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門以外，他講的全是實話。」米佳大聲地說道，「他替我捉過虱子，我感謝他，他原諒了我毆打他的事，我感謝他；老人一生老老實實，對我父親忠心耿耿，抵得上七百條哈巴狗。」

開始向他提出問題。他好像不太樂意回答，話特別簡短，甚至帶著一種厭煩的情緒，而且這種情緒越來越強烈，儘管如此，他回答得還是有條有理。許多事情他都說不知道。至於父親和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之間賬務上的糾紛他一無所知。「我也沒有關心這類事，」他說。關於威脅說要殺死父親的話，他曾聽被告說過，關於信封里的錢他是聽斯梅爾佳科夫說的……

「放了洋蘇葉。」

「您瞧，甚至用了酒精。您擦了背部，您太太念了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的虔誠的禱詞。大概瓶子里剩下的部分都喝掉了吧，是這樣嗎？」

「我記得很清楚、很確切，因為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為什麼他要捶打上面那個部位，心髒的位置在下面，我當時覺得我的想法是愚蠢的……我腦子裡曾經閃過這個想法。所以我現在一下子想起來了。我怎麼一直把它給忘記了呢！他指的就是那個香囊，他說他有辦法，但他不願交出這一千五百盧布！在莫克羅耶逮捕他的時候，他曾經大喊大叫——這我知道，是人家轉告我的，他認為一生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就是他本來可以歸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一半的債務（正好是一半！）不是以賊的身份站在她面前，但他最終還是沒有下定決心歸還，寧肯被她當做一個賊，而不願放棄這筆錢！他被那筆債務折磨得非常痛苦，非常痛苦！」阿廖沙感嘆萬分地結束道。

「只是根據他臉上的表情嗎？這是您的全部證據嗎？」

「他自己折磨自己，」她大聲說，「他一直想減輕哥哥的罪名，他向我承認，他自己也不喜歡父親，說不定他自己希望父親早點死。啊，這是一顆深刻的、深刻的良心！他的良心折磨得他痛苦不堪！他什麼都告訴我了，毫無保留，他每天來看我，和我說話，把我當做自己唯一的朋友。我有幸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她突然大聲說道，似乎帶著一種挑釁的神氣，兩眼閃閃發亮。「他找過斯梅爾佳科夫兩次。有一次他來對我說：如果殺人的不是哥哥，而是斯梅爾佳科夫（因為這裏大家都在傳說是斯梅爾佳科夫殺了人），那麼，也許我也有罪，因為斯梅爾佳科夫知道我不喜歡父親，也許他以為我希望父親死。於是我就拿出這封信給他看，於是他確信是哥哥殺的，這使他大為震驚。他無法接受他的親哥哥是弒父兇手這個事實！還在一星期以前我就發現他為這件事而生病了。這幾天他坐在我家裡盡說胡話。我發現他神經出了毛病。他連走路也在說胡話，人家看見他走在街上也是這樣。外地來的那位醫生根據我的請求替他作了檢查，醫生告訴我，他快要得震顫性譫妄症了——這都得怪他，全是這個惡棍造成的！昨天他聽說斯梅爾佳科夫自殺了，這消息使他震驚萬分，以致他發瘋了……這全是因為這個惡棍，全是為了要拯救這個惡棍！」

格里戈里還是不吭聲。大廳里又傳出一陣輕輕的笑聲。首席法官挪動了一下身子。

「對不起，難道不可能宣告無罪嗎？」我們的一位年輕官員在另一堆人中大聲嚷嚷。

「您剛才提到的『壞蛋』是指誰？」檢察官探問道。

「怎麼？間接說過？」

「怎麼啦？」

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顯然選擇了嚴格的歷史敘述方法，這種方法是所有神經質的演說家非常喜歡使用的，他們故意嚴格規定範圍，克制自己按捺不住的狂熱。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演說到這裏的時候，對那位「以前的」、「無可爭辯」的人物作了特別的發揮，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些相當有趣的觀點：「本來醋勁十足的卡拉馬佐夫，在那位『以前的』、『無可爭辯』的人物面前彷彿突然一下子倒下去消失了。尤為奇怪的是：他以前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這種新的危險——突然冒出一個他意想不到的情敵。他總以為，那是遙遠的事情，而卡拉馬佐夫永遠只生活在現在。也許他認為他只是一種虛構。可是他懷著一顆痛楚的心終於一下子明白了，這個女人之所以隱瞞了這個新的情敵，之所以一直在哄騙他，就是因為這個從天而降的情敵對於她來說絕非幻影，也非虛構，而是她的一切，她一生的希望——他恍然大悟之後一下子變得心平氣和了。有什麼辦法呢，各位陪審員先生，我不能對被告突然出現的一個心理特點避而不談。本來他無論如何也不會表現出這個特點，可是現在他突然流露出一種強烈的需要——堅持真理，尊重女性，承認她有愛的權利。而且在什麼時候呢？就在他為了她而雙手沾滿父親鮮血的時候！說實話，這時候死者流的鮮血已經開始要求報復了，因為他毀掉了自己的靈魂和自己在人世間的前途，此刻他必然會情不自禁地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在對於她來說，對於這個他愛得勝於自己靈魂的人來說，他有什麼價值，他怎麼還能與這個「以前的」、「無可爭辯的」人相比，這個人已經懺悔，如今懷著新的愛情、誠懇的建議以及對幸福的新生活的山盟海誓，重新回到了以前被他凌|辱過的女人身邊，而他這個不幸的人如今又能給她什麼，提出什麼建議呢？』這一切卡拉馬佐夫心裏都清楚，他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斷送了他的前程，他只是一個被判了死刑的囚犯，而不是一個有權利生活的人！這個想法把他壓垮，把他摧毀了。他突然選擇了一個瘋狂的計劃。根據卡拉馬佐夫的性格，這項計劃在他心目中是他擺脫可怕處境的唯一的、命中注定的出路。這條出路——就是自殺。他趕緊跑去贖回抵押給官員佩爾霍金的手槍，在路上，一面跑一面從口袋裡掏出所有的錢，為了這些錢他的雙手剛才沾滿了父親的鮮血。啊，他現在最需要的是錢；卡拉馬佐夫快要死了，卡拉馬佐夫即將開槍自殺，但這一點大家都會記住的！難怪我們是詩人，難怪我們像從兩頭燃燒的蠟燭那樣燃盡了我們的一生。『到她那兒去，到她那兒去——啊，我要在那裡舉行空前的盛大宴會，讓大家永遠記住，永遠議論。在粗野的歡呼聲中，在茨岡人的勁歌狂舞中，我們舉杯祝酒，祝賀我所崇拜的女人獲得新的幸福，然後，就在她的腳下，在她面前砸碎自己的腦袋，結束自己的生命！有朝一日她總會想起米佳·卡拉馬佐夫的，她會看到米佳是多麼愛她，她會可憐米佳的！』這裡有許多矯揉造作的東西，許多浪漫的瘋勁，粗野的卡拉馬佐夫式的狂放和傷感，當然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各位陪審員先生，那就是充塞靈魂、縈迴腦際、鑽心浹髓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良心，各位陪審員先生，這就是良心的審判，這是良心的嚴厲譴責！但手槍能平息一切，手槍是唯一的出路，而且也沒有其他出路，至於死後呢？我不知道卡拉馬佐夫當時有沒有想過『死後會怎樣』。卡拉馬佐夫是否能像哈姆雷特那樣去考慮死後會怎樣？不，陪審員先生，人家有哈姆雷特，而我們暫時還只有卡拉馬佐夫！」

「上帝保佑他。伊柳沙不讓說。將來上帝會給我補償的。」

「而且盡嚇唬人，你們注意到沒有，盡嚇唬人。還記得他評價三駕馬車的話嗎？『人家有哈姆雷特，我們這裏暫時還只有卡拉馬佐夫！』這句話他講得巧妙。」

「她旁邊隔兩個座位坐著的那位金髮女郎比她漂亮。」

這時候鈴聲響了，大家回到座位上。費丘科維奇登上了講台。

「辣椒也放了。」

「其實，」他繼續說，「居然在全俄國獲得了如此可悲名聲的卡拉馬佐夫一家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我過於誇張了，但我以為在這個家庭的寫照中似乎透露出我們當代知識界某些共同的基本特點——哦，倒不是所有的特點，而僅僅是一種極其微小的形式，就像『一滴水中見太陽』那樣，但總還是有所表現，有所反映。請大家看一看那個不幸的、放蕩不羈、道德敗壞的老人，他是『一家之長』，十分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位世襲貴族，從充當一名可憐巴巴的食客起家，通過偶然的意想不到的婚姻獲得了一筆嫁妝，從而積累起一筆不大的資產。他本來是個小小的騙子和阿諛奉承的小丑，有點小聰明，而且相當有頭腦，但更重要的是他放高利貸。隨著歲月流逝，也就是說隨著資本的擴大，他越來越神氣了。低三下四和阿諛奉承的那副模樣在他身上消失了，只剩下一個好嘲弄人的、兇狠的無恥之徒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均已泯滅，而求生的慾望卻異常強烈。最後的結果是：除了情慾的享受，他看不到生活中還有什麼別的東西，他也這樣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不承擔任何做父親的道義上的責任。他嘲笑這類義務，他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後院教養，他為自己孩子被人領走感到高興。他甚至完全忘記了他們。老人的道德原則便是『我死後哪怕它洪水滔天』。他的所作所為都與公民的概念背道而馳，他置身於社會之外，甚至對社會抱著敵對的態度，『哪怕全世界都著火，只要我一人舒服就行。』他確實感到十分自在，心滿意足。他希望這樣再活上二三十年。他剋扣親生兒子應得的財產，而且就用兒子的這筆錢，即用兒子從母親的遺產中應得的錢，去爭奪他自己親生兒子的情婦，不，我不想把為被告辯護的權利讓給來自彼得堡的才華過人的辯護律師。我自己能夠說出全部實情，我自己也能理解他在兒子身上引發的滿腔怒火。但是夠了，關於這個不幸的老人說得夠多的了，他已經遭到了報應。但是我們要記住，他是個父親，是當代父親中的一個。我說他是為數眾多的當代父親中的一個，是不是侮辱了社會呢？唉，當代父親中的許多人只不過還沒有像這個人那樣說出種種厚顏無恥的話而已，因為他們的教養要好些，比較文明一些，而實質上卻幾乎和他奉行同樣的哲學。就算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就算是這樣吧，我們已經有言在先，你們會原諒我的。讓我們預先約定，你們可以不相信我，你們別信我，我說了你們別相信為好。但你們總得讓我把話說完，我的有些話你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現在不妨來談談這個老人——這位一家之長的幾個兒子：有一個就坐在我們面前的被告席上，關於他的情況以後再談，其餘兩個我只是一筆帶過。其中年長的那個是一位現代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腦子相當聰明，但他已經沒有任何信仰，否定和抹殺了生活中許許多多的東西，就像他的父親一樣。我們大家都聽過他的講話，他在我們上流社會中受到友好的接待。他不隱瞞自己的見解，恰恰相反，完全相反，這就使我此刻有勇氣比較坦率地談一談他的情況，當然，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卡拉馬佐夫家族中的一個成員。昨天在這兒，在城郊，有一個與本案有很大牽連、有病的白痴自殺身亡。他就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的僕人斯梅爾佳科夫，也許還是他的私生子。他神經質地流著眼淚在預審時告訴我，這位年輕的卡拉馬佐夫，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在精神方面簡直無所顧忌，這使他感到害怕。『據他看來，世上的一切都是允許的，將來什麼都不加禁止，他就一直教我這類東西。』看樣子，這個白痴正因為受到這種教育，才徹底發瘋了，雖然癲癇症和他們家裡突然發生的這場可怕的災難也對他的精神失常產生了影響。但這個白痴也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句話本來是應該由比他聰明些的觀察者說的，所以現在我也要談到這一點。他告訴我：『如果說幾個兒子中有誰在性格上最像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那就是伊凡·費奧多羅維奇！』我就用這句話來結束我對他的性格分析，因為我以為再說下去就不太禮貌了。啊，我不願作出進一步的結論，就像烏鴉對一個年輕人的命運一味報喪一樣。我們今天在這法庭已經看到，他那顆年輕的心還保留著真理的純真力量，對家庭的眷戀之情還沒有被他的無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義所消滅，這些東西多半來自遺傳，而不是通過真正痛苦的思考得來的。現在再來說他的另一個兒子——啊，他還年輕，他篤信上帝，性格溫和，與他哥哥陰暗腐朽的世界觀截然相反。他在探索，力求依附到所謂『人民的根基』上來，或者說是依附到我們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艱深的理論文章中用這個深奧的字眼所表示的那種東西上。你們知道吧，他最後依附了修道院；他自己差一點就削髮當了修士。在他身上，我覺得，似乎是不自覺地而且是過早地表現了一種膽怯的絕望。在我們這個可憐的社會裡現在有許多人因為害怕犬儒主義及其腐蝕作用，錯誤地把一切罪惡都歸咎於歐洲文明，於是抱著這種絕望心理迫不及待地依附到他們所說的『祖國的根基』上，可以說是投入故土的慈母般的懷抱，他們像受了幽靈驚嚇的孩子，渴望能在孱弱的母親的乾癟的胸前安安穩穩睡一覺，甚至睡上一輩子，只要能不看到使他們毛骨悚然的恐怖景象就行。從我這方面來說，我祝願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人一帆風順，希望他那種年輕人的善良心愿和對人民根基的嚮往將來不要在精神上轉化為蒙昧的神秘主義，在政治上變為頑固的沙文主義——這兩種東西對民族的危害也許比曲解地抄襲歐洲文明而造成的危害更加嚴重，他的哥哥就受了這種毒害。」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發問者，沉默片刻后喃喃地說道：

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逐一說明了法庭調查所了解到的有關父子間的財產爭論和家庭關係，一而再，再而三地推斷說，根據現有材料絲毫無法斷定在遺產分割的問題上誰欺騙了誰或誰侵吞了誰，繼而又談到米佳念念不忘的三千盧布，這時候他提到了醫生的鑒定。

「啊，是的，我也是這麼說的，」他固執地接過話，「一人聰明好，兩人聰明好上加好。但另一個聰明人沒有去找他，他卻把自己的聰明放走了……這話是怎麼說的，他將它放到哪兒去了？那個詞兒——他把自己的聰明放走了，可是放到哪兒去的那個詞我忘記了，」說著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劃了一下，「噢，對了，是什帕齊連。」

「您別提什麼神秘主義了，」又一個人大聲叫了起來，「您還是設身處地為伊波利特想一想吧，想想他今後的命運吧！檢察官夫人為了米佳的事明天會把他的眼珠子都摳出來的。」

「是的，他有罪！」

我要預先說明，而且我要堅持說明：我並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傳達法庭上所發生的一切，不僅無法傳達得十分完整，而且無法傳達得有條有理。我總感到，如果一切都記下來並加以必要的說明，那就需要寫整整一本書，甚至是一大部書。因此請大家別埋怨我只介紹使我個人感到震驚和我特別牢記的內容。我可能主次不分，甚至完全忽略最明顯、最必要的特點……不過我看最好還是不要道歉吧。我將儘力而為，讀者自己也會明白，我只能盡我所能去做。

格里戈裡帶著迷惑不解的表情站在那兒，兩隻眼睛獃獃地盯著自己的折磨者。說來也很奇怪，他居然真的不知道現在是公元幾年。

她出現的時候也是一身玄色打扮，肩上披著漂亮的玄色長圍巾。她步履輕柔，像一些豐|滿的女人那樣微微搖晃著身子，無聲無息地走到柵欄前面，她的目光緊緊盯著首席法官，一次也沒有左顧右盼。據我看，此刻她顯得很美麗，根本不像後來太太們所說的那樣蒼白。她們還說她的臉上露出一種專註而兇狠的神色。我只是認為她很生氣，不堪忍受那些喜歡看熱鬧的聽眾投向她的輕蔑而又好奇的目光。她生性高傲，不能容忍別人對她的輕蔑，只要懷疑有誰瞧不起她，馬上就會怒火中燒，渴望報復。與此同時，她當然不免膽小，因為膽小而內心感到羞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她說話有些喜怒無常——她一會兒憤怒，一會兒輕蔑而特別粗魯，一會兒又突然流露出真誠的發自內心的自我譴責和自我控訴的調子。有時候她說話的口氣就好像正在墜入萬丈深淵：「一切都無所謂，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還是要說……」關於跟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來往的事情，她生氣地說：「都不值一提，他來糾纏我，難道這是我的錯嗎？」而一分鐘后她又補充說：「全是我的錯，我取笑了他們父子倆——既取笑了老頭兒，又取笑了這一位，把他們倆弄到這種地步。這一切全是因為我才發生的。」不知為什麼還提到了薩姆索諾夫。「管什麼閑事，」她馬上以一种放肆的挑釁口吻反駁說，「他是我的恩人，當我被趕出家門的時候，他收留了我這個光著腳的苦命人。」不過首席法官相當客氣地提醒她，要針對問題回答，不要扯到無關的細節上去。格魯申卡的臉上泛起了紅暈，兩隻眼睛閃閃發光。

「米堅卡大概會被宣告無罪的。」

莫斯科來的那位醫生在出庭作證時斷然聲稱被告的頭腦不正常，「甚至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他巧妙地大談特談「感情倒錯」和「躁狂」並得出結論說，根據收集到的全部證據，被告還在被捕前幾天無疑已經處於感情倒錯的病態之中，儘管他犯了罪，甚至意識到在犯罪，但幾乎是身不由己的，他完全沒有能力克服當時控制著他的病態的精神衝動。除了感情倒錯之外，醫生還發現了躁狂癥狀，據他說這預示著將來會直接導致完全的精神錯亂。（注意：我現在用自己的話加以轉述，而當時醫生是用科學的專門術語解釋的。）「他的全部行為違背了常理和邏輯，」他繼續說，「且不說我沒有看到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作案過程以及這件慘禍的來龍去脈，可是就在前天和我談話時，他的目光也莫名其妙的獃滯。不該笑的時候他會突然笑起來，經常無緣無故地發火，說一些奇怪的話：什麼『貝爾納』啦，『倫理學』啦，還說些不該說的話。不過醫生認為最能說明這種躁狂癥狀的是：一提到他認為自己受了矇騙的那三千盧布時，被告就怒不可遏，可是在談到或想到其他的種種挫折或自己所受的委屈時卻又相當平靜。此外，還有證據表明，只要一涉及三千盧布，他完全像過去一樣會暴跳如雷，可是證人們又說他沒有私心，也不那麼貪婪。至於說到我那位學識淵博的同行的意見，」莫斯科的醫生在結束髮言時譏諷地補充說，「他認為被告出庭時目光應該看著那些太太而不該直視前方，那我只想指出，類似結論不僅顯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是根本錯誤的。雖然我也完全同意被告進入決定他命運的大廳時不應該直視前方，這確實可以看作是他此刻精神不正常的徵兆，但同時我卻要肯定地說，他不該去看左邊的那些太太，相反，他應該向右看，應該用目光去尋找辯護律師，因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師的幫助上，他的全部命運取決於律師的辯護。」醫生將自己的意見表達得非常果斷和堅決。但最後出庭作證的瓦爾溫斯基醫生所得出的出人意料的結論卻使兩位學識淵博的專家的分歧顯得特別滑稽可笑。在他看來，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被告的精神狀態完全正常，雖然在被捕前他確實應該處在一種神經質和過度興奮的狀態，但發生這種情況可以有多種非常明顯的原因：譬如妒忌，憤怒，不斷酗酒等。但這種神經質的狀態不包括前面所說的那種特殊的「感情倒錯」的成分。至於說到被告進入大廳時該向左看還是向右看，「依鄙人之見」，被告進入大廳時，正應該直視前方，就像他實際上做的那樣，因為他對面坐著首席法官和法官，他的全部命運取決於他們，「因此，他直勾勾地看著前面，恰恰足以證明這時候他的腦子完全正常」。年輕的醫生帶著幾分激烈的情緒結束了自稱為「鄙見」的證詞。

「不能到美國去買嗎？現在已經買美國的糧食了。」

講到這裏的時候，一陣相當熱烈的掌聲打斷了辯護律師。確實，他最後幾句話講得非常誠懇，大家都覺得他也許真有話要說，他現在要說的那些話一定是最重要的。可是首席法官聽到了掌聲以後，大聲威脅說，如果再次發生「類似情況」，就要「驅逐出庭」。大家安靜下來，費丘科維奇開始以一種新的、充滿感情的、跟剛才不同的語氣繼續他的演說。

「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都該記得那個可怕的夜晚——那天晚上的情況今天談得夠多了——兒子悄悄溜進父親的房子，最後終於面對面地站在那個生了他、同時又是跟他作對、欺負他的人跟前。我還是竭力堅持自己的意見——當時他不是去搶錢的，指控他搶劫是荒謬的，這在前面我已經說過了。他闖進去也不是為了殺人，啊，不是的，如果他有預謀，至少他事先要準備兇器，而那把銅杵是無意識地隨手拿的，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它幹什麼。即使他有暗號騙了父親，即使他潛入了他的房間——我已經說過，我絕對不相信這種神話，但就算是這樣吧，暫時讓我們作這樣的假設！各位陪審員先生，我可以用神聖的名義向你們起誓，如果他不是他的父親，而是另一個曾經欺負過他的人，那麼在他跑遍幾個房間並且證實這個女人不在屋裡之後，一定會飛快跑開的，不會給自己的情敵造成任何傷害，也許會打幾下，推一把，但僅此而已，因為他當時還顧不上他，他沒有時間，他需要知道她在哪裡。但那是父親，他的父親——啊，就是他從小憎恨的那個人，他的敵人，欺負他的人，現在又是他可怕的情敵！仇恨的感情不由自主地、無法抑制地控制了他，他已經無法思考了：怒火一下子躥了上來！這是瘋狂和失去理智的衝動，也是本能的衝動，本能因為自己永恆的法則遭到破壞而無法抑制地、不自覺地在進行報復，就像自然界的任何東西一樣，但兇手這時候也沒有殺人——我要強調這一點，我要大聲疾呼這一點——他沒有殺人，他只在極度厭惡和憤怒中揮了一下銅杵，並不想殺人，也不知道會殺人。如果手裡沒有這把倒霉的銅杵，他也許會把父親痛打一頓，但不會打死他。他離開了以後也不知道被他打倒的老人死了沒有。這樣的殺人不是兇殺。這樣的殺人也不是弒父。不，殺死這樣的父親不能稱為弒父。只有出於偏見才會把這件殺人案看作大逆不道的弒父案！但事實上究竟殺了人沒有？是不是確實存在這件凶殺案呢？這是我再三的發自肺腑的呼籲！：各位陪審員先生，我們現在給他定罪，他會對自己說：『這些人並沒有為我的命運、為我的教養和教育、為使我變得更好、為使我成為一個人而做過任何事情。這些人，這些人沒有給我吃過，沒有給我喝過，也沒有到監獄來探望過我，可是他們卻把我送去服苦役。我欠的債已經還清了，我現在什麼也不欠他們，而且永遠也不欠任何人。他們狠毒，我也要狠毒。他們殘忍，我也要殘忍。』這就是他要說的，各位陪審員先生！我敢起誓：你們的指控只會使他感到輕鬆，使他的良心感到輕鬆，他將詛咒他所犯的命案，但不會感到遺憾。同時你們也剝奪了他重新做人的可能性，因為他一輩子都將成為狠毒而糊塗的人。但是你們是否願意用人們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刑罰狠狠地、嚴厲地懲罰他，但同時又能使他的靈魂永遠得到拯救與新生呢？如果是這樣，那麼就請你們用你們的仁慈征服他！你們將會看到、將會聽到他心靈的戰慄與恐懼：『我哪能承受這樣的寬大處理，我哪能享有這麼多的愛，我哪配得上呢？』——他會這樣感嘆的！啊，各位陪審員先生，我了解這顆心，我了解這顆粗野而又高尚的心，這顆心會向你們的高尚行動頂禮膜拜，渴求愛的偉大行動，它將燃燒並獲得永久的新生。有些心靈因為狹隘而埋怨整個世界。但是只要你們用仁慈去征服它，給予它愛，它就會詛咒自己的過錯，因為他身上有許多善良的萌芽。心胸變得開闊以後便會看到，上帝是多麼仁慈，人們是多麼美好和公正。懺悔和今後他將履行的不計其數的義務會使他感到惶恐，使他感到沉重。那時他再也不會說：『我欠你們的債還了。』反而會說：『我對不起所有的人，或不如所有的人。』他會流著懺悔和無限感動的淚水大聲說：『人們比我好，因為他們不想毀掉我，而要拯救我！』是的，你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出這個仁慈的行為，因為如果缺乏任何確鑿的證據，你們也很難說出這樣一句話：『是的，他有罪。』寧肯放走十個罪人，決不錯罰一個無辜——你們是否聽到，是否聽到上個世紀我們光榮歷史的偉大聲音？難道還要由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來提醒你們，俄國法庭不僅應該懲罰罪犯，而且應該拯救墮落的人？讓別的民族去死摳法律條文嚴懲罪犯吧，我們這裏應該重視精神和實質，使沉淪的人得到拯救和新生。如果正是這樣，如果俄羅斯和它的法庭確實是這樣，那麼俄羅斯啊，你就勇往直前吧，你們也不必用瘋狂的、使別的民族厭惡地躲避的三駕馬車來嚇唬我們！那不是瘋狂的三駕馬車，而是一輛雄偉壯麗的俄羅斯巨型馬車，它將威嚴而平靜地駛達目的地。在你們的手裡掌握著我的當事人的命運，在你們的手裡也掌握著我們俄羅斯真理的命運。你們一定能拯救它，保衛它，你們一定會證明有人在維護它，它掌握在好人手裡！」

「先生們，現在讓我們撇開心理學、醫學甚至撇開邏輯，只談事實，只談事實本身，讓我們來看看，事實會對我們說些什麼。斯梅爾佳科夫殺了人，但他是怎樣殺的呢？單獨乾的？還是跟被告一起乾的？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第一種情況，即斯梅爾佳科夫是單獨乾的。當然，如果他殺了人，那總有目的，總是為了某種利益。但是既然斯梅爾佳科夫不具備被告所具有的那些殺人動機，比如仇恨、妒忌，等等，那麼他殺人無疑只是為了錢，為了佔有他親眼看到主人放進信封的這三千盧布。既然為了謀財害命，他為何要預先對另一個人——而且偏偏是最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被告——說出有關錢和暗號的全部情況：信封放在哪裡，信封上題了什麼字，用什麼包紮，而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說出了可以進入主人的房間的那些暗號。難道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暴露自己嗎？或者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自己也很想進去得到那個信封的競爭對手？是的，人們會對我說，他是出於害怕才講出來的。不過這是怎麼回事？一個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策劃了這件膽大包天的野蠻罪行、日後一定要實行的人，竟會把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只要他秘而不宣，那麼在全世界永遠也沒有人能猜到的事情說給別人聽嗎？不，一個人無論怎樣膽小，如果事先計劃好了干這類事，那麼無論如何也不會向任何人講的，至少是不會說出信封和暗號的事，因為這意味著預先暴露自己。如果硬逼著他說出什麼情況，那他會故意胡編一些瞎話，胡亂敷衍幾句。但這些情況是決不會講的！相反，我要重複這一點，只要他不談錢的事，即使後來搶了錢，那麼全世界永遠也不會有人去指控他，至少不會去指控他為了錢而殺人，因為除了他誰也沒有見過這筆錢，誰也不知道家裡放著這筆錢。即使有人指控他，那也一定認為他是出於別的動機才殺人的。既然誰也沒有預先發現他有這類動機，相反，大家都看到他受到主人的寵信，所以最不容易懷疑到他，而首先懷疑的是那個具有這類動機、自己大肆叫嚷懷有這類動機，毫不隱瞞地在所有人面前公開自己有這種動機的人，總之，首先會懷疑被害人的長子，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假如謀財害命的是斯梅爾佳科夫，而受到指控的卻是死者的兒子——這對殺人兇手斯梅爾佳科夫不是很有利嗎？可是策劃了謀殺案的斯梅爾佳科夫現在卻事先把有關錢、信封和暗號的情況偏偏告訴了德米特里——這合乎邏輯嗎？這能自圓其說嗎！

「有些地方說得也不明確。」

「啊，是的，我自己當時還是一個年輕人……我嘛，唉，對了，那時候我才四十五歲，我剛到這裏。當時我覺得這孩子挺可憐，我就問自己：為什麼我不能給他買一磅……是啊，一磅什麼呢？我忘了那東西叫什麼了……一磅孩子們非常喜歡吃的那種東西，叫什麼來著，叫什麼來著……」醫生又用手比劃著，「是那種長在樹上，採下來送給大家的……」

裝錢的那隻信封她沒有見過，只是聽「那個壞蛋」說過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有一隻裝著三千盧布的信封。「不過那是蠢話，我一笑了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去……」

