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萼尼由此領略了兩年前南京江面英艦皋華麗號上的全部風光，他為他的國家贏得了一項全無缺點的條約。法國由此獲得了虎門、望廈條約中的一切權益，包括片面最惠國的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軍艦出入口岸等等。而耆英呢？他遲至一周後方上奏彙報簽約情況，附呈條約送審。而隨折的一片中，他又保舉了此次交涉「出力」官員9人補官、加銜、撤銷處分！

1870年，日本派出外交權大臣柳原前光來華，謀求訂立條約。這個昔日深受漢文化影響而清朝不放在眼裡的小兄弟，如此妄舉，使大清國頗不以為然。然當時中國最具外部知識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同意與日本締約。1871年，李鴻章與日本大藏卿伊達宗誠經兩個月的討價還價，在天津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和中日「通商章程：海關稅則」，中國近代的條約史由此別開生面：雙方均向對方開放通商口岸，雙方均都擁有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權，雙方軍艦均可自由駛入對方的通商口岸……這些不符合西方通行的國際慣例的做法，說明剛剛被從「天朝」體制轟出來的清朝和剛剛踏入「維新」之門的日本，同受各自與西方列強締結的不平等條約的影響，都不知道正常的國際關係。

比真盛意更活躍的是埃里戈納號艦長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就其本國地位而言，士思利與真盛意同為上校，從日後的發展來看，士思利又要高出許多。他沒有把真盛意放在眼中，私下通過傳教士與中國官員接上了聯繫。1842年1月27日，士思利駕船來到廣州，據其自稱，得到了邀請。

此時正值鴉片戰爭緊要關頭，這艘載炮46門、官兵400餘名的戰艦引起廣東官員的注重，而英法長久不和、法艦前來「助順」的流言，更合他們「以夷制夷」的心思。儘管法國政府給予真盛意的使命有如觀察使，但他不願袖手旁觀。

這或許是他內心中對形勢發展的一種判斷，但說給道光帝聽，又明顯是一種威脅。

正當士思利與真盛意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法國政府派出拉地蒙冬為廣州領事。士思利得訊后，於1843年3月1日將此通報兩廣總督祁𡎴。不久后，他奉命前往交趾支那，臨行前再次照會祁𡎴，聲稱拉地蒙冬是「唯一」由法王授權的使節。「唯一」一語，自然是針對真盛意。

由此看來，問題僅僅能歸結于耆英、黃恩彤、道光帝等個人身上嗎？中國人真正弄清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係，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至於他與真盛意之間的激烈矛盾，則建議派一名有威望且富經驗的人，來華負責。

可是，禁教政策已實施120年，且有大清律等諸多限定，如何說服道光帝同意基督教弛禁，又是一件棘手難辦之事。10月15日，加略利來訪，耆英想出一個辦法：讓拉萼尼將康熙帝1692年准許基督教傳教的敕令照抄一遍，連同要求弛禁的照會一併交來，再由他上奏請旨。耆英打算與拉萼尼聯手，逼道光帝讓步。

10月18日，耆英一收到拉萼尼的復照，便立即上奏，作為鋪墊。10月22日，耆英在離開澳門準備赴黃埔參加中法條約簽字儀式前，上了一道長篇奏摺，並附有一片，要求批准基督教弛禁，編造了一個生動的故事：

在此威脅下，耆英為儘早結束中法交涉，便表示同意，當晚按加略利口授的意思照會拉萼尼：

耆英等人對拉萼尼的提議，除割讓虎門外，並不陌生。以前來華的士思利、真盛意都有類似的說辭。耆英、黃恩彤也展示了外交「手段」，在中法三百年友誼史的高調下，忽以「定製不符」為由，婉而拒絕。拉萼尼的本意非在於此，對耆、黃的拒詞毫不在意，反在口頭上宣布，他將不再要求進京覲見。這麼一來，耆英已經獲得巨大「勝利」。黃恩彤在其回憶錄中自豪地寫道：「拉使（拉萼尼）之技窮矣。」

按照基佐1843年11月9日的訓令，拉萼尼的使命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一句話：與清朝締結一項與英國權利相等的通商條約。因此，拉萼尼的中國之行，本應當是暗淡無光的，耆英早已做好了簽約的一切準備，只要拉萼尼不非分要求（即不超過中英虎門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他第二天即可打道回府。甚至可以說，拉萼尼的東來，本身就是多餘，一年前耆英召見法國領事時，不就已經宣布了「皇恩」嗎？當然，基佐對此的看法不同：

