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呼籲削減雙邊核武器的大好機會，我使出了渾身解數。如同任何一個出色的推銷員一樣，我確信自己能夠把他們爭取過來。自從在哈佛發表演說后，我的思考在那一年裡不斷深入，我自信地認為，我關於國家安全的想法既全面又實事求是，足夠引起那些資深決策者的重視。我不僅能闡明我們為何必須減少對核武器的盲目依賴，還能描繪出美國在沒有核武器的情況下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我的態度是，考慮到蘇聯的軍事實力，我們不能在沒有加強常規軍事力量的前提下裁減我們的核武器數量——我們甚至應該考慮恢復義務軍役制度和提高稅收。我還指出那些反對核武器的抗議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們都是普通的美國人，僅憑直覺便已經感覺到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擁有的核武器數量已遠遠超出我們的需要。我還告訴這些波希米亞俱樂部的成員我在主持GAC時學到的一個道理——核戰略問題同任何國家大事一樣，公開討論將使它更加明朗：

我說：「是的。」於是我開始演講，與此同時，更多的學生開始四散躲雨。我倒是覺得這雷聲和暴雨很應景，因為我演講的主題就是核戰爭。我希望把自己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工作時學到的東西傳達給這些年輕人，要是今天來演講的是里根總統，他們聽到的東西將完全不同：

我的人生軌跡與父親的差異之大讓人稱奇。我年輕的時候從未想過會有人將我和我父親相提並論：他是位「巨人」，而我甚至不覺得自己適合經商。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決定投身IBM的事業，可接下來我成功了，在二十年的時間里，IBM公司佔據了我和我家人的幾乎全部生活。我退休比絕大多數人都要早，但這並非出於我的本意，被迫離開IBM的舞台對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繼續待在IBM直到正常退休年齡——先不說干到我父親那麼久，他在80歲的時候還每天西裝筆挺地去上班——我就不會有機會站到比IBM更為廣闊、更有意義的舞台上。

我偶爾也會在一次出行和另一次出行的間隙發表一次演說或是寫上一篇關於軍備控制或蘇美關係的專欄文章。但我敢肯定里根政府沒人想聽取我的意見。那個讓我有可能為兩國關係貢獻一己之力的人反而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多年以前，我曾請求蘇聯政府准許我沿著二戰期間跟隨布拉德利將軍橫穿西伯利亞的航線進行一次回顧飛行。這個要求十分不尋常，所以當時聽取我請求的蘇聯高級官員格魯吉・阿爾巴托夫（Georgi Arbatov）花了好一會兒工夫才明白我的意思。他原以為我只是簡單地希望駕駛一架私人飛機沿著莫斯科到東京的商業航線飛行。漢莎航空公司和法國航空公司一直在飛這條線，所以阿爾巴托夫說這事好辦。但當我拿出地圖把當年那條穿越西伯利亞的古老的「借租」航線（Lend Lease）指給他看時，阿爾巴托夫立刻拉下了臉。「這就不好辦了。」這還是發生在1979年的事情，我的要求就這樣石沉大海，一直沒有得到蘇聯當局的回復，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開始尋求途徑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1987年，我在國際關係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偶遇阿爾巴托夫，他對我說：「湯姆，你的請求得到批准了，你可以駕駛你的飛機沿著老援助線飛行了，去跟蘇聯民用航空總局聯繫吧。他們會安排加油事宜的。」

當反對核武器的呼聲日益高漲時，我卻開始逐漸減少自己公開演講的次數。我覺得多說無益，只會讓我自己看起來尖酸刻薄。我開始把自己的精力重新放到飛行和航海中去，rｅａd.99ｃsw•cｏｍ我進行了一次獨自駕船穿越加勒比海的航行。這次航程只有1000英里，但期間的單調乏味和恐懼真是讓我受夠了。於是我回家組織與其他業餘愛好者結伴出遊。1985年，我終於完成了環繞合恩角的旅行，這次航行實在推遲了太久。次年夏天，我再次駕駛「巴拉望號」北上，沿著拉布拉多地區的海岸線一直遠行到哈得孫灣。每次完成這樣的探險之旅都讓我深感自豪，但這種成就感不會延續太久，每次旅行結束后沒多久，我便開始急切地想要進行下一次出遊。

