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維新力量並非來自幕府，而是來自社會，倒幕又成為改革的前提。由於清王朝此時尚不會即刻垮台，我們不妨也看看最為敏銳的中國知識界的反應。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學家幾乎無人否認，「安政五國條約」的失敗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1843年，璞鼎查提出入城要求，而戰後廣州民眾對英「夷」的敵愾，使耆英不敢答應。1845年，新任英國公使德庇時再提這一要求，耆英仍以「民情未協」相推諉。是年底，清方支付最後一筆賠款，按南京條約，英方應歸還舟山。德庇時卻提出，若不讓入城，便不歸還舟山。耆英嚇得連忙在私信中告饒，稱此事「若有游移，我即無以自安其位」。1846年4月，耆英與德庇時在虎門簽訂「歸還舟山條約」，明確承認英人有入城權利，並稱「一俟時形愈臻妥協，再准英人入城」。英方當時未發現，因條約內無具體時間規定，清方可以「時形」為由，無限期拖延！

這或許是林覺得李不夠貼心，未吐心語，但1843年1月給鄭夫人及長子的一信，大概是心裡話：

一、按照這一判斷，清朝就不應當抵抗，英國軍艦一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投降？

1851年7月，伊犁將軍奕山與俄國代表科瓦列夫斯基（E. П. Koвaлeвcкий）在伊犁談判。俄方提出伊、塔兩城通商辦法按1792年「恰克圖市約」辦理。不知「市約」為何物的奕山，見俄方遞出條約「官銜人名均無錯誤，諒非該夷捏造」，便同意了，在「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簽了字。

這些自然與君主的好惡相關。儘管戰爭的結局是殘酷的，但道光帝並沒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將一切責任卸于下屬。牛鑒逮問后，他又將奕山、奕經、文蔚等前敵主將送上刑部大堂，統統定為斬監候。他在內心中認定，戰敗的原因在於這批奴才未能實心實力辦事，「天朝」的厄運在於缺乏忠賢智良之臣。1842年10月2日，李星沅在日記中寫道：

如此評價《海國圖志》、《瀛環志略》、《海國四說》可能過於苛求，但戰後中國所處的險惡局勢又不能不對之嚴格要求。平心而論，魏、徐、梁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家。他們從一個封閉的容器中探出頭來，開眼看世界，並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靜地看待另一種文明（徐繼畬最為突出）已是石破天驚之舉。由此為基點，稍稍進步，便可登堂入室，領略新風光。然而，我們今天認為尚不夠完美的著作，當時被許多人視之為「夷」張目而鄙視。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們是孤獨的，這是他們個人的不幸；然中國最優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國的方向，又是整個民族的不幸。這是時代與社會間的落差。後來，《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浮海東瀛，識貨的日本人為之翻刻，對日本維新思想的發生髮展多有幫助，這又是魏、徐兩氏始料未及的。

儘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認一條錯誤，「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鄧廷楨由伊犁釋放回京，道光帝召見時仍稱「用錯了人」（指用林則徐）。基於這種檢討，他在戰爭中得到的教訓僅僅是慎選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發現的人才之一。

道光帝死後不久，琦善又倒運了。1851年因為青海濫殺無辜而革職拿問，發往吉林效力贖罪。沒過多久，因太平軍興，以三品頂戴署河南巡撫，繼以都統銜授欽差大臣，主掌江北大營。1854年，卒于軍中。

如何看待外國人入城，當時的價值觀念與今天迥然不同。可作為戰後林則徐唯一插手的與西方有關的事件，我們又看不出他有高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思想和手段。就組織方法而言，仍是一年前徐廣縉、葉名琛的再現，而不惜用武的輕率姿態，又說明他並沒有吸取上次戰爭的教訓。歷史已經證明，用這種方法不能「制夷」，只能制于「夷」。

道光帝得到英軍退出長江的消息，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兩年多的戰爭終於結束了，天下終於太平了。他對此的第一反應頗合其稟性：立即下令沿海各省撤軍，以節省浩繁的軍費。

魏源的思想雖不夠充分，但卻十分可貴，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一定能上軌道。可是，魏源的這一思想是不確定的。在《海國圖志》中，我們可以看到「師夷」「制夷」的言論，也可以看到無須「師夷」即可「制夷」的言論，安南的札船、緬甸的木柵都是他用來說明土法「制夷」的生動事例。就是大講「師夷」功夫的《籌海篇》中，也有黃天盪的故事。如果我們再看看他同時期的名著《聖武記》，便知其思想之游移，似乎先帝們的方略武功亦可「制夷」。至於在此之後的力作《元史新編》，講的似乎是「殷鑒」之類的道理。

由此，我們可以認定林則徐有著可貴且有限的開眼看世界的事實，但還不能推導出他有著改革中國的思想。這可舉神光寺事件為例加以說明。

后信謂：

問題由此而轉入下一層面，清軍將士在戰場上付出的鮮血，怎樣才不會白流。

鴉片戰爭爆發后不久，日本也遇上了與清朝同樣的麻煩。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軍艦4艘由上海駛入東京灣。其在日本引起的震動，不亞於13年前英國軍艦開抵大沽口。掌權的德川幕府面對著培里送來的國書，其神態猶如道光帝手捧巴麥尊致中國宰相書。他們不知所策，採取了軟弱的姿態，約定次年再給予答覆。由於這些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蒸汽動力美國戰艦被油漆為黑色，時人稱之為「黑船事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對外事務的時期，確實中外關係比較和緩。這一切都是犧牲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得來的，只是他對這些利益尚無認識。道光帝也很滿意這種安靜的局面，1845年3月授其協辦大學士。

