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其他各個議會城市的投資，則大多隻為了維持本市的消費，即根本沒有超過本市的使用限度。比如巴黎、馬德里和維也納，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巴黎是這三城市中最勤勞的一個，但其製造品的主要銷售市場，就是它自己；其全部營業活動的主要對象，也是本市人。在歐洲，只有倫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這三個城市，不但是王公駐節之所，又是工商輻輳之地，而且有本市人、外地人和外國人作營業對象。它們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它們成了大部分遠銷物品的集散中心。

每年節省下來的資金，往往會和每年的花費同時被消費掉，只是消費的人不同而已。富人每年花費的收入，大部分都花費在了游惰的客人和家僕身上，沒有得到一點兒報酬。即使是為了圖利而節省並直接轉為資本的收入，幾乎也會同時被勞動者、製造者和技工消費掉。這些勞動者雖然消費了一部分價值，但他們會把自己消費的部分再生產出來，並提供利潤。現在，我們假定某人的收入都是貨幣，如果他把它們全都用在購買食物、衣服和住所上，那麼這筆資本的消費者就是游惰的客人和家僕；如果他為了圖利而將其中的一部分節省下來，並直接轉作自用或借給別人的資本，那麼他用來購買食物、衣服和住所的這部分收入，就被勞動者消費了。這筆收入，最終都被消費，只是消費者不同而已。

在今日歐洲，各個富國都在商業和製造業上投入了極大的資本。而在古代，由於貿易極少，所以製造業也非常簡陋，只需要極少的資本就足夠營業，並能獲得極大的利潤。當時的利息率，基本上都在百分之十以上。這麼高的利息他們都能支付，可見他們的利潤有多豐厚。現在的利息率則很少會超過百分之六；而且，即使是最進步國家的利息率，有時也會低至百分之四，甚至是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由於富國的資本遠遠多於貧國，所以富國居民所得的資本利潤也遠遠大於貧國。不過，現在的利潤和資本的比例，往往比以前小很多。

現在，歐洲各個富國的土地生產物，極大部分都被用在了補償獨立富農的資本上，其餘的小部分才被用來支付利潤和地租。但是，在以往的封建社會，只要極小一部分的年產物，就可以補償耕作所需的資本。因為，那時候所需的耕作資本就只有幾頭老牛老馬而已。而且，這些牛馬都是以荒地上的天然產物為食的，所以它們也算是天然產物的一部分，只不過歸地主所有，再由地主借給土地耕作者。除了維持耕作者生存的土地生產物之外，其他土地生產物都以地租或利潤的形式歸地主所有。土地的耕作者，大部分都是地主的奴僕，所以他們的身家財產其實也都歸地主所有；還有一部分是可以隨意退租的佃戶，雖然他們所繳納的地租經常是所謂的免役租，但它實際上仍然相當於全部的土地生產物。而且，他們在和平年代可能隨時會被地主僱用，在戰爭年代又須服兵役。雖然他們的住處離地主較遠，但他們也和地主家裡的奴僕一樣，隸屬於地主。既然連他們的勞役都由地主支配了，那麼他們的勞動產物也自然得完全歸地主所有。現在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就說現在的地租吧，它在全部土地生產物中所佔的比例，一般都不會超過三分之一，有時甚至不足四分之一；按改良土地的地租數量來計算，現在的地租幾乎是以前的三倍或四倍；現在的土地年產物更是比以前多得多，好像光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年產物，就是以前年產物總量的三到四倍。在農業日益進步時期，地租雖然在數量上日漸增大，但其與土地生產物的比例卻日益減小。