「……有人指責我們，說我們編了許多離奇的故事。可是辯護律師又怎樣呢，他的話不也是故事加故事嗎？只是沒有寫詩罷了。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在等待情人的時候撕開信封並把它扔在地板上。甚至還引用了他在這種奇怪的情況下所講的那些話。難道這不是敘事詩嗎？有什麼證據說他取出了錢，誰又聽到了他講的話？獃頭獃腦的白痴斯梅爾佳科夫竟變成了拜倫筆下的主人公，為了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而向社會進行報復——這難道不是具有拜倫風格的長詩嗎？兒子闖進老子房間殺死老子，可是他又沒有殺人，這已經不是離奇的故事，不是長詩，而是專讓人捉摸不透的斯芬克斯之謎了，當然連他自己也猜不出。他殺了就是殺了，他殺了人，怎麼又說他沒有殺人呢——這誰能理解呢？然後又向我們宣告，我們的講壇是傳播真理和健康思想的場所，於是從這座健康思想的講壇上信誓旦旦地發表了一條公理，說把殺害父親定作弒父罪僅僅是一種偏見！但如果說弒父是一種偏見，如果每個小孩都來追問父親：『父親，為什麼我應該愛你？』——這還成什麼體統！還有什麼社會基礎？還成什麼家庭呢？你們瞧，殺父也無非是莫斯科女商人心目中的『焦油』。為了達到目的，為了開脫無法開脫的罪名，居然輕率地歪曲俄國法庭的使命和前途中那些最寶貴、最神聖的信條。辯護律師大聲呼籲：你們要用仁愛征服他，這正中犯人下懷，明天大家就會看到他被征服得怎樣！辯護人只要求宣告被告無罪，這不是太謙虛了嗎？為什麼不要求設立弒父獎學金，讓他在後世和年輕一代的心目中永遠成為一個功勛蓋世的英雄呢？福音書和宗教也遭到了歪曲：據他說，那是神秘主義，只有我們這兒才是真正的經過理智和健康思想檢驗的基督教。這就在我們面前樹立了一個冒牌的基督形象！『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辯護律師大喊大叫，接著又馬上下結論說，基督在宣揚用別人量給你的量器去量給人——而且這話又從真理和健康思想的講壇上講出來的！我們只是在演說的前夜瀏覽了一下福音書，為的是炫耀一下我們熟知這部獨特的作品，因為需要的時候這方面的知識可能有用，可能起到某種效果，一切都按需要的尺度行事！可是基督恰好是囑咐我們不要這樣做，切忌這樣做，因為只有邪惡的世界才這樣做，而我們應該寬容，把自己的面頰伸過去，不要用欺負我們的人量給我們的量器去量給別人。這就是上帝教導我們的，他並沒有說禁止兒女弒父是偏見。我們也不必去糾正來自真理和正確思想講壇上的我們上帝的福音書，辯護律師只是稱上帝是『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的人』，這跟俄羅斯全體東正教徒截然不同，他們對上帝說：『因為你是我們的上帝！……』」

「不過這位可憐的青年人本來可以得到比現在要好得多的命運，因為無論在童年時代還是以後，他的心地一向非常善良，因為我知道這一點。但俄羅斯諺語說：『如果一個人有頭腦，那很好，如果再有一個聰明人來做客，那就更好，因為那時就有兩個頭腦，而不是一個……』」

「他就是這樣說的，只是沒有說見你們的鬼去吧。」

「如果您允許的話，現在我能否向您提一個問題。」費丘科維奇出人意外地突然問道，「預審中表明，那天晚上，在臨睡之前，您用來擦拭您疼痛的腰部、指望用來治好病的那種鎮痛劑，或者說那種藥酒是用什麼做的？」

「都是老一套，」他突然帶著疲乏的神色中止了回答，「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向法庭報告。」

這時候首席法官出來干預了。他制止了這位陶醉在辯論中的公訴人，請他不要誇張，保持應有的分寸，等等，說了些首席法官們通常在類似場合該說的話。旁聽席上也不太平靜，聽眾在交頭接耳，甚至憤怒地大聲叫喊。費丘科維奇甚至沒有加以反駁，只是走到台上，把手按在心口，用受了委屈的語氣講了幾句頗為自尊的話。他只是嘲諷地稍稍提了一下「離奇的故事」和「心理分析」，順便在一個地方插了一句：「丘比特，你發怒了，所以你不對。」這句話在聽眾中引起一陣讚許的笑聲，因為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已經完全不像丘比特了。對於指責他允許年輕一代去弒父的話，費丘科維奇鄭重地說他簡直不想反駁。至於「冒牌的基督形象」以及他沒有尊稱基督為上帝，只稱他是「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之人」，「與他違背了東正教教義，這些不應該在真理和健康思想的講壇上講出來」——費丘科維奇則暗示這是「誹謗」，並說他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還指望這裏的講台上至少不會對他作為公民和忠實臣民的名譽進行攻擊……講到這裏的時候首席法官出來制止了他，於是費丘科維奇行了一個禮，結束了自己的答辯，聽眾們發出了贊同的低語聲。據女士們說，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被徹底打垮，「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是根據德米特里的話才那樣說的。還在審訊以前我就聽說了他被捕的情形，他當時就指出兇手是斯梅爾佳科夫。我完全相信哥哥是無罪的。如果殺人的不是他，那麼……」

「誰是您的證人？」

「不，米哈伊爾·謝苗內奇，他幾乎也說了。」第三個聲音接上去說。

「您為什麼對拉基京先生如此慷慨呢？」費丘科維奇接著問，雖然首席法官已經顯得很不耐煩了。

「卡佳，你幹嗎要毀掉我！」

「剛才又按捺不住了，虛榮心嘛。」

「米佳，」她哭喊著，「你的這條毒蛇把你給害了！她讓你們看到了她的真面目！」她恨得渾身發抖，對著法官們大喊大叫。遵照首席法官的命令，人們抓住了她，把她架出大廳。她不服，拚命掙扎著要回到米佳那兒。米佳也大喊大叫地向她衝過去。他被攔住了。

「一聲不吭倒是一聲不吭，這樣更好，用不著彼得堡的人來教訓他，他自己可以教訓整個彼得堡。他有十二個孩子，你想一想吧！」

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否將檢察官的證人和辯護律師的證人分成了小組並規定了傳訊他們的程序。這一切大概都有安排。我只知道首先傳訊的是檢察官的證人。我要重申，我並不打算逐一描述審訊過程。何況我的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多餘的，因為檢察官和辯護律師辯論時的發言中，提供和聽取證詞的整個過程和全部含義似乎都歸結為一點並且作了鮮明而突出的說明，而這兩篇精彩的發言，至少有個別段落，我作了完整的記錄，我將在適當的時候向讀者轉述。此外我還要向諸位轉述審訊中一段非同尋常，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突然發生在法庭辯論之前，並且對嚴峻的、生死攸關的審理結果無疑產生了影響。我只想指出：從審訊一開始，這件「案子」所具有的某種異乎尋常的特點鮮明地表現出來併為大家所覺察到了，那就是：與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相比，起訴方面異常強大。當各種事實在這座森嚴的法庭上開始集中歸納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鮮血淋淋的全部罪行開始揭露出來的時候，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這一點。也許從一開始大家就明白了，這完全是一件無需爭議的案子，這裏面沒有任何疑問，實際上任何辯論都無必要，即使要辯論，那也無非是過過場罷了，犯人確實有罪，肯定有罪，絕對有罪。我甚至以為，即使太太們無一例外地迫切希望證明那個有趣的被告無罪，但她們卻又深信他確實有罪。不僅如此，我還覺得，如果他的罪行不能得到證實，她們可能會失望，因為如果證明了犯人無罪，那結局便不會有這樣的轟動效應了。至於他將被證明無罪，那麼說來也怪，所有的太太直到最後一分鐘幾乎還都深信不疑：「他有罪，但是出於人道精神，按照現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會證明他無罪」等等。就為了這一點她們才迫不及待地聚集到這兒。男人們更感興趣的是檢察官和大名鼎鼎的費丘科維奇之間的鬥爭。大家驚訝地問自己：即使像費丘科維奇那樣有才華的人，對這件毫無希望的案子，對一個空蛋殼能有什麼作為呢？因此他們全神貫注地注視著他的每一步驟。但費丘科維奇直到最後，直到演說之前，在大家的心目中還是個謎。有經驗的人預感到他有自己一套辦法，他已經有了某種設想，他為自己確立了一個目標，但究竟是什麼目標，簡直無法猜透。但是他的信心和自信十分明顯。此外，大家立即欣喜地發現，他來到我們這兒的時間非常短暫，也許總共不過兩三天，卻已經驚人地熟悉了案情，連「它的微妙之處都作了研究」。後來大家津津有味地談起他怎樣及時地使檢察官方面的所有證人「上鉤」，盡量迷惑他們，更重要的是給他們的道德名譽抹黑，從而自然而然地使他們的證詞變得不可信。不過大家認為，他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賣弄，可以說是為了顯示律師的才華，表明他絲毫也沒有忽略律師慣用的手法，因為大家確信，他通過「抹黑」的辦法不可能得到什麼重大的、實質性的好處，其實他比誰都清楚這一點，但他還儲備某種思想，擁有某種暫時深藏不露的辯護武器，只要時機一到，他就會馬上亮出來。儘管如此，由於他意識到自己有力量，所以暫時始終好像是在表演和嬉鬧。例如，在審問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時，辯護律師利用提問的機會窮追不捨，緊緊抓住他不放，他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貼身的僕人，曾提供了「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這個有分量的證詞。需要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出庭作證的時候，面對法庭的威嚴氣勢和眾多的聽眾，他絲毫沒有驚慌，神態相當平靜，甚至顯出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他提供證詞的時候充滿了自信，就好像正跟瑪爾法·伊格納季耶芙娜私下交談，無非態度稍為恭敬一些而已。要打亂他的方寸是不可能的。開始時檢察官對卡拉馬佐夫家的詳細情況向他盤問了很久。一幅家庭生活的圖畫非常鮮明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大家聽到並看到，證人忠厚老實，沒有任何偏見。儘管他對已故的主人非常尊敬，但他還是聲稱，譬如說，主人對待米佳的態度有失公允，「沒有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要是沒有我，這小孩早被虱子咬死了，」他在講述米佳童年時補充說，「當父親的在處理孩子母親遺留的田產方面也不該欺侮孩子。」檢察官問他有什麼根據可以證明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在賬目上使兒子吃了虧，使大家奇怪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維奇絲毫提不出任何有說服力的材料，但仍然堅持說老子與兒子的賬算得「不對」，他確實「應該再付給兒子幾千盧布」。我要順便說一下，這個問題——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是否真的剋扣了米佳的應得財產，檢察官後來念念不忘地向所有能作證的證人全都提過，連阿廖沙和伊凡也未能例外，但證人中誰也提不出確鑿的證據；大家都證實有這樣的事實，但誰也無法提供哪怕是一點點確鑿的證據。格里戈里詳細描述了吃午飯時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闖進來狠狠揍了父親並威脅說還要回來殺死他的這個場面之後，在場的人都產生了極壞的印象，更何況老僕人講得很平靜，沒有添油加醋，用的是自己特有的語言，結果卻顯得非常有說服力。至於米佳凌|辱他，打他耳光，把他打倒在地，他說他並不生氣，早已原諒他了。對於死去的斯梅爾佳科夫，他一邊畫著十字，一邊說他是個能幹的小夥子，但是有些傻裡傻氣，被病折磨得好苦，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那都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的大兒子教的。對於斯梅爾佳科夫的誠實，他幾乎是熱情地作了肯定並立即講了一件事：有一次，斯梅爾佳科夫撿到了老爺丟失的錢，他沒有藏起來，立即交給了老爺，老爺為此「賞了他一個金幣」，從此以後老爺什麼事都相信他了。老僕人固執地堅持說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他們盤問他的事情特別多，我無法全部記住。最後終於輪到辯護律師提問了，他首先問信封的事——就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好像」為了「給某個女人」三千盧布的那隻信封。「您作為多年來一直服侍老爺的僕人是否親眼見過這隻信封？」格里戈里回答說，他沒有見過，而且「一直到現在大家開始談論之前」，他根本沒有聽到誰說起過這筆錢。關於信封這個問題，費丘科維奇問了凡是可以作證的所有證人，其窮追不捨的精神就像檢察官盤問田產分割的事一模一樣，而且從所有的人那兒只聽到一種回答——誰都沒有見過那隻信封，雖然許多人都聽說過。大家從一開始就發現了辯護律師對這一問題窮追不捨的態度。九*九*藏*書

「他向我這個被告還借過錢呢！他是個可恥的貝爾納和爭名逐利的傢伙，不信上帝，欺騙主教！」

「很精彩！」

總而言之，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雖然陶醉在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中，欲罷不能，但最後還是充滿激|情地結束了自己的發言，給大家留下異常深刻的印象。演說一結束，他連忙走出大廳，容我再說一遍，在另一個房間里他幾乎暈了過去。全場沒有鼓掌，但那些嚴肅的人們還是滿意的，唯獨太太們不那麼滿意，但她們還是十分賞識他的口才，更何況她們完全不擔心其後果，她們期待著費丘科維奇能改變局面：「他總會發言的，他肯定會駁倒所有的人！」大家不時地朝米佳看一眼；檢察官演說的時候，他自始至終默默地坐在那裡，緊握拳頭，咬著牙，低著頭。他偶爾抬起頭仔細傾聽。在講到格魯申卡的時候他聽得特別仔細。當檢察官轉述拉基京對她的看法的時候，他臉上露出了鄙夷而憤恨的笑容，還相當響亮地說了一聲：「貝爾納！」當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講到在莫克羅耶怎樣審問他折磨他的時候，米佳抬起了頭，懷著極大的好奇心仔細聆聽。檢察官說到某件事的時候他似乎想跳起來大聲說些什麼，但他終於控制住了自己，只是輕蔑地聳聳肩。對這篇演說的結尾，就是檢察官在莫克羅耶審訊罪犯的種種業績，後來社會上曾經有過議論，還嘲笑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說：「這個人最後還是忍不住要炫耀一番自己的才能。」接著法庭宣布休庭，但時間很短，只有一刻鐘，最多二十分鐘。只聽得人們在議論紛紛，感嘆不已。有的我記住了：

「現在他就站在法官面前，站在決定他命運的人面前。各位陪審員先生，在履行職責的時候，我們自己往往會在別人面前感到害怕，為這個人而害怕！當一個罪犯發現自己已經走投無路，他還要掙扎，還打算與你們進行鬥爭的時候，你們可以看到那種獸|性的恐懼。這時候他的自我保護的本能一下子都被調動起來，為了拯救自己，他用銳利的、充滿疑問和痛苦的目光觀察和研究你們，研究你們的臉部表情、你們的思想，猜測你們的打擊方向，在自己紛亂的頭腦里迅速想出幾千個方案，但還是不敢講出來，生怕說漏了嘴！這些有失人性尊嚴的時刻，這種心靈的苦難歷程，這種本能的自我拯救的渴望是多麼可怕，有時候甚至可以使偵查員感到不寒而慄，對罪犯產生同情！而這一切我們都親眼看到了。起初他驚呆了，在慌亂中漏出了幾句對他十分不利的話：『殺了人！我罪有應得！』但他很快控制了自己。說什麼，怎樣回答——一切他都還沒有準備好，只有一句矢口否認的話才是現成的：『對父親的死我是無罪的！』這就是他築起的第一道圍牆。在這道圍牆後面，他也許還要築一道壁壘。為了防止我們進一步追問，他趕緊對一開始漏出來的幾句不利於他的話進行解釋，說他認為自己對僕人格里戈里的死是有罪的。『我對他的死是有罪的，但殺死父親的是誰呢，諸位，誰殺了父親？誰又能殺害他，如果不是我的話？』你們聽見沒有：他反而來問我們，我們來找他不就是要問他這個問題嗎！你們有沒有聽見這句他搶在前面說的話：『如果不是我？』有沒有注意到野獸般的狡猾，這種天真的口氣和這種卡拉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不是我殺的，不能認為是我殺的：『我本來想殺的，先生們，我本來想殺的，』他趕緊承認說（他很匆忙，哦，他太匆忙了），『但我沒有罪，不是我殺的！』他對我們作出了讓步，承認他本來是想殺的。他的意思是：你們瞧，我是多麼老實，那麼你們就該趕快相信不是我殺的。唉！在這種場合罪犯往往會變得難以置信地魯莽和輕信。就在這時候，調查人員好像完全是不經意地突然向他提出了一個非常天真的問題：『會不會是斯梅爾佳科夫殺的？』我們預料之中的事情發生了：他火冒三丈，因為我們趕在他前面，猝不及防地點穿了他，而他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有選好和抓住抬出斯梅爾佳科夫的最有利時機。出於本性他馬上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拚命要我們相信斯梅爾佳科夫是不會殺人的，沒有能力殺人。但請別相信他，這無非是他耍的滑頭：他根本還沒有放棄斯梅爾佳科夫，相反，他以後還會把他抬出來，因為除了斯梅爾佳科夫他又能抬出誰呢，但他要找另外的時機，因為現在這件事暫時搞僵了。他也許要到明天，甚至幾天以後，等找到了合適的機會，他才會把他抬出來，那時他自己會對我們叫嚷：『你們瞧，我比你們更傾向於否定斯梅爾佳科夫，你們自己應該記得的，但現在連我也相信了：這是他殺的，肯定是他殺的！』正當他惱怒而憂鬱地和我們一起否定的時候，一種急躁和憤怒的心情又促使他作出了最拙劣的、最不可信的解釋，似乎他只是朝父親房間的窗戶看了一眼，然後便恭恭敬敬從窗下離開了。主要原因是他還不了解情況，不知道蘇醒后的格里戈里提供了什麼樣的證詞。我們開始搜查。搜查使他憤怒，但也使他振奮：我們沒有搜到全部的三千盧布，只找到一千五百盧布。不用說，就在他憤怒地沉默和矢口否認的時候，他腦子裡才生平第一次出現了有關香囊的念頭。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感到這種謊話實在太離奇，因此他絞盡了腦汁，力求編得更合情合理，最好編成一大部真實可信的長篇小說。在這種情況下，偵查最要緊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迫使罪犯談出隱秘的思想，暴露其天真、荒唐和矛盾。要迫使罪犯開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突然地，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告訴他某個新的事實，某種具有重大意義而他至今怎麼也無法預料、無法認清本質的情況。這樣的事實我們已經掌握了，是的，早就準備了，那就是僕人格里戈里蘇醒過來作證說門是開著的，被告是從這扇門裡跑出來的。關於這扇門他完全忘記了，至於格里戈里看到它開著，他根本沒有估計到。結果，產生了驚人的效果。他跳了起來，突然向我們叫嚷說：『這是斯梅爾佳科夫殺的，是斯梅爾佳科夫！』他這樣就泄露了自己最隱秘的最本質的思想，而且泄露的方式又極其離奇荒唐，因為斯梅爾佳科夫只有在他打倒格里戈里並逃走以後才可能殺人。當我們告訴他，格里戈里在自己被擊倒以前就看到了門開著，他在離開自己卧室時還聽到斯梅爾佳科夫在板壁後面呻|吟——卡拉馬佐夫聽了真像當頭挨了一記悶棍。我的同事，可敬而機智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後來告訴我，那時候感到非常可憐他，簡直想掉眼淚。就在這時候，為了挽回局面，他便趕緊給我們講了這隻臭名昭著的香囊的事情。意思是說，那麼好吧，你們就聽聽這個故事吧！各位陪審員先生，我已經向你們談了我的一些想法，為什麼我認為在案發前一個月把錢縫入香囊的這套鬼話不僅荒唐之極，而且編得過於離譜，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會這樣胡編亂造。即使打賭要說出或編出什麼離奇的故事，那麼怎麼也比不上這個故事更拙劣了。最主要是可以用一些細節使這位洋洋自得的小說家啞口無言，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樣的細節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它們往往顯得毫無意義，微不足道，沒有用處而被這些倒霉的身不由己的胡編亂造者所忽視，甚至從來也不會想到。啊，他們這時候心無旁騖，一心想著創造一個宏偉的整體——誰敢向他們提出這類瑣碎的小事！但是他們恰好在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露出了馬腳！人家向被告提出一個問題：『那麼請問，您做香囊的材料是哪兒拿的？誰替您縫的？』『我自己縫的。』『布哪兒來的？』被告開始生氣了，他認為這簡直是用雞毛蒜皮的小事使他難堪，你們信不信，他真的生氣了！他們全都是這樣。『我是從自己襯衫上撕下來的。』『好極了，這麼說，我們明天就可以在您的替換內衣中找到那件撕去一塊的襯衫。』請想象一下，各位陪審員先生，要是我們真的能找到這件襯衫（在他的箱子或五斗櫥中怎麼會找不到呢，如果確實存在這樣一件襯衫），那就成了一件物證，可以證明他的證詞是可靠的！但這一點他是想不到的。『我記不清了，也許不是從襯衫上撕下來的，我是用女房東的包發帽縫的。』『是什麼樣的包發帽？』『我從她那兒拿來的，她亂扔在那裡，是一頂舊的細棉布帽子。』『您記得很清楚嗎？』『不，我記得不太清楚……』他還光火吶，火得要命，可是你們想一想：這種事情怎麼會不記得呢？在人生最可怕的時刻，例如在被押往刑場的時候，就是這些瑣事也會記得一清二楚。他會忘記一切，但途中在他面前一閃而過的綠色屋頂，十字架上的寒鴉——這些他都能記住。況且他在縫製香囊的時候背著家裡人，他應該記得，他手裡拿著針線，因為擔心有人闖進來撞見而多麼害怕；一聽到敲門聲，他就跳起來躲到板壁後面（他房間里有一道板壁）……但是，各位陪審員先生，為什麼我要把這一切，把所有這些細節，把這些瑣事都告訴你們呢？」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突然感嘆說，「就是因為被告至今還在頑固地堅持那套荒謬絕倫的說法！在這兩個月里，從那個決定他命運的夜晚至今，他對原來自己荒唐的證詞沒有作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說明，沒有補充任何可以說明問題的事實。他說，所有這些都是些雞毛蒜皮，你們應該相信我的人格！啊，我們樂於相信，我們非常樂於相信，哪怕是單憑他的人格也該相信！怎麼，莫非我們是嗜血成性、貪婪殘暴的豺狼嗎？請你們向我們提供或者指出哪怕一種有利於被告的事實，我們會感到高興的——但必須是具體的、確鑿的事實，而不是被告弟弟根據他的臉部表情作出的結論或者指出他的捶打自己的胸膛就說他一定是在指那隻香囊，何況還是在夜幕之中。我們非常樂意得到新的事實，我們將首先撤回指控，我們可以馬上撤回。而現在需要伸張正義，因此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從指控中撤回的。」這時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快要結束自己的演說了。他像得了熱病似的激動異常，大聲疾呼為流的鮮血，為那位被兒子出於卑鄙的搶劫目的而殺死的父親主持公道。他毫不猶豫地一一指出所有令人髮指、觸目驚心的事實。「無論你們從那位以才氣聞名遐邇替被告辯護的律師那兒聽到什麼，」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按捺不住了，「無論這裏的言辭多麼雄辯、動人和富有感染力，你們千萬要記住，此刻你們是站在正義的殿堂里。請記住，你們是我們的真理的維護者，是我們神聖的俄羅斯、她的基礎、她的家庭、她所有神聖事物的維護者！是的，此刻你們代表俄羅斯，你們的判決不僅響徹這個大廳，而且響徹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將聆聽你們，把你們當做自己的保護人和法官，你們的判決不是使他們振奮，就是使他們沮喪。請你們不要折磨俄羅斯，不要辜負她的期望，我們不幸的三駕馬車正在向前飛馳，也許正在奔向死亡。在俄羅斯到處都有人伸開雙手，大聲疾呼要阻止這種瘋狂的、不顧一切的飛奔。如果說現在其他民族還對橫衝直撞的三駕馬車退避三舍的話，那也許根本不是像詩人所希望的那樣出於尊敬，而僅僅是出於恐懼——這一點你們可要注意。是由於恐懼，也可能是出於對它的厭惡，好在現在大家還給它讓路，只怕他們一時性起，不再躲閃，而像一道堅實的牆那樣擋住這個向前飛奔的幽靈，甚至動手制止我們這種瘋狂的、不顧一切的飛奔，以便拯救自己，拯救教育和文明！我們已經聽見了這些來自歐洲的令人擔憂的呼聲。這些呼聲已經開始回蕩。請你們不要用那種證明親子弒父有理的判決去挑逗它們，不要去加深那日益增長的仇恨！……」

首席法官說，證人免予宣誓，他可以提供證詞也可以沉默，但是提供的證詞應該是誠實的，如此等等。伊凡·費奧多羅維奇聽著，渾濁的目光看著他。突然他的臉慢慢地舒展開來，露出了笑容，驚訝地看著他的首席法官的話音剛落，他突然出聲笑了起來。

「他太著急了。」

「她在這裏嗎？」

「那又怎樣？」

「這我可不知道。」

「諸位，儘管講得頭頭是道，但總不能用銅杵去砸父親的腦袋吧。不然我們會落到什麼地步呢？」

「也不只是農民。那裡還有四位官員。」

接著，他像木頭似的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咬緊牙關，兩手交叉著放在胸前。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留在大廳里，坐到了給她指定的椅子上。她臉色蒼白，低垂著頭坐在那兒。據那些坐在她旁邊的人說，她像發熱病似的哆嗦了很久。這時候，格魯申卡出庭接受傳訊。

「現在我們這兒是公元什麼年份，耶穌降生后的第幾年，您不知道嗎？」

伊凡·費奧多羅維奇低下了頭，遲疑了幾秒鐘，然後抬起頭來，似乎結結巴巴地回答說：

「關於三駕馬車的那些話，就是談到其他民族的那些話說得相當精彩。」

「這還不能證明您沒有睡著（大廳里又是一陣輕笑聲）。那時如果有人問您，譬如說現在我們這兒是公元什麼年份，您能回答嗎？」

伊凡·費奧多羅維奇以證人的身份出庭了。

「所以您收下了。但您至今都沒有歸還，或者已經歸還了？」

米佳的插話自然被法庭制止了，但年輕醫生的意見無論對法官還是聽眾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正如後來表明的那樣，大家都同意他的見解。不過，赫爾岑斯圖勃後來以證人身份作證時，卻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提供了對米佳有利的證詞。作為本城的老居民，他很久前就認識卡拉馬佐夫一家，在提供了幾項對「公訴」很有意義的證詞后，突然似乎想起了什麼，補充說道：

「在預審中我只是回答了幾個問題，」阿廖沙小聲而又平靜地說，「我自己並沒有指控斯梅爾佳科夫。」

「這是胡說。」

接下來由被告發言。米佳站了起來，但沒說幾句話。他無論在體力上或精神上都異常疲勞。他早晨進入大廳時那副獨立不羈和精力充沛的樣子幾乎看不到了。他今天所經歷的似乎都難以忘懷，使他學到並懂得了非常重要的、他過去並不理解的東西。他的聲音有氣無力，已經不像剛才那樣大聲叫嚷了。他的話里可以感到某種嶄新的、馴順的東西。

「各位陪審員先生，」起訴人開始說，「本案轟動了整個俄國。可是究竟有什麼值得奇怪，有什麼特別令人覺得可怕的呢？尤其是對我們，對我們這些人！我們不是都已經對這類案子習以為常了嗎！可怕的是這類駭人聽聞的案件對我們來說幾乎不再是可怕的了！應該感到可怕的正是我們這種習以為常的態度，而不是這個或那個人所犯下的個別惡行。對這類案件，對這些預示著我們前景不容樂觀的時代特徵採取冷漠、甚至溫情脈脈的態度，其原因何在？在於我們的犬儒主義嗎？在於我們這個十分年輕、卻又未老先衰的社會的智慧和想象力已經過早地枯竭了嗎？在於我們的道德原則徹底動搖了嗎？或者說這些道德原則我們這裏也許就根本不存在了嗎？我無法解答這些問題，然而它們是令人痛苦的，因此每一個公民不但應該，而且有義務為這些問題而痛苦。我們剛起步的、謹小慎微的新聞界卻已經向我們社會提供了某些幫助，因為如果沒有新聞界，我們便永遠不可能比較完整地了解那些恣意妄為、道德敗壞的聳人聽聞的現象，這些現象被新聞界不斷地在自己的報章雜誌上向公眾披露，而不僅僅局限於讓在當今聖上恩準的新式法庭的旁聽席上的諸位知道。我們現在幾乎每天讀到的是些什麼呢？啊，我們每時每刻都能讀到的那些東西甚至可以使眼下這個案件黯然失色，幾乎成為一件平常小事。但最重要的是，許多我們俄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刑事案件恰恰證明了某種普遍的傾向，某種普遍的災難，它和我們相伴相隨，無處不在，對它就像對普遍存在的惡一樣，已經很難與之作鬥爭了。有一位上流社會出身的、年輕、優秀的軍官，剛開始生活和踏上仕途，卻喪盡天良，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卑鄙地謀殺了一個以前曾經多少幫助過他的小官員和他的女僕，以便竊取自己立下的那份借據，順便搶走那官員的錢財：『這些錢對我在上流社會的享樂和日後的仕途大有用處。』他殺死了主僕兩人，臨走還在死者的頭底下墊了枕頭。還有一個年輕的好漢，胸前掛滿了英雄勳章，竟在大路上像強盜那樣殺死了自己上司和恩人的母親，而且在慫恿自己的同夥下手時對他們說：『她像愛親生兒子那樣愛他，因此她會聽從他的一切勸告，不會有所防備的。』就算他是個惡棍，但是現在，在我們這個時代，我不敢說這隻是個絕無僅有的惡棍。別的人也許不會去殺人，但他們的思想感情完全和他一模一樣，在心靈深處完全和他一樣鮮廉寡恥。在孑然一人的時候，獨自面對良心，他們也許會問自己：『榮譽又算得了什麼，流血還不是一種偏見嗎？』也許大家會齊聲反對我，說我過分敏感和神經質，我在惡意誹謗，胡說八道，誇大其詞。讓他們說吧，讓他們去說吧——天哪，我首先會感到高興的！啊，你們可以不相信我，以為我有毛病，但還是請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如果我的話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是對的，那也是夠可怕的了。請你們看一看，先生們，看一看我們的年輕人是怎樣自殺的吧。啊，他們決不會提出哈姆雷特的那個問題：『在另一個世界上將會怎樣？』連這類問題的影子都沒有。在我們的心目中，關於我們的精神以及死後的一切似乎早已一筆勾銷，入土為安了。最後，請你們看一看我們的荒淫無恥，看一看我們那些好色之徒。比如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本案不幸的犧牲品，跟有些好色之徒相比簡直是一個純潔的嬰兒。我們大家都了解他，『他曾經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的，俄國和歐洲的第一流的天才學者有朝一日也許會研究俄國人的犯罪心理，因為這個課題值得研究。但這種研究要等到將來有閑工夫的時候，要等到目前這種悲劇性的混亂狀態遠離我們之後才能進行，那時候可以研究得比我們這樣的人更加理智和客觀。可現在呢，我們不是感到害怕，就是假裝害怕，而實際上卻像愛看熱鬧的觀眾，在津津有味地欣賞這種有刺|激性的，能滿足我們卑劣、懶散心理的奇怪場面，或者像小孩一樣揮舞雙手驅趕可怕的幽靈，在可怕的幻影消失之前一直把頭埋在枕頭底下，隨後在嬉戲娛樂中把它忘得一乾二淨。但將來我們總應該清醒而深思熟慮地開始我們的生活，我們總應該用觀察社會的眼光來審視自己，我們總應該對我們的社會事業有所了解，或者盡量了解。前一個時代的一位偉大作家在自己最偉大的那部作品的結尾中將整個俄羅斯比作一輛向著未知的目的地疾馳的三駕馬車，他讚歎道：『啊，三駕馬車，飛鳥似的三駕馬車，是誰創造了你！』接著又懷著喜悅和自豪的心情補充說，在一往無前，疾馳飛奔的三駕馬車前所有的民族將恭恭敬敬地讓路。先生們，就算是這樣，就算大家為它讓路，不管恭敬與否，但以鄙人之見，這位天才的藝術家採用這樣結尾或者是出於童稚般天真的美好想法，或者只是因為害怕當時的書刊檢查制度。如果他的三駕馬車上只套著他筆下的人物，如索巴開維奇、諾茲德廖夫和乞乞科夫之流，那麼無論誰去當馬車夫，靠這樣幾匹馬是決不會拉到什麼好地方的！那是以前的馬，比現在的馬好得多，而我們現在的馬簡直是……」