從1843年復出到1854年病故，我們從琦善這11年的經歷中，看不出任何由於這場戰爭而發生的旨趣變化。除了在駐藏大臣任上因英國窺測有過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氣力仍放在傳統事務上，最關心如何再邀聖恩。我們雖不知他內心中是否毫無反省，但他未為中國的變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卻是無可爭辯的真實。

不管歷史將作何種選擇，我以為，鴉片戰爭留給我們首要的問題是，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鴉片戰爭結束后的52年，1894年，經明治維新而疾速發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師爺的門前。他們廢除了與李鴻章在天津簽訂的別開生面的前約，讓李鴻章至馬關另訂新約，仿效鴉片戰爭中的英國，要求割地賠款，並在一切方面享有與西方列強同等的權利。

可是，充滿喜悅的道光帝已看不到這一後果了。反入城勝利后僅半年，1850年2月，他去世了，將這一切痛苦留給他的兒子咸豐帝奕詝，而他平生最喜愛且駕崩於此的當時世界上最華觀秀美的皇家園林圓明園，也在10年後由英軍點燃的衝天大火中化為灰燼。

1847年1月，黃恩彤因違例奏請年老武生職銜而下部議處。吏部議降三級調任，按道光朝的一般做法，黃應獲降三級留任，以後很快開復。道光帝卻將其革職，調徐廣縉為廣東巡撫。《清史稿》稱道光帝不滿黃對外軟弱，借細故發作，並隱喻給耆英一個警告，但沒有更多的證據。

第二年，培里又來了。這次帶來了7艘軍艦，裝備更為精良。德川幕府在此武力的逼迫下，接受了美方的條件，簽訂條約，被迫開國。

至戰爭結束，琦善被控罪名亦被事實推翻。穆彰阿等人設計援救，授意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召對時說項，道光帝意允。1843年1月，旨命琦善為四等侍衛（從五品），任葉爾羌參贊大臣（治所在今莎車）。未及到任，又於4月授二品頂戴，調熱河都統。御史陳慶鏞直言上諫，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罷斥琦善，令其「閉門思過」。陳慶鏞對剛剛結束的戰爭之分析，仍是裕謙的「人心論」。他的奏摺代表著眾多儒吏士子的認識水平。https://read.99csw.com

《海國圖志》是一部介紹外部世界的史地著作，在人們普遍不知「英吉利」為何的「天朝」，其功能和意義非今日同類著作能比擬。而該書「敘」中「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在已知歷史結論的人們眼中格外觸目驚心，許多人以為他已經找到了鑰匙。

黃恩彤被革后仍留在耆英身邊，獲六品頂戴。耆英召京后，旨命交徐廣縉差遣，一年後去職。他在山東家鄉辦過團練，抵禦過捻軍。1858年曾奉召伴隨耆英參加天津談判，但他趕到天津時，條約已簽訂，耆英已拿問。他活得很長，據說於1882年死去，但沒有資料證明他的「撫夷」思想有何變化。

儘管今天的人們對廣州反入城鬥爭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我以為，它確實不代表中國前進的真方向。儘管今天許多人對民眾鬥爭有著很高的評價，但我以為，它難阻西方列強軍事、經濟、政治的攻勢。中國欲抵禦西方，須自身強大，其必由之途在於學習西方，如同日本一樣。那種強烈的與西方勢不兩立的情緒，自然有其產生和發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產生的對抗，至多也只是低級形式的鬥爭，且易使當時的人們看不清真正的歷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作為一中國人，我不能迴避這些駁難。於是，我思考了很久……

牛鑒於1842年9月被革職逮問，后定為斬監候。1844年釋放，交河南巡撫差委。因治黃辦捐有功，1845年授主事（正六品），他卻要求回籍。1853年應|召參与鎮壓捻軍，加按察使銜。1855年因病乞歸。1858年死於家鄉。沒有聽說他對中國的未來有何設計。

整整咸豐一朝，劉韻珂默默無聞。至咸豐帝死後，他於1862年應|召赴京，次年以三品京堂候補，未久因病回籍，1864年卒。

歷史不能重演。歷史學家並不因此而停止假設、推論等工作。歷史學的許多意義就在其中。

1856年1月，奕山授黑龍江將軍。此時正值俄國武裝航行黑龍江，奕山不敢阻止，只是偵察、上報而已。1858年春，咸豐帝因俄方多次要求「分界」，命奕山與穆拉維約夫（Н. Н. Mypaвьeв）「會同查勘」，並指示「務當恪守舊約（指尼布楚條約），勿使該夷肆意侵佔」。奕山接旨后，由齊齊哈爾赴往璦琿。

道光帝老了。戰爭結束那年他已60歲。連續執政20年，日夜辛勞，克勤克儉，衰老也比常人更早降至。萬歲爺總不能萬歲。就連臣子們都看出他精力不濟，惡聞洋務及災荒盜賊事，便一味哄騙。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樣，希望天下平靜，耳邊安靜，不再像從前那樣細究靜靜水面下的湍湍暗流了。