除了僕人的勞動不生產價值以外，有些上等階級人士的勞動也不生產任何價值，它們的形式不能固定，它們的價值也無法體現在物品上，所以根本不能保存起來以供日後僱用等量勞動之用。例如，君主以及官吏和海陸軍的勞動，都不生產價值。這類不生產的勞動者，是人民的公僕，靠他們勞動年產物的一部分來維持生計。無論他們的職務多麼高貴而又有用、必要，都會隨生隨滅，無法保存起來供日後取得同等職務之用。雖然他們治理國事、捍衛國家的功勞很大，但他們治理國家的活動卻年年都需持續不斷地進行，今年的治理業績和安全，並不能買來明年的治理業績和安全。這類勞動包含在各種職業中，有些包含在牧師、律師、醫師、文人這類尊貴而重要的職業中；有些包含在演員、歌手、舞蹈家這類低賤而不重要的職業中。這類勞動即使包含在最低級的職業中，也具有若干價值，支配其價值的原則與支配其他所有勞動價值的原則相同。與此同時，這類勞動即使包含在最尊貴的職業當中，也不能保存起來供日後購買等量勞動使用，只會隨生隨滅。比如，演員的對白、雄辯家的演說、音樂家的歌唱，都屬於這類勞動。

造成一個人浪費的原因，自然是他的享樂慾望。這種慾望，雖然一般都只是暫時而且是偶然發生的，但有時也會熱烈得難以抑制。至於一個人節儉的原因，當然是他希望自己的狀況能夠通過節儉而得以改善。人們在想著這種發送狀況的願望時，雖然一般都比較冷靜而沉著，卻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對它的追求。人這一輩子，都不會完全滿意自己的地位，所以總想改善自己的處境。九*九*藏*書可是，用什麼方法來改善呢？在一般人看來，最通俗、最明顯的方法就是增加財產，即自己節省開支，將一部分正常或特殊的收入儲蓄起來。因此，雖然人們有時會有浪費的慾望，甚至有些人時時都有浪費的慾望，但從總體上講，節儉的心理在人類生命過程中還是佔有優勢的，而且是大佔優勢。

富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中，用於補償資本的部分比貧國大得多，而且這部分在年產物中所佔的比例，也比直接歸作地租和利潤的部分大得多。此外，富國花費在僱用生產性勞動上的資本，也比貧國大得多。不過，這種情況並不是絕對的。我們在前面提過，一國的年產物，一部分會固定用來僱用生產性勞動，另一部分則既可能用於僱用生產性勞動，也可能用於僱用非生產性勞動，而且僱主往往特別喜歡將其用於后一用途。富國僱用生產性勞動的資本佔全部年產物的比例，也往往比貧國大得多。

幸運的是，在一個大國，個人的奢侈妄為並不會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因為那些由他們的奢侈妄為帶來的不良後果，總會被那些儉樸慎重的人給彌補回來。

在各個時期，都出現了許多私人和政府的浪費，並爆發了多次不必要的戰爭，耗費了大量的費用，使得許多原本打算用來維持生產者的年產物，都被用在了不生產者身上。內訌激烈時期，耗費了大量的資本，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使人們都覺得這種行為阻礙了財富的自然蓄積，並使國家變得更加貧困。事實上，財富的自然蓄積的確受到了阻礙。英國人民的生活，在查理二世復辟以後最幸福、最富裕。但是，此後卻發生了很多動亂和不幸，如果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那麼我們一定會為英格蘭的前途而擔心，擔心它會陷入貧困的境地，甚至擔心它會走向破滅。回想一下當時的情況：自從倫敦大火之後，又相繼發生了大疫病、英荷戰後的兩次革命騷擾、與愛爾蘭抗戰，以及分別爆發於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的四次耗資巨大的對法大戰，還有先後爆發於1715年和1745年的兩次叛亂。單是四次英法大戰，就讓英國欠下了一億四千五百萬鎊以上的債務，再加上其他各種特殊的戰爭支出，英國所耗費的總資金應該不少於二億鎊。自從革命爆發以後，英國的年產物，就經常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花在了許多不進行生產的人身上。如果這些戰爭沒有發生，那麼當時所耗費的巨資，肯定有一大部分都會被用來僱用生產性勞動者。這麼一來，由於生產性勞動者不但能將他們消費的價值再次生產出來，還能提供利潤，所以英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必然會逐年增加。所以，如果這些戰爭沒有發生，人們就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改良更多的土地、改善更多良田的耕作狀況、增加更多種類的製造業，並推廣已有的製造業，最終使國民真實財富和收入的增加超出我們的想象。

