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曰：「大兵屢敗，敵驕我餒，不唯攻剿綦難，防守亦極為不易。」

其十曰：七省防費甚鉅，「糜餉勞師，伊于胡底？」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主「剿」官員的最根本的立論根據為英軍不善陸戰。當這一看法被事實證明為錯誤時，主「剿」思想也就失去基礎，主「剿」官員亦隨之動搖。

在今天許多人的眼光中，由主「剿」轉向主「撫」，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從劉韻珂這一實例上，我們卻可清楚地看出其思想深化的進展。先前極力主「剿」，乃是失之於盲目，此時傾心「撫」議，卻是著眼于現實。

在各省的督撫大員中，劉韻珂可視作特例。他不是翰林，不是進士，甚至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勉勉強強也算是正途出身。他不是親貴，不是滿人，史籍上未留下其祖先的記載，想來不過是平常人家。在講究學歷、講究門第的道光朝，劉韻珂以七品小京官分發刑部見習，至1826年正式補缺，居然由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1840年8月，替代倒霉的烏爾恭額，出為浙江巡撫。在這短短的14年中，還包括丁父憂在家守制3年。

這兩項人事調動，預示著朝政的重大變動。

單位：鎊

現實的力量，畢竟大於「義理」的力量。

直隸 約230萬 兩

江西 224016 兩

盛京 約10萬 兩

陝西 115851 兩

1840年底，劉韻珂從四川趕赴浙江新任時，打定主意要與「逆夷」血戰一場。而看到此時主持浙江軍務的伊裡布的舉措，從本能上反感。當接到伊裡布關於浙江停戰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潛往英軍佔據的定海，搜集情報，並得出結論：英軍將久據定海，伊裡布、琦善的「撫夷」舉措必然失敗。於是，他將情報上奏道光帝，另對伊、琦稍露微詞，綿里藏針。他自知憑其地位，不可能勸說伊、琦，便藉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裡布對此不滿，兩次上奏反譏劉「探聞所未盡」、「尚有不實不盡之處」，自稱其駐紮鎮海，較之「見聞更切，探訪更真」。劉韻珂也並不就此撒手，反與顏伯燾聯名上奏，稱伊裡布「縱能振發有方，而襄贊商籌，究形寡助」，要求派林則徐、鄧廷楨來浙，「會同伊裡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並授之專折上奏權，以不受伊裡布的控制。

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一下子開出這麼多問題。可見他的焦躁，又可見他的淺薄。「天朝」大皇帝本不屑於過問「夷」事，此時俯查「夷」情，姿勢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麼點進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並不知道，他最為困惑的地理問題，正是他最有資格回答的。我們今天尚能看到的由傳教士南懷仁為他高祖父康熙帝繪製的當時中國最精美的世界地圖——《坤輿全圖》，此時正在紫禁城的庫房裡睡覺。

啟用伊裡布的建議，被道光帝嚴詞駁回；而道光帝派來的揚威將軍，只聞在蘇州歡娛。寧波城內英軍，屢屢放風欲攻杭州。劉韻珂無兵無將更無退敵良方，只覺得面前的一切無比兇險。他雖在杭州苦心經營，但其防禦措施連自己都不相信：在城內各巷口設立木柵欄，用民人一名守柵，營兵一名副之，晝以幟，夜以燈，鳴鑼擊梆……種種舉措，與其說是禦敵，不如說是靖民。可在人心浮動的杭州，卻也制止了慌亂中乘機搶奪之風，因而民眾擁戴，官聲飛揚。他似乎已想到了死。奏摺中稱言：若戰守不利，「臣只能捐一身以報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在情緒敗壞到極點之時，鄰省江蘇巡撫梁章鉅因病去職，又使之暗生羡意。於是，他又於1842年1月29日具折，聲稱自己在四川任內便患有風痹，到浙后因軍務繁重，致使「舌麻日甚，右腰塌陷一穴，且右耳閉塞，諸事健忘」。他祈望道光帝也能將其開缺，至少給假調理，在大廈將傾之際獲一退身保全之機。可是，局勢敗壞到如此田地，道光帝無意也無法換人，僅是硃批嘉語相慰。