「結尾時也這樣說了。不過他這是在胡說。」

「別擔心，閣下，我相當健康並能告訴您一些有趣的東西。」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突然非常平靜而恭敬地回答說。

「且看辯護律師怎麼說吧！」

「您這樣認為嗎？」

「是的，沒有別的證據。」

「嘻，嘻，嘻！」

「那是開玩笑……我看不出為什麼這件事會使您感興趣。我收下這錢只是為了開個玩笑……準備以後歸還……」

「我以上帝和他嚴厲的審判的名義起誓，對我父親的死我是無辜的！卡佳，我原諒你！兄弟們，朋友們，請你們寬恕另一個女人吧！」

「是這麼回事，」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突然掏出一疊鈔票，「這是錢，就是放在那隻信封里的，」他朝著放物證的桌子揚了揚腦袋，「父親就是為了這些錢被殺死的。把它們放在哪兒？法警先生，請您轉交上去。」

「怪不得還拿著長柄眼鏡哩。」

「就是那個僕人，斯梅爾佳科夫，他殺死了自己的主人，昨天又上吊自殺了。」

「有一次他對我說過他恨父親並且擔心……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在極端厭惡的時候……也許會殺死他。」

當然，首席法官和檢察官都沒法使她平靜下來。我相信他們也許連自己都覺得趁她失去理智的機會聽取這種口供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我記得，我聽到他們對她說：「我們理解您現在很痛苦，請您相信，我們是能體會得到的。」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可是畢竟從這個歇斯底里的瘋女人口裡掏出了口供。最後她詳細敘述了伊凡·費奧多羅維奇這兩個月為了拯救那個「惡棍和兇手」，為了拯救自己的哥哥，急得差不多快要發瘋的情形，她的敘述清清楚楚，有條有理。一個人即使處在高度緊張狀態，有時候頭腦也會非常清楚的。

阿廖沙顯然直到現在才恍然大悟，他興奮地回憶起他和米佳最後一次見面的情形。那天傍晚，在回修道院的路上，在一棵樹下，米佳捶打著自己的胸膛，「胸膛的上部」，再三對他說，他有恢復自己名譽的辦法，辦法就在這裏，就是這兒，在胸脯上……「我當時以為他捶打胸膛就是指自己的內心，」阿廖沙繼續說，「是說他在內心可以找到一種能使他擺脫眼前面臨的，甚至不敢向我吐露的奇恥大辱的方法。我得承認，我當時以為他說的是父親，他一想到要去找父親並對他施加暴力便羞愧得渾身發抖，其實他所指的好像就是胸前的什麼東西，因此我還記得當時我腦子中曾經閃過一個念頭，就是心臟根本不在那個部位，而在下面，而他捶打的那個地方在心臟上面，是在這兒，離脖子很近，他一直指著這個位置。當時我覺得我的想法很愚蠢，可是他當時指的也許就是那個裡面縫了一千五百盧布的香囊！……」

不，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時刻。她開始詳細講這件事，把一切都講出來了，把米佳對阿廖沙說過的這件事全都講出來了，包括她向他「磕頭跪拜」，事情的起因，她父親的處境，她到米佳那兒去的情形，但是一句話也沒有提到甚至沒有暗示過那是米佳通過她姐姐親自提出「讓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到他那兒取錢」的。她寬容大度地隱瞞了這個情節，不惜當眾承認是她一時心血來潮主動跑到一位青年軍官那兒，抱有某種希望……去向他借錢。這太令人驚訝了。我聽了直冒冷汗，渾身打戰，整個大廳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仔細聆聽每一句話。她說的這件事是沒有先例的，即使像她那樣剛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姑娘也很難提供這樣坦率的證詞，把一切攬在自己身上，作出這種犧牲和糟蹋自己。為了什麼？為了誰？為了拯救一個背叛並侮辱了她的人，為了拯救他而出點力，使他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一個良好印象！確實，一個青年軍官拿出了他一生中僅有的五千盧布，向一位純潔的姑娘恭恭敬敬鞠了一個躬，這形象相當可愛和迷人，但是……我的心卻好像狠狠地被揪了一把！我感到以後會出現種種流言蜚語（後來果然謠諑蜂起）！後來全城的人會帶著惡毒的嘲笑說她的敘述並不完全確切，就是說軍官不能僅僅「恭恭敬敬地鞠了個躬」以後就放走了那姑娘。人們暗示說，這裡有「遺漏」。「即使沒有遺漏，即使全是事實，」連我們的最受尊敬的太太都這樣說，「那麼一個姑娘家為了救自己的父親而做出這種事情很難說是一種高尚行為。」難道像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這樣聰明，這樣富有洞察力的小姐竟然不能預料到人們會這樣議論嗎？她肯定是預料到的，可是她還是下決心全都講了出來。自然，所有這些對其敘述是否真實的卑鄙懷疑是到後來才產生的，而在最初的一剎那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動了。至於那幾位法官，更是帶著一種虔誠的，甚至可以說是帶有幾分慚愧的心情靜靜地聽完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證詞。檢察官沒有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提問。費丘科維奇向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啊，他幾乎得意洋洋了！他很有收穫：一個人出於崇高的激|情把自己最後的五千盧布給了別人，後來，還是這個人，卻在深夜為了三千盧布殺死父親——這很難自圓其說。現在費丘科維奇至少可以排除搶劫的動機。「案情」突然有了新的轉機。出現了有利於米佳的某種氣氛。可他自己呢……後來大家都說，他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作證時一再想從座位上跳起來，但又馬上頹然倒在長椅上，用兩隻手掌捂住了臉。但當她結束了自己證詞后，他又突然向她伸出雙手，用號哭般的聲音喊道：

米佳自然因為說話粗魯而再一次受到告誡，但拉基京先生卻徹底完了。斯涅吉廖夫上尉的作證也不順利，但完全是另有原因。他出庭時襤褸不堪，穿著骯髒的衣服和靴子。儘管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並事先作了「專門檢查」，但還是突然發現他完全喝醉了。關於米佳侮辱他的問題，他突然拒絕回答。

「這些錢怎麼會到您手裡的……如果這就是那筆錢？」首席法官驚訝地說。

「巨型馬車，巨型馬車，你們記得嗎？」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費丘科維奇大聲說道，好像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趕緊道歉似的。「您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樂於結識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性，而這位女性也樂於接待本城的優秀青年，不過……我只想了解一個情況：據我們所知，大約在兩個月前斯韋特洛娃非常希望與卡拉馬佐夫的小兒子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認識，如果您讓他就穿著那套修士服去見她，只要您把他帶去，她答應給您二十五個盧布。眾所周知，這件事恰好就在構成本案的那件慘禍發生的那天晚上。您把阿列克謝·卡拉馬佐夫帶到斯韋特洛娃女士家裡，我想問您的就是當時您有沒有收到斯韋特洛娃女士獎賞的二十五個盧布？」

「請放心吧，我不是瘋子，我只是殺人兇手！」伊凡又開始說，「總不至於要求殺人兇手說得娓娓動聽吧……」不知為什麼他突然補充了一句，不自然地笑了起來。

「在莫克羅耶村逮捕他時，」檢察官想起了當時的情形便問，「大家都看到並聽到你從另一個房間里衝出來大聲叫喊：『全是我的錯，讓我跟他一起去服苦役！』這麼說來，那時您已經確信他是殺父兇手了嗎？」

「鷸鳥要孵出小鷸還遠著呢。」

在向證人拉基京發問時，辯護律師提出的問題同樣非常巧妙。我要指出，拉基京是最重要的一個證人，檢察官無疑是重視他的。原來他什麼都知道，知道的事情特別多。他到所有人的家裡都去過，什麼都看到，跟所有的人都談過話，對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的身世和卡拉馬佐夫一家人了解得一清二楚。其實，關於裝有三千盧布的那隻信封的事他也只是聽米佳本人說起過。然而他都詳細地描述了米佳在京都酒店裡所乾的那些好事和有損他聲譽的言談舉止，也講述了綽號叫「樹皮擦子」的斯涅吉廖夫上尉的故事。至於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在田產分割上是否算計米佳這個特殊的問題，連拉基京本人都說不出什麼來，只能用輕蔑的口氣泛泛而論，搪塞過去。他說：「在亂七八糟的、都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一回事的卡拉馬佐夫性格中間，誰能搞清楚他們誰對誰錯，誰欠誰呢？」他把眼前正在審理的這件罪行的全部悲劇說成是根深蒂固的農奴制的流俗和由於缺乏相應制度而陷於無序狀態的俄羅斯的產物。總之，讓他發表了一些意見。這次訴訟使拉基京先生初露頭角並受到人們的注意。檢察官知道這位證人正在給雜誌寫一篇關於這個犯罪案件的文章，後來他在自己的演說（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引用了該文的一些觀點，這就是說他已經讀過這篇文章了。證人所描繪的那幅陰暗而不祥的圖畫為「公訴狀」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明。總之，拉基京的陳述以其獨立不羈的思想和非梵谷尚的氣勢折服了聽眾。就在他談到農奴制和苦於混亂的俄羅斯的時候，甚至突然響起了兩三起掌聲。但拉基京到底還是一個年輕人，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馬上被辯護律師巧妙地利用了。他在回答有關格魯申卡的某些問題時，由於正陶醉在自己無疑已經意識到的成功以及勃發的崇高激|情之中，居然用帶點輕蔑的口吻說阿格拉費娜·亞歷山德羅芙娜是「商人薩姆索諾夫豢養的情婦」。他事後甘願付出昂貴的代價來贖回這句話，因為費丘科維奇馬上利用這話話抓住了他。這是因為拉基京完全沒有料到辯護律師會在短時間內對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連那些隱私他都知道。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戈里嘟囔著說。

這件事即使對阿廖沙來說也純屬意外。他被傳喚，免於宣誓。我記得，從詢問一開始各方面對待他都十分客氣和充滿好感。顯然在這之前他有好名聲在外。阿廖沙作證時的態度謙虛而謹慎，但他的證詞中明顯地流露出對自己不幸的哥哥的熱烈同情。他在回答一個個問題時，勾畫出了哥哥的個性：他也許既是一個暴躁而迷戀情慾的人，同時又是個高尚、驕傲、慷慨、豁達的人，必要的話，甚至可以犧牲自己。不過他承認，他的哥哥近來因為迷上了格魯申卡，因為跟父親爭風吃醋，所以處於一種萬分難受的境地。但是他斷然否定了對哥哥殺人越貨的指控，雖然他承認這三千盧布幾乎成了米佳的一塊心病，米佳認為這筆錢是父親用欺騙的手段少付給他的遺產，雖然他並不貪婪，但是一談到這三千盧布就暴跳如雷。對於檢察官所說的兩位「女人」，即格魯申卡和卡佳爭風吃醋的事，他有些閃爍其詞，對其中一兩個問題甚至完全不予回答。

「一碼事，一碼事，反正她割了！」

「他也怕律師。」

然後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轉而分析被告的弒父想法是怎樣在被告身上逐步產生並根據事實對這個想法進行了層層剖析。

「我站在那兒。」

「是啊，我們那幾位莊稼漢堅持自己的觀點。」

「首先，這類懷疑怎麼會產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從這個問題開始說起，「第一個高喊斯梅爾佳科夫殺人的是被告本人，在他自己被捕的時候。但從他發出第一聲叫喊，直到法庭開審的這一刻為止，沒有提出任何事實來證實自己的指控，不僅沒有事實依據，甚至連多少合乎常理的對事實的暗示都沒有。接下來確認這一指控的只有三個人：被告的兩個兄弟和斯韋特洛娃小姐。但被告的二弟直到今天，在身體有病的情況下，在肯定無疑的神經錯亂和熱病發作的情況下，才提出自己的懷疑，而在這以前兩個月里，據我們所知，他完全同意他哥哥是有罪的觀點，甚至都不想去反駁這種觀點。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專門來談。接著，被告的三弟剛才自己向我們聲稱，他沒有任何一點點事實可以證實自己認為斯梅爾佳科夫有罪的想法，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僅僅是根據被告本人的話以及『他的臉部表情』。是的，這個了不起的證據被他的弟弟重複了兩次。不過斯韋特洛娃小姐的說法也許更加了不起：『被告告訴你們什麼，你們相信他好了，他不是那種撒謊的人。』這就是十分關心被告命運的三個人指控斯梅爾佳科夫有罪的全部證據。然而關於斯梅爾佳科夫有罪的說法曾經廣為流傳，至今還有人支持這種看法——但這種觀點能相信嗎？能想象嗎？」

「是的。他這樣說不太講究策略。」

就在我上文所描述的那些事情發生后的第二天早上十點，我們的區法院開庭審理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的案子。

「現在我的罪名已經定了！」

「無論他說什麼，要說服我們這些鄉下人是不可能的。」

「鬼東西歸鬼東西，可沒有這鬼東西又不行，他不在這兒又能上哪兒呢？」

「有失公正，有失公正。」

「我承認自己在酗酒和放蕩方面是有罪的，」他又用一種出人意外的、幾乎是發瘋似的語氣高喊道，「在遊手好閒和惹是生非方面是有罪的。正當我決心永遠成為一個誠實的人的時候，卻遭到了命運的打擊！但對於老人的死，對於既是我仇人又是我父親的死，我是無罪的！對於他的錢被搶劫這件事，不，不，我是無罪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罪：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賊！」

「他拿我的錢，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格魯申卡帶著輕蔑而氣惱的口氣冷笑說，「他經常到我這兒來要錢，每次三十盧布左右，通常是一個月一次，多半花在玩樂上：吃喝的錢他是夠的，用不著我幫助。」

「他一直不吭聲。」

「我不是為了發表而寫的……後來他們卻發表了。」拉基京嘟囔說，似乎由於某種原因突然心虛了，甚至感到羞愧。

「就是對彼埃羅……我父親，對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

「我不說了，我不說了！剛才是脫口而出的！我再也不說啦！」

「也許，羊癇風是真的。病人突然醒了過來，聽到了叫喊聲，就走了出來。——接下去又怎麼樣呢？他看了看，對自己說：讓我去殺死主人？可是他怎麼能知道出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情況呢？他不是一直躺在那兒不省人事嗎？不過，先生們，想象也總不能漫無邊際吧。

「閣下，我就像那個鄉下姑娘……你知道她是怎麼說的嗎？『我願意——我就站起來，我不願意——我就不站起來。』她後面跟著幾個捧著無袖長袍或者絲綢裙子的人，他們讓她站起來，準備給她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舉行婚禮，而她說：『我願意——我就站起來，我不願意——我就不站起來』……這是我們民間的風俗……」

「您或許還知道您手上有幾個手指吧？」

「他剛才挖苦彼得堡的律師，我看大可不必。你們還記得他說『富有感情』的那句話嗎？」

對阿廖沙的傳訊就這樣結束了。重要而又值得注意的是：總算髮現了一個事實，儘管是一個微不足道的證據，僅僅是類似證據的一點跡象，但它畢竟多少能證實這隻縫有一千五百盧布的香囊是確實存在的，而被告在莫克羅耶預審時聲稱這一千五百盧布是「我的」這些話也不是扯謊。阿廖沙很高興，他滿臉通紅地走到給他指定的座位上，他不斷地在心裏重複說：「我怎麼把這件事給忘記了！我怎麼會把這件事忘記了！怎麼到現在才突然想起來！」

她發瘋似的喊叫著，當然，已經全然不顧這一切會給她帶來什麼後果，早在一個月以前她也許就已經預見到這樣的後果，因為當時她也許恨得咬牙切齒在想：「這封信要不要向法庭宣讀呢？」現在也就好像從山崖上跳下來，再也控制不住了。我記得，這封信似乎立刻由書記官當眾宣讀，產生了令人震驚的印象。接著便問米佳：「你是否承認這封信？」

講到這裏，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詳詳細細描繪了被告時格魯申卡的所有招災惹禍的強烈感情。他從被告到「年輕女士」那兒想「狠狠揍她一頓」的那一刻開始談起，接著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借用被告自己的原話解釋說：「結果不但沒有揍她，反而拜倒在她的腳下了——這便是愛情的開端。就是這個時候，被告的老父親也將目光投向了那個女人——這是一種驚人的命中注定的巧合，因為兩顆心突然在同一時間內燃燒起來了，雖然父子倆從前都認識並見過這個女人——於是這兩顆心燃起了難以抑制的、卡拉馬佐夫式的欲|火。我們有她這方面的自供。她說，我同時『取笑他們父子倆』。是的，她突然要想把他們倆捉弄一番；以前沒有這樣想，現在突然心血來潮，頭腦里冒出了這樣的打算，結果兩個人同時成了她的俘虜。這個把金錢奉若神明的老人馬上準備了三千盧布，只求她來拜訪他就給她，但很快又進了一步，只要她同意成為他的正式妻子，他情願把他的名譽和財產呈獻到她的腳下，還以為這是他的無上幸福。在這方面我們有確鑿的證據。至於說到被告，他的悲劇是明顯的，我們大家都看到了。這個年輕女人玩的就是這種『把戲』。這個勾引男性的女人甚至不肯給這位不幸的青年一點希望，因為直到最後的一刻，當他跪在折磨他的那個女人面前，向她伸出沾滿了自己父親和情敵的鮮血的雙手的時候，才給了他希望，真正的希望。就在這種情況下他被捕了。『你們把我，把我和他一起送去服苦役吧，是我把他弄到這種地步的，我是最大的罪人！』這個女人自己大聲喊道，在他被逮捕的時候已經真誠地懺悔了。上面我已經提到過那位才華橫溢的青年拉基京先生著手描述本案時，用幾句簡單而又富於特色的話指出了這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的失望，早年的受騙和墮落，勾引她的那個未婚夫的背叛和拋棄，然後是貧困，遭到清白家庭的詛咒，最後是一位富翁的保護，她至今還把他當做自己的恩人。這位少女的心裏原來也許曾經有過許多美好的東西，現在卻過早地積聚了憤怒，形成了一種精於斂財的性格，形成了嘲弄社會、伺機報復的性格。』經過這樣的分析之後，事情變得很清楚，她取笑他們父子倆僅僅為了玩弄，為了惡作劇。被告在這一個月里經歷了無望的愛情，道德的墮落，對未婚妻的背叛，侵吞了別人相信他的人格才交付給他的錢款，這一連串事件，再加上他在持續不斷地妒忌，而且妒忌的不是別人，恰恰九_九_藏_書是他的父親，因此他幾乎到了暴怒甚至瘋狂的地步！特別是這個失去了理智的老人用來勾引和誘惑他熱戀對象的恰恰又是這三千盧布，而他的兒子認為這筆錢是母親留給他的遺產，他指責父親侵吞了他的錢。是的，我也同意，這是難以忍受的！這種情況下可能患上躁狂症的。問題不在於錢，而在於他的幸福被別人用這筆錢如此令人厭惡地、厚顏無恥地破壞了！」

「是的，這是他的拿手好戲。」

「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各位陪審員先生！審判我的時候到了，我感覺到上帝懲罰的手降臨到了我身上。一個放蕩的人走到末路了！但我要像向對上帝懺悔那樣對你們說：『在殺害我父親這件事上——我是無辜的！』我最後一次重申：『不是我殺的！』我放蕩，但我樂善。我每時每刻都在想改過自新，可還是像一頭野獸那樣活著。謝謝檢察官，他對我作了詳細分析，許多是我過去不了解的，但他說我殺了父親，那是不對的，檢察官搞錯了！也要謝謝辯護律師，聽他講話的時候我哭了，但說我殺了父親，這不符合事實，也不應該作這樣的假設！請你們不要相信醫生的話，我神智完全清醒，只是內心非常難受。如果你們寬恕我，釋放我，我將為你們祈禱。我一定要做好人，我可以起誓，我在上帝面前起誓。如果你們判我有罪——我將自己折斷我頭上的佩劍，然後親吻斷劍的碎片！請饒恕我吧，不要奪走我的上帝。我了解自己：將來我會埋怨你們的！我內心很痛苦，先生們……請你們饒恕吧！」

「遊盪？」

「只有洋蘇葉嗎？您記不記得還有其他東西嗎？」

「您總還是指出來了吧？」

「上星期在英國議會裡已經有一位議員就虛無主義問題站起來質問內閣：現在是不是該對野蠻民族進行干預，以便教化他們。伊波利特指的就是他，我知道他指的就是那位議員。他在上星期講過這件事。」

現在我快要講到那件突然發生的、也許真的毀了米佳的災難了。因為我相信，而且大家也都這樣深信不疑，連所有的律師後來也這麼說，假如不出現這個情節，罪犯至少可以得到寬大處理。但這件事我等一會兒再說。現在簡單地說一下格魯申卡的表現。

我記得，辯護律師衝到他跟前，而首席法官則威脅說要對他採取嚴厲措施，如果再有這類出格舉動的話。他不時地點頭，但似乎毫無悔改之意，多次壓低嗓門對辯護律師說：

「是斯梅爾佳科夫？為什麼恰好是斯梅爾佳科夫呢？為什麼您堅信您哥哥是無罪的呢？」

「一人聰明好，兩個聰明更加妙。」首席法官不耐煩地提示他，他早知道老人有個習慣——說話慢慢吞吞，拖腔拉調，一點不在乎人家對他的印象，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麼著急，相反他很看重那種生硬、平淡無奇，而又洋洋自得的德國式的俏皮話。這小老頭可是非常喜歡說俏皮話的。

「各位陪審員先生，」辯護律師開始說，「在本案中有一個典型的特殊情況使任何一個新來的、不抱成見的人感到驚訝，這就是一方面指控搶劫，但同時卻又無法具體指明被搶劫的是什麼。據說，被搶走的是錢，恰好是三千盧布。但這筆錢是否確實存在——這一點誰都不知道。請你們想一想：首先，我們是怎樣知道有這三千盧布的？誰看見過這筆錢？看到過這筆錢，而且還指出錢是放在一隻註明了收信人的信封里的只有僕人斯梅爾佳科夫。還在慘禍發生之前，他就把這一信息告訴了被告和他的二弟伊凡·費奧多羅維奇。此外，還告訴了斯韋特洛娃小姐。但是這三個人都沒有親眼見過這些錢，只有斯梅爾佳科夫一人見過，這裏自然而然出現一個問題：假如真的有這筆錢，斯梅爾佳科夫也確實見到過，那麼他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見到的？如果主人又從被褥下面把這筆錢重新取了出來並把它們再放回到了錢箱里，但是沒有告訴斯梅爾佳科夫，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呢？清注意，據斯梅爾佳科夫說，錢放在床上的褥子下面，被告本來應該把錢從褥子底下取出來，但是現在被褥一點也沒有弄皺。這一點在記錄中寫得清清楚楚。被告怎麼可能一點兒不弄皺床鋪？尤其是他那沾滿鮮血的雙手怎麼沒有弄髒那天特地新鋪上的薄床單呢？也許有人會說：那麼地板上的信封又如何解釋呢？關於這隻信封，確實值得談一談。剛才我感到有點吃驚：才氣橫溢的公訴人提到了這隻信封，就在他指出懷疑斯梅爾佳科夫殺人是十分荒謬的時候，他自己親口說，諸位請聽清楚了，是他自己親口說的：『假如沒有這隻信封，假如這隻信封沒有留在地板上作為物證，假如盜賊把它帶走，那麼全世界沒有人會知道有這隻信封，信封里還裝著錢，所以，錢肯定是被告搶走的。』因此，連公訴人本人也承認，這張上面寫了幾行字的碎紙片成了指控被告搶劫的唯一依據，『不然的話，誰也不知道搶劫的事，也許就根本不知道有這筆錢』。但是難道就這麼一張掉在地板上的紙片就能證明裡面裝著錢，而且，這些錢被搶走了嗎？人們會回答說：斯梅爾佳科夫不是看見過信封里裝有錢嗎？但是他在什麼時候，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見到的？這就是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我和斯梅爾佳科夫談過話，他告訴我，他是在慘禍發生的前兩天見到這些錢的！可是我為什麼就不能設想這樣一種情況呢，譬如說，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老人把自己關在家裡，懷著焦急而狂熱的心情等待自己心愛的女人，由於閑得發慌，突然想到要把信封拿出來拆開，他心裏想：一隻信封算得了什麼，她還不一定相信呢，如果我給她看一疊三十張一百盧布的鈔票，可能效果會更好些，她口水都會流出來，於是他就撕開信封，把錢取出來，隨手把信封扔在地板上，作為這些錢的主人，他當然不用擔心這信封會構成什麼罪證。請注意，各位陪審員先生，這種假設，這種情況不是很可能的嗎？為什麼不可能呢？要是類似的假設能成立的話，那麼對搶劫的指控便不攻自破了：本來就不存在這筆錢，所以也沒有發生搶劫的事。如果留在地板上的信封是罪證，說明信封里裝著錢，那麼我為什麼不能提出相反的觀點，即信封之所以丟在地板上，就是因為裏面已經沒有錢了，錢早已被主人自己取了出來？『有道理，但是既然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自己已經從信封中取出這筆錢，在他家裡搜查時又沒有找到，那麼這筆錢究竟到哪兒去了呢？』第一，在他的錢箱里找到了一部分，第二，他可能在早晨，甚至在前一天就已經把錢拿了出來，作了別的用處，支付給別人了，寄走了，或者改變了主意，徹底改變了行動計劃，他這樣做的時候，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預先告訴斯梅爾佳科夫。如果這種假設可以成立，那怎麼可以一口咬定說被告要謀財害命而且肯定確實有搶劫的事呢？這樣一來，我們不就等於進入了小說創作的領域嗎？既然肯定某件東西被盜，那就應該指出這件東西，至少應該確鑿地證明它是存在的。可是這件東西誰也沒有看見過。不久前在彼得堡有一個年輕人，幾乎還是個孩子，只有十八歲，是一個街頭小販，在光天化日之下提了一把斧子闖進一家錢莊，膽大包天地砍死了老闆，搶走了一千五百盧布。五小時以後他被捕了。除了他已經花掉的十五盧布以外，從他身上搜出了全部錢款。此外，一名在凶殺案發生以後回到店裡的夥計不僅向警方報告了一共被搶走了多少錢，而且還說出了這筆錢有哪幾種票面，即有多少張一百盧布、五盧布、十盧布，多少金幣，而在被捕的兇手身上搜出的恰好就是這些鈔票和金幣。不僅如此，兇手也徹底坦白了他殺人並搶走這筆錢的事實。各位陪審員先生，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罪證！因為我能知道、看到並觸摸到這些錢，我不能說現在或者過去根本就沒有這筆錢。本案的情況是這樣嗎？要知道這事情關係著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的命運。也許有人會說：『有道理，但他在那天晚上花天酒地，揮金如土，在他身上搜出一千五百盧布——這些錢他是從哪兒搞來的呢？』可是正因為只發現了一千五百盧布，而另外的一半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查不出，這恰好證明這根本不是那些錢，也從來沒有裝進過任何信封里。根據時間推算（而且非常精確），預審中已經查明並證實，被告離開女傭去找佩爾霍金的途中並沒有回家，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在其後的所有時間里一直在眾目睽睽之下，所以他不可能從三千盧布中分出一半隱藏到城裡的什麼地方。而公訴人卻認為這些錢被藏在莫克羅耶村的某個縫隙里。諸位，莫非藏到了尤道弗孤堡的地下室里了嗎？這種假設不是荒誕不經，不是太浪漫離奇了嗎？請大家注意，只要這種假設，即把錢隱藏在莫克羅耶的假設不能成立——對搶劫的全部指控便化為泡影，因為要是那樣的話，這一千五百盧布究竟在哪裡？究竟到哪裡去了呢？既然已經證實，被告沒到什麼地方去過，那麼這些錢怎麼會奇迹般地消失了呢？我們居然打算用這種虛構的故事毀掉一個人的生命！有人會說：『他終究無法說明在他身上發現的那一千五百盧布是從哪兒來的，況且大家都知道，在那天晚上之前他並沒有錢。』可是誰知道這件事呢？被告本人提供了明確而始終如一的證詞，說明了錢的來歷，如果你們願意，各位陪審員先生，如果你們願意，那我可以說，再也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麼比這一證詞更加可信而且更加符合被告性格和心理了。公訴人很喜歡自己虛構的故事：一個意志薄弱、決定收下未婚妻為了羞辱他而向他提供的三千盧布的人，絕不可能分出一半的錢縫入香囊，相反，即使縫了進去，那也會每隔兩天拆開一次，每次用掉一百盧布，在一個月之內統統花光。請記住，這一切都是用不容反駁的語氣講的。可是如果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那怎麼辦呢？如果你們編了一個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完全是另一個人，那怎麼辦呢？問題就在於你們確實編造出了另一個主人公！大概有人會反駁：『有人可以證明他在莫克羅耶村，在慘禍發生前的一個月，一下子就像花掉一個戈比那樣把韋爾霍夫采娃給他的三千盧布揮霍殆盡，因此，他不可能從這筆錢中分出一半來。』可是這些證人是什麼人呢？這些證人的可靠程度在法庭上已經暴露無遺了。此外，別人手裡的那塊麵包看上去總要大一些。最後，證人之中沒有一個人親自數過這些錢，而只是憑目測估計的。證人馬克西莫夫不是作證說被告手裡有二萬盧布嗎？你們瞧，各位陪審員先生，由於心理學是根兩頭都能打人的大棒，那麼請允許我使用一下這根大棒的另一端，讓我們來看看結果是否相同。