早在顧盛初至澳門，清朝已得知了法使來華的消息，並認為其目的與美國相同，即進京覲見。耆英從顧盛口中得知拉萼尼的行程，推測法國將以「與中國結約共擊英夷為言，借圖觀光上國」。拉萼尼到達后，也未立即照會耆英，而是擺足架子，等待耆英屈尊前往。心焦的耆英只得派員前往「慰問」，以刺探情報，核心是北上問題。然而，澳門方面一直未傳來準確消息，法使是否北上成為懸念。於是，耆英便巧施手段：針對法方照會要求9月12日在澳門會談，復照稱，由於廣州有一系列重要典儀須主持，須在9月底方能成行。耆英的如意算盤是，先拖過9月，等中國海東南季風結束，北風司令，那時「番舶不能逆行而上，則相機駕馭較易為力」。ｒeaｄ.99ｃsw•cｏｍ

在鴉片戰爭時期的中西交往中，語言問題一直是一大障礙。當時中國懂外語的，大多為文化程度不高的買辦，粗俚貪婪，難充政府的正式幫手。西方各國的翻譯，主要是來華多年的傳教士，對中國的內情有著更多的了解和理解，成為交涉中的主力。清朝官員因無外部知識，常常將他們誤視為「謀主」，如郭士立、馬儒翰等人。此次也不例外。耆英、黃恩彤特別看重加略利，曾專門派人去做工作。加略利在弛禁問題上表現出來的執著，又使他們誤以為是法國政府一項重要條件。既然「天朝」不能在其他方面（譬如進京）通融半步，那麼也不妨在此「曲示羈縻」。

三、1847年，瑞典和挪威（是時兩國結成聯盟）派公使李利華（Carl Fredrik Liljevalch）來華，要求按英、美、法三國條約「議定通商條約」，耆英見其送來的條約草案，完全抄襲中美望廈條約（僅將國名變更），便「允其照繕約冊，蓋用欽差大臣關防」。由此，這兩個北歐小國也獲得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軍艦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的條約權利。道光帝接到耆英的報告，硃批：「所辦甚是。」

士思利在馬尼拉補充給養后，尾隨英軍，旁觀了吳淞之戰。英軍進入長江后，其風帆動力的軍艦難以航行，他曾要求英方提供輪船幫助，被拒後轉向求助於蘇淞太道，詭稱前往「勸令英夷戢兵」，要求代雇民船，又遭到禮貌的婉拒。8月13日，士思利率20餘名水手，強雇民船，溯江上駛，參加了8月29日的南京條約簽字儀式。英方對這批不速之客，也未予優禮。

拉萼尼一下子便領悟出話外之音，但吃不準耆英打算在哪些方面讓步，時任使團翻譯的加略利，以其傳教士的職業本能，立即向拉萼尼提議，要求清朝對傳教士弛禁。

耆英自以為得計的第一招，實為上了第一個當。按照基佐訓令，拉萼尼並無進京任務。很可能是顧盛向拉萼尼傳授了他的經驗。而曾久居澳門的傳教士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此時任使團翻譯，對此進言：

堅冰開始鬆動，缺口隨即打開。此後，法方又有多次交涉，耆英又有多道奏摺，道光帝終於在1846年2月20日明令宣布，基督教弛禁。

但是，這一結論又實在不能成為替「天朝」辯護的理由，我們可以看三個例子：

據拉萼尼的報告，條約主要條款都順利獲得通過，「沒有出現任何爭議和分岐」，僅在法王路易—腓力普的稱謂上有過衝突。按照西方的習慣，路易—腓力普的名號為國王。按照當時中國人的概念，國王低於皇帝，只有真命天子方可稱皇帝。拉萼尼要求條約中寫明路易—腓力普為「大佛蘭西國大皇帝」，以能與「大清國大皇帝」平起平坐。耆英對此十分不滿，但交涉不成便作了讓步。結果，他在私下作了技術性的處理，在其進呈的條約文本中，將「大佛蘭西大皇帝」、「大佛蘭西皇上」與「大清國大皇帝」、「大清國皇上」等字樣，統統刪去，一律改為「咈囒哂國」和「中國」，以免引起道光帝審閱時的不快和京官複審中的麻煩。

