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那些在20世紀30年代專程前往蘇聯進行朝聖之旅的美國人，我對共產主義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我只是在去往東京的途中經過了這個國家而已。不過當時距俄國革命發生才20年，出於個人好奇，我倒是很想看看這一全新社會體制的運轉情況。在火車上，休斯頓打著小盹，而我則在思索。讓我感到困擾的是，在美國的時候，即使只是談論共產主義都會被視作異端。為什麼那些有思想的人會不樂於探討別的財富分配方式呢？實際上，美國的財富分配方式也不見得是全然公平的。母親總是告訴我們說：「你們的父親工作努力，因此獲得了成功。」但我能想到有許多別的人，工作如同我父親一般努力，卻什麼也沒得到。也許別的社會體系在這點上會做得更好；我願意相信共產主義制度有它自身的優點。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在接下來待在蘇聯的日子里，我收斂了對於蘇聯政府的批評言論。

接著，在我的極力鼓動下，我們去了機場。令人意外的是，我們的車居然徑直開到了停機坪邊上，一路上無人阻攔盤問。我們看到了執行任務歸來的日本轟炸機。那些飛機非常老舊，似乎眼看著就要散架了——我不禁猜想日本並未拿出自己最好的裝備投入此次戰爭，我還對飛行員們感到同情，因為停機坪受到過轟炸，跑道上滿是彈坑，這會讓飛機降落變得很危險。我打算照幾張相片，於是帶著照相機下了車。這時我聽到身後傳來兩下「咔啦」聲。我轉過身。一個日本哨兵正把剛上好膛的機槍筆直地對準我的胸口。直到這一刻我才知道，原來美國國旗也不是萬無一失的護身符。這個插曲把我們嚇壞了。我跳回車裡，灰溜溜地回城去了。

當列車抵達莫斯科時，一個蘇聯國際旅行社的人到車站接我們，開車把我們送到了莫斯科最好的酒店——大都會酒店。這地方看起來相當破敗，我很感興趣地了解到酒店的許多房間里住的是來自當地工廠的生產能手——我不禁暗自揣測這種對先進個人的獎勵是否同列寧提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有關。另一位長住大都會酒店的是基恩・施瓦澤，一個荷蘭人，是IBM駐莫斯科代表。當時IBM同蘇聯政府有大筆生意往來，蘇聯政府依靠IBM的機器處理「五年計劃」相關的大量數據。施瓦澤看出我的單純無知，便把我邀請到他的房間，給我上了一堂有關蘇聯的「速成課」。「在這裏要當心，」他告訴我說，「他們會用美人計讓你落馬。他們還會監聽你的房間，所以要小心說話。」接著他告訴我莫斯科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所有的蘇聯人對此都心照不宣。從一開始，斯大林就通過處決右派人士樹立起了威勢，接下來——施瓦澤在這裏用了推銷措辭——他逐漸擴大「目標市場」的範圍，直到槍決判決在蘇聯變得像美國的交通罰單一樣司空見慣。我在他房間里坐了兩個小時，聽他說著政治宣傳、密探、黑市、住房短缺以及使整個國家陷於癱瘓狀態的官僚主義。離開的時候，我整個人都驚呆了。

日本侵略的步伐在上海陷入了停滯，我一路上遇到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很緊張。在火車上時，我附近坐了兩個表情嚴肅的日本兵，他們正要將他們上將的骨灰運回東京。日本有這樣的習俗，戰死的人會被火化，骨灰被放入貼有標記的盒子，然後按照傳統的樣式用布包成一個包裹，運回家鄉。那兩個日本兵要運送的骨灰盒就在他們面前的小桌上擺了一路。

當我身在前往歐洲的船上時，父親榮幸地參加了英國國王喬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會。我有一張父親大步read.99csw.com走過白金漢宮前庭的照片。他為出席這一隆重場合而盛裝打扮，穿著宮廷禮服、及膝短褲、黑色長筒襪和漆皮鞋，胸前掛著一排勳章，都是由與IBM有生意往來的各個國家授予的。從前的縫紉機推銷員，現在大名鼎鼎的托馬斯・沃森來了。

