺於聲色貨利之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加以徹底之改正，而實行新生活之信條。否則不僅個人之精神耗散，自誤誤國，必致相習成風，使整個社會頓呈亡國之現象，而招致世界之鄙視，與寇讎之深入，不唯有害於國家，猶且影響軍事。

一個名叫西奧多·懷特的美國青年，以記者兼作家的身份被國民政府聘為宣傳部顧問。當他抵達重慶的時候，沿著碼頭陡峭濕滑的台階，幾個近乎全身赤|裸的中國輿夫扛著滑竿把他抬進了重慶的城門。懷特看見這座中國的戰時都城被陡峭的山崖環繞著，城牆古舊得瀰漫著斑駁的陳年色澤，城門上裝飾著金色圓形大釘，而城門之外農民們開墾的梯田從一條山脊延伸到另一條山脊。走進重慶高低不平的街巷裡，花攤比他的「故鄉波士頓的還要多」，在水仙花、杜鵑花和各種各樣不認識的花朵的香氣中，懷特看到了中國百姓的市井生活，其坦然從容令他感到眼前的一切並非是在戰爭中：

至於國際法明確規定戰爭行為不得殃及平民的條例，日本人不屑顧。在對中國重慶實施的規模空前的轟炸中，日軍以其不可理喻的瘋狂與殘忍，製造了世界空戰史中最為黑暗的一頁。

中國的新首都，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之一……景色優美得宛如一座大花園，這遠遠抵消了氣候的不足。滿山梯田，到處竹林，一片棕櫚、柑橘，使人想起亞熱帶的地方。這個富饒的盆地平原，松樹彎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環抱，懸崖峭壁聳立，任何初來四川的外國人，都會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能創造出如此富於幻想的圖畫。九九藏書

一九三九年，這個世界突然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變。

日本人決定耐心地等待中國「霧都」上空的濃霧消散。

黃土嶺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岬口，四周都是大谷深溝。七日清晨，大雨停歇，濕霧瀰漫。日軍還在繼續東進，因為知道這樣的地勢往往是八路軍的戰場，因此其先頭部隊攜帶著輕重機槍，總是先行站穩路邊的小髙地，然後再讓大部隊跟進。直到下午三時，日軍的全部人馬才通過黃土嶺，進入峽谷中的小路。濃霧已經消散，陽光照進峽谷，八路軍的攻擊猛烈的開始了。峽谷兩邊的懸崖上都是八路軍的槍口，一百多挺機槍一起朝溝里打，日軍的三個大隊擁擠在僅百余公尺寬的山溝里無法展開，造成了密集的人員傷亡。戰鬥進行到下午四時，日軍掉頭企圖從黃土嶺突圍逃回淶源縣城，但遭到八路軍第一軍分區三團和第一二〇師特務團的頑強阻擊。

「擁護國共合作、擁護統一戰線！」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對漢奸賣國賊！」

日本人把轟炸重慶的軍事行動稱為「政略攻擊」。

三、以副師長徐向前率陳再道的東進縱隊、宋任窮的冀南軍區司令部以及第一二九師一部，「每日均不斷與敵接觸」，其中三月三日在武邑徐沙村、四日在高唐琉璃寺的「戰鬥極為激烈，我東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鄧永耀同志陣亡，營長以下傷亡六百余。」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軍對冀中和冀南抗日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掃蕩。朱德致電蔣介石，通告日軍沿津浦、平漢及北寧鐵道線大舉掃蕩的情況：「一，敵依據鐵路向前推進，進佔各縣城后，正在積極構築據點，修復公路，並以滄石線以南至德州、南宮、寧晉線，邢台、威縣、臨清、高唐、濟南線，邯鄲、大名、冠縣、聊城線屯積大兵為其基幹線。二，敵依據已佔之據點，仍逐漸向外發展，擴大其佔領區，更進一步地來縮小我活動區域，若一查明我軍所在地，即由各據點組織成快速部隊，分數路向我行包圍，企圖殲滅。」面對日軍的大舉掃蕩，八路軍對日偽軍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出擊作戰：

新四軍處在中國第三戰區的作戰區域內。因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每周都向蔣介石彙報一次新四軍的作戰情況，這些彙報電文詳細記錄了新四軍的出擊規模、作戰經過、戰果和傷亡情況。

聶榮臻得到情報后，立即命令賀龍的第一二〇師特務團趕赴黃土嶺，同時命令第一軍分區二十五團也趕赴黃土嶺，統歸楊成武指揮。同時命令第一軍分區二十團、三十四團以及第五軍分區二十六團牽制易縣、滿城和徐水方向的日軍。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報道的行文充滿日式的陰鬱委婉，把描述停止在阿部規秀和他的一名部下含淚握手，「相對無言」的空茫瞬間，而將下面血肉橫飛的場景剔除得乾乾淨淨。

「實行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

依然置身重慶的美國青年懷特，看到了一座城市「遭到現代世界第一次野蠻轟炸的後果」：

中國的抗戰進程由此變得更加曲折。

美國青年懷特於一九三九年夏秋之際離開重慶，前往山西。儘管他還無法正確地判別國民黨游擊隊、共產黨游擊隊以及民眾自發組織的抗日武裝，但他看到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的真實存在：「陽城、晉城和高平三縣，各有農民約二十萬到三十萬，其縣城四周都築有雉堞起伏的城牆。其中的兩個縣，即陽城和晉城，新縣長年齡都是二十六歲，高平縣的縣長只有二十四歲。兩個縣長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中國的哈佛，他們還都是專攻中國古代史的；另一個是省立山西大學的畢業生。這些學生從被佔領的城市逃到山區進行抗戰，他們不願受日本人的統治。」懷特仔細觀察了三位年輕縣長的工作：早晨的時候，陽城縣縣長在村子里對地主講什麼是「政府」，不准他們再拷問農民和擅自收稅；晉城縣縣長則在山溝里組織農民試製用來對付日軍汽車的手榴彈；高平縣縣長圓臉上戴著副金絲眼鏡，穿著一件從日軍那裡繳獲的肥大的大衣，他對自己的工作是這樣敘述的：「人人都必須挺身起來進行戰鬥。婦女們必須和日本人做鬥爭——於是成立了婦女民族救亡會，她們紡紗，為部隊織毯子、編草鞋。學生也必須戰鬥——於是成立了學生民族救亡會。每個村子必須組織自衛隊——大的村三十人，每人發手榴彈五顆，每一小隊發兩三支槍。兒童必須編入兒童團。不能逃走的老年人必須在日軍經過時進行偵察活動。寧可讓田地荒蕪，並燒掉自己的房屋，也決不能為日本人辦事，每個村子的牆上都刷有標語——『堅壁清野，轉移別處』。」

重慶，中國西部古城，位於嘉陵江與揚子江的匯合處，依巴山和巫山天然屏障，扼守著長江水路要衝，在地理上猶如一座天然軍事城堡。日軍佔領武漢后，曾仔細研究過攻佔重慶的作戰計劃，發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陸軍無法突破大巴山和巫山山脈的險峻山路，海軍也無法突破長江三峽的兇險水道。日軍雖然被巴山所阻，但他們可以向重慶傾瀉炸彈。

抗戰初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山西、綏察、河北、山東和華中的敵後地區，紛紛建立起以共產黨人和抗日愛國人士為骨幹的、半政權性質的統一戰線組織或民眾團體，如「抗日救國會」「民眾抗日救國會」等，成為淪陷區動員武裝民眾、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機構。這些機構實行減租減息、優待抗屬、停徵田賦、廢除苛捐雜稅等政策，完全替代了已經瓦解的原國民黨地方政權，成為抗日民主政權的雛形。隨著抗戰進程的發展和抗戰形勢的演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權，成為共產黨人堅持敵後鬥爭的重要任務。