鴉片戰爭中，共計5萬余名官兵跨越全國的大調動，其費用之巨不難想見。

道光帝在諭旨中替劉韻珂說出其想說而不敢說的「羈縻」二字。另一件發往天津的穆彰阿：

其三曰：英軍火器猛烈異常，無可抵禦。

原來，所有的主「撫」官員無不從主「剿」轉變而來。在「天朝」的對外體制下，在「夷夏」觀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員對「逆夷」主張「進剿」，幾乎是出於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員原來都是「主戰派」，無一例外。正因為如此，如果說清王朝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主戰」與「主和」的鬥爭的話，那麼，這種鬥爭的場地，主要在於那些由主「剿」轉向主「撫」的官員的頭腦，是一種自我的思想鬥爭。在那個時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經歷一番痛苦的掙扎。

兩江總督裕謙兵敗自殺，其信號是明確的，即對戰爭前途失望。

江蘇 1302400 兩

劉韻珂的「十可慮」，是整個戰爭期間少有的能面對現實條分縷析的文件。他所提出的「深可焦慮」的十項，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或現實存在的隱患。對此，不僅他本人為之莫解，清王朝也無人可為之解。今天的歷史學家在研究鴉片戰爭時，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就官、民關係而言，清王朝的統治實質上是一種壓迫，是一種對立的關係。就連統治者本身對此亦有深度的認識。耆英後任兩江總督時曾上有密折，稱官吏兵弁的催科浮收、包攬詞訟、巡緝索錢、勒逼商旅、窩留娼賭……「種種凌虐，無惡不作」，致使「官與民，民與兵役，已同仇敵」。在此種情勢下，民眾不可能在這場反侵略性質的戰爭中團聚在官府的周圍，成為自覺的同盟軍。清朝在民眾心目中缺乏這種號召力。rｅａd•９９cｓw•ｃｏｍ

耆英和伊裡布南下后，道光帝開始了冷靜的思索。他突然發現，自己對於面前的敵手，實在是一無所知。5月1日，他收到奕經的奏摺，得知可以審訊俘虜，立即發下一道諭旨：

其二曰：續調西北勁卒，距浙窵遠，緩不濟急。

揚威將軍奕經此時向道光帝請求續派各省「勁兵」7000名「迅速來浙」。而前次浙東反攻因待陝甘川援軍，足足花了4個多月。此次若按奕經的要求，從西南和西北如此調兵，時間又不會少於4個月。如此看來，奕經非為謀進攻之道，而是行延宕之計了。道光帝對此大為光火，責備之餘，只同意派援陝甘兵2000名，河南、廣西兵各1000名。這些遠程徵調的援軍，後來也沒有趕上浙江的戰鬥，被奕經派往江蘇戰場。

主「撫」官員中還有兩位大將。一是耆英，此時在盛京將軍任上，依然一派主「剿」姿態。一是牛鑒，新任兩江總督，對戰爭的前景抱著必勝的信念。在後面的敘述中，我們又會看到，當耆英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后，兩人又成為主「撫」派的頂尖人物。

我從本書的第一章起，就不斷地說明清軍的腐朽。一次次戰敗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浙江清軍在1841年10月和1842年3月的兩次大敗仗，使浙江境內的清軍鬥志全消。道光帝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曾斥責奕經：「既不能衝鋒擊賊，復不能嬰城固守。」此時正在東河效力的林則徐，聞「浙事潰敗」，亦斷言「數千裡外徵調而來之兵，恐已魂不附體」。

未久，他奉到發琦善至浙江效力的諭旨，以為道光帝的態度發生變化，連忙於1842年10月30日出奏，要求將伊裡布發往浙江「效力贖罪」。

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災，杭、湖、紹等府「匪徒聚眾搶掠，勢甚鴟張」。雖由「猝被雪災而起，實則因該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顧，故遂藐法逞凶」。「當此人心震擾之時，難保不潛相煽惑，散而復聚。況上年雪災之後，春花多未布種，現在米麥蔬菜，價日增昂，小民度日維艱，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復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機而起？」