「您是否確切知道，」費丘科維奇步步緊逼，「你看到通向花園的門是開著的那一刻，您是不是睡著了呢？」

「不會少於二十年。」

「我喝掉了。」

開始傳訊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剛一進來，大廳里迅速出現了某種非同尋常的氣氛。太太們迅速拿起了帶柄眼鏡和望遠鏡，男士們紛紛交頭接耳，也有人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想看得清楚些。後來大家都證實說，她剛走進來，米佳的臉突然變得「像紙一般白」。她穿著一身玄色衣服，矜持地、幾乎是怯生生地走到給她指定的座位上。從她臉上很難看出有什麼慌張的樣子，但她那陰鬱的目光卻顯露出果斷的神色。應該指出，後來有相當多的人都證實，她當時的容貌特別美麗。她說話的聲音很輕，但很清晰，整個大廳都聽得見。她的語氣特別平靜，至少盡量顯得平靜。首席法官開始向她提問時十分謹慎，特別客氣，似乎生怕觸動「某根心弦」，十分體諒她的巨大不幸。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本人在回答向她提出的一個問題時堅決聲明她是被告正式訂過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己拋棄她為止……」她輕輕地補充說道。當問到她委託米佳到郵局給她親戚匯三千盧布時，她毫不含糊地說：「我給他錢並不是要他馬上匯出去；我當時預感到他正非常需要錢……在那個時候……我給他這三千盧布時講好他在一個月之內寄出就可以了。他根本犯不著後來為這筆債苦苦折磨自己……」

「您的哥哥至少是否對您講過他打算殺死自己的父親？」檢察官問，「如果您認為必要的話。您可以不回答。」他補充說。

至於我們的首席法官，那隻能說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仁慈的、務實的、具有現代思想的人。他相當愛虛榮，但對自己的前程並不太關心。他生活的主要目的是成為進步人士。他有種種關係，也有財產。對卡拉馬佐夫家這個案子，正如後來知道的那樣，他的態度相當激烈，但僅僅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他感興趣的只是這個案子為什麼出現，屬於哪一類，為什麼把它看成是我們社會基礎的產物，是俄羅斯氣質的特徵等。他對案子涉及的個人性格，它的悲劇，對於被告以及有關人員的個性，他的態度相當冷漠並很不現實，不過話說回來，也許應該這樣。

「現在人都變得狡猾了。諸位，我們俄羅斯到底有沒有真理，或者說根本就沒有真理？」

「請問，」當輪到辯護律師提問時，他面帶非常客氣，甚至是恭敬的微笑說，「您就是拉基京先生吧，您寫過一本由教區當局出版的小冊子，書名叫《已故長老佐西馬的修隱生活》，裏面充滿了深刻的宗教思想，書里還有獻給主教的美好而虔誠的題詞，我不久前曾愉快地拜讀過了。」

我不想轉述所有的問題和她的詳細回答，我只是轉達她證詞的主要意思。

「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是不是以為我們的孩子，譬如說我們那些成了青年的孩子，我們那些已經懂事的孩子就不考慮這些問題呢？不，他們不能不考慮的，我們也不會要求他們克制自己，不去考慮這些問題！一位不合格的父親的所作所為，尤其是與別的同齡孩子的名實相符的父親相比較的話，自然而然地會在這年輕人心中引起種種痛苦的疑問。對於這些問題往往用些套話去敷衍搪塞一番：『他生了你，你是他的親骨肉，因此你應該愛他。』青年人不由自主地深入思考：『他在生我的時候難道是愛我的嗎？』他問道，內心越來越感到驚訝。『難道他是為了我而生我的嗎？在那個時刻，在他酒後情慾勃發的時刻，他既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他只是把嗜酒的愛好傳給了我——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為什麼只是因為他生了我，卻一輩子不愛我，我就應該愛他呢？』啊，也許你們認為這些問題是粗魯而又殘酷的，但你們千萬不能要求年輕人的頭腦不去考慮這些問題：『即使把自然逐出門外，它也會從窗子里飛進來，』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們不要怕『金屬』和『焦油』，讓我們根據理智和仁愛，而不是根據神秘主義的觀念來解決問題。那麼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就用下面這個辦法：讓兒子站到自己的父親面前，合乎理智地問他：『父親，請你告訴我：為什麼我應該愛你？父親，請你向我證明，為什麼我應該愛你？』——如果這位父親能夠回答並向他提出充分的證據，那麼這是一個真正的正常的家庭，它不是建立在神秘主義的偏見之上，而建立在理智的、負責的、完全合乎人道精神的偏見之上。相反，如果父親不能證明，那麼這個家庭馬上就完蛋！他不再是他的父親，兒子今後就有了充分自由和權利，可以把自己的父親看作陌路人，甚至是自己的敵人。我們的講台，各位陪審員先生，應該成為宣傳真理和健康思想的場所！」

當他說到沙文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時候又有兩三個人為他鼓掌喝彩。於是，當然嘍，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顯然有點得意忘形了，但這些話幾乎與本案沒有多大關係，何況表達出來的思想相當含糊，但這個患肺病和憤世嫉俗的人太想發表觀點了，哪怕一生中有一次也好。後來我們這裡有人說，他在分析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的性格時，他出於一種不那麼體面的動機，因為伊凡有一兩次在爭論時當眾使他下不了台，因此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一直耿耿於懷，現在想乘機報復一下。但我不知道能否下這樣的結論。總之，這一切還僅僅是開場白，後來的發言才比較直接涉及案子本身。

「正是這樣！」米佳突然從被告席上大聲喊道，「正是這樣，阿廖沙，是的，我當時用拳頭捶打的就是香囊！」

首先，在我們進入法庭大廳之前，我要提一下這一天使我特別驚訝的那些事情。其實，感到驚訝的不僅我一個人，正像後來發現的那樣，而是所有的人都很驚訝。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關注這案子的人實在太多了，大家都迫不及待地等候開庭，社會上有許多議論、假設、感嘆和猜測，而且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了。大家都知道這案子在整個俄國鬧得沸沸揚揚，但畢竟沒有想到這案子會在我們這裏，甚至在全國各地，對所有的人都產生了像那天法庭上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震撼。這一天到我們這兒來的客人不僅來自本省省城，而且來自俄國的其他城市，甚至來自莫斯科和彼得堡。來的人中間有律師，甚至有幾位名人，也有一些貴婦人。旁聽證全部發完。法官席後面甚至劃出了一塊特殊的地方專門安排特別有名望的男賓，那裡一長溜椅子上坐著各種重要人物，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裏從前是不允許的。婦女特別多，有我們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我看至少佔旁聽人數的一半。單單來自各地的律師就很多，簡直不知道把他們安排在什麼地方，因為所有的旁聽證早就發完，被大家軟磨硬泡統統要走了。我親眼看到在大廳盡頭的審判台後面，匆忙地用一道特別的柵欄臨時圍了一塊地方，把來自四面八方的律師都放了進去，而他們還認為能夠站在那裡已經非常幸運，因為要騰出地方，事先把所有椅子都從柵欄里搬走了，於是聚在裏面的那一大堆人緊緊地擠成一團，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裡聽完「案件」的審理。有些太太，特別是外地來的，刻意打扮一番之後，出現在大廳的廂座里，但大多數太太都顧不上穿著打扮。她們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神經質的、貪婪的、差不多是病態的好奇。必須指出，聚集在大廳里的各界人士中間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根據多方面的觀察，幾乎所有的婦女，至少是她們中的絕大多數都站在米佳一邊，認為對他應判無罪。也許，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把他想象成一個善於征服女性心靈的人。她們知道，將有兩個爭風吃醋的女人出場。其中之一便是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她特別引起大家的興趣；關於她的稀奇古怪的傳聞特別多，說她對米佳特別痴情，儘管他成了一名罪犯，卻不改初衷，流傳著種種奇談怪論。特別提到她的傲慢（她幾乎從未拜訪我們城裡的任何人），她的種種「貴族關係」。據說她打算請求政府准許陪伴犯人一起流放，並在礦井下面和他結婚。她們也懷著同樣激動的心情期待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情敵——格魯申卡在法庭上出現。她們懷著折磨人的好奇心期待著兩個情敵在法庭上見面——一個是傲慢的貴族小姐，一個是「輕佻放蕩的女人」；不過我們的太太們對格魯申卡的了解比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要多些。我們的太太們過去也曾見過這個坑害了「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和他不幸兒子的女人」，她們幾乎人人都感到奇怪，父子倆怎麼會對這樣一個「極平常的、毫無姿色的俄羅斯市井女人」入迷到如此程度。總之，有各種各樣的議論。我確切知道，在我們城裡為了米佳曾發生了幾起嚴重的家庭齟齬。許多太太與自己的丈夫激烈爭吵，因為雙方對這一可怕的案件意見不一。經過爭吵以後，這些太太的丈夫們進入法庭大廳時不但對被告沒有好感，甚至十分恨他。總之可以肯定地說，與太太們相反，男士們在情緒上是與被告對立的。可以看到一張張嚴厲、陰沉的臉，有些人的臉色簡直是惡狠狠的，而且這是大多數。米佳在我們城裡逗留期間確實得罪過其中的許多人。當然有些旁聽者的心情幾乎是愉快的，對米佳的命運根本不關心，但對將要審理的案子本身卻並非毫不在意；大家都關心它的結果，大部分男士迫切希望懲處犯人，大概只有律師除外，因為他們所重視的不是案情的道德因素，而僅僅是所謂現代法學精神。著名的費丘科維奇的光臨使大家激動不已。他的才能聞名遐邇，他到外省為那些轟動一時的刑事案件出庭辯護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經過他辯護的這類案件總是聞名全俄，而且經久不忘。關於我們檢察官和首席法官也流傳著幾個笑話，據說我們的檢察官非常害怕碰上費丘科維奇，他們倆早在彼得堡開始干這個行當時便是宿敵。我們這位十分自負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從彼得堡時起一直認為自己受了委屈，他的才能沒有得到應有的賞識，現在卡拉馬佐夫家族的案件使他精神振奮，指望通過這一案件使自己暗淡的生涯重放異彩，但他唯一擔心的是費丘科維奇。至於害怕費丘科維奇的說法其實不完全正確。我們的檢察官並非是那種在危險面前灰心喪氣的人，正相反，危險越大他的自尊心越強烈。總而言之，應該指出，我們的檢察官過於急躁和病態地敏感。他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某個案子，審理案子尤其認真，好像他的前程和家業全都取決於他的最後裁決似的。法學界對他的態度不免加以嘲笑，因為我們的檢察官正是靠這種品質獲得了某種知名度，雖然遠非聞名全國，但與他在我們法院中所處的微不足道的地位相比，可以說他的名聲已經相當大了。人們特別嘲笑他對心理分析的偏愛。依我看，大家都錯了：我們的檢察官，作為一個人和一種性格，我覺得他要比許多人想象的嚴肅得多。但這個過分敏感的人從自己的法律工作開始之初就未能擺正自己的位置，以後一輩子也改不了。

「這是幹什麼？」伊凡大喊大叫，眼睛死死盯著法警的臉，突然抓住他的肩膀，猛地把他推倒在地。這時候衛兵們已經趕到，把他抓住了，他立刻發出瘋狂的尖叫。衛兵把他架走的時候，他一直尖叫著，說了些不連貫的話。

「我在案發前夕收到了這封信，而他在小酒店裡寫這封信比這還要早一天，所以說就是在作案的前兩天——您看，這封信寫在一份賬單上！」她氣喘吁吁地大聲說，「他當時恨我，因為他自己做了卑鄙的事情，去追求那個賤貨……還因為他欠了我那三千盧布……啊，他為這三千盧布感到難堪，因為他自己做了這種丟人的事情。這三千盧布是這樣的——我請求您，懇求您讓我把話說完：還在殺死他父親的三星期以前，有一天早晨他來找我。我知道他需要錢，也知道做什麼用——就是為了引誘那個賤貨，把她帶走。我當時就知道，他已經背叛了我，想拋棄我，於是我自己當場給了他這筆錢，推說是要寄給莫斯科的姐姐，我交給他的時候，看著他的臉，告訴他隨便什麼時候寄都可以，『哪怕再過一個月也行』。他怎麼會不明白，怎麼會不明白那簡直是我當面對他在說：『你需要這筆錢是為了背叛我，與那個賤貨私奔，現在我把這些錢給你，我親手交給你，你拿去吧，如果你無恥到這種地步，那就拿走吧！……』我曾想當場揭穿他，而結果又怎樣呢？他居然拿走了，而且在一夜之間和那個賤貨一起把這些錢花光了……但他明白，他明白我全都知道，請您相信，他當時也明白我給他這些錢只是為了試探他，看他是否無恥到這等地步，居然會拿我的錢？我看著他的眼睛，他也看著我的眼睛，他全都明白，全都明白，但還是拿走了我的錢！」

費丘科維奇的辯護詞就這樣結束了。這一次聽眾發出的歡呼聲猶如暴風驟雨，勢不可當。再要阻止它已經毫無意義了：女人們都哭了，許多男人也哭了，連兩位要員也流下了眼淚。首席法官只能聽之任之，甚至遲遲不敢搖鈴：「冒犯這樣的激|情等於褻瀆神聖。」——我們的太太們後來這樣叫喊。演說者本人也真誠地大受感動。可是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居然再次站出來「進行反駁」。大家用憎恨的目光看著他：「怎麼？這是怎麼回事？他居然還有膽量反駁？」太太們竊竊私語。但是哪怕是以檢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的太太為首的全世界的太太們都在竊竊私語，那麼此刻也無法阻止他發言。他臉色蒼白，激動得渾身哆嗦；他一開始說的幾個詞兒，他一開始說的幾句話，大家簡直無法理解；他氣喘吁吁、口齒不清，邏輯混亂。不過他很快恢復了常態。但從他第二次的公訴詞中我只摘引幾個片斷：

「那位太太是誰？拿著長柄眼鏡，胖胖的，坐在邊上的那一位。」

「他動不動就生氣。還喜歡賣弄口才，愛用長句子。」

「他是我的表兄弟啊。我母親和他的母親是親姊妹。不過他一直求我在這裏不要對任何人說，怕我給他丟臉。」

「是我寫的，我寫的信！」米佳大聲說，「我不喝醉的話是不會寫的！……為許多事我們倆互相仇視，卡佳，但我起誓，我起誓，我在恨你的時候還是愛你的，可是你對我——卻不是這樣！」

「我不敢說是相信了。但我一直堅信，某種崇高的感情在緊急關頭會拯救他，事實上已經拯救了他，因為殺死我父親的不是他。」阿廖沙用全大廳都能聽到的洪亮的聲音堅定地說出了最後一句話。檢察官哆嗦了一下，像一匹戰馬聽到了號角聲。

「啊，這太妙了！像您這樣的思想家，甚至可以應該廣泛地關注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由於主教的庇護，您那本很有教益的小冊子廣為流傳併產生了相應的效應……不過我現在主要向您請教一個問題：您剛才說您和斯韋特洛娃女士相當熟悉，是這樣嗎？」（按：格魯申卡的姓原來是「斯韋特洛娃」。我僅僅是在開庭審理的這一天才初次知道。）

「這可把我們的米堅卡給坑苦了！」

「是的，用板車改成了一輛巨型馬車。」

「是胡桃嗎？」

「伊柳沙奇卡，我的兒子。『爸爸，爸爸，他是怎樣侮辱你的啊！』這是他在一塊大石頭旁說的。現在他快要死了……」

說著他也不等到獲准，突然轉身向大廳外走去。但走了三四步又停了下來，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輕輕地冷笑了一下，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上。

這個正直的小老頭的口氣里突然可以聽出一種多愁善感、誠摯感人的聲調。費丘科維奇猛地哆嗦了一下，似乎有了某種預感，趕緊集中思想聽他講下去了。

另一堆人在議論：

「非常聰明。」

「大概有一茶杯。」

「是的，是的，我剛才作了偽證，說的全是謊話，違背了人格和良心，但我剛才想救他，因為他是那樣恨我，那樣蔑視我。」卡佳像發瘋似地大喊大叫，「啊，他太蔑視我了，一直蔑視我，你們要知道，要知道——從我為了那些錢向他下跪的那一刻起，他就瞧不起我。這一點我看出來了……我當時馬上感覺到了，但我很長時間都不相信自己。有多少次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當時你畢竟是自己找上門來的。』啊，他不明白，他一點也不明白我當時為什麼要去，他只會懷疑到下流行為上去！他以自己的尺度衡量別人，他以為大家都和他一樣。」卡佳惡狠狠地咬牙切齒說，好像已經完全發瘋了。「他想和我結婚只是因為我得到了一筆遺產，就因為這個，就因為這個！我總懷疑是這個原因！啊，他是個衣冠禽獸！他一輩子都認為當時是我主動去找他，因此我一輩子在他面前羞愧得無地自容，為了這種事他可以永遠瞧不起我，而且永遠高我一等，所以他才想和我結婚！就是這樣，完全是這樣！我試圖以我的愛，無限的愛去改變他的想法，甚至準備忍受他的背叛，可是他一點也不理解，一點也不理解。他確實不理解！他是一個惡棍！這封信我是第二天傍晚才收到的，是他派人從小酒店裡給我送來的，可是就在那天早上，在那天早晨我還想原諒他的一切，甚至他的背叛！」

「問題就在於頭腦是清醒的……而且是卑鄙的頭腦，完全和您、和你們這些……傢伙一模一樣！」他突然轉身對聽眾說，「父親被殺了，可是大家都裝出一副十分驚恐的樣子，」他憤恨而輕蔑幾乎咬牙切齒地說，「大家相互裝腔作勢。全是騙子！大家都盼望著我父親死。一條毒蛇咬死另一條毒蛇……假如沒有這樁弒父案件，大家會非常惱火，憤憤地走散的……簡直是一齣戲！『要麵包，要看戲！』不過我也可以讓你們樂一樂！你們有水沒有，請讓我喝個夠，看在上帝份上！」——他突然捧住了自己的頭。

這時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詳細敘述了米佳出發前的準備情況，在佩爾霍金家的那一幕，在小酒店裡的情景，和馬車夫的談話。他引用了許許多多的由證人確認的話語、談話片斷和情態手勢——這種描述對聽眾的觀點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這些事實的總和發生了強烈影響。這個喪失了理智的亡命之徒的罪行已經昭然若揭，毋庸置疑了。「他已經用不著珍惜自己的生命了，」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說，「他有兩三次幾乎完全承認了，幾乎點明了，無非是沒有講出來而已（說到這裏他又引用了幾位證人的證詞）。在路上他甚至對馬車夫說：『你知道嗎，你拉的是一個殺人犯！』但他畢竟不能一股腦兒全說出來：他必須先到莫克羅耶村，然後在那裡結束這個故事。可是那兒等待著這個不幸的人的又是什麼呢？主要是後來，他一到莫克羅耶就已看到，而且不久他就完全明白，他的那位『無可爭辯的』情敵，也許並不見得是那麼無可爭辯了，人家也並不希望，事實上也沒有接受他對新的幸福的祝願和敬酒。不過，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從法庭調查中已經知道了全部事實。卡拉馬佐夫戰勝了情敵當時就成了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這時候他內心開始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是他內心曾經經歷過和將來可能經歷的最可怕的一個階段！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各位陪審員先生，」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大聲感嘆道，「遭受過玷污的天性和犯了罪的心靈會進行自我報復，比任何人間的法律制裁更全面！不僅如此，法律的裁判和人間的刑罰甚至可以減輕天性的懲罰，在這種時刻罪犯心靈非常需要這種裁判和懲罰，這樣可以使心靈從絕望中解脫出來，因為我簡直無法想象，當卡拉馬佐夫知道她愛他，為了他而拒絕了『以前的』那個『無可爭辯的』情人，她召喚米佳和她一起去過新的生活，答應給他幸福的時候，他是多麼震驚，精神上是多麼痛苦，而且這又是什麼時候呢？恰巧是在他的一切已經完蛋，一切都已無法挽回的時候！為了說明被告當時的真實處境，我要順便提一下那個對於我們來說相當重要的情況：這個女人，他熱戀的對象，直到最後一刻，直到他被捕前的一分鐘，對於他來說始終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那麼為什麼，為什麼他當時不開槍自殺？為什麼放棄了已經決定的打算，甚至連自己的手槍放在哪兒都忘記了呢？原因恰好是這種對愛情的強烈渴望和立刻滿足這種渴望的希望阻止了他。在狂歡豪飲的過程中，他緊緊靠在自己心上人的身上，和她一起開懷暢飲，在他心目中，現在她比任何時候更加嫵媚動人——他寸步不離地跟著她，欣賞她，在她面前他神魂顛倒。這種強烈的渴望短時間內不僅能壓抑他對被捕的恐懼，而且還能抑制良心的譴責！是暫時的，啊，只能是暫時的！我可以想象，當時罪犯的心理狀態無疑處於三種因素的絕對控制之下：第一，醉意濃重，嘈雜吵鬧，狂舞勁歌，還有她，醉態可掬，兩頰緋紅，載歌載舞，頻頻向他微笑！第二，使人振作的朦朧的幻想，似乎離不幸的結局還很遙遠，至少不是在眼前——也許要到明天，明天早上才會來抓他。因此還有好幾個小時呢，時間已經夠多的了，甚至太多了！在幾小時之內可以想出許許多多辦法。我設想，他的情形有點像一個囚犯正被押赴刑場，送上絞架：還需要通過一條漫長的街道，而且是緩慢地，在成千上萬的人群面前經過，然後再拐到另一條街上，在另一條街的盡頭才是那個可怕的刑場！我覺得，坐在囚車裡的罪犯在剛出發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在他面前還存在著無限的生命。可是兩邊的房屋向後退去，囚車一直向前移動——這不要緊，離拐進第二條街還遠著呢，因此他還精神抖擻地左顧右盼，看著成千上萬冷漠而又好奇的人用目光盯著他。他總覺得，他是和他們一樣的人。但現在已經拐到了另一條街上了。哦！沒有關係，沒有關係，還要走完整整一條街呢。而且不管走過了多少房屋，他總想：『還有許多房屋在前面呢。』這樣一直到走完全程，直到廣場為止。我想卡拉馬佐夫當時也是這樣。『他們還來不及趕到，』他想，『還可以想點辦法，哦，還有時間想出一套辯護的計劃，抵擋一陣，而現在——現在她是多麼迷人啊！』他心裏感到慌亂和害怕，但他還是從容地留下了一半的錢，放在一個地方隱藏了起來。不然我就無法解釋，他剛才從他父親枕頭底下拿走的三千盧布的整整一半又到哪兒去了呢。他不是初次到莫克羅耶村，他曾經在那裡玩過兩天。這所舊的、木結構的大房子，連同那些板棚迴廊，他都很熟悉。我總認為，一部分錢就是在那時候，在被捕前隱藏起來的，而且就藏在這房子里，藏在某個縫隙里，在地板下面，或者在某個角落裡，或者在頂棚下面——為什麼呢？那還用問嗎？災難馬上可能降臨，當然他尚未考慮好對策，而且也沒有時間，他腦袋裡嗡嗡直響，尤其他還一心想著看見她，至於錢嘛——錢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人有了錢到哪裡都是人。也許你們覺得，在這樣的時刻如此深思熟慮是極不自然的吧？可是他自己不就要我們相信，早在案發前的一個月，在一個對他來說同樣是危險而至關緊要的時刻，他從三千盧布中分出了一半，縫進了香囊，儘管這不是事實，我們即將加以證明，但是這個想法總還是卡拉馬佐夫所熟悉的，他曾經考慮過。不僅如此，如果他對偵查員說，他曾分出了一千五百盧布放進了香囊（其實這隻香囊從未有過），那麼這香囊也許是他臨時想出來的，因為就在兩小時以前他靈機一動，分出一半的錢藏到了莫克羅耶的某個地方，而不是保存在自己身邊，免得早上以前發生什麼意外。兩個深淵，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要記住，卡拉馬佐夫能看到兩個深淵，一下子看到兩個！那所房子我們搜查過，但沒有找到。也許這些錢現在還在那裡，也許，到第二天就消失了，現在就在被告那裡。總之，逮捕他的時候他就在她身邊，跪在她面前，她躺在床上，他向她伸著雙手，他當時忘記了一切，甚至都沒有聽見逮捕他的人已經走了進來。他腦子裡還來不及想好怎樣回答問題。無論是他，還是他的頭腦，都猝不及防地被抓住了。

「幹得倒是挺利索。不過他又吹了一通。這件事他已經在這裏挨家挨戶講過不知有多少遍了。」

「對，對，遊盪，我也是這麼說的。他的聰明溜出去遊盪了，跑到了遙遠的地方，連自己也迷路了。不過話得說回來，他是個高尚而很重感情的青年，啊，我還記得他很小的時候被丟在他父親後院里的那模樣，光著腳在地上亂跑，小褲子只吊在一個扣子上……」

「我們那些農民現在會說什麼呢？」一位郊區地主走到一群正在議論的人面前說道，他愁眉苦臉，身材肥胖，滿臉麻子。

「不，畢竟說得很巧妙。人家等了好久，終於一吐為快，哈——哈！」

「甚至有一茶杯。也許有一杯半嗎？」

鈴聲響了。陪審員們商議了整整一小時，不多也不少。聽眾剛坐定，全場便鴉雀無聲。我至今還記得陪審員們是怎樣進入大廳的。關鍵時刻終於到了！我不想把所有的問題逐一列出，況且我也忘記了。我只記得首席法官提出的第一個也是主要的問題：「他是否預謀殺人搶劫？」（原話我不記得了）大家都屏息靜氣。首席陪審員，就是那個最年輕的官員，在全場死一般的寂靜中大聲而明確地宣布：

「那是將軍夫人，跟丈夫離了婚，我認識她。」

辯護律師作了這番開場白，然後突然宣布：

醫學鑒定對被告也沒有幫上多大的忙。正如後來證實的那樣，費丘科維奇本人似乎對它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之所以要進行醫學鑒定，主要是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堅持，她特地從莫斯科請來了一位名醫。辯護方面當然也不會因為醫學鑒定而有什麼損失，搞得好的話也可能有好處。不過由於醫生們產生了某些分歧，其結果多少有點滑稽。出場的幾位專家是：從京城請來的著名醫生，本城的醫生赫爾岑斯圖勃，以及年輕的醫生瓦爾溫斯基。後面兩位也屬於檢察官傳訊的一般證人。首先以專家身份被傳訊的是赫爾岑斯圖勃。這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頭髮雪白，已經謝頂，中等身材，體格健壯，在我們城裡大家都很重視他，尊敬他。他是一位盡心盡職的醫生，一個好人和虔誠的教徒，屬於赫恩胡特派或「摩拉維亞兄弟會」——我也不太清楚。他在我們城裡已經住了很久，平時舉止特別莊重。他心地善良，富有愛心，免費為窮人和農民治病，親自到他們簡陋的小屋去，留下錢讓他們買葯，但他的脾氣固執得像一頭騾子。如果他有了什麼想法，要他改變是不可能的。順便提一下，城裡的人幾乎都知道，這位外地的名醫到我們這裏總共呆了短短的兩三天，卻對赫爾岑斯圖勃的才能已經說了一些非常難聽的話。雖然這位莫斯科醫生每次出診收費至少要二十五個盧布，但我們城裡有些人還是對他的到來感到高興，不惜重金，紛紛去請他治療。在他沒有來之前，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爾岑斯圖勃治療的，而現在這位名醫卻到處尖銳批評他的治療方法，到後來他一進病人家就乾脆問：「您這病原來是誰給看的，是赫爾岑斯圖勃嗎？哼，簡直瞎胡鬧！」這些話自然傳到了赫爾岑斯圖勃的耳朵里。現在這三位醫生一一出庭作證。赫爾岑斯圖勃醫生直截了當地聲稱：「被告智力失常是顯而易見的。」他提出的種種理由我在這裏就省略了，最後他又補充說，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不僅可以從被告以前的行為中看出來，更主要的是現在，甚至目前都可以看出來。法庭請他說明現在，此時此刻這種失常現象表現在什麼地方的時候，這位老醫生天真而直率地指出，被告一進入大廳，「就有一種不合時宜的、非常特別和古怪的表情，他像一個軍人那樣邁著大步，兩隻眼睛直視前方，其實他本來應該看左面，那邊旁聽席上坐著不少太太，他是女性的熱烈愛好者，照理應該非常關心現在太太們對他會有什麼看法」，老人以自己獨特的語言結束了發言。這裏還需要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他常說俄語，而且很喜歡說，但不知為什麼他說的每https://read.99csw.com句話都帶有德國腔，而且他從來也不感到有什麼不好意思，因為他一輩子都有個毛病，便是他自以為俄語說得最標準，「甚至比俄國人還好」，他還非常喜歡引用俄國諺語，每次都要人相信，俄國諺語是世界上最精彩、最富於表現力的諺語。我還要指出，他在談話時，也許是因為思想不集中，常常會忘記最普通的詞，這些詞他掌握得很熟練，但不知為什麼突然在他腦子裡卡住了出不來。不過即使他講德語，往往也會發生這種情況，這時候他總是在自己面前不停地揮手，好像在尋找並要抓住那個丟失了的詞語，在他沒有找到丟失的詞語以前，誰也無法迫使他把已經開始的談話繼續下去。他剛才所說的被告進入大廳后照理應該把目光投向太太們的一番話在聽眾中引起一陣輕輕的嬉笑聲。我們這裏的太太們非常喜愛這位老人，她們知道他一輩子都沒結婚，是個虔誠和純潔的人，在他眼裡女人都是些高尚的理想人物。因此他這番出人意外的話使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