在柏林時，父親還想方設法擠出時間對我的遠東之行提供建議。我們倆都把這次出行看成我同現實世界的第一次接觸，他肯定十分擔心我會徑直墮入東亞的花花世界之中不能自拔。他警告我不要同其他民族的女人亂來，因為文化差異會讓人很難分清她們教養的好壞。雖然父親沒有直接談到性的問題，但他用了一種委婉的方式來提醒我。他說：「湯姆，你將去往一個非同尋常的地方。那裡有各種各樣的疾病。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非常小心，永遠只用乾淨的毛巾。要是你因為刮鬍子或別的什麼原因弄破了皮，又用了不是真正清潔的毛巾，你會染上可怕的傳染病。」

到北平的旅程花費了5天時間。我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目光所及之處皆是戰爭留下的瘡痍——火車站屋頂上持著機關槍的士兵、斷壁殘垣、戰壕彈坑。看到這些我沒有害怕，反而感到興奮。我們旅途的最後一段是從天津到北平，這段短短的距離花費了我們一整晚的時間，不過我幾乎沒有意識到火車龜爬般的速度，因為我的目光被車廂里的各色人等深深地吸引住了：一個中隊的士兵；一個藏族貴族和他的妻小；一個前去北平同丈夫會合的白俄美女。一個日本兵緊緊地盯著我看了一陣，然後走過來，指著自己，開口道：「來用英語唱歌吧！」他曾上過教會學校，會唱那支古老的宗教歌曲《馬薩在冰冷的黃土中》(Massa's in de Cold Ground)。之後他還唱了幾首歌舞伎表演的曲目，非常動聽。

蘇聯國際旅行社的人盡心竭力地想讓蘇聯給我們留下好印象。我們做了一次為期兩天的列寧格勒之旅，在那裡他們讓我們參觀了歷代沙皇收藏的藝術珍寶以及奢華宮殿——沙皇們修建這些宮殿時，俄國的民眾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讓我們對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有個概念，蘇聯國際旅行社安排我們搭乘巴士參觀了莫斯科郊外的一處集體農場。它看起來同一處平常的美國農場差不多，不過他們照料孩子的方式倒是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將孩子們放在乾淨明亮的託兒所里。我對孩子們表現出的興趣比對農場本身還大，讓我的導遊很是懊惱。當我想給一個小男孩錢的時候，導遊沒好氣地說：「他們不需要錢。他們有的是。」不過最後我還是悄悄地把錢塞給那個小男孩，孩子迫不及待地收下了。

1937年7月3日，我同父母告別，次日清晨，我和赫伯特・休斯頓在華沙踏上了火車，這天就像是我的個人獨立日。我站在那裡，一個23歲的毛頭小伙，對世界一無所知，亦全然不了解自己。接下去的十周里，我將努力證明自己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秘書。休斯頓的計劃是先往東北方向走，到莫斯科，再在那裡搭乘穿越西伯利亞的列車抵達滿洲里，到達之後便立刻來時推銷展示館廳。當時，滿洲里是日本操縱下的傀儡政權的所在地。

我沒有膽子更進一步地挑釁他——至少不是當面挑釁。於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了對他的抗議。在遠東地區待了三個星期後，休斯頓告訴我們，接下來在日本的時間里我們可以自由活動，我想找個法子給我此次出行來個精彩收尾。當時日本剛剛佔領北平，我向彼得提議一同到那裡去拜訪我們在西伯利亞火車上認識的兩位英國姑娘。我們懇請休斯頓幫九*九*藏*書我們弄來了官方許可，啟程前往中國進行為期兩周的參觀。