問題在於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主和派」。琦善、伊裡布在傾意主「撫」之前，曾經有過短暫的堅決的主「剿」姿態。楊芳、奕山與英軍妥協前，也是力主「剿」議且身體力行者。劉韻珂的個人經歷更為典型。他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琦、伊在未開戰前便看出「剿」計之不可行，而楊、奕、劉是吃了敗仗后才轉向；楊、奕在實行妥協后施放謊言迷霧，劉氏未行動前便直言「剿」之必敗。其他人呢？

這裏說的「攻剿」，是指收復寧、鎮、定三城；這裏說的「防守」，是指從乍浦、海寧至杭州的錢塘江防衛。前者已被浙東反攻失敗所證明；後者將會被下一節將要提到的乍浦等戰役所證明。劉韻珂此時向道光帝明白直陳：「倘有逆船數只，突然內竄，必致（杭州）全城鼎沸，不戰自潰。」

揚威將軍奕經在浙東反攻失敗后，曾主張「暫事羈縻」，后自覺與其「將軍」的身份不符，便改調「剿」論，謊報戰果，與劉韻珂的「撫」議相對立。可沒過多久，乍浦失陷，他「心悸股慄，迄無良策」，也轉向釋俘「緩兵苟安」了。

更有甚者，清軍此期的軍紀敗壞，致使他們原本為解救民眾的「救星」身份墜化為禍害民眾的「災星」。各省援軍到處勒索，敲詐地方。在紹興，清軍的「搶食」，使當地「罷市絕糧」；在上虞，兵勇竟公然搶劫自己的糧台。林則徐稱：清軍「沿途騷擾之狀，更不忍聞，大抵民無不畏兵」。江蘇布政使李星沅得知奕經在浙東兵敗后再請各省援軍，氣得在日記中大罵：「徵調紛紜，彼糜餉糈，沿途擾累不可勝言，庸臣誤國乃至此耶！」江蘇是過兵省份，具有良知憐憫百姓的官員作如是說，而真正的受害者，戰區的老百姓又該作何感受？

1842年3月28日，北京，圓明園。劉韻珂七天前發出的「十可慮」密折及其三份附片，遞到了道光帝的案前。我們不知道道光帝閱讀此件的神態，但隱隱感到重大決策作出前時空氣的凝重。三天前收到的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的奏摺，使其失望、惱怒和憂鬱，硃批曰：「憤恨何堪，筆難宣述。」他恐怕英軍此次得手後會攻擊北方，將他最為信賴的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派往天津，查勘防務。此時劉韻珂這份絕無「撫」、「羈縻」一類文字卻又意在其中的奏摺，指出了另一條道路，悄悄地懾取了他的心。他拿起硃筆，在最後一份啟用伊裡布的附片的末尾寫下：「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

道光帝十分讚賞他的敏銳性，硃批曰：「所見大有深意，朕未見到。」浙東反攻失敗后，劉韻珂又飭令地方官將潰散雇勇的兵器收繳，以防持械滋事。又恐浙江未能收齊，移咨蘇、皖、豫、魯等省巡撫「一體巡查」，「以免事端」。

其八曰：浙江漕糧，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處」，「皆由逆氛未竣」。

在鴉片戰爭中，官、民皆與「夷」敵對，但各自的出發點不同。官出於利害關係。民則出於侵略者的暴行引起的仇恨，而對英國的侵略要求會給他們的利益產生何種危害是不甚明了的。國家和民族的觀念並沒有成為民眾奮起的旗幟（詳見第四章第三節）。在此種情勢下，民眾的情緒有如彈簧，英軍的壓迫重一些，反彈力就會大一些，反之亦然。1841年10月，英軍佔領定海、鎮海、寧波后，手法上有些變化。他們先後在各處發布「安民告示」，要求當地民眾「仍舊安居樂業」，宣布對「盜賊」將進行懲治，甚至英國人「擾累」民眾，亦可「就稟衙門，以緊查辦」。在餘姚、慈谿和奉化，英軍還打開官府的糧倉，散發給民眾，很有點「劫富濟貧」的味道。在另一方面，他們還宣布，若民眾「藏匿清官探子」，一經捉拿即將房主治罪，並要燒掉他們的屋舍。為了強調這一點，他們還殘忍地將捉住史蒂德船長的鎮海縣霩𩇐（今郭巨）村全村房屋焚毀。英軍的這些手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儘管民眾和清軍暗下捉拿單個英兵的行動一直沒有停止，但大體上出現了民夷「彼此相安」的局面。九_九_藏_書