就如一個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頭一樣，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會有許多次失敗。失敗並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敗，雖給其帶來種種災難，但到秋後算總賬，真正的失敗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鎖國」政策，而對今日日本民族說來，當時的痛苦並不比嬰兒接種牛痘疫苗時的不適更為強猛。以時間為主軸的歷史，給世界上任何民族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中國歷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故事還少嗎？視野的放寬，距離的拉長，會給歷史學家另一種價值觀念。

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那4艘「黑船」。在此5年間，日本沒有絲毫的抵抗。以對方的條件簽訂條約，可以認定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積弱，反過來說，即使進行抵抗，也將遭到與中國同樣的慘敗。然開國之後的種種刺|激，又轉為另一種催化劑。以蒸汽機的日文諧音「上喜選」作的狂歌，對此有著形象的概括：

對待英人入城，更顯劉韻珂足智多謀。李太廓初至，他明知條約（中文本）規定英官可以入城，卻以領事管理商務為由，拒之入城，引往城南港區南台居住。英國公使德庇時見房屋簡陋，再提入城。劉密諭紳士許有年上書反對，以示民情不協。當德庇時要挾撤回福州領事時，他見條約有5口之數，恐英人藉此另換口岸，便同意領事入城，但讓他們居住于城西南緊貼城牆人跡罕至的烏石山（今烏山）積翠寺，並商定，英國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約須由地方官加印，權柄仍操之清方。

一系列的事件使耆英對自己的馭「夷」能力發生懷疑，南國名城廣州在他心中已成險境。想到1849年英人就要入城，頭皮就一陣陣發麻。1848年2月道光帝命其春暖時分進京，其職務交徐廣縉護理。對此，一些人認為是道光帝對他不滿，另一些人稱是耆英委人在京活動所致。

到了伊犁之後，林則徐變得消沉起來，最關心的是京城的人事變動和自己復出的可能。這本是當時官場的職業病，無足厚非。1843年4月和10月寫給陝西巡撫李星沅的兩封信，可以看出明顯的情緒變化。前信稱：

可是，清朝與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個自信的「天朝」，儘管事實上已百病纏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敵區區島「夷」，因而在當時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許多材料證明，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對德川幕府的不抵抗決策大有關聯。而清朝除了親自嘗受滋味外，並無前車可鑒。琦善也罷、伊裡布也罷，其和平計劃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戰策略更不能為「天朝」容忍。戰爭不可避免。清軍將士註定要在戰場上流血。

我們不知道黃恩彤若真至法，能否產生後來郭嵩燾使英那樣思想巨變，但從他留下的《撫遠紀略》、《知止堂集》中，找不到任何有益中國社會進步的思想資料。他最根本的觀點是，英國人是絕對打不過的，只能「撫」，「無事則撫以恩，有事則折以信」。他對廣州民眾抗英活動極反感，力主鎮壓，民眾的揭貼也對他毫不客氣：

讓我們按照本書人物的出場先後，依次看看這些本應作深刻反省的重要角色在戰後的表現。

由於道光帝的巨獎，朝野上下一派對外強硬的姿態。這並非來自對世界態勢的真實判斷，而是與戰前的盲目性相聯。他們只想報前次戰爭之仇，卻忘了前次戰爭之教訓。幾年後，惡果畢現。

由中國海東望，迎著太陽，是東亞的另一重要國家——日本。在這個中國人眼中位於日出之地的民族，對他們視為日落之地的文明，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千多年來，他們向中國學習了許多，以致被公認為屬於漢文化圈之內的國家。

是年6月，耆英回到北京。7月，道光帝免其在廣東的職位，以協辦大學士管理禮部等事務。11月，遷文淵閣大學士。他在京的日子看來過得悠閑瀟洒，因為他還得到一個肥缺——崇文門監督。

「何事未曾辦過」一語，似乎包含著對其鴉片戰爭中表現的理解。

由於南京條約中英文本歧意，外國人能否入各通商口岸的城，各地做法不一。1845年，英國外交官進入福州城，但英國民人被拒之城外。1849年廣州反入城鬥爭的勝利，使清朝上下大為振奮。1850年2月，咸豐帝繼位，在對外事務上表現出不同於前的強硬姿態。6月，兩名英國人來到福州，托英國代理領事金執爾（William Raymond Gingell）代租城內神光寺房屋，租契並交侯官縣令蓋印。此為英國民人首次進入福州城。剛剛回鄉不久的林則徐，聞訊組織士紳，書寫公啟質問侯官縣令，並上書福建巡撫徐繼畬，要求效法廣州，驅逐英人。徐繼畬主張從緩設法，避免釀起事端。林再次上書，一連串提出十二個問題，表明他不惜為兩名英人入城而引發一場大戰。為此，他還向徐繼畬表示：「如須紳民守助相資，以成犄角之勢，亦必恭候切諭，自當迅速遵行。」此外，他又聯絡閩籍言官上奏，釀成一時大案。rｅａｄ•９９ｃsw.cｏｍ

19世紀是中國人屈辱的世紀。20世紀是中國人飽嘗人世間一切艱難困苦的世紀。21世紀呢？

蔣廷黻先生認為林則徐是知道了不說，知道了不做，對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實際上還有一種可能，即林則徐的思想被今人誇張了。

耆英在鴉片戰爭中得到的教訓是，軍事上無法對敵，應竭力避免戰爭，這無疑是正確的。可他的這種苟安政策，又何以救大清，救中國？

1859年中俄北京會談中，清政府否決了「璦琿條約」，奕山因此被革職。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后，他又于次年復出，任署鑲白旗滿洲都統。此後一直在京官上遷轉。1871年授內大臣，並開復其在鴉片戰爭前的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的官職。1874年，以病開缺。

