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時退潮，礁石露出，我們決定步行繞島一周。松村君說想照相，我也想轉一圈看看島什麼樣。除了極小一部分，島的周邊全是陡峭的石崖，要轉只能在退潮時轉。退潮時，在探出海面的礁石上蹦蹦跳跳，行走如飛。但別的地方還得脫鞋進入水中。松村君把萊卡相機掛在脖子上準備照相，豈料入水剛一邁步，腳底板就被牡蠣殼霍地劃出口子，條件反射地手拄旁邊礁石時手心又被一下子劃開。眾所周知，牡蠣殼那東西著實鋒利得很，而無人島北側的礁石上布滿牡蠣。

隨它便好了，無所謂，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反正東西就是要一個勁兒地消失。

我想，不做這麻煩東西而代之以在城鎮入口豎起「減速」的標識豈不更好。可是在墨西哥，只看標識恐怕任何人都不會減速的（環顧四周的駕駛員，得到的強烈印象是：這傢伙只瞧見標識是不至於減速的）。問阿爾富雷特·伯恩巴姆，他說：「噢，那個么，不但墨西哥，其他中南美洲國家也到處都是。」看來在中南美洲各國，這玩意兒是必需品。

這些印第安人大部分不住在城區。他們住在德拉斯卡薩斯近郊各處的共同體即村落裏面，一大早乘大巴或步行進城。卡車拉著二十幾個印第安人早接晚送的情景也常可見到，至於是誰組織那類卡車則不大清楚。反正他們每天早上來德拉斯卡薩斯「上班」。住在德拉斯卡薩斯城裡的印第安人，大多情況下是出於某種原由——一般是宗教性對立——被趕出共同體的人們。印第安人都是為了賣什麼東西才集中進城的。婦女和兒童們背著自己做的工藝品和衣服趕來，男人們來賣蔬菜、水果和其他種種工藝品。街上到處是熱鬧的市場，這點也同飛驒高山的感覺有些相似。

實際上旅行當中我也的的確確丟了各種各樣的東西。每次從某地趕去某地，都有種種物件一個接一個不翼而飛。我退房時要仔細確認有無東西忘掉。桌子抽屜（如果有那東西）、衛生間、床上，這些位置要一一檢查。房間小，不至於看漏。確認沒有任何東西忘記后才退房。儘管如此，還是有東西不斷消失。到下一家賓館打開背囊找什麼，偏偏不在那裡，那東西哪裡也不在。

既然他這麼說，我也只好說「是嗎，那就小心拍去好了」。不過松村君的確吃了苦頭，我從旁看著都很不忍。他一照相，周圍的人就把各種物件扔過來，而且頻頻擊中目標，不偏不倚正好打中腦袋，簡直像每天都在練習對著什麼目標投東西似的。我真擔心他一來二去因此喪命。攝影師這活計可不是好玩的。小說家還算好，文藝批評家（我又提起來了）也不至於有真石塊打來。

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是一座沉靜而美麗的城市，海拔二千米以上，夏天也很涼爽，要穿外衣。溫潤的空氣中，有著塗漂亮顏色的房舍的街道伸向遠處，依然保留著殖民地時代的華麗。無論拍攝哪裡，其情調都可直接成為一幅明信片。說起墨西哥的城市，幾乎所有外牆都整塊是花花綠綠的廣告板，但這裏不同。大概有什麼規定吧。

不過墨西哥的情況略有不同。旅行前我同一個美國新聞界人士交談，告訴他往下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四個星期，他給我這樣一個忠告：

糟糕，形勢相當嚴峻，我想，難怪地道的市民不坐大巴旅什麼行。可是，我來墨西哥前看了好多旅行指南，哪裡都沒寫到太平洋沿岸有武裝強盜頻繁出沒。不錯，是寫了「偷盜頻繁發生，貴重行李時刻不要離身」之類，但沒發現關於武裝強盜的記述，捲入槍戰的可能性更是隻字未提。

乘船遊覽過瀨戶內海的人想必曉得，瀨戶內海的島實在多得數不過來。從大的淡路島到小得地圖上幾乎不出現的，反正到處是島。不過島再多，若提起為個人所有的島，數字也少得驚人，這點我以前倒是不知道的。

人雖不住，但島上立有一座若山牧水的大歌碑。歌碑平時孤零零浮出水面，退潮時可以從島上步行過去。蠻好的歌碑，極有情趣。上面刻有一首和歌：「寂寞烏鴉島，綠蔭白浪黑石礁，船近觀千鳥」。歌是牧水在村上家（父輩村上）逗留時吟詠的。村上家是所謂地方名門，同文人代代交往，同牧水交情尤深，這次我也有緣在村上家逗留。我固然也是以寫文章為業的，但遠遠不敢稱為文人，即使搞攝影的松村君——這麼說是不大好——怕也很難說是文人。

這樣思考的結果未免使人難過。這是因為，年紀越大、對那種幻想的認識越鮮明，我們獲取的量相對於我們獻出的量就變得越少，而且相對於我們懷有的大量疲憊，我們得到的幻想只是較少的一部分，這好比長期服用的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效果漸漸減弱。不過，雖然量比過去少多了，但此前見所未見的那類新的幻想也還是有的，只要小心翼翼睜開眼睛，一絲不苟地側耳傾聽，那些幻想至今仍能向我傾訴。在某種情況下，那應該是年輕時的自己所無法看到或即使看到也可能輕易看漏的東西。是的，如納爾遜所唱：「如果除了回憶無歌可唱，我寧願當卡車司機。」

敞篷卡車追過我乘坐的大巴那十秒或二十秒時間里，我當真把眼睛睜得像盤子一般，定定地看著他們四人，但在我眼裡，躺在貨廂里的兩個年輕男子只能像是剛剛死去的屍體。那姿勢、表情、動靜根本看不出意識的蛛絲馬跡。假如他們是被捕的「活著的」罪犯，那麼本該戴上手銬以防他們亂來或逃跑。而若不是罪犯，那麼他們斷不至於在曬得足可煎熟雞蛋的卡車廂里悠然自得地享受日光浴。當然，因為沒有走到近旁好好確認，我也沒有那就是死屍的確鑿證據。

「要把海水過濾成飲用水，是吧？」

被砍山刀砍死不是愉快的死法，這一點想必納爾遜也會同意。

說起登陸戰，聽說二戰期間陸軍還真在這海灘上作過登陸戰演習。在軍方申請用來軍訓的時候，村上家曾把小島交給了國家。但戰爭結束又歸還了，前面說的歌碑就是軍方為答謝村上家而建造的。雖然世上歌碑不知多少，但陸軍建的歌碑似乎僅此一座（想必）。島小是小，但再小的島也自有其複雜的歷史。

「唔。」

縱使曾經的現世榮光失去了，縱使西班牙人奪走了祖先的土地，縱使自身長年淪于隸從地位，而且古來的宗教也被強行剝奪了——或者不如說正因如此——住在這裏的人們看上去還是沒有失去其曾經作為精神磁場予以信賴的、深深植根於此的充沛想像力。恐怕正因為它是眼睛看不見的無形之物，所以才超越所有壓迫而生生不息。那種強烈的共同體意識使他們拒絕同外部打成一片，使他們歷經了近五百年的西班牙人征服，卻明確保持著作為部族的同一性（identity）。我覺得那就是他們的「另一種歷史」。在這塊土地上，時間似乎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彷徨著緩緩流淌。

作為印第安人的朋友站起來說話的，是以巴爾特羅梅·德拉斯卡薩斯為首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們保護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本國強調印第安人的悲慘處境，終於促使奴隸制度的廢除得以實現。這是1550年的事。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由於名字長，往往略稱德拉斯卡薩斯）便起因於他的名字。

胡安·查姆拉是個大村落，比錫納坎坦大得多，人們的性格看上去較為積極開朗。有的旅遊指南上介紹說是「桃花源一般的村落」，但我得到的印象並不那麼樂觀。同錫納坎坦的人們相比，這個村落的人生活似乎貧窮得多。小孩子們不像錫納坎坦的小孩那樣說話繞彎子——比如「對不起，您帶圓珠筆了么」之類——而是一齊圍住遊客說「給錢呀給錢呀」，或者把手裡的工藝品、禮品硬塞上來死活要賣。車一停就被一群小女孩圍住了，說「幫你好好看車，給兩千比索」（倒是好好看著的）。身上的衣服全都破破爛爛，頭髮亂糟糟的，滿是污垢。穿鞋或穿拖鞋的小孩幾乎沒有。我沒給錢，以餅乾代之，全都狼吞虎咽地「咯嘣咯嘣」吞下肚去。由於政府採取改善印第安人生活設施的政策的關係，道路在這裏同樣漂亮得令人吃驚，但走在路上的村民形象多少顯得不夠相稱。

以墨西哥為舞台的D·H·勞倫斯的《有翼的蛇》（我想還是譯為《有翅膀的蛇》準確）中有關於被墨西哥強盜用砍山刀砍死的德國血統墨西哥人的情節，一瞬間我不由想起那個場景。

「到時候你這麼回答即可，」他以認真的神情說，「就說自己準備寫一本關於墨西哥菜的書。記住了？墨西哥菜！這是能得到他們理解的惟一理由。這樣就會一帆風順。」

TOPE是隆起的人為障礙物，而反過來，塌陷的非人為障礙物也是有的——路面像布滿乳酪窩似的到處坑坑窪窪。一級幹線道路還沒那麼嚴重，但一離開墨西哥城，隨著道路的降格，路況就一步步凄慘下去了，看情形估計是裝載重貨的大型卡車的震動造成的。擦身而過的卡車的確都裝得滿滿的，滿得令人難以置信（在墨西哥，物資大部分靠卡車運輸），而鋪路的瀝青並沒有達到足以承受那等重量的標準。既然這樣——我想——還不如一開始就別鋪什麼瀝青，直接用土路豈不更好。問題是我怎麼想都沒用，事態當然不可能因此而發生變化。

島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原生林，人幾乎不能涉足。竹子多得很，戰爭期間有專人來砍，現在沒人肯費這番周折了。樹木密密麻麻，一般人很難進到裡邊。林中有大白鷺壘了好幾個巢。白鷺大得離譜，第一次目睹時不由瞠目結舌，竟誤以為是鸛，便是大到如此程度。我們的船靠近時，它們很不耐煩地「撲愣撲愣」猛飛起來，彷彿在說討厭呀、你等何苦來此！後來落在樹枝上斂翅歇息。島簡直成了野鳥天堂，有鴿子，卻無老鷹。不用說，烏鴉——一如島名——也有。鷺和烏鴉同棲一林，看起來很有點兒像奧賽羅遊戲。

我並沒有因為近看跳水選手的真實形象而感到失望，只是當時這麼想：這個在電影里怕是表現不出來的。

在墨西哥旅行時我看的就是這樣一本書，同時傾聽可憐的納爾遜在一點都不可憐時唱的無數天真爛漫的走紅歌曲。

自那以來，我們便不再背背囊，而是提著SAMSONITE旅行箱，租用中型小汽車，住著不很差的賓館，在不很差的飯店裡吃飯，給行李工和女服務生不算少的小費——如此這般開始了世間普通的旅行。旅遊指南也告別了面向斯巴達式學生的《LET'S GO》系列，而拿起了例如米其林那樣的多少像樣的版本。這未嘗不可以說是人生的一大轉換，也許你會稱為墮落。但不管怎樣，年過四十以後，至少在旅行方式這點上，我們大體成了成熟的大人。

經她那麼一說，我漸漸覺得自己這個人真有可能不適合墨西哥這個國家。越想越覺得自己這個人是由於錯誤動機來到錯誤場所的錯誤存在。說老實話，迄今為止我本身並未覺得墨西哥這個國家同自己之間有什麼隔閡。而一旦介意，隔閡感的可能性簡直就像癌細胞一樣異常迅速地繁殖起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完全不具有足以反駁的理論根據——不能說「沒那回事，我並非不適合墨西哥的人」。我只是像塞勞小說中的女孩那樣，以就是想看看它、就是想摸摸它這一單純的理由去了「那裡」來了「這裏」，是「想去墨西哥那地方看一眼」這一簡單的心情把我帶到了這裏。

