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條約已經簽訂，已獲御筆批准，但道光帝卻別出心裁地想出一個新辦法——在條約上「添注」。

9月1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摺，全面讓步，「各條均照所議辦理」，但又下旨曰：

［釋評］　此項交涉的前半部分，即喪失治權的清政府要求英方不擾害舟山、鼓浪嶼的民眾，當屬正當要求；而後半部分已在南京條約第十二款作了規定，「不再行攔阻中國各省貿易」。大約耆英認為這些嗜利的「逆夷」不會見利不取，而劉韻珂對此更是大發議論（見其信第四問）。

［釋評］　此項交涉違反了南京條約第十款的規定，反映出耆英仍想沿用廣州模式處理其他口岸的事務。由於關稅問題後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巨案，我擬放在下一節一併分析。

六、和約訂立並付清本年度賠款，英國應從南京、鎮江撤軍，退還閩、粵、浙等地。英方暫據的舟山、鼓浪嶼亦「不便多泊兵船」，英軍「仍宜在船駐紮，不必上岸別居」。

其實，即便道光帝不說，他也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份，其榮辱福禍繫於「天朝」。很可能經歷了再三的思量，他決計繼續與英方交涉，對條約已經規定的內容和尚未明確的事項進行補救。

七、赦免「漢奸」之後，若有匪徒投靠英方而擾害民眾，英方又予以庇護，該怎麼辦？

二、英國已在廣東「就撫」過，並給過銀兩（指義律—奕山停戰協定），此次若其國王認為郭士立（清方一直將此人視為主謀之一）、璞鼎查辦理不善，別生枝節，該怎麼辦？

二、今後如有中國商人欠英商款項情事，「止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

［釋評］　此項交涉的觸發點是南京條約赦免「漢奸」的規定。道光帝9月6日的諭旨對此有明確指示，劉韻珂信函第七問題對此亦極為憂慮。耆英雖未收到諭旨和信函，但心靈脈通，明確要求將投入英船的「奸民」交與清朝處置。但他沒有想到，這麼一來，實際上也放棄了清朝到英船上搜查、逮捕中國罪犯之權力。船桅上的英國國旗成為不法之徒的保護傘。14年後的「亞羅號事件」即為一例。

道光帝這段話的意思不很明確，似乎是命令耆英等人在條約完成後，繼續與英方商議「一切緊要事件」。他沒有說明「一切緊要事件」的具體內容，但似乎認為條約還不能「永絕後患」。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與劉韻珂在思想上有著驚人的一致。該諭旨9月7日到達耆英處。

四、各通商口岸皆有章程輸稅納課，今後若英國阻勒商船，清政府管不管？若清政府採取措施，豈不又引起釁端？

我們若從這種思路一直追到最深處，就遇到了中西社會背景和文化觀念的差別。在西方，商業活動已不再受官方的具體管制，商人只需遵從法律即可；而從保甲編氓層層至寶塔尖大皇帝的中國傳統社會，每一個人都在官府治理的網路之中，很難想象脫離這種治理之民。國家設官治民。既然中國官府無法治理這些英人，把他們交由英國官府來治理也不失為一種辦法。耆英放棄對英人的審判權，在這種思路上幾乎是順理成章的，儘管這種思路本身應別作評價。

六、各省戰後重修海防工事，英方若對此猜疑而阻撓，該怎麼辦？

然而，鴉片戰爭雖然擊碎了「天朝」的威嚴，但「天朝」的觀念卻不能隨之更換。即便是對戰敗體會最深，已從「天朝」夢幻中探出頭來的耆英者流，手捧南京條約，迷迷然，感到面對著一大堆全新的難題。原先「夷人」的去處僅為一地——廣州；其居住活動範圍是有限的——商館；交易的商人是指定的——行商；接觸的民眾是少量的——僕役（包括買辦）；管理的手段是間接的——經過行商……現在，這些限制統統沒有了，那又怎麼管理這些桀驁不馴嗜利如命的「夷人」呢？

