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後的各章中，我們將會看到，清朝的前敵主帥後來無不循從伊裡布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對他批判甚嚴的劉韻珂和顏伯燾。這其間的差別在於，後人多在戰敗之後傾心妥協，而行延宕之計、欺騙之策，伊裡布以其聰黠在未交戰之前便悟出此道。

根據張喜自己的記錄，他於10月25日和27日兩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輪船，見到了義律和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艦威厘士厘號，與懿律直接面談。張喜根據伊裡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廣東，並稱英俘在關押期間不會受到傷害。英方所關心的是伊裡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還當面取出地圖，「指明地界，暫歸夷人管轄，俟廣東事定后，即行納還」，並讓張喜將此劃界地圖帶回交給伊裡布。10月28日，張喜返回鎮海，還帶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會。

而在伊裡布的奏摺中，情況就不同了。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裡布赴浙途中發來的奏摺，根據天津的形勢，給予指示：「必須訪察明確，謀定後動，斷不可急圖收復，冒昧輕進。」道光帝的這道諭令，及時地解了伊裡布的圍。它雖然沒有改變收復定海的任務規定，但卻在時間上給伊裡布留下了充足的餘地。再說，琦善辦理「訴冤」稟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遞字件」，種種情節，表現出與先前勢不兩立完全不同的風格。按照清朝官場用語的內涵，顯露出中樞有意于「逆夷」和緩的傾向。

不料伊裡布為順合帝意而胡編情節的奏摺到達京城時，反使道光帝以為若伊裡布遵旨及時進兵，完全可以消滅這股盤踞舟山而人數不多的「逆夷」。當廣東軍事失利的奏章頻至時，深為倚重的伊裡布竟然放虎歸山，讓一股本可全殲的「醜類」滑腳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發雷霆。伊裡布本來只是撤銷了欽差大臣的差使，卻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處分：「伊裡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伊裡布的四省水師聯合進攻的作戰計劃，以今日的軍事知識觀之，根本上就是錯誤的。一則閩、粵水師仍不是英軍對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軍擊潰（鄧廷楨已覺察），再則閩、粵因英軍的壓力而頗感兵力不敷，絕不可調出數千水師。事實上，1840年8月4日，伊裡布還在兩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上奏請求調粵、閩水師北上時，曾上過一道奏摺，支持烏爾恭額的建議，四省聯合計劃，萌生於此時。由於該奏摺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發往北京的，道光帝遲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時的伊裡布已是負責攻剿、收復定海的欽差大臣了。這一論調不免使道光帝大怒，硃批駁斥。道光帝站在全國的立場上看問題，儘管他對英軍未來行動的判斷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實在地指出了此類行動有拖延時間、互卸責任的弊陋。

到了這個時候，原本作為軍事統帥的伊裡布，無需進攻，也無需防守，什麼壞事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伊裡布的這些小動作騙不了同官們。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撫劉韻珂與路過杭州的新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密謀后，聯名出奏，要求啟用已被罷斥的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裡布籌辦一切攻剿事宜」。

1月17日，伊裡布奏稱，已擬就進攻舟山的作戰計劃，但「炮尚未齊，兵尚未集」，須等到炮、兵諸項準備就緒，然後乘英軍「驕惰懈弛」之機再動手。

伊裡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樣，在對付侵略者方面，無論在外交上還是軍事上均無足以稱道的精明之處；但在對付道光帝方面，卻表現出高於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練才華。作為官場老手，他深諳政治運作的竅門，慣使諉過占功的招術。從以上我對他的敘說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種種手段。也算是他的幸運，局勢的突變，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來是無路可投，竟也給他一條出路。

就在此時，浙江又發生了一件事。

浙江停戰是伊裡布的「傑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變了道光帝「聖旨」規定的任務。停戰使他避免了毫無勝利希望的武力進攻定海的戰事，避免了難有中意結果的外交談判，而原本由他承擔的收復定海的責任，此次竟不動聲色地轉移到負責廣東談判的琦善身上。