在墨西哥旅行了一個月，那時間里碰到的幾個人都問我「你為什麼來墨西哥」，每次都問得我有些困惑。因為我覺得問話里含有一種微妙意味，彷彿說我何苦選擇墨西哥而不是其他國家作為旅行目的地。這以前我遊逛了幾個國家，記憶中幾乎從未有人提出過如此在某種意義上未嘗不可以說是本源性的疑問。例如，無論在希臘還是在土耳其抑或德國，基本沒人問「你為什麼來希臘（或土耳其、德國）」。總的說來，他們似乎認為人們來自己國家旅行是理所當然的。我以為這是相當地道的想法。為什麼呢？因為我是旅行者，而旅行者無論哪個地方都要去的。正因為有他或她提著包買票前往某個地方，旅行才得以成立。對吧？假如旅行者必然去某個地方，那麼他為什麼就去不得土耳其或希臘或德國抑或墨西哥呢？

在探照燈照射下只穿一條游泳褲向聖母馬利亞祭壇祈禱，或者站在懸崖邊身體筆直全神貫注凝望虛空——剛才，我從對面公園遠遠看著他們的這一形象。從遠處看去，他們彷彿是完全不同於我們的那類存在，是嚴格訓練造就的英雄，是和我們不同世界的人。他們全身流溢著某種虔誠和敬畏，使我想起即將作為活人供品奉獻給古代阿茲台克神的勇敢的士兵形象。或許的確是給遊客觀看的一項表演，但這另當別論，他們站在懸崖邊為準備起跳而集中精神、調整呼吸的身姿，在我眼裡卻帶有一種難以否認的光環。那淺黑色的肌膚在探照燈下閃閃發光，肌肉如鋼鐵一般堅硬，身材高大挺拔。

1992年7月。前半段我一個人乘大巴旅行，中途同松村映三君和兼做我翻譯的阿爾富雷特·伯恩巴姆——兩人驅車從新澤西州遠遠趕來——匯合。文章載於《Mother Nature》雜誌。旅行結束后不久，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附近發生了原住民大規模叛亂，其後也不斷發生暴力事件。那般悠閑的旅行恐怕不可再得。不過，墨西哥是個非常吸引人的地方，遲早還想去一次。衷心祝願和平返回當地。

如此這般，我把永無休止的丟失作為自然規律、作為宿命接受下來。接受只能以噪音稱之的墨西哥民謠，接受8月午後劈頭蓋腦的酷熱，接受俄羅斯輪盤遊戲式的嘔吐和腹瀉。這些使我疲憊，讓我厭煩，但思考起來——不久我忽然心生一念——沒準正是導致我如此豁達的這一程序、正是促使我將讓我疲憊的種種事物作為自然現象默默接納下來的階段，才是之於我的旅行的本質。

此外，這裏的人們出於宗教原因堅決拒絕照相。在錫納坎坦附近一個叫胡安·查姆拉(San Juan Chamula)的村落里，幾年前村民親手殺死了兩個在教堂內部照相的遊客。這也可能照例是「從某某人口中聽來的實際發生的事」，但各種旅行指南書都有記載，說不定實有其事。而且實際去查姆拉村時我感覺到：實有其事也好沒有也好，反正發生那樣的事沒什麼奇怪。

在瓦哈卡悠然休整四五天消除大巴旅行疲勞之後，途經太平洋沿岸美麗的海濱城市安赫爾，前往恰帕斯州的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這個名字長長的小城。離開太平洋沿岸，轉瞬之間就進了山裡。看地圖即可一目了然，從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間，沿海幾乎沒有平地，海岸線和山地緊挨緊靠著伸展開去。險峻的馬德雷山脈在這一帶差不多伸到了太平洋岸邊。所以，剛才還在炎熱的海岸游泳，等到回過神來，此刻已置身於涼冰冰的山中。反正一進山氣溫就驟然下降，景物也整個一變。植物種類變了，田裡的莊稼也不一樣了，人們的生活樣式開始帶有截然有別的景象，所見男女的長相也已不同。越往山裡去，身裹獨特衣服的印第安人的身姿越多，雲絮低回，靜靜潤濕著山體，讓人明顯感覺到自己走進了和剛才完全不同的國度。

結果，我決定不提寫一本關於墨西哥菜的書這個話題。

在阿卡普爾科，我看到了「死亡跳水」。本來沒打算看那玩意，但我湊巧住在拉戈布拉達山上的一家旅館里（海濱的旅館太貴，於是冒著酷暑，不屈不撓登上坡路，總算找到一家價格合適的旅館），在附近臨海的公園裡喝著啤酒納涼的時候，跳水正好在我眼前開始，所以得以——雖說是偶然——在最好的座位觀看跳水。記得很久以前，在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電影里看過跳水。電影原名為「Fun in Acapulco」，日譯名好像是《阿卡普爾科之海》，裏面出現了這個跳水場面。電影公映時我還是初中生，埃爾維斯在裏面唱《波薩諾伐嬰兒》（Bossa Nova Baby）。雖名《波薩諾伐嬰兒》，但歌曲旋律壓根算不上波薩諾伐，而像是把桑巴和馬里亞奇湊在一起的什麼玩意兒。電影本身——情節已全然記不得了——也是一場鬧劇。這也罷了，反正我是在那部電影中第一次看到所謂死亡跳水。九九藏書

「一旦說起墨西哥菜，他們會永遠說下去：我母親的拿手菜如何如何，我奶奶的拿手菜如何如何……」

估計人們就要這樣放棄做共同的夢，放棄心靈的共振，放棄傾聽遠方的回聲了。我覺得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悲哀的事。為什麼呢？因為我在恰帕斯深山中遇到的印第安人貧窮固然貧窮，但他們是具有輪廓清晰的價值觀、世界觀並引以自豪的人。我不是什麼文化人類學者，只不過從這個村落到那個村落觀看了幾天，沒有任何資格說結論性的大話，但是想到往後外部體系將一點一滴滲入他們中間，致使他們引以自豪的東西和以往的價值觀不再有效，想到那時他們身上將發生什麼，我不由有些黯然神傷。

這樣的心情——類似「如此說來確是這種感覺」的懷舊心情——我在這一地區旅行時有好些地方都感覺到了。例如在細雨如煙的鄉村山道上開車拐過一個彎，便有另一番風景豁然展開。那種時候，眼下點點散在的民舍房頂、山坡一小塊一小塊的農田，不由讓人覺得彷彿看見了日本的鄉村風光。我問身旁的阿爾富雷德：「你不覺得有的地方同日本的鄉村很像？」他回答說：「唔——，怎麼說呢，我倒不覺得有多少日本情調。鄉村風光么，哪裡都大同小異吧！」但我以前去了很多國家，看了很多鄉村，產生如此親近感還是第一次。特別是在美國東部生活一年半之後，目睹這樣的景色，真是讓人由衷覺得「是啊，這在視覺上完全看得出」。在美國生活，經常感慨——這和心情好壞無關——自己到底是在別處生活，是在並非本來應該在的地方生活。這是社會如何、人種如何等問題之前的問題。在此之前，環繞我們的風景在視覺上就是「別處」。在那裡，風景一般不是作為潛在性記憶，而是不由分說地直接訴諸我們的心靈。當然，目睹美麗風景自會感覺其美，感動也是有的，但那僅僅是在「美麗」這一語境中的感動。然而，我在恰帕斯山中驀然感覺到的不是那樣的東西。我在那裡感覺到的不妨說是一種共時性心情——綿延不絕地伸向很遠很遠的遠方、無法用現成語言順利表述的心情。

我和松村君再沒情緒和蟲子們住一晚上了，兩人意見完全一致。再說傷口也讓人有些擔心。

不管怎樣，先撐起帳篷再說。隨後撲入海中：這回可要大游一場了！無浪，水又漂亮，心情舒暢極了。不料剛進海灣口就給水母蟄了一下。我一向不喜歡水母。高中時代遠遊時曾游進水母群，心臟當時差點兒停止跳動。慌慌張張游回岸邊一看，雙腿腫出一條條蚯蚓般的紅痕。時近秋季，又是颱風過後，正是水母出動的時節。只好悵悵地放棄游泳，一|絲|不|掛躺在礁石上享受日光浴。這也是在無人島務求一試的活動之一。我特喜歡脫|光身子——有什麼好遮掩的呢——從頭到腳任憑太陽曬個遍。不試不知道，這玩意真叫舒坦。可惜在日本只有無人島上才能得逞。靠著礁石，一邊看安妮·比蒂的短篇小說（至於是否適合赤條條在無人島閱讀自是很成疑問，無奈只帶此一本）一邊悠悠然曬太陽，曬了兩三個小時。島和本土之間不時有中型貨船和渡輪駛過。陽光很強，周圍景緻撲朔迷離，溫情脈脈，呈現出瀨戶內海特有的情調。我已徹頭徹尾放鬆下來：喏喏，活該！至於針對誰我也說不準，反正心情變得放蕩不羈，很想這麼一吐為快。這怕也是無人島的一種效用。

對於這個提問，我可以用比較明晰的語言來回答。我何苦特意跑來墨西哥尋找疲憊呢？「若問何苦，」我將這樣回答，「因為那樣的疲憊是惟獨在墨西哥才能得到的那一種類的疲憊，因為那是只有來此呼吸這裏的空氣和腳踏這裏的土地才能獲得的那一種類的疲憊。而且，這樣的疲憊每疊積一層，我就向墨西哥這個國家多少靠近一步，我覺得。」說來奇怪，每丟一次東西，瀉一回肚子，沒趕上一趟大巴，有一個老太婆擠進隊里，我都覺得墨西哥這個國家更深地滲入我心中一步，不是我開玩笑。德國有德國的疲憊，印度有印度的疲憊，新澤西有新澤西的疲憊。但墨西哥的疲憊乃是只能在墨西哥得到的那一種類的疲憊。

我甚至心想，將來長大，那個小女孩說不定也會成為「戰鬥婦女」中的一員。只是，到那時候，恰帕斯山中的印第安村落想必已面目全非。

烏鴉島就在村上宅正對面大約八百米遠的海灣里，面積為六千坪。別以為只隔八百米，游過去也沒關係。這一帶在全國也以潮大聞名，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游的，僅限於漲潮和退潮沒有潮流的時候才能游。漲潮時游到島上，在那裡等一陣子，等退潮時游回來。或者反過來也可以。過去這一帶的孩子若能游到島上再游回，就被認為是長大成人了。只是，島上沒電沒煤氣沒自來水，全然沒有，住的人也一個都沒有，即世人所說的無人島。

來這裏的人最先覺察到的，恐怕是印第安人的數量之多。當然，就人數而言瓦哈卡也不少，但這裏的印第安人同瓦哈卡見到的衣著普通的「現代化」印第安人不一樣，至今全都身穿一如從前的民族服裝，保持著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風習。服裝顏色每個部族各有不同，哪一種都非常艷麗，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傳統自然染料染成，所以即使遠看也有一種韻味，讓人心懷釋然。身著如此粉紅色深藍色黑色紅色等五顏六色服裝的印第安人在同樣塗得五顏六色的街道上足不出聲地——因為他們大多光腳——靜悄悄往來穿行，光景煞是好看，給人的感覺好像在說事情本來就應這個樣子。尤其是清晨和黃昏時分的情景，確有一種什麼在撫慰人的心。

乘務員到我身旁告訴我：「有可能交火，真那樣就一下趴在地板上！」我的西班牙語誠然一塌糊塗，說到這種事卻聽得明明白白。我問：「是強盜（班迪多斯）？」對方低聲說：「是，從這裏往前一百公里左右時有出沒。」總之，警察全副武裝鑽進大巴是靜等強盜來襲。作為證據，坐在助手席的警察已脫去制服，只穿白T恤，一眼看不出是警察，以使強盜察覺不到埋伏。相隔一排坐在我前面的年輕警察在大巴穿過某個地點后（看情形那裡有明確的界線表示「由此往前危險」）「咔嚓」一聲推上自動步槍的彈艙，緩緩卸下安全栓，槍口對著窗外以便隨時準確開槍。看表情就知這不是擺花架子的任務，臉色多少有些發青，儘管不熱，汗珠卻一滴接一滴順臉流淌。