奕山活得很長，宦歷道、咸、同三朝，本可有所作為。可他從鴉片戰爭中引出什麼教訓？我們只能從1858年璦琿條約看到點影子，即所謂避免釁端。他是鴉片戰爭中主要官員中最長命的，但他的思想始終停留在鴉片戰爭前。1878年，他以88歲高齡病故，而清廷給他的謚號為「庄簡」，大約固守舊義可謂之「庄」，久官無功可謂之「簡」吧。

林則徐於1841年6月旨命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因黃河決口，8月改往河南祥符，襄辦河工（與琦善定讞同時）。堵口合攏后，仍發往伊犁，至1842年12月來到惠遠城。他在這裏住了兩年多，其具體差使，據伊犁將軍布彥泰的奏摺，為「派在糧餉處當差」，又據林則徐書信，實為「終日蕭閑，一無所事」。西陲的生活很艱難，據林的書信和日記，他似乎一直在生病。

鴉片戰爭結束后的86年，1928年，中英兩國政府又在南京簽訂條約，取消協定關稅。這一份新的南京條約開始了轉折。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生。

較之他人的命運，林似為自己的「雪窖冰堂」而慶幸。當然，這也可以解釋為說給焦慮的家人聽聽的寬心話。我們不能說林在伊犁無心傾聽來自東南的消息，恰恰相反，他非常珍視這些消息，但他卻再也沒有對此發表評論。被罪之身，需小心謹慎，或許林認為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便多言吧。

《海國圖志》就是這麼一部龐雜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閃耀，也有舊觀念的羅列。不同的人讀之，可以得到不同的體會。無怪乎「師夷」思想在當時不能行遠，而到了後來，決定「師夷」的左宗棠等人讀之，立即就有心靈的溝通。

1849年廣州反入城勝利后，劉韻珂的這一套不吃香了。人們希望看到直接的對抗，對他表面上「媚夷」姿態極為反感，對他背地裡「制夷」手法又不知情。1850年神光寺事件發生時，他在外閱伍，回到省城后，不同意林則徐的激越的方式，仍想採用其慣行的陰招（不讓工匠整修房屋，不讓房主收租，又因入城英人一為教士、一為醫生，不讓民人前往聽教就醫）以迫英人退出。可是登基未久的咸豐帝要的是堂皇的勝利，對他多加申斥。劉韻珂坐不住了，是年12月前往浙江閱伍，行至嚴州（今建德境內）又生病了，要求給假。咸豐帝看穿了他的把戲，將計就計，將其開缺，「回籍調理」。而劉韻珂去職不久，福州口岸貿易巨增。

黃恩彤到廣東后，官運亨通。因中英虎門條約訂立，遷廣東布政使，因中美望廈條約訂立，賞戴花翎，加二級紀錄，因中法黃埔條約訂立，於1845年2月升廣東巡撫。他聰明幹練，耆英倚為臂膀。法使拉萼尼也頗欣賞其風度，認為他是首任駐巴黎公使的最佳人選。

二、按照這一判斷，在戰場上英勇抵抗的清軍將士的血都是白流的？

最近幾十年的研究，普遍認定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現狀（主要是軍事方面）的進步思想。依照這一思路，他復出后應當有所建言，應當有所行動。可是，很遺憾，我找不到這方面的證據。其辦事細密的作風一如從前，但主要圍繞著平叛等傳統事務，當時中國最急迫的任務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順著當時的政治方向走。作為一名一品大員，已有充分的權力和能力，他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做？

1845年，俄國政府因清政府贈送藏文《大藏經》，回贈各類圖書355種共計800餘冊（幅），另有天文、地理儀器和工具。這些圖書可分成21類，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技術、工藝、地理等等，僅地圖就有22幅，另有地圖冊13本。理藩院收到這批圖書後，僅譯出書名，便束之高閣了。13年後，1858年，郭嵩燾至北京，聞之大為感慨：「倘能譯其書而為之備，必有以濟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員還向郭透露，當年他曾向軍機大臣祁寯藻提議譯書，祁表示反對，理由是「恐其書不倫，徒傷國體」！由於清朝的滅亡，這批圖書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圖書館有20餘冊，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有地圖7幅、地圖冊10餘種。設或這批圖書被譯為中文刊行，設或魏源、徐繼畬、梁廷枏能讀到這批圖書，其思想是否會有質的嬗變？

耆英一點也不喜歡「夷」人，可為其宗旨，不惜低三下四與「夷」人打得火熱，毫無「天朝」大吏的威嚴。他去過香港，去過澳門，多次去虎門等地與西方使者直接面談，即對他們的照會也十分重視，幾乎是有照必復，毫不拖延。除了公務交往之外，他還特別注重私誼，互相宴請，互贈禮品，企圖創造一種和諧的氣氛，把兩國公事當作家事那樣有商有量地私下解決。他的主要對手，自然是駐在香港的英國公使，而他寫給英國公使的私信，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言，有如情書。