前一章提到的張喜，在其對條約談判的詳盡記錄《撫夷日記》中，除對賠款的殺價外，另外只記了一條清方的抗辯：「黃（恩彤）、咸（齡）兩大人出城，與夷人會議，不許夷人攜帶家眷。」這可能是張喜知識有限，不能理解條約內容的意義。而時任江蘇布政使李星沅看到ｈｔｔps://rｅaｄ.９９ｃｓw•cｏｍ條約的反應，不得不讓人深思：

五、廣東、福建等地因不知已訂和約而攻擊英艦，不應成為「口實」，「以乖和好」。

若從具體條款來看，南京條約之所以為不平等，主要是三項內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賠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後半部分）；三、赦免「漢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規定批准程式，並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釋放英囚也合乎當時和現在通行的國際法慣例；至於條約第十一款平等國交，反是這項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條款。

十、英國除廣州外，「多得福州、澳（廈）門、寧波、上海四處，系大皇帝逾格天恩」，今後若他國要求去福州等4處口岸通商，「應由英國與之講解，俾仍在粵通商，無致生事」。

作為滿人，作為皇親，耆英比起那些中過進士，入過翰林的正途官員，少一些儒教的氣味。這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中，無可爭辯地是一大缺陷。或許也就是這種缺陷，使之在思考問題時也少一些性理名教的色彩，更具直接性和功利性。至浙江幾天後，他便看穿戰敗的必然，不計「夷夏」之大義，一心欲與「逆夷」講和。這與同為皇親貴族的伊裡布、琦善相一致。

然而，以上認識只是今人的一種分析，與當時人的思想是不搭界的。

我不知道耆英是沒有弄清楚英方擬定的這一條款的含義，還是據道光帝諭旨要求修改了條約的內容。

從以上一系列的諭旨中，我們可以看清道光帝對南京條約的態度。這份條約的內容與他原先的設想差之霄壤，可六朝故都的南京已成了風前之燭，不得不予以批准。但是，他心有不甘，於是命令耆英等人繼續交涉，挽回一些「天朝」的利益。災禍由此萌生。毫無國際知識的道光帝並不知道國家利益之所在！他所要求交涉的內容或為不得要領，或為不著邊際。

而在1842年夏秋之際，兩江總督衙署亦充當了歷史的見證人。下榻於此的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四品卿銜乍浦副都統伊裡布和這裏的主人兩江總督牛鑒，正在恐懼和憂慮之中商議對英和約事宜。

這是一篇新的「十可慮」，是對戰後中外關係的深層次的思考。本無國際知識的劉韻珂，所提出的問題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十分可笑，不若前一篇「十可慮」分析清朝內部問題那般實在，但卻真實地道出一名負責任的官員對未來中外格局，尤其是通商口岸地方官員如何處理「夷務」、解決民「夷」糾紛的憂慮。

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越早結束越為有利！

劉韻珂的這封信，沒有直接評價南京條約（這也是他一貫的辦事風格），但用提問題的方法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條約的看法：這份條約太簡略了，在許多具體的問題上缺乏具有長遠眼光的明確規定，因而在操作上有其任意性，稍微處置不當就有可能引起釁端。這次戰爭已使他打怕了，最懼再起兵刃。他在信中說：

十二、清朝皇帝已同意在南京條約上加蓋國璽，英方應同樣辦理。

八、若英人潛入非通商口岸地區而引起民眾抗拒，英方必歸罪於清方，「起兵問罪」，該怎麼辦？

就歷史的現實而言，南京條約雖是一項苛刻的不平等條件，但作為簽訂人的耆英並無罪責可言。城下之盟，別無選擇。作為戰敗國，再苛刻的條件也不能不接受。

一個半世紀后的今人，完全有理由指責耆英，埋怨他不應有如此拙劣的外交，但問題僅僅出在耆英一人身上？與此同時，北京的道光帝不是正式諭令、杭州的劉韻珂又在暗諭他去交涉？耆英的十二項交涉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但將之與劉韻珂信函中十個問題、道光帝前後諭旨中九項指令比較，能分出高下嗎？

相比之下，浙江巡撫劉韻珂對條約的感受顯然「深刻」得多，他給南京的耆英、伊裡布、牛鑒寫了一封長信，一口氣提出十個問題：

作為鴉片戰爭結束標誌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簽字的中英和約，被後人名之為「南京條約」。它共有十三款，無疑是一項苛刻的不平等條約。