同作案相比，在墨西哥實際困擾我們的更是TOPE。所謂TOPE，就是為使汽車減速而在人家附近築起的隆起物，英語叫BUMP。總之全國星羅棋布。開到那裡若不注意減速，就要「通」一聲感受惱人的震動。問題是，道路本來就無可救藥，哪裡是TOPE哪裡不是TOPE，很多時候看也看不明白。以為是TOPE而放緩速度，實際卻不是；以為不是TOPE而照樣行駛，卻又正是。TOPE前面倒是立有標牌寫道「前面有TOPE」，但其中也有沒有TOPE標識的TOPE（沒有TOPE的TOPE標識也有），分辨十分困難。這樣的TOPE一天之中要跨越二三百個之多，看都懶得看了。

如此一來二去，太陽步步西斜，黃昏漸漸臨近。正當在地下安眠的數萬條草履蟲窸窸窣窣地伸著懶腰準備爬上地面的時候，村上先生開漁船來接了。把行李裝上船，最後再次請他開船繞島一周。大白鷺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見我們靠近，趕緊「撲愣撲愣」飛起，給人的感覺似乎是說「什麼呀什麼呀，怎麼又來了，莫名其妙！」船離島之後，那裡重新回歸無人島，重新成為草履蟲、石灘生物、林中棲居的什麼以及白鷺和烏鴉的領地。島在法律上歸村上先生所有，但對於「烏鴉島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來說，法律問題全然不在話下，Hey Man， fuck of，與己何干！島終究是它們的。法律是法律，無人島是無人島。艇是艇，fuck是fuck。

「到了墨西哥，他們肯定問你出於何種理由來墨西哥旅行那麼長時間。」

無論哪個村落，一進村最先看到的必是教堂。這裏的教堂門塗成鮮艷的薄荷綠色。我當然不知道「我們村的教堂門塗成薄荷綠色好了」這樣的決定是如何作出的，有可能是召開全體居民會議表決通過的，或者薄荷綠自古以來就是村落的主題顏色也未可知（如此說來，婦女們身上的披肩青色與此相近）。教堂里沒有椅子。十分適合「土屋」一詞的空空蕩蕩的地上鋪滿了松樹枝，到處立著燃燒的蠟燭，較之莊嚴，氣氛更富有巫術意味，甚是不可思議。與西歐教堂相比，未嘗不可以說像是異教。十字架的比例也同歐洲天主教堂里的截然不同，演奏的音樂也不是所謂教堂音樂。其間時不時有印第安人進來，赤腳踩著松葉走到祭壇前，在那裡跪下悄悄畫十字。教堂里不允許帶進照相機。遊客因在教堂拍照而被村民殺害的事件就發生在這個村落。

「噯，記憶中你的長相在哪裡見過。」分手時小夥子以想了很久的神情說道，「從大巴車上看第一眼起就一直在想：這人是誰呢，在哪裡見過呢？但橫豎想不起來。都想到這裏了，卻出不來。以前可在哪裡見過我？」

「不過得多買咖啡過濾器才行。」他說，「無人島上沒水，需要咖啡過濾器。」

關於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在何等惡劣的環境下被奴役的，這一點可以從其人口的銳減推斷。西班牙人征服這裏時，住在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數量約三十五萬人，而在1600年竟減為九萬五千人。西班牙人從舊大陸帶來的傳染病固然是原住民人口減少的一大原因，儘管如此，也減得太過份了。從中不難看出印第安人是怎樣被當作「消耗品」對待的。

總之，德拉斯卡薩斯是讓人覺得多住幾天也無妨的少數墨西哥城市之一。以我個人印象來說，墨西哥城市大體可分為兩類，即「嘈雜的城市」和「凄涼的城市」，幾乎沒有介於二者之間的。但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是個例外，既不嘈雜又不凄涼。人口大約五萬，規模正適宜居住。散步散不夠，夠品位的餐館和咖啡館也有。若在這裏住上一個月，好像可以心情愉快地寫出小說，我覺得。

我經過的道路，從韋拉克魯斯到科爾多瓦的山中路段是再糟糕不過的，無論坑窪的數量還是深度都非同一般。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像電影《恐怖的報酬》一樣小心繞過坑窪向前行駛，但由於坑窪數量太多，任憑怎麼小心，有時還是要掉下坑去，其衝擊不亞於TOPE的震動，實在讓人不快。車也受損。我們是開剽悍的四輪驅動車來的，因此還算好，如果開的是保時捷或法拉利，我想車子馬上就會解體。不過不至於開那種車來，隨便說說罷了。

在墨西哥，對於想從此地移往彼地的人來說，最要命的問題是幾乎除了大巴別無移行手段可以選擇。鐵路經過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準時也相當成問題。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乘大巴旅行的實際感受——能夠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須認為是幸福的。如此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聽那墨西哥民謠。沒有任何選項。每次乘大巴我都對天祈禱，願車內音響發生故障。佛陀也好聖母馬利亞也好誇察爾科亞特爾（墨西哥的古神）也好——無論哪個我都對之祈禱。然而車內音響絕對沒出故障。這——這個也想大聲說出口來——在墨西哥純屬奇迹。墨西哥很多東西都常出故障。一輛大巴冷氣出了故障，熱呀，熱得差點兒暈過去。又一輛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來了，我必須擺出接受牙醫治療那樣的傾斜姿勢並保持好幾個小時。車窗怎麼也打不開或關不上。有一輛大巴幾乎沒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響，窗戶關不上，儀錶一個也不靈。這不是誇張，實際上無論時速儀還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獨車內音響還是引吭高歌。雖說聲音差勁，歌詞差不多都聽不清了，但音樂的確響個不停。見此情景，我終於死心塌地了。在這個奇妙的國度，縱然所有機械都嗚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壽終正寢，車內音響也將因某種奇妙的理由而長生不死！

從傍晚吃飯時開始，我就覺得蟲子多得不行，但那時沒怎麼介意，心想畢竟是無人島，蟲子總會有的，一邊撥掉一動一動爬上身來的蟲子一邊吃飯，吃罷看著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隨著四周天色變暗，蟲子如啟示錄一般多了起來，形形色|色。先是海蛆。這些傢伙白天就滿礁石都是，但沒爬來這裏，不料天黑后大概來了勇氣，來了相當不少。不用我說，海蛆並非讓人親近得來的蟲類。其次是長腿蜘蛛模樣的傢伙，四下里一忽兒一忽兒飛來飛去。危害倒像沒有，但被這些東西圍攏起來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類似草履蟲的傢伙了，有太陽的時候它們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縮爬上來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時壓根兒沒人來的地方有人來吃東西，食物把蟲子引了過來。

「原來如此。」

我們的悲劇從這時開始慢慢上演，命運的指針一味朝著不順利的方向擺去。

即使現在，那樣的緊張狀態也絕未消除。恰帕斯州近一半的土地為相當於人口百分之一的梅斯提索人地主階級所有。他們控制著經濟、政治和警察，有的甚至擁有私家軍隊。印第安人活動家掀起的土地返還運動被他們以強大的力量撲滅了。大赦國際公布說，迄今已有二十名佐齊爾族活動家遭到暗殺。

蟲子！

我帶來了新買的隨身聽和幾盒磁帶，以便旅行路上聽。也帶了幾本書。因為我無從判斷在墨西哥旅行時想聽怎樣的音樂，所以從所有種類中大致拿了幾盒塞進背囊。B52'S帶來了，克拉倫斯·卡特帶來了，斯坦·蓋茨帶來了，塞隆紐斯·蒙克帶來了，凱思林·巴特爾的莫扎特帶來了，巴赫的平均律帶來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陽水也帶來了。但其中最想聽的，無論怎麼說都是從CD輯為九十分鐘磁帶的納爾遜精選歌集。希望不要因為我一邊在墨西哥旅行一邊聽納爾遜的老歌而指責我，希望不要認為我村上是個沒有思想性的、往後看的、以懷古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這個可能，但希望不要把這篇文章都牽連進去）。我之所以一直聽納爾遜的磁帶，說實話是因為旅行期間一直在看納爾遜的傳記。

儘管道路如此肆虐，儘管存在很難說多麼富於守法精神的那一類人，但我們畢竟能夠以自己的意志在喜歡的時候行駛在喜歡的地方，這委實讓人心裏充滿喜悅。如果你想在有限的時間里穿越墨西哥——尤其內陸——弄一輛車幾乎可以說是絕對條件。墨西哥內陸的有趣之處，不管怎麼說都在於外人不怎麼到訪的小村小鎮，因為乘大巴很難順路到達那樣的地方。假如好容易找見大巴到了哪裡一座村落——到了自然好——回程大巴起碼要等兩天，那也不是什麼稀九*九*藏*書罕事。即使兩天一班的大巴，如果嘩嘩下大雨（而且經常下）也可能開不來。若是時間多得打發不完的閑人，沒準是一次有趣的經歷，而對於此外的大部分旅行者，就不能說是多麼現實的旅行方式了。

但不管怎樣，一個人去無人島還是有些不安，便邀搞攝影的松村君同行，松村君滿口答應：「一塊兒去好了！」事情當即敲定。

林中除了鳥還有什麼誰都不曉得。有人說有蛇，但無確鑿證據。也有人說某人帶來兔子放了進去，這也沒有實證。林中不時分明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響，估計是鳥，但究竟有什麼不得而知，反正情形有些讓人放心不下。

血出了不少，趕緊回帳篷處置。消毒，纏繃帶，但傷口相當深，血怎麼也止不住。大體帶了一套急救用品，但無論用來消毒還是用來包紮，量都沒那麼多。這種時候無人島可夠傷腦筋的。又不能游泳去藥店。這還不算，寶貝萊卡也泡在海水裡完蛋了。那可是愛不釋手的古典萊卡相機，裡邊還有照完的膠捲。「糟糕！」「啊，不怕的。」——這麼說的時間里，天黑了下來。不一會兒蟲子出來了。

在下著涼浸浸的牛毛細雨的恰帕斯山谷里轉了幾天之後，尤卡坦半島的風景顯得格外呆板。空氣熱得悶乎乎，人們的樣子看上去總有些凄涼。在下山過程中，覺得以前始終感知的某種類似靜謐情韻的東西消失了。那是一種有點不可思議的感覺。

「真的在這裏宿營三天？」分手時村上先生再次叮問。

SOCIEDAD COOPERATIVA DE ARTESANIA UNION DE MUJERES EN LUCHA S.L.C

不用說，我也是為尋覓我的幻想而旅行的。不帶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裡都不存在。可我尋覓的那種幻想在阿卡普爾科未能得到。總之，事情就是這樣，如此而已。

以此疲憊將彼疲憊相對化，以此疲憊辯證地超越彼疲憊——這是我一邊用隨身聽聽納爾遜唱歌一邊悵悵思考的一點。

「嗯，如果可能，想待上三天。食品和水都準備好了。」我說。二十升容量的大桶水兩桶，礦泉水半打，應該足夠用了。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聽罷，答說海里的傷口用海水一洗就乾淨了，應該不要緊的，蟲子倒是還可能來。這樣的想法的確也成立，但無論我還是松村並非堅決前來尋求艱苦的體育磨練的，我們是打算悠悠然歪在無人島沙灘上想入非非，再不想兩個大男人在被蟲子圍得風雨不透的悶熱的小帳篷里一連困上幾天，於是請村上先生傍晚開船前來接回。倒是夠對不起他的。

或者，此時在墨西哥如此旅行的我，只是在重新仔仔細細地描摩十五或二十年前自己一度懷有的那種幻想也未可知，恰如拉戈布拉達的跳水選手為了描摩前來阿卡普爾科的幾十萬人的幻想而日復一日地從那懸崖上做危險的跳水動作並且每日做三四回。

羅伯特·羅林寫的《蝙蝠人》（錫納坎坦人曾將蝙蝠視為守護神加以崇拜）那本書，向我們傳達了錫納坎坦人這種鮮明而堅定的世界觀，發人深省。其中介紹了這樣一樁趣聞：1969年，一個少年在夢中聽得一個神諭——「俯視湖水的山上埋有一口大鍾，你要把它挖出來！」夢中，古代的神把他領去那個場所，告訴他就埋在這裏。少年以自己的雙手怎麼也挖不出來，遂去村落長老那裡尋求幫助，講出了夢中的神諭。長老找到巫師，請教從少年口中聽到的神諭是否屬實。巫師經過繁雜的手續，認定神諭是真實的。隨即開始挖掘。儘管正值玉米收割時節，忙得不可開交，村民還是一個也不少地手持鐵鍬聚集在那座山上，擊碎石灰岩堅硬的岩盤往下挖洞，連續挖了兩個星期。從結論說來，遺憾的是沒挖出鍾。留下的只是一個十多米深的頗為壯觀的大坑。

