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看來前景大好，可就在這時我犯了一個非常丟人的錯誤。7月的時候，就在我的任命即將正式公布前夕，我作為GAC的主席與卡特總統一起參加了維也納首腦峰會。在旅館的時候我接到一位記者打來的電話，我並不認識這個人。他在電話里說：「我和一位同事在前台大廳，我們想同您談談您被任命為駐蘇大使的事情。」

「你們是在開玩笑嗎？」我說，「說不定哪天我鼻子上有點髒東西，有人也會就此搗鼓篇文章出來。要是這種事情就能影響到我是否出任大使，我覺得我還是回家好了。」我表現得如此激動其實是因為我不想承認自己對那兩個記者說的話有多幼稚。舒爾曼沒有放棄對我的支持，最後我的任命終於得到通過時，我真是大大地鬆了口氣。

在任命GAC委員人選的問題上，白宮沒有徵求我的意見——我還沒到華盛頓，委員會的成員已經選好了——但這些人選既有趣又有能力。卡特任命的委員既有共和黨員又有民主黨員，既有科學家又有企業家和律師，甚至還有一位神職人員和一名勞工領袖——總共13個人。其中一半都是有著突出貢獻的平民，對核武器知之甚少；另外一半則是國防和外交政策的專家；但幾乎所有人都把GAC的職責看得很重。他們之中有曾為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為傑拉爾德・福特總統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現任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主任、核物理學家哈羅德・阿格紐（Harold Agnew）。還有曾為政府效力多年的傑出科學家沃爾夫岡・帕諾夫斯基（Wolfgang Panofsky）和保羅・多提（Paul Doty）。「平民」委員則包括來自南方浸禮會領袖會議的歐文・庫珀（Owen Cooper）；來自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瑪格麗特・威爾遜（Margaret Wilson）；肯塔基州前任州長伯特・庫姆斯（Bert Combs），他現在是一位聯邦法官；聯美公司的老闆亞瑟・克里姆（Arthur Krim），他是民主黨的重要人物；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財務處長萊恩・柯克蘭（Lane Kirkland），他是我們之中最大的主戰派。

我不知道到底是這兩個人中的哪一個將這件事情添油加醋地登了出來。很快又有一篇文章冒出來說我是個記性很差的糟老頭子。我倒是沒覺得這些文章會給我帶來什麼毀滅性的影響，只是很煩人而已。可等我回到華盛頓的時候，馬歇爾・舒爾曼把我叫了去。當時他是國務院蘇聯問題的頭號權威，也是在參議院中為我搖旗吶喊、支持我出任駐蘇大使的人之一，他說：「這篇文章真的對你競爭這一職位很不利啊。」

幾天之後，萬斯給我打來電話，說卡特總統真的決定讓我接替這一職務。原來政府認為我到莫斯科去能讓很多事情辦得更順利。現任大使圖恩在福特政府時期出任此職，留任至今。他鼓吹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我在準備前去主持GAC時曾同他見過面，覺得他是那種古怪、粗魯的人。當他談到蘇聯時，經常有些很有見地的想法，但接下來卻會用諸如「哼，當然了，我恨那些狗娘養的」之類的話把話題引向對蘇聯充滿敵意的方向。他反對簽署《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對「緩和」戰略也充滿懷疑。蘇聯人不喜歡他，卡特希望我能接替他的位子。

卡特似乎很贊同我們關於雙方首腦直接對話的建議。1979年6月，當他前往維也納參加首腦峰會、簽署《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時，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出了一連串引人注目的建議，希望加快第三輪限制戰略核武器談判的進程。他手寫了一份單子交給勃列日涅夫，上面是兩國應該削減的主要軍備，還告訴勃列日涅夫說，在第三輪談判中，美國願意逐項實施達成的協議，而不是等整份協議簽訂后再統一採取行動。他的這些舉動肯定讓蘇聯人好好琢磨了一番，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回應。蘇美兩國之間不斷加劇的緊張氣氛以及美國參議院對《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的否決使得整個談判功虧一九-九-藏-書簣。