任何關於核武器和蘇美關係的決策過程都有必要讓公眾參与其中。不應該有秘密，我們每個人都能夠且必須參与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絕不要認為這些事情太複雜、太機密，所以我們這些外行必須把它交給所謂的專家來決定。對我們大家而言，將美國人民的共識傳達給軍事戰略家和專家是十分重要的。

在駕駛艙里閑著的時候，我會透過窗戶凝視腳下的大地，再一次驚嘆于俄羅斯山河的壯麗。我們也許飛上一個小時能看到一次煙柱和巨大的工廠，但除此之外，我們腳下總是一望無垠的原野，既沒有道路也沒有村莊。此情此景不禁讓我想起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面對未開化的荒蠻美國所作的思考，正是他在19世紀30年代就預言美國和俄國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我們每到一個機場，都會受到當地官員和二戰老兵的熱情歡迎。他們會在飛機庫里為我們舉行小小的歡迎儀式，儀式上有美食、軟飲料和熱情的發言，發言的主題都是這條援助航線如何展示了兩國友誼。

聽了這話，我本應由於受到了侮辱而感到憤慨，但實際上我卻大大鬆了口氣。此外，要是取代你的人是美國總統，你有什麼好抱怨的呢？我對奧莉芙說：「你想想看，奧莉芙，這不是很好嗎？為了記住演說詞，我可是費了老勁了，現在我可算不用費神背它了！」可就在畢業典禮前的三個禮拜，海斯克爾又給我打了個電話：「你還是得來作演講。」他解釋說，白宮對此次邀請有個很大的誤會，里根之所以會接受邀請顯然是因為他以為自己將被授予榮譽學位，但哈佛大學很少會將榮譽學位授予在職的美國政府官員。里根手下的人發現這個事實后，便跟哈佛大學說，總統不來了。這個事實對我倒是沒什麼影響——一來我不是在職的政府官員，二來，我碰巧早就獲得過哈佛授予的榮譽學位了。

我在執掌IBM期間以洛厄爾・托馬斯客人的身份去過波希米亞樹林七八次，但我真正參与其中則是在1981年，我從莫斯科回來以後。第二年夏天我接到演講邀請，夏令營有個傳統項目，稱為「湖畔會議」——午餐后，麥克風架起來，大家在湖邊席地而坐，只有年紀非常大的人才有舒適的椅子坐。當我站起來準備發表演說時，看到聽眾裏面有不少名人政要，比如亨利・基辛格。

我知道現在是時候承認自己已經老了。但我很擔心自己找不到事情可做——那樣的話我的大腦就會萎縮，我的生命就會失去活力。雖然我不想再從事像主持GAC那樣費神的工作，但在離開莫斯科前，我已經列了一些可以讓我保持活力的事情。我打算繼續跟進蘇美關係領域，我在布朗大學幫著建立了一個新的外交政策發展研究中心，專門從事蘇美關係領域的研究。讓我欣慰的是，我在莫斯科擔任大使時的副手馬克・加里森選擇離開外交部門，前來主持這個研究中心。我不可能找到比他很合適的人選了。但除此之外，當我和奧莉芙搬回格林尼治鎮時，我reａｄ•99cｓｗ•cｏｍ還是感到情緒低落。她說：「你就不能放鬆些嗎？逗逗你的孫兒們，去加勒比海玩玩！」我倒是聽從了她的意見，不過在那兩個月里我無時無刻不在擔心自己將同社會脫節。

於是在1981年6月4日，我坐在了哈佛校園的發言席上，坐在我身邊的有賽勒斯・萬斯、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和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哈佛校長德里克・博克（Derek Bok）作了開場發言，在他講話的時候我環視四周，思緒飄散開去。我想著哈佛大學有多麼古老——當哈佛學子們走出校門加入1775年康科德的民兵隊伍時，它已經建校超過100年了。接著我聽到博克校長介紹我的名字。但就在我走到他身邊站在講台前時，天空滾過一陣巨雷，暴雨傾盆而下。

在暮色降臨之前，我花了一個小時時間漫步勒拿河畔，回顧了我的一生。我年輕的時候，就是在這個城市重拾了自信——就是在這裏，我得到了布拉德利將軍的提升；就是在這裏，全體機組人員最終接受我作為他們的領頭人。我眺望寬闊的河面，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條大河沒有結冰的樣子。一個念頭浮上我的心間：不管我的生命還將繼續多年抑或明天就走到盡頭，能夠再次看到這個地方，我便了無遺憾了。