這時我正在考慮對原定行程作出一個大的變動。我在IBM的實習本應在秋天開始，但彼得正在安排相關事宜，準備在我們結束東京的事務之後前往印度，我也想一起去。於是我寫信給父親徵求同意。他的答覆帶著怒火，幾乎要把電報線燒焦了。

柏林的氣氛非常緊張。希特勒已經在萊茵蘭重新布設好軍事力量，大規模的擴軍正在進行之中。就在我抵達之後，母親告訴我們說，她的朋友韋爾特海姆一家正要離開德國。韋爾特海姆家族擁有柏林最大的百貨公司之一，當1935年納粹分子在柏林大街上橫行肆虐、打砸猶太人店鋪時，他們家的商店也在受襲之列。我們認識的德國人在提到那次暴力事件時只是不屑一顧地說：「哦，那是挺糟糕的，不過你知道啦，現在的年輕人就那樣。」而母親卻十分震驚。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意，韋爾特海姆先生已經將商店轉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韋爾特海姆夫人可是如假包換的雅利安人，但他們還是對未來感到擔憂，決定離開。因為政治壓力而放棄偌大的家產，這樣的事情對我來說難以理解。韋爾特海姆一家最後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售了商店，把所有家當裝在六節車廂里，遣散了所有員工，乘著火車去了瑞典。

在莫斯科的時候，我對休斯頓指派我做的工作之少非常不解，他寧願親自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日本大使館為我們東去的行程擬定計劃。大概一個星期之後，他告訴我說還將有一個同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加入我們，這更是讓我吃驚了。那個年輕人叫彼得・韋爾（Peter Weil），是紐約一位著名投資銀行家的侄子。當我問休斯頓為何前來時，他說：「像你一樣，做我的秘書。」這讓我大為光火，因為我覺得休斯頓根本不需要兩個秘書。我追問他，最後他終於說出了實情，原來彼得・韋爾是由家裡出錢送來的，正同我一樣：我的此次出行全出自父親的私下安排，他向世界博覽會組委會支付了一筆款項，充當我的工資和旅費。這對我的自尊心是個嚴重的打擊。如果知道這是父親的安排，我肯定不會接受這份工作。我覺得受到了父親的欺騙；我氣自己為何沒有很快看穿事實真相；我惱恨休斯頓一路瞞著我。我心想，如果休斯頓實際上並不需要我，那我就用父親的錢瞎混過這趟旅程好了，就像我之前四年在布朗大學乾的那樣。但我沒能輕易地將惱怒難堪之情拋諸腦後。接下來的八周是我一生中最混亂的時期。

父親的樂觀心態讓他看不到德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儘管德國人歡迎國際商會在柏林召開大會，但他們並不樂見於促進貿易的想法。他們一直堅持認為太多的國際貿易將毀掉他們自給自足的經濟——他們需要這種經濟模式，以備戰爭之需。但父親相信他那些德國商人朋友，他們向父親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讓希特勒恣意妄為。許多人都犯了這個錯誤，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當面去問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在大會進行的第三天，我父親同希特勒進行了一次私人會面，而希特勒徹頭徹尾地欺騙了我的父親。父親在會面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時還讚揚了一番希特勒的誠意。據父親回憶，希特勒當時說：「絕不會有戰爭的。沒有哪個國家想要戰爭，也沒有哪個國家負擔得起戰爭。」

在蘇聯邊境時我們得換車，警衛將我們帶的東西毫髮無遺地搜查了一遍。很快我就發現，蘇聯正處在風雲劇變之中。在斯大林統治下，人們不分左派右派都會獲罪，或被處決，或被流放。有新聞報道說一位陸軍元帥和十四名高級將官被指控犯下間諜罪。他們在八個小時的秘密審訊中被確認有罪，立即處ｒeaｄ.99csｗ.ｃoｍ決。儘管誰也猜不到斯大林的整肅行動將達到何種程度，但那些了解這個國家的人推測，有非常多的人命不久矣。