但是，較之二樓那種有氣勢的「嘣鏘咔、嘣鏘咔」的演奏，還是這邊不無凄切的音樂更讓人感到安然。尤其對我們日本人來說，那一聲聲「嗶——啪啦、嗶——啪啦」感覺上總好像很親近。但很快二樓樂隊又開始演奏了，下面的老伯們戛然而止。演奏當中，兩方面的演奏者都始終面無表情，既不笑意盈盈，又不鬱鬱寡歡，壓根兒沒有表情那個玩意兒。演奏本身也平鋪直敘，全然沒有高潮，只音樂在不間斷地流淌。

嚓！嚓！嚓！砍山刀毫不留情地砍進人的肉體的聲響傳來了，接著傳來霍塞異乎尋常的聲音：「留命啊！留命啊！」霍塞叫著倒在地上——他被殺死了。

總的說來，阿卡普爾科是座可悲的城市。海被污染得不成樣子，和圖片全然不同。一游泳就得碰上垃圾。到處漂浮著炸薯片包裝袋、報紙、塑料容器及其他莫名其妙的東西。賓館住宿費貴得令人瞠目結舌，游泳池的水面上浮著一層閃閃發光的防晒油。游泳池旁邊正在舉辦撕心裂肺的卡拉OK大賽，面色欠佳的瘦削的墨西哥主持人狂喊亂叫：「好了，下一位是……從……來的……小姐唱……」路上擠滿了計程車，一瞧見走路的外國人必定按響喇叭。物價高，商店的女孩極不討人喜歡。多少開始磨損的幻想——這就是我對阿卡普爾科懷有的印象。

但是，在偶爾沿海岸乘大巴趕到那裡、又沿海岸乘大巴離開的我這樣的人眼裡，很遺憾，阿卡普爾科這座城市彷彿只是一個開始磨損的幻想。也許是我在到達那裡之前的途中已經相當真切地目睹了這一幻想是由何種因素提供結構性支撐的緣故。阿卡普爾科、錫瓦塔內霍、伊科斯塔帕或坎昆和加裡布等海島等等，它們乃是墨西哥提供的幻想、提供的「點」，但我們想用「線」把點與點之間連起來的時候，無論情願與否，我們勢必直面現實。而這些幻想和現實的差異，在這個國家相當——有時致命——之大。

錫納坎坦在為一位名叫聖托·奧塔博的聖人舉辦祭祀活動。規模不很大，沒有廟會，人們也沒聚集，只教堂的院里有樂隊演奏，還放了煙花。教堂大院有一座雙層涼亭模樣的建築物，二樓成了舞台。樂隊在那裡並排演奏祭祀音樂：小號兩把，薩克斯管兩把，樂號兩把，土巴號一把，加上鼓。樂隊成員像是外地來的半職業性人士，不同於當地人。穿的都是普通衣服。樂隊演奏了一陣頗有氣勢的音樂之後進入休息，下面的本地演奏家代之繼續演奏。說是本地演奏家，其實也就是那一帶的三個老伯，兩個打小鼓，一個吹豎笛。音量小，氣勢不足，旋律也不清不楚。三個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無凄切地一個勁兒演奏類似日本古代祭祀音樂的什麼：嗶——啪啦、嗶——啪啦……

煙花工一共五人，臉上也幾乎不見表情。看服裝，同樣像是從別處趕來的專職煙花工。估計樂隊和煙花專家是按照祭祀活動的日程走村串巷維持生計的。他們以熟練的手勢用木棰「通通」敲打黑色火藥，將其塞入筒中，塞罷點火，「嘭」一聲打向天空。看上去快要在手邊爆炸了，但工匠的手上一道燙燒的傷疤也沒有，想必萬無一失。雖說是煙花，但視覺上不怎麼好看。畢竟是大白天放的，除了煙別無所見。嘭——，聲音自是虎虎生威，而在空中只是「啪」地散出煙來，再無下文。打完放完，老伯們再次從腰間的葫蘆里掏出黑色火藥用木棰敲打……如此周而復始，儼然永久性運動的一部分，極為機械，極為事務性。那時間里，樂隊兀自「嘣鏘咔、嘣鏘咔」或「嗶——啪啦、嗶——啪啦」個不休。

但反正開頭十天時間我是獨自旅行的。回想起來，背著背囊獨自旅行實在是久違的事了。學生時代常這樣旅行來著，婚後也常和老婆兩人背著背囊旅行。但某一天老婆向我宣布：我也上年紀了，再不能、也不想這樣旅行了！往後我想住像樣的賓館（有淋浴用的熱水，衛生間有抽水馬桶，鋪著沒有跳蚤和虱子的正規床單），再不願意背著十公斤重的背囊，從公共汽車站走到火車站了。畢竟體重只有四十二公斤！是的，她說的是有道理。就那種旅行來說，我們是多少上了年紀，再說做那種窮酸旅行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了。因為現在不同過去，又不是沒有錢。

不過，並非自我辯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僅僅限於我的人生——是由無限偶然性大量堆積而成的。一旦越過人生某個點，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握其堆積體的模式，從那一模式中覓出某種個人含義。而且，如果我們有意，我們還可以將其命名為理由（reason）。然而，縱使那樣，在根本上我們還是要受偶然性的支配，還是不能超越其領域的疆界——這一基本狀況不會有所改變。無論學校老師提出多麼富有邏輯性和整合性的解釋，理由（reason）這玩意仍然不過是針對本來無形之物的、勉強捏造出來的臨時性框架罷了。那種能夠訴諸語言的某物又有多大意義呢？真正有意義的，難道不是潛伏在無法訴諸語言的東西裏面的嗎？但是，我踏入墨西哥這個「場」、呼吸這裏的空氣后所首先感覺的，乃是某種無奈——即使說出來也肯定不適用於這裏的無奈。

「下落不明的人多著哩！硬讓車停下，搶走錢財什麼的，堵住嘴殺死，埋在什麼地方。屍體很難找到。上次就有一家，連小孩都被殺了，屍體倒是碰巧找到了。半夜裡把很粗很粗的圓木頭死死地橫在路當中，埋伏起來，開來的車一停就一擁而上。反正天黑后不能開車！」

瓦哈卡地方雖也十分漂亮，但由於至今仍實際上承擔著州首府的職責，故而車多、人多、空氣差，沒辦法安安靜靜散步。感覺好的安靜地段惟獨限制車輛駛入的索卡羅（中央廣場）一角。相比之下，德拉斯卡薩斯從來就不是州的首府，現世職責已經放棄，只是作為歷史城市隱居式地悄然存續下來，所以感覺上恰如飛驒的高山，許多東西都保存著往昔面貌，和古都這一稱呼十分相稱。順便說一句，恰帕斯州現在的首府是名叫圖斯特拉古鐵雷斯的大城市，因日程關係我們無奈地住在了那裡，但如果可能，真想爭分奪秒逃出來，說熱鬧也好什麼也好，反正就是人多，又臟又吵。想必亂糟糟的現實因素都一股腦兒投在了這裏，於是安安靜靜漂漂亮亮的德拉斯卡薩斯另存了下來。京都也最好把政治和經濟功能在某個階段遷往別處，不過這話現在再說也沒什麼用了。

另外用五百比索從一個賣貨的小女孩手裡買了兩個小小的飾扣。

幾天後乘坐大巴由錫瓦塔內霍趕往阿卡普爾科，途中從車窗里看見了屍體或者極其接近屍體的形體。雖是一等大巴，但冷氣裝置壞了，加上我後面座位上一個小姑娘把午間吃的油炸玉米餡餅整個吐了出來，我只好打開車窗，半看不看地獃獃看著外面的景色。大巴左側，一輛敞篷卡車追了過去。貨廂里坐著四個男子，兩人頭戴工作帽樣的東西，朝上豎起自動步槍（大概是美製M16）分坐兩側，槍身在太陽光下閃著幽光。另外兩人被手拿自動步槍的男子夾在中間，像剛撈上岸的四鰭旗魚那樣仰面躺著。這兩人都光著上半身，閉著眼一動不動，或許睡熟了也未可知。問題是，那可是熱得可以烤死人的夏日午後，天空一片雲也沒有，目力所及，所有生物都像熱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不可能在那樣的地方酣然大睡，那樣的話一定會燙腫或灼傷。

最初十天我是獨自旅行。我從洛杉磯乘飛機抵達太平洋岸邊的旅遊城市巴亞爾塔，再從那裡乘大巴沿著海岸前行，在瓦哈卡這個內陸城市同驅車從美國本土趕來的攝影師松村映三碰頭，之後兩人結伴旅行。看望住在墨西哥的父母的阿爾富雷特·伯恩巴姆也在大約十天後加入進來。阿爾富雷特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作為我真是求之不得。

這麼著，雖然遭遇了種種出乎意料的災難，但無人島畢竟是奧妙無窮的地方。雖是面向初級探險者的無人島，卻同樣有其獨特的衝擊力，這點務請日後計劃夜宿無人島之人——這樣的人全日本能有幾位自是無從推定——牢記在心。不管怎樣，給山口縣柳井市伊保庄的村上先生添了一場大麻煩，不知如何感謝才好。

走進錫納坎坦的教堂，正看著身披艷麗的紫色長袍的基督教徒和身著此村特有服裝的聖母馬利亞，一個十來歲的少年走過來問我帶沒帶圓珠筆，他想要。我把圓珠筆放在車上，就說沒有。少年於是說想買一支圓珠筆，能不能給他一點錢。我給他一千比索。一千比索大概買不了圓珠筆，但我零錢只那麼多。隨後又一個男孩過來問我帶沒帶圓珠筆。具體情由不曉得，總之圓珠筆在這個村落好像大受歡迎。

雖然有所預料，但在墨西哥還是幾次吃出食物中毒。

打開手電筒一照，發現蟲子已無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機盒也好餐具也好帳篷也好，都有蟲子大舉進攻。我們慌忙把要緊的東西收進密封式帳篷，將已經侵入的蟲子趕走，然後窩在帳篷里一動不動。看見那麼多蟲子，完全沒了外出的心緒。帳篷狹小悶熱，這樣的地方關進兩個大男人，一點趣兒也沒有，可出去又有蟲子。蟲子們連帳篷頂端都聚了上去，在頭上沙沙、沙沙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響。到了夜晚，這些小小的夜遊生物便統治了地表。我們是這個世界的入侵者，牢騷發不得的。雖說小，但無人島自有無人島特有的獨立生態系統。白天感覺不明顯，而到日暮黑透，我們就被它們團團圍在中間，於是我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們的存在。我們軟弱無力，無處可逃。夜間是它們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萊克伍德的《多瑙河的柳林》。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來：軍人和警察。從一個叫庫尤特蘭的海濱小鎮（位於曼薩尼約稍下一點）前往同是海濱小鎮的普拉亞·亞思爾（位於拉薩羅·卡德納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撲通撲通」上來四個警察。我們在嶺上的「山頂茶館」休息二十分鐘，或喝冷飲或去廁所，正要出發時他們風風火火趕來了。警察全都長得牛高馬大，曬得黑黑紅紅的，頭髮剪得很短，戴著深色太陽鏡，身穿防彈背心，而且腰挎大號自動手槍，端著AK47自動步槍，種類截然有別於那一帶的普通警察。他們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訓練有素，衣袖帶有「聯邦警察」（估計）字樣。

問題是，雖然奴隸制度廢除了，但印第安人所處的實質性隸屬狀態並沒有出現多大變化，致使他們定期舉行叛亂。1712年，一位采爾塔爾族少女做了一個夢，聖母馬利亞出現在她的夢中，告訴她說只要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人，就會給印第安人帶來希望。於是他們拿起了武器，隨即遭到了殘酷鎮壓。1869年，佐齊爾族村莊出現了名叫「皮埃德拉斯·阿布蘭泰斯（會說話的石）」的三塊奇石，深受當地人尊崇。不久，奇石——那是「黑曜石」，看上去會說話——向人們說：舉行叛亂，收回自己的土地！結果發生了大規模的叛亂，但同樣被軍隊鎮壓下去，其間有數量極多的印第安人慘遭殺害。

