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①Rothschild一姓在十九世紀歐洲銀行界中佔著極大的勢力，是一個豪富的猶太的家族。這裏指的是JamesdeRothschild（1792—1868），他創辦巴黎銀行。1822年他任奧匈駐巴黎總領事，給路易·腓力普的政府幫過大忙。——譯者
一個封建的領主佔領了一塊肥沃的土地。然而這塊土地上沒有居民的時候，這個領主仍還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對於他並沒有什麼貢獻；好象他有著月球里的一個地方一樣。
在將來農人耕田不必再拿他的出產品的一半獻給地主的時候，在那改良土地使收穫豐饒的機器可以由耕田人自由使用的時候，在工場內工人不再為獨佔者利用，而得儘力為社會製造物品的時候，——那時我們可以看見勞動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充足的飲食吃了；而羅斯齊爾德和其他的掠奪者卻早已不存在了。
我們看看中世紀，那是大富豪勃興的時期。
那些狡猾的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想法，他們說：「呵！充公！我也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把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處讓各人自由取用，並且把那些最好的搶去就是了。」
①這裏似乎應該作1793年。——譯者
至於商業，似乎是在這規則以外的。有人告訴我們說：「有一個人從中國買了茶葉運到法國，在他的本錢之外，獲得百分之三十的利益。他並沒有掠奪過什麼人。」
目前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紀的情形一樣，農夫的貧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財富的泉源。
其實這情形仍還是一樣的。要是這個商人把茶包放在背上自己運過來，倒很好。在中世紀初葉通行的外國貿易方法確實是這樣的，所以那時富人的財產並沒有象現在這樣多。中世紀的商人長途跋涉，冒險航海，所得的金錢卻是很少，並且這微小的金錢也很不容易得到；他們並不是為著金錢的緣故才來做這種事情；他們愛旅行愛冒險的心還要勝過他們的愛金錢的心。
反對我們的主張的人會說：「這固然很好，然而羅斯齊爾德這類人也可以從外國跑進來的。譬如一個人在中國積了億萬的財富，然後跑到你們中間來，你們又有什麼法子阻止他呢？你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僱用僕人和工錢勞動者——不許他掠奪他們，利用他們的勞力來發財呢？
你們再到他們的家裡，就可看見他們的妻子兒女穿著襤褸的衣服，他們不知道怎樣活下去，只有等著丈夫和父親歸來。你們看見這種情形，那麼，你們的疑問總可以得到解答罷。
我們就拿一個鞋匠為例，他靠自己的工作獲得很多的錢，他又有許多主顧；他又能拚命地節省，每天可以存起十八便士乃至兩先令；一個月可以存到兩鎊。
據說大富豪羅斯齊爾德①在1848年法國發生革命的時候，看見他的財產有點危險，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說：「我完全承認我的財產是靠了別的無數的人幫忙積蓄起來的；可是倘使把我的財產分配給那麼多的歐洲人，每個人也不過得著四個先令。好罷，無論誰要向我討還這四個先令，我隨時都可以拿給他。」
這便是我們所說的充公的意義；這也就是在革命時期中我們應該盡的責任；我們知道這革命的到來，並不是一二百年後的事，在最近的將來，革命便要來了。
地主的財富是從農夫的貧困得來的，資本家的財富也何嘗不是從這同樣的財源得來！
這樣，他便可以積起小小的財產了，要是他選擇了一種更有利的事業，並且自己又有辦事的才幹，他便可以把他所掠奪的人的數目增加一倍，同時他的收入也會增加一倍的。
①這是巴黎的地方自治機關，在法國大革命中漸漸成了指導革命運動的一個巨大力量。1871年的巴黎公社，則是勞動者的革命政府。——譯者
於是他便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他便可以請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的巨頭以及府廳、官衙、警察局的官僚先生九-九-藏-書們來赴他的宴會。他用他所有的金錢，又可以「和別人的金錢結婚」，騙進更多的金錢來，漸漸地他又可以為他的兒孫取得有利的地位。後來他又得著政府的保護和特許，不過政府要他出點錢供給軍隊或警察；他的金錢又生出更多的金錢來；後來發生戰爭，甚或戰爭的謠言，或者從事證券交易所的投機事業，這些都是他搶錢的大機會。
致富的秘訣是這樣：去找飢餓窮苦的人，每天給他們半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叫他們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十法郎）的物品；用這種方法把錢積蓄起來，然後再靠著國家的幫助做些大的投機事業，使得金錢不斷地增加。