與此同時，我在漂洋過海的途中認識了一位美人，那是一位來自芝加哥的模特，正同她母親一起旅行。我對這位姑娘一見傾心。當船駛進南安普敦港時，我前去向她告別，話到嘴邊卻化成深深熱吻。那大概是早晨七點，當我走過甲板準備上岸時，經過的每一個人都在笑我。我很慶幸當時沒有照相機把這一幕記錄下來。

我還記得和IBM當地經理一同走過柏林要道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 Avenue）時的情形。我們經過柏林總理官邸（德語：Reichskanzlei）時，我看到了頭戴鋼盔的制服軍人。再往前走了一會兒，我看到了蘇聯國際旅行社。因為想為即將進行的遠東之旅獲取一些相關信息，我走了進去。與我同行的IBM當地經理漫不經心地跟著我進去了，但當他環視四周，意識到自己身在何處時，他立刻退出門去。當時德國與蘇聯之間的關係已經劍拔弩張，他不想冒這個風險被別人看到自己站在蘇聯人的地方。我還參觀了日本大使館，休斯頓帶我參加了一次在那兒舉辦的招待會。那是棟漂亮的建築，我們站在花園裡品茶，這時一位德國外交官得意洋洋地告訴我們說，這地方原本屬於一位富有的猶太人，現在那人已經流亡他國。在場的諸人聽聞此言后都沒有發表異議，我卻暗暗地想著那位猶太人在自己家宅被強佔時心裏會是何種感受，那些德國人的無動於衷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在北平剩餘的日子，我積極地加以利用——用在商店裡。我喜歡買東西。我到北平時口袋裡裝了400美元，一周之後我花得一個子兒不剩，換來兩隻裝得滿滿當當的行李箱。我給妹妹們買了古香古色的中式裙子；買了浮花織錦的絲綢浴袍，袍子的內里是未出生羊羔的毛皮；我還買了不計其數的翡翠和青金石雕件。商人們都愛死我了，以至於在我離開北平的那天早晨，他們中有不少人派了自己的兒子或是夥計帶著小禮物到火車站來給我踐行。我前往北平時帶著冒險的雀躍心情，離開它時心情卻很沉重。

在美國大使館，當出示了國務卿科迪爾・赫爾（Cordell Hull）——他也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寫的介紹信時，我們受到了熱烈歡迎。我在大使館里遇到的每一個人在談到蘇聯時都表達了不同程度的厭惡之情。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二等秘書喬治・凱南。他是個瘦瘦的黑髮男子，充滿熱情，當時年僅33歲。他將蘇聯描述成一個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獨裁政權。

在朝鮮邊境，一個日本官員堅持聲稱我的護照無效，要求我交出100美元。當我拒絕交錢時，他大聲嚷道：「這事沒的商量！」然後叫進來兩個士兵，用刺刀頂在我肚子上，我嚇得馬上交了錢。

我們抵達東京后，住進帝國酒店，開始出售世界博覽會的展位。休斯頓把事情辦得亂七八糟，讓人絕望，而且他還遮遮掩掩，不讓彼得或我拆哪怕一封信件，甚至連日程安排都對我們保密。幸虧他人脈甚廣，最後展位都賣出去了。通過同休斯頓外出應酬，我們認識了許多日本名流，其中包括一位紙業公司老闆藤原銀次郎（Ginjiro Fujhara），他後來當上了內閣商工大臣。藤原銀次郎邀請我們到他家欣賞茶道，隨後談到了日本侵華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將對日本同英美之間的關係產生的影響。藤原毫不遮掩地說日本已經不再懼怕英國，因為英國已經日薄西山，而日本卻如日東升。當休斯頓問道：「那美國呢？」藤原微笑九九藏書著說：「我們樂見於羅斯福總統的『睦鄰友好政策』。」對這句話，我是按其字面意思來理解的——對我來說，很難相信日本會將美國視作對手。相反，我在東京印象最深刻的恰恰是日美兩國之間利益關係的深厚程度。我以前一直覺得日本是個非常遙遠的國家，但我在東京時不斷見到熟悉的面孔——認識我父親的人、我認識或是熟知的常青藤大學畢業生，甚至還有一位日本伯爵——我在胡恩中學念書時，他正是普林斯頓大學最有名的公子哥兒。