連連丟失的行李……

我之所以就這個州的歷史寫了這麼多，是因為若不了解這樣的歷史過程，便幾乎不可能在旅行當中理解那裡的情況。恰帕斯是被歷史踐踏的、被以武力侵佔的地方。那裡是貧困的，充滿矛盾和悲傷。只要踏入一步，旅行者即可清楚目睹。其貧困或許不能稱之為壓倒性的，但也相當嚴重。據說恰帕斯還有一多半人口過著沒有電氣的生活。恰帕斯不是沒有發電站，河流上也有像樣的大水壩。但是發電站發出的電大多送往其他州，而把恰帕斯人生活的地方丟在一邊。不妨說，人種間根深蒂固的對立、財富的絕對不均這兩個困擾墨西哥的大問題在這裏以最顯著的形式表現出來。

比如說，如果向來日本旅行的外國人提同樣的問題（你為什麼來日本旅行），想必會得到各種各樣的回答。但是——當然前提是去掉因某種不得已的緣由而https://read.99csw.com無論如何都必須來日本的人——歸根結底，其回答只有一種，即他們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個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裡的空氣、以自己的雙腿站在那個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觸摸那裡的東西。

上午村上先生坐漁船過來。

一旦食物中毒，嘔吐和瀉肚就接踵而至或同時趕來。問我嘔吐和瀉肚哪個痛苦我也答不上。哪個都夠受的，一來二去二者的區別都分不清了。這東西大體持續六個小時。那時間里幾乎起不來床。吃了抗生素類藥物，但效果不大。只是吐，只是瀉，只是躺著。到頭來吐也罷瀉也罷躺也罷，都讓人煩得不行，甚至覺得沒準就這麼昏死過去了。罷了罷了，我可不願意在這莫名其妙的墨西哥賓館的莫名其妙的床上因為吃了什麼通心粉色拉而一命嗚呼。如此說來，萊蒙德·錢德拉的《漫長的分別》中，雷諾克斯就在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城鎮一家莫名其妙的賓館房間里沒命了——死了。好在他還有個朋友哀悼他的死，有個朋友為他喝吉姆萊特。而我則不然。我死了，大家肯定在背後這樣議論：「村上春樹何苦去哪家子墨西哥呀，這不，墨西哥那地方就是不適合他的嘛！有什麼特殊理由讓他非去墨西哥不可呢？真是不好明白。就算去了，也不該吃通心粉色拉瀉肚瀉死嘛，死法實在太慘了。何況，聽說不就是上吐下瀉嗎？人就那麼死了真是不值得，死法這東西可馬虎不得啊！」

這對我來說是個大大的誤算。因為我原本計劃在每天長達五六個小時的大巴行駛時間里隨心所欲地聽喜歡的音樂，極為樂觀地以為這樣一來，長時間的大巴之旅能變得容易忍受，豈料這番謀划轉眼便一敗塗地。五六個小時里，進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續不斷的墨西哥民謠：鏗鏘鏗鏘鏗鏗鏘鏗鏘鏗鏘鏗鏗鏘、泰基埃羅、米亞毛爾、鏗鏘鏗鏘鏗鏗鏘。或許你說那也沒什麼嘛，不是說入鄉隨俗么？把當地音樂作為那裡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許是那樣吧，我起初也是那麼認為。可是我要說，一天六個小時不得不聽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謠，正常人無論是誰腦袋都要出問題。比如乘新幹線從東京去廣島，車廂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或者皇后合唱團），你不認為自己會不勝其煩？至少我會。若真如此，絕對不乘什麼新幹線。

可是這方土地好像有一種東西超越了如此嚴重的問題而震顫人的心靈。悲傷中有美麗，熾烈中有平靜，貧窮中有某種心情。這麼寫起來好像措辭有些奇妙，但實際去那裡呼吸一下當地的空氣，可能就會明白我所寫的。這次旅行轉了墨西哥各種各樣的地方，但沒有哪裡給我的印象比恰帕斯更強烈。其結果，我們在此停留的時間超過了最初的安排。

當然我的印象有可能是片面的、錯誤的，我無意把自己懷有的印象原封不動地強加於人，讓別人也認為「阿卡普爾科是這樣一個地方」。我寫這篇文章不是這個目的。實不相瞞，我這個人較之堅固的，更是動搖的，較之恆常的，更是一時性的，較之正確的，更是不正確的。而且，這終歸是「我的旅行」，不是「你的旅行」。我無權也沒有資格把什麼強加給你。何況，事物印象往往因何時看和以怎樣的角度看而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懷著「阿卡普爾科實在好上天了，那般美妙的地方簡直絕無僅有」這一印象返回（當然會有很多，畢竟年年歲歲有數十萬遊客蜂擁而至），那也無可厚非。我不認為那些人有錯。人們為尋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處，並將其據為己有，為此支出可觀的款額，消費假期，那是他們自身的金錢、自身的時間，他們擁有將其據為己有的正當權利。

當然不是說我對墨西哥原住民懷有廉價的連帶感，事情沒有那麼簡單。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化上抑或人種上，我們都同他們有很大的隔阻。儘管如此，在那裡轉悠的過程中，我仍然感覺到腳下有一種無可言喻的根深蒂固的東西存在，而能夠讓我產生如此感覺的地方，即使找遍全世界我想也沒有很多。

我開始認為，這個國家有可能在護照和觀光卡以外，要求入境者提供某種有明確目的的東西，那是能夠用語言表明和說服他人的明確目的，例如說一句「好的，明白了，原來你是為此來這裏的」，而後「砰」一聲蓋上印章。如果解釋說「不不，我是想看各種各樣的東西，不管哪裡都要親眼看一看，不看怎麼知道是什麼樣的」，在這裏幾乎是無法讓人理解的。當然，如果是乘噴氣式飛機前往阿卡普爾科和坎昆等旅遊勝地游泳三四天後直接返回，那樣的旅行另當別論，而像我這樣花上一個月時間慢慢觀看尋常的墨西哥，這樣的旅行勢必需要提供更加明確的理由。

天亮之後，蟲子們了無蹤影，但見沙灘上留著草履蟲鑽入的無數小孔。試著用鍬一挖，昨晚的那些傢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處一看，慢慢蠕動著又挖孔鑽入地下，彷彿在說什麼呀煩人別打擾人家！我心想煩什麼人？裝蒜（漸漸變得沒了品位）。本打算統統挖出來出口惡氣，但挖著挖著又覺徒勞，於是再次脫|光身子，接著看安妮·比蒂。

但不管怎麼折騰，到一定時間身體總是徹底恢復，恢復了就繼續旅行，旅行當中又因吃了什麼莫名其妙的東西來了食物中毒。或許如此旅行幾個月後，身體也逐漸健壯起來，小打小鬧不再導致食物中毒。但遺憾的是，我沒那麼多閑工夫，等不到形成對付墨西哥的抗體就得返回國境以北。

船走後，四周好像徹底靜了下來。距本土不過八百米，房屋舉目可見，往來漁船也能見到。所以我想，倘有什麼，一招手或大喊一聲就可得到幫助。說是無人島，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初級探險者的無人島，同動漫中出現的只長有一棵椰子樹的無人島大異其趣。話雖這麼說，無人島終究是無人島。除了我們的確一個人影也沒有。這麼一想，兩人突然奇妙地沉默下來。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幾乎無關，可這本書極為有趣，看得我相當投入。眾所周知——也許並不周知——納爾遜作為熱門電視節目「快樂的納爾遜」（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播放）的兒童角色，從懂事時起就贏得了全國性人氣，走上歌壇之後成了直追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超級走紅歌手。不過，他對於自己僅僅被視為英俊的偶像歌手這點常常懷有不滿，而始終認真追求著音樂的閱歷。在甲殼蟲出現前後的1960年代，音樂風潮急劇轉向，納爾遜的人氣發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後，他也在默默追求著自己的拿手節目，堅決拒絕作為老歌歌手站在公眾面前，為此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音樂會上受到數萬觀眾的謾罵。他便是那樣頑固地拒唱往日走紅的歌曲，縱然有此遭遇，他也並不妥協。他寫了《花園晚會》來寄託那種熾熱的情懷，他在歌中這樣唱道：「如果除了回憶無歌可唱，我寧願當卡車司機（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園晚會》暢銷一百多萬張，納爾遜於是重放光彩。

這裏也像多數印第安人村落那樣，人們的衣著整齊劃一，那像是他們屬於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象徵。婦女從小孩到老太婆統統肩披青色披肩，下穿黑色纏腰式裙子。男人整個披著麻毯那樣的外衣，下面穿一條短褲。幾乎所有男子都頭戴帽子，腳穿瓦拉齊涼鞋，戴著手錶。聽說通過服裝的細微差異可以看出一個人在村裡的身份，但我看不出來。總之在服裝方面有種種繁瑣的規定。村民的服裝可以在禮品店裡買到，但當場穿買的衣服有時是有危險的，因為那意味著外人侵害了共同體的規定。

恰帕斯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至今這個州仍以維持強有力的共同體而聞名。他們討厭同梅斯提索人（混血西班牙裔人）混合，近乎頑固地保持著自己的傳統生活。這個地方成了他們同西班牙人、後來又同梅斯提索人長年浴血抗爭的舞台，那種緊張的空氣至今仍有剩留。

這是一種豁達：這就是墨西哥，這就是置身墨西哥的意義。我必須把這種連續性失竊作為自然規律、作為宿命接受下來，必須默默背負它的重荷！

不過，這樣的回答（無論回答得多麼真誠）大概是不頂什麼用的。我想，恐怕需要更有說服力的回答。在墨西哥旅行期間我始終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我在墨西哥遇到的外國人大多具有自己此時、如此置身於墨西哥的明確理由。居住在墨西哥的理由，遊覽在墨西哥的理由，為墨西哥這個國家所吸引的理由。有人為阿茲台克和瑪雅文化及其遺迹如醉如痴，有人為墨西哥的美術心往神馳，有人對墨西哥的自然風物一往情深，有人為墨西哥人之所以為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性深深折服。某種美國人將墨西哥作為同某種美國性相對立的存在加以把握，某種日本人將墨西哥作為同某種日本性相對立的存在予以解讀，他們講述墨西哥時帶有一種特殊的眼神。每次遇上那些人，我都強烈而深切地認識到自己身上日本意識的缺失，甚至產生類似愧疚的心情。在這個意義上，墨西哥未嘗不可以說是個奇妙的國家。

賣東西的大半是婦女和兒童。在廣場和教堂前的市場里有自己攤位的人，坐在那裡擺開物品一直賣到傍晚，沒有攤位的印第安人婦女和兒童一整天滿城裡走來走去，看見遊客模樣的人就湊上去說「喏，買這個」。一般說來，她們開的價錢比市價多少便宜一點兒，但討價還價要花不少時間。一到傍晚，她們就收起東西各回各家。

在瓦哈卡偶然碰到一個日本女孩，在廣場前面的咖啡館和她邊喝冷啤酒邊閑聊的時候，她問：「來到墨西哥的感覺，你還沒怎麼有吧？或許該說是不適合吧。你為什麼選墨西哥作為旅行目的地呢？」

十天時間里，又是不由分說的食物中毒，又是不屈不撓的墨西哥民謠，又是端著自動步槍的神情肅然的漢子，又是冷氣出毛病的大巴，又是怎麼踢（我真的使勁踢過）也全然無動於衷的如大象一般厚臉皮的加塞兒老太婆——在忍耐著諸多名堂獨自在墨西哥旅行的過程中，我再次痛切地感到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旅行這東西在根本上是累人的活計。這是我身經無數旅行后悟得的絕對真理。旅行是累人的，不累人的旅行不是旅行。接連不斷的情緒低谷，無數始料未及，無數事與願違。淋浴的溫吞水甚至不溫吞了，吱呀亂叫的床，絕不吱呀的殭屍般硬的床，不知從何處一群接一群湧來的飢餓蚊子，不沖水的衛生間，沒有水的廁所，令人不快的女侍應生，日甚一日的疲勞感，連連丟失的行李，這就是旅行。