此時，反是法方不願立即簽字，而要求在廣州黃埔江面的法艦上另行儀式，擺擺威風。1844年10月24日，耆英一行登上法國最新式的蒸汽動力戰艦阿吉默特號（Archiméde），與拉萼尼簽署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海關稅則」，又稱中法黃埔條約。在這一炫耀鋪張的儀式結束后，雙方都在為「友誼」而舉杯痛飲香九_九_藏_書檳酒。

二、1844年底，比利時駐馬尼拉總領事蘭瓦（J. Lannoy）聽從拉萼尼的建議，未得國內授權，來華謀取最惠國待遇，拉萼尼為此還給耆英寫了一封「介紹信」。耆英由此請旨獲准，於1845年7月25日，致送一道正式公文給蘭瓦，傳達上諭，「將五口通商章程一體頒發」，以廣聖主寬大之仁。我們雖不知道蘭瓦獲得的是哪國「五口通商章程」，但准許照現行各條約辦理是確定無疑的。不久后，丹麥派領事來華，為「安分貿易」，耆英又請旨頒給「五口通商章程」，道光帝仍予以批准。

2月4日，廣州城外約10里一個名叫「半塘」小村中，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𡎴與士思利舉行了秘密會談。奕山等人非常希望法方能干預中英戰爭，並詢問法王能否在中英之間調停。士思利的答覆使他們大失所望：建議清朝立即向英國求和，並派一個使團前往巴黎。

他要求締結能使中法貿易「步入新規道」的條約。

在現代文明國家中，宗教自由當屬基本國策；在現代國際關係準則中，一國也不得干涉他國的宗教政策。但是，當時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大不相同。

中法黃埔條約是「天朝」的奉獻，而「天朝」中人將此大悲涼當作大歡喜。

道光帝收到此折片后，當日對此發下兩道諭旨。一是由「軍機大臣字寄」，宣布清朝並未指基督教為「邪教」，亦未「嚴申禁令」；二是由「軍機大臣密寄」，稱法方若有「不肯轉移之勢」，由耆英「相機辦理」。

儘管我們可以認定，主持中英虎門條約及附件、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談判的伊裡布、耆英、黃恩彤等人，以及審議、批准這些條約的軍機大臣、各部堂官乃至道光帝，都沒有認識到這些條約會給中國權益造成何等的損害；但是，若不是英國挾戰後之威武，清朝自忖難以應付，若不是美國、法國開來了戰艦，並表露出不惜動武的種種威嚇，清朝是不會簽訂這些條約的。因此，今天的人們，稱這些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于中國的，這一結論並不為錯。

當鴉片戰爭剛剛開始，法駐馬尼拉總領事（兼管對華事務）即向國內報告，要求派艦來華，此時正在中國沿海的法艦達內德（Danaide）號艦長亦報告了戰況。法國政府為確保其在中國「應有」的地位，派艦兩艘來華搜集情報，並指定真盛意（Adolphe Dubois de Jancigny）為國王特使。1841年4月28日，真盛意搭乘法艦埃里戈納（Erigone）號啟程，12月8日，抵達澳門。

時光又過去了許多年。

耆英於此給道光帝上演了一出自編自導的戲，其有聲有色，絲毫不遜於三年前的楊芳、奕山。他說明了法方保證除此之外不再妄求后，明確表示了自己的態度：

士思利只是一名艦長，未得任何授權，他與中國官員的交涉早就超過其職權。真盛意只是一名觀察使，據法國外交部長基佐稱，「沒有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或締約的資格」。拉地蒙冬只是一名領事，基佐亦稱其「絕無與中國政府談判的任務」。但是，他們來到中國之後，毫無例外地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性」和「責任感」，且互相爭功。這與那個時代西方殖民者的品格完全一致。許許多多未經授權便搶佔利益的冒險家，最終總是得到母國的承認和讚揚。不知底細的「天朝」大員們，看到法艦進進出出（數倍頻繁於該國商船），看到這批人士妄張勢橫（照會隨便即發，又有傳教士幫腔），已經產生了畏懼心理，認定法國與英、美同列西洋三強，「向來不肯因人成事」，「其意必有所為」。