那天晚上我準備去聽歌劇，打算順便在那裡找圖恩大使見個面。為了提醒自己，我在大拇指上用小小的字樣寫了「圖恩」兩個字。

「噢，那倒沒什麼關係。」我說。我沒有細想，只覺得應該表示得友好一些。GAC的工作是完全向公眾保密的，多年來我們在IBM同媒體打交道的時候也非常謹慎。這次採訪總共進行了15分鐘，我們談得十分順利，他們也同意只在報紙上刊登我的一些個人經歷。可就在他們準備離開的時候，其中一人問道：「你大拇指上那是什麼東西？」

在聽了幾十次軍方高級官員做的報告后，我們中的一些人開始達成一個共識：軍方不會像普通百姓那樣看待核戰爭。軍方的人成天談論核戰爭、成天為核戰爭制定計劃，但他們卻拒絕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核戰爭中將會真正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委員會的人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你們認為核戰爭過後美國將有多少人倖存下來？」軍方專家的回答有很大分歧，有的說大概不到10%的人能活下來，有的說超過50%。當我們問到核戰爭后地球上還會不會有一個像現在一樣的美國存在時，他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會慢慢重建一個的。」

招致各方批評后，空軍方面又把計劃拿回去做了一些回爐改造。要是在IBM，我是絕不允許這種不成熟的計劃拿到檯面上來的，其他的GAC委員也有同樣的想法。9月底的時候，我們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報告，指出MX計劃不切實際，不應予以執行。我覺得卡特總統已經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一直把這個計劃掛在嘴邊當作談判的籌碼，但在他任職期間，這項計劃一直沒有真正實施。

主持GAC同經營IBM並不完全一樣。我在IBM工作的整個期間，單憑我的名頭就能將各地的人們聚集到一起開會，但GAC是個顧問團，不是IBM的主管隊伍，我的任務是讓委員們暢所欲言，以尋求共識。所以我不斷地收斂自己。在聽取簡報的時候，我會坐在那裡給自己寫諸如這樣的話提醒自己：「別說太多。確保每人都有發言機會。注意那些還沒發過言的人，記得詢問他們的意見。」

「哦，那個呀，」我說，「我的小女兒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記事的。她管這叫作『拇指記憶法』。今天晚上我打算去聽歌劇，我用這個辦法確保自己別忘了找圖恩大使見個面。」

截至1979年春天，GAC還對許多其他國防項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帕諾夫斯基就洲際彈道導彈計劃的前景為白宮書寫了一份絕密的研究報告，亞瑟・克里姆開始在民主黨重要人士中間展開遊說，鼓動他們支持一份禁止所有新式核武器的協議。我們的會議成為軍備控制的一個重要論壇，得到了各界傑出人士的響應——不管他們持有何種政治思想——不管是弗雷德・伊克爾（Fred Iklé）那樣的鷹派人士，還是埃夫里爾・哈里曼那樣鼓吹「緩和」戰略的人士，乃至國務院的馬歇爾・舒爾曼（Marshall Shulman）。而且這些事情全都沒有向媒體透露過一絲半毫，這也是許多人願意來跟我們對話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們被大家看作卡特總統的「耳朵」。當中情局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Stansfield Turner）希望提請總統注意美國備用的間諜衛星數目已降至1顆的時候，便是跑來跟GAC說的。就連蘇聯人也注意到了我們的存在：三月份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邀請——到莫斯科去參觀，併到一所蘇聯外交學院談談軍備控制的前景——我謝絕了這個邀請。

卡特似乎覺得我們的工作卓有成效，於是在1978年底，他要求我們對新一輪核武器裁減工作提出建議。儘管《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尚未簽署，還得經過一番艱苦的鬥爭以求得參議院的通過，但卡特已經在考慮第三輪限制戰略核武器談判了。政府中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也許會將此斥為「典型的卡特式理想主義」，但在我看來，卡特此舉卻是出於對現實的清醒認識，他認識到了核武器的危險性，認識到了科技發展是怎樣讓已經達成的協議很快變得過時。我們向他提交了一份長長的建議書，其中包括逐步停止在導彈上裝備多重彈頭。但我們最重要的觀點是，限制戰略核武器協議的制定過程九*九*藏*書太慢了。《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的制定歷經三屆總統，6年時間；在此期間，武器實驗室都研發出好幾代新的導彈、轟炸機和中子彈了。我們告訴卡特總統說，精簡談判過程的唯一辦法就是兩國首腦積極、持續地進行直接對話。