耆英為宗室，即努爾哈赤之後裔。其父祿康做過東閣大學士、戶部尚書、步軍統領等職。顯赫的家世背景，使之仕途坦蕩。自1806年以蔭生授宗人府額外主事後，一直在京官上遷轉，先後擔任過50多種職務。其中最讓人感興趣的是，他做過兵部侍郎、署理藩院尚書、禮部尚書、工部尚書、戶部尚書九_九_藏_書、吏部尚書，僅僅在刑部沒有任職的經歷。

因此，我在前面不厭詳細地摘錄劉韻珂的信函和道光帝的諭令，不是想減輕耆英的罪責，而是為了指出，整個統治集團同病。

杭州、北京和南京完全想到一起去了。

因此，若從當時西方人的眼光觀之，南京條約已是相當具體的，若在當時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中，都不會有執行中的困難。

但是，條約簽訂之後，兩江總督衙署內的氣氛並沒有因此而緩和。耆英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賬（他還沒有收到道光帝批准簽約的諭旨），二是條約簽訂后的中外格局當如何辦理。沒有理由認為他對條約內容是滿意的，他也像劉韻珂、道光帝一樣，正在思索下一步的種種問題。道光帝的諭旨中還有一段勸激的話：

因此，從理論上講，最佳方案是清政府自身改革，作好內部準備後主動開放，並在具體做法上與國際接軌。但在歷史現實中，這種可能性等於零。

位於今日南京市中心長江路上的兩江總督衙署，是一處很大的院落。它後來成為太平天國的天王府、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府和國民黨政權的國民政府，地位顯赫異常。直至今日，仍是江蘇省的政治決策中心。多少年來，不知有多少決策由此產生，多少政令由此發出。

五、今後若有民、「夷」爭訟事件，英方拒不交凶，如前林維喜案，又該如何「戢夷暴而平民心」？

十、中國之凋敝在於漏銀，新開口岸后漏銀更易，清方若禁銀出口又會挑起釁端，該怎麼辦？

這可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8月22日，道光帝收到耆英報來的「酌辦各條」清單，下旨曰：一、行商制度「毋庸更改」；二、商欠由官府「查明追還」（而不是賠償）；三、英船關稅由副領事赴海關交納而不經手行商一事，再行妥議具奏；四、香港問題在諭旨中沒有提及，大約已同意由「賞借」改為「讓與」，五口通商問題仍堅持原議。值得注意的是，諭旨又提到另外三項內容：一、「沿海之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當指非口岸地區）「不準夷船駛入」；二、戰後各省修復海防工事，「係為緝洋盜起見，並非為防禦該夷而設，不必妄生疑慮」；三、其他各省因不明訂立和約而對英艦實施攻擊，「不得借為（開戰）口實」。此諭旨8月27日到達耆英處。

9月6日，道光帝收到耆英呈遞的條約，注意力已從條約本身轉向條約之外，下旨：一、關於「商欠」，今後英商與華民交易，一切欠款自行清理，清朝對此不再負責；二、關於赦免漢奸，「倘該民等別經犯罪，我國應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三、關於關稅，「各海關本有一定則例」，即使中國商人運送英國貨物往內地，「經過關口自有納稅定例」（道光帝似未看懂條約第十款的規定，諭旨的文字和語氣似乎否定這條款存在的必要性）；四、「所稱銀兩未清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島，廈門之古（鼓）浪嶼小島，均准暫住數船，俟各口開關后即著退出」（道光帝似乎要求英方退還舟山、鼓浪嶼的期限，由五口開放、賠款交清兩項條件改為五口開放一項條件）。這一次的諭旨，道光帝講得明明白白：

從社會經濟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一口通商、行商制度束縛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利於中國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轉向市場交換的工商經濟；廣州的關稅由吏員和行商操縱，使每一次關稅交納都成為討價還價的灰色交易，外商受害，國家無利。這些難道還應當繼續保留？

道光帝因一份偽造的告示而最後決計主和，江寧將軍轉呈的常鎮道稟帖，使之知曉英方的條件，遂下旨：一、煙價在廣州已付，軍費和商欠不準賠；二、平行禮可以通融；三、香港「暫行賞借」（不是割讓），閩、浙沿海暫准通商，但不許長久居住。這是他對未來和約的最初設想。