裕謙主浙后，兩人旨趣相投，配合默契。劉韻珂熱心參与定海、鎮海的防禦工程建設。裕謙稱劉「愛民如子，馭兵有術」。林則徐以四品卿銜奉旨到浙后，劉韻珂更是與之朝夕相處。據林則徐日記，其在浙35天，僅5天兩人未謀面，其中有兩天是因為劉前往定海無法見面。林則徐後來發配新疆，劉亦往寓所送行。

劉韻珂對雇勇滋事的恐懼甚於正肆虐于浙東的英軍，正是出於對王朝命運深層次考慮。以割地、賠款、通商為目的的英軍，並無滅清之意；而一旦民眾造反，將是皇冠落地。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劉韻珂是將此兩件事聯繫到一起考慮的第一人。「不逞之徒乘機而起」一語，是對道光帝乃至整個統治集團的提醒，也是對他們施加的最有效的壓力。

又據伊裡布的親信張喜透露，伊裡布由張家口軍台釋回，4月3日到圓明園。張喜聞訊趕去伺候，叮囑其主子：「如蒙召見，務將夷情徹底陳明，方能有濟，若如前隔膜，仍恐掣肘。」伊裡布深以為是。然至軍機處報到時，只奉到上諭：「伊裡布著賞給七品銜……交耆英帶往浙江差遣。」看來道光帝還不願與這位不久前定罪的老臣直接對話，不予召見。次日，伊裡布由本旗都統帶領前去謝恩，只在二宮門磕頭，仍未能將英軍的實際情況上達天聽。張喜見前景不妙，儘管耆英、伊裡布一再讓他隨行去浙，仍未敢應允。

雲貴兵由廣東撤回　　6801兩

閩浙總督顏伯燾曾是鐵杆主「剿」者，廈門失敗后，便與其曾彈劾過的奕山之輩同流合污，在謊言中消磨日子。私下場合，他又「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師所能抵禦」，聞者暗暗偷笑「其中情已餒，何前後如出兩人」？

這番話說到了道光帝內心的病處。官民對立，形同水火，清王朝內部潛伏著深刻的危機。自然災害，物價上漲……任何小小的火星，都有可能燃成燎原大火。十多年後以太平天國為主的全國內戰，證明了這一點。而此時湖北鍾人傑為首的民眾造反，又提示了這一點。劉韻珂於此格外留心。先是在鎮海、寧波失陷后，他一面請派援軍，一面要求將裕謙生前在河南、安徽等處招募的鄉勇5000名退回。他奏曰：

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來的揚威將軍奕經，終於在1842年2月下旬領兵前往曹娥江前線，劉韻珂驚魂稍定。可20天後，這位顢頇的統帥兵敗浙東倉惶夜奔杭州。劉韻珂再次跌落谷底，傷透了心，也拉下了臉，下令僅放奕經一人入城，而堅拒其部眾于城外。他後來說明的理由是，一怕潰兵擾城，二怕英軍尾至。

貴州兵2500名赴廣東　18271兩

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遠遠超過英國遠征軍的侵華費用！從來不做虧本生意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在戰後賠款上獅子開大口，索要賠款2100萬元，其中戰費1200萬元，僅合銀900萬兩。

劉韻珂在仕途上一路搭快車，靠的不是機遇，而是其特有的辦事處世的方式：一、辦事結實；二、為人乖巧。前者與道光帝的為政宗旨榫合，後者又使他在官場上極有人緣。

據此，我們可以得出近似的結論，鴉片戰爭中清政府支出的軍費約2500萬兩，若包括來自民間的捐輸銀錢，當超過3000萬兩。

比如，欽差大臣伊裡布、裕謙先後駐紮鎮海，但對該地防禦似乎並不經意。劉韻珂身為浙撫，自覺有責，並不因為其上有欽差大臣專防而放棄責任，便數度前往勸說，並操勞其事。事竣之後，他並不張揚，而是將勞績歸於伊、裕，上奏時只是淡淡地說一句「其應添工程由伊裡布另行奏報」、「嗣經欽差大臣裕謙飭令」。他的這種做法，自然討長官們歡喜，但在奏摺中淡淡的話語，又約約露出背後的潛台詞，似乎在含蓄地提示道光帝：他是出力者。