社會資本會因節儉而增加，因奢侈而減少。如果一個人的花費等於收入，那麼他的資本額就會維持不變。但我們要知道，有些花費方法，能夠比其他花費方法更能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有一部分資財的人，莫不希望其投資既能收回資本又能賺得利潤，所以他只會僱用能夠生產價值的生產性勞動者。這部分資財是用於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它不但要起到資本的作用，還要在後續過程中為生產性勞動者創收。而他擁有的另外一部分資財，則是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的，它會從他的資本中撤出，供他直接消費。

比如，製造業工人的勞動加在原材料上的價值，通常需要維持工人的生活所需，還要為僱主提供利潤；而僕人的勞動，卻不能生產價值。雖然製造業的僱主須墊付工人工資，但他事實上根本沒有耗費什麼資本，因為工人們投在物品上的價值，足以使物品的價值增加到可以補還工資並提供利潤的水平。但僱主墊付在僕人身上的維持費就不同了，僱主根本就無法收回。僱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而維持大量僕人卻能夠使人變得貧窮。但是，家僕的勞動本身是有價值的，所以它應該像工人的勞動一樣得到報酬。製造業工人勞動的價值可以體現在物品上，而且會保持一段時間不會消失，似乎相當於儲存了一部分勞動，並可以在必要時再將這部分勞動提出來使用，其附加在商品上的價格，日後還可以在必要時用來僱用與生產它時所消費的勞動量相等的勞動；而家僕的勞動價值卻無法由物品體現出來，它的形式也無法固定，會隨生隨滅，很難把它的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後僱用等量勞動使用。

節儉者每年省下的收入，不但可以維持更多生產性勞動者今明兩年的生活，還能使節儉者像工廠的創始人一樣擁有一筆取之不竭的基金，隨時都可以維持相應數量的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雖然這筆基金的分派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也沒有契約或營業證書對它進行規定，但是所有者自身的利害關係，就足以保護其安全。如果有人將這部分基金的任何一部分濫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那他一定會吃虧。

至於法國的工商業，只有盧昂和波爾多兩市的工商業發展還值得一提；其他各個議會城市的下等人民，大都要依靠法院人員以及打官司者的費用來維持生計，因而大部分都是貧窮的游惰者。ｈtｔps://rｅａd.99ｃｓｗ•ｃom相比之下，佔地理優勢的盧昂和波爾多兩市，其商業就發達多了。巴黎所需的物品，無論是由外國輸入還是由沿海各地運來的，都須在盧昂集散；加龍流域所產的聞名於世的豐富葡萄酒，則需要在波爾多集散。由於這些葡萄酒很受外國人的喜愛，所以輸出量相當大。這麼好的地勢，自然會吸引更多的資本都來投資，這麼一來，這兩市的工商業自然會蒸蒸日上。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無論是土地的天然產物還是土地的勞動產物，都會在剛生產出來時就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用來補償資本，另一部分則是以地租或利潤形式出現的收入。現在，我們還要知道，這兩個部分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國生產者和不生產者的比例，並會隨著國家的貧富程度而產生差異。

一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都是為國內居民提供收入，並供國內居民消費的。不過，無論這些年產物是土地的天然產物，還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都會在剛生產出來時就被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補償以食物、材料和製成品形式體現的資本，它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是收入，其中，資本所有者的收入是利潤，地主的收入是地租。土地生產物一部分用於支付農業家的資本，另一部分用於支付資本所有者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大工廠生產物一部分用於支付廠商的資本，另一部分則用於支付資本所有者的利潤，其中，前者所佔的部分往往最大。

