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巴麥尊照會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辭直攻林則徐，堅決地反對禁煙運動，道光帝誤以為，前來「訴冤」的英軍，本是衝著林則徐的。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關於天津防務的奏摺。直到此時（即定海失陷后一個多月），他才發現自己對「夷情」實在是一無所知，便想起幾天前烏爾恭額提到「偽相」文書的情節，作出了一項破例的決定，諭令琦善：「倘有投遞稟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在天津接受外國人的投書，本不符合「天朝」體制，更何況投書者已有「逆反」行跡。但在此時，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就不顧及祖制。這對守成的道光帝來說，確實是大胆的舉動。然而，因不知道英艦是否會到天津，同一天，他還諭令正趕赴浙江的欽差大臣伊裡布，部署了種種了解敵情的手段。

一、「釁端」不能及時消弭。

懿律的「咨會」陳述了廈門、鎮海拒收投書的情節，聲稱此等行為「以致冤情無能得以疏聞」，要求琦善在6天內派人前往英艦，接收「大英國家照會之公文」。

三、英方的要求在於「貿易」和「訴冤」。

在專制社會中，獨裁者原本可不用講道理的。因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廣東「查辦事件」的欽差大臣琦善，在面聆聖訓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對他講了什麼，今天成了難以查清的謎；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諭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國體，下不可以開邊釁。」毫無疑問，這道貌似全面的諭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絕鴉片來源又不許挑起釁端一樣，又是一個無法執行的悖論。在琦善一行儀仗前驅擺隊列班的威風之中，我們可以隱約看見，5個月後，他披枷帶鎖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與平定張格爾之最大不同，在於無陸地可追。地面戰鬥的一兩次勝利（當時地方官員已報有廈門，乍浦、崇明等處「擊退」敵軍），並不能算作是最後的勝利。如果在陸戰中不逞的英軍退至海上，南北竄犯，清朝勢必要在全國幾千裏海岸線上部署持久的防禦。這種看不到結局的戰爭，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圓明園前提塘官的活躍身影，向我們提示著當時的通訊條件。各省的奏摺、題本和咨文，通過兵部遍設全國的驛站系統，由驛卒騎驛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從廣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驛遞需時約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時約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時約16至19天。至於「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當然更快，但會跑死驛馬累死驛卒，一般並不採用。

自明初朱元璋廢除丞相后，明、清兩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題為奏后，內閣的「票擬」也隨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親理一切政務。用一個不盡恰當的比擬，即「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雖有大學士、軍機大臣等官，時人亦譽呼為「相國」，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擬聖旨，大抵相當於今日官場中的秘書班子。每日由奏事處將各處奏摺原封進呈，皇帝拆封批閱后，發下軍機，由軍機大臣據硃批或面諭擬旨，經皇帝審核后發出。這裏面有兩點值得注意：

道光帝雖然天分不高，卻很少承認自己的過失，更不會承認清朝此時已病入膏肓。他不是從生理上改變機制而謀新路，僅僅是從病理上追求調補療效。他曾經形象地向一名即將上任的官員談到為政治國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因此，一旦出現問題，他總愛把責任推諉于臣子們對他的欺騙，以道德的責難掩蓋機制的沉痾。他常常懷疑大臣們的忠誠，對最親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諭中經常問及臣子們是否具有「天良」，「激發天良」便可治社會百病。對於臣下的功績，他從未苛惜頒以賞賚，但一旦有錯，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毫不猶豫予以嚴懲。在他這種不無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無不謹小慎微，得過且過。官場上粉飾之風大盛。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則徐於6月24日發出的奏摺，告知英國續來軍艦9艘、輪船3艘，開始覺察到局勢的嚴峻性。他沒有做進一步的表示，僅在林奏上硃批「隨時加意嚴防，不可稍懈」。

從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陳系恭順之詞」可「優加懷柔」「欽派大臣」「來粵查辦」，與道光帝的辦法確有相通之處。當然，我們也可以同樣明顯地看出兩人中的不同點：一、林要求將「遞詞人」由內河送往廣東，道光帝命令英軍「返棹南還」；二、林要求派大臣來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當」；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時尚不知定海已經失陷，「優以懷柔之禮」應當理解為不必立即開槍開炮，而道光帝此時已傾心於主「撫」，將會出台一些給予英人的「優惠」政策。林則徐與道光帝之間，還是有原則區別的。