在鴉片戰爭中，劉韻珂頂多是個二流角色。他雖為戰事最為紛繁的浙江省最高軍政長官，但在他之上，先後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和一位將軍（奕經）。他並沒有真正當家。他之所以能引人注目，在於他的主「撫」言論。可是，在戰爭之初，他又是一個地道的不打折扣的主「剿」官員。

由此可見，且不論別項，僅軍費一項已將清王朝逼入死胡同。我們雖不能說清王朝已至山窮水盡的地步，後來的太平天國戰爭時清廷財政更加困難，但以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和民眾生活的極度貧困為代價而維持，道光帝付得起此等代價嗎？

林則徐的這一新設想，是對其先前的作戰指導方針（以守為戰）的否定。林則徐在事實面前斷然放棄先前的主張，顯示其探求新知的努力，可以說，是他思想的一大進展。

上述八省中，缺少了花費大量銀子防堵英軍的福建、山東、直隸、盛京四省區的數字。這裏提供並不完備的撥款數字，以資參考：

廣西 90720 兩

耆英在北京一共住了19天。在此期間，道光帝恐其「署理杭州將軍」一職事權不重，於4月7日頒給「欽差大臣」關防。我們不知道道光帝共召見他幾次，只知道最後一次為4月12日。兩人密談的內容自然不會有正式的記錄，但江蘇布政使李星沅在日記中寫道，京中來信告知，耆英曾向道光帝說明，對英軍「與銀與地均非辦法」，道光帝明確指示，「先剿后撫」！

無情無語的城門，此時已矗立了四百多年，飽經滄桑。它又能問誰？誰也沒有答案。

浙江 7480521 兩

四、雇勇。由於清軍兵力不敷，須大量雇勇。僅浙江省就有「隨征水陸壯勇」2萬余名，「沿海各廳州縣巡防壯勇」3.7萬余名，開支就相當驚人。

在琦善、伊裡布被斥革后，「撫」議已寢息一年，「剿」意沸騰。在這種情勢下再倡「撫」議，頗有風險，且不論聖意如何，即是言路上的謗論也讓人受不了。劉韻珂不愧為是一位官場中的高手，他沒有正面提出「撫」，反而在「剿」字上作文章，稱戰爭若繼續進行，有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本來，只要證明了「剿」之不可行，「撫」也就理所當然了。

此為道光帝第一次由「剿」轉「撫」的主要依據之一（詳見第三章第二節）。劉韻珂此時此地提出此一話題，自然會勾起道光帝的一番回憶，因為他才是此論的真正倡導者。

在對「主和派」的排隊中，又使我發現，在粵、閩、浙、蘇戰區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省區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因此，這一時期的主「撫」者與主「剿」者的區別，僅在於他是否在戰區，是否負有抵禦英軍的實際責任。對一名戰區中的地方官說來，此非兒戲，由不得他們像非戰區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歌唱「義理」的高調了。

三、清軍長途調動增援，又有人夫車馬行船路糧等開支。《欽定戶部軍需則例》對此有著十分繁細的規定，而從這些規定中很難得出具體印象，讓我們看看廣西省的實例：

「水軍」的關鍵在船炮。林則徐最初對奕山談到其戰船中稱：「另制堅厚戰船，以資取勝。上年（1840年）曾經商定式樣，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辦，其船樣尚存虎門寨。如即取來斟酌，趕緊製造，分路購料，多集匠人，大約四個月之內可成二十船。以後陸續造成，總須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林則徐沒有詳談戰船的具體式樣，但稱在英軍逼迫下的廣州每月可造5艘，又似非為近代化的海軍艦船。且待100艘戰船如期製成，「水軍」成立，時在1843年1月。

早在1841年4月林則徐尚在廣州時，向靖逆將軍奕山提出6條建策，其中第5條為「外海戰船宜分別籌辦」。1841年秋，林則徐效力于河南符祥河工，得知廈門、浙江的敗局，開始深層次地檢討以往的作戰指導方針，在致其門生戴絅孫的信中，提出「水軍」的設想：