1841年1月9日，伊裡布奏稱，浙江防兵萬名僅夠防守，不敷「攻剿」，要求從安徽、湖北、湖南調兵4000名援浙。

懿律此處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戰」的諭旨，當指英軍從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對南下英軍「不必開放槍炮」一事。伊裡布先前的照會亦提及此事，但未說明諭旨的內容。可是，懿律的這份照會，如同鴉片戰爭中諸多英方文件一樣，漢譯不甚明白，伊裡布未解其意。於是，他在復照中仍堅持歸地釋俘的說法。

儘管伊裡布在奏摺上大話連篇，但心裏並沒有底。上奏后的當日夜晚，張喜返回，告知清軍並未到達。不久，裕謙又來咨會，宣告2月27日到職視事。而葛雲飛等前方將領出發后，一連3天居然全無消息。這可嚇著了伊裡布，連忙派張喜再次渡海探聽確情。原來這些遲到的將軍們，正在為何部率先進入這座被英軍放棄的空城而爭功，吵得軍報無法定稿。當伊裡布終於得知清軍復據舟山後，總算鬆了一口氣。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編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詳細情節：

伊裡布的這份照會，提出了浙江停戰的關鍵性的條件，即互不進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諭旨的原意，擱置了經道光帝批准的以戰俘換失地的計劃，自作主張地承認了英方在與琦善達成協議之前可暫時佔據定海。此後，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與琦善談判。其策略是送走這尊難對付的「瘟神」。

伊裡布與琦善一樣，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戰走向主和的大吏。這種觀念的轉變，起因於無渡海作戰的船艘，后因張喜而更清楚英軍的實力。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與「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壯氣概，希望能與英方達成雙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協。很顯然，他的想法與前節所敘道光帝的主「撫」思路，並不吻合，而到了後來「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圍中，這種想法本身就是罪過。他很幸運未奉派主持中英談判，還可以不公開說出其真實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範圍內，這種思想指導下的所作所為，不能不激起同官們、道光帝以及許多人的憎惡。九*九*藏*書

道光帝決計開戰，武力收復舟山。

儘管以戰俘換失地的計劃未能落定，但伊裡布和懿律之間還是有著某種約定，這就是後來被人廣泛宣揚的《浙江停戰協定》。

伊裡布，隸籍滿洲鑲黃旗，家世可追溯到顯祖塔克世（努爾哈赤的父親），按照清代制度，為「覺羅」，又因可身系紅帶，又稱「紅帶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統高貴之人。他的另一項不同凡響的優長，是科班出身，二甲進士，這在滿人中是不常見的，可謂佼佼者。他最初供職於國子監。1812年，外放雲南，作了通判之類的地方官，逐級晉陞。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緬甸造反者交緬甸當局「自行究辦」，以保邊境安寧，而始獲中樞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當地少數民族造反，獲道光帝的青睞，隨之進入仕途飛騰時期，先後歷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寧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陝西巡撫、山東巡撫。四年間遷官七次。雖說是台階一級都未落下，但速度極快，常常舊椅尚未坐熱，新職又在招手。

就在這關鍵時刻，伊裡布的轉機到來。

安突德是英軍陸軍上尉，在定海測繪地圖時，為鄉民所執。此外，清軍此時還在定海、鎮海等處俘獲「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參加封鎖長江口的英軍運輸船風鳶號（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員（包括3名英軍軍官和1名英國婦女）也被清軍俘獲。

伊裡布所做的這一切，表明他無愧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員。

7月31日，伊裡布接到道光帝派撥水師數千名援浙的命令，便從江蘇僅有的外海水師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準備，隨時聽命開拔。

伊裡布復照時，伯麥不在舟山，由英艦伯蘭漢號艦長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軍務。他和伊裡布於9月25日和28日互換了照會。

然而，此時非彼時，此「夷」非他「夷」（當時清政府亦常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挾堅船利炮浮海東來的「𠸄夷」，不是他當年得心應手對付的邊疆少數民族了。

懿律收到此照會後，沒有直接答覆，而整整擱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會伊裡布，提出停戰的條件：一、清方不得阻礙舟山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二、舟山在英軍佔領期間，應視為是屬於英國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軍隊或密探，停止煽動民眾反抗。他還聲稱，伊裡布若同意這些條件，鬚髮布「告示」。

8月23日，伊裡布到達寧波。

此後的中英交涉，因照會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積壓英貨、先釋俘還是先交地等細故而頗費周折。2月20日，伊裡布突然收到新任欽差大臣裕謙的咨會，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兩江總督本任，不免大驚失色；而更讓他心慌意亂的是，這位新大臣對老上司還有一通毫不客氣的咨會，「安突德等不可釋放，本大臣尚須查訊！」