鴉片戰爭結束后的14年read.99csw.com，1856年，戰火又起。英法聯軍次第攻佔廣州、大沽，進入天津、北京。清朝又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了11個不平等條約。與前次戰爭相比，清朝沒有絲毫的進步，完全是重複錯誤。戰後，新興起的地方軍政集團——湘、淮系首領做了一些「師夷」的工夫，導致後來的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可是，一查來歷，其原動力不是來自戰敗的刺|激，其最初目標也非為「制夷」，而是為了對付那些造反的「長毛」。

此後，當年12月又爆發黃竹歧事件，6名英人被殺。耆英立即派兵包圍村莊，斬首4人，15人送交審訊。這種處理結果使英方感到滿意，卻使道光帝產生懷疑，這些「夷」人跑到黃竹歧幹什麼去了？

也有一些黑頭髮黃皮膚的人宣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可是，真正的要害在於中國人應以什麼樣的姿態進入21世紀？中國人怎樣才能贏得這一稱號——中國人的世紀？

日本的事例已經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即使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也不見得必然一味沉淪。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未到伊犁之前，即1841年6月至1842年12月，林則徐對戰局的發展十分關心。雖說其「水軍」建策不切實際（詳見第六章），但對雙方在軍事上的差別，有切膚感受：

琦善於1841年8月被定為斬監候，秋後勾決。但到了秋天，道光帝加恩釋放，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由於奕經的反對，改往張家口軍台充當苦差。1842年3月，張喜曾見過他，而他對張喜的局勢判斷，「深以為是」。

自1842年5月18日英軍陷乍浦、揚言攻杭州起，劉韻珂便魂腑不歸，舊病發作。6月1日，他見耆英由嘉興返回，準備遵旨就任廣州將軍，覺得前景無望，即刻卧床不起。6月15日的奏摺自稱「病勢日增」，可道光帝諭以「總當以國事為重」。6月26日的奏摺乾脆講明：當日已將巡撫印信交布政使「暫行護理」。道光帝只得給假一月。7月29日再奏要求續假20天，道光帝8月5日硃批再給假1個月。可到了11日，他奇迹般地恢復了健康，接見下屬，部署機宜。16日，尚未等到8月5日的硃批，便主動上奏，宣布已接印視事，正常上班了。很可能此時的南京談判創造了有益健康的氣候，奕經欲保奏伊裡布署理浙撫的流言，更是一劑特效藥。

伊裡布於1843年3月在廣州病故，未留下對國是的遺言。

從遣戍到總督，林則徐在政治上翻了身。特別有意思的是，林幾次遷轉，道光帝都不依慣例召其進京請訓。是自覺有負于林，或尚不肯原諒林，仍不可得知。但林則徐一復出即獲奏事權，至今仍留下這一時期的大量奏摺，君臣之間有著筆墨交流。

與《海國圖志》齊名的是《瀛環志略》。作者徐繼畬是一名學厚識精的官員，鴉片戰爭中任汀漳龍道，在漳州組織防禦。后歷廣東鹽運使、廣東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撫。他是總督劉韻珂處理對外事務的主要幫手，有如黃恩彤與耆英的關係。

我在第三章中提到，對於列強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層面的，後者是政治層面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

魏源心目中「夷」之「長技」有三：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前兩項直接對應「船堅炮利」，后一項又與清軍在戰時的懦怯有關。這是曾參与江浙防「夷」事務的魏源，最為直觀的反應。他的「師夷」方法主要是聘請「夷匠」，並翻譯外部世界的書籍。以今日知識來判斷，似可認定，僅「師」這些「長技」還是「制」不了「夷」的。「夷」不是那麼好「制」的。

戰爭結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築海防工事，但因未有軍事學上的檢討，各地竟然舊樣複製，全無改進。奕山於1842年10月奏報廣東仿造西式戰艦一艘，並提議停造舊式師船，經費改用於建造西式戰艦。道光帝頗為欣賞，命奕山將圖樣交閩、浙、蘇三省官員參考。然造西式戰艦有材料、技術諸難，更有經費之艱，各地官員假詞推託，他便不再追問。祁𡎴於1842年11月因仿造火輪船，「內地匠役往往不得其法」，提議從澳門雇覓「夷匠」。這可一下子觸動了他的神經，寧可不要火輪船，也不能讓這些危險的「夷匠」入境，連忙下旨阻止。耆英於1843年進呈新式擊發槍，道光帝愛不釋手，但對耆英提出的仿造一事作硃批曰：「卿雲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嘆也。」本來戰敗的事實，最易使人從器物著眼，進行革新，從而產生波紋擴大式的變化，可就這一步都邁不出去，又遑論其他。

沒過多久，1843年11月，道光帝授琦善為二等侍衛（正四品），充駐藏辦事大臣。1846年授二品頂戴，遷四川總督。1848年發還頭品頂戴，遷協辦大學士。1849年調陝甘總督。琦善終於官複原職，道光帝也曾言及對他的評價：

俄國自19世紀30年代吞併哈薩克之後，開始入侵中國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並多次要求在伊犁、塔爾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爾通商。道光帝恐拒之而引起事端，命伊犁官員妥議具奏。奕山等人經研究后，同意開放伊犁、塔爾巴哈台兩城。奏上，道光帝去世，咸豐帝交理藩院再議。理藩院同意奕山的意見，通知俄方派員前往伊犁訂立條約。

缺口由此被打開，西方的洪水洶湧直入。至1858年，日本與美國、英國、俄國、法國、荷蘭簽訂了十多項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由此獲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設置租界（居留地）等不平等權益。除了割地賠款外，日本「享受」著與中國同等的待遇。