說到衣服，這種道理仍是一樣。我們並不是新幾內亞的蒙昧人。要是那些在生產品與消費品中間定下區別的經濟學家自己奉行著新幾內亞蒙昧人的風俗習慣，那麼，他們的反對論我們還可以了解。那些一個字都不會寫，身上也不|穿襯衫的人，便沒有資格來判別襯衫和筆兩樣東西的區別。倘使我們現社會中的太太們所穿的華麗衣服應該算在奢侈品之列，然而許多麻布的，棉布的，毛織的衣服卻是生產者生活上的必需品。他們做工時穿的襯衫和褲子以及工作完畢后穿的短衣，都是他們不能離開的東西，恰如鐵鎚之於鐵砧一樣。
這便是中世紀內富豪勃興的情形。我們再看現在的情形還不是和從前一樣么？假使農夫們都有著可以自由耕種不納租稅的土地，那麼，誰還願意出五十鎊的金錢去哀求「大人老爺們」賞給一小塊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佔了他的出產的三分之一，他們還肯擔負么？難道他們還願意實行那「折半制度」把他的收穫的一半獻給地主么？
然而他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只要他們能夠靠著耕種土地肥飽地主來維持自己的貧窮的生活，那麼，無論何種條件，他們都肯承認。
「你們不能使全世界同時發生革命。那麼，你們不是要在邊境上設立稅關，檢查一切行人，並且沒收他身邊所帶的金錢么？——無政府主義的警察向著旅客放槍——這真是奇觀呢！」
而且農人因鄉村人口的減少也要受苦的；鄉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製造奢侈品的資本家的暫時增高的工錢的誘惑，或者受著活躍的都市生活的引誘，群集到大都市來。還有工業的人為的保護，外國的工業的掠奪，證券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產機械的困難等等，——這一切的作用現今都是不利於農業的。總之，農夫所苦的，不僅是地租，而且是整個基礎在掠奪上面的複雜的現社會情形。因此縱使土地的充公實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種田地，使土壤得盡量發展，得到最大的收穫，而且又不納地租，然而事實上農業也只能享著一時的繁盛（其實這是極不可靠的，沒有這樣的事），後來一定要退到現在這樣的慘狀的。一切又非從新開始不可，並且還增加了許多困難。
充公
民眾是不會錯的。民眾的手段還要比那些在生產工具與消費品中間劃出許多區別的經濟學家的手段更合於科學，民眾知道這革命的出發點。他們要建立名實相符真正合於科學的唯一經濟科學的基礎，使經濟學值得稱為「人類欲求及其滿足的經濟方法之研究」前科學。
這便是人們常說的「經濟致富，勤儉持家。」其實不過是掠奪貧民罷了。
就工業而論，道理也是一樣。把工廠交給工人，如前面所說，把土地收歸農人共有一樣。廠主雖然沒有了，然而仍舊讓地主私有土地，銀行家私有金錢，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群依靠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遊民和幾千百個中間人以及那個養著無數官吏的國家繼續存在下去——這樣一來，工業自然會陷於停頓。在多數貧苦農民中間，實在找不出工業製造品的主顧來。工人自己沒有原料；又因為通商的阻止和工業遍於世界的緣故，他們的製造品不能輸出；九-九-藏-書製造者便覺得不能夠競爭下去了，於是無數的勞動者又被驅逐到街上來。這些迫於饑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幾個正要預備來掠奪他們的陰謀家面前低頭了。他們只要得著允許他們做工的保證，甚至恢復了舊的奴隸制，他們也承認的。
這種議論根本就有一個大錯誤。發這種議論的人完全沒有考究過有錢人的財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要是他們稍為想一下，他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財產是從貧民的窮苦中來的。沒有窮人的地方，也就沒有掠奪窮人以自肥的富翁。
①范德貝爾特一家（Vanderbilts）是美國的富豪。父親Cornelius（1794—1877）是一個著名的財政家。長孫Cornelius（1843—1899）又是一個有名的企業家，曾任幾個鐵路公司的總經理。——譯者
這類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們隨意去選票；你們去考察一切財產的起源，不問大小，不問是由商業、金融、工業、土地得來的。你們一定會發見，富人的財富總是從貧民的窮困中生出來的。這便是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不怕羅斯齊爾德搬進來居住的理由。假若社會中的各個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時的生產勞動以後，誰也有權利享受文明所帶來的一切快樂，並且還有權利享受科學藝術所貢獻與人類的更深的娛樂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學和藝術便可以得到），他們絕對不會為著微少的工錢，出賣他們的體力了。那時絕對沒有人願意為著增加羅斯齊爾德的財富，去替他做工了。他的金幣不過是許多金屬的碎片而已，他可以拿來做別的用，然而要用它來增加他的財富，卻是斷乎不行。
