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普森不是「遏制之父」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那樣的天才理論家，但他對蘇聯人的行事方式十分了解，特別是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也許正是他的這種了解拯救了地球上每一個人的生命。在古巴導彈危機最劍拔弩張的時刻，赫魯曉夫給肯尼迪傳達了兩條相互矛盾的訊息。他的第一封信表達了和解的意願，很明確地表示希望避免核戰爭；第二封信則充滿了挑釁的論調，幾乎激得肯尼迪採取進一步的對抗性行動。直到湯普森進言，肯尼迪和他底下的人才暫時按捺下來。湯普森說，第一封信也許更接近赫魯曉夫的本意，也就是說，蘇聯人之所以在古巴部署導彈，只是為了在別的事情上有討價還價的籌碼。根據湯普森的分析，約翰・肯尼迪作出一個驚人簡單的決定：無視赫魯曉夫的第二封信，只回應第一封信。肯尼迪在回信中提議，只要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美國將努力在東西方關係問題上實施「緩和」政策。赫魯曉夫收到回信后的第二天就下令從古巴撤出導彈。

亞歷山德羅夫個子不高，聲音卻很洪亮，聽完我的話后他爆發出一陣大笑，說：「我個人認為這是個非常好的想法！」雖然他沒有明說這事行不行，但在我們使團的副團長馬克・加里森（Mark Garrison）看來，我沒有遭到當場拒絕這事很值得琢磨。加里森是個蘇聯問題專家，一直從事外事工作，頭腦非常冷靜，後來我同他成了好朋友。我覺得對於亞歷山德羅夫的態度，他同我一樣好奇，對於此事是否可行也持懷疑態度，但他仍然耐心地教我身為大使需要注意的基本事項，我對他十分倚重，就如同在GAC時倚賴比爾・傑克遜那樣。我的另一個得力幫手是羅伯特・傑曼（Robert German），他是使館的政務參贊，在我出席官方場合時會一直陪同在我左右。羅伯特是個說話輕聲細氣的得克薩斯人，原本學的是法律，他幫我避免在外交場合中出現失禮行為。我常常讓他對我的表現作出直言不諱的評價，可對於這個要求，他表現得太「外交化」了，當他想說什麼的時候，總是讓加里森轉達，最後我聽到的話都是經過加里森「過濾」了的。

加里森知道我能將他解職，但我的話一點也沒把他嚇到。他徑直回道：「現在的問題不是你能不能跟我共事，而是我們在今天能為我們的國家做些什麼。我們以後再來討論能不能共事的問題吧。」我馬上冷靜了下來。最後我們給國務院發去了一份我們對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的分析報告。我們在這份長長的報告中將此次事件稱為「蘇聯對外政策嚴重而令人無法接受的錯誤」，建議美國政府「採取政治措施，一定要他們付出極高的代價，這樣他們才會設法撤軍」。就在這一天，卡特總統通過電話向勃列日涅夫傳遞了一個訊息，告訴他不撤軍的話，就等著看美蘇之間的關係陷入危機。

雖然這份新工作的具體細節我得一一學習，但對於想要成為一個怎樣的大使，我早已心中有數。我為自己樹立的榜樣就是我的好友盧埃林・湯普森（Llewellyn Thompson），他曾在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三位總統任職期間擔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我第一次見到湯普森是在1942年，當時他還只是一名職位不高的外交官。當時絕大多數使館人員已經被疏散到距離莫斯科500英里的古比雪夫市，湯普森被指派看管使館的財產，於是留在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期間的任務之一就是駕駛飛機載他一路飛去德黑蘭為使團人員採購生活物資，因為當時整個蘇聯的食物都十分匱乏。我記得我們往飛機的炸彈艙里裝了整整兩噸物資——克寧牌煉乳、罐頭豆子，你要是看到那些東西，絕對想不到是給外交官吃的，但在戰時，那就是人們的主要食物。我漸漸同湯普森熟悉起來，我很佩服他，一個年輕人看待比自己年長十歲的人時都會這樣。他又高又瘦，俄語講得十分流利，有一點害羞和矜持，不過他從未讓自己的性格影響事業。擔任駐蘇聯大使期間，他走遍了整個蘇聯，幾乎每天都同蘇聯高官進行社交性往來。他和他的夫人很懂得怎樣營造溫馨氣氛，他的官邸斯巴索府就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數不清的蘇聯重要人物，從蘇聯政治局常委到芭蕾舞|女演員，不一而足——那裡是蘇聯上流社會人士能夠公開前往的寥寥幾個「墮落場合」之一。尼基塔・赫魯曉夫非常喜歡湯普森，經常同他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

