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朋黨挑戰到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權威，所以這一直以來就是歷代統治者深感頭痛的棘手問題，在清代也不例外。雍正朝鄂爾泰、張廷玉兩大集團的爭鬥，一直延續到乾隆朝，而且愈演愈烈。最終，在乾隆皇帝的精心運作下，終於先後消除了兩大集團，平衡了朝中勢力，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形成較大的朋黨勢力，有力地維護了集權統治。

然而，鄂、張二黨及其本人的舉動令乾隆皇帝大失所望，惱怒之餘的乾隆皇帝不得不放棄「感化」策略，而採取威嚴措施打擊黨爭。

之後，乾隆皇帝命令九卿討論張廷玉是否有資格配享太廟，並定議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皇帝的心意，一致認為應該罷免張廷玉配享太廟，並上奏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以此為依據，修改雍正皇帝遺詔，也不再記得自己對張廷玉的許諾，罷除了張廷玉死後配享太廟的待遇。乾隆皇帝此舉一方面顯示了專制制度下皇權的至高無上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徹底打擊了張廷玉的勢力，使朋黨不再成為危及皇權穩定的隱患因素。

乾隆六年（1741年），時任左都御史的劉統勛上書彈劾張廷玉及其黨羽訥親。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曆事三朝，遭逢極盛，然晚節當慎，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雲『張、姚二姓佔半部縉紳』，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薦舉，或起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議裁汰，惟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召對。屬官奔走恐后，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展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之道。請加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減，免曠廢之虞。」

庄親王允祿于乾隆四年（1739年）以與前廢太子胤礽之子理親王弘皙往來「詭秘」、企圖謀反罪名，被停雙俸，罷都統、削爵位，失去了權勢。

在打擊鄂黨的同時，乾隆皇帝也加緊了對張黨的控制和打擊。當然，乾隆皇帝對張黨的控制和打擊離不開時任左都御史的劉統勛。

同年九月，又有人揭發張廷玉的姻親朱荃曾涉及呂留良案，乾隆皇帝降旨罰張廷玉白銀15000兩，並追繳以前賞賜的各種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張廷玉的其他黨羽如汪由敦等人，也都一一受處罰。當張廷玉於1755年病逝時，乾隆皇帝卻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態，寬恕了張廷九_九_藏_書玉的罪過，仍令配享太廟。

鄂、張兩黨勢力的膨脹和明爭暗鬥，在年輕的乾隆皇帝看來，自然不會聽之任之，讓其無限制發展的。乾隆皇帝自登基以來，就發誓「用人之權從不旁落」，因而對私自結黨營私的行為十分痛恨，經常以歷史上的教訓告誡臣下：「明李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僨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

雍正皇帝在位時期，允禮曾秘密奏請蠲免江南諸省民欠漕糧、蘆課、學租、雜稅，允准，因而獲「秉性忠直」、「存心寬厚」、「實心為國」、「盡心竭力」、「操守亦甚清廉」之讚譽。

張廷玉聽后，心急如焚，他對這一榮譽看得極重，因為整個大清王朝自開國以來配享太廟的異姓大臣只有12人，而張廷玉是這12人中唯一的漢臣，如果被撤銷這一待遇，比讓他現在去死還嚴重。於是他立即去見乾隆皇帝，哭咽難抑，竟要求「乞上一言為券」，也就是讓乾隆皇帝給他寫一份保證書。這使乾隆皇帝很不高興，但還是表示不會更改雍正皇帝遺詔，讓張廷玉放心。

1741年，號稱「敢於言事」的御史、鄂黨成員仲永檀（？～1742年）誣告張黨集團接受京城富商俞氏賄銀，將矛頭直指張廷玉及其黨羽。對於這次彈劾，乾隆皇帝並不相信，經過調查亦純系烏有之事，但被牽進此案的提督鄂善卻被查確實收受賄銀一千兩，結果被處死，而揭發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僉都御史，乾隆皇帝還頒諭嘉獎他：「自今以後，居言官之職者，皆當以仲永檀為法，不必畏首畏尾。」