沒有人知道，渾身中彈的阿部規秀死前是否依然認為打仗「是最悠閑而且有趣的」，定格在他意識中的也許只有中國太行山那層巒疊嶂的鉛灰色山巒。

二十三日，吉田大隊開始炮擊齊會村，駐紮在村內的八路軍七一六團三營被日軍包圍，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七一六團一營從村外向日軍發動攻擊，試圖與村內的三營會合，沒有成功；七一五團七連突進了村內，但突破口很快又被日軍封閉。第一二〇師後續部隊立即在齊會村周邊地域內對日軍實施反包圍。與此同時，從任丘出動的日軍被獨立第二旅五團阻擊，從大城出動的日軍被獨立第一旅一團阻擊。下午五時，為了打破戰場僵局，日軍釋放了毒氣，賀龍和他身邊的參謀人員因躲避不及都中了毒。但賀龍依然命令七一六團一營和二營從北面、東北面向齊會村外圍攻擊，村內的三營和七一五團七連向村外反衝擊，獨立第一旅七一五團和二團的一個營以及獨立第二旅的一個團在日軍增援的路上設伏。晚上，七一六團對日軍發動了內外夾擊，日軍據守齊會村的村邊工事進行抵抗，戰鬥一直持續到二十四日黎明，傷痕纍纍的大隊長吉田終於支持不住了，命令部隊開始撤退。急於撤退的日軍遭到了八路軍的猛烈追擊，最後只能據守在一片墳地里挖掘工事，企圖與八路軍對峙待援。黃昏，第一二〇師向日軍發動全面攻擊，進一步將日軍壓縮在墳地的狹窄範圍內，然後用迫擊炮和機槍對殘敵進行殲滅打擊。二十五日拂曉，第一二〇師發動了最後總攻，突然間戰場上風驟起，黃沙漫天，日軍殘部趁天昏地暗之機衝破包圍向南逃竄。第一二〇師官兵狂追二十里，吉田大隊只剩下了八十餘人。逃到一個名叫枯樹泊的村子時，與接應他們的日軍發生誤會，又傷亡了十餘人，最後跟著吉田逃回河間的日軍僅有五六十人。

是役，日軍傷亡千餘人，八路軍傷亡八百餘人。

十一月二日午夜，日軍辻村、堤鳩兩個大隊從內長城線出發，天亮時通過雁宿崖南邊的險峻山路時，突然遭到來自兩側的猛烈襲擊，襲擊他們的是楊成武率領的八路軍的三個團。八路軍官兵的猛打猛衝下，辻村大隊很快就被壓縮在狹窄的山溝里，不到一天工夫就傷亡了五百多人。接到辻村發來的求救電報后，阿部規秀立即率部前往救援，四日凌晨趕到雁宿崖南邊時，卻發現八路軍已經沒了蹤影。阿部規秀判斷八路軍正在撤退，於是命令堤鳩的第四大隊和剛趕到戰場的中熊的第二大隊，以殘破的辻村大隊為前導，向八路軍撤退的方向追擊。六日，追擊的日軍進入了一個註定要載入中國抗戰史冊的地區——黃土嶺。

（丙）苟且偷生之習性必須革除。

四、以師長劉伯承「率第三八六旅及先遣支隊轉到磁縣、邢台線、平漢線兩側，襲該地帶之敵。」

日軍掃蕩部隊撤退後賀龍部的處境依舊不好，其所在的高陽地區，敵人據點林立，部隊迴旋餘地很小，因此決定向河間東北方向的齊會村附近靠攏，以求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獲得休整。但是，第一二〇師的行蹤被日軍察覺了。二十二日，日軍第二十七師團吉田大隊的八百餘人從河間出動，企圖與八路軍賀龍部決戰。同時，駐任丘、大城等地的日軍也開始出動，以求配合吉田大隊的作戰。賀龍認為，雖然日軍來勢洶洶，但齊會村附近集結著八路軍七個團的兵力，至少有能力殲滅一個方向的日軍。所以，決定打上一仗。

（甲）醉生夢死之生活必須改正。

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時，須集中兵力，投入優良的飛機，特別是要捕捉、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對中國各軍可使用特種彈（紅色彈、綠色筒、紅色筒），但使用時須盡量避開第三國人居住區域。對毒氣的使用須嚴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種彈指毒氣彈「紅筒」，「紅色彈」是砒砷聯繫的，「綠色筒」是催淚毒氣彈的荷號。

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莉莉·阿梅斯，顯然對霧散之後的重慶所顯露的真實面目十分驚訝：

儘管這個國家的平民也要像軍人一樣，在日軍發起的軍事攻擊中付出沉重的死亡代價，但國民政府依舊沒有顯現出日本人所期望的崩潰徵兆。就中國人的秉性而言，苦到了極致反而能夠靜默如常——中國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是獨一無二的。大火在燃燒，成堆的屍體被拉出城掩埋，哭聲震天，天地縞素。而伴隨著這一幕的，是入伍的青壯年被隆重地送出防空洞，一碗濃烈的川酒令他們個個面如重棗。城郊的農民，每家每戶都接納了城裡人或是外地人，他們寧願把本來並不寬裕的米糧拿出來，很自覺地在日軍的轟炸中與自己的國家同舟共濟。中國廣大民眾的抗日意識，已經被戰爭的殘酷進程所喚醒，老百姓懂得努力生產是為了什麼，節衣縮食是為了什麼。無論日軍如何瘋狂轟炸，中國大後方的工業生產始終沒有停頓，一九三九年的農業竟然獲得了豐收，抗戰前線的軍糧供應因此從未間斷。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日軍第一飛行團的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轟炸機自漢口機場起飛，十三時三十五分抵達重慶上空。可是，飛行員根本看不到重慶，機翼下是一片灰白色的濃霧。即使降到了安全允許的最低高度，還是什麼也看不見。因為油料有限，轉了幾圈后，日軍飛行員只好返航。在第一批九七式重型轟炸機起飛二十分鐘后，十架意式重型轟炸機跟著起飛，於十四時抵達重慶上空，盤旋良久后，日軍飛行員終於從雲霧的縫隙間發現了一片看似城市的目標——「推測這可能是重慶東側地區，即以此為基準進行了推測轟炸」。第一次轟炸就這樣結束了，日軍認為：「戰果雖不明，但從敵人的無線電信判斷給了敵人極大威脅。」

全身多處負傷的阿部規秀沒有當場死掉，他的生命一直苟延到那天午夜十一時五十分。

「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

阿部規秀赴淶源前線時，曾寫信給長女紀子：

無論日本方面如何強調蔣介石政權已經淪為一個「地方政權」，作為國家統帥機構的國民政府依舊在照常運轉。國民政府完善了全面控制國民經濟運轉的戰時體制：歸併改組成立經濟部，實行金融外匯管制，成立糧食部和農林部，組建航空建設協會總會、液體燃料管理委員會、水路運輸聯合委員會等。國民政府召開了第二期抗戰國民參政會，審議事項涉及軍政、外交、僑務、賑濟、財政、經濟、教育、交通、蒙藏等國家戰時建設的所有方面。為新縣制在全國的實施，國民政府督辦成立了各省市首屆臨時參議會，推行地方自治，完成縣政計劃，頒布了《縣各級組織綱要》。其間，蔣介石不間斷地舉辦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每一期訓練班都要親自訓話，因為他認為中國「要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就必須有現代的幹部」。——蔣介石的侍從室二處主任陳布雷記述：「本年，蔣公所最致力者，軍事而外，為幹部訓練，為縣政建設，為經濟建設。第一事由中央訓練團分期舉辦黨政訓練班。第二事則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事以牽涉繁多，未有所興舉，然備戰區經濟委員會之設置，金融機構之調整，及工礦交通之督促改進，蔣公無不晝夜籌策以赴之。」九九藏書

日軍佔領武漢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日本天皇批准了轟炸重慶的作戰計劃。隨後，日軍決定將陸軍的飛行戰隊、航空兵的飛行團、海軍的聯合飛行隊以及空戰隊整合在一起，以武漢和孝感為飛行基地對重慶實施轟炸：