1840年9月19日，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致函浙江巡撫和浙江提督，宣稱天津談判期間，英方不會交戰；指責清方煽動民眾，拒供給養，緝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並聲稱英俘若有半點傷害，必將報復。

伊裡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雲南度過的。長久的「天高皇帝遠」的邊疆經歷，養成其果敢的性格、幹練的作風，也培植了其強烈的自信。

至7月17日，伊裡布又得浙撫咨會，知定海失陷，鎮海危急。他看出局勢的嚴重，便擴大了江蘇的防禦區域，同時依據其兩江總督的職權，調安徽兵1600名、漕標兵450名、河標兵900名往援江蘇各海口；調江西兵1000名，駐紮蘇州、鎮江一帶，充預備隊；命安徽撥庫存火藥、鉛丸各5萬斤，解江蘇海口備用。此外，他聽說「夷船」極高大，江蘇水師船隻過於「卑小」，便飭下屬「封備」閩、粵大型商船數十艘，以俟隨時僱用，配合水師作戰。

儘管嚴重的病疫使英軍難以久留，但他們也不願白白放棄。9月29日，懿律和義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給外相巴麥尊寫了一份報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條件是，訂立一項包括賠償鴉片、割讓廣東島嶼、開放通商口岸諸條件的條約。這與伊裡布的釋放俘虜、恢復通商的承諾相比較，差距實在太大。

10月13日，懿律照會伊裡布，再次詢問是否奉旨「著令戢兵」。伊裡布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於10月14日復照，謂：

9月28日，懿律和義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個消息，便是此地英軍正處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軍住院為5329人次，死亡448人。就死亡數字而言，英軍在舟山病死的人數是其兩年多戰爭中戰死人數的5倍；就住院人數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駐軍數量作標準（1762人），那麼，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九-九-藏-書

對伊裡布來說，內地為官一圈，非其立功揚名之所，邊疆似更適應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裡布丁父憂剛滿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規矩，命他署理雲南巡撫，丁憂期滿改實授。1835年，遷雲貴總督。1838年，授協辦大學士，為當時疆吏中獲此殊榮的第二人（另一人為琦善）。1839年，又賞戴雙眼花翎。

2月23日晚，張喜按預定計劃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釋放了部分英俘。當英方問及安突德等人時，張喜依計答覆：若英方歸還舟山，便釋放安突德；若英軍不歸還舟山，便殺了安突德，大軍開戰。可正當張喜唇槍舌劍駁斥辯難之際，只見安突德駕小舟而歸。過後，押解安突德的清軍兩名下級軍官趕到，稱途中英軍劫走安突德，清軍尚未跟進。本以武力為後盾的張喜，頓時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兒。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軍，收縮部隊，準備離境，而此時接收定海縣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軍，而是3人（張喜和兩名下級軍官）。張喜連夜返回鎮海向伊裡布報信，這兩名無奈的軍官只能四處尋找熟人，代為看守城門和倉庫。25日，英軍登船南下廣東。26日，葛雲飛等部才會合齊集，收回舟山。

9月28日，即發照給辛好士的當日，伊裡布上了一道長篇奏摺。他先是吹噓了一下水陸並進收復定海的設想，表明自己已「密為部署」；然後筆鋒一轉，聲稱天津的情況已證明英方已「俯首貼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時宜應「招撫」，以符合道光帝「弭釁息兵」之意；最後，他才托出了以戰俘換失地的計劃，表示將效法琦善，等到伯麥回到舟山之後，將「備文向其開導」，「令其迅速撤兵，歸我疆土，以免勞師費餉」。這道奏摺於10月7日到達北京，道光帝頗為欣賞，硃批多有褒語，立即批准。

在此照會中，伊裡布還詢問懿律何時「起椗赴粵」？

可伊裡布的這份奏摺到京時，正值英軍離開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軍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於9月16日發出諭旨，「所有攻剿事宜，該大臣仍密為部署」，並稱舟山地廣，英軍無法處處設防，讓伊裡布探明情況，「以為進攻之計」。伊裡布9月24日收到此諭，僅僅過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諭旨，宣稱英軍已「聽受訓諭」，全數「起碇南下」，而定海英軍亦將「先撤一半」，命令伊裡布等對南下的英軍「不必開放槍炮」，「勿以攻擊為先」。朝廷正在為「撫」計之勝而慶賀時，伊裡布的「和」計也獲得了事實上的批准。