真盛意於3月16日前往廣州，20日與奕山等人會談。奕山仍在打聽法國人會不會幹預，而真盛意卻開出了清朝與英國媾和的條件。奕山全然失望了。他原本希望法艦的到來會幫幫清朝的忙，不惜放下架子兩次屈尊接見「夷」人。此時反過來擔心，法國會否乘機「另生事端」。

拉地蒙冬的說法也有可疑之處，因為中英虎門條約於10月8日才簽訂，9月12日又何來條約副本？耆英10月28日的奏摺確認了召見拉地蒙冬之事，但未稱具體召見時間。但就結果而言，法方獲得了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權利是沒有疑問的。據耆英奏摺，拉地蒙冬得了滿意的答覆后「歡欣鼓舞而去」。https://read.99csw.com

雙方的條約談判始於10月7日。法方以參贊斐列勒（Th??e ophile de Ferrière Le Vayer）侯爵為首，清方以廣東布政使黃恩彤為首。由於談判前耆英已將虎門條約、望廈條約的副本交給法方，以資參考，條約談判進行得異常順利。

10月5日的會談在拉萼尼的下榻處舉行，拉萼尼大談法中友誼。6日的會談在耆英的寓所進行，耆英大談中法友誼。在這些美麗的辭藻之下，拉萼尼提出了「善意」的建議：一、中國派使節赴巴黎，亦批准法使駐北京，兩國常通消息，可以互相幫助。二、英國佔據香港，對清朝造成威脅，清朝可將虎門割給法國，代為防守，以御英人，一切費用由法國自籌。三、准許法國傳教士前往北京「當差」，如以前西洋人主掌天文之事。四、清朝派人前往法國學習船炮水戰之法，以將來對抗英人。拉萼尼的這些提議，不見於基佐的訓令。

真盛意又晚到一步。當他乘坐法艦法沃里特號（Favorite）到達吳淞口時，恰遇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士思利不願為之帶路，真盛意只得自行上駛，泊于南京附近的草鞋峽。不久，英軍撤退，真盛意也回到了澳門。

1844年9月29日，耆英、黃恩彤一行抵達澳門。10月1日和3日，耆英、拉萼尼互作禮節性拜訪。10月5日和6日，雙方進行兩輪政治性會談。

這就涉及到耆英、黃恩彤對法交涉的策略。

大約他覺得中法條約平淡無奇，根本勾不起他的回憶。

繼美國而來的，是法國。

因此，拉萼尼等人始終在進京一事上晃現躲閃，成為要挾耆英的第一個籌碼。

一、中英虎門條約簽訂后，耆英不僅向美、法兩大強國宣布「皇恩」，而且同時讓啿啵㕸國（很可能是漢堡）、荷蘭商人享有與英國同等的權利，並準備讓即將來華的呂宋（西班牙）等國商人享有此種權利。在實際操作中，英、法、美三大國在條約中獲取的權利，一切西方國家來華商人，後來都可「一體均沾」。

我在前節已經說明，儘管今人們已認定虎門條約、望廈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但「天朝」中的人們尚未意識到。尤其是耆英和黃恩彤，此時正為新條約在各通商口岸確立的新制度而慶幸，自以為找到了維護民「夷」相安避免險境的途徑。拉萼尼使團的強大勢頭使耆、黃一下子摸不到頭腦。若僅為一項通商條約而來，每年僅數艘法國商船來華，利潤有限，犯不著如此興師動眾。他們猜不透拉萼尼的真實意圖，於是在各個方面都拉開了漫長的防線，唯有訂立條約是不設防地帶。

當時的中國是儒教至尊的國家，而當時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除了唯一的上帝外，激烈反對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這在文化觀念上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立。當時的中國是由官、士、紳結成一體的控制網路，民間又有地下的會黨組織；當時的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不僅僅是宗教勢力，而且同為社會勢力和政治勢力，當西方的傳教士以母國的方式行事時，勢必損害其他社會、政治集團的利益。這又在社會組織上造成水火不容的局勢。當時的西方列強經常以「保教者」自居，用戰艦去拯救受難的教徒，幾乎是信奉上帝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由此，在中華大地上，釀成了數以百計的教案，最後匯成上世紀末的義和團狂飆；而西方列強（主要是法國）不停地以軍艦干涉，八國聯軍的鐵蹄致使中國陷於上世紀末最大的災難。