各隊到達駐地，立即遭敵執拗頑強襲擾。而後九個月的期間，聯隊為應付八路軍的游擊戰，東奔西跑，接連不暇，不斷進行討伐作戰。八路軍長於情報活動，每當我軍發動突然襲擊，他一夜之間即行逃遁，同時經常乘虛對我實施騷擾襲擊。而且軍紀嚴格，即使潰退時也不留一具屍體。自津浦鐵路靜海縣初戰以來，第十聯隊經歷了許多凄慘激烈的戰鬥，在某種意義上是日日夜夜在與最難對付的敵人交手。在此期間，第十二中隊第一小隊長岸本重德中尉、第九中隊小隊長堀口茂中尉、第十中隊小隊長玉男木辰雄少尉、平松貢少尉等四十餘人戰死。

在沒有力量擴大佔領區的情況下，日軍大本營決定利用優勢空軍力量，對中國大後方戰略目標實施大規模轟炸——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成為首選目標。或許日本人以為，把這座山城從中國的地圖上徹底抹去，就能挫敗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使其面臨崩潰。

抗戰以來，全國之思想與言論，在根本上雖已形成統一，而枝葉上之紛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雜然並存，勢必導民志於分散，貽戰事以不利，故必于吾人上述國家民族至上、軍事勝利第一、意志力量集中之原則下，確立標準，分別糾正，俾統一之基礎獲得進一步之鞏固，尤必積極疏導，造成共同之國論，俾吾國民與青年，在認識上對國家前途懷抱同一之理想，在行動上趨赴同一之目標，既以萬眾一心而克敵制勝，亦所以造成戰後全國永久之團結，而免於紛歧與抵牾。

在淪陷區，儘管漢奸遍地，「維持會」的牌子隨處可見，跟在日軍後面的偽軍隊伍很長，可就連日本人也明白，那些偽軍與中國人的整體數量根本不成比例。事實上，在每一個日軍佔領區內，都活躍著各種各樣的抗日組織；在日軍佔領區的每一座山上，幾乎都有抗日游擊武裝的影子。即使是那些領了「良民證」的農民，只要有泄憤且能安全脫身的機會，他們個個膽大包天且下手兇狠。一九三九年六月中旬，在南京日本總領事館舉辦的宴會上，日本人和來賓們突然都中毒了，死傷慘重。很快查明，這是在領事館工作的一名「中國僕役」乾的。這名中國人逃走後，給總領事館寫來一封信：「我常年在總領事館工作，多蒙關懷，不勝感謝。但在攻佔南京作戰時，我的親屬等遭到強|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當我知道當天來客中有日本司令官時，就進行了報復。」

日軍航空兵團全面總結了前期轟炸重慶的經驗和教訓，詳細研究編成、技術、情報、補給和通信等諸方面構成要件，不但補充了必要的裝備和通信器材，還加強了遠距離、高強度、夜間和惡劣氣候條件下的飛行以及投彈訓練。

日軍轟炸的不是戰場，是城市市民區。

日軍從淶源一出動，八路軍就得到了情報，因為淶源是八路軍北上抗日解放的第一個縣城，縣城裡外布滿了「堅強的黨組織和隱蔽的情報網」。雖然日軍後來又佔領了淶源，但是縣城周邊所有的鄉村依然在共產黨人的掌握中，日軍或偽軍的一舉一動，都會在第一時間被報告給八路軍。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決定：用少數兵力牽制西路和西南路的日軍，將第一軍分區的一團、三團和第三軍分區的二團集結在東路日軍的必經之地，「打一個勝仗」。

為什麼戰爭進行到相持階段，要進行全體國民的「精神總動員」？蔣介石在演講中開列了若干理由：一、「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為之頹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結果」；二、「在我們抗戰開始，不到兩三個月的時候，那時國外輿論對我國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中間有一句極其觸目驚心的評語，說是『中國不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不夠抵禦外力』」；三、「我們必須承認精神力量的偉大，超過於一切物質的力量，和一切的武力」；四、「一個國家如果因為精神的衰微，而遭受外來的侵略，已經是這一代國民無比的恥辱；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還不能集中我們的精神，家喻戶曉、父詔兄勉地來保衛國家，渡過當前的艱危，開闢未來的命運，那不僅是這一代國民的恥辱，簡直是一種罪惡」。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特別詳盡地列舉了中國人精神上必須改造的五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至今讀來依舊令人驚怵：

抗戰中有一種不可不注意之精神現象焉，即在前方之民眾，欠缺誓死復讎之決心；而在後方之人員，多有避難就易之私圖也。前一現象，足使敵人之順民增多，而寇氛益張；后一現象，足使民族之戰士減少，戰意薄弱。究其動機，則皆由民族至上之觀念不固，苟且偷生之習性猶存。欲糾正前一現象，在於闡明春秋大義復讎主義，所謂「為國復讎雖百世可也」。使淪于失地之國民，永不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觀念。糾正後一現象，在提倡「見危授命」之風氣，表揚殉職死難之忠烈，更須嚴飭綱紀，昌明正義，使人人咸視規避職守、潛圖安全，為莫大之恥辱，而後革命精神乃能樹立。

（乙）奮發蓬勃之朝氣必須養成。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據大本營的命令，日軍華中派遣軍指定陸軍第一飛行團執行轟炸重慶的作戰任務。

二、以師長賀龍率第一二〇師之一部及呂正操之第三縱隊，「繼續在冀中堅持游擊」。該部幾乎每日都發生與日軍的戰鬥，而發生「在河間黑馬張庄村一戰尤為烈，敵人傷亡二百余，我傷亡連長以下百餘人，略有俘獲。」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偉力源於千萬抗日民眾，正像朱德所說的：「八路軍需要人民的幫助，人民也需要八路軍的幫助，他們彼此相依為命。」八路軍在敵後戰場英勇的作戰，「人民還必須懂得怎樣來幫助我們的軍隊」，「懂得怎樣破壞公路、鐵路、裝甲車、卡車和坦克」，「懂得怎樣徹底毀掉日本摩托化部隊能夠通行的一切道路」。「中國人民千千萬萬，日本軍隊就那麼一些，如果我們的人民覺醒起來，組織起來，並把自己武裝起來，那我們就能夠打敗敵人」！

即使是卑微生活中的中國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卑微。

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極其複雜，這也是中國歷史格外紛雜的重要原因，只是中國人從沒有機會認真梳理自己民族的精神脈絡。

新四軍的作戰區域為華東沿海的繁華地帶。作為這一地帶唯一與日軍作戰的中國軍隊，新四軍格外引人注目，以致中外報刊連篇累牘的報道新四軍的作戰。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在美國報紙上發表文章，講述了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對日作戰的情況：

「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

蔣介石提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要求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根據其中一切積極的東西」，「使這一動員成為我黨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開展群眾運動，反對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為此，共產黨人也提出了一系列口號，並通報八路軍、新四軍全軍將士：

中國社會的基層權力機構，向來以各階層混雜且互相掣肘著稱。在建立新型政權的樣式上，共產黨人進行了可貴的嘗試，中共中央特彆強調：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絕不是共產黨一個黨派執掌的政權，而是「幾個革命的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進一步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據此，中共中央對構成抗日民主政權的人員分配，進行了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但是，毛澤東繼而指出：「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的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陽城、晉城、高平三縣，處在各種政治力量重疊存在的地區，但懷特發現年輕的高平縣縣長對共產黨情有獨鍾。他親自帶懷特去了共產黨抗日武裝佔領的游擊區，剛一進村，就看見一群農村孩子舉著上面寫有「美國和中國是朋友」 的歡迎橫幅。懷特與一位年僅二十幾歲的共產黨幹部進行了交談，這位幹部說他們恨日本侵略者，同時也恨蔣介石政府，因為「共產黨的義勇軍每人每月的軍餉僅一塊錢，而政府軍的軍餉每人每月卻達八元。政府軍能領到經過各道關口用麻袋運來的糧食，而他的部隊卻必須動員農民來提供。政府軍有槍支彈藥的補給，而他的士兵卻必須在戰鬥中去繳獲敵人的步槍和機槍」。最後，他告訴懷特，「儘管他們憎恨國民黨的行為，卻並不懼怕國民黨給共產黨武裝造成的困難，因為八路軍可以靈活機動地運用游擊戰術襲擊日軍，用以保持自己的武器和彈藥供給；同時廣大的民眾的支持，也能夠緩解所有生存的困難。——毛澤東說：『人民是海，我們是海里之魚。』這句話被尊為至高無上的信條。」