如果我們離開耆英的十二項交涉、劉韻珂的十個問題、道光帝的九項九_九_藏_書指令之具象，抽象地思考問題，就會發現：真正使耆英、劉韻珂、道光帝陷入困境的是南京條約有關通商關係的規定，也就是我在前面說明難以用平等或不平等界定的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則等內容。

［釋評］　此三項交涉依據道光帝8月22日的諭旨，而第三、四項又見於劉韻珂信函第八問和第六問。但是，按照國際慣例，第三、四項屬國家主權，既然南京條約沒有給英方這些權利，那麼清方根本不必與英方商量。

四、清朝戰後在沿海駐軍及修復海防工事，「實為防緝洋盜起見，英國既相和好，不應有所疑慮，或行攔阻」。

一、通商五口中，除廣州已給英人香港居住外，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應在港口建「會館」，英船來港貿易時供英人居住，貿易結束后，英人應「回船歸國」，「不必常年在會館居住」。

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中國的開放若不是在上世紀中葉而是更晚，中國的現狀又會怎樣？

九、中國「奸民犯法」而「投入英國貨船、兵船」，英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

1838年，耆英由熱河都統調盛京將軍。不久，鴉片戰爭爆發，他在加強海防方面也頗賣力氣，沒有絲毫主和的氣味。1842年2月24日，道光帝調其為廣州將軍。當他交代一切，依例於3月28日進京請訓時，正恰道光帝收到劉韻珂的「十可慮」奏摺。我們不知道道光帝派他去廣州的真實用意，但可以看出，他的到京日期，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命運。

耆英的照會分正文和附單。正文提出了交涉的理言：

由此，我們不僅要問，劉韻珂寫這封信的真實意圖是什麼？他僅僅是對耆、伊、牛訂立的條約表示不滿？抑或讓三大憲作補救？三憲均為主持談判的官員，劉氏是暗示他們繼續與英方交涉？從而對他提出的十個問題作更具體的規定？

八、「英國商民既在各處通商，難保無與內地民人交涉獄訟之事。從前英國貨船在粵，每以遠人為詞，不能照中國律例科斷，並聞欲設立審判衙門，如英國之呵壓打米挐一樣。但查乾隆十九年仏（佛）蘭西人𠺮𡀂〔口氏〕一犯，欽奉諭旨，令其帶回本國，自行處置。即道光元年英吉利兵船水手打死黃埔民人黃姓之案，亦經阮督部堂奏請，令英國自行懲辦各在案。此後英國商民，如有與內地民人交涉案件，應即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內人由內地懲辦，俾免釁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為例。」（重點為引者所標）

一、對英條約簽訂后，其他國家望而效尤，清朝又不知底細，該怎麼辦？

因此，由英方按西方標準制定的南京條約，在沒有近代國際知識，不了解西方商業制度的清政府手中，必然是難以執行的。舉一個例子，南京條約第二款允諾英人可以「帶同所屬家眷」居住于通商口岸，這在當時的西方和今日的世界是很平常的事，但與清朝以往不許「夷婦」入境的規定相抵觸。耆英在條約簽訂前曾派員交涉，被拒后又在奏摺中以相當的篇幅說明允「夷婦」入住口岸的理由，其中最為雄辯的是：

這段話的意思是，英方提出的條件，清方已答應了，為使條約能「永久遵行」，清方也有「盟言」，須與英方預先約定。言詞中不無希望英方「知恩圖報」的意味。看來，耆英對國際條約的意義似乎不太清楚，剛剛簽字又提交涉。而「盟言」一語，又讓人回想到古代「戢兵會盟」之形式。

十一、福州等口岸關稅稅率不一，「自應照粵海關輸稅章程，由戶部核議遵行」。

［釋評］　就當時形勢而言，鴉片戰爭期間，美國與法國的軍艦均在中國海岸活動，法國尤甚（后將詳述）。劉韻珂信函的第一問就是他國「效尤」，道光帝9月6日諭旨亦稱「他國之不免生心」，可知此事已引起普遍的警惕。而耆英的對策確實別出心裁，由英國出面「講解」。也就是說，以後他國若向清朝要求往福州等4處口岸通商，讓他們找英國去！