「是這樣，卡佳！」米佳突然吼叫起來，「我看著你的眼睛，心裏也明白你是在羞辱我，但我還是拿了你的錢！你們蔑視我這個下流坯吧，大家都蔑視我好了，我是罪有應得！」

我要說明一下，其實在阿廖沙之前就要傳訊他了。但法警當時向首席法官報告說，證人由於突然身體不適或者說突然犯病，現在不能出庭，但只要身體稍有好轉，他準備隨時出庭作證。不過這些話不知怎麼的當時誰也沒有聽到，都是在後來才知道的。他的出現一開始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主要的證人，特別是兩位情敵，都已傳訊過了，人們的好奇心暫時得到了滿足。聽眾都顯得有些倦怠了。接下去還要聽取幾位證人的陳述，鑒於大部分情況已經講過，估計他們也談不出什麼特別的內容。時間已經不早了，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出庭時似乎走得特別慢，對誰也不看一眼，甚至低著頭，好像正在皺著眉頭思考什麼問題。他的穿著無可挑剔，但他的臉色，至少我覺得有一種病態：這張臉上似乎塗上了一層土色，有點兒像是即將斷氣的人的臉。他的目光是渾濁的；他抬起眼，慢慢地掃視了一下大廳。阿廖沙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隨即發出一聲呻|吟：唉！我記得這個情景。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是的，還有官員。」一位地方自治局的成員走過來說。

「是蘋果嗎？」

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開始發表起訴演說，他渾身神經質地顫抖不止，額頭和兩鬢滲出病態的冷汗，全身一陣陣忽冷、忽熱。後來他自己就是這樣描述的。他認為這次演說是他的傑作，一生的傑作，是他的天鵝之歌。九個月以後他真的由於嚴重的肺病死了，因此假如他當時真的預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他倒確實有資格將自己比作臨死前唱出最後一支歌的天鵝。他為這篇演說詞嘔心瀝血，絞盡腦汁，他出人意料地證明，至少在我們可憐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身上力所能及地保留著公民的感情和「難以解決的」問題。他的演說主要以真誠取勝：他真誠地相信被告有罪；他提起公訴並不是奉上級之命，也不是履行公事。他在呼籲「報復」的時候，確實滿懷著「拯救社會」的強烈願望。連那些旁聽的太太們，雖然最後對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抱著敵視的態度，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演說產生了特別深刻的影響。開始時他的聲音嘶啞、斷斷續續，但後來很快變得堅強有力，響徹了整個大廳，一直保持到演說結束。不過他剛演說完，就差一點昏過去。

「那麼我是哈巴狗，我是！」米佳大聲說，「要是你聽了感到委屈，那麼就由我自己來承擔，並請求他原涼：我是禽獸，以前對他太殘忍了！我對伊索也太殘忍了。」

啊，自然，這樣直言不諱，這樣坦誠相告，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譬如說，在臨上斷頭台的那一刻。但卡佳就恰好在這樣的時刻，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性格。這還是那個勇往直前的卡佳，她為了拯救自己的父親而奔向一個年輕的浪子，這還是那個為了多少能改變米佳的厄運，不惜犧牲自己，不顧姑娘家的臉面，大談「米佳的高尚行為」的高傲而純潔的卡佳。現在她又同樣作出了自我犧牲，但已經是為了另一個人了，不過也許直到現在，直到此刻，她才第一次感到並且完全明白這另一個人對她是多麼珍貴！她因為擔心他才作出自我犧牲，因為她突然明白，他供認了殺人的不是哥哥，而是他，他這樣就毀了自己，因此她寧願犧牲自己來挽救他，挽救他的聲譽！但這時候又閃過一個可怕的想法：她在講自己過去對米佳的態度時，是否誣陷了他——這倒是一個問題。沒有，沒有，她在說到米佳因為她曾下跪而蔑視她時，她並不是有意誹謗！她自己相信這一點，她深信，也許從她下跪的那一刻起，心地善良的、當時還熱愛她的米佳就在嘲笑她和蔑視她了。只是出於自尊，她在當時才用一種歇斯底里的和硬裝出來的愛情把自己和他聯結在一起，這完全是出於一種受到傷害的自尊心，因此這種愛情不像愛情，倒像報復。啊，這種硬裝出來的愛情說不定會變為真正的愛情，也許這正是卡佳所夢寐以求的，但米佳的背叛侮辱了她，傷透了她的心，她的心無法原諒。報復的時機突然從天而降，於是，在這個被侮辱的女人的胸中長期積聚起來的痛苦也一下子突然迸發出來了。她背叛了米佳，同時也背叛了自己！因此，她剛把話說完，緊張的心情剛鬆弛下來，她就羞愧得無地自容。她又開始發作歇斯底里，又是哭，又是喊，最後倒了下來。她被抬走了。就在她被抬出去的時候，格魯申卡哭喊著從自己的座位上撲到米佳跟前，甚至阻攔她都來不及。

「我看您身體不舒服，我也理解您的感情……」首席法官開始說。

「您……也許還不太舒服吧？」說著他用目光尋找法警。

「指一位小姐，就是這個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那時她叫我上她家去，請我吃巧克力，想討好我。她是個不知羞恥的人，就是這麼回事……」

「這一次他要嘗嘗二十年苦役的滋味了。」

檢察官顯然慌了神，趕緊俯身跟首席法官商量。幾位法官在忙亂中相互竊竊私語。費丘科維奇豎起了耳朵在仔細傾聽。整個大廳在期待中一片寂靜。首席法官似乎突然醒悟過來了。

「他是個神經質的人。」

「你記得嗎，他在有個地方講到別的民族是不會等待的這句話很有道理。」

「還放了車前草。」

「有什麼好，那他明天就會把京都酒店鬧個天翻地覆，縱酒狂飲十天十夜。」

「在悲劇發生前的一個月，韋爾霍夫采娃小姐委託被告到郵局去匯出三千盧布，但這裡有個問題：委託他辦這件事是否像剛才說的那樣完全是為了羞辱他、貶低他？在韋爾霍夫采娃小姐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次證詞中並沒有這樣說，完全不是這樣說的；在第二次證詞中我們只聽到怨恨、報復的呼聲，長期隱藏在內心的仇恨的呼聲。既然證人在第一次作證時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那麼僅此一端就足以使我們有權斷定，第二次的證詞可能也是不正確的。公訴人『不願意，也不敢』（這是他的原話）涉及這一浪漫史。那麼好吧，我也不去涉及，但請允許我指出，如果一位純潔而又道德高尚的女性（受人崇敬的韋爾霍夫采娃小姐無疑是這樣的人），如果這樣的一位女性居然會突然在法庭上一下子推翻自己的第一次證詞，企圖將被告置於死地，那麼很清楚，她的第二次證詞也不可能不帶有偏見，也不可能是冷靜的。難道可以剝奪我們斷定一個復讎的女人言過其實的權利嗎？是的，她過分誇大了她交給他那筆錢時他所蒙受的羞辱。相反，她給他這筆錢的方式恰好是以可以接受的，特別是對於像我們的被告那樣一個輕率的人來說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主要是，他當時指望很快會收到父親欠他的那三千盧布。這是輕率的，但正因為他的輕率才堅信父親一定會付給他那筆錢，他也會收到這筆錢，因此，他隨時都可以把韋爾霍夫采娃小姐委託的那筆錢匯出去，從而還清這筆債務。但公訴人無論如何也不願意相信，被告能在當天，在受到指責的那天從拿到的錢中分出一半縫入香囊。他說：『他不是這樣的人，他不可能有這種感情。』可是您自己不是也大聲宣揚卡拉馬佐夫心胸開闊，說卡拉馬佐夫可以同時看到兩個對立的深淵。卡拉馬佐夫的天性就是具有這兩個方面，能體察兩個深淵，因此即使縱酒狂飲的慾望十分強烈，但如果有什麼東西從另一面打動他，他就會馬上改弦易轍。這另一面就是愛情，而且正是這種乾柴烈火般的愛情，為了這種愛情他迫切需要錢，其迫切的程度甚至大大超過與心愛的人一起縱酒作樂的需要。她只要對他說：『我是你的，我不要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他就馬上帶著她遠走高飛——有了錢他才能這樣做。這當然比縱酒狂飲更加重要。卡拉馬佐夫能不理解這個道理嗎？這正是他的心病，正是他所擔憂的，因此他分出這一半的錢藏起來以防萬一，這又有什麼不可能的呢？但時間在一天天過去，而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不僅沒有把三千盧布付給被告，反而聽說他想用這筆錢去引誘他的心上人。他想：『如果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不願把錢還給我，那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面前豈不成了一名賊嗎？』於是他產生了一個念頭，就是要把一直藏在香囊里的那一千五百盧布放到韋爾霍夫采娃小姐面前，對她說：『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賊。』所以，這是他像愛護自己眼珠那樣愛護這一千五百盧布，絕對不會拆開香囊，一百盧布、一百盧布地逐漸把錢花光的雙重原因。為什麼你們要否定被告的榮譽感呢？不，榮譽感在他身上是存在的，就算它是畸形的，就算它常常是錯誤的，但它畢竟是存在的，甚至達到了狂熱的程度，而且他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可是情況越來越複雜，妒忌的痛苦達到了極限，在被告狂熱的頭腦里原先的那兩個老問題越來越折磨著他：『要是我把錢還給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那我用什麼錢來帶格魯申卡走呢？』所以說這一個月來他這樣胡作非為，縱酒狂歡，在小酒店裡惹是生非，可能就是因為自己心裏苦悶，簡直無法忍受。這兩個問題最後終於尖銳到了使他絕望的境地。他派了他的三弟到父親那兒最後一次催討那三千盧布，但沒等到迴音，就自己闖到父親家裡，當著眾人的面把老人痛打了一頓。這樣一來，他當然再不可能從任何人那兒拿到錢，挨了揍的父親決不會給他了。就在那天晚上他捶打自己的胸膛，就是捶打胸前掛香囊的那個部位，還向弟弟發誓說他有辦法不做卑鄙小人，但實際上他終將成為一個卑鄙小人，因為他預見到他不會利用這個辦法，他缺乏精神力量，缺乏堅強的性格。為什麼公訴人不相信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所提供的那麼純潔，真誠，沒有事先準備，合情合理的證詞？為什麼硬要我相信藏在旮旯里、藏在尤道弗孤堡地下室里的那筆錢呢？就在那天晚上，在與三弟談話之後，被告寫了那封倒霉的信，於是這封信便成了被告搶劫的最主要、最重大的證據！『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錢，如果他們不給，那麼只要伊凡一走，我就殺死父親，從被褥下面拿走他裝在用紅綢帶紮好的信封里的錢。』——這就是完整的兇殺計劃，怎麼會不是他呢？『完全是按計劃行事！』——公訴人驚呼道。但是，第一，信是醉后寫的，而且是在非常氣憤的情況下寫的；第二，關於信封的那些話都是聽斯梅爾佳科夫說的，他自己沒有親眼見過那隻信封，第三，寫是寫了，但是不是照寫的做了呢？憑什麼可以證明呢？被告在枕頭底下有沒有拿到那信封？有沒有找到錢？這錢究竟存在不存在？被告真是去搶錢嗎？請你們想一想、想一想吧！他不顧一切地跑去不是為了搶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兒，這個使他傷透了心的女人在哪兒——所以他不是根據計劃，不是按照信上寫的那樣，也就是說，不是為了預謀的搶劫才跑到那兒去，而是突然地、偶然地、在瘋狂的妒忌中跑到那兒去的！有人會說：『不錯，但他畢竟跑去殺了人，搶了錢。』但他到底殺了人沒有呢？我懷著憤懣的心情否定搶劫的指控：如果不能確切地指明被搶去了什麼東西，那就不能指控搶劫，這是明顯的道理！但他殺了人沒有呢？他是否殺了人而沒有搶劫呢？這一點是否已經證明了呢？這會不會是虛構的故事呢？」

「您認識普羅霍爾·伊凡諾維奇·納扎里耶夫嗎？就是那個佩戴勳章的商人，那個陪審員？」

「我沒有更多的證據了。」

大廳里一下子安靜下來，好像預感到會出什麼事似的。首席法官惶惶不安了。

早在法官們出現之前，大廳里已經擠得水泄不通。我們的法院大廳是全城最好的，寬敞、高大、音響效果很好。法官席設在略微高出地面的平台上，它的右側安放了一張桌子和兩排供陪審員坐的扶手椅。左側是被告席和辯護律師的席位。在大廳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張放「物證」的桌子。桌子上放著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沾滿血跡的白色絲睡衣；一把不祥的、被認為是兇器的銅杵；米佳那件袖子上沾有血污的襯衫；他那件因為當時把血淋淋的手帕塞進口袋、如今背面口袋處帶有血斑的常禮服；那塊原來沾滿鮮血，如今已經發黃了的手帕；那把米佳在佩爾霍金家裡裝上子彈準備自殺、後來在莫克羅耶被特里豐·鮑里瑟奇悄悄拿走的手槍；那隻原來裝了三千盧布準備給格魯申卡的、題了詞的信封，一條原來扎在信封上的粉紅色綢帶；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我無法一一記住。稍遠一些，在大廳深處便是旁聽席，但在柱形欄杆前面還放了幾把扶手椅，供已經作過證詞，但尚需留在大廳里的證人用。十點整，由首席法官、一位法官和一位榮譽民事法官組成的審判人員入席。不用說，檢察官也馬上出來了。首席法官是個粗壯結實的人，偏矮的中等身材，一副似患有痔瘡的灰黃色的面孔，五十歲左右，一頭修剪得短短的均已經花白的黑髮，掛著一條紅綬帶，但我記不得戴的是什麼勳章了。我覺得，也不僅是我，大家都覺得，檢察官似乎非常蒼白，臉色幾乎發青，不知為什麼似乎一夜之間突然消瘦了，因為我在前天看到他時氣色還很正常。首席法官首先問法警：陪審員都到齊了嗎？……不過我看不能再這樣繼續講下去了，因為有許多東西我沒有聽清楚，有些東西沒有詳細注意，有些東西又忘了，而最主要的是因為，就像我在前面講過的那樣，如果把所有的講話和發生的事情全部記下來，那我確實既沒有那麼多時間，也沒有那麼多的篇幅。我只知道，辯護律師和檢察官雙方對陪審員資格提出異議的不太多。那十二名陪審員的情況我還記得：四名是我們本地的官員，兩名是商人，六名是本城的農民和小市民。我記得早在開庭以前，我們上流社會的有些人，特別是太太們，頗為驚訝地問道：「這些微妙、複雜、涉及心靈世界的案子怎麼可以交給幾個官員，甚至農民去作出生死攸關的決定呢？這些官員，尤其是這幾個莊稼漢能懂得什麼呢？」確實，這四個進入陪審團的官員職位低微，而且都已白髮蒼蒼，只有一個稍稍年輕些，他們在社會上默默無聞，靠著菲薄的薪俸勉強度日，他們的妻子年老色衰，多半上不了場面，還有一大堆說不定是光著腳的子女，公務之餘常常用打牌來消磨時光，自然從來也沒有讀過一本書。兩名商人樣子體面，但都出奇地寡言少語和呆板；其中一個剃光了鬍子，穿著德國式的衣服；另一個留著灰白鬍子，在脖子上掛著紅綬帶，上面別著一枚勳章。至於那幾個莊稼漢和小市民，那就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們城裡的那些小市民幾乎與農民一模一樣，他們甚至還種地呢。其中兩個也穿著德國式的服裝，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四個更骯髒、更醜陋。人們確實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拿我自己來說吧，剛對他們打量一下，馬上也產生了這樣的想法：「這些人怎麼能理解案情呢？」然而他們板著臉，表情嚴肅，給人一種異常嚴峻乃至威武的印象。

「被告，您承認自己有罪嗎？」

「我不能對我所認識的人全都負責……我是一個青年人……而且誰能為他所遇到的每個人負責呢……」拉基京的臉刷地漲得通紅。

法官問她究竟指誰。

「誰不許您說？您指的是誰？」

她不顧一切地大聲叫嚷。法警接過她遞給首席法官的那張紙。她倒在自己的椅子上，手捂著臉，痙攣似的無聲地嗚咽，渾身哆嗦，竭力不讓自己發出呻|吟，生怕把她帶出法庭。她交上去的那張紙就是米佳從京都酒店發出的那封信，就是被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稱為「數學般精確的」重要文件。唉，可惜大家都認為這封信真的具有數學般的精確性。如果沒有這封信，米佳還不會完蛋，至少他的結局不會這樣慘！我再說一遍，要掌握各種細節是很困難的。直到現在這一切在我的頭腦中還是混亂不堪。首席法官大概當時就把這份新的證據給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和陪審員們看了。我只記得接下來就開始向這位女證人質詢。首席法官客氣地問她：她的情緒是否平靜下來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急忙大聲回答說：

說著他真的號啕大哭起來，哭聲響徹整個大廳。不過他馬上又控制住了自己，再次大聲喊道：

但全場已經騷動起來。阿廖沙要從自己座位上跑到他那兒去，但法警已經抓住了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的手。

「我現在回憶起了一個情況，我自己都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不過那時候我很不理解，而現在……」

「『是的，』細心的人會說，『要是兩人合謀，兩人一起殺人分贓，那又怎麼說呢？』」

檢察官的提問到此為止。阿廖沙的回答使聽眾大失所望。還在開庭以前我們這兒已經對斯梅爾佳科夫議論紛紛了，有人聽到了什麼消息，有人指出了什麼事實，還說阿廖沙收集了許多有利於哥哥、說明僕人有罪的過硬證據，可是到頭來卻什麼也沒有，除了一些道德觀念，什麼證據都沒有，而那些觀念對於被告的親兄弟來說是十分自然的。

說到這裏，從大廳的許多角落裡發出了熱烈的掌聲，但費丘科維奇卻連連擺手，似乎在懇求大家不要打斷他，讓他把話說完。大家立刻安靜下來。講演的人接著說：

「關於兒女的那些話他講得怎麼樣？太精彩了！」

「不是用拳頭！」阿廖沙大聲說，「他是用手指指的，指著這兒，很高的部位……我怎麼一直都把它忘記得乾乾淨淨呢！」

「請放我走吧，閣下，我感到身體很不舒服。」

「我不能不相信哥哥。我知道他決不會對我說謊。我根據他臉上的表情看出他沒有對我說謊。」

他又慢慢地，若有所思地環顧全場。

「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親口對我這樣說的，你們應該相信他的話！那個與他分手的女人毀了他，就是這麼回事，她是禍根，就是這麼回事。」格魯申卡說，似乎恨得渾身發抖，她的話里開始露出兇狠的調子。

「不宣告他無罪簡直是可恥的！」那官員大聲說，「即使他殺了人，但父親和父親可不一樣啊！再說，他當時處於發狂的狀態……他也許真的只是揮了一下銅杵，對方就倒下了。糟糕的是把那僕人也牽連了進去。這簡直是個可笑的場面。要是我處在辯護律師的位置上，那就乾脆說：他殺了人，但沒有罪，見你們的鬼去吧！」

「問題就在於我沒有證人。斯梅爾佳科夫那狗東西是不會從另一個世界上……把證詞用信封裝好給您寄來的。您不是念念不忘信封嗎？一隻也就夠了。我沒有證人。或許還有那麼一個。」他若有所思地冷笑了一下。

「您聽了以後相信他了嗎？」

這時候聽眾中又發出讚賞的笑聲，這全是針對檢察官而發的。我不打算詳細引述辯護律師的全部演說，只想從中選出一些地方，幾個最最主要的段落加以敘述。

在第三堆人中。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突然響亮而清楚地說，「要是長官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

「我準備好了！準備好了！我完全能夠回答您的問題。」她補充了一句，唯恐人們由於某些原因不願聽她作證。接著請她作出詳細的說明：這是一封怎麼樣的信？她是在什麼情況下收到這封信的？

「醫生的鑒定力圖向我們證明，被告神經不正常，患了躁狂症。我認為他神經完全正常，但是這樣更糟。假如他神經不正常，那麼他的行為可能要理智些。至於說到他患躁狂症，那麼我還可以表示同意，但也只限於這一點——醫生的鑒定也指出過的這一點，那就是被告認為他父親似乎還欠他三千盧布。不過也許還可以找到比說他有發瘋的趨向更加接近事物本質的觀點，以便解釋為什麼一提到這筆錢被告總是那麼怒不可遏。從我這方面來說，我完全同意那位年輕醫生的意見，他說被告的頭腦無論現在或過去都完全正常，他無非是處在異常激動和狂怒的狀態中罷了。問題也就在這裏：被告經常狂怒的對象根本不是三千盧布，不是那筆錢，而是另有原因，那個引起他憤怒的特殊原因便是妒忌。」

他向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雙方說，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請他們提出問題，這時候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突然用疲憊不堪的聲音請求道：

首席法官開始干預了，但辯護律師宣布，他對拉基京先生的提問已經結束。拉基京先生離開證人席時形象已經不那麼好了。他那番高尚的發言留給人們的印象已經被破壞了。費丘科維奇目送他下去，似乎指著他向聽眾說：「瞧，你們的原告有多高尚！」我記得，這時候米佳也免不了要鬧些名堂：他被拉基京議論格魯申卡的口氣所激怒，從自己的座位上突然大叫：「貝爾納！」首席法官向拉基京提完了全部問題，接著問被告：他有沒有想要說明的地方，米佳便響亮地喊道：

「請聽我說，各位陪審員先生，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需要格外謹慎。我們剛才聽到公訴人自己承認，直到最後的一天，直到今天開庭之前，對於是否指控被告完全是蓄意謀殺一事還猶豫不定，直到今天向法庭出示了那封倒霉的『酒後寫的』信之後才不再猶豫。『白紙黑字，鐵證如山！』但我要再說一遍：他是跑去找她，跟蹤她，一心想了解她在哪兒。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假如她在家，他就什麼別的地方也不會去，會留在她身邊，也就不會去履行自己信中的承諾。他是突然跑去的，完全出於偶然，至於酒後寫的那封信，當時他也許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據說他抓了把銅杵拿在手裡』——你們應該記得，就是從這把銅杵引出了一連串的心理分析：為什麼他要把這銅杵當做兇器，為什麼把它當做兇器帶在身邊，等等。這裏我產生了一個非常一般的想法：如果這把銅杵不是放在顯眼的地方，不是放在被告能拿到的架子上，而是收在柜子里，那麼被告也不會一眼就看到，他就不會帶兇器，而是空手跑出去，那樣也許就不會殺死任何人。因此我怎麼能斷定銅杵就是預謀殺人的證據呢？是的，他曾經在小酒店裡揚言要殺死父親，而在兩天前，在喝醉了酒寫信的那天晚上，他卻很安靜，在小酒店裡只跟一個商店的夥計吵了架，『因為卡拉馬佐夫不能不吵架』。對這一點我是這樣認為的，假如他事先想好了要殺人，而且要按計劃進行，照寫的那樣去做，那麼他肯定不會去跟那個夥計吵架，很可能根本不會進小酒店，因為一個人如果打定了主意要幹這種事情，他總要讓自己平靜下來，盡量不去拋頭露面，盡量避開人家的耳目，『最好忘掉我這個人』，這不僅僅是出於什麼心計，而是出於本能。各位陪審員先生，心理學是根兩頭能傷人的大棒。我們也能掌握心理學的奧妙。至於說到這個月他在小酒店裡大聲嚷嚷的那些話，那麼即使孩子爭吵或者那幫遊手好閒的酒鬼吵吵嚷嚷走出酒店的時候也免不了威脅說，『我殺了你』，但實際上他們是不會去殺人的。就是那封倒霉的信本身，不也就是醉后的氣話，不就是酒鬼走出酒店時叫嚷的『我要殺人，我要把你們統統都殺死』之類的氣話嗎？為什麼不是這樣，為什麼不可能這樣呢？為什麼這封信是那麼重要？為什麼它並不可笑？就是因為發現他父親被殺害了，因為有一位證人看到被告手拿兇器正要逃出花園，而且他自己也被那人打倒在地，一切都是按照書面計劃執行的，因此這封信不是可笑的，而是至關緊要的了。謝天謝地，我們總算談到了要害：『既然他在花園裡，那就是他殺的。』『既然他去過，那一定就是他，』這句話就包括了一切，全部指控可以歸結為『既然他去過，那一定就是他』這一句話。可是如果他去過，但不一定就是他呢？啊，事實的總和，事實的巧合勝於雄辯，這我同意，但是請把這些事實個別地加以考察，不要迷戀於它們的總和：被告說他從父親的窗下跑開了，可是公訴人為什麼無論如何也不願承認被告供詞的真實性呢？你們一定還記得公訴人剛才大肆嘲弄兇手居然會大發慈悲心。如果確實有過這類感情，雖然不能說大發慈悲，但畢竟有過虔誠的感情，那又會怎樣呢？『一定是母親在此刻替我做了祈禱』，被告在預審時作了這樣的供述。因此，等到他確信斯韋特洛娃不在父親家裡之後他就跑了。『可是他隔著窗戶不可能看清楚。』公訴人反駁我們說。為什麼不可能呢？要知道窗戶是根據被告發出的暗號打開的。這時候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可能說過一句什麼話，可能發出過什麼喊聲，因此被告可以立即斷定斯韋特洛娃不在那裡。為什麼一定要根據我們的想象，想當然地加以推測呢？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出現上千種連最精細的小說家都無法發現的情況。『是的，但格里戈里看見門開著，因此，被告一定到過房間里，因此是他殺了人。』關於這扇門，各位陪審員先生……你們注意到沒有，只有一個人證明這扇門開著的，而且這個人當時又處於那種狀態……好吧，即使門開著，就算被告撞開了門，就算他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而說了謊，這在他的處境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算他溜進了房間，在房間里呆過——那又能說明什麼呢，為什麼在房間里呆過就一定是他殺了人呢？他可能闖進去，可能到各個房間找過，可能把父親推倒了，甚至可能打了父親，但是當他證實了斯韋特洛娃不在父親那裡之後，他就離開了，而且因為她不在，因為他沒有殺死父親就離開而感到慶幸。也許正因為如此，過了一會兒他才會從板牆上跳下來去看被他失手打倒的格里戈里，因為他還能產生純潔的感激之情，還能產生同情和憐憫，因為他擺脫了殺父的誘惑，因為他還能意識到自己有一顆純潔的心，因為他還能為沒有殺害父親而感到慶幸。公訴人把被告在莫克羅耶村的可怕心情向我們描繪得淋漓盡致，非常令人信服，這時愛情再次呈現在他面前，新的生活在向他召喚，但他卻已經不能再愛了，因為在他身後有一具他父親的鮮血淋淋的屍體，在這屍體後面就是死刑。可是公訴人畢竟還是承認了這種愛情，雖然他用自己的心理分析進行解釋：『酒醉狀態，罪犯被押赴刑場，期待著還有很長時間……』公訴人先生，容我再次問您，您是不是創造了另外一個人？被告真是這樣，真是這樣粗笨，這樣沒有人性，以至在身上沾滿父親鮮血的情況下還能考慮愛情以及在法庭上怎樣抵賴嗎？不，不，決不！假如他身後確實躺著父親的屍體，那麼只要一發現她愛他，在向他發出召喚，要給予他新的幸福，那我能起誓，他當時肯定會雙倍地甚至三倍地感到應該自殺，而且一定也會自殺的。不，他決不至於忘記自己手槍放在什麼地方！我了解被告：公訴人硬栽到他頭上的那種粗野而麻木的冷酷無情是與他的性格不相容的。他會自殺，這是肯定無疑的；他之所以沒有自殺就是因為『母親為他做了祈禱』，他在父親被殺這件事上是問心無愧的。那天晚上在莫克羅耶他只是為受到他傷害的格里戈里老人而感到非常痛苦和難過，他暗自禱告上帝，希望老人蘇醒後站起來，希望老人受到的打擊不至於是致命的，因而免得自己為他而受到懲罰。為什麼不能接受對於這些事情作這樣的解釋呢？我們又有什麼確鑿的證據說明被告在扯謊呢？可是人們又會馬上向我們指出：那他父親的屍體是怎麼回事呢？他跑出房間，沒有殺人，那麼老人是誰殺的呢？」

「帶尾巴的，閣下，不太雅觀！鬼是不存在的！請您不必在意，那是個下賤的小鬼。」他突然收斂起笑容，顯得很神秘的樣子。「他肯定就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就在放著物證的桌子下面，他不待在那裡又能待在哪兒呢？您聽我說，我告訴他：我不想沉默，可他卻大談什麼地質大變動……真荒唐！好了，您把這惡棍放了吧……他唱起了讚歌，那是因為他感到輕鬆！就好比一個醉鬼直著嗓門唱『萬卡去了彼得堡』一樣，跟我為了得到兩秒鐘的歡樂甘願走上億萬公里的路也是一回事。您不了解我！啊，您這兒的一切是多麼荒唐！得啦！你們把我抓起來，把他放了！我到這裏來總是有目的的……為什麼，為什麼所有這一切都是那麼荒唐……」

「請您相信，我完全相信您的想法是非常真誠的，我絲毫也沒有把您的這種想法看成為由於您愛您不幸的哥哥而引起的，也沒有把它們混為一談。您對您家裡發生的悲慘事件的獨特看法，在預審過程中我們已經知道了。不瞞您說，您的看法非常獨特，並且跟檢察機關獲得的所有其他證詞相矛盾。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再一次問您：究竟是哪些事實支配了您的思想並使您堅決認為您哥哥是無辜的，有罪的是另一個人？您在預審中已經直接把這另一個人指出來了。」

他大聲說完以後便坐了下來，顯然渾身在顫抖。首席法官又對米佳作了簡短的訓誡，要求他針對問題回答，不要橫生枝節和發瘋似的叫嚷。然後他下令進行法庭調查。所有證人被領進來宣誓。這時候我才一下子見到了他們所有的人。不過，被告的兩位弟弟被准許無需宣誓便可出庭作證。經過神甫和首席法官一番訓誡以後，證人被領走了，儘可能讓他們分散坐開。然後開始單獨地傳訊他們。