但是，從後來發生的情勢來看，8月9日道光帝關於接受「稟帖」的諭令，卻是清王朝決策的一大轉機。

按照儒家的理論，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對於「負屈」的外藩理應為之「伸冤」，方顯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實踐，英國本屬「化外」，若非問鼎中原而一時難以「剿」滅，作一些遷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蕩皇「恩」，也不失為是一種恰當的解決方法。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兩廣總督林則徐於6月中旬發出的奏摺，稱清方火燒辦艇篷寮，英方「實無能為」，非常高興，硃批「所辦可嘉之至」。

由於道光帝沒有（也不可能）花許多時間來研究巴麥尊照會，更由於他頭腦中的「天朝」觀念使之不得要領，他對英方對林則徐的指控，印象比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對英方的各項要求，覺得荒謬無理，自忖不難嚴詞駁斥，更況大皇帝之於外藩，本有權力「施恩」或「不施恩」。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這種心思的，要數他後來在欽差大臣伊裡布奏摺上的一段硃批，謂：

以上我據蔣廷黻先生的發現，敘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獻翻譯錯誤顯得「情詞恭順」而傾心於主「撫」，只是談到了問題的表層。根據道光帝後來諸多諭旨和硃批，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此似乎仍有一個全面的考慮。

8月4日，道光帝收到烏爾恭額於7月24日發出的奏摺，告知英國增添軍艦，並投遞「偽相」（指巴麥尊）文書等情。道光帝對照廈門「獲勝」的戰報，下令將烏爾恭額革職，留營效力，調鄧廷楨赴浙主持軍務，併兼署浙江巡撫。

然而，此時柄國的道光帝，卻是一個資質平常的人。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賞罰，使之暗相保護」。

這種空前的高度集權的方式，對皇帝的人選提出了接近於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決策難以在具體分析和理性探討的基礎上作出，往往跟著君王一時的感覺走，儘管這種集權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縱下，可能會更有效率。

就中文的本義而言，「撫」指的是「撫慰」、「安撫」，有時也作「據有」講，如當時的一句套話，「大皇帝撫有萬邦」。在中國的傳統的政治術語中，「撫」的意義大抵相當於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別。「撫」與「羈縻」可以互通互換。它是指中央朝廷對各地的造反者和周邊地區的民族或國家，採取妥協的方法來達到和平，其結果不外乎對受「撫」者作出一些讓步，並加官晉級。它有著由上而下，居於主動的地位，也意味著受「撫」者對施「撫」者的臣服。施「撫」者與受「撫」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以下各章節討論整個戰爭中清政府決策，不能忽略這一條件限制。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錢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國庫存銀為1034余萬兩。這筆款項根本應付不了一次大的戰爭，更何況是曠日持久不知結局的戰爭。道光帝還指望用這筆錢來應付其他急需，也捨不得將之投入戰爭這一無底洞。

琦善的這些方法，與前章所敘廣東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種袖珍版的林則徐制敵方略。

8月17日，以千總而冒牌守備的白含章取回了巴麥尊外相致中國宰相書。琦善立即上奏進呈。

在這道堂堂儼儼的諭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風。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一語，居然給英軍直接下起命令來。在這道諭旨中，道光帝還表示將派琦善為南下查辦的欽差大臣。

也就在此時，琦善主「剿」的信念動搖了。接收投書一事，使他親眼看到了英軍的實力。原先腦海中朦朧渾沌的「泰西」，已經物化為具體實在的「火焰船」等諸般利器。他在奏摺中雖然沒有鬆口，但今人讀此猶可體會到其隱隱的心跡。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統於7月23日發出的奏摺，告知英艦1艘進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將軍派兵增援。

琦善也南下了。

於是，林則徐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動要求欽派大臣來廣東查辦。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動，尤其是英方公告中點明的「強逼」繳煙和「停止」貿易，都已請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據，絕對清查不出什麼問題來。而此時「邊釁」已開，聖怒隨時可能發作的情勢下，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僅僅聽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詞，自己將百喙難辯。