從琦善戰後的表現，我們又可以認定，他在戰時的避戰策略，只是一種苟安，並無長久的打算和通盤的思考。而在19世紀險象環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會將中國一次次帶入厄難，是不值得欣賞的。

顏伯燾於1842年1月被革職，返鄉途中，路過漳州，曾下轎在下屬耳邊密語：「如有佳音（指復出事），幸即專人送粵」，可見這位官迷之無恥。相比牛鑒、奕山等人，他是幸運的，畢竟未被定讞斬監候；可道光帝因其「虛詞搪塞、全無實際」而恨之，始終未讓其復出。他在家鄉默默過了10餘年。1853年，太平軍興，他在籍奉召，可只走到贛州，因道梗折回。次年，他還不死心，改道蘇州，因病流寓就醫。1855年底死於他鄉。遍查史籍，找不到他在鴉片戰爭後有何表現。

既然在軍事上不足以對敵，聰明的劉韻珂另闢蹊徑抗「夷」。1844年6月，英國領事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Lay）抵任，福州正式開放。可英國人萬萬沒有想到劉韻珂暗中已作部署：一、英商看中武夷山茶葉，他便派兵役在行道上處處設卡刁難，使茶商感到不便而改道廣東；二、英商欲到福州銷貨，他便勸諭城內商賈不要與之做買賣。最先到達福州的是一艘美國商船，停泊一月無交易，減價拋售亦無效。劉為了早日送客，又讓商人購買少許，使之有離港的盤費。第二年，184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37萬元，惡名遠揚，致使1846、184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福州。劉氏的詭計成功了。在他主持下的福州，名為開放，實與閉關無異。不明真相的英、美等國打算以福州調換溫州為通商口岸。

劉韻珂是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自然與其為人乖巧有關。

人們說，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21世紀呢？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機會要優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佈道師。1859年，他來到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資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達28條之多，實為中國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政經改革方案。讀之令人鼓舞。可他做個軍師、干王，總理朝綱后又怎麼樣呢？在《軍次實錄》、《英傑歸真》中，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洪仁玕。在這一變化中，難道完全是洪仁玕的個人選擇？其中又有多少歷史背景的限定？

150多年過去了。

我在第二章中提到，林則徐在廣東了解外部世界的種種舉措都不事聲張的，今人得以知情，全憑歷史學家的史料鉤沉。然而，他並沒有正面回答其對外部世界的看法，因此對其開眼看世界的廣度和深度難作準確評估。從他對戰爭判斷失誤來看，似未有透徹的了解。

鴉片戰爭結束后的142年，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聯合聲明，香港將於1997年降下米字旗，回歸中國。

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清軍將士流淌的鮮血，價值就在於此。

在此分析上，他提出了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這雖談不上是完整的救國方案，但也表現出值得肯定的積極進取精神。1841年8月，他在鎮江與魏源的一日相會，又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留下值得記載的一頁。

楊芳於1841年7月即廣州戰敗后，獲准回湖南提督本任養病，道光帝下旨曰：「務當仰體朕心，加意調攝，報國宣猷，日正長也。」可他後來未能「報國宣猷」，而是1843年以老病獲准開缺，回貴州家鄉度晚年。1846年病故，享年76歲。史籍稱其「著有《平平錄》等書凡十余種」。但沒有聽說他對戰後中國有何建策。

1845年初，林則徐得到一個機會，即往新疆各地查勘墾荒情況。這一轉機出自伊犁將軍布彥泰的保舉，也表明道光帝對林的態度開始變化。是年10月，道光帝召林進京，以四五品京堂補用。12月，又命不要來京，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1846年4月，又命接替病故的鄧廷楨，出任陝西巡撫。1847年5月，再遷雲貴總督。1849年9月，林獲准因病開缺。1850年4月，他回到家鄉福州。

耆英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持清朝對外事務。在第七章中，我們已經看到，他所抱定的宗旨是：避免釁端，儘力維護「天朝」體制，保持民「夷」相安。

1844年，徐繼畬辦理廈門對外開放，發現自己對外部知識的無知，恰遇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國地圖冊等資料，開始鑽研新課題。此後他廣搜資料、精心撰述、反覆修改，終於1848年完成這部高品質的地理學著作。《瀛環志略》對外部知識的介紹，比魏源更詳盡準確，也沒有當時人慣常的附會臆測；它對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評，卻又使用著舊觀念。但是，對戰後中國應走何種道路這一最最緊要的問題，這部書沒有作出回答。而從前面介紹的他弼助的上司劉韻珂戰後表現中，我們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覆。

歷史的訴說夾雜著悲痛。

戰後，劉韻珂奉旨重建海防，來到寧波、鎮海等處，親眼目睹當年修築工事全被擊毀，可他不知近代戰術和築城技術，看不出問題，反覺得「前建各處工程處處為當衝要，無隙可乘」，下令恢複原樣。1843年8月，他上了一道洋洋萬言的浙海善後事宜折，共計24條措施，以今日知識判斷，全為不得要領，卻也在軍機大臣和戶、兵、工部堂官中進行一番「認真」的討論，9月得旨下發。可是，這時的劉韻珂已用不著落實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善後事宜了，他已榮遷閩浙總督。