1745年，鄂爾泰病死，但其勢力仍然固結不解，直到1755年發生胡中藻文字獄。胡中藻為鄂爾泰門生，其詩文中多有悖謬之詞，被斬決。此案又牽連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乾隆皇帝令鄂昌自盡，至此鄂黨才遭到沉重打擊。加上鄂爾泰的兩個兒子又相繼在平定準噶爾的戰爭中陣亡，鄂黨勢力從此銷聲匿跡，成為歷史。

隨後繼位的乾隆皇帝，也就是果親王允禮的侄子，對果親王允禮一直繼續委以重任。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二日，果親王允禮生母加徽號；九月十三日，「永賜與親王雙俸」；九月二十日，因「庄親王、果親王便殿賜坐時俱行拜禮，朕心深為不安……皆聖祖仁皇帝之子，大行皇帝之弟，于朕為叔。行輩甚尊，豈可常行拜禮于朕前乎」，命允祿、允禮在便殿召見免除叩拜之禮；九月二十一日，果親王允禮上書建議制定《侵盜錢糧罪例》；十月初四日，命果親王允read.99csw.com禮總理宗人府事務；十月十八日，命果親王允禮打理刑部；乾隆二年（1737年），果親王允禮書成《世宗憲皇帝上諭》有功；乾隆三年（1738年），果親王允禮去世，年42歲。

此後不久，雍正諭宗人府：「著加怡親王俸銀一萬兩，果郡王著照親王給與俸銀俸米。」

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恩寵，使鄂爾泰和張廷玉二人無所顧忌，他們開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勢力，逐漸發展成兩大對立的政治集團。清人昭槤說：「上（指乾隆皇帝）之初年，鄂、張二相國秉政，嗜好不齊，門下互相推舉，漸至分朋引類，陰為角斗。」

此時的劉統勛建議乾隆皇帝，不妨效仿康熙皇帝的做法：「敕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二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與遠房親誼不在此例。若系親房近友，累世密戚，現任之員開列奏聞，自命下之日為始，三年之內，停其升轉。」

雍正末年，鄂爾泰首倡在西南「改土歸流」，對鞏固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於舉措不當，引發貴州苗民反抗，使雍正皇帝頗為不滿，曾下旨切責鄂爾泰，並派出屬於張廷玉集團的張照（1691年～1745年）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揮征剿事務。張照挾門戶之見，存心報復鄂爾泰，到貴州后搜集了鄂爾泰的各種罪狀，向雍正皇帝告發，企圖推翻「改土歸流」政策。時不湊巧，恰遇雍正皇帝駕崩。

第二天，張廷玉只是讓兒子張若澄上朝代謝皇恩，這使乾隆皇帝惱怒萬分，認為張廷玉請求配享太廟時能親自來面奏，謝恩時卻不見駕，是視皇恩為「分所應得」，當即下旨斥責張廷玉。乾隆皇帝這一異常舉動使協辦大學士、張廷玉的門生汪由敦驚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給張廷玉。次日一大早，張廷玉還沒有接到聖旨就進朝謝恩。乾隆皇帝見張廷玉消息如此靈通，更是怒火難捺，查出果然是由張廷玉推薦的汪由敦走漏的消息，立即削去張廷玉爵位，雖然仍保留配享太廟，但已經徹底失寵。而給張廷玉通風報信的門生汪由敦，則罷去協辦大學士及尚書職，留任辦事贖罪。

雍正十三年（1735年）藏曆的正月初一日（藏曆春節），西藏地方政府在惠遠寺舉辦宴會，宴請允禮、章嘉。宴畢，允禮向格桑嘉措宣旨。閏四月初一日，允禮回京。五月二十五日，雍正皇帝命允禮攜寶親王弘曆與和親王弘晝共同辦理苗疆事務。

仲永檀嘗到彈劾的甜頭后，又將矛頭對準張照，說張黨利用職權泄密：「向來密奏留中事件，外間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為九九藏書宣洩者。是權要有耳目，朝廷將不復有耳目矣。」這裏所說的「權要」就是指張黨首領張廷玉。