不過，讀者不要受上述理論的誤導，誤以為在耐久物品上費財就是善行，而在款待賓客上費財則是惡行。如果富人用於款待賓客的資金佔了他收入的大部分，那他的親友就分享了他的大部分收入；而如果他把自己的收入用於購買耐久物品了，那麼這些耐久物品就是他獨享的，別人要想和他分享，就得付出代價。所以，當他把自己的收入用於購買耐久物品，特別是購買大量的珠寶、衣飾等瑣細物品時，就表示他輕浮而且自私自利。我說這些話的意思是，在耐久物品上花費資財，有利於積蓄有價商品，從而有助於私人養成節儉的習慣，最終可以增進社會資本和國民財富。

貨幣只有一個用途，那就是周轉消費品。只有有了貨幣，才能進行食物、材料和製成品的買賣，最終將這些物品分配到真正的消費者手上。一國每年的貨幣流通量，由國內流通的消費品的價值決定。國內流通的消費品一般分兩種，一是本國土地和勞動的直接生產物，二是用本國生產物購買的物品。它的價值，會隨著國內生產物價值的減少而減少，最終導致國內貨幣流通量的減少。那些由於生產物的減少而流出國內領域，在國外流通的貨幣，肯定不會被棄之不用的。因為，貨幣的所有者，肯定會出於自身利害的考慮，想盡辦法讓自己的貨幣發揮作用；如果他的貨幣不能在國內流通，那麼他就會不顧法律的禁止將它們運到外國去，用它來購買各種有用的消費品，再將這些消費品運回本國。

用於支付資本的那部分年產物，從未立即被非生產性勞動者消費掉，反而是生產性勞動者給消費掉的。而消費用於支付利潤和地租的那部分年產物的人，可能有生產性勞動者，也可能有非生產性勞動者。

如果一種消費方法有益於積累個人財富，那麼它也有益於積累國民財富。無論是富人的房屋、傢具還是衣服，都可以在轉瞬之間變成有益於中下階層人民的用品，特別是當上等階層玩厭了這些物品時，中下階層人民就可以把它們買回去，從而改善一下生活。如果這種情況經常出現，就代表著國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如果一國長期繁榮，那麼該國的下層人民，即使無力自己建造大廈，也往往能擁有大廈里的一套房子；即使不自己製作上等傢具，也經常能使用上等傢具。例如，巴斯道上有一間客寓，就是往日的西穆爾宅邸；而早在幾年以前，敦福林的酒店就已經買下了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這張婚床，原本是皇后從丹麥帶來的嫁奩。有時候，我們在一些幾乎沒什麼變化，或是稍微有些沒落的古城裡見到的房屋，幾乎沒有一間是當前的佔有者能夠蓋得起的；裏面陳設的，也都是一些適用且相當講究的老式傢具，也絕非當前的使用者花錢訂製的。無論是對富人還是對國家而言，別墅、書籍、圖畫，以及各種珍奇物品，經常都是光榮的裝飾品。法蘭西的光榮裝飾品是凡爾賽宮；英格蘭的光榮裝飾品是斯洛威和威爾登；義大利的光榮裝飾品是名勝古迹。雖然創造這些名勝古迹的財富逐漸減少，創造它們的大天才也大概因為無用武之地而湮沒了，但它們至今卻仍被世人讚賞著。

有一種明白而又合理的說法是，一國的真實財富與收入是由該國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構成的；還有一種通俗的偏見認為，構成一國的真實財富與收入的，是該國國內流通的貴金屬量。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贊成節儉，反對奢侈和妄為。妄為的結果和奢侈相同。無論是在農業、礦業、漁業、商業上投資，還是在工業上投資，都需要有謹慎而又有成功希望的計劃，否則就會減少用於僱用生產性勞動的資金。消費這筆資金的人，雖然是生產性勞動者，但是如果這筆資金使用不當，他們就可能無法再生產出他們消費的價值，這樣自然會減少社會上的生產資金。九_九_藏_書