在一切都上軌道的社會中，無所作為是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最高境界；而在戰後中國面臨西方威逼的險惡環境中，無所作為是一種最壞的政治。時代變了，道光帝渾然不覺，結果腳隨之跟入新時代，而頭腦卻依舊留在舊時代。在專制社會中，旨意決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斷送了機會。

按照平等的「恰克圖市約」訂立的新條約，對中國卻極為不利，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條約規定「兩邊商人之事，各自秉公辦理」，這在恰克圖是對等的，因為地處邊界；可在中國內地的伊、塔兩城就不對等了，中方並不擁有對俄國城市內中國商人的司法權力。結合條約其他規定，實際給予了俄方領事裁判權。二、條約規定，兩國貿易「彼此兩不抽稅」，這也是仿效恰克圖的做法。可免稅在中國境內城市實行，俄國並不開放相應城市，實際成為單方面免稅。三、條約規定設立「貿易亭」，又稱「買賣圈子」，由俄國治理，與租界類似。當然，簽約的奕山並不知這些利害，反在奏摺中稱：「可以行之久遠。」諸如此類的腔調，我們已從前一章耆英處領教過。而咸豐帝也同其老子一樣，順利批准條約。

戰後的廣州常有民「夷」衝突發生，耆英為避免釁端，對策不無抑民護「夷」之嫌。1847年3月，英人6名在佛山遭石塊襲擊，德庇時以此為由派軍艦內犯。4月2日，英軍攻佔虎門，釘塞827門大炮的炮眼，4月6日，佔領商館，作出進攻廣州城的姿態。最怕動兵的耆英，立即照會德庇時，同意英方的一切條件，其中包括兩年後即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黃煙筒」是粵語黃恩彤的諧音，「治鬼無方法」一句也頗中擊要害。他和耆英的那種「柔夷」手段焉能「治鬼」？

1858年5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咸豐帝想起這位主張和「夷」的耆英，授其侍郎銜，參与天津談判，臨行前親授機宜：以欽差大臣桂良等人為第一線，若不能成交，再由耆英出面稍加讓步，即可成功。咸豐帝對其這一幼稚園水準的外交手法十分欣賞，耆英亦因復出而感恩涕零。他自以為憑其多年在廣東與「夷」人的老關係，英、法多少會買他一點面子。誰知一到談判桌上，英、法因其無欽差大臣頭銜僅派幾名翻譯應付，而這些年輕的「夷」人，手持攻陷廣州時搜獲的檔案，當面念起耆英當年奏摺中咒罵「夷」人的文句。年近七旬的老人受不了這般羞辱，面紅耳赤地離開了。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訂后，咸豐帝正一肚子火氣，下令耆英自盡，罪名是「擅自回京」。

還有一部必須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國四說》。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廣東名儒，曾入祁𡎴、徐廣縉幕。這部於1846年殺青的著作，對美九九藏書國和英國介紹尤詳，對基督教的議論也可見其功力，而對蒸汽機的描寫在當時人眼中有如天書，其缺點與《瀛環志略》相同。

鴉片戰爭結束后的101年，1943年，中英兩國政府在重慶簽訂條約，廢除領事裁判權、軍艦自由進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不平等權利。

而林則徐呢？這個問題可分開談。我以為，作為一名士紳、一位民眾，戰後無論以何種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應受到指摘，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命運、民族前程的表現。他們的思想落後、手段陳舊、目標錯誤，應當由當時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來負責。但是，林則徐作為一名賦有思想的政治家，應當有更高的眼光，應當有負責任的態度，善於將自發的鬥爭納入正確的軌道。我這裏不是對林格外苛求，而是歷史提出了這一標準。鴉片戰爭給中國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離這一軌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僨事。林則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他的錯誤，儘管他那對抗的姿態是可以表揚的。

「天朝」在戰爭中慘敗，但由此引起的震蕩，還不如東京灣中出現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們對兩國的差異已作了種種敘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戰後沒有振作、沒有革新，使清軍將士的鮮血白流了。也因為如此，我在上面對負有責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進行清算。

奕經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為斬監候。至京后，監于宗人府。1843年4月，與琦善同時起複，也因御史陳慶鏞直諫，同時改為「閉門思過」。可閉門僅半年，思過尚無心得，便於10月以二等侍衛充葉爾羌幫辦大臣，后調伊犁領隊大臣。1846年因刑訊逼供革職，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道光帝死後被釋回，任職新疆。1852年調京，任工部侍郎等職。1853年太平軍攻佔南京，偏師北上，他率密雲旗兵赴山東防堵，是年11月，卒于軍。鴉片戰爭給他的教訓是差點丟掉性命，此外並無其他。

神光寺事件之前，咸豐帝便欲召林則徐入京，委以重用。神光寺事件之後，廣西「會匪」大作（時清政府尚不知洪秀全事），咸豐帝於1850年10月命林為欽差大臣，前往廣西，「蕩平群醜」。11月5日，他由福州啟程，22日至廣東普寧，便病逝了。民間傳說為行商派人下毒謀害，未能證實。林則徐病危中口授、其子林聰彝筆錄的遺折，仍是臣子對君主的一片忠誠，看不到我們所希望的新氣象。

我在研究鴉片戰爭史時，很快便得出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應當儘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相對有利的和約。這當然是一種假設。可是，這麼一來，我就遇到來自內心的兩項駁難：