五、以肖華的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襲擊滄縣、德州線上之敵」。在陵縣作戰中，肖華縱隊「消滅日軍五十余，偽軍于志良部三百余，繳獲機、步槍二百余支。」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號召實行於上，全國民眾同聲擁護于下，卻有不少人員對於這個綱領諱莫如深，不但諱言之，而且阻撓之。對於這個綱領中施行民權主義的項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實行者獎，而是實行者罰，這種狀態是非常離奇的，是非得變更一下不可的。晉察冀邊區堅決實行三民主義精神，是值得欽佩值得獎勵的。過去汪精衛輩開口閉口八路軍與游擊隊「游而不擊」，或「不游不擊」。某些應聲蟲起而和之，然而汪精衛卻「游」到日本懷裡去了，應聲蟲們則在四圈八圈麻將世界大打其「游擊」，真不識人間有羞恥事！晉察冀邊區裏面沒有汪精衛黨徒，也沒有四圈八圈麻將，那裡卻堅決實行了三民主義，用艱苦奮鬥的游擊戰爭創立了華北抗戰的堡壘。蔣委員長曾經著重稱讚華北的戰爭，不是沒有原因的。

日本陸軍第一飛行團，主要由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重型轟炸機戰隊，第五十九戰鬥機戰隊，獨立第十戰鬥機中隊以及獨立第十八偵察機中隊組成。其作戰飛機的作戰半徑分別是：第六十重型轟炸機戰隊擁有的九七式重型轟炸機，攜彈量五百公斤，作戰半徑八百公里；第十二和第九十八重型轟炸機戰隊擁有的意式重型轟炸機，攜彈量五百公斤，作戰半徑約七百五十公里；第五十九戰鬥機戰隊和獨立第十戰鬥機中隊擁有的九七式戰鬥機，作戰半徑四百五十公里；第十八偵察機中隊擁有ｒｅａd•９９ｃsw•cｏｍ的偵察機，作戰半徑九百公里。顯然，對於轟炸八百公裡外的重慶而言，九七式戰鬥機的作戰半徑達不到。於是，九七式重型轟炸機以及將攜彈量減至三百公斤以延長作戰半徑的意式重型轟炸機，只能在沒有戰鬥機護航的情況下單獨作戰。

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

今日為總理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中正謹以莊敬嚴肅之至誠，宣布實行全國國民精神總動員，所有綱領辦法乃國民公約，業已發表，全文刊登各報。總理有言：「人者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質之體。」又曰：「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僅占其一。」總理盡瘁革命，身經戰陣，凡此遺教，均為躬親體驗而有徵之言，稽之革命史實，吾人最初以赤手空拳，推倒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其後誓師北伐，掃除軍閥障礙，完成國家統一，亦均賴精神制勝，乃克奠此始基。不幸革命未成，導師早逝，國難日深，外侮日亟。今抗戰進入第二期，北望燕雲，東瞻京闕，寇虜之凶鋒未戢，陵寢之瞻拜莫親，無數同胞之塗炭待救，國家民族之命脈，猶在存亡呼吸之中，而革命建國事業成功，猶極遼遠。推原所以致此之故，純由吾人對總理主義與遺教，服膺不力，信奉不誠，精神未能振作，意志不能集中；或雖振奮一時，而未能強毅不懈，以致敵寇朝野，竟尚有打擊吾人精神與收攬吾國人心之狂想。自侮人侮，非盡無因，以是思恥，恥可知矣。當前國運之危殆，強寇之猖狂，既由吾人已往精神行為之頹惰散漫，因而召此不良之結果。今當抗戰之際，天下興亡，所系至巨，若猶不悲愧奮發，急起直追，共同努力於民族之固有道德，一致發揮，總理之革命精神，集結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個共同目標之下，掃蕩萎靡腐敗之障礙，養成蓬勃奮發之朝氣，各竭其能，各盡其職，以戮力奮鬥于抗戰建國之大業，將何以自救而救國，亦何以上對民族祖先，下對後世之子孫。中正痛總理之不作，念遺教之可循，確認國民精神總動員，實為建軍建國克敵制勝之基本，循是而行，則一可當百，十可當千。切望我前方後方全體將佐士兵，全國各省市各界男女同胞，矢誠矢信，對綱領揭示各點，深切體察，一致實行，誓行國民公約，確立抗戰意志，以精神之改造，著于實際之行為，期對我總理逝世十四周年做具體之紀念，用慰總理與陣亡軍民先烈在天之靈。所以竭盡吾儕后死者盡忠報國之天職者在此，所以湔雪我中華民族被暴敵侵略蹂躪淫擄焚殺莫大之恥辱者亦在此。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務當表裡貫徹，切勿視同尋常為要。

一九三八年底，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在代師長陳光、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率領下，以第三四三旅楊勇的六八六團為主力，叢山西南部出發東進山東，與山東抗日根據的部隊會合后，穩定了原有根據地的根基，擴大了抗日武裝隊伍，開闢了泰西新根據地。他們在中國綠林好漢聚集地水泊梁山，與日軍第三十二師團的長田敏江大隊打了一仗。長田大隊護送一個炮兵小隊以及兩門義大利火炮、兩輛運彈藥的炮車，從汶山出發渡過運河向梁山開來。梁山周圍沒有日軍的據點，稍遠處的東平、濟寧、陽谷、鄆城也沒有日軍增兵，四野的青紗帳正值茂密季節，極有利於八路軍攻敵不備。於是，羅榮桓與陳光決定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戰機」消滅這股敵人。第一一五師投入了師部特務營和六八六團的兩個連以及騎兵連等共六百多兵力，把日軍長田大隊的六百多人壓縮在梁山西南一個名叫獨山的山包下，兩個連在前面開火，一個連在後面開火，日軍受到兩面夾擊頓時混亂——「步兵堵住了炮兵，騎兵又衝散了步兵」。戰至第二天上午，第一一五師騎兵連沖入戰場，將這股日軍全部殲滅。「打掃戰場時，在一個窪地里發現了長田敏江的屍體」。此戰創造了在兵力相等的情況下中國軍隊全殲日軍的戰鬥紀錄。

國民黨內部的頑固反共分子，特別是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大肆挑撥國民政府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以期達到他們與日本人共同希望的國共反目或分裂，「游而不擊」四個字成為他們攻擊共產黨武裝的口頭禪。為此，毛澤東專門發表文章，憤怒駁斥反共分子的肆意攻擊，鄭重聲明在中國共產黨這邊，既沒有汪精衛的黨徒也沒有腐敗官僚的麻將牌，而共產黨武裝所堅持的敵後作戰，得到包括蔣介石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國人稱讚是有道理的：

……

日本人只顧考慮自己飛機的作戰半徑了，沒有想到中國的重慶還有一個「霧都」的綽號。——每年春節過後的一至五月，這座山城基本上晝夜不斷地被籠罩在潮濕的雲霧中。在此期間，山城居民會把陽光照射大地的某個瞬間視為出現了人間奇迹。