當我回憶與庫茲涅佐夫會見的情形，回想遞交國書的儀式，回想我驕傲地站在克里姆林宮中的畫面時，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父親。他在1937ｈtｔps://rｅad•９9cｓｗ•ｃｏｍ年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登基后的首次晨間接見會時肯定也是同樣的心情。我不得不承認父親喜歡眾人矚目的性格多多少少也傳給了我。

我說出了第一時間浮現在我腦中的回答：「對你們來說，最好的表示就是讓那幾個五旬節教派人士坐我的飛機一起走，怎麼樣？」

我們的使館簡直變成了沸騰的油鍋。每個人都是好幾天沒合過眼了。我是個新手，又不年輕了，加里森、傑曼和使館的其他工作人員彷彿打了腎上腺素一樣忙個不休，使館和華盛頓之間往來的電文速度之快我根本跟不上節奏。於是我對他們說：「嘿，夥計們，這些事情你們是很熟，但不管怎麼說我才是這裏真正的負責人，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還是按照規定來吧。」但他們還是繼續自行其是，我終於發火了，我對加里森說：「我不知道以後還能不能跟你在這個使館共事。」

幾天後，卡特總統將我召回華盛頓。我出席了白宮召開的一系列協商會議，討論美國應當對此次入侵事件作出何種反應。卡特決心要讓蘇聯人為他們的侵略行為付出代價，但實際上我們能做的十分有限。事態還沒發展到能讓我們發動轟炸或是出動地面部隊的程度。白宮和國務院擬出一長列抵制蘇聯的可能性方案——其中包括我們使館提出的建議——最後卡特總統幾乎決定全部採用。這意味著我們將取消幾乎所有在「緩和」戰略下與蘇聯建立的合作項目，從藝術展到新的糧食出口措施，甚至是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在討論的時候，我插不上什麼嘴；我唯一一次發言就是反對特別貿易制裁，我覺得這樣有點過頭了。比方說，美國的企業曾向俄國提供生產設備，現在美國企業將被禁止向蘇聯人提供維修這些設備所需的配件，哪怕這些設備仍在保修期內。我告訴總統說，這樣做很沒道理：要是你想宣戰或是進行貿易制裁，沒問題，但不遵守對客戶的承諾，那肯定是不對的。卡特總統無視了我的意見，我猜大概是因為他想讓蘇聯人瞧瞧，是他們的錯導致美蘇之間的商業貿易往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

他說：「我也是這麼想的，大使先生。」我站起身來，開始朝門口走去，但我的思想卻在作鬥爭。我想：我今後還得跟這個人打交道，現在我還能夠做點什麼，我真的要這麼拂袖而去嗎？最後我在離門口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了下來，對翻譯官說：「請告訴部長先生，幾個星期前我到克里姆林宮見他的時候，他問我作為一名新大使有沒有掌握一點在外交界游泳的技巧。」翻譯官把話翻了過去，葛羅米柯怒氣沖沖地回答說：「Da（是的）。」

「那我也喝咖啡，先生。您的英語說得真好。」

接下來我在使館的日子漸漸變成枯燥無味的程式。每天早上我到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有50到200封電報在桌上等著我，還會有幾十封電報在這天里接下來的時間陸續到來。電報內容涵蓋了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我本應將它們一一過目。外事人員入行之初就得學會快速閱讀電報內容，但這實在不是我擅長的事情，我沒有一天能把所有的電報通通讀完。時不時的，美國的政治家們會前來訪問——國會代表團，或稱Codels。接待他們是我的工作，但有時候看起來這些人感興趣的不過是照些照片好拿去登在美國的報紙上。每個政客來了以後提出的第一個要求都是同使館地下室里的五旬節教派人士談談。那幾個異教人士兩年前到使館來尋求庇護，想方設法地向克里姆林宮施加壓力以得到出境簽證。我向那些國會議員解釋說，我們越把公眾的注意力拉到這些人的身上，蘇聯政府就越不可能鬆口。但這些國會議員都不想錯過這個免費提高知名度的大好機會。有個傢伙甚至把自己和那些人的合影夾在聖誕卡片里寄出去。