1842年4月，林則徐稱：「雖一時造船緩不濟事，而泉、漳、潮三處，尚未嘗無可雇之船，其槍炮手亦皆不乏……火炮須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弟有抄本《炮書》，上年帶至江浙……」是年9月，又稱：「為今之計，戰船製造不及，惟漳、泉、潮民商之船，尚可僱用。其水軍亦須于彼募敢死之士……次則老虎頸之鹽船與人，亦尚可以酌用……」可見林則徐「商定」式樣的戰船，是可以用福建南部一帶的民船替代的。其欲製造的火炮，當與其在浙江效力時製造的火炮並無二致，只有工藝上的講究，並無技術上的提高。

同在這一天發出的諭旨中，還有兩件值得注意。一件是給揚威將軍奕經、浙江巡撫劉韻珂等人的廷寄，其中指出：

到了此時，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一切希望都破碎了。劉韻珂思想深處間或尚存的那一點點戰意，也被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一反平日乖巧的習氣，不顧可能會忤逆聖意，於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慮」奏摺。在該折的夾片中，再次請求啟用伊裡布。這位曾被他傷害過的老長官，此時在他筆下又被描述為：「公忠體國，並無急功近名之心，臣生平所見者，止此一人。」從奏用林則徐，到奏用伊裡布，劉韻珂的思想整整轉了180度。

關於這一點，前面各章已予充分說明。我只想補充一點，由於戰爭是由南向北逐次展開的，而各省統兵大員缺乏英軍裝備的知識（稍具認識者，如林則徐、鄧廷楨、琦善、伊裡布又先後被革職），因而在防炮措施和設施上並沒有採取相應的對策。這就使得沒有英軍火炮知識且初歷如此迅猛炮火的清軍官兵，缺乏心理準備而在戰場上陷於恐懼，大量逃亡。恐懼心理是近代戰爭中常見的問題，對士氣的影響不能低估。在鴉片戰爭的各次戰鬥中，真正被英軍火炮斃傷的清軍官兵數量並不多，大多在敵炮火下迅速瓦解。

雲南兵500名赴廣東　3735兩

這一方面說明道光帝對他的這一決定仍無把握，想聽聽這位親信大臣的意見，另一方面又恐怕這一決定，會影響前方將士的軍心。

與此同理，近代化的海戰，又需要近代化的海軍。用雇募的民船、雇募的槍炮手、舊法製造的火炮，與英國遠征軍海上交鋒，似無勝利希望。

湖北 333567 兩

他已全無戰意，決計與英軍和平共處，不惜以鄰為壑。而在他的私函中，更是明言：「夷務不可為，閩事更不可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

本土作戰的清軍，為何支出如此之巨？我們不妨做一番細究。

毫無疑問，除了撥款外，這些省區亦有數量可觀的捐輸銀兩。

四川 167370 兩read.99csw.com

讓我們回過頭來，從林則徐設想的「水軍」的規模，反推其戰船的型制。1000位火炮，5000名士兵，1000名舵工水手，若平均地分配到100艘大型戰船和50艘中小型戰船中去，平均每船僅有炮6.6門，士兵33人，舵工水手6.7人。這與英軍的艦船不在一個級別上，無法相比。

戰爭須以金錢為其後盾。再鋒利的刺刀，若抽去作為中堅的軍費，即刻軟如燈芯草。戰爭期間，最使道光帝心煩意亂的，恐怕還是軍費問題。

接顏伯燾繼任閩浙總督的怡良，曾是林則徐的密友，一紙彈劾琦善的奏章揚名天下。但未離廣東之前，就在英軍的攻勢下與楊芳等人向英軍妥協。就職閩浙后，又敷衍道光帝為減浙江軍事壓力而令其進攻鼓浪嶼的諭旨，向手下明確布置：

說來也巧。就在這一天，由盛京將軍調任廣州將軍的耆英進京請訓，也到了圓明園。道光帝召見。兩人密談。晚上，由內閣發下兩道上諭：

1842年4月15日，欽差大臣耆英、七品銜伊裡布離開北京，南下杭州。京城南的正陽門和彰儀門，照例再次向欽差大臣開放，冷漠地注視著此行神色慘淡的人們。它已經送走了兩位欽差、兩位將軍，這一次，又會有何轉機？