1842年8月18日，道光帝收到耆英的奏摺，更清晰地了解到英方的要求，作了一些讓步：一、廈門、寧波、上海准其貿易，但再次強調「不準久住據為巢穴」；二、福州不準開放，不得已可改為泉州；三、香港仍堅持「賞借」；四、對於賠款不再反對，只是詢問款項如何籌措。該諭旨8月24日送至耆英處。九-九-藏-書

從今天通行的國際關係準則而言，一個國家選擇何種方式進行對外貿易，本是主權範圍之內的事。就此而言，英方強加中國的這些規定，無疑是強權的表現。

李星沅當時是主和的官員。他沒有對條約內容直接評價，只是「大書特書」使之恥辱，大約這些事是可以私下做而不能公開說的吧。他最看不慣的，是「夷婦與大皇帝並書」，作為一名飽學經史的儒吏，本能地感到無法向歷史交賬。在戰爭緊要關頭以病求退，歸田后又著述甚豐的前江蘇巡撫梁章鉅，此時尚在歸途，得到消息后，致信福建巡撫劉鴻翱，對福建須開放兩處口岸憤憤不平：

九、英人在舟山「建造夷樓」，「大有據邑之意」，若各通商口岸均如此，致使「轉盼之間，即非我有」，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在條約簽訂之後，道光帝依舊命令耆英就有關事項繼續向英方交涉。該諭旨於9月13日到達耆英處。

三、通商五口只准貨船往來，「未便兵船游奕」，五口以外地區，英方貨船、軍艦皆不得駛入。

1842年9月1日，即南京條約簽訂后的第三天，當耆英焚香拜折向道光帝奏明簽約情況的同時，另一道致璞鼎查的照會也送出了兩江總督衙署的大門。也就是，在他未收到道光帝命其繼續交涉的諭令、未收到劉韻珂對條約內容充分憂慮的信函之時，便主動行動了。

照會所附清單中，提出了十二項交涉內容：

［釋評］　此項交涉的利害關係實在太重大了，我不得不照引全文。耆英和劉韻珂一樣，如何處理通商口岸的民、「夷」糾紛而不引發釁端，成為其心頭大患。為了簡單明了且一勞永逸地解決此難題，他乾脆將對英人的審判權主動拱手予英方。在他看來，如此中英各司其民，就不會再出現諸如林維喜案那樣令人頭痛的麻煩了。耆英由此鑄成大錯！

後來的歷史說明，西方的大潮衝擊了中國的舊有模式，民眾的生產和生活（主要在沿海地區）為之大受損害，在此哀曲中又萌生出中國前所未有的種種社會經濟現象。五口通商、廢除行商、新定稅則，作為英國此戰的主要目的，反映出其欲將中國納入世界貿易體系的企圖，使倫敦、曼徹斯特和孟買的老闆們大發利市，致使中國在毫無準備和防備的情況下倉促開放。這對中國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擺脫循環的新途徑。從短期上講，負面作用大於正面效應，而從長期來看，負面作用在不斷退隱，正面效應在逐漸生長。至本世紀，正面效應超過了負面作用。

［釋評］　南京條約第十三款僅稱條約由雙方君主「各用朱、親筆批准」，並未提國璽一事。但在先前的談判中，英方提出加蓋國璽，耆英奏准，為對等起見，故有此項交涉。

聯繫後來的歷史，自然會很清楚，南京條約是一座界標，使中外關係由「天朝」時代轉入了條約時代。按照南京條約的文字和精神，由清初建立起來的（有些做法可追溯至更遠）至道光初年已密織如網的「天朝」對外貿易的種種規定，全然被廢除，具體詳盡嚴格的「防夷章程」也不再有效。各通商口岸需要實行一種新制度。儘管南京條約在文字上，對這種制度未作詳密過多的具體規定，但從精神上理解，應是當時西方社會願接受的那種商業制度。

中國註定要經受一read.99csw.com次新的災難。

在前一章中，我們可以看出，耆英對道光帝主「剿」的一系列諭旨不太放在心上，暗中保持與英方的聯絡，舉止一如廣東談判期間的琦善。但他不像琦善那樣直接，那麼直率。大約他身邊精明的伊裡布也給他出了不少主意。而到了最後，與琦、伊不同，他的一切行動都得到批准，這主要是形勢使然，同時也讓人領略到他在政治操作上的技巧。