個人的收入，有一部分會被用來購買立時享有的物品，這類物品一旦被消費就不能再次使用；還有一部分會被用來購買耐久的物品，這類物品可以儲存起來供以後使用，或者是增進以後消費的效用。比如，同樣是富翁，有的把資金大肆地花費在僱用奴婢和購買犬馬上；有的又寧願節衣縮食、盡量減少奴婢數量，用大筆資金整飭莊園或別墅、大興建築、廣置實用傢具或裝飾字畫等；有的則一屋子都閃爍著明璫瓔珞的光芒；另外一些則像數年前逝世的某個寵臣一樣衣服滿箱、錦繡滿床。現在，假設有兩個財產相等的富人，如果甲將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在了購買耐久商品上，而乙則將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來購買米這類立時享用的物品上了，那麼甲的境況必然會日漸改進，而乙的境況則會越來越壞，最終是甲比乙富裕。因為，甲所擁有的耐久商品的價值雖然會日漸減少，卻多少能夠增進以後消費的效用；而乙所擁有的立時享用商品，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更別說是增進以後的消費效用了。

無論是生產性勞動者、非生產性勞動者，還是不勞動者，都要靠土地和勞動年產物過活。不過，就算這些生產物的數量再大，也絕對是有限的。所以，當它們較多地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時，生產性勞動者所消費的部分必然會減少，從而造成次年生產物數量的減少。相反的，如果它們只有小部分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生活時，生產性勞動者所消費的部分必然較多，所以次年的生產物也會較多。不包括土地天然產物在內的土地年產物，都是生產性勞動的結果。

在耐久物品上花費收入，對儲蓄和養成儉樸的生活風尚都非常有利。如果一個人原本就把他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這方面，那麼就算他突然開始節省，人們也不會譏評他；相反的，如果一個人原本婢僕成群、居室陳設華麗、經常廣設盛筵，那麼當他突然節省開支時，鄰居就會覺得他好像是在承認自己以往的錯誤。所以，這些大花大用的人，一般都很少有勇氣去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除非他們破產了。而那些原本就習慣把錢用於添置房屋、傢具、書籍或圖畫等方面的人，則不會有被人懷疑的顧慮，只要他們自覺財力不足，就可以突然節省開支。因為，既然他已經購置了這類物品，就不用再源源不斷地購置了，所以當他突然改變習性時，人們也會認為是因為他意興闌珊，而不是財力不濟。

不過，由經驗可知，個人的慎重節儉，好像經常可以彌補個人的奢侈妄為，甚至是彌補政府的奢侈妄為。如果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況，那麼國民財富和私人財富必然會大大增加。人們的努力一般都非常強大，足以彌補由政府的奢侈妄為造成的浪費，甚至能通過挽救行政大錯而改進一些事情。比如，即使庸醫無法治愈一些疾病，病人身上也似乎總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能幫助他恢復健康。

英格蘭現在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遠遠多於一百年前的查理二世復辟時期。所以，很少有人會對今日英國年產物的增加產生懷疑。但是，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內，幾乎每隔五年就會出幾本書或是小冊子，裏面動聽地說英格蘭的國民財富和人口都在減少，農工商業也在走向衰落。這類書籍，並不僅僅是黨派的宣傳品，也不僅僅是見利忘義的欺詐品，還有很多都是由一些誠實而又聰明的作家寫成的，其內容都是這些作家們確信無疑的。

有些人認為，由於這類費用並沒有花在購買外國貨物上，沒有使金銀流入外國，所以並沒有減少國內的貨幣量。但是，如果這些被不生產者消費的食物和衣服能夠分配給生產者，那麼生產者就會把他們消費的全部價值再生產出來，並提供一部分利潤。雖然這些貨幣留在國內，但它們卻能再次生產出一個等值消費品，從而將原有的價值提高一倍。如果一國擁有與以前同量的貨幣，但它的年生產物的價值卻日漸減少，那麼它的貨幣量也一定會日漸減少。