由於伊裡布並沒有說出真情，由於當時的人們不了解也無從了解真情，社會對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連20年來一直對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時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謙多方調查，最後懷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饋贈。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謙的密片，稱英方「另有送張禧（喜）禮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陳志剛亦不得詳……」以為其中必有勾當，立即下令將伊裡布革職，命其攜張喜進京聽訓。道德的批判最是無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層面，事情的細節便失去了原有的意義，至於細節之中所包含的各種信息、教訓更是成了毫無用處的廢物。在當時的社會中，沒有人從道德以外的角度，對伊裡布的行為進行深層的思索，這是另一種不幸。

因此，8月28日，伊裡布發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摺，要求道光帝調廣東水師、福建水師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蘇集結備調的水師2000人，四省大軍匯合，聯合進攻，收復定海。

2月2日，伊裡布奏稱，廣東談判尚未有最後結果，浙江不能貿然進攻，以免英人得訊后在廣東更加猖獗。

正當伊裡布為收復定海之事而一籌莫展之際，北方局勢的變化，又給他帶來另謀出路的生機。

派兵前往，是伊裡布不得已而用的險著。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嚴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

這其實是一種誤解。

雲南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自雍正帝改土歸流之後，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發生。對清朝統治者說來，此處的官缺屬「繁」、「要」、「沖」、「難」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裡布平時為政寬和，以求減少矛盾，但一旦出現反叛，便毫不手軟重兵強壓，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謂寬猛互濟。在他任職期間，雲南顯現出少有的安定靜謐，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獎優敘。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處分，竟是1830年上奏請求參加平定喀什噶爾叛亂，反被道光帝狠狠訓斥了一頓，結果是「革職留任」。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軍南下廣東，伊裡布隨之遵旨裁減鎮海一帶的清軍和雇勇，等待著廣東談判帶來好消息。

可是，實際的行動，卻不免有些滑稽。

9月28日，正是伊裡布上奏的當天，他所等待的伯麥未到，而英國遠征軍總司令兼全權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裡布的照會後，即於9月29日復照，言詞強硬，聲稱若不釋放被俘人員，將認為清方已開始了「敵意行動」，他將可能「親自到鎮海」。read.99csw.com

可是，一到浙江前線之後，伊裡布變了。原有的信心如雲霧在陽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經驗因情勢不同而統統派不上用處。

從伊裡布後來的奏摺來看，懿律的這份照會，漢譯也頗成問題，使其不得要領。他僅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諭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該夷滋擾」，以便使英方大員可以早日南下。於是，他在復照中，謊稱已諭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貴國之人」。同時，他見英方既不肯退兵歸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張喜前往定海，與英方直接談判。

這裏面有必要分清兩個問題：一是對侵略者應不應抵抗；二是若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是否仍應抵抗。前者是道德層面的，結論是肯定的，沒有疑義。後者是政治層面的，結論不能從前者引申而來。思想家與政治家的區別正在於此（我擬在第八章中作專門討論）。既然正義的反抗並不能取勝，那麼，避免無謂的犧牲也是可以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伊裡布的消極避戰不應當視作錯誤。

面對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嚴旨，伊裡布表面上仍大談如何進兵，但又層出不窮地預設種種條件，用意正在於延宕時日。他始終不肯進攻，甚至不肯明確答覆進攻的時間，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著時局的變化。儘管他在鎮海一帶鑄炮、造船、修築工事，拉開了架勢，顯得轟轟烈烈。但場面鬧得越大，就越有擺擺樣子之嫌疑。他雖然曾在奏摺中隱約暗示進攻沒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嚴旨、同官們的批責下，始終不敢說出其避戰的內心判斷。他知道，說了必遭重罰。

雖說舟山本島至大陸的鎮海，海上距離不過30公里，而至大陸最近端，僅有10餘公里，渡海作戰也算不上遠洋進攻。但是，這麼一道窄窄的海峽，卻毫不留情地阻斷了伊裡布的進兵路線，更何況鎮海一帶海面，尚有執行封鎖任務的英國軍艦。