「您確切而清楚地記得，他捶打的正是胸部的那個部位嗎？」費丘科維奇急切地追問。

不管怎麼說，這件可笑的小事給聽眾留下了某種良好的印象。但對米佳最有利的要數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提供的證詞了，現在我馬上就來談她的證詞。一般說來，在被告方面的證人，即被辯護律師召來的證人出場時，命運之神似乎突然真的向米佳微笑了——而最有意思的是——連辯護律師都感到非常意外。不過在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之前，法庭先傳訊了阿廖沙。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似乎是否定公訴方面一個主要論點的有力證據。

「他這是在討好自由派。他怕他們！」

「對了，就是胡桃，我說的也就是胡桃，」他心安理得地肯定說，彷彿剛才根本不在搜索枯腸要找出這個詞，「我給他送去一磅胡桃，因為從來也沒有人給這孩子送過一磅胡桃，我舉起了一隻手指對他說：『孩子，聖父。』他笑了起來，跟著我說：『聖父——聖子。』接著他又笑了，含糊不清地說：『聖子——聖靈。』最後他又笑了，盡量學著說『聖靈』。後來我就離開了。第三天我經過那裡，他大聲叫住我：『叔叔，聖父，聖子。』只是忘記了聖靈這個詞兒，不過我提醒了他，我又非常可憐起他來了。可是他被帶走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一轉眼過了二十三年，一天早晨我坐在診療室里，我已經是個白頭老翁了，突然走進來一個容光煥發的青年人，我怎麼也認不出他來，但他舉起一隻手指，笑著說：『聖父，聖子和聖靈！我剛到這裏，就來感謝您送了我一磅胡桃：因為當時從來沒有人給我買過一磅胡桃，只有您給我買了一磅胡桃。』這時候我想起了我幸福的青年時代和那個光著腳在院子里亂跑的可憐的小男孩，我的心被感動了，我說：『你是一個知恩圖報的青年人，因為你一輩子都還記得我在你童年時期給你的一磅胡桃。』我擁抱了他併為他祝福。我哭了。他笑了，後來也哭了起來……因為俄羅斯人在該哭的時候常常會笑。但他是哭了，這是我親眼看見的。可是現在，唉！……」

上尉突然號啕大哭，撲過去跪在首席法官腳下。在聽眾的鬨笑聲中，很快把他帶走了。檢察官預先指望的那種印象根本就沒有產生。

我不再繼續描述法庭調查的詳細過程。其餘幾名證人的證詞無非是重複和證實原先的證詞，雖然每份證詞都各有特色。但我要再說一遍，這一切將歸納到下面我就要敘述的檢察官的演說中。大家的情緒都很興奮，都受到最後這個悲慘的大轉折的強烈刺|激，迫不及待地想儘快看到結果，看到雙方的唇槍舌劍和最後的判決。費丘科維奇顯然被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證詞所震撼。而檢察官卻得意非凡。法庭調查結束后便宣布休庭，休庭持續了約一小時。最後首席法官宣布法庭辯論開始。當我們的檢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開始發表起訴演說的時候，大約是晚上八點整。

「明天再把巨型馬車改成板車，『根據需要，一切都根據需要』。」

在她語氣中似乎可以感到一種挑戰的意味。就在這時候輪到費丘科維奇提問了。

「她沒有真正割斷。」

第四堆人的議論：

「他也給我們大家都作了總結，」第三個聲音附和著，「在演說剛開始的時候，他說大家全跟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一模一樣，你們記得嗎？」

「能在這裏嗎？她要是在這裏，當場就會把他的眼珠子挖出來。她待在家裡，鬧牙疼呢。嘻，嘻，嘻！」

「還有什麼嗎？」他大聲問。

「起初我們只是在小酒店裡叫嚷，叫嚷了整整一個月，啊，我們喜歡生活在人們中間，喜歡把一切事情，甚至最可怕、最危險的想法都告訴人家，我們喜歡和人們談心，而且不知為什麼馬上就要求他們完全同情我們，了解我們的煩惱和憂慮，隨聲附和我們，順著我們的性子。不然我們就大發雷霆。把小酒店鬧個天翻地覆（接著講了上尉斯涅吉廖夫的不愉快事件）。在這個月里凡是見過被告並且聽過他說話的人終於都感到，這裏已經不僅僅是對父親的叫嚷和威脅，在躁狂的情況下口頭的威脅可能轉變為實際的行動。（這時檢察官描述了修道院里的那次家庭聚會和阿廖沙的談話，以及被告飯後闖入父親家裡向他施行暴力的不成體統的場面。）我不想把話說死，」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繼續說，「在發生這一場面之前被告事先已經有了周密考慮，決定殺害父親。然而這一想法已經多次出現在他腦子裡，他也對這個想法進行了深入仔細的研究，這方面我們有事實、證人和他本人的供認。我承認，各位陪審員先生，」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補充說，「我甚至直到今天之前還拿不準被告是否完全自覺地事先有預謀地犯下了罪行。我堅信，他內心已經多次想過未來的這個不幸時刻，但僅僅是想想而已，僅僅把它當做一種可能性，但無論是實行的時間還是條件，他都還沒有確定。然而我只是在今天以前，在韋爾霍夫采娃小姐今天向法庭出示這份決定命運的文件之前才猶豫不定，諸位先生，你們自己都聽見了她的叫喊：『這是計劃，這是謀殺的計劃！』這就是她替不幸的被告『酒後寫的』這封不幸的信所確定的性質。確實，這封信具有計劃和預謀的含義。信是案發前兩天寫成的，因此我們現在確切地知道，早在實行這個可怕的陰謀的前兩天，被告發誓賭咒地聲稱，如果他明天搞不到錢，那麼他要去殺死父親，搶走枕頭底下裝在『系著紅綢帶的信封中的那筆錢，只要伊凡一離開就下手』。請聽清楚了：『只要伊凡一離開就下手』，可見他都已經全面考慮過了，充分估計了各種情況——結果怎樣呢？後來事態發展果然與信里一模一樣！犯罪無疑是有預謀的，並進行了周密的計劃，目的肯定是為了搶劫，這一點他直言不諱地說過，寫在信上，還簽了名。被告並沒有否認自己的簽名。人們會說：這是他酒醉之後寫的。但這絲毫也不能減輕他的罪責，反而更加說明問題：醉后吐真言嘛。如果清醒的時候沒有想過，酒醉之後也就不會寫了。也許有人會說：他為何要在小酒店裡大肆宣揚自己的打算呢？一個人要預謀幹這類事，他就一定會秘而不宣，深藏心底。這話確實有道理，但是在大聲嚷嚷的時候還沒有計劃和打算，只存在著一種希望，正在形成一種意向。後來他就叫嚷得比較少了。在寫這封信的晚上，他在京都酒店裡喝得酩酊大醉，可是卻反常地沉默不言，也沒有玩檯球，坐在一旁，和誰也不說話，只是攆走了本地商人的一名夥計，但這幾乎是無意識的，出於吵架的習慣，他只要一進酒店，那就非吵架不可。誠然，被告作出最後決定的時候，頭腦里肯定會產生一種擔憂，他怕自己在城裡預先叫嚷得太多了，在完成自己的預謀之後，這很可能成為揭露和指控他的證據。但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已經張揚出去，再也無法挽回了，再說以前命運之神曾幫助他過關，這次他也會走運的。先生們，我們都希望福星高照！我應該承認，為了避開那不幸的時刻，他做了許多事情，為了避免流血的結局，他作出了極大的努力。『明天我要向所有的人借三千盧布，』他曾經用自己獨特的語言寫道，『如果大家不給，那就只好流血了。』這是在酒醉后寫的，卻在清醒的情況下按照信上寫的做了！」

格里戈里不作聲了。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哪一個伊索？」首席法官又厲聲問道。

辯護律師的演說中有一個使大家都感到十分驚訝的論點，那就是他完全否認這倒霉的三千盧布的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搶劫的可能性。

「還放了其他東西。全浸泡在酒里嗎？」

「這太無聊了……」拉基京嘟囔著說，「我不能回答這類問題……我當然會歸還的。」

他頹然倒在自己的椅子上，絕望地絞著手。檢察官和辯護律師開始交叉提問，主要是：「什麼原因促使您剛才隱瞞了這樣重要的文件而作出與此截然不同的證詞呢？」

「現在來談談這個現代家庭的家長的另一個兒子，」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繼續說，「他現在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們面前。他的業績，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也都在我們眼前：時間一到，一切都抖摟出來了，一切都暴露出來了。他和他兩個兄弟奉行的『歐化』和『人民的根基』的思想迥然不同，他所代表的是地道的俄羅斯，噢，當然不是整個俄羅斯，不是全部，上帝保佑，要是全部那才糟哩！但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我親愛的俄羅斯，我們的母親，可以聞到她的氣息，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啊，我們都是些直爽的人，我們是善與惡的奇妙的混合體，我們是文明和席勒的愛好者，同時我們又在小酒店裡胡鬧，揪斷我們酒友的鬍子。啊，我們有時也很善良、友好，但那是在我們自己感到舒服和快活的時候。我們的心中甚至翻騰著——正是翻騰著——崇高的理想，但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那些理想必須自然而然地實現，必須從天而降，主要是不必付出代價，唾手可得。我們最不願意奉read.99csw.com獻，我們喜歡索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這樣，啊，請給我們各種各樣的人生樂趣，能給的都要給，少了可不行，特別是在各方面都要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時我們才會證明，我們可以成為很善良、很好的人。我們並不貪婪，不，但要給我們錢，多多益善，那樣你們就會看到，對可惡的金錢我們是多麼慷慨，是多麼鄙視，一夜之間在狂歡豪飲中將它們揮霍殆盡。如果不給我們錢，那麼我們將證明，當我們非常需要它們的時候，我們又十分善於搞到手。但關於這一點以後再說，我們要按部就班地來講。最初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可憐的被遺棄的小男孩，『光著腳在後院亂跑』，像剛才我們這位尊貴而受人尊敬的同胞所形容的那樣，可惜，他是外國出身！我再次說一遍——我決不將為被告辯護的權利讓給任何人！我既是公訴人，也是辯護人。是的，我們是人，我們也是通情達理的人，我們能夠考慮到童年和可愛的家庭留下的最初印象會對性格產生怎樣的影響。不過這個小男孩後來成了少年，成了青年，成了軍官，由於他的蠻橫行為和挑起決鬥而被放逐到我們美好俄羅斯的一個遙遠的邊境小城。他在那裡服役，也在那裡尋歡作樂，當然——船大，航程也遠。他需要錢，錢是第一位的，經過長期的爭吵他父親決定最後給他六千盧布，了結賬務上的糾紛，他把這筆錢寄給了他。請注意，他立了字據，還寫了封信，這封信還在，在這封信里他實際上聲明不再要求其他款項，就以這六千盧布徹底了結與父親在遺產上的糾紛。這時候他遇到了一位品性高尚、教養有素的姑娘。啊，我沒有勇氣重複那些細節，你們剛才都已經聽到了：這裡有人格，這裡有自我犧牲精神，我也不說了。一個輕浮荒唐，卻又崇拜真正的高尚情操和崇高思想的年輕人的形象非常可愛地浮現在我們眼前。但在這之後，我在這法庭上完全出人意外地突然展現了事物的另一面。我同樣不敢妄加猜測，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為什麼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出現這種情況總是有原因的。就是這位小姐，流著久藏在心頭的憤怒的眼淚，告訴我們，正是他，是他首先因為她做出了考慮不周、衝動急躁，但畢竟是高尚慷慨的那種事情而瞧不起她。也是他，這位姑娘的未婚夫，臉上首先露出了譏笑，唯獨他的這種譏笑才是她無法忍受的。她知道他已經背叛了她（他堅信她將來必須對他逆來順受，甚至容忍他的背叛，因此他才背叛了她），正因為她知道這一點，所以才故意給他三千盧布，同時又再清楚不過地向他暗示，她給他這些錢是供他背叛用的：『怎麼樣，你接受不接受，你是否無恥到這等地步？』她用譴責和試探的目光默默地對他說。他看著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他自己剛才在這裏當著你們的面承認他什麼都明白），但他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這三千盧布，帶著新歡在兩天之內就把這筆錢揮霍一空！究竟相信什麼呢？是相信第一個神話——相信拿出僅有的一筆生活費、崇拜美德的那種高尚的一時衝動？還是事情的另一面，而且是如此可惡的另一面呢？在生活中常常是這樣，在兩個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間必須尋找折中的辦法，可是在這件事上絕不能這樣做。最大的可能是，在第一種場合他確實是非常高尚的，而在第二種場合確實是極其卑鄙的。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的心胸相當寬闊，是卡拉馬佐夫式的性格——我恰恰就要談到這個話題——我們善於兼收並蓄互相對立的東西，並且一下子看到兩個深淵，一個在我們上面，是高尚理想的深淵，一個在我們腳下，是極其卑劣、極其醜惡的墮落的深淵。請回憶一下那位年輕的觀察家對卡拉馬佐夫一家曾作過深入細緻的觀察，拉基京先生剛才談到的一個精彩的思想：『對於這些恣意妄為，放蕩不羈的天性來說，道德卑鄙墮落的感覺和崇高正直的感覺同樣都是必不可少的。』他說得對：他們就是經常而不斷地需要這種不自然的混合物。先生們，在同一瞬間看到兩個深淵，一定是兩個深淵——不然我們便感到不幸，感到不滿足，我們的生存便不完整。我們豪放豁達，胸襟廣闊，像我們的俄羅斯母親一樣，我們能兼收並蓄，隨遇而安！順便提一下，陪審員先生，我們剛才提到了三千盧布，讓我稍稍超前說一下。你們只要想一想，他這樣的人，當時拿到了這筆錢，而且是通過這種方式，經受了這樣的羞辱，丟盡了自己最後的體面——只要想一想，他居然能在當天分出一半的錢縫入香囊，然後有決心整整一個月把它掛在自己的脖子上，全然不顧種種誘惑和迫切需要！無論是在小酒店裡縱酒狂飲，還是不得不離開城市，不知向誰去搞到一筆急需的款子，以便把自己的新歡帶走，擺脫情敵——他父親的誘惑的時候，他都不敢去碰一下這隻香囊。即使只是為了不讓自己心愛的人受到他所嫉恨的老人的誘惑，他也應該打開自己的香囊，留在家裡牢牢守住自己的心上人，等待著她最終向他說『我是你的』，然後便與她遠走高飛，離開現在這種不幸的環境。可是不，他沒有去碰自己那隻護身香囊，理由是什麼呢？我們已經說過，最初的一個理由是：如果人家對他說：『我是你的，隨你把我帶到哪兒去吧。』那麼他有錢可以帶她走，但據被告自己說，這第一個理由在第二個理由面前就顯得黯然失色了。據他說，只要我帶著這些錢，『我是卑鄙小人，但不是賊，因為我任何時候可以去見被我侮辱過的未婚妻』，把從她那兒騙取的一半的錢放到她面前之後，任何時候都可以對她說：『你瞧，我揮霍了你一半的錢，這說明我是一個意志薄弱、不講道德的人，如果你願意，也可說是一個卑鄙的人（我用被告的話來說），雖然我是個卑鄙的人，但不是賊，如果我是賊，我就不會將這餘下的一半錢帶來給你了，而會像侵吞另一半那樣侵吞掉。』這真是令人驚訝的解釋！這個性格狂暴、意志薄弱、蒙受了這樣的恥辱都還不能抵制接受三千盧布誘惑的人——這個人居然有如此堅定的決心在自己脖子上掛著幾千盧布，卻不敢去碰一碰它！這難道與我們所分析的性格有絲毫相似之處嗎？不，我要斗膽告訴大家，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在這種情況下會怎樣行動的，假如他確實決心要把自己的錢縫在香囊里。一旦遇到第一個誘惑，譬如說要再次博得那個新歡的歡心，而他和她已經一起花掉了這筆錢的一半，他就一定會解開自己的香囊，從中取出就算第一次僅僅一百盧布，因為何必一定要歸還一半即一千五百盧布呢，有一千四百盧布也夠了——反正結果是一樣的：『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因為我畢竟歸還了一千四百盧布，如果是賊，那就會全拿走，一個盧布也不還。』然後再過一些時候，他又會解開香囊，再取出第二個一百盧布，接著第三次再取一百，然後第四次再取一百，於是在月底之前最終便會取出倒數第二個一百盧布，他會說，歸還一百盧布，結果還是一樣：『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二千九百盧布花完了，可還是歸還了一百盧布，是賊的話就連一百盧布也不還了。』到最後，花光了倒數第二個一百盧布之後，他看一看最後的那一百盧布，會對自己說：『乾脆連這一百盧布也不必歸還了——我把這一百盧布也花了吧！』我們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肯定會這樣做的！關於香囊的神話——那簡直與實際情況矛盾到無法想象的地步。什麼情況都可以設想，但就是不能設想這種情況。但這個問題我們回頭還要談的。」

著名的演說家剛開始講話，全場便鴉雀無聲。全場的人都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他說話開門見山，語氣隨和而自信，毫無盛氣凌人的架勢。他一點兒也不想賣弄口才，也不用慷慨激昂的語調和感情|色彩強烈的語句。他好像在跟志同道合、親密無間的朋友說話。他的嗓音很好聽，響亮而親切，甚至這嗓音本身似乎就帶有坦誠和憨厚。但大家立刻明白，這位演說家可以突然之間變得十分慷慨激昂，並「以一種神秘的力量撥動人們的心弦」。他的語言也許沒有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那麼規範，但他不使用冗長的句子，倒反而更加貼切。只有一點不受太太們歡迎：他老是躬著背，特別是在演說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在鞠躬行禮，卻好像是要撲向聽眾似的，而且幾乎是在背脊的中間彎下來，在他細長的背脊中間部位似乎安裝了一副鉸鏈，因而它差不多可以彎成九十度的直角。在演說開始時他講得比較零亂，似乎沒有系統，孤立地舉出一個個事例，但最後卻形成了一個整體。他的演說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批評，是對指控的反駁，有時很刻薄，充滿了辛辣的諷刺。但在第二部分他似乎突然改變了語調，甚至連說話的方式也變了，一下子變得激越慷慨。這正是全場的人所盼望的，大家高興得戰慄起來。他開門見山，進入正題。一開始他就說，雖然他在彼得堡當律師，但到俄羅斯的其他城市去為被告辯護卻並非初次，他所辯護的那些被告，不是確信他們無罪，就是預感到他們無罪。「現在我遇到的也是這樣的情況，」他解釋說，「在最初的新聞報道里我就已經覺察到一種使我特別驚訝的、有利於被告的東西。總之，首先使我感興趣的是某種法律事實，雖然這種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但我覺得像本案這樣完整，這樣富有特色卻從未有過。這種事實本來應該在我講話的最後部分，在我演說結束時再加以明確的表達，但是現在我想一開始就說出我的想法，因為我有個弱點，說話開門見山，不喜歡故弄玄虛，以期製造轟動效果和印象。從我這方面來說，這樣做也許划不來，但可以看出我是真誠的。我的想法，我的提法，是這樣的：絕大多數事實對被告不利，但如果分開來看，那就沒有一個事例能經得起推敲！根據各種傳聞和報紙的報道，我越來越認為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這時候我突然接到了被告親屬要求替他辯護的邀請。我馬上趕到這裏，到了這裏以後，我更加堅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為了打破所有這些事實構成的可怕的總體，為了指出據以指控的每個單獨的事實缺乏根據和不符合實際，我現在承擔了為這案子辯護的責任。」

「是啊，費丘科維奇先生會說些什麼呢？」

「我是昨天從殺人兇手斯梅爾佳科夫那裡拿到的。在他上吊自殺以前，我到他那兒去過。殺害父親的是他，而不是哥哥。是他殺死的，而我是教唆犯……誰不希望父親死呢？……」

「各位陪審員先生，我是新來乍到的人，我所獲得的印象都不帶偏見。性格暴烈，放蕩不羈的被告以前也沒有得罪過我，而他在這座城市裡也許已經得罪了上百人，因此許多人早就對他抱有成見了。當然，我也承認，大家的義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被告性格暴躁放蕩。儘管如此，這裏的上流社會依然接待他，即使在才氣橫溢的公訴人家裡他也受到了款待。（按這時候聽眾中響起了兩三聲笑聲，雖然很快就忍住了，但是大家都聽到了。我們這兒的人都知道，檢察官允許米佳進入自己家門是違心的，唯一的原因是檢察官的夫人不知為什麼覺得米佳是個很有趣的人。她是一個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太太，但愛好幻想，脾氣固執，在有些場合下，尤其在一些小事情上喜歡跟丈夫抬杠。不過米佳很少拜訪他們家。）然而我要冒昧說一句，即使像我的對手那樣善於獨立思考和正直的人，也可能對我不幸的委託人抱有某種錯誤的偏見。啊，這是很自然的，人家對他有成見，這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道德的感情，尤其是審美的感情受到傷害之後傷口往往是難以愈合的。不用說，在檢察官才氣橫溢的公訴詞中我們聽到對被告的性格和行為進行了嚴格的分析，對他的罪行進行了嚴格的甄別，更主要的是在為我們解釋案情本質的時候進行了深刻的心理分析，假如對被告個人多少抱有一種先入為主的仇視態度，那就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心理深度。但在某種場合，有些東西要比先入為主的仇視態度更加糟糕，甚至更加有害。譬如說，我們醉心於某種所謂藝術的表演，需要進行所謂藝術創造，編寫一部長篇小說，如果上帝賦予了我們豐富的心理分析能力，那就更加糟糕。我還在彼得堡的時候，在準備到這裏來之前，就有人告訴我，其實即使沒有人預先告訴我，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這裏將遇到一位以深刻而又細膩的心理分析見長的對手，他的這個特長使他在我們年輕的法學界小有名氣。不過，諸位，心理學雖然是一門深刻的學問，但它總還是像一根兩頭能打人的大棒（聽眾發出笑聲）。啊，你們當然會原諒我這個粗俗的比喻；我不是那種能言善辯的高手。但我可以從檢察官的演說中隨便找一個例子。那天夜裡，在花園裡，被告正要翻牆逃走時，用銅杵把拉住他腿的僕人打倒在地。接著他又立即從牆上跳下來，回到花園，在那被打倒的人身邊忙碌了五分鐘之久，竭力想弄清楚，他是不是被打死了。可是公訴人無論如何也不願相信被告的供詞，不相信從牆上跳下來回到格里戈里老人身邊是出於憐憫。他說：『不，在這樣的時刻一個人會這樣多情善感嗎？這是違反常理的。他跳下來只是為了弄清楚：他罪行的唯一見證人還活著還是被打死了，他的這個舉動恰恰也證明他確實犯下了罪，因為他跳回花園不可能有別的原因，不能出於別的動因和感情。』這就是心理分析；但如果我們也把這種心理分析拿來應用到這件案子上，只是從另一個角度，結果也同樣會合情合理。兇手跳下來是出於一種防範心理，他想弄清楚證人是否還活著，可是據公訴人自己說，被告剛才在他被害父親的房裡，留下了重要的罪證——一隻被撕破了的信封，上面註明內有三千盧布。『只要他帶走了這隻信封，那麼全世界誰也不知道曾經有過一隻裝著錢的信封，不知道錢被被告搶走了。』這是公訴人自己說的話。瞧，一會兒說人家不夠謹慎，驚慌失措，嚇得奪路而逃，卻把罪證留在地板上，但兩三分鐘以後又打死了另一個人，這時候他為了討好我們又馬上表現出冷酷而精明的謹慎。好吧，就算事情果真這樣：心理學的奧妙就在這裏，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像高加索的蒼鷹那樣嗜血成性，目光敏銳，而過了一分鐘卻又變得像一隻小鼴鼠那樣目光短淺，膽小謹慎。但如果我真的那麼殘忍而狡猾，殺了人以後還要跳下來看一看我的證人是否活著，那麼又何必在我的新犧牲品身上忙活了整整五分鐘，而且很可能還會招致新的見證人呢？為什麼還要用手帕擦去受害者頭上的血，弄髒手帕，莫非是為了讓這塊手帕日後成為我的罪證嗎？不，如果我真是那樣狡猾和殘忍，那麼跳下來以後何不用原來的銅杵朝僕人頭上再猛砸幾下，乾脆把他打死，徹底消滅證人，除掉我的心病呢？最後，如果我從牆上跳下來是為了檢查我的證人是否活著，那為何又立即在小徑上留下了另一名『證人』——那把銅杵呢？那銅杵是我從兩個女人那裡拿的，她倆以後總能認出這把銅杵是她們的東西，並且能證明是我從她們那兒取走的。這銅杵不是無意間忘在小徑上，也不是因為粗心或張皇失措而掉在那裡的，不，我恰恰是故意把兇器扔掉的，因為它是在離格里戈里受害的地方約有十五步遠的小徑上找到的。現在要問，我這樣做究竟為什麼呢？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因為我殺死了老僕人而感到難過，因此在懊惱中，一面詛咒一面把殺人兇器扔掉，只能是這樣，不然為什麼要使這麼大的勁扔掉呢？既然殺了人以後感到痛苦和憐憫，那麼自然我沒有殺死父親。如果殺死了父親，那就不會因為憐憫而從牆上跳下去看另一個被害的人，那樣的話就會有另一種心情，那就根本不會產生憐憫，而只會想到怎樣拯救自己，這是必然的。我要再說一遍，那樣的話就會徹底砸爛他的腦袋，而不會去照料他達五分鐘之久。憐憫和美好的感情之所以佔一席之地完全是因為在這之前他的良心是潔凈的。所以，這又是另一種心理分析。我剛才特意使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各位陪審員先生，目的是要清楚地表明，從心理分析中可以隨心所欲引出任何結論。關鍵是要看掌握在誰的手裡。心理分析甚至可以誘使最嚴肅的人去編造故事，而且這是身不由己的。我指的是多餘的心理分析，各位陪審員先生，指的是濫用心理分析。」

第三堆人在議論：

「哦，不——不——是的！論磅，論磅秤的，蘋果是按十個計算的，不論磅，不，數量很多，個兒很小，放進嘴裏，咔啦一響……」

「太棒了！醫生！」米佳從自己座位上叫了起來。「正是這樣！」

米佳突然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隨後對所提出的各個問題都一一作了同樣的回答：有罪，是的，有罪。毫不留情！這種情況誰都沒有預料到，幾乎所有的人都確信至少會從輕發落。大廳里依然籠罩著死一般的寂靜，所有的人聽了都目瞪口呆——無論是希望判罪的，還是希望宣告無罪的，全都呆住了。但這隻是最初的幾分鐘情形。接著全場一片混亂。許多男聽眾非常滿意。有的人甚至不時地搓著手，毫不掩飾自己的得意。不滿意的人似乎都怔住了，他們聳聳肩膀，交頭接耳，但好像都還沒有明白過來。可是我的天哪，我們那些太太們是怎麼回事啊！我真的以為她們會起來造反的。起初她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只聽見她們的叫喊聲響徹整個大廳：「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她們紛紛從座位上跳起來。她們肯定還以為這一切是馬上可以改變，重新審理的。這時候米佳突然站了起來，伸出雙手，撕心裂肺地大聲說道：

「一杯半的純酒精——那可真不賴，您以為怎樣？不用說通向花園的門，就是『天堂的門敞開著』也可以看見了？」

「也許還有辣椒吧？」費丘科維奇好奇地問。

「現在我也在哭，德國人，現在我也在哭，你這個好人啊！」米佳突然從自己座位上大聲喊道。

接著費丘科維奇開始提問。他問阿廖沙：被告在什麼時候對他說他恨父親，有可能會殺死他；在慘禍發生前最後一次見面時是否聽到他講過這些話。阿廖沙在回答這些問題時，似乎突然哆嗦了一下，似乎直到此刻才想起並明白了什麼事情。