只圖保全個人之生命財產，增長個人之名位與權力，而不顧民族全體之利害與存亡者，亦猶有兵權者之欲保存其實力與地盤，同一私的動機也。充此自私之心理，必至私見高於一切，私利高於一切，乃至於個人名譽地位與權力慾望之擴張與滿足，必先於一切，推衍所極，必至犧牲民族利益，破壞抗戰計劃而後已。今當抗戰劇烈，存亡呼吸之際，而猶不自覺悟，豈唯不智，實亦不仁，在國民精神總動員之目的下，此種痼習，必須排除，所當發揚輿論之權威，加以盡量之指正，務使盡祛私見，共輸肝膽，而歸於至公與至誠。

最令懷特吃驚的是，重慶到處充斥著的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氣概」：中國人不把日本人稱為日本人，他們必須稱之為「倭寇」；中國人也絕不稱日本人在進攻，而是稱「日本軍隊在到處流竄」；漢口被日軍佔領后，中國人說「敵蹤在漢口出現」了；中國軍隊的每一次退卻，都被說成是「重大的戰略性迂迴運動」；而來自前線的哪怕是小小的勝利消息，中國人都要口口相傳以至變成「虜獲無數」；當又一座城市陷落時，中國人要特彆強調是他們「誘使敵人陷入羅網」。懷特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這種方式產生的歷史背景，即中國正在進行的極端艱難的對日作戰，他隱隱的感受到了一種莫名的傷感：

八路軍「尤為烈」的一仗，發生在冀中的河間地區。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十六時，日本海軍第二聯合航空隊的四十五架中型轟炸機飛臨重慶上空。日軍機群沿著長江北岸開始俯衝，向重慶的繁華商業區投下了密集的炸彈。中國空軍三十架飛機升空迎戰，擊落日機兩架，但自己損失了五架，對日軍的轟炸沒有起到嚴重妨礙作用。重慶城中心的二十七條主要街道十九條中彈，中彈區烈焰熊熊，房倒屋塌，人聲慘叫，血肉橫飛。據不完全統計，日軍投彈一百六十六枚，炸死重慶平民六百七十三人，傷三百五十人，炸毀房屋一千零六十八間。

懷特騎著馬在敵後抗日根據地里走了五天。——舊的體系在日軍入侵后已經融解或瓦解，共產黨便滲入了業已瓦解的舊體系的殘存部分。日本人在進攻、襲擊、掠奪、轟炸中國國土，摧毀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結構。剩下來的不是一個完整社會，而是像海綿體那樣一團東西，像一個由許多被搗碎了的蜂室組成的蜂房，其中大部分還留有螯刺。有些村子擁護國民黨，有些村子擁護省政府，還有一些村子擁護共產黨，但農民們所擁護的政權組織必須能夠有效的保衛他們的家園。懷特認為，在中國廣大的敵後戰場上，只有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權「卓有成效的保護了人民」：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朝日新聞》刊登的一則《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的消息令日本舉國震驚：「阿部規秀中將於十一月七日在華北太行山討伐共軍作戰中壯烈陣亡。武將戰死在沙場前線之事例，在我軍戰史上尚屬罕見。」

一九三九年十月，鑒於華北北部共產黨武裝已嚴重的威脅到日軍的佔領，日軍華北方面軍決定開始第三期「治安肅正」作戰，動用的部隊是駐蒙軍阿部規秀的獨立混成第二旅團和駐平漢線以北的桑木崇明的第一一〇師團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師團各一部，兵力約兩萬人。阿部規秀率領他的部隊自張家口南下，二十五日趕到河北西部的淶源，與駐紮在淶源縣城的堤鳩大隊會合。然後，日軍兵分三路從淶源、滿城、唐縣和定縣出發，開始了尋找和掃蕩八路軍主力的作戰行動。

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共產党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明確表示：「在日寇佔領區域，共產黨更應公開成為統一戰線政權的組織者。」毫無疑問，隨著日軍不斷地攻城略地，隨著中國軍隊的不斷後撤，淪陷區原國民黨政權已經分崩離析，華北和華中的多數地方因此陷入無政府狀態。而這正是日本佔領軍希望看到的，因為不但可以使日軍的佔領更有威懾性，而且還可以扶植偽政權為其統治服務。因此，共產黨人在廣泛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同時，大力加強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並使之成為一個公開的、強大的、對日本佔領軍具有威懾力的政治力量。

我已經上了有關政治、政府和歷史的真正的第一課：政府首先是在人民中間建立起來的，人民之所以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組織形式，是想仰仗政府保護他們免受胡作非為的暴行和殺戮之害。在大轟炸以後中央政府接管重慶地方政府時，我已經開始注意到這一點。我這時更懂得了山西省山區政府意味著什麼，那裡的共產黨人雖然沒有組成政府，卻正在向這種形式過渡。他們卓有成效的保護了人民。

四周槍聲停止時，我原擬命令山炮隊迅速脫離戰場，與東南方的主力部隊會合。此時，高井軍曹跑來傳達大隊命令：尖兵中隊返回，攻擊大超市村南方、西方地區。突然一顆子彈從右臂穿過他的胸部，好漢一言不發倒地而死，正值五時三十分……八時三十分，我軍糧食、彈藥均告缺乏，但仍儘力攻擊，敵雖未採取積極行動，但其包圍形勢愈加嚴密……增田曹長勇敢搜索敵之位置，向其射擊。敵也再向墳地射擊，子彈碰上樹榦，樹葉紛紛落下。再繼續射擊時，一顆無情子彈穿透增田曹長右前側頭部，好漢終於在「哎呀」聲中倒地不起（十時二十分）。偏巧當時我正在大隊部，接到報告，感到肌肉僵直，極為痛心。我立即返回陣地，握其手尚溫，但已不能講話。洗凈其血污前額，默默為之祈禱……二十時，夕陽西下，突然颳起一陣北風，漫天塵土飛揚，一千米外的村莊不見蹤影……大超市村已模糊不清。

這是肆意的屠殺。

阿部規秀，一八八六年出生於日本青森縣，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九期步兵科，一九三七年以第一師團第一旅團少將旅團長之職率部入侵中國東北，一九三九年六月調任華北方面軍「蒙疆國」駐屯軍總司令兼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死前的一個月晉陞為日本陸軍中將。