我必須掌握的信息量之大把我嚇壞了。但同時我儘力去理解我所聽到的與技術相關的內容，我決心把握住事情的真正意義。在我看來，事情的真正意義就是我們人類不應該自掘墳墓。我估計軍方對此會有不同意見，他們會認為，只有時刻做好核戰爭爆發的準備，核戰爭才永遠不會爆發。可正是這一想法在推動著軍備競爭。我相信那些畢生致力於戰略規劃的專家們會認為我的看法過於天真，所以我盡量把這種看法放在心裡。但對一個像GAC這樣的諮詢委員會而言，運用常識看待問題是個大前提。在任何技術領域，特別是像核武器這樣危險的領域，專家們關注的往往只是很小的方面，你在考慮問題時必須跳出他們劃下的狹窄框框。

「哈羅德，」我說，「我現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賞著窗外美麗的樹林和佩諾布斯科特灣。我為什麼要去華盛頓呢？」

雖然這個提議讓我很是受寵若驚，但我沒有外事工作的經驗，所以要是接受了這個工作，又得開始大傷腦筋。而且，我在許多基本問題上的看法同圖恩的差異並不是那麼大，儘管我沒有他那麼好鬥。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我不確定接受這個工作對奧莉芙是否公平。她真的很沮喪——她越聽別人說關於莫斯科的事情，就越是不喜歡我出任駐蘇大使的主意，直到塞勒斯・萬斯打電話告訴她大使官邸斯巴索府有多麼漂亮、我們順便就能把朋友們和孩子們接去參觀之後，她的情緒才有所好轉。奧莉芙和我就這件事情進行了大量的討論，最後我說，我想試試看。我真的希望能夠促進蘇美兩國的關係和軍備控制的進展。我告訴奧莉芙說，這對兒孫們將是最好的事情——不管是我們自己的兒孫還是其他人的兒孫。

沒過多久，委員當中真正的思考者開始顯現出來。沃爾夫岡・帕諾夫斯基指出軍備控制工作中存在一個可怕的悖論：科技發展的速度要比締結協議的過程快，所以我們一邊不斷簽署協議削減已經過時的武器，一邊變著法子製造更為先進的武器。亞瑟・克里姆是我見過的最有遠見的人之一，他指出下面這種想法絕對是謬見：我們能發明出某種俄國人望塵莫及的武器。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升級軍備競爭，每次都以為我們遠遠地趕在了前頭，可蘇聯人用不了幾年就會追上來。這個觀點我特別能理解，因為計算機行業也是如此，就像「跳山羊」一樣，你從我背上跳過，我再從你背上跳過，誰也不曾真正領先，區別只在於計算機不會傷人性命。

委員會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比爾・傑克遜和我規定委員們每個月必須抽出兩天時間開一次會。委員們參加會議全憑自願，而且兩天時間可不算短，所以我以每次到會的委員數目多少來衡量我的工作成績。我會在會議前安排一些熱身活動，像是請曾經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設計工作的物理學家來作報告。每次開會的時候，13個委員中總有10到11個到場，說明大家對這些會議還是很感興趣的。每次會議對我而言都是一次挑戰，因為我從一把手位置上退下來已經七年了，委員會裡又有那麼多的專家，我感覺我只要說錯那麼兩三次話，委員們就再也不會信任我了。所以每次會議前，我都會和傑克遜找個旅館碰面，花上一天時間把開會時的問題先過上一遍。等到真正開會的時候，我已經對會議內容胸有成竹，主持起會議來從容有序。我這輩子都沒有像這樣專註過一件事情呢。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到過這個組織，哈羅德解釋說，這是一個經過挑選的委員會，它的任務是就核戰略問題向總統提出獨立的建議。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宮時建立的，直接向總統報告，是社會傑出人士進入軍方幕後、了解軍備競爭真實情況的一個途徑。布朗和萬斯顯然都覺得我是領導軍備控制和裁軍問題諮詢委員會的合適人選。我是一個自由派人士，整個職業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領域。我還在蘇聯待過足夠長的時間，先是作為軍人，之後是作為企業家，因而我並不陌生蘇聯人看待問題的方式。https://read.99csw.com我將蘇聯人看成有責任感的民族，他們同我們一樣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所以同他們協商、制定裁減軍備的協議是行得通的。