我依然懷念執掌IBM公司時大權在握的感覺，不過看到公司在弗蘭克・卡里的領導下蒸蒸日上，我也十分高興。到1980年的時候，公司的規模已經比我領導時大了幾乎四倍，年銷售額達到260億美元。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企業，我覺得很難想象現在有誰能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條。但卡里以他穩重精幹的方式將IBM經營得有聲有色，他計劃在次年春天將公司的大權交到約翰・奧佩爾手中。奧佩爾力勸我回到IBM的董事會。之前我在接受大使職位時辭去了IBM董事會的職務，我跟他說，我覺得我還是不回去的好，但他說：「你在公司歷史上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董事會不能沒有你。」他還指出我才67歲。於是我回到了董事會，不過有個附加條件，我只擔任董事會的名譽主席。（幾年之後，當我年滿七十時，我堅持像IBM其他人一樣從董事會退休。這個規定是我親自製定的，對這個規定的必要性有著切身體會。）

我們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個星期，確保此次飛行必備的事宜都已安排妥當，在此期間，我也得到機會再次見到了安德烈・葛羅米柯。此時他已被戈爾巴喬夫提升為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這更多是一個榮譽職位。他的樣子比我以前見過的放鬆許多。我們進行了一次親切的長談，最後他把翻譯官打發開，直接用英語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很遺憾你在擔任大使期間過得很不容易。我們曾經很盼望你的到來。二戰期間你在這裏待過，我們把你看成戰友，我們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可惜你來得不是時候。」他能這麼說讓我十分感激，他的這番話讓我覺得我擔任大使的那些日子並沒有白白浪費。

在哈佛大學、布朗大學這樣的地方很容易得到熱情響應，因為聽眾都是年輕的學生。想要說服手握實權的人就是另一碼事了。1982年，我得到第一個機會去贏得那些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我被邀請前往波希米亞樹林發表演說。這是一個非公開的避暑勝地，接待的對象是兩千名全美國最有錢、最有權的人物，像是理查德・尼克鬆、喬治・布希、亨利・基辛格、雷納德・K·費爾斯通（Leonard K.Firestone），此外還有科學家、藝術家和前來助興的演藝界人士。我不是很喜歡那種場合，因為需要參加很多會議、同各種陌生人交談。但我年輕的時候我父親曾經告訴過我，波希米亞樹林夏令營是個光芒四射的地方，如果有機會我應該前去，因為那裡的氛圍是我在其他的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的。ｈｔtps://reａｄ.９９csw•cｏｍ

這時候雨停了，學生們回到座位上熱烈地鼓掌。我的演說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哈佛校刊《深紅》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題為「呼籲裁軍的資本家」；《時代》雜誌和波士頓當地的報紙也刊登了我的講話。很快，我收到了更多的演講邀請，一時間我發現自己變成了控制軍備的代言人。在此之前我對「核凍結運動」並沒有太多關注，但當時世界各地各種反核武器組織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而我對核武器所持的懷疑態度正好與他們的關注點相契合。

說來奇怪，讓我再次煥發活力的是這樣一件事情：於1981年6月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哈佛大學有這個傳統，從新聞人物當中挑選為畢業生致辭的演說者。當我知道他們從活躍在全國各地的縱多新聞人物里選中了我時，真是又高興又得意。2月底接到邀請后，我馬上開始準備。我的父親和弟弟都是天生的演說家，但我直到今天還是只要站到講台上就會感覺渾身不自在。為了彌補這一不足，我會做細緻的準備工作——我會一遍遍重寫演說稿，然後送給兩三個專家過目，我會把自己關在地下室里對著錄音機反覆練習，最後再在奧莉芙面前試講一次——她一直是個很好的聽眾。到了3月底，我已經興奮得有點按捺不住了——儘管距離畢業典禮還有十個星期的時間。但接著我的一位朋友安德魯・海斯克爾打來電話，他退休前曾擔任《時代》雜誌社董事會主席，現在是哈佛大學兩個管理機構之一「哈佛理事會」的一名成員。他告訴我說：「你的演講取消了，我們邀請了里根總統，他接受了邀請。」