同時這個鞋匠也沒有因為雇了徒弟便受到損失。假若他的生意忙，他便要收第二個徒弟，後來又收第三個。漸漸地他又雇了兩三個工人來——這自然也是貧民，他們每天做出值五先令的東西，然而只得到半克郎的工錢，便非常感激了。倘使這個鞋匠「運氣好」，這就是說倘使他是一個很機敏又很卑鄙的人，他每天便可以從工人和徒弟的身上掠取一鎊的錢，這還要超過他自己生產的東西的價值。他便能夠擴充他的事業。漸漸地他就成了富翁了。他不感到生活必需品的缺乏了，也不必為日用的衣食而勞動了。他還要把他的小小的財產留給他的子孫。
好，就這樣，他到了五十歲也不能夠存到八百鎊；在他不能夠做工的時候，他要靠這筆款子來支持他的殘年，他是不能夠的。這確實不是積蓄財產的方法。然而假使這個鞋匠每次存了幾個便士，便立刻拿去存在儲蓄銀行里。儲蓄銀行又把這筆款子借給資本家，那些資本家恰恰要「僱用勞動者」，這就是說要掠奪貧民。一方面這個鞋匠又收了一個窮苦人家的孩子做徒弟，這個窮人還以為要是五年以後他的孩子學成了手藝能夠自謀生活，他自己便是很幸福的。
實在，在近代國家中，已經建立了許久的各種關係是不能夠部分地改革的。現在的經濟組織正象是許多車輪之中又包含著車輪那樣——這種機關是異常複雜，並且互相綜錯的，倘使不攪亂全體，只求一部分的改良，這是一定做不到的。當我們著手把一些東西充公的時候，我們便可以立刻了解這種道理的。
美國大財產的十分之九都是那種得著國家幫助的大規模的欺騙的結果（如亨利·喬治①在他的社會問題一書中所說的）。在歐洲各國（無論是君主國，或民主國）中的財產的十分之九，也是由這同樣的原因生出來的。要成一個大富豪，並沒有兩條路可走。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然而民眾心目中的革命卻是這樣。當他們把政府推倒以後，他們最先便要找尋他們的相當的住所，充分的食物和衣服的確實保證——並不必付什麼租稅給資本家。
那些貧民無日不想努力改善他們的情形。不用說有一天他們在路上，在領主的地方看見了一https://read.99csw.com塊牌子，用他們所能夠了解的符號寫著：那些願意在這境內居住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來建造房屋，耕種田地，並且一部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內，得免納租稅。這年限是用許許多多的十字元號來表示的，那些農夫能夠了解這些十字的意思。
這樣的議論，應用到食物上去更易了解。那些建立上述充公的區別的所謂經濟學家恐怕也不得不承認機械中燃燒的煤與原料本身一樣，皆是生產上的必需。同樣，沒有食物，人的機械也就不能夠動作；然則，我們怎麼能夠把食物一項從生產者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除去呢？這是宗教的玄學之遺物嗎？富豪的盛饌誠然是過於奢侈的東西；然而勞動者的食物不過是生產的一部分，恰與蒸汽機中所燒的煤一樣。
在那個時候，也沒有人為著那點少得只值他的生產的小部分的工錢而出賣他的勞力了。
假若農業脫離了大地主的束縛，而工業仍舊是資本家，商人和銀行的奴隸，那麼，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出來。現在的農人所苦的，不僅是要納地租給地主，而且還要受著那四面八方來的現社會情形的壓迫。他也會受到商人的掠奪，那個商人拿了一把鋤頭要他出半克郎買去，其實就造成這把鋤頭所費的勞力算來，它的價值還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個蘇）呢！國家也向他徵稅了；國家沒有那一群可怖的官僚階級是不能夠存在的，而且還要維持耗費極大的軍隊，因為各國商人不斷地競爭市場，有一天會因為亞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奪事件，起了一點小糾紛，結果便引起一場大戰。
①HenryGeorge（1839—1890），美國經濟學家和新聞記者。「土地單一稅」運動在美國的主倡者，反對土地私有制度最力，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進步與貧困》（Pro－gressandPoverty，1879）。——譯者
我們姑且假定在某一國內已經實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象從前就有人提倡過許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財產收歸社會所有，工廠則完全不管（如亨利·喬治所主張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內，房產已歸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歸私人所有；又或在一個工業中心地，工廠已收歸公有，但土地仍讓私人領有著。