說到這裏，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認為有必要稍稍勾勒一下「在痛苦的神經錯亂和癲狂發作中結束了自己生命」的斯梅爾佳科夫的性格。他把他描繪成低能兒，有一點一知半解的文化知識，但是被那些他無法理解的哲學思想搞糊塗了，被那些論述責任和義務的現代學說唬住了。這些學說既從現實方面對他產生廣泛的影響，即已經故世的主人，也可能是他的父親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荒淫無恥的生活對他的潛移默化，而理論方面則受到了主人的長子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的各種奇怪的哲學談話的影響。伊凡非常樂意用這種奇談怪論來消磨時間，也許是出於無聊，也許是需要嘲笑，但又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他親口對我說過他在主人家裡最後幾天的心理狀態，」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解釋說，「其他幾個人也提供了相同的供詞：比如被告本人，他的弟兄，甚至僕人格里戈里，也就是所有那些理應對他相當了解的人。此外，被癲癇症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斯梅爾佳科夫『膽小得像只母雞』。『他向我下跪，吻我的腳』，被告本人在尚未意識到自己的供詞對他有些不利的時候告訴我們說，『他是一隻患羊癇風的母雞』，他用自己富有特色的語言這樣評價他。被告自己供認，他就是挑選了這樣一個人作為自己的心腹，用恫嚇的方式迫使他同意充當他的密探並且為他通風報信。作為暗藏的家庭密探，他背叛了自己的主人，把主人有一包錢的事以及進入主人房間的暗號統統告訴了被告。他又怎麼敢不告訴他呢！『他會殺死我的，我看他會殺死我的。』他在預審時說，甚至在我們面前也嚇得渾身哆嗦，顫抖不止，雖然那個嚇唬他，折磨他的人當時已被捕，已經不可能再去懲罰他了。『他時時刻刻都在懷疑我，而我一直嚇得提心弔膽，為了不讓他發火，我只好趕緊向他報告一切秘密，好讓他知道我對他是忠心耿耿的，讓他給我一條活路。』這是他自己的原話，我把這些話都記錄下來並且記住了。『往往是這樣，他一對我大聲吼叫，我便馬上跪倒在他面前。』斯梅爾佳科夫是一個本性非常誠實的青年，並以此博得了主人的信任，——主人在斯梅爾佳科夫把他丟失的錢還給他時發現了他的誠實的品質。顯然，不幸的斯梅爾佳科夫因為背叛了自己所敬重的恩人而悔恨交加，痛不欲生。據經驗豐富的精神病醫生說，嚴重的癲癇病患者往往總是進行不斷的，當然也是病態的自我譴責。他們常常覺得自己在某人面前，在某件事情上有『罪』而苦惱。備受良心的折磨，常常無緣無故地誇大，甚至臆想自己犯了種種過錯。這樣的人確實會由於恐懼和受到別人的恫嚇而做錯事，犯下罪行。除此之外，他強烈地預感到，目前正在逐步形成的局面很可能導致一場災禍。當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的次子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在慘禍發生前動身到莫斯科去時，斯梅爾佳科夫懇求他留下來，但是由於他生性怯懦，不敢明確而堅決地向他說出自己全部的擔憂。他只滿足於作出各種暗示，但他的這些暗示沒有被對方理解。應該指出，他把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看作自己的保護人，似乎只要他在家，就肯定不會發生災禍。請大家回想一下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酒後』寫的那封信里的話吧：『一旦伊凡離開這裏，我要殺死老頭。』由此可見，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的存在似乎被大家看成了這個家庭平靜和秩序的保障。可是現在他要離開了，而斯梅爾佳科夫幾乎就在二少爺離開后剛過了一小時，馬上便癲癇發作，跌了下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裏我們要提醒各位注意，斯梅爾佳科夫由於受到恐懼和絕望的折磨，最近幾天特別感到自己很可能馬上會犯癲癇，過去也遇到精神過度緊張或者受到重大刺|激的時候他就會犯羊癇風。當然，發作的日期和時間是無法預測的，但每個癲癇患者都可以預感到癲癇發作的傾向。醫學上就是這樣說的。因此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剛剛離開院子，斯梅爾佳科夫便在一種所謂孤苦無援的情緒支配下到地窖去幹家務活了，他一邊順著梯子往下走，一邊在想：『我會不會犯病？要是馬上癲癇發作那怎麼辦？』正是由於這種情緒，由於這種猜疑，由於這些問題，他的喉嚨里突然痙攣起來，這是癲癇發作前的徵兆，接著他一下子摔到地窖底下，失去了知覺。可是就在這非常自然的偶然事件中竟有人挖空心思地想發現某個疑點，某種跡象，某種暗示，說他是故意裝病！如果是裝病，馬上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為什麼？出於什麼考慮？有什麼目的？我已經不想再談醫學了；據說科學是胡扯，科學會鬧出錯誤，醫生不會區分真假——即使是這樣，即使是這樣，但請回答我的一個問題：為什麼他要裝病呢？總不見得預謀要殺人，卻偏要用癲癇發作來儘早儘快地引起家裡人的注意吧？你們要知道，各位陪審員先生，在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家裡，在案發的那個晚上，先後總共有五個人：第一個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但他總不會自己殺死自己，這是顯而易見的；第二個是他的僕人格里戈里，但他自己也幾乎被打死，第三個人是格里戈里的妻子瑪爾法·伊格納季耶芙娜，但是設想她是殺死自己主人的兇手簡直可恥。這樣，就只剩下兩個人：被告和斯梅爾佳科夫。但因為被告硬說他沒有殺人，那麼，肯定是斯梅爾佳科夫殺的，別無其他解釋，因為不可能找到另外一個人，你舉不出別的兇手。因此，這就是對昨天那個不幸自殺身亡的白痴的『巧妙』而了不起的指控的由來！唯一的根據是因為找不出別的人！假如對另外一個什麼人，對第六個人哪怕有一點嫌疑的影子，那麼我相信，甚至連被告本人都會認為指控斯梅爾佳科夫是件可恥的事，必定會指控第六個人，因為指控斯梅爾佳科夫犯有殺人罪實在是荒唐透頂。

法警接過這疊鈔票就交給了首席法官。

「證人，您的話無法理解，也無法成立。可能的話，請您安靜下來。如果您真的有話要說……那您請說吧。您用什麼來證實您的供詞……如果您確實不是在說夢話？」

「不，我沒有……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我還有一個證據必須告訴你們，馬上……馬上告訴你們！……這裡有一張紙，是一封信……拿去吧，趕快念一下，快念！這封信是這個惡棍寫的，就是他，是他寫的！」她指著米佳說，「是他殺死了他父親，您馬上會看到，他寫信告訴我要殺他父親。而那一位有病，是病人，得了震顫性譫妄症！我發現他生這病已有三天了！」

「您喝了很多吧？大概多少？有一酒杯吧？」

「我堅信，他只要收到父親的錢，總會匯出這三千盧布的，」她在回答問題時說，「我始終相信他的誠實……高度的誠實……在錢財方面他堅信可以從父親那兒得到三千盧布，這件事他跟我講過好多次。我知道他和父親有糾紛，我一直相信，而且至今還相信他受了父親的欺負。我不記得他對父親說過什麼威脅的話。至少他在我面前沒有說過任何威脅的話。假如他當時來找我，我一定會馬上勸慰他，讓他不再為欠我的那倒霉的三千盧布而憂慮不安，可是他後來一次也沒有來找我……而我……又是那樣一種處境……不便叫他來見我……而且我也沒有任何權利為了這筆債務而對他提出什麼要求，」她突然補充說，她的口氣中流露出一種堅定的決心，「我自己有一次向他借的錢遠遠超過三千盧布，我拿了這筆錢，雖然當時我無法預料什麼時候才能歸還這筆債……」

不用說，檢察官也很感興趣。他請求阿廖沙把這件事的詳細經過再敘述一遍，再三問阿廖沙：被告在捶打自己胸膛時是否真的確有所指？也許他不過是一般地用拳頭捶打自己的胸部。

「是這樣，肯定是這樣，」阿廖沙突然興奮地大聲說道，「當時哥哥對我說的就是一半，一半的恥辱（一半這個字！他說了幾遍）他本來可以立即洗刷自己的恥辱，但不幸的是他性格太軟弱，他無法做到這一點……他預先知道他不可能這樣做，也沒有力量能這樣做！」

起訴書相當簡短扼要，但很有說服力。其中僅僅列舉了幾條主要理由，說明為什麼要對某人起訴，為什麼要將他提交法庭審判等。但這文件卻給我留下了強烈的印象。書記宣讀的時候聲音洪亮，吐字清楚。這個悲劇似乎從頭至尾重新展現在大家面前，處於那不祥的、無情的光照之下，顯得那麼集中，那麼觸目驚心。我記得，一讀完起訴書，首席法官威嚴地大聲問米佳：

「我們可以關閉喀琅施塔得，不給他們糧食。他們到哪裡去弄糧食？」

這時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的演說被掌聲打斷了。對俄國三駕馬車的自由主義的解釋受到了大家歡迎。誠然，捧場的掌聲只有兩三下，因此首席法官並不認為需要向聽眾發出「清場」的威脅，只是嚴厲地向喝彩的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深受鼓舞：因為迄今為止還從來沒有人為他鼓過掌！一個多年沒人理睬的人突然有了向整個俄國發表宏論的機會。

「您有什麼特別的情況要說嗎？」首席法官還是不放心地說。

全場頓時一片混亂。我無法記住所有事情的先後順序，我本人也非常激動，未能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我只知道，當一切平靜下來，大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以後，法警還是挨了訓斥，雖然他向上司作了充分的解釋，說證人一直很健康，一小時以前他稍稍感到有點不舒服，醫生曾經檢查過，而在出庭之前，他說話一直有條有理，因此根本無法預見會出現這種情況；相反，他自己也堅持一定要出庭作證。可是還沒等大家稍稍平靜和完全清醒過來，緊接著又鬧出了一場新的戲：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歇斯底里發作了。她大聲尖叫，號啕大哭；但她又不想離開，拚命掙扎，求他們不要把她帶走，最後她突然對首席法官喊道：

費丘科維奇聽了不由得愣了一下，這時首席法官也作了干預，訓誡式地提醒辯護律師，應該提出更為恰當的問題。費丘科維奇聽完以後，不失莊重地鞠了一個躬，聲明他的提問已經結束。當然，旁聽的人和陪審員心中不免留下一絲懷疑，懷疑一個處於某種治療狀態中甚至能夠看到「天堂的門」，而且連今年是耶穌降生以後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所提供的證詞是否可信。因此，辯護律師還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在格里戈里離開之前還出現了一個插曲。首席法官問被告：他對提供的證詞有什麼話要說？

法警馬上走到他跟前。阿廖沙突然躍身而起，大聲叫喊：「他有病，別相信他！他得了震顫性譫妄症！」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嚇得一動也不動，愣愣地看著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米佳站了起來，臉上掛著一絲古怪的笑容，目不轉睛地看著弟弟，聽他說話。

首席法官一再莊重而嚴厲地告誡米佳說話要謹慎些。

「他說的全是事實，是無法駁倒的真理！」

「有點忘乎所以了。」

是的，我想我們那些看熱鬧的太太們總該滿意了：這齣戲夠熱鬧的。接著，我記得那位從莫斯科來的醫生出庭了。看來首席法官在這之前就已派法警去照顧伊凡·費奧多羅維奇。醫生向法庭報告，病人正處於譫妄症極其危險的發作階段，應該立即把他送走。醫生在回答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問話時證實說，病人在前天曾親自上他那兒看病，當時他就警告病人譫妄症即將發作，但他不願意接受治療。「他的腦子肯定不正常，他自己對我承認說他醒著的時候也見到各種幻影，在街上碰到已經故世的各式各樣的人，每天晚上有魔鬼上他那兒做客。」醫生最後這樣說。這位名醫作證完后便離開了。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提供的那封信作為物證留下。法官商議后決定繼續調查，而兩份意外的供詞（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和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的證詞）記錄在案。

「辯護律師會說什麼呢？」

費丘科維奇趕緊跑到他跟前，請他安靜下來，隨後又立刻緊緊盯住阿廖沙不放。阿廖沙為自己的回憶所陶醉，熱烈地講出了自己的假設，他認為哥哥所說的恥辱很可能就是指他身上帶的那一千五百盧布，這筆錢本來可以抵作欠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的一半債務，但是他沒有給她，最後還是決定作了別的用途，就是作為帶走格魯申卡的費用，如果她同意的話……

「被告，說話用詞要有分寸。」首席法官嚴肅地說。

「我要再說一遍，公訴人的全部邏輯便是：不是他殺的，那又是誰殺的呢？除了他再也找不出別人了。各位陪審員先生，是這樣嗎？果真是，確實是找不出別的人了嗎？我們聽到公訴人扳著手指頭算了那天夜裡在這幢房子里和到過那裡的人。總共有五個人。其中三個，我同意，完全不應該受懷疑的，那就是死者本人，格里戈里老人和他的妻子。其餘兩人就是被告和斯梅爾佳科夫。公訴人慷慨激昂地大聲說，被告之所以指控斯梅爾佳科夫，因為他不可能指控別的人，只要有第六個人，甚至是第六個人的影子，那被告馬上會放棄對斯梅爾佳科夫的指控，因為那樣太說不過去了，而會指控這第六個人。但是，各位陪審員先生，為什麼我不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呢？現在只有兩個人：被告和斯梅爾佳科夫，為什麼我不能說，你們所以指控我的當事人，只是因為你們沒有別的人可以指控了呢？所以沒有人可以指控也僅僅是因為你們抱有成見，預先就把斯梅爾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控斯梅爾佳科夫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兩個兄弟和斯韋特洛娃，再也沒有別人了。但總還有人在指控他，這就是社會上隱隱約約流傳的某種疑問，某種懷疑。可以聽到一些隱隱約約的傳聞，可以感覺到人們在期待著什麼。最後，把各種事情稍加對照，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當然我也承認，這未必十分準確：首先，恰巧在發生慘禍的那天癲癇發作，而公訴人不知為什麼千方百計維護並堅持這種說法。其次，斯梅爾佳科夫在開庭前夕突然自殺身亡。接著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樣出人意料的證詞，在這之前他一直相信他的哥哥有罪，今天卻突然出示了那筆錢，同樣聲稱殺人兇手是斯梅爾佳科夫！我跟法官和檢察官一樣，完全相信伊凡·卡拉馬佐夫是一位病人，犯有震顫性譫忘症，他的證詞確實可能是一種把罪責推到死者身上、拯救哥哥的冒險嘗試，而且是在夢囈中想出來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他畢竟提到了斯梅爾佳科夫的名字，畢竟可以感到頗費猜測的東西。各位陪審員先生，這裏似乎有某種東西還沒有說出來，沒有說完。也許以後會說出來的，但是這一點我們現在姑且不談，以後再說。法庭剛才決定繼續審理，現在趁大家等待判決的機會，我想談一些看法，譬如談談死者斯梅爾佳科夫的性格特徵，因為公訴人剛才對他的性格作了非常細膩、非常有才氣的鑒定。我雖然佩服公訴人的才華，但是對他鑒定的實質卻不敢完全苟同。我到斯梅爾佳科夫那兒去過，我見過他，與他談過話，他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身體很虛弱，這是事實，可是就性格、就精神而論——他決不像公訴人所說的是那種非常軟弱的人。特別是我在他身上並未發現膽怯，就是公訴人向我們突出地描繪過的那種膽怯。他根本沒有那種忠厚誠樸的心地，相反，我發現他的天真中間隱藏著一種極端的不信任感，以及善於觀察的智慧。公訴人說他智力低下，這未免太天真了。他給我的印象是十分明確的：我離開他的時候確信，他是一個十分狠毒、異常虛榮、報復心和妒忌心都極其強烈的人。我收集了一些材料：他憎恨自己的出身，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想到自己是『臭烘烘的女人生的』就恨得咬牙切齒。對童年時代的恩人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並不尊敬。他咒罵俄國並嘲笑它，他的理想是到法國去當個法國人。他以前常說他沒有錢實現這理想。我覺得，除了自己他不愛任何人，他又極端地自高自大。他認為文明就是穿漂亮、整潔的衣服和擦得鋥亮的皮靴。他自認為是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的私生子（這也有事實依據），跟主人的幾位合法子女相比，他憎恨自己的地位：他們擁有一切，而他卻一無所有，他們擁有一切權利，可以獲得遺產，而他只不過是一個廚子。他告訴我，他親自跟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一起把錢裝進信封。這筆錢的用途他當然是痛恨的，因為如果他有這筆錢，就可以創立自己的事業。再加上他看到了這嶄新的花花綠綠的三千盧布（關於這一點我故意問過他）。唉，你們千萬不要在妒忌而自私的人面前一下子顯露大筆的錢，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到一個人手裡有這麼多錢。這一大疊一百盧布的鈔票可能在他的頭腦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儘管一開始暫時還沒有引起什麼後果。才氣橫溢的公訴人精細入微地向我們勾畫了種種贊成和反對指控斯梅爾佳科夫的假設，尤其是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他要假裝癲癇發作？是的，其實他大可不必假裝癲癇發作，癲癇可以自然而然地發作，但也可以自然而然地消失，病人可以蘇醒過來。假定這病無法治愈，但病人總會恢復知覺，蘇醒過來，癲癇發作的癥狀一般都是這樣。公訴人問：斯梅爾佳科夫哪有時間去實行兇殺？要指出這種時機是很容易的。他可從沉睡中蘇醒過來（因為他只不過在熟睡罷了；癲癇病人犯病之後總是昏睡不醒），就在格里戈里老人抓住翻牆逃跑的被告的一條腿，厲聲大喝『弒父兇手』的時候。在萬籟俱寂的深夜，這非同尋常的叫喊聲，可能吵醒斯梅爾佳科夫，因為這時候他也許睡得不太熟，也許一小時前他已經開始漸漸蘇醒了。他從床上爬起來，他幾乎是無意識地，沒有任何目的地循聲走去，想看看出了什麼事。他腦子還迷迷糊糊的，神智不太清楚，但他已經到了花園裡，朝著亮有燈光的窗戶走去。老爺見到他當然很高興，於是就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了他。他的思維一下子異常地活躍起來。他從驚恐萬狀的老爺那兒了解到一切細節。於是漸漸地，在他混亂而有病的頭腦中產生了一個想法——一個非常可怕卻又非常誘人，完全合乎邏輯的想法：殺人，拿走這三千盧布，再嫁禍於大少爺；除了大少爺，還能懷疑誰呢，除了大少爺還能指控誰呢？罪證俱在，他不是到過這裏嗎？對金錢的貪婪、攫取這筆錢的強烈慾望以及可以不受懲罰的想法簡直使他激動得喘不過氣來。遇到合適的機會，這種突發的和難以抗拒的衝動是經常會出現的，尤其是突然出現在那些在一分鐘以前自己還不知道要殺人的殺人犯身上！因而斯梅爾佳科夫可以進入主人的房間，實現自己的計劃。用什麼辦法？用什麼兇器？——就用他在花園裡隨手撿到的第一塊石頭。但為什麼要這樣做？有什麼目的？要知道這是整整三千盧布啊，這就是他的前途。啊！我並沒有自相矛盾：這筆錢也許是有的，是存在的。也許只有斯梅爾佳科夫一個人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錢，這錢放在主人房間的什麼地方。『那麼裝錢的封套，地板上那個撕開的信封是怎麼回事呢？』剛才公訴人提到這隻信封的時候談出了一個特別的想法：他認為只有像卡拉馬佐夫這樣初次作案的賊才會把信封遺留在地板上，而像斯梅爾佳科夫這樣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給自己留下罪證的。各位陪審員先生，剛才我聽他這樣說的時候突然感到有點耳熟。你們能想得到嗎，就在兩天之前，我聽斯梅爾佳科夫說過這樣的想法，他對卡拉馬佐夫將會怎樣處理這隻信封做過這樣的猜測。不僅如此，使人更加驚訝的是，我覺得他故作天真，把話講在前面，把這種想法強加給我，讓我自己產生同樣的想法，他好像是在向我作某種暗示。他有沒有向偵查人員暗示這種想法呢？他有沒有讓才氣橫溢的公訴人也接受了這種想法呢？人們會說：那位老婦人，格里戈里的妻子是怎麼回事呢？要知道她聽到病人在她身邊呻|吟了整整一夜。是的，她聽見了，但這種印象是經不起推敲的。我認識一位夫人，她痛苦地抱怨院子里一條雜種狗吵得她整夜不得安寧，不讓她睡覺了。但是，後來搞清楚了，這條可憐的小狗整整一個晚上不過叫了兩三聲。這種情況是很自然的；一個人在睡覺，突然聽到了呻|吟聲，他醒了過來，因為被吵醒而很惱火，但一會兒睡著了，過了兩小時又聽了呻|吟聲，他又醒過來，然後又睡著了，後來又一次聽到呻|吟聲，而且也是相隔兩小時，一夜之間一共只有兩三次。這個人第二天早上起來抱怨說，有人呻|吟了整整一個晚上，不斷地把他吵醒。他必然會有這樣的感覺：每隔兩小時熟睡的那些時間他不記得了，他只記得被吵醒的那幾分鐘，因此他覺得被吵得一夜沒睡著。公訴人大聲問道：為什麼，為什麼斯梅爾佳科夫在臨死前寫的字條中沒有承認呢？『這件事情是憑良心做的，而另一件事不是憑良心做的』。不過要知道：良心——這已經是懺悔了，但兇手也許就沒有懺悔之心，他只有絕望。絕望和懺悔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絕望可能是狠毒的、不可克服的，兇手自殺的時候，也許加倍地仇恨那些他所妒忌了一輩子的人。各位陪審員先生，請你們當心錯判案子！我現在read.99csw.com向你們提供和說明的一切究竟有什麼不合情理的呢？能找出我敘述中的錯誤嗎？能找出不可能的荒謬的東西嗎？如果在我的假設中哪怕有一點可能的影子，哪怕有點合情合理的影子——那你們就暫且不要作出判決吧，更何況這裏難道僅僅是影子嗎？我以一切聖物起誓，我完全相信我現在向你們提供的有關兇殺的一切解釋。最最使我不安和憤慨的還是這樣一種想法，即公訴人用來指控被告的大量事實中沒有一件是確鑿而不可辯駁的，這個不幸的人僅僅由於這些事實的總和而將遭到毀滅。是的，這總和實在太可怕了；這鮮血，這從手指上滴下來的鮮血，血染的襯衣，這黑暗的夜晚，這回蕩在黑夜中的『弒父兇手』的喊叫，這打破了腦袋、號叫著栽下去的老人，再加上這一大堆片言隻語、證詞、手勢和叫喊聲——啊，這一切對一個人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多麼能夠左右他的看法，各位陪審員先生，難道你們也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嗎？請記住，你們被賦予了無限的權力，你們握有生殺大權。但是權力越大，行使權力的後果越是可怕！我一點兒也不放棄我剛才所說的話，即使退一步說，即使我暫時同意公訴人的意見，說我不幸的當事人殺害了父親。我再說一遍，這無非是一種假設，我從來也不懷疑他的清白，即使退一步說，假定我的當事人犯了殺父大罪，即使我同意作出這種假設，那也請你們聽完我的話。我心裏還有話要對你們說，因為我預感到你們的心裏和頭腦里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請原諒我這句話，各位陪審員先生，它涉及了你們的心和頭腦。但我想做一個完全公正和真誠的人，讓我們大家都開誠相見吧！……」

「這些錢折磨著他，」卡佳心急慌忙地搶著往下說，「他想還給我，他想還，這是事實，但他也需要錢來供養這個賤貨。因此他殺死了他父親，可還是沒有把錢還給我，反而和她一起去了鄉下，在那裡你們把他逮捕了。在那裡他又把從被他殺害的父親那兒搶來的錢花光了。在殺害父親的前一天他給我寫了這封信，是喝醉了酒寫的，我當時立即看出，他寫這封信是出於仇恨，而且知道，肯定知道我不會給任何人看這封信，哪怕他真的殺了人。不然他就不會寫了。他知道我不想報復並毀掉他！可是您讀一讀吧，仔細讀一下，請讀得更仔細些，您就會發現他在信里把什麼都寫到了，事先都估算好了：怎樣去殺死父親，他的錢放在哪兒。您看，請別漏掉，信里有這樣一句話：『只要伊凡一走，我就動手。』這說明他事先對如何殺害父親已經作了周密的考慮。」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狠毒而幸災樂禍地向法庭提示道。很顯然，她已經仔細讀過這封倒霉的信，對每句話、每個詞都作了研究。「他不喝醉是不會給我寫的，但是您請看，信里預先都寫到了，跟後來他殺人的情形一模一樣，簡直是一整套計劃！」

「是的，這的確是個很大的疑問，第一，馬上可以拿出幾個支持這個疑問的重要證據：一個動手殺人，承擔一切，另一個同謀躺在床上假裝羊癇風就是為了預先引起大家的懷疑，引起主人和格里戈里的警惕。有意思的是出於什麼動機兩個同謀者居然能想出這種瘋狂的計劃？但是，從斯梅爾佳科夫這方面來說，也許這種合作根本不是積極的，而可以說是消極、痛苦的合作。嚇得膽戰心驚的斯梅爾佳科夫也許只同意不阻撓兇殺，因為他預感今後人們會指控他縱容謀殺，沒有叫喊，沒有阻止，所以他事先請求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允許他到時候躺在那兒假裝發羊癇風，『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殺人，這事與我無關。』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種羊癇風必定會在家裡引起混亂和驚慌，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事先一定會估計到這一點，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這樣做的。退一步說，就算他同意了，那麼結果還是一樣：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是殺人兇手，是直接的殺人兇手和主犯，而斯梅爾佳科夫則是一個被動的參与者，甚至連參与者也算不上，只是出於害怕才違心地成了姑息者，法庭一定能夠區別這種情況的。可是我們現在又看到了什麼呢？被告剛剛被捕，就立刻把一切都推到斯梅爾佳科夫身上，只指控他一個人。他不是指控他是同謀，而只指控他一個人。他說，這是他一人乾的，他謀財害命，是他一手乾的！倘若兩人馬上相互指控，這又算什麼同謀呢？——這種事是從來都沒有的。請大家注意，被告冒著多大的危險：他是主要的殺人兇手，斯梅爾佳科夫是從犯，只是知情不報，一直躺在板壁後面，他卻把罪名推在躺著的那人身上。這樣一來，那個躺著的人可能會發火，僅僅為了自衛就會趕緊講出實情。他會說，我們兩人都參与了這件事，可是我沒有殺人，我僅僅是因為害怕才同意並縱容了他。斯梅爾佳科夫完全明白，法庭會立刻分清他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要受到懲罰，那也比那個企圖嫁禍於人的主犯輕得多。那樣的話：他肯定會把一切都供出來。然而我們沒有看到這種情況。斯梅爾佳科夫絲毫沒有透露過合謀的事，儘管兇手堅持指控他並始終咬定他是唯一的兇手。不僅如此，斯梅爾佳科夫也向法庭供認，關於裝有錢的信封和暗號的情況是他本人告訴被告的，如果他不說；被告便什麼都不知道。如果他果真參与了謀殺，犯下了罪行，他能這樣輕易地向法庭承認所有這些情況都是他主動告訴被告的嗎？相反，他肯定會矢口抵賴，歪曲事實，推卸罪責。但他沒有歪曲事實和推卸罪責。只有清白的人，不怕別人指控他是同謀犯的人才會這樣做。現在他由於羊癇風引起的病態的憂鬱和這一突發的慘禍，已於昨天上吊自殺了。死後他留下了一張用自己特有的語言寫的字條：『我自覺自愿地毀滅自己，與他人無關。』那字條上最好再加上這麼一句話：殺人兇手是我，而不是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但他沒有添上。為什麼他有勇氣做這件事情，而另一件事情卻又不敢了呢？

「他沒有直接說過。」

「斯梅爾佳科夫預謀殺人的日子到了，他卻假裝癲癇發作，摔倒在地窖里，為什麼呢？當然首先是為了讓原來打算治病的僕人格里戈里看到無人看守房子后，可能會推遲治病而坐下來親自看守；其次，當然是為了讓主人加深疑慮，愈加小心，因為他看到沒有人保護他，非常害怕兒子跑來，這一點他從不隱瞞。最後，也是主要的，當然是為了讓人們立即把被羊癇風折磨得死去活來的斯梅爾佳科夫從他一直單獨居住、另有出入通道的廚房裡轉移到廂房的另一端，轉移到格里戈里那間小屋的隔板後面，距離他們的床鋪只有三步遠的地方，以前只要他的病一發，主人和好心腸的瑪爾法·伊格納季耶芙娜總是這樣安排，歷來如此，他躺在板壁後面，很可能是為了裝病裝得更像，他當然要呻|吟，也就是吵得他們一夜不得安寧（格里戈里和他妻子的證詞就是這樣說的）。所有這一切，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加便於他突然從床上起來，然後去殺死主人！

「他作了總結。」

辯護律師繼續運用各種手段。他對案情了解得那麼深入細緻，使大家越來越感到驚訝。舉例說，特里豐·鮑里瑟奇的證詞本來可以產生相當強烈的印象，對米佳極為不利。他幾乎扳著手指算出，米佳在慘禍發生前一個月第一次到莫克羅耶期間花費不可能少於三千盧布，或者說「差不了多少，單是花在茨岡女人身上的錢就不知有多少！他賞給我們那些長滿虱子的鄉巴佬的錢不是什麼在街上隨手扔給每人半個盧布，而至少每人要送一張二十五盧布的票子，再少是不會給的。直接從他那兒偷走的錢不知有多少！人家偷了，哪裡還會留下什麼把柄。再說他自己就隨隨便便胡亂扔錢，哪裡還會抓小偷呢！而我們那些鄉下人全是強盜，全都不講良心。而姑娘們，我們鄉下的那些姑娘又得到了多少錢！我們那兒的人從此都發了大財，確實是這樣，而以前都是窮光蛋。」總之，每一筆花費他都記起來了，並且作了精確的計算。因此，所謂只花掉一千五百盧布，而其餘的錢藏在香囊里的說法越發顯得不可思議了。「我親眼看見，看見他手裡拿著三千盧布就像拿著一個戈比一樣，是我親眼目睹的，難道我們都不識數了嗎？」特里豐·鮑里瑟奇大聲說道，想盡量討好「長官」。當輪到辯護律師提問的時候，他幾乎沒有打算反駁證詞，卻突然談起了一件事：米佳被捕前一個月，在他第一次縱酒狂飲的時候，馬車夫季莫費和農民阿基姆在莫克羅耶客棧前室的地上撿到過米佳喝醉后掉下來的一百盧布，他們將這筆錢交給了特里豐·鮑里瑟奇，他為此給了每人一個盧布。「那麼您當時是否將這一百盧布還給了卡拉馬佐夫先生呢？」特里豐·鮑里瑟奇無論怎樣支吾其詞，但在盤問了農民之後他只好承認曾撿到一百盧布，但他說當時就原封不動地全部還給了德米特里·費奧多羅維奇，「老老實實地交到他手裡，不過他自己當時完全醉了，未必能想起來」。但畢竟因為他在傳訊農民作證之前曾經否認過撿到一百盧布，那麼他說已經把那筆錢還給了醉醺醺的米佳的證詞自然非常值得懷疑。這樣一來，由檢察官提供的一個最危險的證人在退庭時受到了懷疑，他的名譽遭到很大的損害。兩個波蘭人也發生了相同的情況：他們出庭時態度傲慢，神情泰然。他們大聲地作證說，首先，他們倆都是「為沙皇陛下」效勞，而「米佳先生」卻要用三千盧布收買他們，而且他們親眼看見他手上有一大筆錢。穆夏洛維奇說話時夾雜了許多波蘭話，他看到這樣反而在首席法官和檢察官的眼裡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更加來勁了，最後完全用波蘭語說話了。但費丘科維奇還是張開了自己的網抓住了他們：再次被傳訊的特里豐·鮑里瑟奇無論怎樣躲躲閃閃，到頭來也只好承認他的一副紙牌被佛魯勃萊夫斯基偷換了，而穆夏洛維奇在坐莊時做了手腳。卡爾加諾夫在作證時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兩個波蘭人甚至是在聽眾的鬨笑聲中帶著羞辱離開的。