雍正四年（1726年），允禮奉旨兼管鑲藍旗蒙古都統並負責稽查國子監事務。

雍正七年（1729年），允禮奉命管理工部事務。

仲永檀彈劾不中，張照立即反擊。他探知仲永檀曾將留中密奏的疏稿內容泄露給鄂爾泰之子鄂容安，於是上疏揭發。乾隆皇帝聞奏，即命張廷玉協同其他大臣及三位親王審理此案，結果查實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來親密」，確實有過嚴重泄密之事。

對於鄂爾泰和張廷玉這兩位股肱重臣，雍正皇帝給予了極高的待遇，於1730年頒布諭旨，賜鄂爾泰和張廷玉死後配享太廟。在封建時代，這顯然是皇帝賜給大臣的最高榮譽和獎賞。乾隆皇帝即位后，也同樣敬重二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又在張廷玉七十大壽時御書「調元錫祉」匾額，還親自撰寫對聯和詩贈送張廷玉。

對於劉統勛的這一建議，乾隆皇帝表示贊同。但為了不引起張黨的恐慌，乾隆皇帝又對張廷玉進行撫慰，開導張廷玉說，這樣做對他有益而無害。乾隆皇帝諭曰：「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擅作威福，劉統勛必不敢為此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能鉗制僚寀可知，此國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責重，原不能免人指摘。聞過則喜，古人所尚。若有幾微芥蒂于胸臆間，則非大臣之度矣。大學士張廷玉親族甚眾，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經察議，人知謹飭，轉于廷玉有益。訥親為尚書，固不當模稜推諉，但治事或有未協，朕時加教誨，誡令毋自滿足。今見此奏，益當自勉。至職掌太多，如有可減，候朕裁定。」

乾隆皇帝不僅沒有殺張照，相反還命其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后又任為吏部大臣。乾隆皇帝以後回憶此事時說道：「鄂爾泰、張廷玉素不相得，兩家亦各有私人……蓋（張）照即張（廷玉）欣喜而鄂（爾泰）所惡者，張廣泗即鄂所喜而張所惡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敗，亦不使兩敗俱傷，在余心固自有權衡，而鄂與張兩皆成就為賢臣，不亦善乎？」

然而，對於這位已經失寵的老臣，乾隆皇帝仍不能放過，他不時尋找各種借口斥責張廷玉，使張廷玉寢食難安，想儘快離開京城這個是非之地，回原籍養老。1750年，皇長子、定安親王永璜病死，初祭剛過，張廷玉不顧自己是永璜老師的身份，就急匆匆地向乾隆皇帝奏請回鄉。乾隆皇帝斥責道：「試思伊曾侍朕講讀，又曾為定安親王師傅，而乃漠然無情，一至於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可九九藏書見，此時的乾隆皇帝對張廷玉的怨恨已達到極端程度。

對於鄂爾泰和張廷玉的結黨，乾隆皇帝當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後來就說：「乾隆初年，詔廷臣集思廣益，至再至三。然諸臣章奏亦不過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時事之大者，莫過於鄂爾泰、張廷玉門戶之習，初未聞一言及之。」

劉統勛彈劾張廷玉，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讚賞，劉家也開始受到乾隆皇帝異乎尋常的重視了。這給日後的劉家帶來了許多影響。

雍正八年（1730年），允禮奉命總理戶部三庫事務。

胤禮幼從學沈德潛，豁達識體，不參与皇權之爭。工書法，善詩詞，好遊歷，四川名山大川皆布其足跡，留有遺蹤。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為避名諱，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諱「胤」字而改為「允」字排行，因此又作「允禮」。

雍正十二年（1734年），允禮奉旨遠行泰寧會見格桑嘉措。

雍正六年（1728年），晉為和碩果親王。至此，正黃旗蒙古都統、鑲紅旗滿洲都統、鑲藍旗漢軍都統和鑲藍旗蒙古都統四職，由允禮一人兼任。

允禮從9歲開始隨駕巡幸，至康熙謝世無封。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封十七阿哥允禮為多羅果郡王」，管理藩院事務、正黃旗蒙古都統事務、鑲藍旗漢軍都統事務，兼署右翼前鋒統領，並賜白銀一萬兩。第二年又兼管鑲紅旗滿洲都統，並在是年八月初八日祭大社大稷，往替皇帝行禮。初九日，代皇帝祭孔。