英格蘭財富和改良的自然進程，雖然曾被政府的浪費阻礙過，卻並沒有停止發展。英格蘭現在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遠遠多於復辟時代和革命時代；每年用以維持農業耕作的資本，也比過去多得多。在政府耗費資金的同時，還有無數人在不斷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況，他們依靠慎重的節省，不動聲色地積累著資本。如果這種努力能在受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自由發展，那麼英格蘭以往的任何時代，幾乎都會因此而日趨富裕，甚至可能一直富裕下去。不過，由於英格蘭的歷屆政府都不是很節儉，所以居民自然也不節儉。由此可見，英格蘭王公大臣的行為實在是太放肆、太專橫了。因為，他們不但不思節儉，而且不禁止輸入外國奢侈品，更沒有監督私人經濟、節制鋪張浪費。他們是社會上最浪費的階級，可他們卻不知道這一點。他們只要能節省自己的開支就行了，根本無須操心人民的資金，因為人民的資金完全可以任由人民自己管理。如果連他們的浪費都不能導致國家的滅亡，那麼人民的浪費就更不可能使國家滅亡了。

這兩種資本的比例，決定了一國人民是勤勞還是游惰。我們之所以比祖先勤勞，就因為我們用於維持勤勞人民和游惰人民的資金的比例，比二三百年前大得多。我們的祖先之所以會變得游惰，就是九-九-藏-書因為沒有因勤勞而受到充分的獎勵。有一句俗語說得好：「勞而無功，尚不如戲而無益。」如果一個工商業城市的資本可以維持下等居民，那麼該城市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勤勞、認真而又興旺的，像英國和荷蘭的大城市，就屬於這類城市。如果某地主要依靠君主的不定期駐節來維持人民生計的話，那麼當地人民大部分都會是貧窮而又墮落的游惰者，像羅馬、凡爾賽、貢比涅、楓丹白露等，都屬於這類城市。

另外，英格蘭在查理二世復辟時代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必定遠遠多於二百年前的伊麗莎白時代；而伊麗莎白時代的年產物，也必定遠遠多於三百年前的約克與蘭克斯特爭勝時代。再向前追溯就是諾爾曼征服時代，當時的年產物雖然更少，卻也多於撒克遜七王國統治時代。撒克遜七王國統治時代的英國雖然算不上進步，但卻比朱利阿·凱撒侵略時代進步得多。在朱利阿·凱撒侵略時代，英格蘭居民的生活和北美野蠻人的生活差不多。

非生產性勞動者和不勞動者都要靠收入生存。這類收入包括以下兩類：一是一開始即被指定為利潤和地租的年產物；二是用於支付資本和工資的年產物。不過，第一類年產物往往會在分配到應得之人手裡之後，被分解成兩部分，不但用於維持勞動者自身，還用於維持其他生產性勞動者和非生產性勞動者。例如，就連工資豐厚的普通工人都經常會僱用一兩個僕人，或是看一回木偶戲，更別說是大地主和富商了。這時，一部分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就被用於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了。此外，他們可能還得繳納一些稅款，用以維持那些雖然尊貴得多但同樣不生產的人。不過，如果原本打算用於補償資本和工資的那部分年產物，沒有僱用到足夠的生產性勞動者，或是不能順利地推動工作，那麼按照常理，它是絕對不會被移作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之用的。要想在勞動者未進行工作之前就花費一部分工資去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更何況這部分工資只是資本所有者從其收入中節省下來的，往往並不多。生產性勞動者無論怎麼節省，也節省不了多少資金，不過，他們終究還是有一些節省資金的。由於他們這一階級人數眾多，所以即使每人所繳納的賦稅都非常有限，但整個階級所繳納的賦稅總額卻相當可觀。無論在什麼地方，地租和利潤都是非生產性勞動者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而它們也是最容易節省的。它們既可以被所有者用來僱用生產者，也可以被用來僱用不生產者。從總體上講，所有者似乎特別喜歡用它們來僱用不生產者。那些大領主，通常都將他們的費用花在游惰者身上，卻很少供養勤勞的人民；即使富商們會僱用勤勞人民，但他們同時也會像大領主一樣將他們的大部分資本都用來豢養那些不生產的人。