距離正式任命還有很長時間，我卻發現自己成為了一場大論戰的中心。許多外交政策專家認為我是一個錯誤人選，認為駐莫斯科大使應該是圖恩那樣會說俄語、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而不是一個具有良好意願的外行。駐莫斯科大使被普遍認為是對人選要求最高的外事職位之一，三十年來一直由專業人士出任。還有報道說，如果卡特總統繼續考慮讓我出任這一職務，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中的實權人物將採取行動，同我競爭這個職位。許多持反對意見的人不知道我在軍備控制方面的經驗；他們以為卡特總統突然決定開始對蘇聯採取溫和態度，所以派出一個IBM前董事長，不過是為了開啟兩國之間的貿易大門。我的支持者們也發起了一場遊說行動，一一辯駁這些說法。他們公開了我在GAC的工作經歷，指出我曾多次去過莫斯科，對我的任命符合派遣商人政治家擔任大使的光榮傳統，像哈里曼就曾在二戰期間出任駐蘇聯大使。

我把去巴塔哥尼亞的計劃收起來。接下來的6個月里，我將主持召開第一次GAC的會議。我在華盛頓和紐約之間穿梭往來，儘可能多地學習關於談判、政策和核武器的知識。我聽取了軍備控制及裁軍處、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國防部國內安全處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的簡要彙報。我花了無數個小時聽軍事分析家用假設語氣談論核進攻、核反攻、數千萬乃至數億的傷亡。那樣的情形讓我感到十分震驚。這些人談起核災難總是使用術語，所以一場幾個小時的談話下來，很可能連一個人的死都未曾提及。我覺得他們看待事情的方式整個就是錯的。

我的任務就是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想辦法將它們整理成一致的報告。我知道，在像麥喬治・邦迪那樣才華橫溢、經驗豐富的人面前，外行想不被唬到都不容易，古巴導彈危機期間，麥喬治・邦迪可是一直在肯尼迪總統左右出謀劃策。所以我明確規定，專家委員在發言的時候要盡量保證能讓其他委員聽明白。同時我又想到，對於核彈，民間有許多不同看法，讓專家委員們見識見識其中那些激進的看法肯定也會有所幫助。於是我為委員們安排了一次放映會，放映了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天才諷刺之作《奇愛博士》。當身為美國頂尖軍事戰略家之一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聽說要在會上放這部電影時，忍不住說：「你怎麼能給認真地想要了解核武器的人看這種不切實際的電影！」我承認影片中飛行員頭戴牛仔帽騎著氫彈飛行的場景確實有些牽強。但我覺得影片的其他部分還是很真實可信的——所有那些因為防護措施不當導致的事件。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那些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開關上的也只是有血有肉的人，影片中那樣的災難真的可能發生。

我覺得委員們除非親眼看看核武器，否則將很難就這個問題作出明智的思考。於是傑克遜和我將委員們帶到新墨西哥州，參觀了原子彈的誕生地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以及位於阿爾布開克的桑迪亞國家實驗室，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由能源部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共同管理，進行核彈組件的開發。我們在那裡參觀了一個能源部的歷史展，其中就有當年投到日本廣島的那顆原子彈「小男孩」的全尺寸複製品和投到日本長崎的「胖子」的複製品。接著我們又參觀了位於桑迪亞的一個武器庫，我們坐在那裡，各種各樣的核武器用橡膠輪推車無聲無息地推出來讓我們過目。推車的技術人員穿著很像IBM的員工：深灰色的西裝、白襯衣、黑皮鞋。這些核彈都是最新研製的型號，個頭不大，看起來只是些6英尺長的圓柱體，但它們其中一些的威力要比「胖子」大上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我永遠忘不了一種叫作「當量可變式炸彈（Dial-a-Yield）」的核武器。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想要調整一顆核彈的爆炸威力，也不知道在核戰進行當中他們怎麼有時間或是意願去調整一顆核彈的當量。不過某些工程師可能會想當然地這麼說：「你看，我們只是不想把所有東西都炸上天。讓我們設計一種當量可變式炸彈吧。要https://read.99csw.com是我們把它的當量調小，它的爆炸威力可能就非常小；要是我們把它的當量調大，它的爆炸威力就非常巨大。」整個委員會的成員看到這些東西之後都說不出話來，即使是萊恩・柯克蘭和其他的強硬派人士。當你面對整整一屋子的核武器時，都會情不自禁地擔憂起未來。