電影的確表現不出來這個。這是因為，較之現實的連續性，電影所追求的更是幻想的連續性。但我又想，將來回想阿卡普爾科的跳水場面時，大概只會是現實中不起眼的跳水選手的相貌——那帶著黯然失色而缺乏自信的笑容，赤|裸著濕漉漉的身體，同遊客們一起照紀念相的（因此得到一點小費）作為體力勞動者的「死亡跳水選手們」。

不過，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聽音樂不是一件簡單事。因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靜這一因素，裏面幾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樂，而且不是馬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聾。所以，隨身聽的耳機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聽的音樂中也還是有墨西哥音樂混進來。起初我儘可能把意識集中於「我的音樂」，但聽到半途被迫作罷，只有躺在海邊或步行時才聽磁帶。

這個村落的小孩子總的說來比較老實，看見遊客不那麼死皮賴臉黏著不放。有一個漂亮得讓我吃驚的8歲女孩，我從她那裡買了個布袋。布袋本身自是不壞，但那女孩長得極為漂亮也是我購買的一大原因。的確，世界上什麼地方都是長得漂亮佔便宜。對方最先的報價我忘了，討價還價的結果，以四千比索成交（在這方面，8歲也表現得十分了得，叫人佩服）。不料付款時一翻錢夾，裏面的零鈔只有三千五百比索。一萬比索的鈔票倒是有的，但零鈔怎麼也沒有。於是我說：「對不起，三千五百比索可以么？只有這麼多了。」女孩隨即以極其傷心的眼神目不轉睛地久久看著我的臉，簡直就像看斯克魯濟老伯似的，而後一聲不響地接過我的三千五百比索去了那邊。至今每次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我都覺得自己在拉臘因薩爾村做了一件十惡不赦的事。

總而言之，我們便是在這無休無止的TOPE和坑窪的全程困擾下行駛在墨西哥的。我們所以沒有夜間行車，較之害怕強盜，說不定更是因為實在受不了坑窪和TOPE的緣故。大白天都難以看清路況，天黑就更不用說了。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來。有帶瑪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農民，有去鎮里購物回來的老婆婆，有看樣子趕去某處工地的務工者，有肩扛貨物的商人，有因某種理由正從A地趕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線路上可以說全然沒有見到背囊外國遊客。沒看見的不光是外國遊客，更少的是屬於中產階級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見一次——僅僅一次——衣裝得體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農民、鄉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間，那位紳士（或者不如說給人的感覺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確實特殊。因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總的說來是接近底層的墨西哥人，所以這次才在視覺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個分明的身份社會。那人頭戴巴拿馬帽式樣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書。我用一塌糊塗的西班牙語同乘務員說話時，他插|進來用英語中規中矩地翻譯（在墨西哥，會講英語是身份象徵，他在翻譯方面都很熱情）。三十分鐘午休時間里，僅有他在餐館吃像樣的魚，眾人（包括我）只是喝著冷水、「咯嘣咯嘣」嚼著麵包或炸薯片充饑。

同樣的過程無數次單調地翻來覆去，惟獨時間在緩緩流移。可是，坐在教堂院子里和孩子們一起看著那光景，我卻並不怎麼感到無聊和厭煩，甚至還湧起了某種懷舊之情。如此說來，日本過去的祭祀也是這般慢慢悠悠的感覺。祭祀活動這東西，不是「啪」一下掀起高潮又「啪」一下偃旗息鼓那樣的名堂，而需要從早上起就開始品味其綿長的過程。在某種情況下，較之精彩的祭祀，我們更欣賞無限延長的低迷情懷。

這類作案故事大多是「這可是從某某那裡聽來的實際發生的事」之類的城市傳說，但我因為坐大巴旅行時目睹了武裝警察毫不含糊的執勤場景以及卡車上的屍體（估計），所以有了切身感受：這個國家發生什麼都不奇怪！何況在陌生地方旅行，聽從當地人勸告對於旅行者乃是鐵的守則。於是我們決定總之天一黑就不再開車。總共開車行駛了三個星期，的確，在白天開車這一限度內一次也沒遇上麻煩，只在瓦哈卡的夜裡丟了紐約州的車牌。幾個美國人忠告說「開車去墨西哥一定要帶手槍或步槍」，但我當然沒帶，把擺弄不來的槍支帶去只有增加麻煩。

「水是萬萬喝不得的。」眾人異口同聲道，「刷牙時一定用礦泉水，洗牙刷也要用礦泉水！」起初我倒是一一忠實照做的，但做著做著就不耐煩了，刷牙開始用自來水。管他呢，壞肚子就讓它壞好了！我一改原https://read.99csw.com來的態度。所幸在我身上總算沒發生什麼。當然，飲用水一直堅持用礦泉水。

西班牙侵略者來到這裡是1523年的事，轉眼之間他們就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沒收了其土地，作為獎賞給了士兵。士兵們為耕種那些土地而把印第安人不折不扣地當奴隸使喚。印第安人被迫從原來生活的村莊遷移到深山溝里的定居點，在那裡被置於士兵們的嚴厲監視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並承擔重稅。

1990年8月。說起無人島，腦海中難免浮現出帶有某種浪漫和冒險意味的島，可那太一廂情願了。一讀您就會明白，實際上是相當「糟糕」的玩意兒。同行者是松村映三君。這篇文章發表在《Mother Natures》雜誌上。熱情接待我們的島的主人村上先生幾年後去世，烏鴉島那以後怎麼樣就不知曉了。

不過，並非所有印第安人都討厭拍照。在查姆拉，表示給錢的話但拍無妨的女孩也不算很少。那是賣東西的女孩，我說東西不要，「那就照相好了，一千比索」。一千比索換算成日元為四五十元，能買四個果醬麵包。甚至有母親主動領著小孩來要求拍照。差別當然因人而異，總的說來，對於拍照的抵觸情緒，好像小孩比大人少，女的比男的少。在印第安人村落，多是女孩以遊客為對象賣東西，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她們比男人更現實、更為深切地同貨幣經濟打交道。可是，如此用錢換來的拍照又有多大意思呢？想到這裏，心情多少複雜起來。

可是，同遊客照紀念相的他們已徹底失去了那樣的光環。他們的實際個頭同我們差不多，長相也和在旁邊賣冰糕的父兄沒有分別。說到底，他們不過是圓滿完成了旅游業賦予自己的職責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不過是一天從懸崖往大海跳入三四次並因此領取相應酬金的旅遊從業人員。

「怎麼樣？可有什麼問題？」他從船上向我們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趕來的。

那麼，那些島到底是誰的呢？大部分好像為自治體所有，或者為若干人共同擁有。希臘有幾座島由以奧納西斯為首的超級富豪作為另一處住宅所擁有（帶遊艇碼頭和直升機場，未獲許可當然不得進入），夏威夷的尼豪島長達幾十年絕對不許外人上島，作為固守往昔生活方式的頑固的「鎖國島」而聞名，可是瀨戶內海不存在那種富有個性我行我素的島，儘管我覺得有一兩個也未嘗不好。

每到星期日，拉臘因薩爾都有相當大的集市。我們到的當天正好是星期日，得以仔細觀看集市。這裏賣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把貨物裝在卡車上從城裡運來的商人或者帶著蔬菜和家畜從近郊趕來的農夫分別擺開攤位，買東西的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廣場。仍在滴血的豬頭在檯子上一字排開。也有人賣瑪切提（砍山刀）。這裏最有人氣的商品是盒式收錄兩用機，賣這東西的攤前圍著一大堆人。買兩用機的印第安人播放的無一不是那種「鏗鏘鏗鏘鏗鏘」的墨西哥民謠，著實傷透腦筋——不過在別人的國家這麼說也沒用。

這麼著，我放棄了所有希望，將墨西哥民謠作為「那裡存在的東西」接受了下來，如同接受灰濛濛的空氣、死皮賴臉的蚊蟲、石塊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幣（足以毀掉所有錢夾和衣袋）、印第安小販以及食物中毒那樣。

大巴沿著海岸在險峻的山路上行進。從這一帶開始，風景漸漸帶有熱帶情調。路兩旁那種《地獄啟示錄》里出現的椰子樹綿延不斷，也有香蕉林橫陳其間。路面越來越窄，越來越彎。除了不時閃現的印第安村落，幾乎不見人影。見到的人都像萬寶路香煙廣告那樣戴帽騎馬。說起墨西哥，腦海里很容易浮現出闊邊帽，但闊邊帽除了禮品店基本上見不到，全都頭戴萬寶路樣式的帽子。也有人照例腰挎瑪切提（砍山刀），讓人感覺正該是強盜出沒之地。沒有人的動靜。哪裡都能藏身。

「這是為何？」

「不過這裏邊也有個小小問題。」

我們離開公園時，先跳水的兩名選手已從海里上來了，身上還滴著水，就在出口那裡向大家致意，一起照紀念相。他們笑容可掬，十分討人喜歡，富於獻身精神。在眼皮底下細看時，我最吃驚或者說最意外的，是他們其實就是那一帶隨處可見的普通墨西哥小夥子。

我們這回所以跑來這裏，是從村上先生一個和我老婆有私交的親戚那裡聽到這座烏鴉島的緣故。擁有一座六千坪之大的無人島，卻又別無用場，扔在那裡不聞不問，此事到底非同一般。雖說是一座島，但以換算成日本通貨的資產價值而言，也許北青山的一個公寓套間的價值更高一些，但此是此，彼是彼，艇是艇，fuck是fuck（沒過看電影《舍利·瓦倫丁》［Shirley Valentine］的人怕不明所以）。我想，擁有一座島的人生和在北青山擁有一個公寓套間的人生無疑是不相同的。如此思來想去，漸漸湧起了上島一看的念頭。如果可能，想拿釣魚竿在島上住幾個晚上。在日本，夜宿無人島實行起來非常困難，有機會很想嘗試一下。這麼一說，村上先生回復說那麼請過來就是，於是欣然前往。

墨西哥政府正在致力於印第安人生活設施的現代化，那當然是好事。他們修築道路，建立學校，充實醫療設施，這是開發的三大支柱。然而這樣的現代化必然大大改變迄今幾乎處於隔絕狀態的印第安村落的結構，改變從屬於那裡的人們的意識。

後來聽人說（這種事一般都是事後聽說的），錫瓦塔內霍和阿卡普爾科所在的格雷羅州在1970年代是以游擊隊老巢而聞名的地方，政府曾投入數萬軍隊予以鎮壓。即使在政治騷擾勉強平息的現在，這一帶好像還是有動亂的餘波。沿高速公路有許多檢查站，警察和士兵的身影隨處可見，全都攜帶自動步槍。時不時同坐在卡車貨廂里的警察擦肩而過。到處有兵營。從阿卡普爾科駛往埃斯孔迪多港的大巴，每次上車都用金屬探測器檢查，稍微大些的手提行李不能拿進車廂。就此發牢騷的德國遊客受到相當粗暴的對待，大發脾氣。只要從阿卡普爾科跨出一步，人們馬上面對暴風驟雨般的「現實」。訪問墨西哥的外國人只要住在錫瓦塔內霍、伊科斯塔帕和阿卡普爾科的賓館里且錢使得到位，就會作為貴客受到禮貌接待，而在這些人工製造的熱帶樂園外面，只有無邊無際的「現實」荒野鋪展開去。

可是這回，惟獨最初十天我實行的是過去那種貧窮的背囊旅行。在巴亞爾塔機場下飛機背起背囊之時，坦率地說，我不由心生感慨：噢，就是這樣的！其中確有自由的感覺。那是掙脫「自己」這一立場的自由，掙脫一種職責的自由，掙脫經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自身的自由。這種自由感包含在我肩頭背囊的重量之中。放眼四周，認識我的熟人一個都沒有，我認識的人也一個沒有。我所攜帶的全部裝在背囊里，能稱為自己所有物的僅此一件。

即使在伏案寫這篇文章的現在，眼前仍然浮現出拉臘因薩爾村那個因少給五百比索而目不轉睛久久盯視我的漂亮的賣東西小女孩的眼睛。她當時的眼睛里彷彿存在著一種搖撼我的心的東西。回想起來，和一個人那般專註地四目相對，對於我來說的的確確是久違的事了。圍繞著五百比索（二十日元），我們長時間地窺視對方眼睛的深處。也許你想充其量不過是二十日元，我當時也不是沒那麼想：有什麼辦法呢！對不起，現在口袋裡只有這麼多嘛！但那當然不是錢的問題。那是我和那小女孩之間的交流問題，心弦的顫動方式問題，我覺得。