加在物品上可以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稱為生產性勞動；加在物品上但不能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稱為非生產性勞動。

無論任何地方，由慎重取得的成功事業，都遠遠多於因為不慎重而失敗的事業。破產的失意者是比較常見的，但由於經營商業的人無數，所以這些失敗者的人數相對來說還是極小的，也許只佔千分之一的比例吧。對一個安分守己的商人來說，破產無疑是極大而且極難堪的災禍。所以，極大部分人都會小心地避免破產，只有極小一部分人不知道要避免破產，就像有些不知道要躲避絞架的人一樣。

不過，造成資本增加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勤勞，而是節儉。當然了，由節儉積蓄下來的任何物品，都是靠勤勞掙得的，因而是先有勤勞後有節儉。如果只是勤勞卻不知節儉，那麼就算有再多勞動成果，也儲存不下來，所以資本也不可能增加。節儉能夠使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增加，從而吸引更多的勞動者投入生產性勞動當中，最終增加工作對象的價值，即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因此，節儉可以使更大的勞動量投入生產，最終增加年產物的價值。

個人的奢侈妄為，固然不會把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變得貧窮，但政府的奢侈妄為卻可以。有很多國家，都將幾乎全部的公眾收入，用在了不生產的王公大臣、牧師神父，以及平時不生產、戰時無所獲的海陸軍身上。由於他們不從事生產，所以他們的生活需要別人的勞動產物來維持。如果他們的人數大幅度增加，從而消費了大量的勞動產物，以致剩餘的勞動產物不足以維持第二年進行再生產的勞動者，那麼第二年的再生產物就一定會比上一年少；如果這種混亂情形繼續下去，就會使第三年的再生產物比第二年還少。這些靠人民的一部分收入維持的不生產者，可能把國民總收入的大部分都消費掉了，以致人民不得不侵蝕自己用以維持生產性勞動的資金，甚至是再怎麼慎重地節儉也無法把這麼大的浪費彌補回來。

節儉可以增加資本；而奢侈和妄為，則會減少資本。一個人的收入節省了多少，他的資本就會增加多少。增加的這部分資本，既可以用來僱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也可以借給別人。如果他把這部分資本借給別人，別人就可以僱用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他自己也可以收受利息。既然增加個人資本的方式只有節省每年的收入或利得，那麼要增加社會資本，也只能用同樣的方式，因為社會資本就是由個人資本九九藏書構成的。

奢侈者根本不量入為出，反而把父兄節省下來以備經營事業的資本，濫用於豢養大量的遊手好閒者，從而蠶食了資本，這無疑于把原本用來敬神的收入移作了瀆神之用。這麼一來，僱用生產性勞動者的資本、增加物品價值的勞動量、全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國民財富和收入，就會相繼減少；勤勞者的麵包，則被奢侈者奪去豢養了游惰者。如果勤勞者的節儉不足以抵消奢侈者的奢侈，那麼奢侈者的所作所為，就會使他自己和全國都陷入資源匱乏的境地。

另外，如果把收入花在耐用物品上，所養也會非常多；可如果把收入花在款待賓客上，所養就會很少。一個耗費了二三百斤糧食的筵席，浪費的糧食就達到了一半。如果把這筆費用花在僱用泥木工、技匠等方面，所養的人數就會更多，因為工人們在用這筆費用來購買這些糧食時，會節省每一便士每一鎊。所以，如果把這筆費用花在生產者身上，就可以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而如果把這筆花銷用來維持不生產者，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則絲毫也不會增加。