但是，就在伊裡布正式上奏此計劃不久，道光帝的這段硃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這一念頭。面對這道嚴旨，他後來上奏時訕訕地自我辯解：調集水師的計劃只不過是「先壯聲勢」，以便乘機將陸軍偷運至島上，「直搗其虛，襲取城邑」。這番話明顯是為了順合帝意而編造，絕非真實想法。

但是，我們在行為上為伊裡布辯護之後，又會發現，我們無法在動機上為他辯護。所有一切表明，伊裡布的消極避戰並非出於減少國家、民族、民眾利益損失的考慮，而是為了保全其個人。他恐怕在戰敗之後，其聲名官祿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顯的證據是，他沒有拚死一奏，將真相說個明白，使決定國家、民族命運的決策，能立於可信可靠的基礎之上。他的這種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價值取向，無疑是錯誤的。

從江蘇吳淞到浙江鎮海，由兩江總督而欽差大臣，伊裡布不再表現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軍的肆橫面前，他似乎已經看出武力收復定海的任務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陳。於是，舉措從實在歸於空虛，言詞由明確變為含混。我們讀了他這一時期的奏摺，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內心。

用今天的知識作判斷，很顯然，伊裡布的計劃只是他個人的一廂情願，肯定行不通。英國在其殖民史上，對戰俘一事，大多是發動更大規模的武裝行動迫對方屈服。然而，此時中英剛剛進入對等直接談判階段，預定的廣東會談尚未進行，懿律和義律雖曾發出不惜動武的暗示，但畢竟不敢輕率行動，只是希望通過交涉來解決。可是，伯麥、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書，義律親赴鎮海談判，反使伊裡布誤以為安突德是一個重要人物，更覺奇貨可居。由於錯誤的情報，伊裡布以為英軍原有定海撤軍一半的計劃，他曾打算英軍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將「酌量釋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粵東，聽候查辦」。

後人的效法證明了伊裡布的做法有著那個時代的「合理性」。也因為如此，這位革職拿問發遣軍台的階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個月，便東山再起。

這或許是伊裡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處。

1月29日，伊裡布再次奏報其作戰計劃，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兩要素外，又提出須「添造二十四槳快船，雇備商舟漁艇，招募熟識水性水勇」后，再「設法進剿」。附奏的夾片還建議，利用美國來鉗制英國。

但是，在當時「天朝」的氛圍中，順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對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無法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裡布的停戰舉動，極不得人心，很快成為同官們的眾矢之的。

前一句話說明了伊裡布對「通商」的看法，實際上也托出其對解決中英爭端的底價；后一句要求互給台階「下得去」的話，已不見「天朝」大吏對「逆夷」應有的敵愾之氣，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場老手才能為之。這一次會談理所當然地毫無結果。但伊裡布聽到義律曾脫口說出「不欲久據定海」一話，覺得此事還有希望。此後，10月3日，懿律又送來一份照會，10月4日，伊裡布復照，內容仍是一方要求釋俘，一方要求歸地，與前並無二致。

其次，《籌辦夷務始末》所收伊裡布奏摺皆有刪節。從檔案來看，伊裡布關於浙江停戰之事，先後上有7道奏摺，而在這些奏摺之後，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會和他自己的10通照會。可以說，伊裡布時時事事均有奏報。

昔日伊裡布的精神風采，已經不復存在。

先是新任浙江巡撫劉韻珂發難，奏稱英軍在舟山肆虐，並有久據之心，暗喻和平收復計劃不可行。然後是途經浙江的欽差尚書祁寯藻上奏，稱舟山父老鄉親紛紛要求進兵，並將民眾公呈附奏御覽。而最使伊裡布不適的，是他的下屬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裕謙的言論。他本與浙江事務無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義憤和責任感，上奏要求武力進攻舟山，且一次次報呈進攻方案。至於京城的言官，更是紛紛揚揚，奏章不絕。

定海英軍撤退一半的消息，伊裡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據琦善的奏摺，白含章得自與英軍軍官的交談。從英方資料中，我還找不到相應的記載，看來此事難以對證。從情理來判斷，英方在天津談判期間似乎還不可能對定海駐軍的數量作出決斷。但是，當懿律和義律回到定海之後，確實有放棄此地的設想，前面提及伊裡布聽到的義律作「原不欲久據定海」一語，並非空穴來風。

