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機科學家馬文·明斯基：變色龍可能會有若干特徵值或者特徵色，因此會回歸到若干顏色上。假如你把它放進去的時候它是綠色，它可能一直是綠色；假如是紅色，它就可能一直是紅色；而如果你是在它呈棕色時放進去，它有可能會變成綠色。

貝特森覺得這個系統——可能與自我意識類似——會快速進入一種由變色龍在各種顏色的極值間變化時而達成的平衡態。互相衝突的顏色（或者人類心智所組成的社會中相互衝突的觀點）會向「中間色調」折衷，彷彿那是一次民主表決。而布蘭德則認為任何類型的平衡都近乎沒有可能，而且自適應系統將既無定向也無終點地搖擺不定。他猜想（變色龍的）顏色變化會陷入一種如同太極陰陽的混沌狀態中。

可能要等到將來使用真正的變色龍，並進行更多的對比實驗，才能真正破解這個謎題。但我仍心存疑慮。真正的變色龍與變色蜥蜴一樣，是身體碩大的動物，有不只一個改變顏色的理由。鏡子上的變色龍之謎恐怕最好僅作為思想實驗來保持其理想化的形式。

在計算領域中，或至少在計算領域的舊有模式中，一個隨意的微小事件有可能、也往往會造成任意的重大影響。比如，一段小程序可以抹去所有的內存；一條簡單的指令可以使主機停止運行。在計算科學中沒有類似於距離這樣的概念。沒有哪個存儲單元比別的存儲單元更不易受影響。

在我看來，這是最符合邏輯的答案。鏡子與變色龍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許是如此密切、迅捷，幾乎沒有發生適應調節的可能。事實上，一旦變色龍出現在鏡子前，它可能絲毫也改變不了自己的顏色，除非由於外部誘因導致其變色或者其自身的變色程序出錯。否則，鏡子與變色龍組成的系統將凝固於其初始狀態——無論那是什麼顏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斯圖爾特·布蘭德向格雷戈里·貝特森提出了上述謎題。貝特森與諾伯特·維納同為現代控制論的奠基人。貝特森接受的是最正統的牛津教育，從事的卻是最異端的職業。他在印尼拍攝巴厘舞影片；他研究海豚；他還提出了實用的精神分裂症理論。六十多歲時，貝特森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任教。在那裡，他那些有關心理健康和進化規律的觀點既離經叛道又才氣橫溢，深深吸引了具有整體觀念且崇尚非主流文化的人群。ｒead•9９ｃsw•coｍ

儘管我完成了這個實驗，但我對實驗的結果卻信心不足，這主要由於如下一些重要的原因：我用的不是真正的變色龍，而是一條變色蜥蜴，它可以改變的顏色種類比真正的變色龍少多了。（真正的變色龍一條要花好幾百美元，還要配一個專門的玻璃容器來飼養，我可不想買。）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我所讀過的為數不多的相關文獻資料得知，除了根據背景顏色而相應改變顏色外，變色蜥蜴變色還有別的原因。如同沃肖爾所說，它們為了應對恐懼也變色。它們確實相當恐懼。變色蜥蜴不願進入鏡箱。在箱里顯示出的綠色與它害怕時採用的顏色一樣。鏡子上的變色龍可能僅僅是處於持續的恐懼狀態——它自身的陌生感被放大並充斥著其所在的周身htｔpｓ://ｒeaｄ.９９ｃsｗ•coｍ環境。假如我在鏡箱里，肯定也會抓狂。最後是觀察者的問題：我只有把臉貼近鏡箱，將藍眼睛和紅鼻子深入變色蜥蜴的地盤，才能看到蜥蜴。這種行為騷擾了蜥蜴，卻又無法避免。

數學家約翰·霍蘭德：變色龍會像萬花筒一樣千變萬化！由於存在時間的滯后，它的顏色會閃爍不停。變色龍永遠不可能停在某種固定的顏色上。

計算機科學家丹尼·希利斯指出，計算——特別是網路計算——呈現了一種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域。他寫道：

自然生態系統中的控制軌跡也呈發散狀溶入因果關係的界域。控制不僅分散到空間中，還隨著時間而逐漸模糊。當變色龍爬到鏡子上的時候，誘使其變色的業因便溶入到一個因果自循環的界域中。事物的推演不像箭那樣直線行進，而是像風一樣四散開來。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也發生在網路化的市場活動中。毛衣生產商試圖通過文化鏡象來激發消費者此消彼長的購買慾望，以銷售多種款式的毛衣；而洗碗機製造商則力圖將消費者行為的反饋聚集在幾個公約數上，即僅推出幾款洗碗機，因為較之花樣繁多的毛衣款式，推出多種洗碗機的成本要高得多。反饋信號的數量和速度決定了市場的類型。

對於市場營銷這樣一個鏡像世界來說，這第三個答案就意味著消費者的凍結。他要麼只買其最初所用的品牌，要麼什麼也不買。

鏡子可以構成一個信息迴路的絕妙實現。普普通通的兩面鏡子相對放置會產生奇趣屋效應，不停地將一個物象來回映射，直至消失於無窮回溯中。相向而放的鏡子間的任何信息，無論如何來回反射都不會改變其形式。那麼，如果其中一面鏡子具備了變色龍似的反應功能，既能反射又能產生影像將會如何呢？這種試圖將自己與自身鏡像保持一致的行為會不斷攪亂自身的鏡像。它有可能最終定格於某種可以準確描述的穩定狀態么？九_九_藏_書