正因為當時的驛遞速度，更兼清王朝毫無戰爭準備，道光帝對戰爭的開局，並不如我們通常認為的那般清楚。這是因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亂的。可以說，在最初的20天內，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則徐於7月3日發出的奏摺，告知又到英國軍艦10艘、輪船2艘；並告知聽聞英軍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則徐嚴密防守，「不事張皇」。一面根據林則徐的建議，命令直隸總督琦善：英艦到天津，若情詞恭順，「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既不準通商，也不準「據情轉奏」；若桀驁不馴，立即統兵剿辦。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兩手準備，表現出其原先一意剿辦的旨意已有搖移。

第一道諭旨指示琦善如何「駕馭」「外夷」：一、對於英方的「冤抑」，告以將逐一訪查，以折服其心；二、對於割讓海島，告以清朝准許英人通商已屬「施恩」，不能再「致壞成規」；三、對於商欠，告以應由兩國商人自行清理；四、對於「貨價」，告以鴉片本屬「違禁之件」，又已銷毀，「不得索價」。而對於中英平等外交、賠償軍費兩項，道光帝似乎沒有能看明白或沒有注意，未給予指示。此外，他對巴麥尊照會中的一個細節，即要求「賜令特派欽差大臣」前往英艦進行談判，又格外注重，專門指示琦善：「至所請欽差大臣親赴彼船面會定議，自來無此體制，斷不可行。」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兩手準備的諭令。對如何剿辦，他又作了一些具體部署；而對如何勸諭，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稱：「伏查英夷詭詐百出，如專為求通貿易，該逆夷豈不知聖人天下一家，只須在粵懇商，何必遠來天津？如欲吁懇恩施，何以膽敢在浙江佔據城池？」他的結論是，英國「顯懷異志」，「不可不嚴兵戒備」。

當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嚴防」的諭令到達后，琦善立即採取了三條對策：

如果我們聯繫起在此之前道光帝處理的最大戰事——平定張格爾之役，就不難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戰爭中，張格爾初九九藏書被擊潰，逃往浩罕國，爾後數次犯邊，至1826年，連陷喀什噶爾（今喀什）、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數城，南疆震動。道光帝由此看出一兩次的勝利，不能徹底解決後患，決計不惜一切代價，一定要捉住首犯張格爾。正是在這種作戰思想的指導下，清軍在多次獲勝后仍不罷手，數次深入浩罕。直到張格爾被檻送北京時，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來。這種代價巨大擒賊擒王的戰法，看起來笨拙，卻一勞永逸，為南疆獲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安定。道光帝一貫強調實政，要求辦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1840年7月3日，林則徐奏稱：

二、每日收到的奏摺一般都在當日發下，決策也隨之作出，十分迅速。

有論者將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撫」，概括為「投降」，並引申出「投降派」的種種說法。我以為，此論似缺乏歷史感。

道光帝不無豪邁地寫下「片言片紙，遠勝十萬之師」，時為1840年10月13日。此時英軍已果如其命，「返棹南還」了。

茲因官憲擾害本國住在中國之民人，及該官憲褻瀆大英國家威儀，是以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伸冤。對照英文，「求討皇帝昭雪伸冤」一語，原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若直譯為現代漢語，當為「要求皇帝賠償並匡正」。此外，該文件還多處將「匡正」譯為「伸冤」，「抗議」（protest）譯為「告明」，「賠償」譯為「昭雪」，「要求」譯為「催討」，等等不一。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鄧廷楨於7月16日發出的奏摺，告知廈門開戰獲勝，大為興奮，硃批「所辦好」，並對出力員弁優賞有差。

儘管道光帝於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貿易，然因林則徐的禁煙活動，中英貿易的停頓實際始於1839年3月。由彼及此，歷時已達一年半。然而，虎門口外的英國商船大多尚未離去，新的商船間有開來。由於林則徐和琦善的奏摺，道光帝對英方迫切希望儘早地恢復貿易的企圖，感受是很深的。