當耆英將中法黃埔條約抄本封交驛遞時，心中充滿自信，認定道光帝及軍機、部堂們會順利批准條約。後來的事實也確實如此。此時，讓他忐忑不安的是，不久前奏請基督教弛禁一事，道光帝又會如何批複？他已經下了保證。

儘管法國政府訓令中並無宗教方面的指示，拉萼尼未奉到這一任務，但在此大好時機面前，不願坐失，同意加略利就此進行交涉。

拉地蒙冬於1843年7月1日到達澳門。在此之前，真盛意卻派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等人前往廣州交涉。據真盛意的報告，法方與清朝達成了共有14款的「通商通航條例」，有效期為10年。該條約另有一秘密條款，即法方向清朝提供武器，而運輸武器的法艦船可以不受限制地駛入中國任何港口。https://read.99csw.com

10月16日，在加略利的操縱下，拉萼尼照會耆英，要求基督教弛禁。加略利的口頭聲明無異於最後通牒。

「天朝」是一個夢，一個難以驚醒的夢。

寥寥數語，一筆帶過，可見這份條約在其心中的地位。而另一位重要的角色黃恩彤在其回憶錄中，對中法關涉有著1600餘字的記錄，卻對條約內容及談判過程未置一詞，僅在最後附帶說了一句：

然而，真盛意的說法，頗值得懷疑。當沙厘等人在廣州與清朝官員談判時，應真盛意的請求，清方派廣州知府易長華於7月19日前往澳門。拉地蒙冬派人告訴易長華，真盛意是冒充的領事；而真盛意的部下又宣稱，拉地蒙冬是真盛意的下級。易長華感到一時難辨真假，便以兩廣總督召其返回為由，離開澳門。欽差大臣耆英於9月5日上奏此事：

與顧盛使團的窮酸相形成鮮明的對照，拉萼尼麾下共有8艘軍艦，其中一半是載炮50門的大艦，這也大大超過了林則徐禁煙危機時期來華英艦的數量。法國人向清朝展示著孔雀的尾巴：英國並不是唯一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拉萼尼使團亦陣容強大，有參贊、隨員、主事、稅務官、醫生、翻譯等，亦有各商會指派的絲織、棉紡、毛紡、百貨業的代表，甚至還有一名隨行記者。法國人具有把一切事情辦得堂皇氣派的天才。

在附片上，他又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

因此，儘管中法條約談判持續了十多天，但雙方的心思都沒有放在條約本身上，而是注目于基督教弛禁問題上（后將詳述）。由於法方已將中英、中美條約的「優點」全部融于新約，又由於清方仍不知自身利益而慷慨應允，至10月20日，雙方已確定了條約的全部條款，只差簽字了。

按照耆英的說法，並未就「往來禮儀並輸稅章程」與真盛意達成協議。而真盛意報回國內的所謂「條約」，亦被法國政府所否決。

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除了通商條約外，他還將另有酬值。

作為中法關係史上第一次高級會晤的半塘會談毫無結果，士思利亦於2月5日前往馬尼拉，臨行前轉告奕山，有事可找尚留在澳門的真盛意。士思利的舉止，頗像真盛意的上司。

耆英完成此事後返回兩江總督本任，士思利卻於1844年2月駕艦再至廣州。他似乎對拉地蒙冬所獲並不太滿意，照會祁𡎴，提議：一、中法締結盟約；二、中國派出外交使團（甚至以旅行家身份也行）前往法國，並可用法艦送去；三、中國派青年赴法學習造船鑄炮攻守之法，以將來能抗擊英國。士思利的真實意圖隱蔽且險惡（欲謀求中國一軍港），但派人赴法學習較之美國贈書，對中國的未來更為有利。兩廣總督祁𡎴十分警惕，不願生事，便委託外交「能手」黃恩彤作復。黃起草的照會果有妙文：

毫無疑問，耆英、黃恩彤並不喜歡基督教，他們只是從法方各項要求中選擇對「天朝」損害最小的一項。可他們並不知道，後來的事實恰與他們的判斷完全相反。他們認定允法使進入北京城覲見道光帝是最危險的；而他們認定最安全的弛禁，卻在半個世紀后使道光帝的兒媳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在日暮的昏暗中，坐著馬車，倉惶逃出了北京城。