有論者謂林則徐此時關於建立「水軍」的思想，為正確的救國之方。我以為，此論似為不妥。

從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劉韻珂此論完全錯誤；但若從王朝利益的角度來判別，又當別作他論。

二、由於承平日久，清軍的兵器及防禦工事至戰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造。如浙江鎮海鑄炮117位，共用銀10.8萬兩。各地的數字集合一起就相當可觀。

一、我在第一章中已經說明，清軍平時的糧餉不敷用度，戰時徵調作戰需支付三筆錢：甲、俸賞銀，軍官為俸銀兩年，士兵為6至10兩。乙、行裝銀，此為借支，戰爭結束後分年扣還，其數額從6兩至500兩不等。丙、鹽菜口糧銀，此系出徵兵弁的伙食費，官兵每日給米8合3勺或麥1斤，鹽菜按品秩每月從0.9兩至12兩不等。也就是說，清朝每年以銀上千萬兩養兵80萬，僅僅是平時的費用，一至戰時，又得支出不亞於平時費用的另一筆戰時費用。

因此，劉韻珂此論在立論基礎上雖有謬誤，卻也道出了當時的真情。

由此，林則徐所設想的「水軍」，只是傳統水師的強化，並非近代海軍。一支近代化的海軍須由近代化的科技和工業為基礎。缺乏這一基礎，林則徐或其他人，空手是建不成近代海軍的。

其六曰：英軍以小惠結民心，彼此相安，民眾「轉以大兵進剿為慮，是民間鮮有同仇敵愾之心」。

林則徐關於「水軍」的設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義，並無軍事史上的價值。

廣東 6244760 兩

以上八省，共計1637萬兩。當然，實際開支要比報銷數字更大，因為江蘇、浙江兩省的報銷數字中並未包括該省捐輸銀錢（可不列入報銷），而據我見到的遠非完整的材料，浙江、江蘇兩省捐輸銀達476萬兩，錢達85萬串。

河南、山西、安徽、甘肅、湖南、雲南、貴州、黑龍江、吉林、察哈爾等省區也有出徵兵丁，其中一些省份亦有過境兵丁，而這些省份既無報銷數字亦無撥款數字，我們似可從前引湖北、江西、四川、陝西、廣西的報銷數字中，推測其用度。

在琦善、伊裡布主持「撫夷」事務時期，在林則徐、鄧廷楨下台後不久，劉韻珂的這番言論舉止自有耀眼的景色。英方對此也十分注意。1841年2月出版的《中國叢報》對此評論道：「在新任巡撫劉韻珂的管轄下，舟山的局勢已經惡化」；劉韻珂促發的聖旨，「實質上已取消了11月17日諭旨中宣布的停戰令」。

其一曰：浙江清軍兩遭挫衄，銳氣全消，勢難復振。

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究竟花了多少錢，至今尚無準確的統計。就我所見的檔案，只查到下列八省的報銷數字：

是年冬，他又向兩江總督牛鑒正式提出「船炮水軍」的建議。此外，他在致翰林院編修吳嘉賓、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等人的信函中，又有具體的論述。

正當一切如願，劉韻珂躊躇滿志之際，1841年10月，英軍連陷定海、鎮海、寧波，三總兵戰死，裕謙自殺。劉韻珂聞之如遇晴天霹靂，驚駭失色。定海、鎮九九藏書海防禦工程是他所能設想和營造的最堅固的工事，裕謙等人又是他所遇到的最出色的官員，如果連這些都不足以抵擋「逆夷」的凶焰，那麼還能指望什麼？不願接受現實卻不能因之不承認現實。驚駭之後是深思。主「剿」的熱情因前線的敗績而消退。於是，他在奏摺上寫了一段意思明確但用語含混的話：