如此看來，伊裡布的這些計謀就已不再是針對英國人的，而是針對道光帝的了。九*九*藏*書

這一段無一字為真的言語，把滑稽可笑的醜劇改編為堂皇氣派的正劇。值得注意的還有，伊裡布為掩蓋事實的真相，還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摺，都沒有附呈他與英方的往來照會。

相對於鴉片戰爭中許多地方大吏匿情不報而言，伊裡布可謂是大體誠實的。他的高明之處，也就在這種誠實之上。他在奏摺中將懿律等人的照會全部附呈，實際上也就將所有的難題統統上交，從而證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摺中一味大話，結果無所措手；他始終保持了某種低姿態、低嗓門。正因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審訊時，並未受到過重的處分。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議定，伊裡布心急如焚。當晚，他與餘步雲緊急商議至二更，最後決定：一、由張喜先攜部分英俘去舟山釋放，勸英軍退出舟山；二、派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三總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隨後跟進，收復舟山。

英方此時正意在談判，伊裡布此時放棄進攻，浙江和局由此產生。

「天朝」中的大吏，聰明過人者莫如伊裡布。

可是，話語可以隨意編造，而收復定海的任務卻不是用言詞而能敷衍的。它是擺在伊裡布面前實實在在的難題。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兩江總督伊裡布一生中最不尋常的時期之一。他跌落於先前聞所未聞的境地。

從最初這一個多月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看出，伊裡布的態度與任何一位清朝官員並無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實際行動中，又顯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員更為幹練的氣質。一旦獲得情報，立即形成對策，立即上奏報告，乾淨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員中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調動外省軍隊的，第一個未經請旨或奉旨，便在軍費、軍火、驛遞等等與作戰有關的諸方面，採取果斷措施的。旁的不說，僅調兵一項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駐兵弁外，他在短時間內檄調蘇皖贛三省、漕河兩督標共計10900名兵弁，增援江蘇各海口。其數量超過沿海任何一個省份。

伊裡布見懿律有交戰之意，連忙復照解釋。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獲英俘事在奉到欽差大臣琦善南下廣東會談的諭旨之前，當時「彼此正在兩相拒守」，不能視為交戰之舉。他仍將釋放英俘和歸還定海聯繫在一起。

首先，所謂《浙江停戰協定》，並不是一項雙方簽字畫押的條約之類的文件，而是由伊裡布和懿律多次照會等文件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裡布的《曉諭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戰通告》。伊裡布的《告示》稱：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復行攻擊」；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讀，各保身家，如果夷人並不向爾等擾累，爾等不得復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稱：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劃歸對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眾的往來」；三、英軍「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擾中國人」。所有這些內容，雙方在照會中都予以確認。至於雙方地界的劃定，懿律曾讓張喜帶回地圖，而伊裡布在後來的照會中沒有提出異議，可視作默認。

伊裡布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作補救而挽帝意，不願讓眼看到手的功勞反為裕謙享有；他更知裕謙魯莽激越，若將英俘交到他的手中，還不知會惹出何種亂子（關於此事，詳見第五章）。於是，他一反官場常規，不是坐等新大臣到來，而是加緊收回舟山的交涉。

這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伊裡布9月22日收到伯麥的信件，立刻敏銳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麼清方正可就此機會提出條件。9月24日，伊裡布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的名義，照會伯麥，告知欽差大臣的到來，宣布釋俘的條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將定海縣城獻出」。為了使他的建議更具誘惑力，另外承諾：一、除安突德等人外，風鳶號被俘船員29人亦可一同釋放；二、先前英方來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為奏請」。

10月2日，英全權代表義律和翻譯馬儒翰赴鎮海，伊裡布、餘步雲等人與之直接會談。英方要求釋俘，清方要求歸地。參加會談的伊裡布家僕張喜曾錄下一些伊裡布的話，讓人可以了解其內心想法：

但是，在這一時期的最初的日子里，這位被後人稱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撫」派）主力隊員的封疆大吏，一開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樣。