四個警察中的兩個在助手席和司機席後面佔了位置。原來坐在助手席的乘務員被趕去後座。另外兩人在車廂正中間的席位分坐左右。一個警察把自動步槍的槍口由下而上朝我一舀，說道：「那邊去！」他毫無笑容，沒有「對不起」，沒有「請你……」僅僅用自動步槍的槍口略略朝上一指。我當然乖乖把座位讓給他，提起行李退到後座。他要我的座位是因為那個座位容易使槍口隔窗瞄準目標。至於究竟發生了什麼或即將發生什麼，我完全蒙在鼓裡。

但最終強盜團伙沒有出現。駛完一百公里，警察叫停大巴，下車。我前面的警察吁了口長氣，鎖上AK47的安全栓，擦去臉上的汗。無論對他還是對我都是漫長的一百公里。警察下車的地方停著兩輛聯邦警察的巡邏車，估計他們是從那裡跳上其他大巴趕去「山頂茶館」，再從「山頂茶館」鑽進我們的大巴車折回那裡的。警察下車后，車廂里盪起釋然的空氣。警察在的時間里誰也沒怎麼說話，音樂聲也到底變小了。

來之前看過墨西哥作家寫的幾本書，那時我就隱約感覺到了這點。我看的是（或者想看的是）帕斯的《孤獨的迷宮》和富恩特斯的《我愛的外國佬》，但哪本都讀不到一半就扔開了。作為讀物沒什麼趣味固然是個原因（自不用說，這些書的文學價值因為我覺得沒趣而減少的可能性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不存在），但同時也是因為我半嘆息著認為「那或許是那麼回事」。他們在那些書中寫的，說到底，在我看來不外乎是重複同一事實，即「這是墨西哥，這是墨西哥人，這是墨西哥，這是墨西哥人……」旅行前一一看這東西，旅行豈非無從談起了！老實說。而且，假如墨西哥這個國家果真要求本國的文學和文學家作如此切實的自我規定、自我解析，那未免也太不像話了，我覺得。

老實說，實際在拉戈布拉達山上（碰巧）觀看的那場「死亡跳水」，其中幾乎不含有比我從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的電影中所理解、所了解的更多的東西。場面同電影中的毫無二致。我惟一的感想是：噢，和電影一樣！總之，我是趕到墨西哥來，把差不多三十年前在神戶一家電影院銀幕上看到的東西通過現實重新感受了一遍。覺得好像順序顛倒了，但實情就是如此。那裡面沒有激動，驚嘆也談不上多少。一沒覺得「噢到底是真東西有衝擊力」，二沒心想「什麼呀還是電影上的更有刺|激嘛」，只是認為「到底和電影一個樣」。如此一想，甚至覺得自己此時置身此地（在晚風吹拂中喝著DOSE ESSENCE觀看「死亡跳水」）一事本身既是現實的又不是現實的。即使貓王突然在此現身唱起「波薩——諾——伐……」也沒什麼不可思議，我始終有這樣的感覺。怎麼說呢，那是一種應當受到細心愛撫的幻想。我並不是說那個架式不外乎是普通旅遊景點的一種表演。其中當然有不可預料的危險，而且要求跳水選手具有超常的體力、足夠的勇氣和沉著冷靜的計算。然而我還是這樣想：不可能失敗，電影中都是得手的！我猜想，聚集在這裏的大部分人恐怕也多多少少懷有同樣的感覺。

「什麼問題呢？」

我們走出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首先訪問的近郊印第安人村落是錫納坎坦(Zinacantan)。沿著狹窄崎嶇的山路好不容易開到那裡。我們說「還是開帕傑羅才能來啊」，其實並非如此。原來我們走的是舊道，另一側就有鋪得平坦坦的好路。這個村落也是因為距德拉斯卡薩斯僅十一公里的關係，道路和學校設施看上去似乎相當齊備。空蕩蕩的村落正中建有一座嶄新嶄新的小學校舍，給人的印象有些異乎尋常。

發梳、微型收錄機（這是記錄旅行用的，沒有了極傷腦筋）、刮臉膏、藍牛仔褲、皮帶（這也是夠頭痛的）、眼鏡（這也吃盡苦頭）、眼鏡盒、六百美元面額旅行支票（所幸美國運通卡第二天就補發了）、袖珍計算器、筆記本、地圖、零幣錢包、防晒油、圓珠筆三支、軍用小刀……就好像這些物件分別壽命到期升天似的一個又一個悄然失蹤。至於何時、如何消失的，我全然沒有記憶。覺察到時，它們早已蹤影皆無，倏地。倘若多少有某種自覺——如在哪裡被誰偷了，忘在哪個地方了——我也能心懷釋然，心想得得，以後好好留意就是。可是除去幾個例外，甚至那樣的自覺也幾乎沒有。那些物件簡直就像僅僅、僅僅依據某種法則不斷地消失而已。於是某日我死心塌地，放棄所有努力。

安德烈亞斯·拉臘因薩爾位於從錫納坎坦往山裡進去一點點的地方。進村的道路沒有胡安·查姆拉和錫納坎坦那麼像模像樣，交通相當不便。已有築路車進入，想必很快修好，但眼下很大程度上還處於悲劇狀態。稍一下雨，路就致命地泥濘不堪（泥沒腳腕），即使四輪驅動車也很難行駛。在我們的車前面，一輛卡車陷進泥里進退不得，一籌莫展。路又窄，無法超車。眾人把石頭、樹枝墊在車輪下一起從後面推，花了三十多分鐘才好歹推出。那時間里我們一直在後面等待。

所有的錫納坎坦人對這樣的夢都懷有極其強烈的興趣，在某種情況下（例如某個夢有可能影響共同體命運的時候），夢不再是個人的夢，而成為整個共同體共有的夢。在那樣的場合，巫師便向共同體提出建議，村民們同心協力予以實現。那樣的事現在還有，人們戴著卡西歐表，提著收錄機走來走去，然而他們至今仍做著作為共同體的夢。

田納哈帕村的入口有一家店名叫「戰鬥婦女工會工藝品店」。西班牙文為：

詳情不大知曉，大概是一種運動——這一地區編織東西的婦女聚集起來成立了工會，把自己的產品集中放在一個場所有組織地推銷出去。目的似乎是通過統一商品流通而防止價格過度下滑，排除中間盤剝。店裡賣貨的清一色是婦女。運動的動機本身固然不錯，但「戰鬥婦女」這一名稱畢竟有點兒嚇人。這麼說或許會遭到女權主義者的斥責，可我還是覺得，既然是賣東西的店，還是取一個溫柔些的名稱為好，別去管什麼思想性。不出所料，進店交涉價格，問「這個不能便宜點嗎」，對方當即回答：「NO！」就是說此乃工會統一定價，不容討價還價。據紡織品權威阿爾富雷特（此君是很多很多東西的權威）介紹，東西好是好，就是有點兒貴。我也認為有點兒貴，況且來墨西哥以後已經完全習慣了討價還價，驟然間要我按統一定價買總有些不甘心。因此之故，最終什麼也沒買就出來了。後來看書得知，關於統一定價，村落內部也有劇烈爭吵，哪一種類的爭吵不大清楚，反正我的基本方針是儘可能不介入婦女內部的爭吵，再說又是「戰鬥婦女」內部的爭吵。

由於事情太突然了，我只是呆愣愣地看著敞篷車消失不見，並且久久側首思忖那到底是什麼，畢竟錫瓦塔內霍和阿卡普爾科在墨西哥也是最有名且最有光彩的旅遊勝地。

問題是搞攝影的松村君因為照相是他的生計，沒法說一聲「明白了不照好了」而作罷。一如這裏出現的，他以村裡人為對象著實照了不少相，以致吃了不小的苦頭，或被擲投石塊或被毆打。我看不下去，勸他悄悄躲起來拍照。他搖頭道：「不不，春樹，相這東西要迎面正照才行，悄悄躲起來照是卑鄙可恥的。」

依我觀察的範圍，在這一帶的印第安村落，男人一般從事傳統農耕經濟，婦女則從事以遊客為對象的服務產業。也就是說自古以來就是男耕女織。但九*九*藏*書明白自己所織布匹值錢的婦女的目光逐漸從共同體內部投向——情願也好不情願也好——外部世界，在某種情況下發展成了「戰鬥婦女工會」。不用說，這種過激方式不可能一帆風順，前面也說了，既有內部爭吵，又要受到企圖維持原有體制的卡西肯（地主）的劇烈迫害。「戰鬥婦女工會」運動往下能否獲得成功當然無從知曉，但這些山谷間的小村落里正在一點點地誕生以婦女為核心的新型經濟結構，這一點應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新路修成之後，自有遊客跑來，而遊客增多，商品流動也會隨之增大。這種經濟結構的轉換，勢必大大改變依賴農耕經濟的共同體結構。我覺得這是無法抗拒的歷史進程——外部的歷史終於追上了他們。

不錯，昭和30年代日本也有街頭電視，人們聚在那裡愣愣地張著嘴注視電視熒屏。那一時期注視街頭電視的日本人所感覺的，大約是對新奇玩意的好奇心和嚮往，其中有著新科技改變時代、改變生活那種微熱的興奮。人們在廣場上或多或少共同懷有那樣的情感。但在德拉斯卡薩斯電器品店前面，我見到的印第安人的表情里絲毫沒有那種成分。印第安人簡直像做夢一般靜靜、靜靜地看著電視。當然，他們是因為貧窮根本買不起電視才站在（或坐在）那裡看的，不過從他們身上感覺不出貧窮的陰影，沒有貧窮派生的凄慘、扭曲和自暴自棄。他們就好像坐在那裡做著個人的夢，也像是徹底進入了一時性的恍惚狀態。

「見沒見過呢？」我說，「我也想不起來。也可能在哪裡見過。」

這麼一說，我也漸漸為這個那個事情不安起來，沉思了好一陣子。不過好歹還是把帳篷、塑料桶、睡袋、食品、餐具等物品備齊了，裝車上路，冒著颳得正緊的颱風往山口縣趕去。

教堂前有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集市，出售當地居民的必需品和食品，沒什麼東西能引起我們的興趣。賣的多是魚乾、甘蔗、椰子、檸檬、香蕉一類東西。我在露天攤床吃了煮玉米和玉米煎餅卷雞蛋。這東西聽起來似乎很好吃，其實就是用玉米煎餅把變涼的煮雞蛋捲起來吃。直截了當地說，談不上多好吃。

從埃斯孔迪多港開往瓦哈卡的大巴中（翻越好幾座崇山峻岭的這七小時路程即使以相當的好意來說也近乎上刑），遇到一個曬得黑黑的二十歲左右的日本小夥子。來墨西哥后遇到日本人還是頭一次，自然這個那個和他閑聊起來。他說他是學生，在瓦哈卡進修語言，但很想看海，就在埃斯孔迪多港海邊遊了一個星期。「在大巴上睡覺可不行喲，」他提醒我，「高度變化太厲害，睡著了耳朵會出問題。」他是相當窮的旅行者，說付完回程大巴費，身上只剩下一百日元。所以到達瓦哈卡時，我請他在餐館吃了頓午飯。「啊，說實話，已經兩天沒好好吃東西了。」他邊說邊大口小口吃著。目睹小夥子的神情舉止，我不由湧起一股感慨：這麼說來，以前自己也是這樣。二十年前，我也曾這麼旅行過，衣袋裡只有幾百日元，兩三天吃不上像樣的東西，由擦肩而過的什麼人招待一頓飽飯。可如今，自己成了招待別人的一方。

還去了幾個村落，但逐一寫起來越寫越長，就簡單記述一下。在切納爾奧村，松村君拍照時被「砰」一下子打了腦袋。我一如往常做出「此人與我兩不相干」的神情，或去觀看某個宗教性質的隊列，或進店喝啤酒什麼的。松村君在教堂後面的空地站著小便之時，被高聲怒罵了一通。如今看來，能活著回來已是幸運。這個村落，醉鬼多得不行，喝紅臉的漢子到處踉踉蹌蹌東遊西逛，廣場上還常有人吵架。