我從未見過葛羅米柯生氣的樣子，可他聽完我的話之後一躍而起，頭髮都豎了起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沖我嚷嚷道：「誰告訴你的？誰告訴你的？」接著他走到我的跟前，說：「你們的總統衝著雲彩大喊，他聽著雲層反射回來的聲音，卻把那當成上帝的聲音！」

美國駐蘇聯大使團有一百多名工作人員，我一到任便著手爭取他們的支持。他們肯定都已經在報紙上讀過我的那些軼事，像是我把圖恩大使的名字寫在大拇指上之類的，我想他們肯定對我的到來心存疑惑。擺在我面前的最大問題就是我的經驗欠缺。於是我召集了一次全體會議，先是向大家介紹了一下我在GAC的工作，正是我在那裡的工作表現使我得到了大使的任命，然後我開誠布公地對他們說：「圖恩大使多次說過，這個職位需要一位具有領ｈtｔpｓ://ｒeaｄ.99ｃｓw.ｃｏｍ導能力的內行來擔任，顯然我不是一個內行——所以如果你們能夠儘力協助我的工作，我將不勝感激。」我還在講話的結尾加了點IBM式的潤色，說我辦公室的門永遠向有問題、有建議或是有新想法的人敞開。他們看起來似乎對這番話印象不錯，對我重塑美國使團威望的使命也積極響應。我想之所以會這樣，有一個因素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我與圖恩處事方式的極大不同。他有點拒人千里。我關注的東西則和在IBM時一樣——培植忠誠度，鼓舞士氣。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和奧莉芙舉辦了一個招待會，邀請全體使館工作人員及他們的家屬參加，他們中有不少人都是第一次進到斯巴索府裏面。

當我離開莫斯科的時刻到來時，蘇聯人表現得頗為動容。我想他們大概不願看到我在美蘇關係如此低潮的時候離開莫斯科，因為他們對二戰老兵懷有深深的敬意。葛羅米柯的副手科爾尼雅恩科對我說：「我們能為您做點什麼嗎？我們多少能有所表示的吧？」

當我因為無聊而情緒低落時，會帶著照相機出去拍照。我走遍了整個莫斯科，有時是在上班時間，有時是在業餘時間。有一次我信步走到了一處露天寵物市場，在那個時候，像這樣的自由市場在莫斯科依然非常少見。市場上出售的有刺蝟胖胖的豚鼠、貓、狗，甚至還有熱帶魚，你能想象在二月的莫斯科居然會有熱帶魚的存在嗎？那時候我已經能說一點俄語了，在這樣的閑逛中我遇到了許多普通老百姓。有些非常容易激動——當地商店的店員會嚷嚷道：「別插隊，排到後面去」，有時候會有老婦人在街上拉住我的袖子說：「Shapka，shapka，kholodno，kholodno！」意思是外面很冷，戴上帽子。孩子們看上去總是一臉幸福——我一直非常讚賞蘇聯人對下一代的關愛，即使是在二戰中最艱難的時候他們也不忘這點。但那些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看起來就有點兒壓抑和頹廢了。你肯定聽說過俄國人酗酒成風的傳聞，但在公共場合你很少能看到有人這麼做。俄國人總是在周六下午帶著女朋友或是老婆或是一幫子朋友關起門來飲酒作樂。伏特加酒瓶沒有軟木塞——你只要擰開金屬蓋，一仰脖就能喝。所以俄國人總是一瓶接一瓶地喝，不醉不休。