吉田大隊第八中隊上等兵內匠俊三，在戰鬥中目睹了身邊的軍官和士兵一個接一個的死亡，而他自己則是不斷地逃命才衝出了八路軍的火網——「長期苦戰的武漢會戰結束，第二十七師團回到華北」。吉田大隊駐守河間縣城時，聽說周圍有四五萬的八路軍。只好派「第五中隊和第六中隊輪流隔日出動七八十人，掃蕩各自擔任的地區」。而在第六中隊的警備地區，只要部隊一出動，就會遭遇八路軍的襲擊，「經常要派出三四十人救援，為此傷亡甚多。在城外急造簡易機場，隔日運送傷員，部隊在極艱苦的作戰中度日」。四月二十二日午夜，吉田大隊「帶著眾多車馬行列」從河間出發，接近位於河邊的齊會村時，發現村莊的房頂上有八路軍的身影。吉田大隊立即「擺開了戰鬥隊形」，第八中隊則「登上房頂，開始沿房頂前進」。這時，緊跟其後的第七中隊突然遭到激烈的射擊，「房頂上不斷有人受傷」。竹中曹長要求內匠俊三幹掉八路軍的火力。內匠俊三剛要動身，有人拉住他的腿說：「上等兵，那兒危險，別過去。」內匠俊三找到一個火力死角迂迴過去，看見「約五十米遠的高大房屋上，周圍堆滿被褥、傢具等物」，三四十名八路軍正在那裡猛射第七中隊。內匠俊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股風暴平地而起，塵沙撲面而來，內匠俊三趁機「竄到房頂上，以火炕的小煙囪做依託打了一槍」。誰想，子彈正中對面一個八路軍的面部——「似乎被炸裂」。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讓內匠俊三目瞪口呆：只見那個八路軍「身體略一轉動，胸前的帶柄手榴彈爆炸了」。待內匠俊三返回第八中隊后，竹中曹長命令他去「看一下機槍中隊的戰鬥狀況」。此時，齊會村裡「正在進行激烈的屋戰，有的傷員被炸掉半個臉，儘管傷亡慘重，仍在進行猛烈戰鬥」。終於到達機槍中隊，看見他們「將大隊炮抬到房頂上，直接轟擊五六十米外」的八路軍。可是，待內匠俊三「回到中隊報告時，中隊人員已不在，只剩一名聯絡員。說是由於擔任右側尖兵的第三小隊全部覆滅，中隊迅速轉向村右側」。內匠俊三趕到村右側時，第八中隊「正向五十米外」的八路軍陣地「發起衝鋒」。內匠俊三一下子衝到了最前面，而竹中曹長「揮舞著戰刀」超過了他。不一會，槍聲減弱，內匠俊三朝四周看去，「只見三四十米處，人們都躺在地上。竹中曹長左胸口有兩厘米的擦傷，另兩個傷員一個被子彈打穿大腿，一個打穿腿肚子……前方七中隊的戰鬥毫無進展，傳來激烈的槍聲和擲彈筒的爆炸聲」。而在八中隊的後方，八路軍「屢次發起攻擊」，雙方「反覆進行一進一退的戰鬥」……傍晚時分，吉田大隊開始撤退，八路軍在後面「開槍射擊」。竹中曹長命令內匠俊三：「你一人留在這裏阻擊。」隨後給了他一堆八八式帶木柄手榴彈。「就我一個人嗎？」「是的，堅決頂住！」儘管內匠俊三心裏發慌，卻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埋伏在這裏等候」。「過了四五分鐘，友軍部隊的馬車聲聽不到了」，孤獨的內匠俊三感到「此時的心情難以言表」。黑暗中，八路軍仍在一邊射擊一邊叫喊，「子彈漫無目標地亂飛」。內匠俊三不等八路軍靠近，先「把十五發子彈打完」，再把帶柄的手榴彈全投出去，然後「掉頭向部隊前進的方向拚命奔跑」。終於回到八中隊時，竹中曹長大聲斥責說：「怎麼不再堅持一會兒！」夜幕終於降臨了，內匠俊三聽說，「這裏距沙河橋警備部隊還有四五十公里」，如果他們「今晚突圍失敗，部隊將面臨嚴重危機，將造成致命的損失」。他們已經「三晝夜不曾合眼」，可「奇怪的是竟然毫無睡意」。此刻，在步兵「前面的馬車上，裝著六七具戰死者的屍體。有的人死於手榴彈和步槍，很大的傷口張開著，鮮血染紅了軍裝，有的人頭部中彈……一連二十多輛馬車都裝著戰死者的軀體」。竹中曹長告訴內匠俊三：「僅在一次戰鬥中就出現如此之多的傷亡，這在中國事變發生以來，即使是南苑戰鬥，或武漢作戰，也不曾有過……」而日軍最後的總結是，他們不幸地遇到了「從延安進入冀中戰區的八路軍著名人物賀龍的主力及延安來的最精銳的部隊」。ｈtｔｐs://reａｄ•99csｗ.ｃoｍ

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是劉伯承和鄧小平率領的部隊。該部東進后，越過平漢鐵路，抵達冀南抗日根據地。為了摧毀這一地區的共產黨武裝，日軍從武漢前線把主力部隊第十師團一部調了來，再加上第二十七、第一一〇師團各一部，致使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必須面對的日軍主力達三萬人以上。但是，第一二九師絲毫不怯敵避戰，果敢堅決地出擊襲擾並消滅日軍。日軍第十師團第十聯隊的戰鬥日誌詳細的記錄了他們與八路軍的作戰經過：

黃土嶺東面有一個名叫教場的村子，阿部規秀將他的指揮部移至教場村的一座農家院里。他認為，自己的部隊被牽制在這裏，而八路軍更大的部隊將包抄他的後路。被這一不祥的預感所驅使，阿部規秀決訂立即撤出戰鬥。但是，還沒等他下達撤退命令，一顆迫擊炮彈準確地落在院子里，阿部規秀的腹部以及雙腿中彈，他的參謀人員也全部負傷。原來，八路軍第一軍分區一團團長陳正湘，在望遠鏡里看見一群穿黃呢大衣的日軍軍官正站在一處農家院里，立即把目標指示給炮兵連連長楊九坪，楊九坪指揮迫擊炮連發數彈，陳正湘團長再拿望遠鏡看去時，穿黃呢大衣的日軍軍官已全都倒地。失去了指揮機關的日軍發生嚴重混亂，不得不收縮部隊據守黃土嶺抵抗待援。傍晚，綠川純治率領的第三大隊趕到了。堅持了一天後，森田春次的第五大隊也趕到了。同時，日軍第一一〇師團的兩個支隊、第二十六師團的一個支隊正分路向黃土嶺靠攏合圍。於是，聶榮臻下令八路軍撤出戰場。

那位在齊會作戰中救活了八路軍連長的白求恩醫生，幾個月後在河北淶源搶救傷員的手術中不慎割破手指，后在另一台手術中傷口受到感染轉為敗血症，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犧牲在中國河北唐縣的黃石口村。毛澤東專門寫出《紀念白求恩》一文以為哀悼。毛澤東認為，一個人如果具備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可以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這無疑是中國人精神和道德的最高標準。

現在是十月二十六日四時，爸爸從今天起去南邊戰鬥，回來的日子是十一月十三、十四日。雖然不是什麼大戰鬥，但也將是一場相當的戰鬥。八點三十分乘汽車向淶源進發。我們打仗的時候是最悠閑而且有趣的，支那已經逐漸衰弱下去了，再使一把勁就會投降。此地已經下了兩場雪，然而比北滿還是暖和的，所以還好過……聖戰還要繼續，我們必須戰鬥！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顧祝同致電蔣介石：

抗戰爆發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努力幫助國家，無論付出什麼都心甘情願。有資料顯示，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華僑籌集的抗戰軍需物資總數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個月就有一百批抵達中國沿海口岸。一九三九年春夏，南洋華僑總會一次就募集了五十萬套棉衣，二百一十七架飛機、二十三輛坦克和一千輛救護車。華僑還特別關注戰場藥品的籌集，他們希望抗日子弟即使負傷了也要多一點活下來的可能。於是，僅在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的幾個月內，華僑就籌集了足夠五十萬傷員服用一個月的藥品。華僑希望自己的祖國不要因為戰爭垮塌，儘管城市在一個接一個地淪陷，華僑仍以投資的方式向國內輸入了大量資本，即使明明知道沒有利潤回報，甚至可能終致傾家蕩產。至一九三九年底，華僑投資的工礦、墾殖、金融以及各種實業，總金額達到十六億元。國民政府出台了鼓勵華僑投資的政策和法規，在戰爭的動蕩局勢下，盡最大可能保護華僑的投資安全和權益。華僑的巨額投資為穩定戰時中國的金融和工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丁）自私自利之企圖必須打破。

從漢口到重慶之間，航空距離八百公里。

六、以晉察冀軍區聶榮臻部，「進襲完縣、滿城線及以東地區，襲擊保定、琢州線之敵」。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反對妥協投降！」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與南京大屠殺一樣，戰爭時期人口的混亂流動，使得傷亡數字無法準確地統計出來。作為戰時首都，重慶難民遍地，而日軍實施「無差別轟炸」，因此官方發布的平民傷亡數字應該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陸軍第一飛行團團長寺倉正三下達作戰命令：二十六日十三時對重慶實施第一次轟炸。至於攻擊目標和任務，寺倉正三的表述是：「重慶市街，務使敵政權上下感到震撼。」