道光帝死後，耆英倒霉了。咸豐帝召見時，他歷言英國可畏，應事周旋。新皇帝聞此不悅。耆英軋出苗頭不對，連連以病乞假。而咸豐帝於1850年12月對其動大手術，降為五品員外郎候補。其後，又因坐子罪，革職圈禁。

劉韻珂對上述手法絕對保密，上奏時分正折、密片。正折上一派官話，而密片讓道光帝留中不發。據其稱，知情者僅為布政使徐繼畬一人。英國領事始終沒有發現這位大度的能禮尚往來的一品大員，暗地裡居然行此阻撓鉗制之術。劉韻珂在密片中表白其目的：「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他想回到戰前閉關自守的老路上去。他那別樹一幟的「制夷」方法，與中國的振興之途，背道而馳，儘管道光帝十分欣賞。

一個民族戰敗了並不可怕，但戰敗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順夷」時，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當時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於他們不敢「制夷」。

由此，鴉片戰爭的一切痕迹已經或即將消除。或許，將來的人們，只能從香港中環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譯名命名的「砵甸乍街」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戰爭。到了那個時候，歷史的訴說會否永久高昂？

然而，耆英的做法必不能行久。廣州士紳民眾不滿意，怎能如此不辨「夷」夏？英國官員亦不滿足，他們手中有各種各樣的新要求。民「夷」相安的局面仍被打破，爆發點是廣州入城問題。

可是，就在他臨死前，廣東又傳來了使他興奮的好消息。

由林則徐輯錄京中來信而編的《軟塵私議》，其中一則描繪了戰後北京景象：

此時的璦琿，軍事上已不再是中國的內地。自俄國多次武裝航行黑龍江，特別是在海蘭泡（今俄國布拉戈維申斯克）擅設軍事基地后，璦琿已成為俄國炮口下的一座危城。1858年5月23日開始的中俄談判，瀰漫著城下之盟的氣氛。在俄方「鳴炮放槍，勢在有意尋釁」的壓力下，奕山如同17年前在廣州，一下子屈服了。5月28日他簽訂的「璦琿條約」，出讓了黑龍江以北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又將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改為「兩國共管」。

由此而論，我的假設，即放棄武力抵抗，儘早與英方締約，只是「事後諸葛亮」的一種策略選擇，在當時不具有現實可行性。它的意義僅僅在於，為研究這段歷史的人們提供道德批判以外的價值標準。

與他人相比，奕山應有較多的機會表現，因為他的職守恰在大力擴張的俄國的正面。可是，他給清朝帶來了一次次災難。

今人稱林則徐具有改革中國的思想，主要源於魏源《海國圖志》中「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著名命題（后將介紹）。但這一思想是否出自林，尚無直接證據。至於他在廣東購買西洋船炮，似也不能拿來作為證明。在林之前，虎門炮台上就架有行商購買的洋炮，在林之後，奕山主粵時期，行商捐建西式戰船、仿製西式兵器的規模又大大超過林。

魏源、徐繼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達到歷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思想資料。「天朝」中有著難以計數的書籍，獨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國的贈書為耆英謝絕，法國的留學又被黃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無材料，到處託人求人。他們並不知道，就在北京，有著他們急需的大批圖書。

除了自殺的裕謙，以上12人均是鴉片戰爭中負有重大責任的頂級人物。他們對戰敗體會最深，理應有猛烈的反省，有復讎的慾望。可從這12人戰後的經歷來看，琦善、伊裡布、楊芳、奕山、顏伯燾、牛鑒幾乎是沒有反應，剩下的5人又可分3類：一是耆英、黃恩彤的「柔夷」；二是劉韻珂的陰制；三是林則徐的對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則在三者間游移。作出反應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黃、劉等人若放缺雲貴川或陝甘新，會否像琦善等人一樣麻木？

奕山於1842年11月旨命交部治罪，定為斬監候。1843年初鎖拿至京，圈禁于宗人府。是年9月釋放。未久，以二等侍衛充和闐辦事大臣。以後，他在新疆遷轉多職，1850年授伊犁將軍，曾多次平定當地的反叛。

作出反應的精英並不多，其中最傑出的是魏源。他本是一個學者，戰前著有《默觚》、《老子本義》、《書古微》等學識深厚的著作。戰爭的炮聲打破了他書齋問學的平靜。1841年8月與林則徐的相會，收到林組織翻譯的《四洲志》等資料，開始了研究新課題的轉移。1842年底撰就《海國圖志》50卷，1847年擴為60卷，1852年擴至100卷。

戰艦在此化作濃茶，引起神經中樞的高度興奮，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覺的奮鬥，引起日本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明治維新。

依據耆英照會，英國獲得了從1849年4月6日起自由進入廣州城的權利（后將敘述）。時限將至，道光帝看到兩廣總督徐廣縉奏摺中有「拒之過峻，難免激成事端」一語，下旨「暫准入城以踐前約」。可這道諭旨到達廣州時，民眾激越的反入城情緒已使徐廣縉無法執行。於是，徐一面製造偽詔對付英人，一面將拒絕入城的情況奏報道光帝。當道光帝聽到英人放棄入城（實為暫時擱置）的消息時，感受到開戰以來從未有過的喜悅。他封徐廣縉為子爵，封廣東巡撫葉名琛為男爵，賞給荷包、扳指、煙壺等物品，並在諭旨中大大稱讚粵東百姓「深明大義，有勇知方」，他以為找到了制「夷」的新方法，即聯絡民眾，利用民氣，驅血肉以抗槍炮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