我正準備站起來，卻聽到羅伯特・傑曼開口說道：「我想大使先生一定願意讀一讀這份備忘錄。」正是因為他的這句話，我才沒有犯下大錯，如果我不讀備忘錄就離開的話，便會被人看成美國接受了蘇聯的解釋。這份備忘錄是用英文寫的，不過是重複了馬爾采夫剛剛對我說的那番廢話。我告訴馬爾采夫說，我代表我國政府表示絕對不能接受。第二天早上，我們又接到消息說，兩個師的蘇聯軍隊已經越過蘇阿邊境，蘇聯入侵阿富汗成為了鐵一般的事實。蘇聯人推翻了阿明政府，廢黜了阿明總統，把一個之前一直躲在蘇聯境內、此次隨俄國空軍一起飛到阿富汗的傀儡領導人扶植上台。

我所期待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斡旋，發生在與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亞歷山德羅夫的會談中。當時他告訴我他們有多麼想念盧埃林・湯普森，我乘機提醒他說，湯普森可是能夠近距離地接觸蘇聯的政治局常委，我之前的幾任駐蘇聯大使就沒有這個運氣了。我說：「我也想（像湯普森那樣）同政治局的每一位委員聊聊。如果這事能成的話，不僅對我們的國家有好處，對你們的國家也有好處，而且我也可以藉機讓我的上司萬斯瞧瞧，我的確是在這裏積極開展工作，而不是光坐著讀托爾斯泰。」

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如果他們真的同意了，以後就會不斷有人懷著到美國去的希望跑到我們使館來尋求避難。蘇聯外交部沒有答應我的這個請求，而是為我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告別午宴。1981年1月15日下午，我和奧莉芙在謝列梅捷沃機場搭乘一架美國軍用噴氣機離開了莫斯科，結束了這段短暫的、令人不愉快的外交生活。

1979年，當我們在十月份抵達莫斯科時，冬天的跡象已無處不在。城市裡破敗的建築和暗沉的天色讓我想起二戰期間在俄國度過的四個月。那時我還是個年輕飛行員，擔任福利特・布拉德利將軍的副官。雖然我對共產主義制度毫無熱情，但戰爭期間在俄國的經歷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布拉德利將軍受命前往莫斯科期間，我們在那間老的美國使館里辦公，老使館位於莫克哈瓦亞大街，就在克里姆林宮對過，而三十英里之外，德國軍隊正步步逼近。我們飛越了俄羅斯廣袤的土地，還在西伯利亞的中心地帶被困了一個星期。擊退希特勒的入侵是蘇九*九*藏*書聯歷史上的偉大勝利之一，我為自己能夠親眼見證這一事件並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小小的角色而感到驕傲。不過我沒有自欺欺人地認為對往事的懷戀能讓我成為一個稱職的大使。儘管我覺得因為戰爭的緣故我同俄羅斯之間有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聯繫，但我很清楚蘇美關係的現狀。1979年，「緩和」戰略收效甚微，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的簽署算得上積極的進展。

我回到使館時已臨近黃昏，我的心情也十分沮喪，因為我將不得不再在這個牢籠里困上一年。在卡特總統任期結束前，我找不到離任的合適借口。我已經66歲了，浪費一年生命是多大的損失呀。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隻被捕鼠夾逮住的老鼠。

想來當時克里姆林宮裡肯定比我們還亂。他們犯下了十多年來最大的外交政策錯誤。時至今日，歷史學家們仍在討論蘇聯人為什麼決定入侵阿富汗，但不管他們的動機是什麼，他們都完全錯誤地估計了美國的反應。我們認為，這次入侵可能是俄國人向波斯灣地區擴張戰略的第一步。卡特總統在電話所傳達的信息就基於這一推論，所以我很快就接到了蘇聯外交部打來的電話，說葛羅米柯回來了，願意見我。我們依然在他辦公室旁邊的那間小會議室里碰面。我對他說：「我真是不懂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同馬爾采夫先生談過，你肯定已經知道了，不過我也不能理解他給出的解釋，那些理由在我看來實在太不能接受了。」