在那之後，我還在其他持有強硬觀點的聽眾面前做過許多次演講——安納波利斯的海軍軍校學員、羅得島州新港海軍戰爭學院的學生——他們自然是不為所動。漸漸地，我意識到那些保守人士如何看待我：一個上了年紀的政治活動家，曾經出使過俄國，本職工作還算盡職，但對核武器問題的看法有點古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許多知名人士也開始積極鼓吹裁減軍備，不過幾年時間，反對軍備競賽的公共輿論便在美國大規模興起。里根上台的那一年，美國有70%的民眾支持增加國防預算，但到他連任的時候，情況剛好反了過來——只有少數人支持增加軍備，而77%的民眾支持立即實行雙邊核凍結。

1957年，我父親去世之後的第二年，我在一位朋友的引薦下加入了波希米亞俱樂部，但除非你有特殊關係，否則要排隊等待二十多年才能輪到應邀參加活動，所以我是作為父親的老朋友洛厄爾・托馬斯的客人前往那裡的。夏令營的地址在舊金山北邊70英里處的俄羅斯河谷，只在每年7月開放16天。夏令營由一百余個小營地組成，每個營地都有個另類的名字，像是「調音師山莊」「大鳥籠」「毒橡樹」等等。托馬斯是「穴中人」營地的成員，這是最大的營地之一，成reａd•99cｓw•com員包括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以及年邁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講台上面有遮篷，主席台上卻沒有，而那些可憐的畢業生們都坐在露天草地上的摺疊椅上。一些學生站起來跑向附近的宿舍，宿舍里有電視轉播畢業典禮。但德里克吩咐大家在原地耐心等待一會兒，希望雨能停下。最後我跟他說：「這雨看上去不像很快能停的樣子呀。」

7月13日，星期一，我們終於啟程前往西伯利亞。我們每天只飛行四五個小時，晚上就住在西西伯利亞低地地區的偏僻小鎮，比如諾沃西博爾斯克。同戰時一樣，我們的飛機搭載了一名蘇聯領航員以避免偏離航線誤入禁區，但除此之外，此次飛行與1942年的那次飛行形成很大的反差。1942年我駕駛的是B-24型轟炸機，每小時的飛行速度是180英里，而我這次駕駛的里爾噴氣機時速高達600英里。B-24型轟炸機機艙內的暖氣設備經常出故障，要不是我們穿著毛皮飛行服的話，早就凍得不省人事。我永遠也忘不了布拉德利將軍用伏特加擦拭擋風玻璃以免寒霜凝結阻礙視線的情形。但里爾噴氣機本身的設計便能經受得住極端寒冷——在一架現代噴氣式飛機的飛行高度，氣溫就同西伯利亞的冬天一樣低。

我結束講話時，底下有不少人鼓掌，但我希望得到的反應不止如此——我希望看到有人一躍而起，跑去給里根總統發急電或是轉身對坐在聽眾席上的參議員們說：「沃森說得對！我們接下來是不是得做點什麼？」這樣的事情自然是沒有發生。那天下午我無意間聽到兩位俱樂部成員之間的談話，其中一個人說：「你去聽了沃森的演講嗎？」

「沒有，」另一個人說，「講得怎麼樣？」

我正開始覺得飄飄然，這時第二個人問：「那你有沒有學到什麼你不知道的東西？」我豎起耳朵，卻沒聽到任何回答。我頓時覺得自己的演講就像一顆丟入深潭的小石子，激不起多少漣漪。

「講得很好，講得非常棒！」

讓我感到非常榮幸的是，蘇聯人找來了當地八九位曾參加過援助行動的退伍老兵。我立刻認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有位矮胖的小個子機械師我印象特別深刻，當年正是他為布拉德利將軍的全體機組人員每人準備了一雙長到大腿的毛皮襯裡靴子，雅庫茨克當地人穿的就是這種靴子。正是那雙靴子使我的雙腳免遭凍傷，經過45年的時間，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我們舉行了一場歡宴，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覺時心中依然滿溢著幸福。我心知肚明，此次回顧飛行將是我最後一次遠行探險，但這個念頭並沒有讓我感到不安，我安詳地沉入了夢鄉。

「你的意思是你現在就開始講？」他說。

阿爾巴托夫之前就給我發了封電報，讓我別在下午5:30之前到，我依照他的要求一絲不差地在那個時間將我的里爾噴氣機停在了莫斯科機場。飛機滑進跑道時，一輛小車開過來把我們引到一個專用停機坪。接著車門打開，阿爾巴托夫和伊利亞・馬佐盧克（Ilya Mazuruk）將軍走了下來，馬佐盧克將軍是一位傳奇飛行員，曾在二戰期間擔任阿拉斯加-西伯利亞運輸航線的指揮官，被蘇聯人視為英雄。他已經八十多歲，頭髮白了，腰也彎了。參加「借租」航線的援助行動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經歷，當他向我的飛機走來時，淚水從他臉上傾瀉而下。他張開雙臂擁抱了我，並親吻了我的雙頰。當時懷舊之情還沒有佔據我的心間，但我還是流淚了。我們開了香檳，當天晚上我們參加了晚宴，席間好幾個人站起來盛讚我在戰時的貢獻，真是讓我愧不敢當。