2月24日，他派出張喜和葛雲飛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聲稱已與英方約定24日交還舟山，裕謙尚無抵浙日期，若按常規等待新大臣的到來，須得與英方改期，遲礙收復失地；且他策劃已久的進兵計劃亦有可能泄露，往後難期得手。因此，他為了不失時機，自行作主，仍於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場搶功的把戲，竟被他說成是不諉卸責任的勇為。針對道光帝歷次武力攻克舟山的嚴旨，伊裡布還在同日專上一折，胡編了所謂的進攻計劃：派兵3000人為主力，另捐銀1萬兩，在舟山密雇鄉勇；若英軍拒不歸地，內外結合同時並舉，進攻縣城；若一時不能獲勝，便在島上據險分駐，以圖后舉，云云。明明是一項倉促的決策，竟被他說成是計劃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動。

張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裡布充家僕，隨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邊並無名分的小太監權勢盛于朝廷命官一樣，張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來論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為黑箱作業，張喜深諳此道，放著小官不做，寧充家人而增其權祿。此次伊裡布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讓他戴上六品頂戴，權為折衝樽俎的使臣。在鴉片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毫無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著令人吃驚的表演。張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兩部記錄自己交涉活動的著作——《探夷說帖》和《撫夷日記》，今日讀起來頗有「晏子使楚」的韻味。這卻是張喜乃至當時大多數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8月12日，伊裡布奉到道光帝派其為欽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軍務的諭旨，僅隨帶數人，當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進攻定海的計策，上奏談及其規復失地的謀略：或多設疑兵，或陰遣間諜，或先攻其分據之區，或直搗其屯聚之處。由此而見，其謀略雖未最後定計，然自信卻不乏其堅定。他當時感到的唯一的困難，就是渡海作戰所需要的戰船，但又感覺問題不難解決。在江蘇時，他就動過雇募商船的腦筋，此次聽說浙江已經雇船。即便這些雇船「尚難合用」，也只需趕緊「添造數只」，便可「俾資攻擊」。read.99csw.com

伊裡布與浙江停戰，本是遊離于鴉片戰爭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幾筆帶過。我在這裏不厭其詳地逐一記述，原因有二：一是過去的人們對此研究不多，致使許多細節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釐訂清楚。二是過去的人們往往在不清晰的記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裡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裡布，遵旨嚴防鴉片海上走私，剛剛查勘了吳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檢閱營伍，回到蘇州時，突接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蘇巡撫裕謙轉來的浙江藩臬兩司的稟報，得知定海一帶有「夾板夷船」20餘只。他的第一反應與前敘道光帝的態度完全一致，認為「顯因粵、閩二省驅逐嚴密，闌入浙洋，居心叵測」。儘管他此時還不知道中英兩國已經開戰，甚至不知道來犯者為何國之「夷」，但都不影響他立即於7月11日重返吳淞海口，並定下對策：若「該夷」竟敢闖入江蘇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絕勾結（也無須英軍實行封鎖了），然後示以兵威，驅逐出境。與此同時，他還飛咨沿海各省將軍督撫，通報軍情。

有論者謂，伊裡布瞞著道光帝，私下與懿律簽訂了《浙江停戰協定》。他們的主要論據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一書，稱伊裡布僅僅奏報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協定」。

與北方的琦善相比，伊裡布的困難又似多了一層。道光帝交給伊裡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戰，收復定海。

伊裡布老謀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與此時已經到浙的福建陸路提督餘步雲一番商討后，於9月8日出奏，認為琦善在天津辦理「稟帖」，浙江此時就不宜進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時的任務是：一、從嚴防範，「不令該夷竄入口內」；二、將進攻定海之事「密為部署」。也就是說，伊裡布乘此機會，自作主張地改變了自己的使命，即從海上進攻定海換成從陸上防守鎮海等處。明眼人一看即知，「密為部署」實為「暫為擱置」的障目幌子。

伊裡布這時再也不能固守其計了，只得在奏摺上大談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動作：

由此，我們又可以看出，不論伊裡布上奏時出於何種動機，他的四省聯合進攻的計劃，在實際操作中，至少需幾十天兵力集結的時間，使伊裡布有了緩于進攻的理由，獲得了他此時最需要的準備時間；同時，本應由他一人承擔的進攻定海的責任，通過調派水師的行動，分散到粵、閩、蘇等省官吏身上，減輕了自己的負擔。