彼得和我認識了一對姓方斯托克的兄弟，他們來自長島，在北平混得如魚得水。當時北平城裡到處流傳著關於戰爭的謠言，一天晚上方斯托克兄弟提議說我們應該親自去市郊看看情況如何。第二天清早他們雇來了車和司機，找來一面碩大的美國國旗，鋪在車子的引擎蓋上，然後我們出發了。我們去的第一個地方在兩周前有兩百名中國人被日本人伏擊、屠殺。只見路的兩邊新墳累累，死亡的味道瀰漫在空氣里。

我們住進了北平貴賓樓飯店，拜訪了那兩位在西伯利亞火車三等車廂里認識的英國姑娘。其中一個姑娘正和一位來自美國大使館的海軍士官同居，這在我眼裡看來相當新鮮。他們倒不是真的準備結婚了——只是住在一起。大家在北平都這麼做，在當時這是個享樂主義者的天堂，之前我從未見過哪個城市如此這般。在這裏，你不用很多錢就能過上燈紅酒綠的生活。每月10美元就能雇個上好的僕從，1.8美元就能包一整周的黃包車，其他的物價相比之下也非常便宜。因為這個原因，北平吸引了大批的西方人，包括來自各個國家的社會渣滓。一次晚宴上，我發現自己左手邊坐著一位來自紐約、首次登台的男演員，而右手邊坐著一個法國癮君子。北平的社交場合併未因為日本佔領而受到絲毫影響，最受歡迎的夜生活去處之一就是貴賓樓飯店的頂層。你可以在這裏坐下來，點上一杯杜松子酒，看著炮火劃過城市西邊夜空——在那裡，戰鬥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剛開始我很喜歡休斯頓，因為是他選擇讓我出任這份工作的，但我們從未變得非常親近。他六十多歲，同我父親差不多，但看上去已然垂垂老矣——拘謹；耳背；沒完沒了地打瞌睡。他在遠東認識許多大人物，並且因為主編一本叫作《世界事務》（World's Work）的外交雜誌而頗有名氣。那本雜誌曾經一度輝煌，不過在經濟蕭條時期走了下坡路。我們一同旅行之時休斯頓幾乎已經一文不名，是我父親幫他得到世界博覽會的這份工作。

「我相信你會發現，對於民眾來說，現在蘇聯的條件要比戰前好了很多。此外，你要記住，每個國家都能找到對於自己人民來說最好的體制方式。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沒有責任和義務去批評或是建議他們該怎麼做。」

火車搖搖晃晃地從西伯利亞原始森林駛進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這意味著我們重新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抵達東京，我們得先穿過滿洲里，接著穿過整個朝鮮半島，在釜山搭船渡海。一路上，我為日本人的工作成果而驚訝不已。他們控制滿洲里剛剛6年時間，就在這裏我們卻坐到了一輛極好的火車，這輛叫作「亞洲號」的火車裝有空調，車身是流線型的，跑起來非常快，而且穩當得就像一艘駛在平靜海面上的船隻。唯一讓人不安的是隨處可見日本兵力集結的跡象——火車站裡的部隊和軍車、港口的戰艦。我為日本當時的現代化程度深深吸引，以至於未能對那些備戰行徑足夠留心——甚至一個日本便衣密探走來宣稱我們拍攝了一處軍事禁地的照片，將我們的膠捲全部沒收時，我也沒太在意。但就在幾天之後，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一些歷史學家將此稱為二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我又氣又怕，接下來幾天都在想這件事情。我想：「這些混蛋真的是準備打仗了呀！」然後突然之間，美國和英國沒有站在中國方面介入干九九藏書涉日本侵略行徑的做法，讓我覺得非常丟人。在途經天津前往北平時，我曾見到美國海軍的驅逐艦「U.S.S.福特號」停在港口。它在那裡等著將撤出北平的美國僑民接回國去，在當時的我眼裡，它自然是十分威武的，到處都漆著美國國旗標誌。現在我多麼希望當時自己上了那艘船呀。