根據林則徐、裕謙關於英軍不善陸戰的奏摺，道光帝誤以為，在陸地上與英軍對敵還是可以穩操勝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撫夷」時，得知英軍在奉天（約今遼寧）海面游弋，於1840年8月29日諭令盛京將軍耆英：「該夷所長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則一無能為，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勇痛剿，使聚爾殲旃，乃為上策。」他的這種作戰設想，還向江蘇、山東等地官員交代過。

道光帝，名旻寧，1782年生。他是嘉慶帝的嫡長子，年輕時曾親執鳥槍迎戰闖入皇宮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顯英發果勇之姿。1819年，他順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卻是嘉慶帝留下的爛攤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無法振衰起弊，開創一個新局面，但他以不滅的恆心和毅力，守住這份祖業，看好這副攤子。他的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來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風光。當然，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在才華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膽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標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實政，既是其稟性之使然，也不失為一種高明的藏拙之道。

然而，對道光帝說來，英軍的南返，無疑證明其主「撫」決策已明驗大效，就連由琦善進呈的懿律和義律的照會中，也有這樣的文字：「茲據貴爵閣都部堂欽奉諭旨，令為南回粵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將依照而行。」（重點為引者所標）明確表示對大皇帝的「恭順」。同時，他還因為琦善善體其意，曉諭開導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會上硃批：「所曉諭者，委曲詳盡，又合體統，朕心嘉悅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內閣明發上諭，命琦善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一面由軍機字寄上諭，讓琦善料理完結大沽口諸務后，「迅速來京請訓」。

從巴麥尊照會來看，前面約佔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對林則徐廣東禁煙活動的指控，後面才提出五項要求：一、賠償貨價（指被焚鴉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讓島嶼；四、賠償商欠；五、賠償軍費。如果我們用中國傳統的「討賊檄文」之類的文獻作為參照系，巴麥尊照會顯得不那麼義正辭嚴。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詞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對林的指控，屬於「伸冤」，後面的各項要求，屬於「乞恩」。

於是，琦善於8月15日「札復」（而不是清朝官員以往慣用的「諭令」）「英吉利國統帥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時還弄不清「照會」的性質，在「札復」中問了一句，「是否貴國王進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貴國王移咨本爵督閣部堂公文？」他約定在10天內對英方「照會」給予答覆，並要求英艦不得內駛。

儘管巴麥尊對其照會的漢譯提出了詳盡嚴格的要求，但該文件的第一句話的翻譯就有嚴重錯誤。道光帝看到的漢譯本為：

毫無疑問，儘管道光帝此時已經答應英人將對林則徐「逐細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絕對清楚林屬無辜冤枉，因而在諭旨中憑空加了一句為林開脫的話，「受人欺朦」，以便為後來的減輕罰處預留地步。可是，在他內心的深處，對此是不在乎的。為了解脫朝廷的困境，別說是冤枉，就是犧牲個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麼？

根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則，戰爭的一切決定都應出自聖裁。而今天看來如此緩慢的通訊速度，在對付地方造反、邊境叛亂等傳統戰事時，已顯露出弊陋，但大體還能應付過去。可是，在這場由近代化的敵手發動的鴉片戰爭中，驛馬的速度相對於軍情的頓變，則是過於緩慢了。清廷的決策往往比實際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烏九-九-藏-書爾恭額於7月11日發出的奏摺，告知定海失守，英「夷」進逼鎮海。此時，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為賣煙英船，即命閩浙總督鄧廷楨、兩江總督伊裡布各派水師數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處，道光帝頗具勝利信心。兩天後，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漢奸的上諭中稱：「𠸄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現已調兵合剿，不難即時撲滅。」

林則徐的這份夾片於8月3日到達北京，距道光帝8月20日發出諭旨，僅差17天。

8月20日，道光帝發給琦善兩道諭旨。

儘管道光帝有著種種缺陷（本來世上也無完人），但若有智明識遠的軍機大臣相輔，仍不失為寬猛互濟。可是從不認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軍機的人選上，又採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實聽話」的標準（是否「老實聽話」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賴的曹振鏞、穆彰阿以「多磕頭，少說話」為主旨，戰戰兢兢，隨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討歡心而不究事理。