撇開工作上的失意，就個人而言，奧莉芙和我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們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我們結婚以來還是第一次有這麼多的時間過二人世界。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樣，奧莉芙把斯巴索府布置成了一個溫馨舒適的住處，我們在外交場合結識了不少朋友。這是我和奧莉芙第一次為了一個目標協同合作，我們發現我們的合作十分愉快，堪稱天生一對。為了鼓舞美國僑民和使團人員的士氣，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我們找人辦了場方形舞會，安排關於俄國歷史和藝術的講座，接待了鮑勃・霍普（Bob Hope）和父親的老朋友、著名電台主持人洛厄爾・托馬斯（Lowell Thomas）。奧莉芙和我還一起出門旅行，走遍了蘇聯的每個角落。我們去過好幾次列寧格勒，這是自然，我們還往南飛到喬治亞，參觀了巴庫——它曾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站。我們搭乘汽船從敖德薩港啟程，沿著黑海海岸前往參觀雅爾塔和土耳其邊境的工業城市巴統。接著我們一路往北，前往摩爾曼斯克，那是北極圈以北的一座城市，人口將近50萬，接著我們還參觀了毗鄰北冰洋的港口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我們還去過伊爾庫茨克，它位於西伯利亞的腹地，哥薩克人世代在此定居。我們離莫斯科越遠，當地的官員看起來就越是友好，人們對近來發生在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恩怨也越不關心。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二戰留下的創傷依然深深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我和奧莉芙曾在伊爾庫茨克附近遇到一位婦女，她的父親曾在貝加爾湖經營一處漁場，向斯大林的軍隊供應魚類食品。貝加爾湖長約400英里，是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但在1941年到1944年間，為了給士兵提供食物，湖裡的水產資源幾近枯竭。我在二戰期間曾在俄國為戰爭出過力，這些人因此對我很有好感，我很遺憾不能利用這種好感為蘇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做點什麼。

站在斯巴索府大門口，我感覺自己的人生好像繞了個圈，又回到了開始的地方。踏進大門時，我的心情就像剛剛步出大學校園進入IBM工作時那樣，彷彿看到整個世界在我面前鋪展開來。二戰期間，我曾在斯巴索府參加過一次招待會，同溫斯頓・丘吉爾握了手。我也曾以IBM總裁的身份到此地拜訪過湯普森。此時，在65歲的時候，我作為駐蘇聯大使又一次站在了這裏。我已經有了許多關於蘇聯的記憶，現在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己還會遇到什麼值得向後人講述的事情。

蘇聯方面則好像很高興看到一張新面孔。我拜會的第一個蘇聯官員是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59年，赫魯曉夫來IBM的工廠參觀時他就陪同在側。當時蘇聯官員所穿的西裝剪裁之差眾所周知，但在我的印象中葛羅米柯卻是個例外，他穿著十分精緻，談吐不凡，舉止無懈可擊，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逐漸教會自己的同僚，外交官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他在國務院有個綽號叫「冷麵人」，不過我倒覺得他很有演戲的天賦。他只在需要的時候面無表情；其他時候他會表現得對你說的九_九_藏_書某件事情很感興趣，你甚至能在一次談話過程中看到他臉上變換五六種不同的表情。我在莫斯科同他進行正式會見時的程序都是一樣的。我會打電話安排一次約見——通常提前一天就行——然後第二天我到外交部去，在他辦公室旁邊那個小會議室里等他。他來了以後，我們就各端一杯礦泉水，邊喝邊談猶太人出境簽證問題，給我們發放許可興建新的使館樓，推動美國參議院通過《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或者當天發生的任何同外交事務相關的事情。

「你的觀點很難讓人信服，」我說，「不過，還是很感謝您。」

卡特總統和萬斯國務卿交給我的任務清晰明確：之前駐莫斯科的美國使節得到的待遇同駐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Anatoly Dobrynin）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們希望我能改變這一局面。多勃雷寧出任蘇聯駐美大使二十余年，根基深厚、享有盛名，只需打個電話就可以會見美國總統。他的專車甚至有美國國務院停車場的許可證。我們的駐蘇大使則同多勃雷寧形成鮮明對照，花了十年多的時間，在克里姆林宮還是混不開。在簽署《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的談判中，卡特政府為了方便起見，經常讓多勃雷寧往莫斯科傳話，我們的大使馬爾科姆・圖恩反而被晾在一邊。既然現在協定已經簽署，卡特總統希望美國使團能夠在蘇聯重新建立起威望。