變色龍之謎的深奧令貝特森沉醉，他繼續向自己的其他學生提出此疑問。其中一名學生傑拉爾德·霍爾提出了第三種假說來解釋這位鏡中人的最終顏色：「變色龍會保持進入鏡子反射區域那一瞬間的任何顏色。」

在物質世界中，一件事對另一件事的影響隨兩者之間的時間或空間距離的增大而衰減。因此，我們在研究木星衛星的運行軌道時不去考慮水星的影響。這是物體和作用力這一對相互依存的概念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作用力的局限性體現在光速是有限的，體現在場的平方反比定律之中，還體現在宏觀統計效應上，如反應速度和音速等。

斯圖爾特·布蘭德是貝特森的學生，也是倡導控制整體論（cyberneticholism）的傳奇人物。1974年，布蘭德在他的《全球概覽》雜誌中提出了這一變色龍公案。布蘭德這樣寫道：「一次，我與格雷戈里·貝特森進行討論，當時，兩人都沉湎於思考意識的功能是什麼，或者意識到底有沒有功能（指自我意識）。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都是生物學家，便將reａd•99cｓｗ•ｃom話題轉而討論這讓人難以捉摸的變色龍。格雷戈里斷言，變色龍最終將停留在它變色範圍的中間點；我則堅信，這個可憐的傢伙因為想方設法要從自身影像的世界中消失，會將種種保護色試個沒完。」

自然主義者彼得·沃肖爾：變色龍出於某種恐懼反應才改變顏色，因此這一切都取決於其情緒狀態。一開始它也許被自己的鏡象嚇壞了，但隨後就處之泰然了；顏色則會隨著它的情緒而變化。

把變色龍放在鏡子上似乎是個很簡單的實驗，所以我想，即使是作家也可以完成這個實驗。於是我著手實驗。我做了一個小箱子，裏面裝上鏡子，買了一條會變顏色的蜥蜴放進去。雖然布蘭德的謎題已流傳了20年之久，但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嘗試真正動手試驗。

變色龍對自身影像變化的反應恰似人類世界對時尚變化的反應。從整體看來，時尚不正是蜂群思維對自身映像的反應么？

希臘哲學家痴迷於鏈式的因果關係，研究如何沿因果鏈條溯本追源，直至找到最初原因。這種反向倒推的路徑是西方邏輯的基礎，即線性邏輯。而蜥蜴-鏡子系統展示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邏輯——一種網狀的因果循環。在遞歸反射領域，事件並非由存在鏈所觸發，而是由一系列業因如奇趣屋般地反射、彎曲、彼此互映所致。與其說業因和控制是從其源頭按直線發散，倒不如說它是水平擴展，如同涌動的潮水，曲折、彌散地釋放著影響力。淺水喧鬧，深潭無波；彷彿萬物彼此間的關聯顛覆了時空的概念。

在一個緊密相連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中，市場營銷就是那面鏡子，而全體消費者就是變色龍。你將消費者放入市場的時候，他該是什麼顏色？他是否會沉降到某個最小公分母——成為一個平均消費者？或者總是為試圖追趕自己循環反射的鏡像而處於瘋狂振蕩的搖擺狀態？

鏡子上變色龍之謎的重要之處在於，蜥蜴與鏡子形成了一個整體。「蜥蜴屬性」和「鏡子屬性」融合為一種更複九-九-藏-書雜的屬性——「蜥鏡屬性」——其行為方式與單一變色龍或單一鏡子的行為方式都有所不同。

趴在鏡子上的蜥蜴穩定在一種顏色——綠色，是春樹發新葉的那種嫩綠。每次把它放進去時都回歸到這個顏色。但在回到綠色之前，它也許在一段時間內會保持棕色。它在鏡箱里休憩時用的顏色看來與它在箱外時喜歡保持的深棕色不同。

中世紀的生活是極端抹殺個性的。普通人對自己的形像只有模糊的概念。他們對獨立人格和社會身份的認知是通過參与宗教儀式和遵循傳統而達成的，不是通過行為反射。與此相反，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了鏡像的世界。我們有無處不在的電視攝像機、每天都在進行的民意調查（如「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國人離過婚」），將我們集體行為的每一個細枝末節都反映給我們。持續不斷的紙面記錄——帳單、評分、工資單、商品目錄——幫助我們建立了個人的身份標識。不遠的將來，普及的數字化必將為我們提供更清晰、更快捷、更無所不在的鏡子。每個消費者都將成為反射鏡像與反射體，既是因，也是果。

即便從理論角度來考慮，「真正的」答案也取決於下述具體因素：比如變色龍顏色細胞的反應時間，其對色調改變的敏感性以及是否有其他影響信號的因素。所有這些都是反饋迴路中常見的重要數值。如果有人能夠改變變色龍身上的這些參數，就可以一一演示前文所述鏡子上的變色龍變色的種種可能。其實，工程師們正是這樣設計控制電路以引導宇宙飛船或控制機器人手臂的。通過調整滯后的長短、信號的敏感度、以及衰減率等參數，他們可以調整一個系統使之達到一個廣域的平衡態（比如將溫度保持在華氏68至70度之間），或不斷的變化，或某個介於兩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點。

當然還可能有其他的答案。在為寫這本書進行採訪的時候，我不時向被訪者提出變色龍之謎。科學家們將它看作是自適應反饋的典型案例。他們的答案林林總總。下面舉幾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