只有一點和電影不同，或者說看電影是看不明白的。第一次表演，從懸崖上往下跳的選手不是一人而是三人，三名選手從不同的位置按著時間差依次跳入遠在眼下的大海。想必是考慮到光一個人跳時間太短的緣故，畢竟跳水本身是轉瞬即逝的。看好三人全部跳完，我們陸陸續續離開公園。這「陸陸續續」之感同看罷「有趣倒是有趣，但情節和結尾基本不出所料」那類電影（如《007》系列和《洛奇》等）離場時觀眾的表現極為相似。

之後，潮水在夜深時分「嘩啦嘩啦」涌了上來。前面說過，這一帶潮水漲落之差非常大。因為曉得這點，所以把帳篷支在沙灘最里端。儘管如此，潮水還是漲到帳篷腳下。我睡覺一般很實，然而似睡非睡中聽到了潮水逼到腳前的聲音，到底放心不下。不過畢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隨它怎樣好了，兀自睡了過去。松村君擔憂得幾乎沒睡，夠可憐的。萊卡掉進海里，手腳劃了口子，蟲子襲擾，徹夜未眠，好事一樁也沒有。

西班牙征服者到來之前，錫納坎坦村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後期瑪雅文明的守護下進行交易。他們在瓜地馬拉至北部阿茲台克帝國的遼闊地域建立了交易網，運送和買賣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和貴重物品。錫納坎坦當時馳名全國，人們只要聽到名字便高看一眼：「嗬，是錫納坎坦人！」時至今日，那種昔日輝煌的面影在這山谷間的小村落里已全然無從覓得，不過是普普通通的印第安人窮村子罷了。社會狀況由於西班牙人的出現而風雲突變，使錫納坎坦這塊土地及居住在這裏的人們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徹底湮沒在歷史之中。

位於山口縣的烏鴉島是為數不多的難得的私有島之一。擁有這座島的是一位姓村上的，遺憾的是此村上同我沒有任何血緣關係。村上先生住在烏鴉島的對面。原本是老字號釀酒鋪的主人，如今停業了，在面對大海的古老大宅院里修補古書，過著優哉游哉的隱居生活。

離開恰帕斯州，再也見不到那種共同體式的印第安村落了。距恰帕斯不很遠的拉坎東，深山老林里居住著傳說中的印第安人，如今他們也已失去了原來的生活環境，多數背井離鄉進城找事做。從飛機往下看就知道了，能夠稱為森林的森林幾乎蕩然無存。曾經覆蓋遼闊大地的蓊鬱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了百分之八十五。那裡有的，只是遍佈於紅褐色土地上的怵目驚心的熱帶雨林殘骸。

一次聽到一個從故鄉村落進城的印第安小夥子說的話。小夥子在故鄉村落生活時一次也沒有挨過餓。雖然村落貧窮，但他不知道飢餓是何滋味，因為如果他在村裡肚子餓了，只要向誰道一聲「你好」即可。對方聽到這聲寒暄，就會說「啊，你像是餓了，來我家吃飯」，隨即給他飯吃。那聲「你好」有一種韻味，完全可以從中聽出對方是否餓肚子、是否身體不適。他們在心中培育了那種韻味。因此，那個印第安小夥子來到城裡最初一段時間，每當肚子餓了就向各種各樣的人說「你好」。然而誰也沒給他飯吃，只是還給一個寒暄「你好」。他到處說「你好」直到說得發不出聲音，但誰都沒說一句「來我家吃飯吧」。於是他終於認識到：這裏沒有人能領會那句話的韻味。

但食物中毒到底沒躲過，哪怕吃的是再普通不過的東西，遲早也要吃壞肚子的。總的說來就像俄羅斯輪盤遊戲，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即使再小心，該中毒時也要中毒；而哪怕再隨便吃東西，不中毒時仍不中毒。在海邊「海之家」風味餐館里吃烤蝦后（倒是好吃得很）中毒一次，在破敗不堪的賓館餐廳吃晚飯後（這個不好吃）又中毒一次。事後想來，后一次問題好像出在通心粉色拉上，估計這類食物中毒的原因僅僅在於衛生管理。所以我想，如果住在旅遊城市的一流賓館，在一流餐館里吃飯，應該不至於發生食物中毒問題，而只要離開旅遊城市一步，往下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黃昏時分，常可見到結束一天買賣的印第安人靜靜坐在電器品商店前面的情形——他們出神地盯視櫥窗里正在播放的彩電屏幕，那時間里一句話也不說，不發表意見，不笑，全身一動不動。彷彿所有人都被電視迷得魂飛魄散，真可以說是神奇的入魔場景。

行李全部卸完后，船返回港口。村上先生特意乘船一同來島。

但仔細想來，湮沒他們的歷史不過是若干並存的歷史性假說中的一個，其中應該同時存在一種有別於忘卻他們的正規歷史（我們在學校學習並作為知識獲得的一般性歷史）而通過他們的眼睛綿延不絕的「另一種歷史」。那「另一種歷史」恐怕至今仍在肉眼看不清的場所、在不以明確形式出現的事物中悄然而又頑強地跳動著——我坐在錫納坎坦村的場院里漠然打量四周景緻、耳聽祭祀煙花聲音的時間里，不由生出這樣的感慨。

但看樣子松村君到底切實感受到了生命危險，幾天之後終於委曲求全，用床單擋住車窗玻璃，從縫隙里偷偷|拍攝。畢竟訓練有素，這樣一來——這麼說或許不好——效率實在快得很，質量也好，令人嘆為觀止。雖說不該對此招術表示敬佩……

松村君之所以堅決拒絕偷|拍，其實是因為他在一家攝影周刊工作了好幾年，偷偷摸摸拍照已經拍膩了。所以，死活再不肯偷|拍，這已成了他的信念。「扔石塊還算好的，上次去非洲照馬賽人的時候，還給槍托打得去了醫院。相比之下，這還算好應付的。」

從這樣的語境說來，那麼對於「你為什麼來墨西哥」這一問話，我甚至可以反問——不失天真地反問「我為什麼不可以來墨西哥呢」。為什麼人們不可以在不懷有能夠訴諸書面語言的理由或目的的情況下到訪墨西哥呢？

惟獨車內音響因某種奇妙的理由長生不死，我這樣寫道。但這類似一種修辭，其實墨西哥的車內音響所以不死，自有其相應的明確的理由。那就是：因為墨西哥司機和乘務員無比熱愛墨西哥民謠。無論發生什麼，他們都要讓音響好好存活。想必他們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犧牲。有的人上車時不勝憐愛地抱著手提包，最初我以為裝的是某種業務需要的貴重物品，後來才知道是盒式磁帶便攜箱。一盒磁帶轉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裝有二三十盒磁帶。估計他們一天也好兩天也罷，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聽這音樂。我也喜歡聽音樂，但沒那麼大的幹勁。沉默偶爾也是需要的。然而對這些人來說，所謂沉默就是必須由墨西哥民謠熱烈地填滿的未完成的空白。這麼著，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牆都被信息、廣告塗抹得滿滿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歡快的墨西哥民謠填塞得風雨不透。

如果你有機會來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恐怕還是把照相機放在什麼地方，沉下心來悠悠然來個速寫什麼的為好。技術好壞另當別論，反正這樣愜意得多，可以順利地同村民打成一片，心情也比偷偷摸摸拍照或被投擲石塊好出幾倍。

儘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現實人生不同於好萊塢影片。現實人生乃是惱人的每況愈下的行程。納爾遜後來被離婚問題及由此帶來的財產糾紛搞得心力交瘁，最後死於飛機事故。生前他對朋友這樣說過：「有兩種死法我不願意碰上，一是空難，一是火災。」然而在乘私家飛機時，機艙起火把他燒死了。死時，他剩下的惟有債款。

每次進入印第安人村落，我都盡量離開松村君行動，以免受其連累。我又不拍照，若有石塊拋來可吃不消。我做出不認得此人、此人與我不相干的神情，儘可能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做筆記或畫幾筆速寫。人們討厭被拍照，但速寫則不放在心上。像這次這樣帶著寫文章任務的旅行，有時是需要做視覺記錄的，那種時候一般用傻瓜相機三下兩下拍攝下來，但這裡是難以使用照相機的地方，只好畫上幾筆。畫畫決不是我的拿手戲，不過坐在教堂石階上慢悠悠地勾勒周圍人所穿衣服的顏色樣式，感覺非常不壞。在這種場所，時間的流逝較之照相更適合速寫。

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想法是相當極端的。為什麼呢？因為疲憊這東西即使不遠遠跑來墨西哥，也是無論哪裡都會找上門來。在東京也好在新澤西州也好都會輕易降臨頭上。可問題是你何苦特意跑來墨西哥找那勞什子呢？

船離去後到傍晚之前，我們再次繞島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機照了相。那時間里我觀察了石灘生物。退潮后，石灘上的生物實在是多種多樣。它們在幹什麼我不知道，總之到處慢騰騰地爬來爬去。海葵啦蝦蛄啦海螺啦見所未見的蟲子啦螃蟹啦都在拚命活著。仔細看起來真是百看不厭。昭和天皇好像樂此不疲地觀察了這些活物好長好長時間，它們身上確有一種容易讓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視之間，時間很快過去了。說不定駕崩的先帝也曾這麼看著石灘生物放鬆身心，久久回不過神來——且容臣村上誠惶誠恐地如此妄自推斷（敬語可該用這個？完全沒有自信）。

我說要去墨西哥，大家都勸我當心飲水和食物中毒。

吃罷午飯，釣了一會兒魚。我們準備了釣白丁魚的直拋式釣具，但實際一試，卻因是石頭海底，鉤子當即刮住，全然無計可施，只好放棄。結果，游泳和釣魚全都泡湯。烤白丁魚也沒吃著。現實這玩意很難讓人順利得手——我們本以為游游泳、釣釣魚，三天一晃兒就過去了。看來我們不適合釣魚，上次在土耳其黑海沿岸釣魚時就一條也沒上鉤。這麼著，往下只能不屈不撓曬著太陽看安妮·比蒂了，而這一旦天陰下來也只能作罷。

當天先在村上家住下，翌日上島。颱風剛過，風平浪靜。一大早就坐附近一位老伯的漁船大致繞島一周，然後在島上惟一的沙灘卸下行李。島上此外還有一處漂亮的沙灘，但漲潮時被水淹沒。這裏漲潮落潮之差非常大。島上當然沒有碼頭，只能像諾曼底登陸時那樣，扛著行李在海水中「撲通撲通」蹚水。海水清澈得令人吃驚。

歸根結底，就算我背著沉重的背囊，渾身髒兮兮地到處苦找能少花一百日元的旅館，就算再熱、積勞再多、再苦於食物中毒，我恐怕也不至於餓得像這個小夥子那般切實了。旅行完了，我自有返回的地方，那裡有為我準備的位置，有我要做的事。但過去不同。旅途中遭遇困惑，就可能一直困惑下去——某種內外交困的心緒總是揮之不去。話雖這麼說，當時我旅行得還真不算少。早上睜眼醒來，想去哪裡就徑直出門，旅行個沒完。大概我是在尋求那種「難免困惑」的旅行提供給我的類似幻想的東西。我想我是切實需要那樣的東西。

保羅·塞勞的一部小說有個場面，說一個來到非洲的美國女孩講述自己為什麼滿世界跑來跑去。很久以前看的，具體詞句記不準確了，錯了請原諒。大致內容我想是這樣的：「會在書本上讀到什麼，會在照片上看到什麼，會聽到什麼，但我若不親自去那裡實際看看就理解不了，心裏就不踏實。舉例說，我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希臘衛城的柱子，不能不把自己的腳浸入死海的水中。」她為了觸摸衛城的柱子而到希臘去了，為了把腳浸入死海而到埃及去了。她沒辦法停下來。她去埃及登金字塔，去印度順恆河而下……也許你說那麼做並無意義，何況還是沒完沒了的。可是，若把各種各樣的表層理由一一抽掉，旅行就無從談起了。說到底，我想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當的動機和存在理由。沒有理由的好奇心。對現實感觸的希求。

做同樣的夢的人們這一來，簡直和在吸血鬼飛揚跋扈的特蘭西瓦尼亞旅行無異，可是見到的人都這麼異口同聲地勸說。為什麼天黑以後不能開車呢？因為荒郊野外晚上治安相當不好。吸血鬼固然不出動，但強盜出動。半斤八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