「咖啡。」

「我曾在匹茨堡的卡內基技術學院學習，隨後又在福特汽車公司工作了三年。列寧剛剛掌權的時候，派了一些年輕的技術專家到美國去學習，我便是幸運兒之一。那段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葛羅米柯聽完我的話后一下子大笑起來，他走過來摟著我的肩膀說：「可別淹死。蹬腿、用你的胳膊划水，這不過只是工作而已。你做你的工作，我做我的工作，不要讓工作把你淹死！」他又大笑起來，並在我離開之前使勁地同我握了握手。

我在駐蘇大使這個位置上遠不如我在GAC表現得出色，這個事實一直折磨著我。我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觀，在這些風起雲湧的大事件中，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走卒，我眼睜睜地看著吉米・卡特的人氣一路下滑。到11月大選時，我已經不敢確定卡特能擊敗羅納德・里根了。當時我正在布魯塞爾參加有關人權問題的國際代表會議，大選當晚我上床的時候，心裏想著，一切就要有個了結了。醒來后我便得知里根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我感覺有點沮喪，有點失望，同時又有點解脫。我想：「只要再忍耐兩個月，我就可以走了。」

這些話都是翻譯官翻譯過來的。我吃驚得好一會兒都說不出話。然後我說：「我想我們的談話到此結束，部長先生。」

我跟卡特總統不是很熟，對他反應如此激烈有點吃驚。但我也能理解他為什麼會這麼生氣，蘇聯此次入侵阿富汗完全毀掉了《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這個協定對維持世界安全至關重要，為了達成協議雙方作出了非常艱巨的努力——現在出了這樣的事，參議院絕不會批准這項協議了。美蘇關係的變化著實讓我感到震驚。我剛開始慢慢熟悉我的工作，現在人們已經重新開始談論美國駐蘇聯使團需要一位精明務實的職業外交官來應付新的冷戰形勢。向總統述職后，我曾對底下人說：「我覺得自己就像一條變色龍。我又得變色了。」返回蘇聯后第一次同葛羅米柯會面時，我為打破兩國之間的僵局作了最後的努力，我以個人名義提出訴請，我告訴他說：「接下來我要說的話並非出於官方指示，但我想現在是時候談談我們該怎麼辦了。為什麼不想辦法把這件事情揭過去呢？」

「為什麼？」葛羅米柯問。

我還記得1979年的聖誕節，我的孩子和孫兒們從美國遠道而來看望我們，斯巴索府熱鬧非凡。過去的兩天里，使館一直接到警報說，阿富汗邊境的蘇聯軍隊集結速度明顯加快。12月27日晚上，一個電話打到使館，說大量蘇聯傘兵已在喀布爾機場空降。那天晚上我通宵達旦地閱讀情報。數千名蘇聯士兵已入侵阿富汗，我感覺自己的心臟彷彿被整個世界的重量壓迫著：我面臨的不是如何搭建蘇美之間的友誼橋樑，而是肯尼迪和赫魯曉夫針鋒相對那些日子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天亮之前，我接到了來自華盛頓的命令，要求克里姆林宮對這一事件作出解釋。我要求會見葛羅米柯，但蘇聯外交部說他不在，我們唯一能夠聯繫上的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長，名叫馬爾采夫，我之前從沒見過他。那天上午我同他會談過後，默默地給他取了個外號：「不先生」。因為此人十分粗魯，不苟言笑，面對他就像回到了冷戰時期最糟糕的日子https://read.99csw.com。他說對此次入侵沒什麼可解釋的，因為這不關美國的事。他還說，阿富汗是蘇聯的鄰國，同蘇聯簽過協議；阿富汗總統阿明曾要求蘇聯幫忙對付那些威脅他政府安全的叛亂分子，蘇聯是應他的要求而發動此次行動的。最後馬爾采夫說：「總之，所有的東西都在這份備忘錄里。」說完遞給我一個信封。

「我很遺憾，你沒有得到指示。」他說，「我很遺憾，你們的政府與你本人的感覺不同。」聽了他的回答我感覺無比絕望。葛羅米柯說這句話時語氣冷冰冰的，就好像在說：「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沒工夫坐在這裏和你交換非正式的觀點。」