在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的作戰序列中，有一位來自加拿大勞工進步黨（即加拿大共產黨）的外科醫生，名叫白求恩。齊會戰鬥時，白求恩的醫療隊就設在靠近前沿的一座小土地廟裡。戰鬥最殘酷的時候，七一六團三連連長徐志傑被抬了進來，他腹部中彈，腸膈膜動脈血管破裂，腸子至少有十多處被彈片洞穿。白求恩醫生立即為他實施了緊急手術。手術完，他拿出自己的木匠工具，專門為徐連長製作了一副帶靠背的擔架。他把自帶的煉乳餵給徐連長吃，把香煙點燃放在徐連長的嘴唇上。他守護這位年輕的八路軍連長整整二十八天，徐志傑連長最終活了下來。傷員向後方轉移的時候，徐連長拉著白求恩的衣角淚流不止，他哽咽地說：「我以後只有多殺幾個鬼子來報答你！」

當我軍全面攻擊太行山八路軍之際，擔任左翼的辻村部隊於三日上午七時抵達長城以南雁宿崖險峻山嶽地帶時，與優勢之敵獨立第一師、第一二〇師約三千人遭遇。辻村部隊對敵發起猛烈攻擊，但敵以迫擊炮、重機槍、多數輕機槍頑強抵抗，辻村部隊長等揮舞戰刀殺入敵陣，展開空前的激戰。阿部中將得到辻村部隊的急報后，立即率領部下跋涉四十公里艱險山路，連夜翻越鼻子嶺，前往救援，四日中午到達辻村所在的戰場。此時，辻村部隊業已連續戰鬥二十八小時。當日上午十一時許，暫時將敵擊退至南方，正相對峙。恰在此時來到的阿部中將，立即認出站在前面山頂監視敵陣的辻村部隊長，「嗯」了一聲，就要登上山去，無奈山坡陡峭，難以攀登。於是，命令部下去叫辻村部隊長下山，阿部將軍與下山來的辻村部隊長相互凝視，隨即含淚緊握辻村之手，相對無言，只把無限感慨壓在心頭。

他們中間的任何人本來可以像其他成千上萬的人那樣，留在被佔領的沿海地區，奴顏婢膝地屈從於戰勝的日本人的頤指氣使。可是他們不願意這樣做。他們寧可忍受重慶的酷暑和高溫，忍受在既濕而又無取暖設備的屋子裡度過嚴冬，他們寧願眼睜睜地看著孩子生病，甚至因病夭折，但他們不肯屈服。在重慶周圍幾英里以外的幾所臨時大學避難的幾千名大學生和教授也是如此。沿海地區的許多小商人也不例外。他們來到這裏不是為了發財，而純粹是出於一種民族自豪感，出於一種始終要作為中國人的堅強意志。接踵而至的，是那些不願留在敵占區侍候敵人的手藝出眾的廚師，到戰爭結束時為止，我在重慶吃到的珍饈佳肴，除了偶爾能在巴黎和紐約吃到以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所沒有的。

蔣介石致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

「肅清貪官污吏，制裁土豪劣紳！」

據敵皓日（十九日）廣播，敵辻村部隊本月江日（三日）向冀西淶源進犯……支日（四日），阿部中將率部馳援，復陷我重圍，阿部中將當場斃命。等語。足見我官兵殺敵英勇，殊堪獎慰。希飭將上項戰鬥經過及出力官兵詳查具報，以憑獎賞，為要。

華僑背井離鄉，忍辱負重，吃苦耐勞，很多人捐出來的都是畢生的血汗積蓄。華僑中的底層勞工生活悲慘，一貧如洗，但哪怕捐出一個銅板，也能聊慰他們的愛國之心。英屬北婆羅洲華僑小販鄭潮炯，雖然生活困頓，得知國家遭受巨大苦難后，把自己的親生兒子賣給他人，將所得八十元悉數捐獻；仰光華僑葉秋蓮，把樓房和財產變賣所得全部捐獻后，自己出家為尼，日夜為祖國禱告；馬來西亞一位風華正茂的女華僑，為了籌集捐款，竟把自己當作獎品設立彩票，中獎者可娶之回家；越南西貢的一些華人妓|女與旅館老闆商量后，決定以對摺房租的方式優惠顧客九天，收入的房租連同她們的九_九_藏_書賣身錢共計八千元，這些被社會認為最下賤的女人分文不少的全部寄給了抗戰前線的中國士兵。

新四軍段煥競團一部，有晚（二十九日晚），密奔伏牛、新閘間，並埋置地雷于鐵軌側，適由丹陽上駛敵兵車數輛，當即將機車炸毀，其餘車廂十余輛越出軌道，我伏兵突起猛追，激戰約一小時。敵援趕至，我因眾寡懸殊，遂行引退。此役敵傷亡三十余，我傷亡十餘人。同晚，該團另一部動員民眾千余，破壞鎮丹公路約八十里，並炸毀洋橋二座。又破壞鎮江南官塘至西羅、長山巷兩公路共約三十余里，毀西羅橋樑一座。同時另一部襲擊丹陽守敵，激戰約三小時，斃敵十余。又該軍孫仲德團，寢日（二十六日），猛襲橫山橋敵偽軍，敵不支退縮橫山。此役我繳獲敵旗四面，其他軍用品一部，斃敵二傷四，我傷亡各一。又感日（二十七日），孫團一部在三山南之岳山、南山間與敵百三十余遭遇，激戰三小時，敵傷亡三十余，我陣亡戰士十七名、傷十名、損失步槍六支。又感日，敵三百余企圖進犯延陽，該軍段煥競團即派隊迎擊，于麥溪附近激戰三小時，斃敵八，傷敵二十余，后溧敵增援百余，又被我殺傷七八名，敵不支向原路潰退，並奪獲軍用品被服一部，我亦傷亡五名。

冀中抗日根據地位於津浦、平漢、北寧鐵路以及滄石公路中間，區域內流淌著大清河和滹沱河，人口多達七百余萬，「為晉察、晉綏敵後根據地的兵源糧源所在」。二月，為配合駐邯鄲、德州的日軍對冀南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滹沱河以北各據點的日軍糾集起三千多兵力，在坦克和裝甲車等重武器的配合下，向冀中抗日根據地發起進攻，企圖一舉摧毀共產黨的軍政機關。八路軍第一二〇師急行軍百余里趕到戰場，拚死拒敵，斃傷日偽軍百餘人。很快，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第一一〇師團和獨立混成第七旅團抽調出近萬兵力，再次向冀中根據地發起進攻。八路軍冀中總指揮部命令靠近平漢、津浦兩路的各分區部隊積極襲擾日軍，命令冀中軍區率楊家瑞的特務團、第一二〇師師部率七一六團等主力，「採取盤旋式打圈子戰術」與日偽軍周旋作戰，其間不斷地派出部隊打擊日軍的側翼，使得日偽軍對八路軍的包圍企圖屢次落空。到了四月下旬，雖然日偽軍佔領了冀中的所有縣城，卻既沒能矸滅八路軍的主力，也沒能將抗日根據地掃蕩乾淨。

「政略攻擊」這一軍事術語，最早出現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時日軍大本營頒發了《航空部隊使用法》，其中對「政略攻擊」的概念作出如下闡釋：「政略攻擊的實施，屬於破壞要地內包括重要的政治、經濟、產業等中樞機關。並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襲市民，給敵國國民造成極大的恐怖，挫敗其意志。」日軍認為，他們實施的這種恐怖攻擊，可以單靠航空兵的力量，就能讓中國的戰時首都體無完膚。——造成戰爭對手精神上的陷落，比起翻山越嶺地進行地面佔領，不但划算，且是對一個民族的真正征服。