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當選美國總統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島我的書房裡面計劃一次環繞合恩角的遠航，電話響了起來。電話那頭是新上任的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說：「賽伊和我覺得你應當來華盛頓干點事情。」他口中的賽伊正是當時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Cyrus Vance）。我從IBM公司退休時，他們兩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GAC經常在美國國務院的一間安全室里開會，那裡有一張橢圓形的大桌子，房間牆上鑲著棕色的鑲板，地上鋪著綠色的地毯，頭頂是日光燈。當軍方的高級官員開始向我們進行軍備情況通報時，像亞瑟・克里姆和伯特・庫姆斯這樣的平民委員就會表現得相當激動。在聽取國防部關於巡航導彈或中子彈的最新報告時，會有一個中場休息時間供大家喝喝咖啡，委員們會在這個時候跑到我跟前面色凝重地說：「你能想象這幫人打算將我們置於一個怎樣的境地嗎？我們辛勤工作、積極納稅，而他們給我們設計的未來裏面大家都得死！」儘管如此，委員會裡卻沒有一個人支持單邊銷毀核武器或是徹底銷毀核武器。絕大部分委員只是希望找到辦法緩解當前同蘇聯僵持不下的局面，減少兩國的軍備儲量。

「卡特總統希望你前來主持軍備控制和裁軍問題諮詢委員會（簡稱GAC）。」他答道。

哈羅德・布朗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往那個防核塵地下室里補充補給品了。從心理學的角度說，現在這個時候想把軍備競爭的危險從腦中撇去要比那個時候容易很多——儘管我知道這個危險依然存在，IBM也在為武器實驗室提供著計算機。時至今日，軍備競爭已經升級了好幾次。我們部署了新一代的「民兵」式洲際彈道導彈；我們在蘇聯周邊部署了北極星式核潛艇；我們往所有的導彈上裝上了多重彈頭。蘇聯人自然也是緊追慢趕，不甘落後。而控制軍備的工作則遠遠滯后，現在看來一場危機一觸即發。第一份《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已經過時，《限制戰略核武器協定II》尚在協商之中，與此同時，蘇美兩國的軍備競爭正處在另一次升級的邊緣。

當我離開GAC時，亞瑟・克里姆和他的夫人瑪蒂爾德在他們位於紐約的漂亮房子里為我舉辦了一個聚會。麥克・邦迪代表委員會致了歡送辭，並送給我一套殖民地風格的白鑞湯匙。我永遠忘不了他風趣的發言：「當你看到這套湯匙時，湯姆，你會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當你用它們同朋友們共享筵席時，它們就太長了；當你同惡魔坐在一起喝湯時，它們又太短了。也許你在莫斯科用它們長短正好。當你看到它們的時候，請記得此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誠摯地愛你，我們的愛將與你同在。」這是我經歷過的最美好的送別儀式。

我覺得我們給卡特總統的第一份報告應該得到委員會的一致通過，但當時在委員里有著各種各樣的意見，很難達成統一。絕大多數委員贊成通過談判來叫停軍備競爭。萊恩・柯克蘭卻總是給大家潑冷水。他總說：「同那蘇聯人簽的協議屁都不是。」他同斯庫普・傑克遜走得很近，斯庫普・傑克遜是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資深成員，主張美國應該積極發展軍備，對蘇聯持強硬態度。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主任的哈羅德・阿格紐則有點故意攪局的意思——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就是不明確表達自己的態度。開會的時候他會默默地坐在一邊，然後突然對我們正在討論的某個想法發表一通尖刻的評論，然後又坐回去繼續一言不發。斯考克羅夫特的態度也很含糊，儘管他是我所見過的最有才幹、頭腦最清晰的軍方人士。

