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從事寫作的男女青年常常聽到這麼一種彷彿有道理、其實完全行不通的勸告：寫東西要盡量簡短、明白，寫時別的什麼都不必考慮，只要把心裏想的準確地講出來就行了。當此之際，誰也不提另一件不可少的事情：「一定要選好自己的保護人。」——而這個才是全部問題的關鍵。因為，一本書寫出來，總是為了讓什麼人讀的，而既然保護人並不光指發錢的會計，還以一種非常微妙而隱晦的方式指某種作品的唆使者和授意者，那麼，找出這麼一個理想的人選就是至關重要的事了。

因為，那麼一來，作家雖意識到了自己的讀者，可又超越在讀者之上——這卻是一種既不舒服又很不幸的結合，塞繆爾·巴特勒、喬治·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都可以拿來作為證明。他們每個人都看不起讀者；每個人又希望有一批讀者；而每個人又沒有贏得自己的讀者；然後，他們每個人再將自己的這種失敗轉嫁給讀者承擔，作品寫得愈來愈生硬、晦澀、矯揉造作，而凡與自己的保護人友好、平等相處的作家絕不會想到要那麼做的。結果，他們的番紅花就變成了扭曲的花朵，雖然鮮艷明麗，看上去卻像歪著脖子，有點兒畸形，這一邊枯萎，那一邊開得過盛。少許一點兒陽光對他們會大有好處的。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得走到另一個極端——哪怕在想象中——接受《泰晤士報》和《每日新聞報》假定向我們提出的那種討好的建議「：奉上現金20鎊，預付閣下關於番紅花之大作，文計1500字，該番紅花帶有作者署名，應于明日上午9點在英國從約翰·格魯特到地角每家早餐桌上準時出現？」https://read.99csw.com

即使每一個作家不是為這一些讀者就是為那一些讀者而寫作，心高氣傲的人仍會說讀者應該是柔順的，無論作家高興寫什麼，他們都只能恭恭敬敬地接受。這種論調彷彿有理，卻會帶來很大的危險。

個問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答案。大致說來，伊麗莎白時代的作家選擇貴族和劇場觀眾作為自己寫作的對象。18世紀的文學保護人是由咖啡館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書商這兩種人組成的。在19世紀，大作家都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雜誌和有閑階級寫作。當我們回顧這些不同的聯盟並讚賞它們所產生的輝煌成果時，我們覺得這一切要跟我們的尷尬處境比起來，真是單純得令人羡慕、像大白天一樣清楚——可我們自己又該為誰而寫作呢？因為，今天站在我們面前的保護人是空前的品類繁多、叫人糊塗：有日報、周報、月刊；有英國的讀者和美國的讀者；有暢銷書讀者和滯銷書讀者；有文化修養高的讀者和追求緊張情節的讀者——他們現在全都組成了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實體，通過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們的不同需要，把他們贊成什麼、不滿什麼全都告訴大家知道。譬如說，一位作家看見肯星頓公園裡番紅花初次開放，受到了感動，在他動筆寫文章之前，先得從一大批競爭的刊物當中選出某一個對他最合適的主顧。「對九-九-藏-書他們統統不必考慮，只想著你的番紅花好了。」——這麼說是不濟事的，因為寫作是一種交流方式，你的番紅花只有在與他人共同欣賞中才算得一朵完整的番紅花。遲早也許會有人專為他自己一個人寫作，不過那只是例外，而且還是一種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願意讀他那些作品，就讓傻瓜們讀去吧。

但是，究竟誰才是理想的人選，誰才能夠引誘作家的頭腦構思他那最佳傑作，促使他那孕育之中的種種充滿生機的作品誕生出來呢？對於這學保護人是由咖啡館的才子和格拉布街的書商這兩種人組成的。在19世紀，大作家都為那些半克朗一本的雜誌和有閑階級寫作。當我們回顧這些不同的聯盟並讚賞它們所產生的輝煌成果時，我們覺得這一切要跟我們的尷尬處境比起來，真是單純得令人羡慕，像大白天一樣清楚——可我們自己又該為誰而寫作呢？因為，今天站在我們面前的保護人是空前的品類繁多、叫人糊塗：有日報、周報、月刊；有英國的讀者和美國的讀者；有暢銷書讀者和滯銷書讀者；有文化修養高的讀者和追求緊張情節的讀者——他們現在全都組成了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實體，通過各自的喉舌宣布了他們的不同需要，把他們贊成什麼、不滿什麼全都告訴大家。譬如說，一位作家看見肯辛頓公園里番紅花初次開放，受到了感動，在他動筆寫文章之前，先得從一大批競爭的刊物當中選出某一個對他最合適的主顧。「對他們統統不必考慮，只想著你的番紅花好了。」——這麼說是不濟事的，因為寫作是一種交流方式，你的番紅花只有在與他人共同欣賞中才算一朵完整的番紅花。遲早也許會有人專為他自己一個人寫作，不過那只是例外，而且還是一種不值得羡慕的例外，如果有哪些傻瓜願意讀他那些作品，就讓傻瓜們讀去吧。ｒｅａｄ.９9csw•cｏｍ