我上任還不到一個月，我們就開始收到報告說蘇聯軍隊在阿富汗邊境大量集結。也許當時美國應該對此事給予更多的關注，但白宮和國務院當時正全神貫注於此時發生的伊朗人質危機事件。儘管眾所周知，克里姆林宮因為阿富汗總統阿明（Amin）沒能將國內的伊斯蘭反抗力量鎮壓下去而很不高興，但美國方面完全沒有料到蘇聯會因此入侵阿富汗。二戰結束以來，蘇聯還沒有在華沙條約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駐紮過自己的軍隊。對我而言，此次入侵行為更是難以想象，因為我曾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對阿富汗有所了解。就在四年前，我曾帶著女兒珍妮特在那裡待過一段時間。我們先是遊覽了喀布爾，然後沿著古代的貿易通道翻山越嶺，晚上就睡在帳篷里或者簡陋的小旅館里。我們會在凌晨起床，跑去參觀駱駝市場，為了買塊小毛毯同商販們討價還價。這次旅遊中，阿富汗人民給我留下了堅忍耐勞的印象，而那塊土地則有一種蒼涼的美。

一位新上任的大使到達派駐國后的第一個任務便是遞交國書，他將同國家元首或其代表進行一次正式會見。蘇聯人知道怎樣把這種儀式性場合搞得排場十足。10月29日，星期一，我的專車被一長串車隊前擁后呼地從斯巴索府護送到克里姆林宮。一路上所有其他車輛通通停下來等我們經過，每轉過一個街角都有警察向我敬禮。來到克里姆林宮后，我在儀仗隊的簇擁下穿過幾個極大的廳，大廳牆邊擺著玻璃櫃，陳設著贈予歷代沙皇的禮物及俄國革命后的手工藝品。最後我們走進一個大房間，房間里鋪了一塊有著鑽石圖案的地毯，蘇聯人告訴我站到地毯上鑽石的尖端處。從房間的另一頭走過來一位小個子紳士，嘴裏用俄語說著什麼，他就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副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庫茲涅佐夫（Vasili Vasilyevich Kuznetsov）。接著儀仗隊領隊小聲對我說：「請宣讀國書。」我讀了，然後是鼓掌、握手、香檳。我激動得渾身發抖。儀式結束后，庫茲涅佐夫副主席將我帶到他的辦公室，用美式英語對我說：「您是喝咖啡呢，還是威士忌？」

「你看，雖然我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官，但你們一到那兒，那個根據條約請求你們出兵幫助的傢伙就死了，新上台的領導人是坐著你們的軍用飛機去的。這聽起來可不像是阿富汗國內事件導致的政府更迭。」

「您喝什麼，副主席先生？」我說。

「請告訴他，經過今天這樣的對話，他讓我覺得我快淹死了。」

科爾尼雅恩科看起來很是驚訝：「呃，這件事情我得請示外交部。不過說實話，我想我們不會同意的。而且我覺得你也不是真想要我們那麼做。」

斯巴索府比奧莉芙和我住過的所有地方都要豪華很多。它簡直就是一幢大廈，外牆粉刷了灰泥，距離克里姆林宮大概兩英里遠，由一位擁護沙皇的糖業大亨在一戰前夕修建。房子落成沒多久俄國革命就爆發了，這位大亨害怕得沒搬進去住過一天，不過倒是在那裡舉行過幾次舞會。在列寧執政時期，這幢房子被拆分成許多公寓房間，供政府官員們居住，一直到1936年，羅斯福政府與蘇聯開啟了外交關係，當時羅斯福委派的大使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從俄國人提供的五六個候選房子中挑中了斯巴索府，也許是因為它從裡到外都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昌盛。整幢房子的核心是一個優美雅緻的大廳，裏面有裝飾華麗的柱子、拱門和陽台，大廳的拱頂有三層樓那麼高，垂掛著一盞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燈。走出大廳，一連串的凹室將你的腳步引向一間正式的餐廳，再過去便是為大使及其家人準備的卧房、書房、起居室以及數不勝數的客房。餐廳旁邊還有一個舞廳，是美國人後加的，可以容納二百人看電影、聽報告。房子外面聳立著高高的鍛鐵雕花門，門后是一片廣闊的草地。在莫斯科冰天雪地的夜晚，當這座雅緻的房子里所有窗口都被燈光點亮時，看上去就好像正在對你發出熱情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