所以，一國勤勞者與游惰者的比例，似乎都是由資本與收入的比例決定的。如果某地的資本佔優勢，那麼當地人民一般比較勤勞；如果某地的收入佔優勢，那麼當地的游惰人民就會佔多數。資本的增減，會使真實的勞動量隨之增減，從而引起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的增減；此外，資本的增減還會使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也隨之增減，所以國民財富與收入自然也會跟著增減。

一個花費大於收入的城市，並不能像那些連下等人民都可以靠資本維持的工商業城市一樣，它除了把資本用來供應本地消費之外，根本沒有其他有利使用資本的方法。於是，大部分人都只能靠微薄的收入過活，自然也就慢慢地習慣了游惰，甚至還會同化一些原本應該勤勉做事的人。因此，即使是在這些地區投資，也是不利的。愛丁堡的工商業，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以前是非常不發達的；等到蘇格蘭議會遷移出去，當地的王公貴族人數大大減少，它才逐漸振興起來。但是，由於大理院、稅務機關等還未遷出，它們花費了很多收入，所以愛丁堡的工商業還是遠遠比不上格拉斯哥的工商業。格拉斯哥的居民，大都靠資本來維持生計。而且，即使是一些製造業比較發達的大鄉村，要是其間也住有公侯貴族，那麼當地居民往往也都懶惰而又貧困。

即使奢侈者消費的物品全部都是國產的，社會生產基金也會因此而受影響。因為，每年生產的食物和衣服，總有一部分原本應該由生產性勞動者消費的，現在卻被非生產性勞動者消費了，這難免會使該年年生產物的總價值低於它原本應有的價值。

反之，如果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價值增加了，那麼其貨幣總量也必然會增加。因為，當國內消費品的價值增加時，貨幣的流通量也自然會跟著增加。於是，增加的一部分生產物自然就會四散出去，併購買一些必要的金銀。這時，是社會繁榮增加了國內的金銀量，而不是國內金銀量的增加促進了社會繁榮。各地購買金銀的條件都是一樣的，即需要花費一定數量的勞動或資本從礦山裡採掘出金銀，再運到市場上去。這一事業，需要投資者有足夠的資本和收入來支付食物、衣服和住所，這些資本和收入構成了金銀的價格。無論是在英格蘭還是秘魯，購買金銀的情況都是這樣的。任何一個需要金銀的國家，只要出得起這個價格，都不用擔心金銀會長久地缺乏；那些無法在國內流通的金銀，也不會長久地留在國內。

在一定時期內，貨幣的年輸出是持續的，從而使得居民的消費額超過了本國年產物的價值。在繁榮時代，可以用積累下來的年產物來購買金銀。這麼一來，當他們遇到逆境時，就可以用這筆金銀來支撐一段時間。這時，是民生凋敝造成了金銀輸出，而不是金銀輸出造成了民生凋敝。事實上，這類金銀輸出甚至可以暫時減輕民生凋敝帶給國民的痛苦。

增加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價值的方法有兩種：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二是增強勞動者的生產力。要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數量，必然要先增加維持生產性勞動者的資金；而要增強勞動者的生產力，就需要增加一些能夠縮減勞動的便利機械和工具，或者改良原有機械和工具，要不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加適當。但是，無論如何都有必要增加資本。因為，改良機器少不了資本；重新分配工作也需要資本；把原本由一個人兼任的工作分給多個人專做，更需要大量資本。因此，當我們在比較一國國民前後兩個時期的情況時，發現後期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更多、土地的耕作狀況更進步、工商業更加繁盛而且規模擴大，那麼我們就可以斷定該國資本在這兩個時期里增加了很多。由此可以斷定，由一部分人通過慎重地節儉所增加的資本，一定比政府和另外一部分人所侵蝕的資本多。我在此聲明一句，即使一國政府不慎重地節儉，只要國泰民安，國家也一樣能取得這樣的進步。不過，由於進步是一個逐漸積累的過程，所以如果兩個時代相距太近，我們就不能判定這種進步有沒有產生。有時候，即使一國有了一些改良，我們也往往會因為它的某些產業的凋零或某些地區的衰落而懷疑它在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