乾隆皇帝雖然支持鄂爾泰的「改土歸流」建議，但對鄂黨的打擊報復卻沒有坐視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壓倒另一派，而是要在兩大集團之間竭力保持平衡，使他們在一個體制下共處，共同效忠於自己。因此，當鄂爾泰要求處死張照時，乾隆皇帝並沒有採納。對此他說：「鄂爾泰欲置伊（即張照）于死地。朕若聽此言，張照豈獲生全？」

但是，乾隆皇帝對鄂、張兩黨並沒有立即採取措施，而是採取了利用、限制到最後剷除的策略，步步緊逼，顯示了高超的統治策略。

雍正皇帝駕崩之前，遺詔庄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四人輔政。

張廷玉在官場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當然知道乾隆皇帝此舉的真正意圖，於是他立即上疏請求辭去兼管吏部事務的職務，此後張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1749年，乾隆皇帝才同意張廷玉以原官並帶伯爵致仕。

1755年春，83歲的張廷玉卒于里第，葬于龍眠山。乾隆皇帝命仍配享太廟，謚文和。清代漢大臣配享太廟，僅張廷玉一人。

但張廷玉的屢次乞退使乾隆皇帝深九*九*藏*書感不悅，因為在他看來，作為人臣侍奉帝王，應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而張廷玉卻為此反覆不休，不顧皇恩寵沃，有失朝廷重臣的風度。

果親王允禮（1697年～1738年），也就是《後宮·甄嬛傳》裏面描述的那個果郡王，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雍正皇帝的異母弟，母為庶妃陳氏，即純裕勤妃。

在乾隆皇帝看來，對兩大政治集團不打擊一派、扶植一派，也不使兩敗俱傷，這樣既可以利用兩派中的優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爾泰、張廷玉醒悟感化，放棄黨爭而成為「賢臣」，就是更加美妙的事。這是乾隆皇帝心中打的如意算盤，也是他作為一代明君的特殊表現。

乾隆皇帝上台以後，繼續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對於張照的提議十分不滿。不久，張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黨的張廣泗負責西南事務。這時，鄂黨佔了上風，又企圖窮治張黨，置張照于死地。

乾隆皇帝這一做法，如果張廷玉死後有知，不知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悲傷？這實在是專制帝王對臣下的惡作劇！

對此，張照建議擴大調查範圍，企圖將鄂爾泰也牽扯進來，將鄂黨一網打盡。但乾隆皇帝深知此時如果剷除鄂黨，就沒有足以和張黨相抗衡的勢力，那時張黨就會為所欲為，肆行無忌了。因此他決定從寬發落，只將仲永檀下獄（后病死於獄），鄂容安也僅令其退出南書房，不再讓其侍奉皇帝，然後又嚴斥鄂爾泰說：「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爾泰于朕前屢奏其端正直率，則其黨庇之處，已屬顯然……其不能擇門生之賢否而奏薦不實，不能訓伊子以謹飭而葛藤未斷之處，朕亦不能為之屢寬也。鄂爾泰自思之，朕從前能用汝，今日能寬汝，將來獨不能重治之罪乎？」

果然，張廷玉的這種做法很快被鄂黨當作攻擊的借口，他們向乾隆皇帝進言，稱張廷玉沒有資格享受死後配享太廟這一朝廷給大臣的最高榮譽。

鄂爾泰是滿洲鑲藍旗人，想當年雍正皇帝還未繼承皇帝位置之時，曾向鄂爾泰索取財物，結果遭到拒絕。因而，雍正皇帝對鄂爾泰格外器重，登基后立即委以重任。1732年，鄂爾泰升至首席軍機大臣，授保和殿大學士。隨著鄂爾泰地位和權勢的上升，一些滿洲官僚相繼依附鄂爾泰，一部分漢族官僚也投靠在鄂爾泰之下，由此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雍正十一年（1733年），允禮奉命管理宗人府事。

對於這一指責，乾隆皇帝也並不相信，他當即指出：「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言外之意是，張黨雖有泄密，但鄂黨更甚。

由此，輔政四大臣就只剩下鄂爾泰和張廷玉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