讓我們列出一張時間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內容以及他相應的對策。

二、親赴天津海口坐鎮指揮，並令地方官「暗備火攻器械」，岸炮與火攻並舉。

懿律和義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為長達一個多月的交涉毫無結果，如此無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將結束於何時；北方的軍情、地理不熟悉，貿然進攻感到沒有把握；更何況季風將要過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凍，將給艦船的行動帶來不便。於是，他們改變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會中提出清方先允諾部分要求（賠償煙價）作為南下的條件。

琦善主「剿」信念動搖的主因，在於目睹英軍的「船堅炮利」，自忖不敵，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見的並希望達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撫」意向的萌生原因，卻是英方無論如何也猜不到的，據蔣廷黻先生的發現，竟是巴麥尊照會的翻譯問題。

從這兩道諭旨來看，林則徐倒運了。他當了替罪羊。

當時的英國還吃不透中國。正如他們依據本國國情錯誤地以封鎖海口來迫清朝就範一樣，巴麥尊外相的公文，也錯誤地將收件人指定為中國宰相。

第二道諭旨是讓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謂：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稟帖」上諭的第二天，8月11日，英軍艦隊抵達。他遵旨派出遊擊羅應鰲與英艦威厘士厘號艦長馬他侖（與1838年來華的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同姓，非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稟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會」。按照當時清官方文書的程式，「咨會」是一種平行文書。義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書的直接往來，終於在大沽口外以炮艦的方式得以實現。而久官北方不諳對外體制的琦善，似乎沒有發現其中的變故，隨奏附呈時未作任何評論。

至於巴麥尊照會中提出的各項要求，道光帝本來就不覺得是應還之債，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並沒有完全放心上。從後來的諭旨和硃批中，我們還會發現，他甚至都忘記了（詳見第四節）。

這麼一種決策機制，這麼一位決策人，從此視角檢討鴉片戰爭中的清廷決策，我們不難發現，其犯錯誤的概率極高。這是因為道光帝面對的是陌生的敵人，全新的問題，根本就無祖制可守可循。

英軍南下了。

按照琦善的這一說法，9月13日他給懿律的兩道照會，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覆；后一道是據道光帝「相度機宜」的諭旨，以直隸總督的身份進行勸告的「說帖」。此時道光帝尚未同意賠償煙價，琦善雖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擔義務，故「隱約其詞」。

如果仔細地追究起來，道光帝的后一道禍及林則徐的諭旨，很可能與林則徐的建策也有關係。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歷史中，「撫」就如同「剿」一樣，是帝王們交並輪番使用的兩種重要手段。一般地說來，可戰而勝之時用「剿」；戰而不能勝時則用「撫」。用「剿」時命將出兵，討而伐之；用「撫」時往往換馬，諉過於主管官員（實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歸常態。無論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是僅在清朝的歷史上，「剿」與「撫」都有諸多的實例和經驗，道光帝也知詳用通。

道光帝完全打錯了算盤。只要看看巴麥尊照會中的出價，就完全可以斷定，道光帝的主「撫」政策註定失敗。而他自以為在陸路還能取勝、國庫中還有一點銀子，也就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鋪通了道路。

二、「國家財賦」經不起「消耗」。

琦善在會談和照會中，感到煙價一事絕不會輕易了結，奏摺中也數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會中，對此答曰：「如貴統帥欽遵諭旨，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馳往辦理，雖明知煙價所值無多，要必能使貴統帥有以安如初。則貴統帥回國時，自必顏面增光。」用「天朝」語言的角度來看，琦善這一段答詞，似乎沒有承擔賠償煙價的義務（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從西方的外交詞令來看，又似乎已承擔了義務。「天朝」與西方的話語，本來就有相當大的差距，致使此後的談判，屢屢出現此類問題。依據懿律和義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賠償煙價，在復照中稱：「是為貨價之所以必行償還」，「本大臣等接文，將大見安慰」，於是立即率軍南下。而琦善的真實用意，其奏摺中說得明明白白：九*九*藏*書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後，道光帝對自己的「馭夷」能力產生了虛假的估計。為了使英軍順利南下，他根據英方的請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開槍開炮，以免再戰。為了節省軍費，他收到山東巡撫關於英軍已過山東洋麵的報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儘管此時定海還在英軍的手中，但全國緊張的局勢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靜下來，他估計戰事即將結束。在一派躊躇滿志之際，他又忽然想到當時主「剿」時的忙亂，覺得是一場虛驚。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書，如果早日相機辦理速定主「撫」大計，那又何來此等許多周折。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聖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將已革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拿問解京，交刑部審訊，罪名竟然是拒收「夷書」！