「各位陪審員先生，毀了我的當事人的不只是事實的總和，」他大聲說，「不，真正毀了我的當事人的只有一件事實：這便是老父親的屍體！假如這是一般的兇殺，那麼由於它的微不足道、缺乏根據、荒誕不經——如果不是從總體上，而是對每個事實單獨地逐一加以分析的話——那麼你們一定會駁回指控，至少不會只憑對他的偏見下狠心而毀掉他的一生，雖然人家對他抱有成見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現在不是一般的凶殺案，而是弒父案！這案件本來就令人髮指，因此即使據以指控的種種事實不足為憑，缺乏根據，也顯得那麼可信，那麼有根有據，連不帶偏見的人也是這樣想的。怎麼能為這樣的被告辯白呢？既然他殺了人，怎麼能讓他逍遙法外呢——這是每個人心裏都有的那種不由自主的、本能的想法。是的，弒父是件駭人聽聞的事情——殺死生我養我愛我的人，為了我不惜犧牲生命的人，從我孩提時代起為我的疾病提心弔膽，為我的幸福而受了一輩子苦，把我的歡樂、我的成就當成唯一的生活樂趣的人！啊，殺害這樣的父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各位陪審員先生，什麼叫父親，真正的父親？這個崇高的字眼有什麼意義？這個稱呼包含著多少偉大的思想？我們剛才只是部分地指出了真正的父親是怎樣的和應該怎樣的。現在我們大家所關注、擔心的這個案件中，目前這個案件中的這位父親，已故的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卻跟我們心目中父親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這肯定是一場災難，是的，有的父親確實像一場災難。讓我們進一步分析一下這場災難——各位陪審員先生，鑒於即將作出的生死攸關的判決，其實什麼也不用害怕。現在我們尤其不應該害怕，按照才氣橫溢的公訴人精彩的說法，我們不應該像孩子或者膽怯的女人那樣，迴避某些思想。可是我的尊敬的對手（在我講出第一句話以前就是對手了），在他激昂慷慨的演說中再三高喊：『不，我決不讓任何人來為被告辯護，我不會把為他辯護的權利讓給來自彼得堡的律師——我是公訴人，也是辯護律師！』這就是他喊過多次的話，但是他卻忘了提醒，如果可怕的被告，小時候在父親家裡從唯一愛撫他的一個人那裡接受了一磅胡桃，他因此而感恩戴德整整二十三年，那麼反過來說，這樣的人二十三年決不會不記得，就像充滿愛心的赫爾岑斯圖勃醫生聽說的那樣，他光著腳在父親的『後院里』亂跑，沒有小鞋子，穿著吊在一粒扣子上的褲子的情景。啊，各位陪審員先生，我們又何必要進一步考察各種『災難』，重提眾所周知的事情呢！我的當事人來到父親家裡后又是什麼遭遇呢？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我的當事人描繪成無情自私的怪物呢？他放蕩，粗野，暴躁，現在我們為此而審判他。但是誰應該對他的命運負責呢？他本來有很高的天分，有一顆高尚、敏感的心，可是卻受到了如此荒唐的教育，這又是誰的過錯呢？有誰開導過他？誰教過他科學知識？他童年時代有誰又多少愛過他？我的當事人是在上帝的庇護下長大的，就是說像一頭野獸那樣缺乏照料。在長期的離別之後，他也許渴望見到父親，而在這之前，在回憶夢幻般的童年的時候，也許曾千百次地驅散過他在童年時代夢見的醜惡的幽靈，一心渴望原諒父親，擁抱父親！結果怎樣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顏無恥的嘲笑、懷疑以及為爭奪錢財而施展的種種陰謀詭計；他聽到的只是每天酒足飯飽之餘的嘮叨，令人噁心的處世之道，最後，眼看著父親用兒子的錢奪走兒子的情人，啊，各位陪審員先生，這不是太可惡太殘酷了嗎！而這個老人還向大家抱怨兒子不孝和殘忍，在眾人面前往他臉上抹黑，糟蹋他，誹謗他，收買他的借據，以便把他送進監獄！各位陪審員先生，像我的當事人那樣表面上殘忍、粗野、放蕩不羈的人，往往心腸特別軟，只是沒有表現出來罷了。請你們不要笑，不要笑我的這個想法！天才的公訴人剛才無情地嘲笑了我的當事人，揶揄他喜歡席勒，喜歡『優美和高尚』，假如我處在他的地位，處在公訴人的地位，我是不會嘲笑的！是的，這些心靈——啊，請允許我為這些很少被人理解而且常常被人曲解的心靈說句公道話吧——這些心靈往往跟他們表面上的粗暴殘忍相反，他們強烈地渴望溫柔、美好和公正——這種渴望雖然是不自覺的，但確實是在熱烈地渴望著。他們表面上放縱和粗暴，但是卻能夠矢志不渝地愛，譬如說，愛一個女人，而且一定是一種高尚的精神上的愛。還是請你們別笑話我：這種天性的人往往都是這樣的。他們只是不善於掩飾自己強烈的、有時甚至是非常粗野的激|情，正是這一點常常使人們驚訝，受到人們的注意，但是人們卻看不到他的內心世界。相反，他們的種種激|情往往會很快消解。但在一個高尚、美好的人身邊，這個外表粗野、殘酷的人也會追求新生，努力改過自新，爭取做一個好人，成為一個高尚而正直的人——『高尚和美好』的人，儘管這幾個字多麼受人嘲笑！剛才我說過，我不允許自己涉及我的當事人和韋爾霍夫采娃小姐的浪漫史，但一言半語還是可以說的：我們剛才聽到的不是證詞，而只是一個瘋狂而一心想報復的女人的叫喊，她也沒有資格責備別人背叛，因為她自己已經背叛了！假如她有時間仔細想一想，她就不會作出這樣的證詞了！你們不要相信她，我的當事人並非像她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惡棍！那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仁愛者在準備上十字架的時候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一隻羊也不會死的……』我們也不要去毀掉一個人的心靈！我剛才問：父親是什麼？我說過這是個偉大的字眼，珍貴的稱呼。但是，各位陪審員先生，用詞也應該實事求是，我要用名實相符的詞語和名稱來命名事物：像被害的卡拉馬佐夫老人那樣的父親不能也不配稱作父親。愛一位不值得愛的父親，這是荒唐的，也是不可能的。不能從虛無中去製造愛，從虛無中能造物的只有上帝。使徒懷著熱烈的愛心寫道：『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我現在引用這句神聖的話不是為了我的當事人，我是為了提醒所有當父親的人。誰給了我權力教訓那些當父親的人呢？誰也沒有給。但作為一個人和一個公民，我要大聲疾呼——我召喚生者！我們活在世界上的時間不長，我們會幹許多壞事，說許多壞話。因此讓我們大家抓住相互交流的合適時機，以便彼此善言相勉。現在我就要這樣做：只要我在這個位置上，我就要利用這個機會。上帝賜予我們這個講壇不是無緣無故的——我們在這講壇上說的話，整個俄國都能聽到。我現在不僅向這裏的父親們，而是向所有的父親大聲呼籲：『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是的，我們自己首先要履行基督的遺訓，然後才允許自己向我們的兒女提出要求。不然我們不是兒女的父親，而是兒女的敵人，他們也不是我們的兒女，而是我們的敵人，而且是我們自己使他們成為我們的敵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人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這不是我說的，這是福音書上的指示：用量給您的量器去量給人。如果兒女用我們的量器量給我們，那怎麼能責怪他們呢？不久前在芬蘭有一名少女，是一名女僕，她被懷疑偷偷地生了孩子。人家開始監視她，後來在頂層的閣樓上，在牆角的一堆磚頭裡發現了她的一隻誰都不知道的箱子，打開箱子一看，裏面有一個被她扼殺的新生嬰兒的屍體。在那隻箱子里還發現了兩具遺骸，那是她以前生的兩名嬰兒，一生下來就被她扼殺了。對此她供認不諱。各位陪審員先生，能說她是孩子們的母親嗎？是的，她生了他們，但她能算他們的母親嗎？我們中間有誰敢把母親這個神聖的稱號加到她頭上？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各位陪審員先生，甚至應該無所畏懼，此時此刻我們必須這樣，不要怕閑言碎語和某些思想，不要像莫斯科女商人那樣，連聽到『金屬』和『焦油』之類的字眼都感到害怕。相反，我們要證明，近年來時代的進步已經促進了我們的發展，我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光把孩子生出來還不能算是父親，生出來后能擔起父親的責任才是真正的父親，當然，父親這個字眼還有別的涵義和解釋，有人認為即使我父親是個惡棍，即使對自己兒女來說他是個壞蛋，但畢竟還是我的父親，因為他生了我。但這種涵義可以說是神秘性的，我無法用理智去理解，只能用信念去接受，更確切些說，要靠信仰去接受，就像許多東西我並不理解，但宗教要我理解一樣。遇到這種情況，那就只能把它留在現實生活之外。現實生活不僅擁有自己的權利，而且本身提出了重大的責任，在現實生活這個領域里，如果我們想成為富有人道精神的人，最後成為基督徒，我們應該並且必須貫徹那些為理性和經驗所證實的、經受過分析的熔爐考驗的信念，總之，要採取有理智的行動，而不能像在睡夢和夢囈中那樣，無理性地行動，危害別人，折磨別人和戕害別人。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業，不僅僅是神秘主義的，而且是合乎理性的，名副其實的仁愛事業了……」

「什麼鷸鳥？為什麼還遠著呢？」

「肯定會宣告無罪的。」另一個聲音斷然說。

隨後所有最危險的證人幾乎都碰到了同樣的情況。費丘科維奇居然有本領使他們每個人在道德上露出了破綻，最後讓他們灰溜溜地離開。一些好事之徒和法學專家只是在那裡一味地欣賞，卻總不明白這一切究竟能起什麼重大的決定作用，我要再次說一遍，因為大家都感到指控是無法反駁的，而且越來越變得具有說服力和悲劇性了。但大家從那位「偉大的魔術師」的自信心中發現，他非常鎮靜，因此大家都在期待著：「這樣的人」決不會無緣無故地離開彼得堡到這兒來，這樣的人決不會無功而返。

「除了您哥哥的話和他臉上的表情，您再也沒有任何一點細小的證據來證明斯梅爾佳科夫有罪嗎？」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剛才有人將三千盧布交給了法庭——據說，『這就是後來裝在那隻信封里的錢，那信封現在放在物證台上，這些錢是斯梅爾佳科夫昨天給我的。』但是，諸位陪審員先生，你們自己一定還記得剛才那可悲的一幕。詳情我不再重複，但我要選擇兩三件最不起眼的情節來談談我的想法，正因為它們不重要，因此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到的，很可能會忘記。首先，還是那句話：斯梅爾佳科夫由於受到良心譴責，昨天交出了錢並上吊自殺了。（如果不是良心發現，他是不會把錢交出來的。）當然，直到昨天晚上他才第一次向伊凡·卡拉馬佐夫承認自己犯了罪，就像伊凡·卡拉馬佐夫自己說的那樣。不然的話，他又何必沉默至今呢？所以說，他承認了。那我還要再問一遍，為什麼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那張字條中不向我們說出全部實情呢？他不是明明知道第二天將對無辜的被告進行嚴厲的審判嗎？僅僅這些錢還證明不了什麼。譬如說，我和這大廳里的另外兩個人一星期前完全偶然地了解到一件事實，那就是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寄到省城兌換兩張五分利率的期票，每張面額五千盧布，總共一萬盧布。我這句話的意思只是想說明，現在大家手裡都可能有一筆錢，交出三千盧布並不一定能證明這就是那一筆錢，就是從那個抽屜里或從那個信封里拿出來的那筆錢。最後，伊凡·費奧多羅維奇昨天從真正的殺人兇手那裡獲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居然十分平靜。他為什麼不立即告發呢？為什麼他一直拖延到早晨？我以為，我有權利猜測箇中原因：他得病已經一個星期，自己也曾經向醫生和身邊的人承認他常發生幻覺，看到已經故世的人；在震顫性譫妄症發作的前夕——這癥狀今天集中爆發，他突然得知斯梅爾佳科夫自殺身亡的消息，突然產生了以下這個想法：『這個人已經死了，可以把事情推到他身上，這樣就可以拯救兄長了。錢我有，我只要拿出一疊來，就說是斯梅爾佳科夫臨死時交給我的。』你們會說，這是誣陷；即使是死人，冤枉他也是不對的，哪怕是為了拯救兄長也不行。是這樣，但如果他是無意識地說謊，如果僕人猝然死亡的消息使他喪失了理智，他自己認為事情確實這樣，那又怎麼辦呢？你們已經看到了剛才的場面，看到他處於怎樣一種狀態。他站在那兒說話，但他有頭腦嗎？就在這位震顫性譫妄症病人剛才作證以後，緊接著就出現了另一份書面證據，就是案發前兩天被告給韋爾霍夫采娃小姐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把犯罪的詳細計劃事先都告訴她了。因此我們何必去尋找計劃和它的作者呢？作案的情況與這份計劃完全一致，而罪犯不是別人，正是它的作者。是的，各位陪審員先生，『完全是照章辦事』！而且他根本沒有恭敬而膽怯地從父親的窗戶底下跑開，反而堅信他的心上人就在父親房間里。是的，這很荒唐，簡直不合情理。他走了進去，一下子就把事情幹了。很可能，他一看見不共戴天的情敵便怒火中燒，一氣之下殺死了父親。也許他揮起手中的銅杵一下子把他打死的，接著又仔細搜索了一番，確信她不在那裡，可是他卻沒有忘記伸手到枕頭底下拿出那隻裝有錢的信封，這隻撕開了的信封現在就和其他物證一起放在桌子上。我這樣說是為了使你們注意一個在我看來是非常典型的情況。如果這是一個有經驗的殺人兇手，殺人是為了搶劫，那麼他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就像我們在屍體旁邊發現時那種樣子嗎？假如這是斯梅爾佳科夫為搶劫而殺人，那他就會幹脆把信封也帶走的，根本不必在屍體旁邊打開信封，因為他肯定知道信封里裝著錢——死者當初可是當著他的面把錢裝入信封並封好的，要是他把信封連錢一起拿走，那不就沒有人知道究竟有沒有發生過搶劫的事了嗎？請問陪審員先生，斯梅爾佳科夫會這樣做嗎？他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嗎？不，只有失去了理智的狂暴兇手才會這樣做，這兇手不是賊，在這以前還從來沒有偷過東西，現在他從床褥底下掏走錢也不像一名賊在偷東西，而像是從偷東西的賊那裡取回自己的東西——因為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對這三千盧布就是這樣想的，他的這種想法達到了偏執的程度。現在他一拿到從未見過的這個信封，就馬上撕開了，他想知道裏面究竟有沒有錢，然後把錢塞進口袋就跑了出去，甚至都忘了去想一想，他在地板上留下的那個撕碎的信封將會構成他的重要罪證。原因全在於那是被告，而不是斯梅爾佳科夫，他沒有想到，沒有考慮到，他哪裡還顧得上這些事！他逃出去的時候聽見了快要追上他的僕人在喊叫，僕人抓住了他，阻攔他，但被銅杵擊倒了。被告出於對他的憐憫才從圍牆上跳到他身邊。請想想，他突然要我們相信，他當時跳下來去看他是出於憐憫，出於同情，是想看看能否救護他。難道這是表示同情的時刻嗎？不，他跳下來就是為了弄清楚：目睹他罪行的唯一證人是否還活著？任何別的感情，任何別的動機都是不自然的！請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邊忙乎了一陣子，用手帕擦去他頭上的血，等到確信他已經死了以後，這才張皇失措地帶著滿身血跡奪路而逃，逃到他的心上人的家裡去了——他怎麼想不到自己身上血跡斑斑，他的真面目馬上會被揭露呢？但被告本人硬要我們相信，他甚至都沒有注意到自己身上滿是血跡；這是可能的，完全有可能的，罪犯在這種時候往往都是這樣的。在有些事情上——非常精明，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極端糊塗。當時他一心一意想的只是她在哪兒。他需要儘快知道她在哪兒，因此立刻就到她的家裡去，到了那裡他才知道一個意外的驚人消息：她和自己『以前的』、『無可爭辯的』情人去了莫克羅耶！」

「這件事不是在這裏，而是在你們剛認識的時候發生的嗎？」費丘科維奇馬上接過話頭，小心翼翼地探問，他一下子預感到出現了某種有利的情況。我附帶說明一下，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說他是由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親自從彼得堡請來的，但他根本不知道米佳曾在另一座城市借給她四千五百盧布和她曾向他「磕頭跪拜」。這件事她瞞著他，沒有對他說過！這是很奇怪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猜想：她自己直到最後一刻還不知道她在法庭上是否要把這件事說出來，到時候只能由靈感來決定。

輪到費丘科維奇提問了。我記得，他順便問到了拉基京和「因為他把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帶到您這兒來」而賞給他二十五盧布的事。

「唉，這鬼東西！」

「心理分析他用得太多了。」一個聲音說。

當然，法官馬上又問她：她有什麼根據作出這樣肯定的指控，但是她也提不出任何證據。

「泡在酒精里。」

「您這是自己在損害您在法官心目中的形象。」

「在辯護人和陪審員之間，」他在一堆人中間說，就像後來有人轉述的那樣，「存在著那種將他們聯結起來的無形的線索。還在演說的時候這些線索已經聯結上，我已經預感到了。我能感覺到它們，它們是存在的。這案子我們一定會贏，請大家放心吧。」

這個新的事實對於所有人來說都十分意外，城裡，甚至修道院里至今都沒有人知道他有這種關係，連米佳也不知道。據說，拉基京當時坐在椅子上羞得滿臉通紅。格魯申卡出庭之前就已經知道，他提供了不利於米佳的供詞，因而她非常生氣。拉基京先前的發言，連同他的義憤，他對農奴制和俄國混亂局面的抨擊——所有這一切現在在公眾的印象中被一筆勾銷了。費丘科維奇很是得意：這又是上帝的意外恩賜。總的說來，訊問格魯申卡的時間不太長，再說她當然也無法提供什麼特別新的內容。她給聽眾留下的印象相當不好。當她作證完畢，在大廳里離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很遠的地方坐下來以後，幾百雙充滿鄙夷的眼睛盯住了她。在訊問她的時候，米佳一直一聲不吭，好像呆住了似的，眼睛望著地下。

首席法官問米佳，對這個證詞他有什麼話說。米佳肯定地說，事情就是這樣，他指的就是他放在胸前、就在脖子底下的一千五百盧布，當然，這是恥辱。「是我無法否認的恥辱，是我一生中最最可恥的行為！」米佳大聲喊道，「我能還而沒有還。寧願被她看成一名賊，卻堅持不還，而最可恥的是我事先知道我是不肯歸還的！阿廖沙說得對！謝謝你，阿廖沙！」

「是個賤貨！」

「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首席法官厲聲問道。

「得了吧，諸位，一個女演員割斷了她情人的合法妻子的喉嚨，在大齋期中我們不是宣告她無罪了嗎？」

「我已記不清我當時的心情了，」格魯申卡回答，「當時大家都說他殺死了父親，於是我感到這是我的錯，他是為了我才殺人的。可是他說他沒有罪，我也就立刻相信了他，我現在還相信，而且將永遠相信：他不是那種說謊的人。」

「您頭腦是否清醒？」首席法官不禁脫口而出。

「是啊，米佳心裏是什麼滋味？」

這時首席法官嚴厲地制止了她，請她用詞要注意些。但這個女人的妒忌心已經如火如荼，她甚至不惜破釜沉舟了……

「有人會對我說，也許他確實是在裝病，目的是使人家把他當做病人而不去懷疑他，他所以把錢和暗號的情況告訴被告，是為了使被告受到誘惑，親自跑去殺人。等到他殺了人搶了錢逃跑以後，這時候也許鬧得雞犬不寧，把證人都吵醒了，這時候斯梅爾佳科夫乘機從床上起來，走了出去——他出去幹什麼呢？他出去是要把主人再殺死一次，把已經被搶走的錢再搶一遍。先生們，你們覺得好笑嗎？進行這樣的假設連我自己都感到臉紅，但是請你們想象一下，被告硬說情況就是這樣。他說：在我之後，在我打倒了格里戈里，驚動了大家，離開了家裡以後，他從床上起來，出去殺人劫財。我也不必去說斯梅爾佳科夫如何能未卜先知，對一切能了如指掌，換句話說，就是憤怒而瘋狂的死者兒子來的唯一目的是恭恭敬敬向窗里張望一下，儘管知道暗號，卻還是退了出去，把全部收穫拱手讓給了斯梅爾佳科夫！先生們，我現在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斯梅爾佳科夫作案的時機在哪裡？請你們指出來，因為沒有作案的時機，指控便不能成立。

他沒有說完便放聲大哭，哭聲在整個大廳回蕩，令人毛骨悚然。他的聲音彷彿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新的，出人意料的，天知道從什麼地方突然發出來的。從樓上最後一個角落的旁聽席上傳來了一個女人的尖厲的哀號：那是格魯申卡的聲音。剛才她求了人才允許她在法庭辯論開始前重新進入大廳。米佳被帶走了。宣判推遲到明天進行。整個大廳一片混亂，但我已經不想再等下去，也不想再聽下去了。我只記得走到門前台階上的時候聽到幾個人在感嘆。

「還有，關於神秘主義，關於神秘主義的那些話怎麼樣？」

大廳里傳出一種輕微的笑聲。

「他們當時在莫克羅耶抓他的時候幹得漂亮，是嗎？」

這時候演講者被一陣無法阻擋的、近乎瘋狂的掌聲打斷了。當然，不是全場都在鼓掌，但畢竟有半數聽眾鼓了掌。那些父親們和母親們都鼓了掌。太太們坐的樓座里響起了尖叫聲和呼喊聲。她們不停地揮舞著手帕。首席法官拚命搖鈴，他顯然被聽眾的行為激怒了，但絕對不敢像剛才那樣用「驅逐出庭」威脅他們：因為向演講者鼓掌並揮舞手帕的人中間，有坐在後面專席上的要員以及胸前戴著勳章的老者，因此，當喧鬧平息以後，首席法官也只是重複了「驅逐出庭」那句威脅的話之後就作罷了。而得意洋洋和激動不已的費丘科維奇重又繼續自己的演說。

「他這個人一直不得志，嘿——嘿！」

「我們現在說說笑笑，可被告是什麼心情呢？」

「被告，」首席法官厲聲喝道，「您再說一句——我就下令把您帶走。」

「不，還多少有點魅力。」

他幾乎癱倒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的聲音哽咽了，勉勉強強說完了最後一句話。法官們著手提問題，請兩方面發表最後的意見。不過我不準備細寫了。最後，幾位陪審員終於站起來離開座位出去商議。首席法官已經非常疲勞，因此有氣無力地對他們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提醒的話：「你們應該公正無私，不要受辯護方那些娓娓動聽的言辭的影響，你們要仔細衡量，要記住你們肩上責任重大，」等等。陪審員們離開了，法庭宣告休庭。可以站起來走一走，彼此交換一下各自的印象，在小吃部吃點東西。時間已經很晚了，將近凌晨一點，但沒有一個人離開。大家的情緒是那樣緊張和亢奮，根本顧不上休息。大家都在屏氣斂息地等待，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太太們一個個都是神經質地急不可耐，但心裏卻很平靜：「宣判無罪是確鑿無疑的了。」她們都在準備迎接那個皆大歡喜的動人時刻。我得承認，大廳里有許多男人也堅信一定會宣告無罪。有些人高興，有些人皺眉，有些人簡直是垂頭喪氣：他們不希望宣告無罪！費丘科維奇本人則堅信會獲得成功。他被團團圍住，不停地接受大家的祝賀，也有人竭力奉承他。

首席法官終於宣布開始審理退職九等文官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被殺案，我記不得他當時的原話了。法警奉命帶上被告，於是米佳走了進來。大廳里一下子安靜下來，連蒼蠅飛過的聲音都能聽到。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米佳的模樣給我的印象卻非常不好。主要原因是他出現在法庭上的時候打扮得像個花|花|公|子，那件嶄新的常禮服剛趕製好。我後來了解到，這是他特意為這一天向原來在莫斯科還保留著他尺寸的裁縫定做的。他手上戴著一副嶄新的細軟羊皮黑手套，身上穿著時髦的襯衫。他邁著大步走進來，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視著前方，毫無懼色地坐到自己的被告席上。這時，辯護律師，大名鼎鼎的費丘科維奇也進來了，大廳里隨之響起了一陣似乎是壓抑著的嘈雜聲。他身材瘦長，兩條腿又細又長，蒼白纖細的手指也特別長，臉上鬍鬚颳得精光，頭髮很短，梳理得十分樸素，兩片薄薄的嘴唇不時撇上一撇，也不知是微笑還是嘲弄。他看起來有四十歲左右，要不是他的那雙眼睛，他的臉還算得上是端正的，可惜他兩隻眼睛本來就不大，也缺乏表情，又靠得特別近，中間只隔著隆起在鷹勾鼻上的那根細小的鼻樑骨。總之，這張臉分明呈現出鳥兒般的輪廓，不免使人驚訝。他身穿燕尾服，系著白領結。我記得首席法官開始審問時向米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問他的姓名、身份等。米佳回答的口氣很生硬，聲音大得出人意外，首席法官的腦袋不禁哆嗦一下，大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接著宣讀了被傳來參加法庭調查的人員名單，即證人和專家的名單。名單很長，四位證人未能到庭：米烏索夫現在正在巴黎，但他在預審時就提供了證詞；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地主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梅爾佳科夫突然自殺身亡，警察局已經出具證明。有關斯梅爾佳科夫猝死的消息在大廳里引起了一陣強烈的騷動和竊竊私語。當然，許多旁聽者還根本不知道他已突然自殺身亡。但特別令人吃驚的是米佳突然的出格舉動：剛宣布關於斯梅爾佳科夫的消息，他突然從自己座位上向整個大廳大聲吼道：「惡狗有惡狗的報應！」

「一篇嚴肅的演說！」一堆人中間有位先生皺著眉頭說。

當然，這個小小的插曲在陪審員和旁聽者的心目中造成了對他極為不利的印象。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自己暴露了自己。就在這種印象之下，書記官宣讀了起訴書。

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接著便開始詳細描述米佳為了避免犯罪而去借錢所作的種種努力。他描述了他在薩姆索諾夫家裡的經歷，去找「獵狗」的那次旅行——一切都有根有據。他疲憊不堪，受盡嘲笑，忍飢挨餓，賣掉了表去旅行（可是據說他身上藏著一千五百盧布——據說，啊，據說！），他醋勁十足，生怕留在城裡的那位熱戀對象趁他不在的時候去找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最後他終於回到了城裡。上帝保佑！她總算沒有到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那裡去過。他親自把她送到她的保護人家裡。（說來也怪，他對薩姆索諾夫竟毫無妒意這是本案一個相當典型的心理特點！）然後他急沖沖趕到「後門」的監視點，到了那裡他才了解到斯梅爾佳科夫癲癇發作，另一個僕人也在生病——障礙掃清了，「暗號」又掌握在他手裡，這是多大的誘惑啊！然而他當時還在抵制這種誘惑；他去找受到我們大家尊敬的在本地小住的霍赫拉科娃太太。這位太太早就同情他的遭遇，向他提出了一個最明智的建議：徹底拋棄花天酒地的生活，放棄這種不成體統的愛情，不再到小酒店裡閑逛，不要虛度青春年華，而應該到西伯利亞去尋找金礦：「那裡才是您旺盛的精力、你渴求冒險的浪漫性格的出路。」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描述了談話的結果以及被告突然聽說格魯申卡根本不在薩姆索諾夫家裡之後的瞬間反應，也描述了這個滿臉醋意，神經過敏的不幸的人想到她欺騙了他，而她現在卻在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那裡之後勃然大怒的情景，最後他又想請大家注意一個偶然情況造成的致命後果：「假如女僕能及時告訴他，他的心上人正在莫克羅耶村，跟『以前的』和『無可爭議的』那一位在一起，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但她嚇得魂不附體，只是一個勁兒地賭咒發誓。如果被告沒有當場把她殺死，那也只是因為他當時心急火燎地要去追趕那個背叛了他的女人。不過請注意：儘管他氣得發狂，但還是拿了一個銅杵帶在身邊。為什麼偏偏拿了一個銅杵，而沒有拿別的兇器呢？如果這件事我們已經醞釀了整整一個月，心裏有了準備，那麼我們只要看見有什麼像兇器的東西突然出現在眼前，我們就一定會拿它當做兇器的。至於哪一類東西可以用作兇器——我們已經設想了整整一個月了。正因為這樣，我們立即不容置疑地把它當做兇器！因此他抓起這個致命的銅杵畢竟不是無意識的，不是隨便拿的。現在他來到了父親的花園裡——真是天賜良機，夜深人靜，一片漆黑，周圍沒有人，只有妒火在熊熊燃燒。他懷疑她在這裏，在他情敵的懷抱里，也許此刻正在取笑他——這使他喘不過氣來。何況也不僅僅是懷疑——現在怎麼還僅僅是懷疑呢，顯然是一場騙局，這是明擺著的：她就在這裏，在那間亮著燈光的房間里，就在屏風後面——於是這個不幸的人悄悄地靠近窗戶，恭恭敬敬地向窗里窺視，老老實實地認輸，然後明智地走開，儘快遠離是非之地，免得發生什麼危險而不道德的事情——有人要使我們相信事情就是這樣，但是我們了解被告的性格，也可以根據事實了解他當時的心情，尤其知道他掌握了可以馬上開門進屋的暗號！」談到這些暗號的時候，伊波利特·基里洛維奇暫時中止了自己的指控，認為有必要詳細談談斯梅爾佳科夫，把懷疑斯梅爾佳科夫謀財害命的這段插曲分析透徹，徹底消除這種想法。他的分析相當全面，因此大家都明白了，雖然他口頭上一直說對這種假設可以不予理睬，但實際上他還是認為相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