歷史學家應當具備遠距離的思辨力。

在中國的歷史上，南京條約畢竟是亘古未有之事，各色人等議論紛紛當在情理之中，況且在專制社會中，臣子們的意見往往無足輕重，真正有效用的是聖旨。

由上可見，儘管耆英對南京條約的內容並不滿意，儘管他也主動找英方交涉以作補救，但從十二項交涉中，我們找不到能挽回中國利益之處，即使是違反南京條約的第一、第十一項，若以今日標準度之，也毫無益處，而整份照會反潛藏著對中國利益的極大損害，其中第八項又是近代中國治外法權之濫觴。

既要維護「天朝」的利益（以「天朝」的觀念而不是以近代國家觀念確認），又要避免再起釁端，住在英艦炮口之下南京城內兩江總督衙署憂心忡忡的耆英，不懂得用近代國際法則去維護本國真正的利益，似乎只有一條路可走，即用「天朝」觀念與英方交涉。而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又是極富殖民經驗的璞鼎查。

儘管伊裡布的家人張喜認為「伊中堂」是決策的主謀，牛鑒的助手江寧布政使黃恩彤感到「牛制軍」是和議的中堅，但真正的權柄僅操之耆英的手中。他是唯一的欽差大臣。

［釋評］　此項交涉可見於道光帝8月18日和22日的諭旨。耆英想按照先前的廣州模式來處理其他口岸英人居住權問題。文中的「會館」即為商館。按廣州以往的做法，來華外國人只能在商館區活動，貿易結束或冬季停止貿易時應回船歸國或前往澳門居住。但是，耆英提出的方法，直接違反了南京條約第二款：

［釋評］　英方的撤軍問題，南京條約第十二款已有明細的規定。耆英就此再度交涉，反映出他對英方能否履行條約的擔心，這與劉韻珂的心情是一樣的（見其信第二、九問）。南京江面的英艦，是耆英頭上的懸劍，因而在條約已作規定的情況下，要求英方再次保證。或許，這都不對，他根本沒有仔細研究墨跡未乾的條約？

就南京條約內容而言，耆英是違旨的。這從前引道光帝對條約的一系列諭旨中可以認定。1842年8月29日當耆英簽約時，收到的僅是8月22日的諭旨。儘管他也派黃恩彤等人對英方交涉，要求不開放福州，但遭拒絕後便不再動作。至於諭旨中規定的各通商口岸不準「久住」、行商制度「毋庸更改」等項，他乾脆就沒有向英方提出。然而，若作為享有「便宜行事」許可權的欽差大臣，耆英簽約的行為似又並不違旨，因為從經典、律條、祖制中，都找不到對「便宜行事」四字的界定。

［釋評］　此項交涉肇因於南京條約規定賠償「商欠」300萬元。道光帝8月22日和9月6日的諭旨皆要求下不為例。據耆英奏摺，條約簽訂前，他曾派咸齡等人向英方交涉，獲口頭允諾。耆英怕不保險，此次想用文字的形式予以確認。

梁氏為福建長樂人，恰恰位於福州出海的閩江口端，福州的開放使之恐懼。

至於如何防止這些「流弊」，他沒有具體說明。我不知他是沒有對策，還是有辦法不說，只是將問題原原本本地交還給耆英、伊裡布和牛鑒。

我在前面詳細摘錄了劉韻珂的信函，具體排列了道光帝的諭旨，在此還將更加詳細具體地引用耆英給璞鼎查的照會。因為，在這些文件中，潛藏著不亞於清朝在戰爭中軍事失敗的外交失敗。耆英的照會尤為嚴重。它是我所見到的中國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

七、舟山、鼓浪嶼的英軍「不得侵奪於民」，也不得對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

除去以上今天比較容易判別的條款外，該條約還有三項規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廢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稅則（第十款）。這些關於經濟貿易的條款，很難簡單地以平等或不平等來界定。

三、英國屢言北上天津，此次未將天津列為口岸，如何「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可免事後之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