無政府主義的大體觀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獨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遊盪當作最上理想的人們中間，得到了很多的共鳴，而且還比我們所想象的多得多。我們的朋友常常警告我們說：「你們也不可以走得太遠了！人類不能在一天裏面便改變過來的。你們所說的充公和無政府的計劃不可做得很急，否則，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險。」
這樣答覆了上面的反對論，同時也把充公的範圍表示出來了。凡是能夠使人（不管是金融家，工業主或地主）壟斷他人勞力的產物的一切東西都應該充公。我們的方式是簡單而易了解的。
假定這個鞋匠並不患病，他雖然拚命節省，每天卻不肯餓著肚皮；又假定他不結婚，他沒有兒女；他也不會患肺病死掉；假定一切情形都和你們所想的一樣！
這樣，那許多貧民便來到領主的土地上住下來。他們修道路，排沼澤，建村落。過了九年或十年，領主便開始向他們徵稅了。再過了五年，他又要增加他們的租稅了。隨後領主又把地租增加到兩倍，那些農夫只有服從，因為到處都是一樣，他們不能夠在外面找到較好的地方。後來領主們又製造出了法律，靠著這法律的力量，農夫們的貧困就漸漸地變成了領主們的財源。掠奪農民的不僅是領主，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掠奪者也跑到鄉村裡來了。農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們的數目也增加一倍。
到了現在，方法更簡單了。只要有點資本的商人，他想致富，也不必離開他的桌子。他只向代理人打個電報說要買一百噸茶葉，便行了。貨ｒｅad.９9ｃｓｗ•ｃｏm物裝上了船，在幾個星期以內便可以運到，倘使這是帆船，在三個月以內也可以運到。他的茶葉和船都是保了險的，所以在中途也不怕發生危險事情；他費去了四千鎊的資本，可以得到五六千鎊以上的錢；要是他不販賣新奇貨物做投機事業（成功時可得兩倍的利，失敗時一文也不會剩下），他那五六千鎊是靠得住的了。
倘使這附近的人的每日生活都不成問題，既不必憂慮麵包缺乏，而日常必需的物品也頗充足，那麼，誰還願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產值一克郎（法文本作五、六法郎）以上的物品的時間，用來替資本家作工，去換取每日半個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的工錢呢？
例如一個中產階級的市民，他有二萬鎊的財產。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千鎊，在目前這樣奢侈的社會裡這簡直是一筆很小很小的數目。然而到了第十年年尾他便一錢莫名了。所以他如果是一個注重實際利益的人，他便把他的財產放著不用，另外去找一點小小的常年進款。
Ⅲ
文明社會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綜錯的；不去變更全體只來改良一部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攻擊私有財產的時候，不論是工業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們應該攻擊到全體。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著這一點。
我們這個領主怎樣去發財呢？他去尋找農夫——尋找那些貧窮的農夫！
我們並不想剝取任何人的大衣，我們只想給勞動者以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常常因為缺乏這些東西的緣故，便不得不墜入掠奪者的陷阱裏面；我們還要盡我們的全力來使任何人都不會感到缺乏什麼，使任何人都不會為著養活他自己和他的兒女的緣故，不得不出賣他的腕力。總之，這樣的事，在將來是不會再發生的了。
①四萬鎊，法文本作五十萬法郎；二百五十個工人，法文本作五百個。——譯者
假若每一個農夫都有一塊土地，不必繳納什麼租稅，並且還有耕種上所必需的器具和資本，那麼，誰肯去耕種領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顧他自己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卻還有許多貧窮的人。他們是受了戰爭，洪水和瘟疫的摧殘以後才變成貧困的。他們沒有耕田的馬，也沒有鋤頭（在中世紀鐵價異常昂貴，而馱馬更值價）。
然而有些社會主義者還要想建立一種區別出來。他們說：「自然哪，土地、礦山、工廠非充公不可；這些東西是生產工具，看做公共財產是正當的，但是消費品（食物、衣服、住宅等）則應該視作私有財產。」
我們也不必來說那些小的財產，經濟學家以為這是由於先見和節儉而積起來的，其實我們知道積蓄起來的金錢若不用去掠奪貧民，這樣的積蓄絕對不會生利的。
這種取笑的話其實並沒有根據，並且也是錯誤的。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把大衣拿來這樣地分配，雖然我們也可以說就是這樣的辦法，對於那些凍著的人也有一點好處。我們並不想把羅斯齊爾德的財產拿來這樣地分配。我們預備做的是把社會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十分合宜，使得這世界中的每個人都有學到一種有用的職業，而且還能夠熟習這種職業的機會，其次是應該讓他自由地做事，不必要得到什麼主人的允許，也不必把他的生產的大部分送給地主和資本家。至於羅斯齊爾德或范德貝爾特①諸人的財產，只合供我們組織這種共同生產制度的需用罷了。