在研究伊裡布的這段經歷時，使我最感興趣的是，他對道光帝從誠實到欺騙的過程。在其開始，伊裡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的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摺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滿紙謊言。在當時的官場中，捏謊粉飾盛行成風。過去的人們往往從忠君觀念出發，批判臣子們的「欺君」行為。但是，若冷靜地想一想，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又何曾不是在客觀上催化、助長這種風氣？我這裏絕無意為伊裡布的謊言辯護，而是指出，對促發這種謊言的體制和君主也應當批判！

伊裡布的這些小動作也觸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裡布欽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戰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前往浙江接任欽差大臣，「專辦攻剿事宜」！

就內心而言，伊裡布對這些人的攻擊並不懼怕，上奏時左遮右擋，自我辯護，甚至反唇相譏；他真正擔憂的是廣東談判的進展。當伊裡布將收復定海的責任轉嫁到琦善身上后，萬萬沒有想到，同官的攻擊使他的命運與廣東會談緊密相連。萬一定海不能收復，聖怒必然發作，自己必定牽連進去。伊裡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場上本無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惡為標準。

如果說伊裡布對道光帝隱瞞了什麼，那就是隱瞞了他的內心。他已經看出軍事上的對敵絕無希望，但就是不說，使得中樞不能及時地明了前線的實情。而後來的形勢變化，又使他欲說不能。

伊裡布此時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軍提出的將定海問題放在廣東會談中解決的方案，於10月30日照會懿律，聲稱其「已繕就告示十道，發往張貼」，至於釋俘和歸地，將在英人與琦善「會議完竣」后解決。11月4日，懿律照會伊裡布，表示即將南下，並稱將約束部屬，「不得駛至大港巨河，驚動士民」。11月6日，懿律發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戰。

老謀深算的伊裡布，遇到了新問題。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裡布10月4日的照會後，復照伊裡布，沒有要求釋俘，反而稱先前的交涉中雙方都有「誤解」。他聲稱自己沒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時，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戰」的諭旨。他要求伊裡布在「咨會」中明確表示已奉到這一諭旨，同時，他也將下令英軍停止敵對行動。至於歸還定海一事，他提議，將在與琦善的談判中連同其他問題一起解決。

1840年12月31日，伊裡布奏稱，他將加強鎮海等處的防守，而對舟山的英軍，則打算購備火船，進行騷擾。

1841年2月7日，伊裡布收到琦善由廣東發來的六百里飛咨，告之英軍將歸還舟山（詳情見後節）。他聞訊大喜，當日一面奏報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張喜去舟山，準備履行他與懿律的前約，一面釋俘，一面歸地。

伊裡布到達鎮海時，烏爾恭額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調集的兵弁已經齊結，共有水師3000名，陸師2000名。對清軍說來，一地集結兵力5000人並不算少，但當時清軍的情報稱定海英軍有戰艦30餘艘，陸軍七八千人，伊裡布自然不敢「冒然進攻，輕為嘗試」。雖說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裡布所調安徽壽春鎮王錫朋部1200人，以及隨福建陸路提督餘步雲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當時人的觀念，用於陸路進攻的兵力不乏；但伊裡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師戰船，卻沒有著落。而且，伊裡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鎮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產木料均屬短小」而無法進行。

7月13日，伊裡布到達吳淞，與聞訊先期趕到的江南水陸提督陳化成會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稱「夷船」兵分兩路，一路進攻定海，一路向西駛去，不知其目的。伊裡布恐向西駛去之「夷船」將竄犯江蘇，便立即作出一連串的決定：一、在海防的重點區域寶山（含吳淞）、上海、崇明三處，部署防兵共1萬名，以備接戰；二、從藩、運兩庫中支銀4萬兩，暫充軍費；三、令江蘇布政使辦理火藥軍資，務期足用；四、令江蘇按察使整飭驛遞，保證奏摺、諭旨及各處文報暢通無礙，便於情報和指揮；五、自己坐鎮上海寶山之間，就近實施指揮。儘管如此，他對局勢仍未有充分的估計，在奏摺中說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殲」的消息，立即「撤防馳奏」。

可是，廣東傳來的偏偏是琦善談判不利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