火車穿越西伯利亞期間，彼得・韋爾和我共住一個隔間。他是個相當友好的人，看起來很有教養。每天晚上我們都會玩西洋雙陸棋到很晚，然後一覺睡到第二天中午。當我們抵達滿洲里時，我下棋已經輸給他四十美元了，這讓我氣得跳腳，特別是在我當場抓住他偷看一本叫作《雙陸棋致勝秘籍》的書時——他偷偷地把這本書藏在行李里。自那以後，雖然我們相處得還算融洽，但我卻對他有所戒備了。火車走得很慢，經常停下。我經常長久地凝視著窗外的泰加森林，鬱鬱蔥蔥的針葉林和白樺樹無邊無際，一眼望不到頭。我幻想著，要是能獲准開闢一條穿越這片遼闊大地的航線，那將是全世界最有利可圖的航線：只要5天就能從柏林到達東京。我對西伯利亞人充滿好奇，每次火車在某個小鎮靠站，我都會下車逛逛，在小店鋪里討價還價一番。在那漫長的6天里，這似乎是我唯一的樂趣，除此之外只能同我們發現的一群德國人和幾個英國姑娘坐在三等車廂的販夫走卒中間唱唱歌說說話了。

我在柏林同父母及赫伯特・休斯頓會合時，國際商會1937年度代表大會已經開幕了。國際商會在當時被視為商業界的國際聯盟，它的宗旨可以用父親提出的一句口號概括：「以世界貿易實現世界和平。」那年的大會有1400名代表參加，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許多人都寄希望于像父親那樣的國際貿易商能夠阻止戰爭的爆發。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當時我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北平已是戰區。我父親自然很清楚：當休斯頓告訴他我們去了哪裡時，父親大發雷霆，可憐的休斯頓首當其衝被罵了個狗血淋頭。我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是在東京火車站，我們在那裡看到擠得水泄不通的士兵和送行親屬。看著那些家庭與他們兒子之間儀式般的告別場面，我第一次認識到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是多麼深入人心。人們會在火車啟動前大約一個小時就來到車站，把自家兒子安全送上火車，接下來所有人會不斷地高呼「萬歲」，持續大概十五分鐘，手裡還揮舞著小小的日本國旗。接著，就在人們的嗓子漸漸嘶啞時，會有人起頭唱起歌來。歌聲又會接著再延續十五分鐘。接著他們會山呼萬歲，一遍又一遍。在列車啟動前的最後幾分鐘，車上車下會爆發出極度興奮的尖叫。等火車開動時，每個人看上去都筋疲力盡了。

過了一兩天我給父親寫了封信，在信里說蘇聯是個可怕的地方。我原本以為他會生氣地回信告訴我說閉上臭嘴別惹麻煩。但不到三天他的回信到了，信里只是簡單地說道：

國際商會代表大會落幕時，納粹政府授予了父親德意志雄鷹榮譽十字勳章。彼時此種勳章剛剛設立，用以「將尊榮加於對德意志帝國作出傑出貢獻的外國人士」。我親臨授勛儀式現場，看著德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將綬帶掛在我父親的脖子上。那枚勳章中間是個白色十字，十字臂之間是金色的納粹鷹徽和萬字花環。父親當時很樂意接受它，但到了1940年，在希特勒攻佔了歐洲許多地區之後，父親將勳章退了回去，還附了一張憤怒的便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