此外，還有大量的浪費和貪污，無疑是在傷口上抹鹽，使清王朝本已千瘡百孔的財政，不堪承受。

其五曰：清軍即便在陸上幸勝，英軍登舟遁去，清軍只能「望洋興嘆」。

以近代戰爭的知識來判斷，組建「水軍」直接到海上與敵抗衡，避免被動挨打，無疑是更為高明的一著。但是海戰比陸戰更為複雜，海軍建設要比陸軍建設更為困難。

林則徐設想的「水軍」是什麼樣的呢？他稱：「大船百隻，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軍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就此規模而言，不算太小，頗為鼓舞人心。但是，我們若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又會發現問題。

漕糧時為大政。清朝北方缺糧，京師每年需漕米400萬石。就某種意義上說來，漕運是京師的生命線。浙江漕糧約佔京漕總數的三分之一，關係不為不大。可劉韻珂的焦慮並不以此為止，他還奏稱：「且乍浦有警，則江省蘇、松二府亦難免震驚，不特收糧多有掣肘，並恐船行不無阻滯。」江蘇漕糧約佔京漕總數的一半。若漕運一斷，京城必然動搖。后英軍佔領漕運咽喉鎮江，朝廷即刻屈服。

至聖至明的大皇帝，此時心裏正充滿著不安。

山東 約48萬 兩

其四曰：英軍並非不善陸戰。

今天的論者，大都愛用「主戰派」（或「抵抗派」）和「主和派」（或「投降派」）的概念，來劃分清王朝的官員。就當時的情景而言，確實有主戰、主和兩種不同的聲音，但若將某一官員具體地歸置於某一陣營中去，我以為，又違背了歷史的真實。

鴉片戰爭初期，道光帝還頗為大度，向各省撥放軍費。1841年秋廈門失守后，福建請款300萬兩，戶部已經是東拼西湊。是年11月，為尋找軍費來源，戶部和吏部根據道光帝的諭令下發「海疆捐例」，將清朝平日賣官售爵的捐例，「酌減十分之五」，以示鼓勵。是年底，戶部又向道光帝亮出紅燈，警告存銀不多，無法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就在劉韻珂的「十可慮」上奏不久，1842年4月20日，道光帝據軍機大臣穆彰阿的提議，下令各將軍督撫熟籌軍費良法，「條議具奏」。但是，在中古式的財政體系網路中，財源枯乾，各將軍督撫不可能有新的思路，也無有見地的對策，其具體作法不過是勒捐而已。可以說，在戰爭後期，清朝的軍費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靠捐輸維持的。

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為民。有組織的充分覺悟了的民眾，幾乎是不可戰勝的。而渙散的民眾，則對最微小的暴力也無法抵抗。不能說清王朝中無人認識到民眾的力量，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利用民眾的言論，也作了一些實際的事情。但是，他們在本質上對民眾的恐懼，使得他們同時又在極力瓦解、破壞民眾的組織。正是這種矛盾的心理活動和行為方式，使劉韻珂對民眾的看法，前後迥別。

「先剿后撫」，即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哪怕是極小的勝利，再與英軍講和。這反映出道光帝已經承認在軍事上不可能取得完全的勝利，想以妥協了結。從策略上講，這種方法可使己方在談判桌上有討價還價的資本，以制止英方漫天要價。但是，問題又在於「剿」得了還是「剿」不了。看來道光帝在前方將領的欺瞞下，對前方軍情的了解，不那麼透徹。

劉韻珂的這番話，與他先前的說法截然相反。1840年底至1841年中，劉韻珂在安置定海難民和組織定海防禦工程建設時，看到了「民心固結，響義可嘉」，並在奏摺中稱讚「各嶴鄉民，共募敵愾同讎之義，極形踴躍」。可是，為什麼在一年之後又會有如此之變化？

不能說漕運中斷清朝即刻就會崩潰，十多年後的太平天國戰爭，清政府的河運亦中斷，僅靠上海等處的海運，漕糧數量大為減少。太平天國之後的商業性的南糧北運，使漕運名存實亡。在這裏，實際上是一種選擇：以守成為歸的道光帝儘管平生不愛冒險，但此時敢不敢以漕糧不濟、京城動蕩為代價繼續進行戰爭？因此，就漕糧影響面的結論而言，劉韻珂的言論有些誇張，儘管就漕糧將短缺的事實而言，劉氏是毫不誇張的。

讓我們分析一下劉韻珂的「十可慮」。

福建 450萬 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