「冤情」、「疏聞」等語，與道光帝諭令中「果無桀驁情形」的規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艦接受「照會」，諭旨中沒有相應的規定。琦善感到沒有把握，不敢擅專，連忙上奏請旨。道光帝於8月13日批准。

和道光帝一樣，直隸總督琦善一開始也是主「剿」的。

如此之長的硃批，在道光一朝並不多見，活脫脫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為得計而意氣張揚的心情，也全盤地向我們透露道光帝主「撫」的層層原委。

可是，就我們看到的這兩份公文來說，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為照會事」，結尾作「須至照會者」等語，看不出有什麼區別。雖說「照會」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創意，也為當時中英平等文書的往來找到了一條出路；但他畢竟沒有近代外交知識，分不清對外國說來，朝廷或直隸總督都代表政府，都應承擔責任；個人的「說帖」不應由官方名義出現。無怪乎懿律等人將后一道名為「照會」實為「說帖」的文書，當作正式的答覆。而且，退一步說，即便是「說帖」，琦善這種「隱約其詞」的方法，又哪裡像是辦理近代外交的模樣？

林則徐提出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轉呈美國商人之稟帖，稱英軍可能往訴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內稱「粵東大憲林、鄧等，因玩視聖諭『相待英人必須秉公謹度』，輒將住省（指省城廣州）英國領事、商人詭譎強逼，捏詞誆騙，表奏無忌」；「且大憲林、鄧捏詞假奏請奉皇帝停止英國貿易」。他由此而得出結論：一、英軍的北上是為了「求通貿易」；二、北上的英軍必定會全力攻訐自己。

後來鴉片戰爭的事實也證明，在戰爭前期，各地還能得到中央財政的撥款，到了戰爭後期，各地的軍費主要靠捐納來維持（詳見第六章）。財政困難是道光帝在整個戰爭決策過程中遇到的一大惡魔，揮之不去，糾纏不清。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鄧廷楨於7月21日發出的奏摺，稱其得知定海戰況欲赴浙江，但恐英軍再犯福建，「轉恐首尾不能相應」。道光帝令兩江總督伊裡布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軍務。

智商平常且乏膽略的道光帝，絕不缺乏自信，總是以為他的每一次決策都是最佳方案，儘管後來一變再變。前節所敘鄧廷楨的任職，就是明顯的一例，由兩廣而兩江而雲貴而閩浙，儘管每一次調動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畢竟缺乏通盤的考慮。他的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一read.99csw.com道道聖旨，是其目光短淺所限。他從來就沒有一種遠距離、寬視野的眼光。前章所敘禁煙決策，又是明顯的一例。

從這張時間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時間與英軍行動的順序，恰恰顛倒，其對策也有不得要領之感。如浙江的主帥，先後有餘步雲、鄧廷楨、伊裡布之三變，逐級加碼。從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這整整的20天內，總算是明白了英國已發動戰爭這麼一個事實，但仍然沒有弄清楚引起戰爭的原因。當然，他這20天內對此的基本態度，毫無疑問是主「剿」，這也毫無疑問是「天朝」統治者對「逆夷」的本能反應。

由此可見，道光帝此時主「撫」，全可從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據，非為無來歷，「撫」與「降」之間，有著嚴格的區別。巴麥尊要中國伏「降」，道光帝卻要英國就「撫」，今人看來實屬荒謬，然當時決定「撫」計和執行「撫」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卻感到道順理合。