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建立起為數眾多的抗日幹部學校和幹部訓練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培養出大批軍事和政治幹部，為敵後抗日作戰以及民主政權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共產黨人還極其重視民眾的文化普及，利用農閑時節舉辦的「冬學」在各個根據地普遍設立，農民們參加識字運動的熱情極高。在日軍殘酷掃蕩的一九三九年冬，晉察冀根據地的入學率，竟然由上一年的十八萬人增加到十九萬餘人。在「明理第一、識字第二」的辦學方針指導下，抗日根據的農民的精神面貌大為改觀。美國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萊，曾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的身份進入中國中西部，在途經呂梁山裡的抗日根據地時，她「碰到一隊隊身體壯實的農民，裏面偶爾也有幾個年齡稍大的。人人手裡拿著棍子和繩子」。史沫特萊問農民們，是哪個村的？要上哪去？農民們說，他們要去「把受傷的八路軍抬回來」。還說八路軍在他們村裡開過會，講過抗日的道理，號召大家「自告奮勇把傷員運到陝北去」。結果，會一結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繩子，向很遠的地方走去。沒有八路軍人員跟他們一起走，他們只是照著別人指點的方向出發了」，翻山去找八路軍的傷員。

新四軍按照中央的指揮，運動到蕪湖地區周圍時，駐在上海—南京—杭州三角洲的敵人，只有兩個日本師和兩個台灣旅。現在，單在新四軍的地區內，就牽制了三倍那麼多的日軍，同時還迫使日軍需要派出更多的援兵來駐守游擊區，以便對付游擊隊。現在新四軍及其指揮的基地，已擴充到九個縣，而日本人在該地區僅佔領了五個縣……當新四軍開始作戰時，日本人是沒有準備的。鐵路運輸被切斷了，橋樑被炸毀了，道路被破壞了，給養車被奪走了，相當數量的日本警備部隊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這裏增兵，擴大警備部隊，增加警備據點，維持一個特別師的兵力，來單獨對付游擊隊作戰……與此同時，新四軍通過同裝備精良的敵人作戰，依靠宣傳和關心人民的利益，臝得了人民的信任，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信任新四軍……游擊戰的勝利鼓舞了農民，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的良好紀律性消除了他們中的所有顧慮，使軍隊和人民團結起來了……現在，對於日本警備部隊來說，整個佔領區已經越來越不安全和難以守住。中國人頻繁進攻日本據點的真正目的，是迫使日本人沿著有利於游擊隊作戰的農村道路來增援，而在那裡，他們埋伏下了或是集中了一支大部隊……新四軍將很快成為一支正規軍。它已經超出了游擊戰的狹小形式，並在較大範圍內向正規戰過渡，運動戰與廣泛的游擊戰的結合，為民族抗戰進行的全民動員和全民武裝，都體現了統一戰線的基本精神。它正在促進所有中國正規軍的發展。它已經確立了在每個戰場，在所有敵占區以及在每一個日軍據點，對日軍不停地發動攻擊的原則。在蔣介石委員長的指揮下，所有中國軍隊需要團結一致，更加密切軍民關係，為中華民族的生存進行偉大的鬥爭。

日軍海軍第二聯合航空隊第十三、第十四戰隊以及高雄航空隊奉命加入轟炸重慶的作戰。

日本人從反饋的情報上看，大批量的炸彈似乎沒有幾顆落在重慶平民頭上，連續的轟炸后也沒見中國方面有什麼激烈反應。——「連日來天氣惡劣，寺倉第一飛行團長認為堅持攻擊重慶不妥當，建議應把攻擊轉向天氣較好的蘭州方面。一月二十一日，航空兵團司令官採納了這一建議」。

日軍對重慶的第二次大規模轟炸，發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此時日本方面獲悉，國民黨即將在五屆五中全會上作出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決定。於是認為，應該立即使用軍事手段在中國的政治傷口上撒上一把鹽。日軍第一飛行團根據氣象情報，判斷七日那天重慶的濃霧有開裂的可能。是日，三十一架重型轟炸機分三批從漢口機場起飛，于下午三時左右飛臨重慶上空，卻沒有看到濃霧裂開的跡象：「雲量十米，雲高二千五百米，但揚子江上雲量稍薄，可以判斷出江的形狀，在東南雲上望見了金佛山。」於是，日軍以隱約可見的長江的形狀以及距重慶約九十公里地露出雲層的金佛山頂為基準，依據航程和航向對重慶市區進行了推測性轟炸。——「敵機沒有迎擊，所以我未受損失。戰果不明，但重慶發布廣播稱：重慶遭到轟炸，擊落敵機八架。」

第二天，日本海軍第二聯合航空隊決定對重慶嘉陵江邊的商業區和住宅區再次發動空襲，時間定在黃昏。為應對中國空軍的截擊，日軍採取了這樣的策略：機群先在重慶附近上空盤旋，與中國戰機周旋，待中國戰機燃料耗盡必須加油時，突然集群式地向預定目標俯衝而下。四日十七時左右，二十七架日軍轟炸機分三個批次在預定目標上空投下了攜帶的航空炸彈，落彈區從中山公園到嘉陵江邊長一公里多，從朝天門碼頭到七星崗之間長約兩公里。日軍投彈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慶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傷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毀壞建築三千余間，始建於唐代的羅漢寺蕩然無存，連英法使館和美國教堂都未能倖免。

次於醉生夢死之生活，而為國民精神之蟊賊者，厥為消沉頹廢之風氣，此風氣之存在由於心理與生理兩方面之原因所造成。在心理方面，由於民族自信心，與個人自強心之缺乏，不謂民族無復興之望，即視民族復興之事業於己無關，此兩種心理若不糾正，國民奮發蓬勃之朝氣，即無法養成。在生理方面，則運動、衛生、整齊、清潔，乃至早起之習慣，均須提倡與實行，然後能使國民精神充實，朝氣煥發，以擔當非常之革命事業。

一、以陳光旅長率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團，「進出長清、肥城線，向濟南地帶之敵襲擊」，於三月五日進擊鄆城，「消滅日軍百余及偽軍劉本功部，獲槍三百余支，俘偽團長以下日偽軍四百餘人。」

建立政權是極其複雜的政治行為。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萬歲！」

日本人想用炸彈使這樣一個重慶「陷落」能有多大的勝算？

面對民族大義，中國共產黨人以其不屈的抗戰意志和頑強的戰鬥精神，成為苦難中國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在晉察冀，除了中共秘密黨員五台縣縣長宋劭文和盂縣縣長胡仁奎沒有逃亡外，其餘各縣的原國民黨縣府官員全部逃跑了。聶榮臻率領八路軍開闢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后，中共晉察冀臨時省委以山西第一行政區主任宋劭文和統一戰線組織「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名義，開始向各縣派任縣長，先後建立起三十九個縣政府。之後，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了晉察冀邊區政府，即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閻錫山報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批准，正式任命了各位委員。這是抗日戰爭進程中誕生的第一個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到一九三九年，山西境內的縣級抗日民主政權，已對大部分最基層的村長進行了全面改造或更換。這些主要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基層政權，對保證全民持久抗戰、保證抗戰統一戰線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據山西的經驗，河北西部、河南北部的抗日根據地，也逐漸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由共產黨領導的晉冀豫邊區抗日政權逐漸趨於統一。山東的抗日民主政權，首先在蓬萊、黃縣和掖縣等地建立，最後在中共中央的推動下，山東全省建起了三百五十個區級、七十余個縣級、十個專區級的政權和兩個行政公署，其規模之大以及層次之健全，使得日本佔領軍扶植的山東偽政權幾乎沒有任何活動的餘地。由於華中淪陷區特殊的社會和政治因素，以新四軍為主的抗日武裝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方面困難頗多，進展緩慢。中共中央中原局要求，必須在華中敵後大力開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工作，「凡國民黨政權已經垮台的地方，毫不遲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權」。一九四〇年初，自共產黨人魏文伯出任淮南定遠縣縣長始，華中淪陷區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建立了，之後便很快擴展為四十七個縣級抗日民主政權。而這意味著，在華中敵後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活動區域內，已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