這在現社會中是很容易的事，因為城裡或村裡，都住滿了那些連一個月甚或兩星期中間的生活都不能夠維持的勞動者。這位先生便開辦了一所工廠。倘使他在外面有一種「能幹」的聲譽，那麼銀行又會另外借二萬鎊給他；他有了這四萬鎊，便可以僱用二百五十個工人了①。
而且，縱使我們自己希望只實現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時我們會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神聖的財產權」的原理動搖了以後，無論什麼理論學說都不能夠救它了。這一個地方的田野read.99csw.com奴隸，那一個地方的工業奴隸，都要起來推翻私有財產，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個大都市（如巴黎）單把住宅和工廠充公，那麼同時對於銀行家以從前公債的利息這個名義向公社徵收二百萬鎊稅款的事，勢必加以拒絕。這個大都市又不得不和農業地方接觸，它的影響一定會使農人脫去地主的束縛。並且為著使市民容易得到食物和工作的緣故，特別為著防止糧食糜費的緣故，鐵道也應該收歸公有。還要防備那些收買谷糧的投機者，不可象1793年巴黎公社①那樣吃了那種人的虧，所以物品的貯藏和生產物的分配這些事，非由都市自己辦理不可。
然而，他怎樣能夠看見那些甘願飄洋過海，往來中國，忍耐苦痛的賤役，為著微少的工錢就置生命于不顧的水手呢？他又怎樣能夠看見那些為饑寒所迫，圖少許工資，來替他上貨卸貨的苦力呢？那些都是又餓又冷的窮人。試走到海港地方去，並且走進碼頭上的小飯館小酒店去看看那些來求餬口的人。他們在天一明便群集在碼頭的入口，希望能夠在船上找點工作做。再看那些水手有時幾星期或者幾個月得不到工作，一旦被雇去航行遠洋，他們還以為是異常幸福的事。他們一生大概以船為家，長久在海上生活，他們住的船也是常常改換的，他們到後來終於葬身於渺渺波濤之中。
然而我們對於充公的憂慮正與這個意見相反。我們是恐怕充公不能盡量地做去；恐怕實行的規模太小，以致不能繼續長久。我們怕的是把革命的熱情半途抑壓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徹底做去；這樣的辦法，既不能討好任何人，並且還會生出可怕的社會混亂，阻止了社會的常態的活動，完全把生氣喪失了——這種不徹底的辦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並且一定會幫助反動勢力的復興。
不幸——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都市的貧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鎮內都住滿了極可憐的貧民；他們的小孩終日叫喊著要吃麵包。所以在工廠還未設備完善的時候，他們便連忙去報名了。一個只要僱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也有三百人圍在工廠的門前。要是廠主有普通的辦事才幹，在他的機械動轉以後，一年中間他便可以從他所僱用的每個工人身上獲得四千鎊的凈利。
這個微妙的區別其實還不及一般人的常識高明。我們不是那些住在森林中靠樹枝避蔭的蒙昧人。文明人是離不開屋頂、居室、火爐、卧床的。不錯，卧床、居室、房屋確實是那般不生產的人的懶惰的家庭。至於勞動者的溫暖而又明亮的居室，不過是他的生產器械，恰與其他的器具、機械一樣。這居室便是他積蓄明日工作所需要的體力的地方。勞動者的休息，好象是機械的每日修繕一樣。
Ⅱ
或者，更進一步，把地主也驅逐了，工廠與製造所自然仍歸工人管理；可是經手買賣的中間人依然存在；他們便要來榨取製造者的生產物，並且還要在大的商業中心地做穀類、麵粉、肉類、雜貨等等的投機貿易。生產物的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麵包，而同時大的製造業中心地所出產的奢侈品又找不到買主（如里昂的絲綢沒有人要了），——這時反革命便會立刻發生。於是殺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會被槍林彈雨掃蕩凈盡。而政敵的處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斷地發生，恰如1815年①、1848年和1871年法國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樣。
這個大富豪把話說了以後，他仍舊逍遙自在地在弗蘭克福的大街上散步。偶爾有三四個過路的人向他要他們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錢給了他們。他的計策果然成功了。羅斯齊爾德一家至今仍舊保持著他們的財產。
在這些情形里仍會得到同樣的結果——這便是工業組織之可怕的瓦解，無法依照新方針來改革工業組織。工業和金融完全阻滯了；甚至要回復到正義的第一原則也不能夠；而社會也不能保持其全體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