這麼說來，我們所需要的保護人就是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藝術花朵永不凋謝的人。但是，由於時代不同，文學保護人的素質也起著變化，而我們處在這競爭的人群中，必須有自己的堅定信念，不為種種假象所迷惑，不受種種派別所蒙蔽，因此，尋找保護人這件事就構成了文筆生涯中的一種考驗和磨鍊。懂得了為什麼人而寫作，才懂得如何去寫作。現代的文學保護人的一些素質又是相當清楚的。顯然，此時此刻，作家所需要的不是愛看戲的保護人，而是愛看書的保護人。現在，保護人還得接受過關於其他時代和其他民族文學的教育。此外，由於當代文學所特有的癖好和傾向，還要求他具有另外一些素質。譬如說，存在著一個猥褻描寫的問題——它騷擾著我們，使我們感到困窘，比伊麗莎白時代更甚。20世紀的文學保護人對此不應感到震驚。他必須準確無誤地分辨出哪些是出於必要而黏在番紅花上面的小小糞土塊，哪些是為了虛張聲勢有意塗抹在番紅花上面的污穢。他還必須判斷出那些不可避免地要在現代文學中發生重大作用的社會影響，並且能夠說出哪些起著完善和加強的作用，哪些起著抑制和削弱的作用。此外，感情問題也需要保護人來表態；在這個領域里他能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他可以支持作家一方面下決心避免多愁善感，另一方面克服那種不敢表達自己感情的怯懦恐懼感。他會說：害怕自己的感情要比感情太盛更糟糕，也更常見。保護人也許還會談到語言問題，指出莎士比亞曾經使用過何等豐富的詞彙，莎士比亞又曾違反過多少語法規定，而我們呢，儘管在寫作時像彈鋼琴一樣拘謹地用手指按著黑鍵，可比起《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也看不出好到哪裡去。假如你能完全忘記自己的性別（他還會說），那敢情好，一個作家是沒有性別的。但是，順便說一句：這一切只是基本概念，而且還是有爭議的。保護人的首要素質是另外一種東西，那也許只能用一個可以包容一切的字眼兒來表達——氣氛。非常必要的是：保護人應該將番紅花掩護和籠罩在那麼一種氣氛之中，使它看來像是一種極其珍貴的花朵；如果把它歪曲描述，簡直就是人生在世所犯的一種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必須使我們體會到：僅僅一朵番紅花，只要是真正的番紅花，對他來說也就足夠了；他不想聽人教訓、提高認識、接受指導、有所改進；他過去曾經逼迫得卡萊爾大聲怒吼、丁尼生寫起牧歌、羅斯金精神錯亂，對這些他表示遺憾；現在，他願意按照作家們的要求，要麼退隱不出，要麼出頭露面，都可以；他和作家們之間比母子關係還要密切——他們實際上是一對孿生子，一枯俱枯，一榮俱榮；文學的命運就決定於他們之間的親密聯盟——這一切證明了（正像我們一開始說過的）選擇保護人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怎樣才能選得恰當呢？怎樣才能寫得精彩呢？那就是問題之所在了。九九藏書ｒｅａd.9９ｃsｗ.cｏm

但是，一朵番紅花夠嗎？它大概必須帶著一種金燦燦的顏色，能夠閃耀到很遠的地方，非常值錢，而且帶有作者的署名吧？報紙，無疑是能夠繁殖番紅花的一部大機器。但是，如果我們察看一下這些番紅花，就會發現它們遠非每年3月初在肯辛頓公園裡從草叢中綻開的那些小小的黃花或紫花。報紙上的番紅花自有它的動人之處，但它是另外的一種植物。它能恰好填滿給它指定的那一部分篇幅。它能放射出金色的光輝。它親切、友好、熱情。它也精緻完美——不要以為《泰晤士報》的「本報戲劇評論員」或者《每日新聞報》的林德先生的藝術技巧是輕易得來的。能在上午9點鐘使100萬人的頭腦都活躍起來，使200萬隻眼睛都有一些鮮明、生動、有趣的東西可看，這種本領可不能小看。但是，夜晚一來臨，這些花朵就統統凋謝了。這些小玻璃片兒，一旦拿出了海水，立刻失去了它們的光芒；大名鼎鼎的女歌手，如果被關進了電話間，就會像海乙那似的號叫；才氣橫溢的文章，一旦挪離了自己的活動範圍，就會變成塵土、沙礫和草皮。報刊文字，倘若收集成書，往往不值一讀。