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壺》中的市井世界是以滿清專制皇權體制下的等級秩序為基礎的，這種專制體制，專註于「主子」和「奴才」的名分和關係的認定，使等級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處於既做主子又做奴才的畸形狀態中，做小主子的人要做大主子的奴才，做奴才的人一旦有機會做主子比「主子」還要耀武揚威，「奴性」與「自大」便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關係中，做主子的人的「壯志」與生命力被日常生活所消磨，做奴才的人則常常一旦發跡就霸道陰毒之至。生活于其間的人，向好的方面發展也不過是安分守己、沉溺於一些細小的人生趣味，在其中浪費生命，若向壞的方面發展則人性中惡劣的一面暴露無遺。例如小說中徐煥章這樣賣身求榮、奸詐殘忍的小人，就是這種社會文化體制下的必然產物：他在破落的主子烏世保面前，也可以遵從名分，對後者的侮辱忍辱負重，但是一有機會卻馬上耍手腕將之投入監獄，使其傾家蕩產。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對外國人與大官僚卻又是狗一樣的奴才--而他之所以能夠獲得一些權力正是從這種主動當奴才的行為中獲得的。在這個人物身上典型地體現了市井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對人性所具有的侵蝕作用。其次，《煙壺》還表現了八面威風卻又崇洋媚外的沒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習氣。例如，小說中的九爺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愛玩ｒｅaｄ.９９csw•ｃom鬧、愛搞惡作劇的特點，小說由他百羊鬧茶館、玩煙壺逗狗、戲弄化緣和尚諸情節，揭示了他身上「愛惹漏子看熱鬧」的八旗子弟的習氣。這種習氣本來算不上什麼大奸大惡，但他之所以能夠如此稱心如意地玩這些惡作劇，與他的權勢是分不開的。而且，他為了討好洋人，接受徐煥章的主意要聶小軒燒制繪有「八國聯軍行樂圖」的煙壺，在他自己不過是心血來潮，對於普通的藝人來說，卻無異於滅頂之災，體現出權力者與民間的不平等狀態。

《煙壺》的故事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八旗子弟烏世保出身於武職世家，雖為遊手好閒卻不失善良和愛國之心。他被惡奴徐煥章所害，陷於牢中，結識身懷絕技的聶小軒，因緣際會學會了煙壺的內畫技術與「古月軒」瓷器的燒制技術。出獄后因家破人亡被聶小軒父女收留，聶氏父女有意招贅他以繼承家傳絕技。但一個有權有勢的「洋務派」貴族九爺為了向日本人討好，逼聶小軒燒制繪有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後行樂圖的煙壺，聶小軒毅然斷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說的結尾，烏世保與聶氏父女一起從北京城逃亡。

小說中說書人的插入語在兩種情況下非常活躍，其一如上所述是出於講故事的需要，其二則顯示出敘事者確實具有一種《清明上河圖》的興趣，他的插話不但給我們講述了一些老北京頗具都市民間色彩的技藝https://read.99csw.com與風俗，並進而向我們展示了那種封建社會末期熟透到極點的市井文化。《煙壺》首先表現了這種市井文化中正直而又具有創造性的一面，並將這一種品行賦予了遠離權力中心、處於被壓迫地位的民間藝人。這在小說中以「煙壺」的製造技術為主要的代表，說書人一開始就用單口相聲的講述技巧介紹了煙壺的繁複的種類，並對其製造技術極為推崇：「一句話，煙壺雖小，卻滲透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徵、審美習尚、技藝水平與時代風貌」，「多少人精神和體力的勞動花在這玩意兒上，多少人的生命轉移到了這物質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靈魂，有了精氣神。……您得承認精美的煙壺也是我們中國人勤勞才智的結晶，是我們對人類文明的一種貢獻……」然後又以驚嘆的口氣介紹了煙壺的「內畫」技巧與「古月軒」瓷器的製造技術的繁難與精巧，例如聶小軒燒制古月軒「胡笳十八拍」煙壺，「怕要燒八十八窯還多」，其繪圖、上釉、燒制的技術要求非常苛刻，以致聶氏父女燒制古月軒幾乎無利可圖，就像柳娘對壽明說的「隔三差五燒幾件，一是為了維持住這套手藝，怕長久不做荒廢了，對不起祖宗。二是我爹跟我也把這當成了嗜好，就象您和我師哥好久不唱單弦就犯癮似的，有時賠點錢也做！不管多麼勞累辛苦，多麼擔驚受怕，一下把活燒成，晶瑩耀眼，read.99csw.com光彩照人，那個痛快可不是花錢能買來的！」這典型地體現出民間藝人對藝術的忠誠，其為創造獻身的精神也正體現了一種民間文化的吸引力與普通人民的活力。小說還介紹了當時的禮俗（如主子與奴才的關係）、民俗（如鬼市）、節日（如鬼節）等，從中顯示出當年老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心態。