耆英奏摺提及拉地蒙冬兩次前往兩廣總督衙門「具稟」，是指拉地蒙冬此時已來到廣州與清方交涉一事。據拉地蒙冬的報告，並未等「數日」，而是耆英上奏的第二天，9月6日，在行商潘仕成的鄉間別墅受到了這位欽差大臣的接見。拉地蒙冬遞交了法國總理兼外交大臣基佐（Francois Guizot）的信件，並要求法國享有與英國同等的通商權利，得到了滿意的答覆。9月12日，耆英、祁𡎴頒給了致基佐的照會，宣稱大皇帝已恩准外國人到新辟通商口岸一體貿易，並頒給了中英條約的副本。拉地蒙冬此時方被清方驗明正身，靠的是新任美國領事福斯的幫忙。九九藏書

耆英等人認為，法國對華貿易數額較小，以8艘軍艦來華，目的絕非一項通商條約，「而必有意所專註之處」。10月5日和6日兩輪政治性會談，耆英等人拒絕了法方的全部提議，唯恐「夷」人另有動作，便在10月7日晨，即條約談判的第一天，派人給拉萼尼送去一份私信，好言安撫。該信最後一段話值得玩味：

從現存資料來看，耆英從未就條約的內容請過旨，僅在一份夾片中順便提到一句：

10月8日，在法方的多次誘導下，黃恩彤提出，在通商條約之外，另締約一項軍事互助條約。加略利立即表示原則上接受，並乘機提出反條件：既然清朝欲在戰時獲得法王的幫助，就得對法王信奉的宗教表示親善。

前者是用來對付道光帝的祖訓；後者是讓拉萼尼作出保證，清朝一旦同意基督教弛禁並批准條約，便趕緊回國，不再生事。

以此婉言全盤拒絕士思利的提議。此後祁𡎴以年高多病即將去職為由，要求士思利不再與他通達書信。

這真是歪打正著。士思利、真盛意、拉地蒙冬在華的私自活動，雖不為法國政府所接受，亦先後被召回，卻為法國第一位全權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的使華鋪平了道路。

從這一系列的事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歐洲眾多中小國家又如何不動槍炮輕易攫取不平等權益，「天朝」中的人們又如何看待和對待令我們今天痛心疾首的不平等權益！

加略利的這一舉動，反過來將了拉萼尼一軍，他沒有締結軍事條約的授權，便否決了加略利的承諾。而加略利並不罷休，仍不停地要求弛禁。10月12日的會談中，他還提出割讓琉球，而其日記又透露出其真實的目的：「是想以割讓琉球，脅迫中國人在解決傳教問題上改變以往的態度。」

時光過去了許多年。

按照加略利與黃恩彤的約定，拉萼尼收到照會後應予「回執」。10月17日，拉萼尼應邀至耆英寓所，並無答覆。10月18日，清方致函加略利，附上由黃恩彤起草的復照提綱，讓拉萼尼照辦。在加略利等人的勸說下，拉萼尼終於簽了字。而在這份復照中，有兩樣耆英急需的東西：

1881年，李鴻章與巴西使節談判條約。此次雙方簽訂的條約，方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條約，互給最惠國待遇而取消了協定關稅等內容。此時已距鴉片戰爭40年，清朝已與英國、美國、法國、俄國、瑞典、挪威、德國、葡萄牙、丹麥、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義大利、奧地利等國簽訂了幾十項不平等條約。

作為歐洲強國，法國的利益主要在歐陸、北非、北美等地，其在東方的商業利益較小，來華商船不及英國十分之一，貿易額僅為美國的零頭。其向東方的擴張，仍屬開拓性的，且有注重商業以外領域的特點。

士思利由南京返回后，即向海軍部報告，建議佔領台灣島和海南島，並要求使用武力：

同美國一樣，法國政府得知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亦想從中沾光。1843年4月23日，法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基佐向國王呈文，要求派遣使團前往中國。當日，國王的參政院通過國王批准基佐呈文的敕令。此後，又指派法國駐希臘公使拉萼尼為全權代表。11月16日，拉萼尼離開巴黎，由大西洋而印度洋至南中國海。1844年8月13日，他到達澳門。美國全權委員顧盛此時正心滿意足地準備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