「好吧，那能讓我們上去同您談談您的人生經歷嗎？」

我們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都不一致，但在美國空軍向我們展示了他們新的MX導彈計劃之後，我們終於達成了共識。實施這一計劃等於開啟了新一輪的軍備競爭，美國空軍打算在沙漠地區挖掘數千個發射井，將導彈放https://read.99csw.com到發射井裡，這樣蘇聯人就很難進行空中打擊。每二十個發射井中只有一個裝備真正的導彈，其餘的則會裝上假導彈混淆視聽。這個導彈計劃規模巨大，包括了300枚新型MX洲際戰略導彈（每枚導彈配置10個彈頭）、數百台用於運送導彈的巨型拖車、5700個假導彈及600個導彈發射井，預計花費500億美元。我們在1978年夏天聽取了關於MX導彈計劃的簡報。國務院對此項計劃持反對態度，中央情報局則派了個人來告訴我們這個計劃所謂的「障眼法」有多麼荒謬。他說：「我們對怎麼瞞過敵人的耳目略知一二，那些假髮射井可騙不了任何人。」

負責GAC的工作讓我樂在其中，我很樂意在卡特總統任期結束前一直待在委員會裡工作。奧莉芙也很高興看到這份工作給我帶來的影響；她說自從我離開IBM以來，她還是第一次看到我這麼開心、這麼放鬆。可是在1979年5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爾科姆・圖恩（Malcolm Toon）即將退休，埃夫里爾・哈里曼推舉我接替這個職位。這個消息是奧莉芙先看到的，她因此變得很不開心。她說：「這意思是說我們要去蘇聯啦？」想到要和自己的兒孫分開，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她真的嚇壞了。「給我看看那條消息！」我說，「這太荒唐了！我們不會去莫斯科的。沒人跟我提過這事。」

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提議，事後想來連我自己都有點吃驚。在我心臟病發作之前，對於華盛頓發來的邀請我都是敬謝不敏的。我當時認為，離開IBM的做法是不對的，而且我也不想因為涉足一些我完全不了解遊戲規則的領域而敗壞自己的形象。但現在我退休了，好幾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在進行探險遠行。現在執政的是民主黨——很長時間以來的第一次——這能讓我有機會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同許多美國人一樣，自20世紀60年代初之後，我對第三次世界大戰沒有想過太多。我還記得古巴導彈危機時那些可怕的日子：每個人都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旁等著最新的事態報道。當時我給自己家建了個防核塵地下室，還在IBM推行了一個「家庭防空洞建設貸款計劃」，每個想在自己家建防空洞的員工都能得到一筆貸款。但當越來越多的人建起防空洞，整件事情看起來反而越來越沒有道理。你可以在防空洞里躲上三十天，可當你出來的時候，又會看到什麼呢？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無數掠奪成性的人，你和你的家人還是沒有安全可言。我們都在防空洞里準備了手槍和步槍，但整件事情開始顯得荒謬了。很快人們似乎就認識到，如果核戰爭真的爆發，想方設法倖存下來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回答說：「我還沒有聽到任何關於正式任命的消息，所以我想我沒有立場談這個。」

在最開始的幾個月里，我必須拜訪40位參議員，建立一個人際關係網，委員會要想有所作為，會很需要這個關係網。我從GAC的執行理事比爾・傑克遜（Bill Jackson）那裡得到了很大幫助，他曾是參議員艾倫・克蘭斯頓（Alan Cranston）在外交政策和國防問題方面的首席法律助理，對國會的行事規則十分了解。傑克遜當時40歲左右，個子不高，脾氣很急，手裡老是拎著一個大大的公文包，他十分有熱情，有時候甚至有點過頭，反而不能將自己的想法用簡明扼要的方式表達出來——至少不是IBM要求的那種方式。但他能夠看到事物的本質，有著敏銳的政治直覺，所以我改變了自己IBM式的行事方式，依照他的方式行事。在傑克遜的安排下，我對各位國會議員進行了禮節性拜訪，從像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那樣的自由派人士到像斯庫普・傑克遜（Scoop Jackson）那樣的強硬派人士。我還會見了許多蘇聯問題專家，以尋求建議，像是銀行家、前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和約翰・J·麥克萊（John J.McCloy）——他是該委員會在1961年創建時的第一任主席。

我不知道該怎麼玩政治，但我漸漸開始認識到，政治從某些方面來講，同做推銷員並沒有太大區別。我在推銷穿孔卡片機時學到的那些東西也能用在這兒，像是絕不要浪費顧客的時間，永遠同秘書們搞好關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