由於清朝並無宰相，更兼清朝並無負責近代模式外交事務的機構和職官，巴麥尊照會由琦善進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閱。8月19日，道光帝收到這份將近4000字的照會，當日並未發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發下軍機。期間他是否垂詢過軍機，今已無從查考，但期間又批閱過其他奏章並頒下不少於9道的諭旨（內容從旅順設防到旌表民婦不一），又可見之於《實錄》。可見道光帝職守所在，公務繁眾，心不能一。儘管他自稱對巴麥尊照會「詳加披閱」，但從他的時間和工作來看，必不能潛心研究。然而，就在這短短的兩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轉變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傾心於主「撫」。

以一個人的智慧，在短時間內，對大小政務作出決策，這不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細。此外，體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據檔案，我們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須批閱上萬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應的決策，稍有疏漏，便會鑄成大錯。

決策如此重大，變化又如此輕易。

道光帝根據鄧廷楨和琦善的奏摺，已知英軍「船堅炮利」，水師非其對手，因而清軍的戰法只能是七省戒嚴，郡縣有備。這種坐待敵方進攻的方法，不能及時全殲來敵，擒獲敵酋，戰爭將會無止境地拖延下去。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決意主「撫」的兩道諭旨后，立即派人尋找正在山海關一帶游弋的英軍艦隊，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來聽宣」。此後的20多天里，他與英方的往來照會共達10通，並於8月30日在大沽海灘的帳篷里與懿律和義律直接面談。在最初的日子，他聽到一位「通事」（翻譯）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覺尚有把握；然而後在長達6小時的直接談判中，爭吵的聲音一直傳到帳外人的耳中，又覺得事情不那麼好辦。儘管他內心清楚，以武力對抗並非善策，但在談判一無進展之時亦決定，若英軍登岸滋事也只能「開炮轟擊」。然而，就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時發出兩道諭旨，據「理」辯析，勸懿律等南返；兩天後，英軍竟然真的同意了。

前面已經提及，道光帝除此照會外，還收到琦善進呈的懿律「咨會」中有「以致冤情無能得以疏聞」和琦善奏摺中稱英軍軍官的「負屈之由，無以上達天聽」的言詞。所有這些，使英方的表現顯得「情詞恭順」。毫無疑問，這些卑下的文句頗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將領兵上門要挾的敵凶，看作上門「告御狀」的「負屈」外藩。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譯法，實為難解之迷。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軍功的將領負責指揮，「密授防禦之策」。

道光帝繼位時，國庫已不充盈。以後的張格爾之役、河工諸項，開支動輒以千萬兩計。由於「永不加賦」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膽略，他沒有辦法改善財政，多辟來源（此時似也非絕對沒有辦法）。因此，儘管道光帝心中極不願意，但又不能不大開捐例，以應付日益增長的開支（當時也有通貨膨脹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對策，是厲行節約，從減少開支中謀尋出路。在清代11個皇帝中，他的節儉是出了名的，花錢如同割肉。

一、除軍機大臣有時承詢答疑外，決策全憑皇帝本人，不受任何個人或機構的制約（當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經典等間接制約）。

由此，道光帝自以為窺破了英方的底蘊。他從最最直接的反應出發，認為此次中英關係惡變，對清朝而言，在於三點：一、林則徐禁煙；二、鴉片被焚；三、停止貿易。那麼，只要清朝懲辦了林則徐，恢復貿易，最多再在「貨價」上作一些小小的讓步，就已還清了所有的欠債。也就是說，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後的一切對英不利的措施，中英關係就應當自然而然恢復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這些讓步換取避免戰爭，道光帝認為是合算的。

三天後，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於7月8日發出的奏摺，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陸定海。他不免大怒。由於前一段時間內收到的廣東、福建的奏摺，多稱如何與英國鴉片船交戰獲勝，更由於林則徐錯誤的敵情判斷，使他誤以為竄犯定海的「英夷」，不過是在粵、閩受挫的鴉片販子，「藉勢售私」。他在烏爾恭額奏摺上的硃批說明，他此時並沒有把英軍這伙「區區小丑」放在眼裡。因對浙江文武的「張皇失措」不滿，他調曾在平定川楚白蓮教、張格爾諸役中屢立戰功的福建陸路提督餘步雲，入浙協助攻剿。兩天後，即7月22日，他又根據定海的教訓，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煙圖利」而被斷絕貿易的「英夷」，「分竄各地，肆行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