從簡略的介紹已經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情節性頗強的小說。作者似乎從評書、相聲、章回小說等北京傳統民間藝術中吸收了不少營養，以全知的視角把故事講得特別跌宕起伏。小說中的「說書人」（敘述者）始終處於一種相當活躍的地位，這一點與汪曾祺的小說的敘述者有一點相似，但鄧友梅的趣味與修養明顯地與汪曾祺不同：他雖然也在海闊天空地閑聊，但始終忘不了編織複雜曲折的故事情節，他也不象汪曾祺那樣在民俗趣味之中寄託自己的理想，他所關心的就是民間生活、民間風俗本身。所以，與汪曾祺相比，鄧友梅少了一些蕭散自然的神韻，卻多了一些市井細民的趣味。不過俗也有俗的好處，《煙壺》中嘮叨而自由的說書人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他從古典章回小說那裡頗得到了一些敘事的技巧，雖然是全知的敘述者，但並不依靠理念做過多的評論，而善於從人物的語言、行為與心理的白描出發，把那些貴族王爺、八旗子弟、市井藝人、漢奸奴才等描畫得維妙維肖。他也具有熟練的講故httｐｓ://ｒｅad.９9cｓｗ•ｃom事的才能，小說中，烏世保在獄中結識聶小軒以前是以他自己的故事為主要的敘事線索，從他出獄以後到再遇見聶氏父女則運用章回小說「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慣技，分頭講述烏世保與聶小軒的故事，重逢以後兩條線索又合攏在一起對整個故事作一收束；他也善於利用插敘的方法，常常先講述事件的結局，然後在合適的地方用插敘來解釋，例如交待徐煥章的過去與烏世保入獄之後的家庭變故以及烏大奶奶的遭遇等都是如此，頗類似於相聲與評書中「抖包袱」式的懸念製造。《煙壺》敘事上騰挪躲閃，舒捲自如，顯得非常老到。

敘述者還以讚賞的態度描寫了普通人的正直與情義。例如，烏世保入獄之後結識了聶小軒，聶小軒不僅指點他畫煙壺內畫，而且信賴地將家傳絕技傳授於他；烏世保的好友壽明在他入獄期間前後奔波，幫助他出獄；烏世保也不負他人所託，在處境稍有好轉就去看聶小軒的女兒柳娘；聶小軒不願製作凌|辱國家的煙壺而斷手自戕……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普通中下層市民心靈的美好與善良，也看到了他們高尚的民族氣節和作人的良知。同時敘述者雖然欣賞這種民間的正直與創造性，在敘述中卻讓它們都處於一種「無力」的境地。這些「好人」都是毫無社會地位的人，他們處於一種被剝奪到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地步，權力者以一種玩弄的心理對待他們的藝術乃至生命，有權者的任何一點小hｔｔpｓ://reａｄ.99ｃｓｗ.ｃoｍ小的手腕、甚或心血來潮的惡作劇，也會給他們造成巨大的災難。

不過這種反思與批判的精神到底不是《煙壺》的主調，與《正紅旗下》相比，他的反思與批判都算不上深刻。總體上看，它確如作者所稱是一篇「民俗學風味」的小說。雖然它設計了一個愛國主義的主題，但實際上是將晚清北京城的社會生活與風俗世界作為關注的中心的。敘述者的嫻熟的敘事技巧使他順利地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圖》式的作品，以封建社會末期高度發展的畸形文化和這種文化培養熏陶下的「特殊市民階層」為表現對象，繪製了一幅獨具色彩的民俗畫和眾生相。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老舍等人的頗具北京地方色彩的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也為以後的文學脫離政治意識的干擾，自由地表現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

鄧友梅的小說藝術風格主要體現在他所自覺追求的「京味風情小說」. 他宣稱：他的這類作品「都是探討『民俗學風味』的小說的一點試驗。我嚮往一種《清明上河圖》式的小說作品。」9 與老舍的《茶館》、《正紅旗下》等作品相似，《煙壺》10也採取了從描繪日常生活、日常習俗的角度來表現歷史變遷的敘事策略。它以「煙壺」為中介，描繪了19世紀末葉北京城市的風俗畫，串連起了各色各樣的人物，于方寸之中看到市井世界的芸芸眾生和時代矛盾衝突，看到市井文化中的高尚與卑鄙、狡詐與善良，同時也隱隱透露出一種反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