最後，我們九_九_藏_書終於抵達了雅庫茨克，二戰期間，我們在這個位於凍土帶的邊遠小城附近遭遇暴風雪，差點機毀人亡。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熱鬧的城市，蘇聯政府在永久凍土層上蓋起了不少十層高的樓房。從空中我們能看到勒拿河畔建起了繁忙的港口。當我駕駛飛機在跑道上降落時，機場的巨大變化讓我感到十分吃驚。1942年，雅庫茨克所謂的機場不過是開闊地上一條孤零零的柏油跑道，現在這個機場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型空港，無數條寬闊的混凝土跑道上數不清的飛機此起彼落。

使用核武器的舉動都不會帶來勝利，只會帶來全面戰爭的爆發和人類的徹底毀滅。我們必須勇於面對這樣的錯誤觀念——每個想要終結軍備競賽的人肯定是不重視美國的國防工作，肯定是對共產主義缺乏判斷力。我認為這種錯誤觀念堪稱「核問題中的麥卡錫主義」。因為尋求辦法擺脫現在這種核競爭的困境——尋找談判的途徑，需求共存，避免對抗和戰爭——是人類歷史悠久而光榮的傳統。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改變我們的方向，走上唯一有著光明未來的希望之路：不是採取任何形式的單方面行動，而是達成一系列經得起雙方檢驗的協議。

波希米亞樹林之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你駕車經過「私人地產」的標識牌后，便能看到一長串平台，上面立著各個營地的名牌。你不可能找到每一個營地的所在，因為它們散布在2700英畝的陡峭山峰和濃密樹林中，有些營地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紀。每個營地都有自己的廚房和營火區，人們就坐在那裡聊天。整個夏令營由縱橫交錯的狹窄小路和橋樑相連，你漫步其間時會碰見許多著名人物。絕大多數人到那裡去是為了暫時擺脫繁重的工作壓力。事實上，波希米亞夏令營的銘言便是《仲夏夜之夢》中的一句話：「織網的蜘蛛，不要過來。」

當我在一月份從莫斯科回來時，距離我決定退出IBM舞台正好十年。我原以為自己能以大使的身份幫助冷戰終結，這個夢想的最終破裂讓我很是失望，但回首看看這十年，我又覺得自己十分幸運：我的身體漸漸康復，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實現了探險的願望，我從事了父親從未有時間從事的公共事業，為我們的家族增添了光彩。

市長在機場歡迎我們，並陪同我們遊覽了城市。我記憶中那些老舊的木頭棚戶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政治犯集中營也無跡可尋，就連天氣都暖洋洋的。當地的博物館倒是變化不大，展出的還是那些質樸的繪畫作品、土著工藝品和我平生見過的最為奇特的動物骨骼。我在開始此次回顧飛行之前曾向負責博物館的老夫人提供了一些二戰期間拍攝的關於「借租」航線援助行動的照片。她以此安排了一個小小的展覽。那天，我便站在那個展廳里，面前是一張我和我戰友的照片，身邊是一隻乳齒象的骨骼和一位因紐特公主的木乃伊。

他們只給了我6個星期的時間準備此次飛行。幾年前我買了架里爾噴氣式飛機，能夠搭載六名乘客及兩名飛行員進行舒適的長途飛行。我的副駕駛員是鮑伯・菲爾波特（Bob Philpott），多年以來，他一直是IBM最出色的飛機駕駛員之一。我希望奧莉芙與我同行，但她因為舊病複發不得不待在家裡。我帶上了16歲的孫子威利（他是我兒子唯一的兒子）。此外與我同行的還有馬克・加里森及其夫人，以及《時代》雜誌關於軍備控制問題的首席記者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1987年7月5日，我們從韋斯特切斯特郡機場起飛，途中在雷克雅末克和赫爾辛基分別停留一晚，兩天之後，我們便進入蘇聯境內，朝莫斯科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